国资改革

国资改革（共12篇）

国资改革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八个月后, 国资委7月15日宣布首批央企改革试点名单, 这意味着国资国企改革打破僵局, 也标志国资国企改革进入顶层设计与试点同步推进的阶段。外界期待, 有关方面能够扎实做好相关试点工作, 为国资国企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

意义——国资国企改革面临诸多难题,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难题, 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7月15日宣布, 国资委正式启动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首批试点6家央企名单亮相。

就此次“四项改革”试点的意义, 彭华岗说, 推进“四项改革”试点, 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

首先, 通过试点和企业一起探索破解改革难题。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很多, 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 破解这些难题, 还是要通过实践, 不断深化和探索, 少走弯路, 规避风险。

其次, 通过试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在一些改革的重大问题上, 企业有大量的实践, 试点一方面是完善这些实践, 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实践经验, 探寻规律。

再其次, 通过试点以点带面, 有序推进改革。企业是改革的主体, 改革的动力也应该来自企业。中央企业都有先行先试的愿望,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 也是顺应企业的要求, 发挥试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当然, 试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依法依规, 稳步实施, 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目前已召开9次全体会议和5次专题会议,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仅今年上半年, 国务院国资委就至少开了11次会议, 讨论国企改革。这些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 新一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成型。

目标——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

“四项改革”试点的目标是舆论关注的重点, 对此, 彭华岗表示, 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不是搞“盆景”, 也不是搞政策“洼地”, 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据彭华岗介绍, 试点的目标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 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探索授权投资公司经营国有资本后, 投资公司如何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

第二, 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路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 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 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激励约束有效、经营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 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 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如何规范“四项改革”试点, 彭华岗表示, 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 坚持基本经济制度, 坚守改革底线, 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彭华岗看来, 推进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 关键是要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 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同时, 必须更要注意体现不同试点之间的差异化和个性化, 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 鼓励各项改革试点能率先突破的就不等不停、先行先试。

步骤——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四项改革”试点出台后, 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6家央企?“国资委此次选择的都是工作有基础、试点有条件、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效果较好的企业。”彭华岗说, “符合试点条件的央企不在少数, 但最终只选择了少数企业试点, 也是出于稳步推进的考虑。”

那么, 6家央企应该怎么试?彭华岗给出的答案是:按照5个步骤有序推进。

第一,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试点工作由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组织, 成立4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试点企业的指导服务。

第二, 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点方案, 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接, 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验。试点企业的方案, 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

第三, 加强指导、大胆实践。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 率先在试点企业落实到位;试点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在不越法律法规“红线”、不碰国有资产流失“底线”的前提下, 多开“绿灯”、少踩刹车。

第四, 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注意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从中提炼出可以指导全国相关改革的可操作办法和制度性安排, 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文件, 具备条件的及早出台。

第五, 梯次展开、逐步推广。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 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更好地发挥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

国资改革 篇2

2012年07月24日 10:07 来源：财经网 2012-07-24 作者：陈清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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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与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目标是有差别的。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把国有资本运营的目标局限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产生误导。

在决定国有资本进与退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发问：“在赚钱的行业为什么要退？” 国有资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资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当的高度，就会产生谬误。例如，政府向国企大量输送稀缺资源，构筑垄断地位；维持电信高收费；银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负利率的情况下继续出台收费项目等都是资产增值的办法。结果是国有资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这是以不公平竞争和降低社会经济效率为代价。

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投资是追求财务回报，以投资收益弥补社会性赤字，保住社会底线；另一类是实现公共目标。例如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领社会投资、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保障经济和国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设项目等。

再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为救股市，以上千亿港元敞开收购恒生指数股，在市场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出资几百亿美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果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航天产业，至今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国有资本实现公共目标和矫正市场失灵很好的案例。尽管在良好运作情况下，大多数可以获得高倍率的回报，但政府投资的出发点则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共目标。

九、政府与企业的亲与疏

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按企业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隶属关系区别政策，是改革过程遗留的问题，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强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有亲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国有企业处于绝对强势地位。

一是它属“体制内”、有“行政级别”和从政府那里获得稀缺资源的优势。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获得电网、电信等特许经营权，获得政府投资项目的能力也最强。二是可以方便地获得银行贷款。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三是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四是即便在竞争行业，也有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企业“量身定制”；而行政审批则和与政府的亲疏程度相关。很多民营企业因此被挡在门外，称此为“玻璃门”。五是政府承担了过多的建设职能，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大都被挤了出去。

实际上企业按所有制和隶属关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地方国企处于次之地位；外资企业有较强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国家和地方的青睐；民营企业则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为“躲避风险”，国企更倾向于在内部进行交易、形成配套。如为发展电动车，央企在自己圈子内组成联盟，大手笔投资，建立产业链，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市场壁垒。银行显性或隐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业群，为规避“政治风险”，都有远离民企的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预，来“做大”国有企业，甚至强制盈利的民营企业被亏损国有企业兼并。在钢铁、煤炭、民航等领域屡屡出现民企被挤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护主义还没解决的情况下，所有制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在强化，两种很强的反市场竞争力量降低了经济效率、抑制了发展的潜能。

十、关于“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

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这个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绝不是谁进或谁退，而是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都做强做大、所有资本资源都迸发出发展的潜能。

争论的实质不是这个问题的本身，而是竞争的公平性。在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轮番政策调整的做法没有及时改变，有些一直延续至今。

舆论、政府管理和涉及企业的许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经上市的股权多元化的公众公司，每家企业都有一个“所有制标签”，分作“体制内”和“体制外”，并对其有亲有疏。这就在市场中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近来，这种对立在社会上进一步情绪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非常值得重视的体制障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场。

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政府对国企的干预，使民企和国企都有诸多抱怨，都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场效率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公平地位和机会均等。从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各类资本都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应当受到公平的保护；各类资本投资的企业都会创造就业和税收，应当获得平等的竞争地位。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有人开始担心民营经济发展是否已经碰到了“天花板”？面对种种现象和舆论，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财产向境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日益上升。针对这些现象，有人提出，在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纳和留住本土成长出来的李嘉诚、王永庆、郭鹤年和李秉哲？

我们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此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理论观点中央早已确认并阐明；国务院“老36条”、“新36条”也已发布多时，但进展十分有限。近来，有关所有制的争论反而再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关“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增长潜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新时期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亲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实现形式

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同时，中央一直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管理如何能与市场经济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的合理形式和途径”。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进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强调“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将国有经济等同于国有企业，在产业领域把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经济的唯一实现形式。尽管在部分市场失灵的领域仍有实际意义，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领域继续以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群，作为国有资产实现形式，使企业和政府不断遇到各种困惑。

