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共7篇）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篇1

加强现代家庭伦理建设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家庭也由传统走向现代.我国传统的以父子关系为主轴,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庭伦理发生深刻变化,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夫妻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家庭伦理.在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既要发掘蕴含于传统家庭伦理中优良的人文资源,更要与时俱进,对之进行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重构现代父子伦理和现代夫妻伦理.

作 者：刘淑兰 郑逸芳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刊 名：闽江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MINJIA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3(1) 分类号：B823.1 关键词：与时俱进   现代   家庭伦理   父子伦理   夫妻伦理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篇2

关键词：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以人为本,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只有细胞健康, 社会才能健康, 所以家庭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过去, 为了使家庭、邻里和睦, 我们曾采取许多措施, 如开展“五好家庭”、“模范丈夫”、“好婆婆”、“好媳妇”、“模范佳侣”等评选活动, 今天, 要使千千万万的家庭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家庭, 我们必须重视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建设。

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伦理体系, 抹杀了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人格, 使每个人都处在父子、君臣、家国的严格秩序的系统之中, 个人的自主性不能超越家庭和家族的规矩, 更不能超越专制国家制度的束缚。这种保守的伦理, 不能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要求, 更不能适应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家庭的要求。现代家庭伦理应尊重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尊重人的尊严、价值、法权, 尊重人借以生存发展的自然和社会利益, 重视人的自主地位、自主权利和人格个性, 也就是要做到“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 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以人为本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思维方式, 还是一种伦理精神, 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 所以, 以人为本是现代家庭伦理建设的重要原则和衡量标准之一。

在肯定以人为本的家庭伦理时, 我们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的全面要求, 力求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国家、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 不能过于强调个人利己主义, 而忽视家庭责任、社会责任, 否则必然影响社会的和谐。

一、以人为本的夫妻伦理建设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起点, 夫妻关系是一切家庭关系中最亲近和最基本的关系, 是家庭关系的枢纽, 夫妻两性的和谐直接影响到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所以, 以人为本的夫妻伦理是现代家庭伦理的首要内容。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 是社会风俗习惯和法律规范化了的人类两性相结合的形式, 是社会认可并得到社会保护的两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婚姻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社会风俗、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 那种以爱情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婚姻既不现实, 又不可能长久。所以, 夫妻双方既要有情感的基础, 又要有知识、志趣、价值观等方面的共鸣, 在生活中不断调节夫妻关系, 以达到相敬如宾, 和谐共处。实现“情”与“理”的调适统一, 是创造美满婚姻的伦理保障。

以人为本的夫妻伦理建设, 首先要以夫妻双方平等的自愿爱情为基础, 没有外力的无理强加和干涉, 是一种自然的异性相吸, 并且有共同的理想、志向、兴趣、价值观等。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非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 女子处于“从”和“次”的位置。女子在受教育、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都享受与男子同等的待遇, 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障和维护。

其次, 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扶助, 互敬互谅, 共同承担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婚姻生活就像“双人舞”, 只有相互配合才会跳得优美, 才能进入一个高雅的境界。以男女平等为前提的互敬互谅, 是夫妻之间家庭道德调整的基本准则。只有互敬互谅, 夫妻双方的人格和尊严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使家庭成为发展双方的人格和尊严的场所, 从而达到“夫妻一体”。但是, 夫妻毕竟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主体, 各自有着不同的心理特质、个性、行为习惯和社会关系, 还有各自的财产法权, 因此, “夫妻一体”并非强求同一, 抹杀某一方的个性。这就需要双方在人格上相互尊重, 允许和承认各自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的个性自由。否则, 在现代社会, 在夫妻双方各自获得经济独立和社会平等的情况下, 轻忽和损害对方的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 就无异乎把对方视为附庸, 必然会破坏夫妻感情。

夫妻间相敬如宾, 并不是一味姑息迁就对方的缺点和错误, 而要以诚相劝, 给予必要的批评和鞭策, 这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相互尊重, 深化夫妻之情。在自尊自重基础上的相互尊重, 是保持夫妻感情的重要原则, 在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中应该得到发扬光大。

夫妻还要共同承担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 不能以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而进行简单“分工”, 忽视或逃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如有困难, 夫妻双方应该协商解决, 共同应对。

二、以人为本的亲子伦理建设

随着独生子女的逐渐普遍化,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出现重心下移的现象, 由以传统的父子关系为中心转变为以夫妻关系、子女为中心, 一些夫妻“娶了媳妇忘了娘”, 把孩子看成“小皇帝”、“小公主”, 娇纵溺爱, 忽视了对老人的关爱。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寿命的增长, 中国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许多老人缺乏子女的关心和照顾, 成为“空巢老人”, 生活孤独寂寞, 有的还要在经济上受到子女的“剥削”, 变成“啃老族”侵蚀的对象。凡此种种, 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结构性现象, 导致家庭伦理关系的失衡。