将经营性资产资本化，选择可以用财务语言清晰界定、计量，并具有良好流动性、可进入市场运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资本化的实现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银行业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一般领域，国有资产实现方式的资本化是进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国有资产资本化意味着国家从拥有、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转向拥有和运作国有资本；意味着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持股机构与投资的企业建立股东与公司的关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业依法成为独立市场主体，聚焦于财务业绩，在董事会指导下，在竞争中做强做大。这对政府和企业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资本化的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将通过国有资本在行业和企业间的“有进有退”来实现。这种进退，原则上不影响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

三是政府摆脱了与“国有企业”关联关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脱地位，进行市场监管，提供公共服务；有助于改变按所有制区分企业的政策，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消除“所有制鸿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是国有资本可分作两种投向，两种运作机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国家委托专业投资控股机构投资运作，实现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标。在一般领域的投资，委托专业的社会性投资机构运作，追求更高的财务回报。两类投资各有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国有资本投资收益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主要用于弥补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那些需要公共财政支付的历史欠账，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转型，并使“全民所有”回归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国有资本预期功能主要通过市场运作实现，而不是以破坏市场机制为前提。这就使国有资本具有“亲市场性”。规模较大的国有经济的这种存在，原则上没有扭曲市场的动因，而是维护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体制转轨、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国资改革5.0 篇3

历经30年四轮的国企改革，多数央企，部分省级龙头国企已经成为比较现代化的企业，特别是央企，自国资委成立以来连续多年实现了营收、效益的增长，企业的运作机制日趋完善。但是，这些企业在信贷、政策等方面还确实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同时，它们大多数是以资本扩张为核心发展动力的，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所有制不可动摇，可以优化

现在国企营收占全国营收的比重已经不足30%，但是，在资产方面仍占比近半。这时候，它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全民所有的，在中国贫富差距巨大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对全民所有的资产，通过各级国资委代为监管，授权管理层经营，这些都没有原则问题，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在相应资产的处置方面、在分红方面，还有巨大的问题。

90年代末，大量小国企被强行关闭、甚至以极低的价格以MBO方式给了少数权力拥有者，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如果想刺激企业发展，可以给予足够的分红权（类似于华为的虚拟股权）、或者卖出部分股权及所有经营权（类似中兴模式），而把整个企业以极低价格给了个别人在法理和人情上都存在很多问题。

那么，现在的国企改革，所有制方面一定要极为慎重，尊重法制、尊重所有权人的长期根本利益，不能一卖了之。可能有几种方案：

一方面，对于国计民生没有那么重要的国企，通过整体上市的方式，企业可以实现更好的估值——尽管也经常扭曲，但远远好于暗箱操作；而这时候对于在任的管理层，为防止他们故意做低业绩MBO，应该同时允许多家竞争对手来竞购，这就需要资产交易所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更多的不应该是出卖所有权，而应该通过很多变通的方式来优化管理。比如进一步优化股权激励制度，来刺激管理层、核心员工的动力；可以试行虚拟持股，对分红权给予更大的空间；也可以通过EVA、对标管理等方式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

总之，中国的国有机制在受到极大侵袭的时候，这仍然是大量普通民众未来的保障，任何所有制的变更必须公开、透明、公正和市场化。

混合所有制要聚焦公平和效率

在所有制有保障的基础上，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最大的价值就是提升整个社会的运作效率。 但是，如果把混合所有制本身当成一个法宝，一切逻辑就错了。

大量国企做得不好，并不是所有制所致，而是因为内部管理不够好、外部竞争不够充分。同理，大量私企、民企运作管理可能更差。最优秀的民企往往优于最优秀的国企，但是，次优秀的民企就未必优于最优秀的国企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是最好的民企，在全球电信行业位居第一，中兴位居第五，是国有民营。人们往往把华为作为民企更优秀的代表，但是，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兴远远优于其他电信行业的所谓民企，而排名第三的烽火也是国企。这是因为，一个企业有优秀的企业家是重要的内因，所有制并不是唯一原因。

类似的例子还有格力这个国企，它不仅成为中国家电业的盈利之王，也是全球空调的老大，美的也是很优秀的民企、海尔是很优秀的集体企业、TCL是国企MBO的民企，你能从所有制来判别吗？

大陆之外的例子也是如此，比如台湾头号电子企业是台积电，是“国企”，法国的阿尔斯通、阿海珐等都有大量国企成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所以，“混合所有制”这个提法有非常大的问题和暗示，关键应该聚焦在公平与效率方面，公平主要取决于市场化，竞争条件要逐步走向平等；而在效率方面，主要取决于内部管理、外部竞争和合理激励。

因此，对于一些行政性的垄断要对民企有节奏地逐步放开，特别是对一般性竞争领域，步子可以走大一些；对于内部的股权激励、董事会制度、整体上市等方面也要加快步伐，依法推进。

国资改革:领唱2014投资大戏 篇4

对资本市场而言, 新一轮的国资改革堪称“二次股改”。而据统计, A股市场中,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约13.53万亿, 占A股整体市值的64.25%。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管理层不断推出新的细化政策, 改革进程向横纵两方面深入推进, “国资改革”概念或将领唱2014年的投资大戏。如果本轮改革能够实质性推进, 其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望有效提升股市的中长期估值水平。

国资改革箭在弦上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经济亟待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 新一轮国资改革正是核心关键一环。

最新公开数据显示, 2013年1-11月, 我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41.93万亿元, 同比增长11%;累计实现利润总额约2.15万亿元, 同比增长8.2%;国有企业资产累计约90.6万亿元, 同比增长13.5%。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的比例已达到89%,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比例达到52%。

展望2014年, 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回升基础并不牢固, 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下行压力, 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 而国有企业不少分布在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领域, 所以2014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本次国企改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可谓“箭在弦上”, 华泰证券提出三点理由:一是目前国有企业“行政化”的特征仍然明显, 不仅降低了整体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 也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二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垄断地位反而成为其经营活动效率低下的天然保护伞, 且国企高管激励机制的缺失, 无动力提高生产率;三是未来城镇化的推进要求完善的产业配套, 国企依然带有行政色彩的做法可能会造成局部产业发展失衡、过剩产能大量涌现的恶果, 有可能会导致农民贫民化。

改革路线图出炉

2013年12月19日, 国资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对外发布了国资委在落实国资改革精神上的初步思路, 其中“两个大方向———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七项工作”的表述描绘了国资委下一步改革的大致轮廓。

国资委日前在部署2014年工作时进一步表示, 将着力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事关国资国企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上下功夫。

据悉, 混合所有制是当前及今后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头戏”, 实现混合所有制主要有4种形式。其一, 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可以采用国有独资形式;其二, 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 可保持国有绝对控股;其三, 涉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 可保持国有相对控股;其四, 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 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

值得一提的是, 国资委将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 在具体实施中, 将实行“一企一策”, 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 不搞“一刀切”, 这被业内视为本轮国企改革与过去30多年改革的最大区别。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业内人士认为, 上市公司并购基金以公司产业整合需求为指导, 对横向或纵向标的资产的收购、整合、重组及运营, 并以向上市公司出售为退出方式, 有望成为国企改革资产资本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改革红利的最大投资机会所在。同时国资委探索采取业绩股票、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等激励方式, 这对资本市场影响巨大。

申银万国认为, 此前对国企的种种制度性约束将在本轮改革中得到突破。与此同时, 新一轮国企改革将在激励机制、降低竞争性行业国资委持股比例和资产整合方面发生前所未有的实质性变化, 从而使国有企业的效果能够切实兑现在未来几年的业绩和效率的提升。

投资逻辑逐步清晰

据统计, 在A股市场中, 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约13.53万亿, 占A股整体市值的64.25%。分析人士指出, 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行改革, 特别是国企改革, 推升了股票估值, 如果本轮改革能够实质性推进, 其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望有效提升股市的中长期估值水平。

据广发证券的总结, 新一轮国资改革投资路径主要有三条, 一是出售股权, 大部分商业企业通过出售股权实行改制, 并购期间股价表现取决于能否控股或者是否有实施管理层激励, 改制后股价涨跌主要取决于盈利改善时间点、幅度和改善前PE。二是资产整合, 资产整合是未来国企发展方向, 一般资产整合后股价均出现大幅上涨。三是股权激励, 净利润率大幅改善推动股价大幅上涨, 股权或现金激励实施后享受估值溢价推动股价表现超越大盘。

鉴于国企改革的利益复杂性, 民族证券认为明年国企改革仅在共识性较强的几个领域推进, 一是国企的部分垄断领域将会放开竞争性业务, 如被几大石油公司垄断的上游油气资源、中游油气管道等将有望向社会和民营资本放开;二是推动竞争性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提高国企运作效率, 如股权多元化;三是成立一批国有控股投资运营公司, 以整合并集中更多国企资本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国资国企改革方案 篇5

1会议简介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于2013年12月17日在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以下为本社在会议现场获得的文件全文。

2会议背景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主要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加强党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领导，营造鼓励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国资国企成为上海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力量，现就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3会议内容

一、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一)重要意义。上海国资国企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对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对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也具有积极影响。近年来，上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全力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国资监管体系基本确立，国资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国有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但是，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动力和发展活力仍需进一步增强。当前，上海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和新型发展的新挑战，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上海国资国企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住国家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机遇，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动上海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提升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为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导向，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着力点，以推进开放性市场化重组为途径，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国有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繁荣，实现上海经济

国资改革的上海路径 篇6

上海世博中心四楼会议厅内，正在举行2013年度上海国资改革动员大会，座无虚席的听众席上鸦雀无声，有人频频落笔记录。

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的方案，在酝酿了十个月之后，此时终于面世。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棋局中，破局的“棋眼”非国有企业莫属。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今天的国企改革已然与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捆绑在了一起。

作为中国地方国资国企的“重镇”，上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率先公布地方国资监管改革路线。这是继200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9号文”）之后，上海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又一次全面部署。方案由于承续着金融危机以来上海国资一贯坚持的“先行先试”思路，涉及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搭建、股权激励扩容等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受到了公众广泛的关注。

多方调研最终定调 改革再启程

尽管《意见》的出台距离上一次改革意见已有5年时间，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潮头堡，上海在最先分享改革带来的红利同时，从未停止自身对于国资国企改革的探索。

这可以从20年前上海国资委成立之时说起。

1993年7月16日，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同年12月18日，上海市国资委发出1993年第1号、第2号、第3号文件，分别批复同意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组建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授权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统一管理经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国有资产。是为上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行业局改制的第一步。

1996年，上海建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撤销行业主管局。为了整合部分国资国企，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重组、上市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国资国企的“标准动作”。到2004年，上海88家含国有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益697.41亿元，占经营性国资总量的13.63%；主营业务收入2284.63亿元，约占全市国有企业的1/3；国有股权益净利润相当于全市国有企业净利润总额的43.79%。

2008年，上海“9号文件”发布，明确了当时上海国资改革方向：坚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联合，加快推进企业发展壮大；推动国资多层次、大范围流动，优化国资布局结构；明确产业类企业（集团）的主业，推动优势资源向主业集中等方面。

2008年到2013年，上海国企在分类监管、资本融通等方面的尝试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新一轮改革开始铺路。目前，上海国资资产证券化已由2008年17.8%提高到了2012年的35.2%，61%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性领域和优势产业。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国资国企通过整体上市，明确了主业，优化资源，扩大规模。其中上海建工、上海汽车、友谊股份、上海医药等纷纷实现了核心资产的整体上市，当然其中也不乏国资退出竞争性企业的例子，如上海家化。

2013年2月，新一轮改革开始酝酿。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动员会上说的那样：“上海已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

而改革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皆大欢喜”的局面，意味着不仅需要浅犁更需深耕。为了找到国资国企发展软肋，打开改革的突破口，上海市委将“深化本市国资国企改革”作为常委会6个重点调研课题之一。

3月，调研工作正式启动。上海市副市长周波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徐逸波率队课题调研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上海市各部门按照“完善监管体制、优化布局结构、加强分类监管、完善公司治理、培育跨国企业、深化企业改革、改进国企党建、探索政策创新”8个专题，分别组成调研小组，走进国企，开展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韩正、杨雄指示，要求认真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修改完善。“20条”最后审定中，韩正逐字逐句审读，提出重要修改意见。整个调研工作得到了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国务院国资委分管领导担任课题组顾问，主要司局负责人逐条审改。

调研过程中，共召开40多个座谈会，征求人大、政协、委办区县、企业集团、专家学者等600余人次意见。可以说，整个调研过程为方案最后的定调寻找了重要依据。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去行政化的主线

《意见》一经公布，人们便发现了不同。此轮改革突出国资改革，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成为本轮国资改革的核心。从之前的“国资国企改革”到如今的“国资改革”，一词之差背后体现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将只对国资增值保值负责，不再过多干涉国企的具体事务。

在动员会上，韩正强调，要为国企松绑，减少审批事项，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多管、管少、不管”。具体地：凡是和出资人有关的事情，都要严格地管起来；少管企业人事，特别是竞争类的企业；不管企业内部事务，把过去越位、错位的归位，让企业更好更主动地面向市场。

“管资产转向管资本，这个说法背后是有深意的。”参与过《意见》审议讨论的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对《国企》表示，“管资产更多是使用价值对象、企业组织平台对象。管资本更多是价值形态对象和市场流动能力，本质上是资本的运作能力。”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谢鲁江则认为，当政府职能发生转变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两者将从原先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民事主体间的契约关系。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远的视角来看，推进民事主体间的契约关系的形成显然更符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