以人为本的亲子伦理建设, 除了要逐渐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增加社会性服务, 更重要的是发挥传统“孝亲”伦理的现代价值, 重构亲子伦理关系, 增强家庭的内聚力, 保持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父母有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 子女有赡养和扶助父母的义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 现在两代人之间的抚养和赡养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对社会负责的基础上。父母对社会负责, 生育儿女, 不仅是为了防老养老, 更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 为民族绵延后代子孙;子女对社会负责, 赡养父母, 不仅仅是为报父母养育之恩, 同时还是尽到关爱老人的社会责任。父母不仅要抚养和教育子女, 而且要尊重子女, 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支持他们走上社会, 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生活, 而不要采取霸道的家长作风, 束缚子女的思想;子女要尊重父母, 接受父母的教育和帮助, 到父母年老的时候, 要扶助和赡养父母, 这也是义务平等的体现。

构建以人为本的亲子伦理, 要把握传统的优良人文资源, 建立起相互尊重的民主平等关系。在中国传统家庭的宗法等级结构中“父为子纲”, “孝”是家庭伦理规范体系的核心, 子唯父命是从, 造成了子对父的人格依附, 这是不值得提倡的。然而, 父母与子女毕竟存在血脉关系, 亲子之情是不能泯灭的。所以, 现代的亲子伦理, 应该提倡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抚育和赡养。父母疼爱子女, 保护子女, 教育子女, 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子女关心父母, 体贴父母, 赡养父母, 使其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得, 老有所乐, 不仅要从经济上、物质上, 更要从精神上赡养父母, 使其尽享天伦之乐。

三、以人为本的家庭伦理建设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一个人生活、成长的最重要的空间, 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家庭教育包括文化知识教育、生活技能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人生理想教育等内容, 其中家庭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既要体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和道德的一般原则, 又要体现家庭的特殊内容。

构建以人为本的家庭伦理教育, 首先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包括孝敬父母、夫妻恩爱、勤俭节约、和睦礼让等。传统美德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积淀和心理积淀, 其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深厚的民众心理基础, 具有巨大的道德力量, 在促进家庭和睦团结与社会安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继承与发扬。

其次要形成以“真爱”为核心的家庭成员间的和睦关系。以人为本强调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付出真爱, 没有真爱就没有真正的夫妻情感、亲子情感, 也只有付出了真爱, 家庭才能够成为每个成员温馨的港湾和归宿。真爱是高尚品德形成的基础, 是发自内心的, 不是虚柔造作的, 更不是虚情假意的;它还要求家庭成员的相互尊重与理解, 夫妻之间要尊重, 父母与子女之间也要尊重, 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真爱才会更加牢固与坚定。在对子女的教育中, 父母要尊重子女, 给子女亲切、温馨、和谐的情感, 不能采取打骂虐待等简单粗暴的方法。为人父母者, 要在各方面为孩子树立榜样, 言传身教, 凡是要求孩子做到的, 自己首先要做到。父母还要鼓励子女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尊重子女的兴趣和爱好, 鼓励和支持他们参加有益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

最后要因家而异, 分层次、有重点地对症下药。不同地区、不同家庭条件应该有不同的家庭伦理教育的侧重。对城市家庭要注意用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内容填充家庭成员的业余生活空间;对农村家庭要侧重农业生产的管理与技术传播, 以及市场信息的传递, 提倡“少生、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念教育。对老年的家庭成员要提示他们克服传统的长幼尊卑思想, 树立起家庭成员人人平等、互相帮助的现代家风;对正在成长的青少年要加强尊老、敬老、爱老教育, 加强公德意识教育。对城市中的“网络一族”要教育他们强化道德的“慎独”意识, 经得起网络传媒虚拟性、面具化的道德“慎独”考验, 自觉遵守网络道德, 尤其是要坚决抵制网络中不良思想的侵蚀。促进家庭和社会协调发展, 就要把家庭伦理道德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从依靠型向独立型转变, 从封闭性向开放型转变, 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与时共进的现代家庭伦理教育。

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 是现代家庭发展的需要, 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相信经过一个阶段的经历、体验和探索, 通过道德的引导和法律的约束, 每一个人都能够引发出共振———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美好家庭关系的向往, 对和谐社会的憧憬。

参考文献

[1]朱贻庭.现代家庭伦理与传统亲子、夫妻伦理的现代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 (2) .