去行政化的核心就是放权，首要的就是企业的人事权。韩正特别强调，要完善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任职机制，让懂市场、懂经营的人来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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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用市场化的方式来用人、选人，才能激发起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意见》提出，要积极推进市场化导向的用人和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与《意见》同时发布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企业领导人任期制的管理办法两个配套文件，则明确上海国企一把手将面临三年一考。知情人士透露，针对《意见》，下一步，上海还将发布四个配套文件，形成组合。

“和资本有关的、和出资人有关的，才是我们要加强的监管。”韩正说，“要落实市场化选聘和董事会管理。将来在竞争性领域，我们只管三个岗位：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其他都放开。在有些地方，总裁也要引入市场化选聘，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政府绝不能干预。”

国资流动平台：2014年实质性运转

上海国有经济体量很大，国资总额近10万亿元。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2年，地方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年均增长17.4%；2012年，上海市地方国企创造的生产总值、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各项税金占全市总量都超过了五分之一。

韩正表示，国资国企是上海发展的最大存量资源，潜能亟待进一步释放。上海国资国企存在许多明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瓶颈，比如，动力活力不够足、作用贡献不够大、能级能量不够高。

为此，在此次上海国资改革方案中，国资流动平台被重点提及。张晖明向记者介绍，所谓国资流动平台，无非两类，一是国有产权交易平台，二是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或者运营公司。根据计划，上海将逐步形成2～3家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的资本管理公司，对于具备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和部分非上市公司股权进行运营管理，上海国资将以此为抓手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

而在《意见》公布前，“国资流转平台”曾一度被外界解读为新加坡“淡马锡”管理模式的舶来品。在此次会上，韩正否认了这样的说法。他指出，改革不是简单地把企业一卖了之，更不是简单地照搬其他模式。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

据了解，上海将建立统一的国资流转平台，并在2014年内首选1～2家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公司启动实质性运转。

现已经确定的一家是上海国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0年3月31日，正式挂牌成立。《国企》记者查阅相关报道发现，公司由国盛集团与上海国际集团这两家平台共同组成了上海国资管理的产业、金融“双平台”模式，主要任务是盘活国有存量、促进国有股权流动和确保国资保值增值。早在2011年，上海国有资本管理公司运作了上海家化的股权交易。在此番政策落地之后，该公司将作为上市公司的股权管理平台，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进行统筹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然而，公司至今尚未有任何明确的动向。

有学者指出，上海欲搭建国资流动平台，是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响应。三中全会决定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资管理提出要求：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然而，由于目前国有上市公司都在集团公司名下，这样的架构下要实现国资便利、有效地进出，运作成本会比较高，因此通过统一的平台加以统筹会更加合适。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对《国企》记者解释，随着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减持，补充资金进入社会保障等领域。

目前《国企》记者向知情者了解到的情况是，建成的国资流动平台将只对国有股权实际控制产生影响，而国资委与企业的监管路径以及对干部、资产和日常事务的管理权限不变。国资流动平台也不会参与企业的内部管理。

分类监管：转变并非一朝一夕

为更好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此次改革在国资布局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以求突破。而选择这一改革途径正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韩正表示，要凸显国有企业在先导型、基础性、新兴产业中的集中度。《意见》要求：“将国资委系统80%以上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

对此，张晖明表示：“战略新兴产业是一个要培育的产业，需要有一个财政投资的铺垫期。这个铺垫期投资的成本通常情况下需要政府引领，由国有资本来承受。正是为了集中资本力量，发挥引领作用，既有的国有资本配置在竞争性领域可以调整退出，转而投向新兴产业领域。”

“任何资本合理的投资方向都应当建立在充分的规划下进行，包括投资风险、专业化程度、利润回报等因素的结合。简单归结为一点，便是资金效率优先。”马泓认为，从文件提出对国资布局80%以上国资集中的考量可以看出。在此次目标产业里，前景是光明的。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一旦阶段性出现资金下降，就会对国有资本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执行力。

《意见》指出，改革将“突出企业市场属性，兼顾股权结构、产业特征、发展阶段，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其中竞争类企业将以市场为导向，努力成为国际国内行业中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将按照市场规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对涉及上述分类业务的企业，因企制宜、分类分层管理。

此次上海国资改革明确国资国企的功能定位，并按不同功能进行分类监管，逐步实现差异化管理。在具体企业划分上，上海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汽、电气等多数集团将划入竞争类企业，国盛、临港等属于功能类，城投、久事等属于公共服务类。目前在市国资委系统市管企业中，竞争类企业户数占67%，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91.5%和84.9%。

多位接受采访的企业家认为，分类监管是改革的最大亮点，对他们产生不小的触动。

“在明确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同时，只有突出企业市场属性，监管才能有的放矢，而这本身也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易贸资讯宏观分析师马泓对《国企》表示，“在这之前，国资的经济运作制度基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对国有资本的经营参与度和控制力较强。这次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进程中，更多倾向于市场化的经营，向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竞争类企业需要及时调整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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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类公司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更多是保障政府重大工程的转向任务，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这类企业，应当在项目经营与政府任务之间相互协调，国资委适当减少监管，并引导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城市的建设。而对公共服务类公司，涉及国防安全、社会安全、保障性设施建设的企业，应加强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合理利用，发挥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马泓表示。

在张晖明看来，国资分类管理是一个方向。对于那些竞争类的国有资产可以果断选择退出变现以减少风险，比如上海家化资产的“整体转让”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分类监管也意味着对于管理班子也要有相对应的考量。对于竞争类企业，上海将仅管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三个岗位，有的企业总裁也将尝试放手市场化，经理层副职以及相应党群干部不再“市管”，管理层以市场化配置为主。这意味着在业绩考核和薪酬激励上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市场化手段将成为激活国企活力的突破口。

《意见》中称，将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明确责任、权利、义务，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保持合理的稳定性和必要的流动性。竞争类企业，按有关规定落实董事会选人用人、考核奖惩、薪酬分配权。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然而，马泓指出：“此次改革明确了竞争类企业要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功能，符合市场化经济的精神。但是，这对于一直以来习惯于服从组织安排的任免方式的国资体系而言，要完成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

改革关键：如何牵住“牛鼻子”

上海国资改革方案刚刚公布，尚未实施，现在评价为时过早。事实上，上海如何在三五年时间内培育数家资本管理公司和跨国集团，或许这才是改革的“牛鼻子”。

《国企》记者从公开渠道获悉，2013年一季度，上海国资旗下控股企业共有55家，其中涉及资本运作的企业有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国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等数家公司；8月，国盛集团和长江计算机集团重组，两家公司集团总资产已经接近600亿元。

“如果按照上海国资改革的思路，那么这几家公司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对国资进行进一步的整合。”海通证券分析师李婷对记者表示。

上海国资系统一位负责人透露，上海国资已经在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包括上海城建、上海建工、上海交运等大集团整体上市工作正在进行中未来上海国资的整合将向纵深化发展。