[2]牟建斌.浅谈婚姻伦理.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1) .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篇3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家庭伦理道德是家庭成员相互之间行为规范的总称，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其目的在于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谐家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和谐家庭，以家庭道德要求去处理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的团结和睦，不断提高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从而以和谐家庭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建设和谐家庭，关键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一是夫妻关系的民主平等。一切家庭关系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建设和谐家庭，首先是建立以男女平等为前提的互敬、互爱、互让、互谅的夫妻关系。二是亲子关系的民主平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子关系的民主平等，是社会主义现代家庭的本质要求，也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前提。因此，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必须注重亲子关系的民主和平等价值的实现。三是其他家庭关系的民主平等。实现兄弟姐妹、婆媳、姑嫂等其他家庭关系的民主与平等，也是家庭关系进步和家庭和谐的重要内容。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和谐美满的家庭有利于每个家庭成员自由、平等、健康、全面地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

构建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诸多因素中，家庭的和谐是构成社会和谐的基本因素，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家庭伦理道德在家庭中起着调解家庭矛盾，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增强家庭团结的多重作用。和谐的家庭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带，因为和谐家庭就像不断净化水质的过滤器，用家庭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言行，积极充当好各自的家庭角色，使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从而促进和谐家庭乃至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和谐社会建设中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的变革、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多元的价值观正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下的中国家庭，影响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婚姻关系稳定性下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婚姻家庭出现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如轻率离婚比率有所上升，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家庭离婚率不到5%，而现在竟达到25%，婚外情泛滥，家庭暴力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空巢家庭的出现，使家庭亲情关系淡化，家庭教育弱化，家庭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挑战，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子女教育重智轻德。目前，许多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一些家长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显得异常突出，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为他们设计将来，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知识就有了未来的一切，而忽视了对孩子的品德、意志、兴趣、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仅影响了孩子良好品德和健康人格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孩子德、智、体、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甚至导致孩子道德人格的缺失，给其一生带来不良影响。

第三，家庭中代际关系失衡，出现“敬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家庭中的长幼关系出现了尊卑错位，一些家庭尊老爱幼的责任相对淡化，对独生子女普遍存在溺爱现象，如不顾条件地满足子女物质上的要求，而忽视了对子女道德品德的教育，致使许多孩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心理承受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相反老人的物质和精神赡养退到次要地位，“啃老”、弃老、虐老现象突出，亲情纽带松弛，家庭伦理道德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第四，虚拟网婚使一些家庭背离正常的家庭伦理，增加了婚姻的风险。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发展可谓日新月异，这场信息革命已逐渐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工作和學习方式。然而，网络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网络道德失范问题在和谐社会中正日渐凸现，并引发了网络失范行为，对传统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产生了很大冲击。

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的

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承载着社会赋予的伦理道德教育责任，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化的基本途径，是培养合格道德活动主体的关键环节。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因而对当前家庭伦理道德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审视和价值引导，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伦理道德缺失问题，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引领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当前，家庭领域的道德建设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我国家庭伦理道德中的价值观念良莠不齐，价值矛盾相互激荡。与此同时，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蔓延，严重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引起家庭道德的滑坡。因此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婚姻家庭建设，加强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研究，倡导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具有时代特点的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并解决婚姻家庭建设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深入推进和谐家庭建设的各项工作。只有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抓住社会主义价值需要、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关键，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突出和谐家庭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要充分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发掘蕴涵于传统家庭伦理中的道德资源，促使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现代转型与构建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的紧密结合，从而发挥家庭伦理机制的调节功能，增强家庭的凝聚力，保持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也有着优良的道德传统，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不仅可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为主线，促进家庭伦理道德建设。

家庭成员的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家庭的和谐。抓好家庭道德教育是建立和谐家庭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确定正确价值取向、作出正确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因而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美丑，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帮助每个家庭成员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以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行为营造出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家庭关系，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缩影，家庭伦理道德是社会和谐的一种体现，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生活的真实反映。加强家庭美德教育，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当前，我国的家庭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正越来越被社会广泛接受，而家庭伦理道德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也被普遍意识到，为此，加强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道德素质，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责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社科部

编校：王 姣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篇4

孔子的伦理思想与当代公共生活伦理建设

孔子的伦理思想对私人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都予以了充分的.重视.但由于孔子将其全部思想体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对私人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作了通性的理解,容易导致重视私人生活伦理而忽视公共生活伦理的倾向,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有着深刻的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我们要确立公共生活伦理的优先地位,加强公共生活伦理建设,形成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求的道德体系.