就在上海国资委发布《意见》会议前后，旗下上市公司已纷纷采取行动，可谓动作频频。

2013年6月开始，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纺织集团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进行调整。11月27日，光明食品董事长王宗南离职。11月28日，联华超市董事长马新生和财务总监徐苓苓双双辞职。

10月28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12月11日，兰生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兰生集团和东浩集团将实施联合重组。12月13日，重组后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挂牌。该举动也被认为是上海国资系统将要开始的新一轮并购的序幕。

2013年12月16日，光明集团旗下的上海梅林发布公告称，拟向包括公司高管在内的114名员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725.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5.46元。

然而，新政效果的不确定性来自没有现成的样本可以借鉴。如何保证10万亿的国有资产增值保值，面对这两年仅2%的收益增长，上海国资改革面对的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现实也从另一个侧面敲响了警钟：兰生股份和上海梅林的财务报表上每股经营现金流都出现了负值。

张辉明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国有企业中，都有经营得好的国企，也有经营亏损的企业。好的企业可以吸收更优质的资源，而差的企业如何处理，也考验着政府的智慧。”

在上一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中，上广电的例子跃然眼前。这家曾经员工人数达2.5万人，堪称上海最大国有集团。由于负债数额巨大，最终被上海仪电集团接收债务，并通过上海东方传媒借壳上市。它也从上海国资企业的名单消失。

“不论民企还是国企，如果不思变革，最终都会重复上广电的命运。如梅林和兰生这样的企业，如果维持原状，或许也会走到亏损那一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行变革。因为，谁也不愿意见到第二个上广电。”上海国际集团一位管理者如是说。

国资改革 篇7

一、巩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工作

认真贯彻执行 (财政部35号令)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财政部36号令) , 科学地建立健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资产处置、资产使用、资产调剂、资产评估和资产管理信息化制度, 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预算管理, 为解决资产预算管理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应从事前、事中、事后控制以及外部监督上着手加强管理。

1. 加强事前控制, 科学编制资产预算

科学编制预算内容, 关键是要正确把握资产预算的编制依据。增量资产配置应当建立在存量资产的使用和利用上, 因此, 合理的预算编制依据应当充分考虑增量资产配置与存量资产使用情况的匹配关系, 以增量资产激活存量资产。一方面, 编制预算时要改变增量资产配置和存量资产使用无关的状况, 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存量资产进行充分调研和分析, 掌握包括各类资产的数量、分布、使用和利用状况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 编制预算时要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履行工作职能和事业发展的需要, 确定单位各类资产的配置标准。最后, 将存量资产使用状况与资产配置标准进行合理匹配后, 提出增量资产的配置方案。

2. 制定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标准

资产配置标准, 是指对资产配置的数量、价格和技术性能等的设定, 制定科学合理的资产配置标准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预算管理中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迅速制定《松滋市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松滋市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维修和装饰装修标准》、《松滋市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家具和设备配置标准》和《松滋市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暂行办法》, 对单位的办公用房建设及装修、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公务用车配置进行详细规定.必须强调的是, 国有资产配置标准一旦制定颁布后, 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主管部门应对其资产配置情况加强监督和管理。但同时, 随着经济的发展, 行政事业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数量和配置标准应有所调整, 以适应其单位履行职能所需物质条件或手段的变化。

3. 细化预算内容

编制资产预算时, 要尽可能的细化预算内容, 以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单位预算编制部门应对资产配置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 提出各单位资产预算的具体内容和计划。资产预算应包括资产项目的具体技术参数, 如各项资产规模、类型、构建或处置方式、资金来源等。

4. 严格进行事中控制, 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预算编制仅是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预算的执行和落实。为了确保预算编制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资产预算一经审核批准, 预算单位就必须严格执行, 这是深化预算管理的关键环节。预算执行必须严格遵照预算内容和项目进度计划, 预算单位要接受财政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及时对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审核。预算执行过程中, 如发现行政事业单位擅自改变资产用途, 或者挪用资产购置资金的, 应立即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 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同时, 必须强调的是, 预算执行内容一般不得随意调整, 但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由于国家政策、单位职能或其他环境因素发生变化, 有时也需要对预算进行适当的调整以确保预算的科学性。预算调整必须遵循严格的审批程序。一般而言, 预算单位需要调整或追加国有资产预算的, 应提前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 方可按程序调整或追加预算。

5. 加强预算考核和事后绩效评估

资产预算执行结束后, 主管部门应对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考核。预算结果考核既是对此次预算项目执行情况的评价和总结, 也为此后预算项目的编制和申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主管部门应参照预算对资产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分析, 考察是否存在预算超支或结余, 并对预算资金使用效果, 资产运行情况和配置效果等进行综合评价。同时, 为了督促单位各部门认真对待预算编制和执行, 预算执行情况的考核结果应指明责任单位或个人与其业绩进行挂钩。

6. 订制度, 把“三关”, 力求资产收益“颗粒归仓”

对经营性资产管理, 应改单位过去“大头截留, 小头上交”的弊端, 制定办法, 约法三章。一是把严合同关。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出租房屋、商业门面等经营性资产和单位对外投资持有的股权和经济实体由财政部门和单位共同管理, 所签合同, 必须签订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合同文本。二是把好处置关。所有资产处置一律进入荆州市产权交易中心松滋代办处公开交易, 做到资产处置公开透明。规定1万元以下的资产处置由主管部门审批;1万元至10万元以下的资产由财政部门审批;10万元以上的由市政府审批。三是把紧资金关。对于资产变价收入、资产报废和报损的残值收入、资产租赁收入、资产出租和出借收入以及用资产兴办经济实体所取得的收入都必须缴入国有资产收益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二、强化干部队伍建设, 提高行政效能

加强机关自身建设, 向管理要质量, 向管理要效率, 不断在管理上下功夫, 内抓机关管理, 抓工作作风, 健全和完善了相关制度。

一是通过总结多年来机关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结合实际对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和补充, 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关管理控制体系, 使全局形成了“工作有标准、做事有规则、管事有规章、办事讲程序、干事讲效率、考核讲绩效”的良好局面。该制度分别是学习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廉政制度、文件资料收发归档管理、财产财务管理、接待用餐管理、车辆管理、微机及电器管理、信息报道管理、保密制度、环境卫生管理、文明和计划生育管理目标责任制、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

二是全体人员都签定《内部管理责任状》, 加强各科室业务的管理和监督, 规范工作程序、不断健全内部约束机制, 保证各项工作过程严谨细致, 保证全体人员廉洁自律。与每位科室负责人签定《工作目标考核责任状》, 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 确保国资监管的落实。