作 者：王京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XI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414(6)分类号：B222.2关键词：孔子 私人生活伦理 公共生活伦理 道德建设

课程伦理建设初探 篇5

随着课程研究领域的扩展, 特别是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权力分配、社会控制、经济压力等社会因素对课程制定的影响, “课程社会学研究便顺理成章地把课程知识从‘不证自明’、不可怀疑的至尊地位上拉了下来, 对其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怀疑批判”。[1] 课程伦理则从教育向善的伦理本质对课程提出伦理质疑, 具体涉及课程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 进入课程的文化选择, 制定课程政策时的取舍、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课程实施的结果是否符合伦理要求, 课程与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如何等。

一、课程伦理的界定

课程伦理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严格来说还没有一个正规的界定。有论者提出“课程的伦理取向是指课程编制和课程改革主体在组织编制和改革课程时自觉坚持或不自觉地表露的道德伦理倾向。”[2] 这一提法是从课程编制者和课程改革家所持有的道德立场来阐述课程伦理。本文则从课程与教育的关系, 以及教育伦理的范畴来界定课程伦理。大家知道, 课程是教育的一个领域, 主要研究教育内容的相关问题。从教育伦理学的视角看课程伦理学也必然是教育伦理学的一个领域, 主要研究教育内容的伦理问题。考察了有关教育伦理的相关研究, 比较认同王本陆教授的提法即“教育伦理特性实质上是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本质进行的分析、把握和规定, 是对教育进行伦理划界。”[3] 因此, 课程伦理也就认为是从伦理角度对课程的本质进行分析、把握和规定。我们这里所说的课程伦理是从伦理角度对课程进行全面的考察, 它包括对课程编制和课程改革主体所持的道德伦理倾向的考察, 还包括课程实施过程中和结果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课程伦理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动态与静态两个纬度来进行。宏观上, 主要指课程政策, 具体包括教育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及其过程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等问题, 还有课程政策的结果如课程标准、课程结构、教科书等, 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课程伦理的静态文本。微观上, 课程伦理主要涉及具体的课堂行为, 涉及课堂中的课程, 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此, 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课程伦理的宏观层面上。

二、课程伦理的相关问题

国外关于课程的研究显示, 课程的伦理问题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 社会学者特别是批判社会学者提出了关于课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公平问题, 主要集中在课程在社会阶层化、经济关系再生产等方面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上。还有学者从具体的教科书分析以及课程结构的分析中探询课程的伦理特性。在国外研究的启发下, 我国相关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课程的伦理质疑,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揭示课程中不平等的价值渗透, 以及课程实践中出现的不合道德规范的课程行为。

1.课程决策与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关系, 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 大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阶层化的揭示。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课程决策必然涉及价值的取舍与平衡, 涉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艾普尔是当今西方教育界在“意识形态与课程”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4] 他认为, 课程知识的研究应该是意识形态的研究, 即要审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制度下、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把什么视为合法的知识。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作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

课程决策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文本和其他形式, 用来指导具体的课程实践, 主要体现为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结构, 它们是考查课程内容的主要材料。通过对课程标准的分析, 能揭示其所渗透的政治意识与伦理倾向。课程内容反映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 “学校如何选择、组织各种种类的文化和符号资源与阶层化的社会需求的、规范的、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辩证关系。”[4] 教科书中, 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伦理价值通过两种方式传达给学生:一种就是通过选择代表不同阶层的学术性知识进入课程, 传达一定的知识观;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道德教育, 如社会科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等社会学科直接进行价值观的灌输。课程伦理的责任就在于从不同的知识体系中、从不同的价值观教育中考察学生的受教育权力的公正、公平性。马西拉斯 (B.G.Massialas) 等人研究发现, 学校课程, 尤其是历史、社会 (或公民) 等学科的教科书提供了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观点。[1] 艾普尔的研究则证明, 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不仅只是社会科, 就连一向被认为是重视客观性、与个人间的冲突无关的数理科的教科书也违反了科学界的历史和现实, 提供给学生不合现实的、保守的观点。我国台湾学者陈伯璋对台湾地区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1982年起实施) 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蕴含了“政教合一;文化霸权;反民主化。”[5] 从以上关于教科书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 教科书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同时受课程设置者与教科书编者价值观的影响, 不同阶级的知识在教科书中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 对于弱势群体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还有学者分析了课程设置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认为“‘设置主体’意义上的课程结构与社会权力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吻合的状况”;从课时分配上看, “本来同为人类文化财富的各门学科的‘知识’通过课时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高地位知识”、“中地位知识”及“低地位知识”的不同知识群类。[6] 而且, 学科知识的地位分等必然对教师与学生产生影响。即由学科知识地位分等而导致教师之间及学生之间在学校组织中的地位也产生相应的地位分等, 强势学科的教师作为一种利益群体容易成为学校组织中的主要压力群体, 弱势学科的教师则因其学科教学活动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 而在学校组织中基本上处于决策的边缘。

从以上关于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结构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 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课程内容中, 而且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加强了社会的不公。