国资改革 篇8

如何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抓住关键性环节“动刀”, 进而促使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建立?苗圩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最基本的思路是,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以完善公司法人制度为基础, 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 首先须理顺出资人、决策人和经营管理人的关系, 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各负其责、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在致力建设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 还须继续深化股份制公司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上市, 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 有必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

其次, 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 须尽快完善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允许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个方面, 苗圩聚焦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 透露将继续推动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部门与企业脱钩, 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并健全国家出资企业投资管理、财务管理、产权管理、风险管理等专项管理制度, 健全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国资改革 篇9

一、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方向

1.国资部门方案

根据国资部门的方案, 职能强大、权力广泛的国资委将被拆分成具有不同功能的国有资本管理体系, 从管理资产向管理资本过渡, 逐步淘汰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管理模式。在国资部门的方案中, 国资委拥有双层管理权限, 一个是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监管, 一个是通过管人、管事、管资本来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

对于国资监管的具体框架, 国资委认为应当以大型国有企业为基础, 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由这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能, 而国资委则对这些公司的核心成员进行直接接管。由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 因此, 应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切实担起出资人的职责, 新组建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质上担任的是一种“配角”角色。鉴于很多主营业务突出的国有企业, 其集团总部本身既是一个管理总部, 又是一个国有资本投资运行总部, 这两个方面很难区分, 因此, 国资委的方案实际上对利益格局的变动并不大。

2.财政部门方案

财政部门认为, 应当削弱国资委的出资人代表职责, 强化所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职责, 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资委只履行监管者职责。而财政部门则与相关职责部门共同制定资本管理、动态调整、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法规、政策。

财政部门还提出, 把“管资本”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 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股东的身份来参加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等活动, 把现有特大型中央企业集团进行分类, 具体分为一般竞争类和公共保障类的公司, 并且再进行细致化分类。在以往, 我国采用国家统一管理、分级进行管理的模式, 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而依据财政部门的方案, 财政部门、相关部门共同实施管理职能, 有利于企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产权归属, 从而形成多元投资主体, 全面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比较及建议

1.国资部门方案的实施难度及效果

近年来,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有企业中的部分深层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如政企不分等现象屡见不鲜。

国资部门的方案主要是以现有大企业集团为基础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建立两个机构的国资监管方案。总体来说, 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主要是基于国企集团公司而组建, 所涉及的利益调整相对会少一些, 因而其实施难度也较小, 这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国资改革推进难度, 但相应的, 其改革效果也可能不够明显。

同时, 因为国资委方案对国资委自身和央企的改动有限, 不敢触及更多的利益团体, 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经营的深层问题。当前, 很多大型国企没有进行真正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造, 始终抱着传统观念在运营, 如果不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就很难真正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管理。

2.财政部门方案的实施难度及效果

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决定了国企既要执行经济职能, 又要执行政治职能, 如果国企追求政治职能而忽视经济职能, 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成为无根之萍。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 财政部的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在采用这种监管方式, 该方式能有效解决国资委职能定位不清、国有企业出资缺位等问题。

但是, 该方案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 例如其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比较复杂, 实施难度很大等。将国资委定位为专业监管者, 而不是出资人代表, 政府的相关职能和组织结构划分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而面对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大型的中央企业, 这种大规模的政府调整是不太现实的。其次, 由于我国的国情, 我国的国有资产与世界众多国家的国有资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在现有央企集团公司之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则投资运营公司的经营风险会变得很大, 大规模的行业重组也会危及我国特定行业的产业安全, 风险不容忽视。

3.关于对国资管理体制的监督

所有人缺位是以往国有资产监管的突出问题, 也是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国有资产出现的任何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担。其次, 在对国资管理体制进行监督时, 一般会对总资产指标进行衡量, 但定量标准依旧不够精确, 因此, 有必要在核定企业总资产规模的基础上明确国有资产“多”和“少”的精确指标;最后, 政府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加强对国企经营者的监督, 拓宽国有资本监管的层次, 丰富国有资产监管的结构, 实现监管方式的转变, 尤其是要将全面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

三、结语

随着市场环境的转变及新经济形势的到来,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而国有资产作为国有企业的核心财富, 其管理效率、水平都是影响国有企业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国有资产改革的不同方案, 择优去劣, 统筹全局, 为国有资产的管理出谋划策, 确保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 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社会各界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决定, 当前的国资委、国有企业间将会有一个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入到其中, 从而形成三层次的纵向关系。针对此改革, 相关部门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方案, 以强化本部门对国资的管理。鉴于此, 本文研究了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 比较了相关提议的优缺点, 希望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良好的建议, 促进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向,改革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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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立.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与改革重点 (总报告) [J].经济研究参考, 2009, (26) :2-27.

国资改革 篇10

企业如果在资产负债率较高、现金流紧张不足的情况下仍持续进行大规模投资, 超越现有的财务投资能力, 极有可能会加大财务风险, 甚至陷入财务危机。今年来, 各行业“巨无霸”企业因超越财务投资能力进行投资最终陷入财务危机 (甚至破产) 的实例屡见不鲜。如曾经国内最大的PTA企业——浙江华联三鑫在资金链紧张的情况下仍进行大规模投资而破产清算;曾经世界最大的光伏生产企业无锡尚德也因超现金流能力投资导致到期无法偿债, 最终被迫破产重整。

企业生产性质的投资机会与风险并存, 一方面, 如果不进行生产投资或是投入较少, 无法从市场取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 如果资产负债率较高, 并且现金流紧张, 企业举债进行大规模投资, 由此加大财务流动性风险。那么, 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财务风险过大, 这就需要通过投资能力预测 (投资额最大值) 以约束投资规模。

然而, 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 传统的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的投资能力预测无法考虑央企集团变革的因素, 逐渐变得不够全面、实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针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深化。改革对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尤其是央企集团) 影响深远。

首先, 通过集团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现资本集中管控。央企集团实际成为控股公司, 主要功能为并购重组、资本运作与投资融资。

其次, 集团生产经营功能主要由子公司实现, 由此增强了集团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再次, 整个央企集团中内部资本市场实现集团资金安排的功能日渐凸显;最后,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原央企集团层面统一协调优化集团产业战略与业务布局, 央企集团中投资决策不合理、集团产业协同不足导致的重复建设与内部竞争等问题将得到改善。

区别于以往研究与实务探索, 本文的独特贡献在于:基于国资国企改革的新背景, 并结合最新的投资理论, 研究央企集团的投资能力预测问题。为改革导向下的央企集团“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高财务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全文布局安排与目的功能如下: (1) 引言:提出问题与理论、现实背景, 点明本研究的独特贡献; (2) 已有研究评述:回顾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有代表性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依据相关投资理论辩证评述现行实务方法; (3)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 (4) 研究结论。