2.课程推进的方式

事实上, 一项在理论上得到大家认同的课程计划, 只有经过课程推进的方式和课程实施的结果进行考查后方可决定这项课程计划的优劣。其中, 对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结果进行的伦理考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课程推进方式的伦理考察主要是对课程推广中课程权力的分配以及教科书的选用是否合道德进行的伦理考查。国家在课程推行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是民主的还是控制型的, 课程推行过程中是否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 对于不同的观点采取的态度是排斥性的还是积极吸收, 这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政策至关重要。只有在相互学习、相互指正的过程中才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现实的问题, 才能做到决策科学化、合理化。此外, 关于教科书的编审,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几亿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严格的制度来进行行为规范, 造成了各种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受益的是课程编制主体、课程出版商, 而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几亿的学生, 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决定了一项课程政策后, 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广泛吸纳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民主的课程决策氛围。

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课程改革, 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我们除了关注课程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外, 还应对这次课程改革中课程政策的制定、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教科书选用等问题进行伦理的审视, 还应对课程改革是否平衡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课程的推进方式是民主的还是武力强制推行的等进行伦理问题的审视。

3.课程实施的地区差异

我国地域广阔, 不同区域的气候、地理位置影响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进而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以及教育, 如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大城市与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不同, 进而影响到地区所占有的课程资源。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也被人为地分为重点学校、一般学校或者薄弱学校, 导致政府在进行课程实施时所投入的精力、人力、物资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两元分化问题使得城市和农村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 进而影响到城乡所占有的课程资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断地出现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以动态或静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教育生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并不乐观, 我国中小学课程资源存在短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配课程资源, 使有限的课程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我们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考虑, 还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效率优先”的原则在课程领域主张, 当发达地区、先进学校等强势群体的较高层次的课程变革需求与非发达地区、弱势学校的基本课程需求发生冲突时, 应优先考虑强势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课程权利为代价进行的, 已经构成对所在区域儿童的基本受教育权的侵犯, 严重地影响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伦理问题。

我国现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还没有意识到课程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课程决策者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优质课程资源, 在进行决策时往往是以发达地区、城市学校、重点学校为参照, 新课程开发试验的对象也往往优先考虑发达地区的学校, 很少关注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生存状态, 并将试验结果以及建立在这种试验基础上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例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较好地把握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身学习等时代新要求以及原有课程在结构、内容、管理上的问题, 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特别是城乡间、地区间和学校间的巨大差异, 对农村、中西部地区和薄弱学校实施“新课程”的条件保障没有提出应有的政策支持。[7]

在以上的现象中, 我们不禁要问课程体现了谁的价值观, 课程资源的分配是否照顾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 课程推行的方式是否合道德性, 课程的实施是否符合受教育者机会均等的要求, 课程实施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

三、课程伦理原则的相关探讨

课程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而设置的, 因此, 课程的伦理诉求应以教育伦理的目的为主。使人向善是教育的永恒追求, 它体现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 具体表现为追求和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 追求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应该成为统帅教育伦理规范的总纲。”[8] 以此为纲, 教育伦理的一般原则体现为“公正原则、发展原则、人性 (道) 原则”等基本范畴。而课程伦理在遵循以上一般伦理原则的基础上, 从教育内容的角度使教育伦理具体化为课程伦理, 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的选择要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愿望和要求, 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课程决策要发挥与课程相关的各种人的主体性, 广开言路, 做到决策民主化;作为教育的载体, 把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作为课程的基本伦理取向。

1.公正原则优先的课程政策

“课程政策不仅牵涉到社会的进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 而且, 它的各种存在和变动的历史, 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反映。”[9] 我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在教育上主要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公正面临着来自观念和实践上的困难, 但是, 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忽视教育的公平、公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 否则教育也就失去了它的本真。

课程决策的公正原则指的是, 我们在进行课程试验, 进行课程决策时照顾到不同群体的需要, 保证弱势群体享有与强势群体一样的最基本的课程权利。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坚持公正原则优先的课程政策, 国家必须制定最基本的课程质量标准, 确保所有地区的受教育对象享受最基本的课程权利, 拥有最基本的课程资源, 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地区差异开发不同层次的课程, 促进所有儿童的发展。也就是说, 课程资源的分配要以“善的原则”为主导, 课程政策要首先反映弱势群体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考虑优势群体的发展要求, 以促进教育整体的发展。而不能以课程改革要“跨越式发展”和“与国际接轨”为由, 只反映发达地区的需求, 牺牲农村和非发达地区的利益, 从而侵犯大部分儿童的基本受教育权。“任何课程政策的调整, 都是教育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再分配, 包括课程文化资源和可用教育资源的再分配, 归根结底是人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再分配。”[10] 因此, 我们在制定课程政策时要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保证每个儿童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并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 实现课程资源的优化组合。

课程资源分配的公正原则还要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 公正原则并不只强调个人发展的公平, 还要谋求社会整体的发展, 只有这两个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算是课程的公平。

2.课程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课程运作过程包括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环节, 课程决策作为其中的第一个环节, 是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最关键的层面, 课程决策机制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课程运作机制的基本特征。课程决策本质上是“各种课程关系和利益平衡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它涉及课程主体与课程客体之间的价值选择关系。”[11] 主要包括课程决策与实施者之间的关系, 课程实施者与监督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同的课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 如教师、学生与课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 课程决策者与教材编写者之间的关系等。所有这些不同的主体, 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利益需求, 一项课程决策只有比较合理公平地反映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追求时, 才可能得以顺利实施, 从而实现比较好的教育效益。课程决策必须充分反映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平性, 必须将缩小不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差别作为课程决策中一种价值追求, 而不能扩大这种差别。这就需要建立民主化的课程决策程序, 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愿望都能在课程决策中得到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就是其合理性,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越大, 其合理性就越大, 民主性与合理性是统一的。”[12]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及评估批评权上。决策者在进行课程决策时要争取不同课程主体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 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学校在课程决策中的地位与之间的关系, 除相关行政人员和理论学者外, 还应该广泛听取实践者、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 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充分反映与课程相关的各方人员的主体地位, 培养与课程相关的各方人员的民主参与意识, 是实现课程决策民主化的关键。

课程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建立科学的课程决策观念, 使课程决策过程成为理性决策的过程, 使政策的制定真正走出经验判断和个人意志的窠臼。建立相应的课程决策程序, 确保决策机制制度化, 保证课程决策过程的可参与性, 尽量使可能受到该课程政策影响的人均有机会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和建议。

3.把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作为课程实施的基本伦理取向

王本陆教授认为, “人类的教育活动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的伦理假设或伦理特质, 就是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13] 反映在课程领域体现为, 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突破文化专有与文化排斥的局限, 扩大文化共享的人群和领域。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使课程接近每一个儿童的生活现实, 而不是只以某一个阶层群体的文化为唯一的选择标准。为此, 有人提出了多元文化课程, 指出应使所有学生, 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 包括学生自身所属的文化, 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帮助学生获得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同时也要有助于学生在本民族亚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亚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 消除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等级、年龄、特殊性等方面存在的偏见与歧视, 使每个学生都具有同等的学习机会, 都能体验成功的学习经验, 使族群之间的关系和谐, 促进人类之共存共荣, 达成世界一家的理想。

育人成才是教育的另一个伦理特质, 它基本内涵是:“努力扩大教育对象, 促进个人健康全面发展。”我们在进行课程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课程的决策、课程的推进、课程的实施都必须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 课程在选择内容、组织内容时要从不同学生群体的基本需要出发, 照顾到不同学生的差异,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个体发展的课程资源, 使课程不仅在理论上接近每个学生还要在实践上真正为全体学生的发展服务。

论建设民生型政府的行政伦理意义 篇6

在行政伦理的视阈对建设民生型政府进行评判和审视, 研究政府对待民生问题的伦理态度, “制定民生政策的伦理取向”, “解决民生问题的伦理原则以及民生问题道德解决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法制环境和文化氛围” , 有助于中国政府的成功转型以及政府善治、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目标的实现。

1建设民生型政府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利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 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 。合法性不仅是一种法律判断, 还是来自于一种隐性的道义基础的为政府权力提供基础来源, 先于法律判断的价值判断。“只有当政府的产出与社会价值范式相符合的时候, 一个政府才算是合法的” , 所以为民生幸福提供保障, 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所必须努力探索的课题。

因民众的委托代理而存在的政府应当体现公众的价值要求, 政府并不预设伦理价值。首先, 政府必须能够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增加社会财富, 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 必须确保政府始终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 禀承着公平公正原则让全体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 它为人的终极目标——幸福服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 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 并且有风险的, 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空洞的口号和虚幻的目标都将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难以为继, 由此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也必然坍塌。来自国际上一些政府的教训也足以警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 不同群体的民生诉求没有得到相对平衡的满足, 长期的纠结便以各种形式的冲突出现, 包括某些极端的形式。“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用“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的情怀让民众相信政府追求的是公共权益和人民福祉, 是党和政府合法性和生命力的逻辑必然, 而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也必将因之成真。反之, 如果民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 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使政府摆脱享廷顿所谓的“政绩困境”, 我们的社会将重新陷入发展—纷争的轮回。

2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与价值追求

作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 责任是公共行政存在的理由。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是政府对民众的终极关怀。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幸福, 是任何人、任何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源于个体主观感受的幸福虽然不能完全倚赖于外界的给予, 虽然在今天市场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 但大多数人的幸福都需要政府提供条件、保障与环境。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 但是市场没有心脏, 也没有头脑, 没有良心, 不会思考, 也没有什么顾虑, 它不会按人的期望和需要去提供公共产品, 而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目前, 就业困难、收入较低、物价上涨, “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一系列问题正在蚕食着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带给民众的幸福增量。在这些幸福缺憾中, 诸如受教育权、劳动权、生命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提供与保障无一不是政府的分内之事。温家宝总理曾郑重阐明中国政府的奋斗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民众个体幸福与否与政府是否积极作为息息相关, 民生型政府的建设承载的是民众的信任和期盼, 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必然会增加公众的福祉。“幸福不是我们企求许多目的中的一个, 而是整个计划的实现本身。” 好的政府是将民众的幸福感做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和价值尺度, 其所致力的发展目标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那样:“至治之极, 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其价值追求是以人民的富裕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努力。