2 已有研究评述

本部分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1) 回顾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有代表性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2) 依据相关投资理论辩证评述现行实务方法。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是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 在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下 (不考虑现金存量的情况下) 根据现金流恒等式逆推出投资能力, 即“投资能力=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筹资活动现金流净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根据投资规模约束等理论, 实务中现行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的投资能力预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Myers and Majluf (1984) 提出:信息不对称导致外部资金成本高于内部资金成本。企业投资支出更多地依据企业内部现金流制定。企业在确定投资规模时, 需要考虑资金使用效率与财务风险, 限制投资规模。Tinbergen (1938) 认为:企业投资受限于预期利润。预期利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更多的投资。结合中国企业特殊情况, 陆正飞 (1996) 指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过度负债以投资的情况, 故此投资时需要依据负债水平约束投资规模。

然而, 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将不再适用于国资改革背景下的央企集团。同时, 该投资能力预测方法也忽略了实务中存在的诸多非财务因素。因其未考虑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产业战略协同、集团与控股子公司不同的职能分工等因素变化, 预测出的投资能力与实际相差较远, 也远远落后于投资决策者行为的发展变化。

(1) 行为投资理论将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与企业投资相结合, 认为投资决策者自信、谨慎、从众等心理可能影响投资行为与实际的投资能力。Scharfstein and Stein (1990) 认为管理层投资决策存在从众行为。Malmendier and Tate (2005) 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更大规模更频繁地投资。

(2) 利益相关者外在的压力也会影响企业投资能力。Jen sen (1986) 提出举债因素能够有效制约公司投资规模。Baker, Stein and Wurgler (2003) 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越高, 企业投资规模对股价波动越敏感。换言之, 悲观投资者情绪会通过股市制约管理层决策, 制约投资能力。

(3) 其他的诸如的分配现金股利 (Jensen, 1986) 、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等治理因素 (Richardson, 2006) 、内部资本市场 (Stein, 1997;陈胜蓝等, 2014) 等都能制约投资能力。现有央企集团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过于局限于财务视角, 且不适用于国资改革背景下的央企集团, 与实际投资能力相差较大。实务中对于“基于国资改革背景与实务管理视角的央企集团投资能力预测”的需求日渐突出。

3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

不同实务做法与理论对投资能力本身的界定不同, 本研究无法穷尽影响投资能力的因素, 只是试图探索国资改革背景下考虑重要实际影响因素的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另外, 本研究提出的方法仅为思想框架, 并非计算模型, 旨在为央企集团实务提供更全面、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的思考角度。

3.1 投资能力预测的逻辑公式推导:央企集团实务中的现行方法

实务中普遍使用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是由现金流恒等式逆推出投资能力 (投资最大限额) , 原始公式如下: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预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预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公式 (1) 。

考虑上期现金存量, 预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没有实质的财务意义, 因此, 实务中通常将原始公式 (1) 修正为: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流量+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预期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预期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期末现金持有量, 公式 (2) 。

在给定资产负债率、预计销售收入、目标利润率的约束前提下, 欲得出投资能力 (投资最大限额) , 需要将公式 (2) 左右两边取极值, 得到公式 (3) :

预期投资能力=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流入-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

3.2 投资能力预测的改进与创新:基于国资改革下央企集团变化与其他因素

第一步改进:国资国企改革后的央企集团中, 集团公司实际成为控股公司, 实现并购重组、资本运作与重大投资融资, 而生产经营集中在子公司。虽然重大投资决策权在集团公司, 但是生产经营性质的投资 (而非股权投资) 需求实际源自经营实体子公司。

因此, 预期投资能力时需要区分主体是集团公司 (股权投资等) 还是其控股子公司 (生产经营投资) 。改进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中的部分考虑因素需要区分不同的预测主体, 尤其对于内部资本市场因素来说。原因在于:改革后的央企集团中, 内部资本市场实现集团资金安排的功能日渐凸显。

一方面, 集团可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调配帮助成员企业 (通常是控股子公司) 获取更多的投资资金 (Stein, 1997;王化成, 2011) ;另一方面, 也可以通过非正常关联将子公司资金调出用于自身或其他子公司更优的投资项目 (陈胜蓝等, 2014) 。

另一方面, 国资改革后, 集团将统一制定集团产业战略与业务布局以实现产业协同效应。故此还需从集团产业协同出发控制投资规模。综上所述, 需要在预测公式的右边加入“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 (调入为正, 调出为负) ”, 并且以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来限定投资能力得到改进后的公式 (4)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流入-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第二步改进:公式 (4) 所预测的投资能力是投资的最大额度, 然而集团还需要重视保证持续经营能力与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 (李焰等, 2007;吴战篪等, 2013) 。保证可持续的财务能力首先需要保证持续经营的能力与适当的财务弹性。葛家澍等 (2008) 指出:财务弹性是指公司利用现金数额与时间分布的弹性应对现金意外需求的能力。

故此预测投资能力时需要加入应对意外资金需求因素, 即加入一定的弹性现金储备。同时, 持续的财务能力还包括持续的投融资能力。企业不能为了一次投资将全部剩余资金耗尽, 而错过了未来意外的投资机会。这部分因素已在弹性现金储备中体现。

本研究的弹性现金储备不仅包括应对财务风险的安全现金储备, 并且考虑了财务机会的积极现金储备。另外, 在确定为投资进行融资的方式与规模时, 需要权衡利弊。例如:不分配现金股利为投资节约资金也减少了股权融资的机会。预测中还需要考虑将融资相关因素取可持续的合理值 (通常小于最大值) 以保持持续融资能力。得到公式 (5)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最大流入-持续融资能力储备-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弹性现金储备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第三步改进:到公式 (5) 为止, 投资能力预测囿于传统财务指标的框架内, 并不能考虑实际投资中的非财务因素。借鉴行为投资理论, 预测方法还需要构建非财务指标的因素群以更贴近于实际情况。

管理层 (投资决策者) 自信、谨慎、从众等心理可能影响投资行为 (Malmendier and Tate, 2005;Scharfstein and Stein, 19 9 0) 。股市投资者情绪等利益相关者因素 (Baker, Steinand Wurgler, 2003) 、独立董事与机构投资者等治理因素 (Richardson, 2006) 、政治关联等也会影响企业投资规模。

考虑到以上非财务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无法将其穷尽, 这些因素多为财务框架之外的因素 (非财务因素也可能是部分财务因素的函数) , 可以通过构建逻辑函数的方法加入公式, 得到公式 (6) :

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预期收入*目标净利润率+预期折旧摊销-预期净营运资本增加量+预期利息费用化部分+预期长期资产处置损失+预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预期投资损失) +预期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入+ (目标资产负债水平下预期权益与债务筹资最大流入-持续融资能力储备-预期债务本息偿还-预期现金股利支付) +预期初现金持有量-预期末现金持有量+内部资本市场配置资金-弹性现金储备]*非财务因素影响系数函数 (管理层心理与行为偏好, 利益相关者因素, 治理因素, 政治关联……)