摘要：为“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 中国政府正从经济增长型向民生型的新范式过渡。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是政府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与最高的价值追求, 因此建设民生型政府有着极为深刻的伦理意义。

关键词：民生型政府,行政伦理,意义

参考文献

[1]肖陆军.论民生型政府的治理战略创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8, (3) .

家庭伦理建设是社区伦理建设的基础 篇7

关键词：企业伦理,条件,设想

对企业家而言, 最大的愿望可能就是构建起企业的竞争优势, 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凭借强大的竞争力获得竞争的胜利。伦理优势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竞争优势的构建。本文对新时期中国企业势在必行的伦理建设提一些想法。

1 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制约因素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我们都可以找出大量的理由来说明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但是, 应该看到, 妨碍企业伦理建设的因素也不少, 如果对这些制约因素没有足够的认识, 或者虽然认识到了, 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那么企业伦理建设将无从谈起。阻碍我国企业伦理建设的包括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

1.1 宏观方面

1.1.1 法制不够健全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法律体系从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 无论是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1.1.2 短期行为

从某种角度上, 短期行为可以说是企业伦理建设的大敌。因为只有从企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来看, 企业才能化伦理优势为竞争优势。但从短期而言, 进行企业伦理建设对企业的好处并不十分明

意甚至一个梦想、一个突发奇想或近乎一种幻想等。这样的构思越多, 企业开发新商品的机会就越多, 而且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经过人们的不断实践和探索, 目前有关新商品构思的各种技法已超过300多种。但归纳起来, 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属性分析:在审视已有商品过程中产生新的构思。其主要思考方法是把一个现行商品的主要属性列成一览表, 然后对每一属性进行处理, 以找到一个改进后的商品。不同类型的属性会导致不同的属性分析方法。

(2) 需求分析:考察一种商品的用户 (公司或个人) , 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户需求上。

需求分析法主要是从顾客 (消费者和使用者) 角度来分析商品的不足及未能满足顾客需要的市场缺口等。它要求顾客提出他们使用一个特定的商品或商品类型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 从而引发出新商品构思。

(3) 关联分析:促使头脑以一种新的独特的方式去看待事物, 在正常看来毫无关系的事物之间发现联系。

事物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通过分析、比较这种联系, 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这对于我们开发新商品是大有好处的。关联分析正是通过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 去启发思维, 创造新商品。这些关系有些是直接的, 有些是间接的, 有些是容易发现的, 而有些则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

显, 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丢掉一些现实的好处。

1.1.3 金钱的压力和诱惑

首先, 市场经济既给企业提供了机遇, 也使企业追逐物质利益的动力与压力空前提高。其次, 当一些企业感到其生存受到威胁时, 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好先讲求眼前利益, 根本无法考虑长远利益。长期受到压抑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一旦释放出来, 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1.2 微观方面

1.2.1 小团体利益

许多企业经营者自身比较注重个人道德修养, 对人诚实有信, 有较强的社会公德意识。但在其企业经营中, 却做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 签订的合同可以不履行, 对顾客的许诺可以不兑现, 挖竞争者的墙角, 企业污染严重超标而放任不管等等。

1.2.2 对企业伦理的作用认识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字面上的法律法规就是企业伦理, 只要不违法, 干什么事都行;二是认为只有先人后己、无私奉献才是合乎企业道德的, 把讲究伦理与追求正当利润对立起来;三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有怀疑, 认为它是一种软约束, 可以把它当回事, 也可不理它。人们往往容易看到不讲道德可能带来的利益或

(4) 群体创造力:召集多个人在一起, 对同一问题进行相互启发式地探讨。

人类在很早就认识了群体创造力的重要性。群体创造力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集体的智慧大于个人的智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 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已日益显得重要。时至今日, 没有人会怀疑合作创新的价值了。

4结语

商品开发与企业成长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企业成长依赖于商品销售量的增加和商品种类的扩大, 商品开发是现代企业成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时, 商品开发是一项科学, 它有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我们只有抓住机会, 积极开发新的符合市场及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才能更好地立足市场!

参考文献

[1]余振芳.10分钟做好商品开发[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2]张光辉.商品开发学[M].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3]赵苏.商品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讲伦理可能带来的损失, 因为前者是眼前的、清晰的, 后者则常常是长远的、难以定量的。

1.2.3 道德责任不明确、个人道德责任感低

企业作为“道德人”的行为多数是集合行为, 集合行为的道德责任往往是人人都要负责, 但实际情况却又是谁也负不了责。由于道德责任不能具体落实, 经营者在决策时的道德约束就会削弱。另外, 管理者在遵守企业伦理方面, 没有起到表率作用。企业道德水准的提高首先要求管理者, 特别是主要管理者应具备基本的道德素质。

2 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有利条件

妨碍企业伦理建设的不利因素的确不少, 它们对现阶段进行的企业伦理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不承认这些困难是不客观的。但也不能过高地估计困难, 要看到发展趋势, 现阶段企业伦理建设的有利条件也很多。

2.1 外部条件

从外部看, 企业伦理建设的有利因素有两点:

第一, 法制经济呼之欲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 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 经济立法的步伐明显加快, 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立法滞后、企业经济行为无法可依的状况, 使企业怎样对待消费者、竞争者、员工等都有了法律依据。

第二, 舆论监督力度增大、公众道德意识提高。现在, 各种新闻媒休对企业经营中各种不道德行为经常予以大胆曝光, 并跟踪报道、一追到底。这大大提高了公众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企业伦理建设迫切性、可能性的认识。

2.2 主观努力

外部条件对一个企业的道德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 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主观努力。经营中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 但主观努力更重要。

3 中国企业伦理建设的总体设想

3.1 设置企业伦理机构, 进行伦理领导

设置企业伦理机构是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伦理领导的第一步。企业伦理机构的职能是具体负责整个企业的伦理建设工作包括聘请“伦理顾问”, 列出“道德问题清单”, 安排“道德议事日程”, 制定企业的“伦理守则”或“行动宪章”, 并着力开展“雇员道德教育。为了有效开展企业伦理建设、进行伦理领导, 企业经营者还应该聘用伦理主管来加强对企业伦理工作的领导。伦理主管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 处理由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所提出的质疑。

3.2 制定企业伦理守则

企业伦理守则也叫企业行动宪章或企业伦理规范, 是企业处理内外部各种利益关系的指导原则, 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处理与顾客关系的伦理规范;企业处理与供应者关系的伦理规范;企业处理竞争者关系的伦理规范;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伦理规范;企业处理与公众的伦理规范;企业处理与管理者、员工关系的规范;企业处理员工与员工关系的伦理规范等。企业伦理守则可以说是企业经营伦理实践的权威性实施规则。

3.3 进行伦理决策

所谓决策的伦理分析, 就是从伦理的角度来分析评估可供选择的方案, 帮助管理者做出正确的抉择。伦理分析给企业决策带来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从把企业决策视为纯企业行为转变为既是企业行为又是社会行为;从过分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转变为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结合、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从只顾企业的经济利益、不顾社会利益转变为以对社会做贡献的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伦理分析的目的是为了给伦理决策提供依据。那么如何进行具体的伦理决策呢?一般认为,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确认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利益相关者是指直接受到该决策影响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顾客、供应者、竞争者、政府、社区、公众等。但并非每一个决策都涉及上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而且, 不同的决策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

第二, 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分析决策对他们的可能影响。既然任何一个决策总会对某些利益相关者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所以有必要倾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呼声, 分析决策方案对他们正面和负面的可能影响, 与他们磋商解决办法。

第三, 明确与该决策有关的法律和伦理规范。法律是最低的行为规范, 因此不违法是决策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仅仅守法还不足以制定出一个好决策, 还需要考虑社会准则、伦理规范以及行业经营惯例。

3.4 伦理控制

伦理控制就是按照伦理经营假设下的企业目的、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和企业伦理守则, 对企业活动及员工的行为进行监督、衡量、评估, 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为了抑制不道德经营行为, 企业控制标准必须是切实可行的, 即经过一些努力便可达到, 而不是高不可攀。如果标准定得过高, 员工就可能迫于压力而做些不道德的行为。除了标准要恰当以外, 更重要的是, 要明确实现工作标准必须以不违反企业伦理守则为前提。如果忽视这个前提, 一味强调达到过高的控制标准, 难免会出现偏差。

4 结语

本文为企业特别是新时期的中国企业更好地构建企业伦理、解决伦理道德与企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对中国企业在转型中树立新的企业伦理观、明确企业发展的伦理路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拓展了关于企业伦理的理论阐述, 同时也期望能引起国内学术界对企业伦理实证研究的关注, 将对“义”和“利”关系的研究从经验和思辩引向理性和实证。

参考文献

[1]魏文斌, 高伟江.中国企业管理的道德困境及其对策[J].道德与文明, 2003, 3.

[2]李贤沛.加强企业经营伦理建设的探讨[J].管理世界, 2002,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