第一,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

第二, 当预期投资能力计算值>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时:

预期投资能力=集团产业协同所允许的最大投资额

4 结语

本文以现金流恒等式为逻辑起点并在国资国企改革背景下, 研究央企集团投资能力预测问题并构建了新预测公式。区别于实务中已有的投资能力预测方法, 本文不仅考虑了国资改革背景下集团与成员企业关系、内部资本市场、集团产业协同等新影响因素, 还从持续财务能力、管理者行为、利益相关者等维度改进预测方法, 使预测的投资能力与实际情况更相符。

研究提出的方法仅为思想框架, 并非计算模型, 旨在为央企集团实务提供更全面、更实用的投资能力预测的思考角度, 为改革导向下的央企集团“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以避免高财务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另外, 本研究提出的新预测方法还有待国资改革后的央企集团进行验证。部分因素诸如价值创造、商业模式等因素未纳入考虑, 使得公式与方法本身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1]陈胜蓝, 王琨, 马慧.集团内部资金配置能够减少公司过度投资吗[J].会计研究, 2014 (3) .

[2]葛家澍, 占美松.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必须着重关注的几个财务信息——流动性、财务适应性、预期现金净流人、盈利能力和市场风险[J].会计研究, 2008 (5) .

[3]吴战篪, 李晓龙.企业集团资金安全预警体系研究[J].会计研究, 2013 (2) .

[4]Malmendier, U.and G.Tate.2005, CE O0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Journal of Finance.

国资改革股初露牛股风采 篇11

今年是国企改革落地之年，国资改革投资主线已然成为黑马圣地和趋势性牛股的摇篮。纵观本周市场表现，国资改革的投资主线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国资改革主战场仍以主板市场为主，以流通市值100亿以下的低市值、业绩较为一般的中小盘股为主。第二，以新兴产业为主的“地方国资改革+”等题材受青睐。第三，地方国资控股改革引发的举牌概念股，作为国资改革的新尝试，正在成为市场新宠。

地方国资改革炒地图，长江投资执牛耳。国资改革进入区域炒作模式，本周表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主板市场上，以长江投资（国改+期货）、强生控股（国改+网络约车）为代表的上海国资改革概念股，以深振业（国改+地产）、深纺织（国改+OLED）为代表的深圳国资改革概念股，以海汽集团（国改+次新）、湘潭电化（国资+三元电池）代表的湖南国资改革概念股，以楚天高速（国改+物联网）、襄阳轴承（国改+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湖北国资改革概念股，以津滨发展（国改+自贸区）、天津磁卡（国改+）为代表的天津国资改革概念股，成为区域国资改革的领涨先锋。（二）以陕国投、浙江东日、香溢融通为代表的具有“国资改革+金改”概念股也有靓丽的表现。（三）中小创市场上，粤水电凭借着“广东+生物质能”概念，成为地方国资改革的黑马龙头，湘潭电化（湖南）、大港股份（江苏）等地方国资改革概念股也有不俗表现。

地方国资控股改革炒举牌，廊坊发展牛气冲天。举牌概念股并不是什么新题材，投资大鳄们通过在二级市场的股权收购，夺取股东话语权，从而达到参与地方国资改革盛宴，进而完成其在A股市场的战略布局，顺应了国企改革的历史重担，其投资意义则上升到国家大力扶持的高度了，公司的股价连续飙升之势，自然受到市场的追捧。纵观本次地方国资控股改革投资浪潮，恒大系资本市场动作频频，无论是前期曾斥资36亿顺利入主嘉凯城，二次举牌廊坊发展，还是本周91亿购入万科，以4.68%股权进入十大股东名单，都掀起了地方国资控股改革举牌的浪潮。本周市场，廊坊发展连续4日上涨，周涨幅逼近40%，成为沪深市场涨幅榜冠军；嘉凯城周涨幅20%，万科周涨幅15%，恒大系成为市场投资最大的赢家，控股举牌地方国资改革概念股成为市场赚钱的热点。

中报高送转炒中小创，名家汇勇创历高。监管之殇后的中小创市场迎来了久违的反弹，二线蓝筹和国企改革资源匮乏的中小创市场，随着2016年中报业绩公告的集中披露，高送转概念股成为中小创市场唯一的市场人气热点。本周市场以名家汇（10转15）为龙头的高送转概念股，连续上涨迭创历史新高，成为中小创市场的最的大黑马，率领着以通裕重工（10转20）、天润数据（10转30）、金科娱乐（10转20）、中亚股份（10转10）为代表的中报高送转概念股，成为中小创市场最具强势的投资品种。此外，以长讯精密为代表的智能机器概念股，以东方园林为代表环境保护概念股，以银禧科技为代表的3D概念股，以和佳股份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概念股，以上海新阳为代表的0LED概念股，以新海宜为代表的量子通信概念股，也为中小创市场的反弹主力军增添了一笔亮色。

展望后市，国资改革、中报次新高送转两大投资主线将成为趋势性牛股的摇篮，故建议投资者积极逢低潜伏，等待主升浪行情的到来。

国资改革 篇12

2011年, 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12391亿元, 增长13.9%,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459.58亿元, 增长17.9%。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含中央驻陕和地市) 22365亿元,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575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728亿元, 国有企业增加值对陕西省GDP的贡献率达到22.1%。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列全国第10和第4位, 西部第1位;资产总额列全国第7位, 西部第2位。

赵正永在讲话中说, 去年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 全省顺利实现了“十二五”开局之年稳健起步、首战报捷的预期目标, 这其中国有企业功不可没, 为实现全省全年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资系统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祝贺, 向全省国资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赵正永强调, 2012年是承前启后、确保实现“十二五”三个上台阶目标的关键一年, 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推动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继续坚持切实改善民生和构建社会和谐, 继续坚持既定发展目标任务不动摇, 紧紧围绕解决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改善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来做好各项工作。各类企业都要按照全省发展要求争创佳绩, 更进一步, 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在推动科学发展、富民强省进程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赵正永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以开展“央企进陕”活动为契机, 推进股权多元化,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优化国有资产配置, 努力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上实现新突破。二是要在企业规模、自主创新、经济效益、节能降耗等方面全面实施对标考核, 进一步提升陕西省国有企业整体发展水平。三是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在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树立企业良好形象。四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类国有资产的监管, 积极探索分类监管的有效方式, 强化监管手段, 健全长效机制,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李金柱在会上说, 当前, 国有企业要认清形势, 把握规律, 担当重任。要做强主业, 做优品牌, 做大市场。同时要创新国资监管, 增强国有企业活力, 提高陕西经济质量。

会上对2011年度优秀国有企业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省国资委负责人与监管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12年度目标责任书。延长石油集团、陕西煤化集团、陕西有色集团、陕西汽车集团负责人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