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建设

商业伦理建设（精选6篇）

商业伦理建设 篇1

只有伦理自觉和守法经营,才能维持最基本的商业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这个冬天很热闹。不久前,互联网行业两大巨头奇虎360和腾讯开战。双方均不惜牺牲消费者权益从而干扰对方软件的正常运作与更新,并相互指控对方侵犯电脑用户隐私。双方公开斗嘴、动手的战争不断升级,目前双方的争斗以工信部的介入而暂时告一段落。

无独有偶。乳品行业的两大巨头伊利、蒙牛也在不久前上演了一场互相恶意损害对方商业、商品声誉的商业战争,该事件更是引起了公安机关的介人。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无意了解双方的恩怨情仇、孰是孰非,但显而易见的是,卷入这些商业丑闻的企业早已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清白之身”。上述四家企业是社会公认的精英企业,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商业社会,都对这些企业寄予了极深的希望。这不光是因为这些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的新生儿,还因为它们所在的行业是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竞争行业,它们早已经历了市场的洗礼和检阅,理应成为标杆企业。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互相的撕咬之下,行为失范、价值扭曲的丑陋不言自明。

在我们物流行业,企业间的灰色、黑色的竞争手法亦不少见,轻者压价,互挖墙角,严重的更是不择手段,彼此倾轧。企业的品质并没有随着规模和效益显著提升,反而出现了集体性的商业道德沦丧。

如今,当新兴精英群体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显著的企业家群体大谈特谈社会责任之时,更不应忘了从市场、社会的角度,构造友善的市场秩序,这应是更深层次、也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这应该包括按照良心经营、拒绝同流合污、敢于突破不合理法规、抵制政府不正当干预、积极地组织商业自治、维护企业正当权利和利益。只有这些伦理自觉和守法经营,才能维持最基本的商业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所幸的是,我们相信,会有企业家能从接连发生的企业丑闻中学到正确的教训,迫使那些缺乏底线的企业家考虑走出丛林状态,寻找自身重生之道。

商业伦理建设 篇2

一。单项选择题

1． 从伦理学意义上说，“道”是做人（），即人之为人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A． 根本原则 B． 根本要求 C． 根本方向 D． 根本动力

2． 儒家认为“德”就是实行某种（），心中有所得。

A． 目标 B． 理想 C． 精神 D． 原则

3． 所谓（）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正在被人们奉行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A． 伦理 B． 道德 C． 德 D． 道

4． 所谓商业道德，是指在商业服务业范围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

A． 道德观念 B． 商业伦理 C． 伦理道德 D． 企业诚信

5． 商品经济冲击了（）的商业道德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与道德不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商业既是讲经济效益又讲商业道德，提倡义利结合，义利并重。A．“重利轻义” B．“名利双收” C．“见利忘义” D．“无视名义”

6． 商业信用是指商业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应遵循并切实履行的各种（）等。

A． 服务准则规范 B． 道德标准 C． 伦理标准 D． 风俗习惯

7． 商业伦理道德能否（），直接影响到商业道德规范的操作性、制裁力和伦理的成效。

A． 标准化 B． 制度化 C． 集约化 D． 实践化

8． 商业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由（）伦理准则组成的规范体系。

A． 多层次 B． 多方面 C． 多角度 D． 多方位

9． 商业道德规范以（）的强制力量为自身的后盾。

A． 商业法规 B． 商业制度 C． 商业规则 D． 商业习惯

10．商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商业领域的道德规律和利益关系，商业伦理学是研究（）的学科。

A． 商业道德 B． 商业机密 C． 商业信用 D． 商业规则

二．名词解释 商业道德

三．简答题

1． 如何理解商业道德的特征？

2． 目前我国商业道德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四．论述题

1． 如何理解商业道德发展与商业伦理的关系

五．案例分析

华人首富李嘉诚:超人、诚商、善人之道

2001年早些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其晚间新闻的头条播映了李嘉诚，并不是因为他又签署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也不是因为他又向其所钟爱的慈善事业作了捐赠。在北京，他受到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欢迎并与其进行私下会谈。71岁的李嘉诚绝非一般的亿万富翁。作为中国香港事务的长期顾问，李嘉诚曾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作为一个慈善家，李嘉诚向各事业捐赠了3.6亿美元。其中的一半都流向了其故乡广东省潮州市的汕头大学。他从40年代离开大陆到香港创业，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重返故里。当此之时，李嘉诚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1.“超人”李嘉诚 《时代》杂志和美国安永会计事务所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已就谁是千禧年企业家作出裁决，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夺得千禧年企业家。

由比尔·福特，总共有15名著名的企业家入围被评估，夺魁的是李嘉诚。李嘉并非承继万贯家财而是白手兴家。他于1928年出生在多事动荡的旧中国，11岁到香港，不久失学。从事塑胶玩具制造使他名成利就，地产投资又使他财源滚滚而来。他一举买下两家由英国人控制的企业——“港灯”与“和记黄埔”更是名噪一时，突显实力。李先生控制着约50亿英镑财富三个商业王国加在一起便使其成为千禧年最伟大的企业家。

早被香港媒体称为超人的发家史看做是命中注定，似乎李嘉诚在少年时代算过一次命，算命人说他天庭饱满，双目有神，生辰属龙，保护星乃水星，若勤劳若干，坚持不懈，将来定会大富大贵，李嘉诚并没有相信什么龙命，而相信了只要勤劳肯干，坚持不懈，定有所成，并一直在一生的实践中躬行不辍。如果说苦孩子李嘉诚14岁开始做推销员，为养家糊口，不得不如此而已，那么已经是亿万身份的他似无必要过那么简单的生活。相反，李嘉诚生活非常简朴，丝毫没有过懈怠之心，因为赚钱后不是一种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挑战自我的手段。

2．诚商李嘉诚

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宣扬的就是一个“奸”字，然而对于李嘉诚这们30岁就凭自己的努力成为富豪的人来说，商人最重要的素质却是“信”，“要令别人对你的信任。做生意是无信不新闻立。不只是商人，一个国家亦是无信不立”。

其实，李嘉诚在事业上“信”与他对人的“诚”是分不开的，诚信相合，即为“义”。从对子女的教育上最能看出一个的为人和心中的想法。李嘉诚坦言：“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有时会谈论生意，约三分之一谈生意，三分之二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因为世情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人格魅力是金钱买不来的。

“我经常教导孩子，一生之中最重要是守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十几年前，我曾带两个孩子去旅游。一样的山色，一样的美景，一百年后，一千年后，山色依旧，人可不同了。当你想起人生只是短短的旅程，便希望趁着有能为做事的时候，尽量在世上播下好种子，这是值得的。”

“成功之后，利用多余资金来做我心中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意间有天地。”

李嘉诚在日常管理的几个要点中也突出了“诚”的原则：

（1）坚守诺言，建立良好地信誉，一个人良好的信誉是走向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管理企业要有领袖气质，以诚说服他人要注意换角度。

（2）要了解下属的希望。除了生活，应给予员工好前途；并且，一切以员工利益为重，特别在年老的时候，企业应该给予员工绝对的保障，从而使员工对集团有归属感，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3）要有海纳百川的容才之量。要信赖下属。企业所有的行政人员，每个人都要有其信息来源及市场资料。决定任何一件大事都与有关人员一起研究，汇合各人的资讯，从而集思广益，尽量减少出错的机会。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

李嘉诚的真诚与善待下属，令下属对他也是忠心耿耿。一直追随李嘉诚左右长达50年的盛颂中，直到1985年因为举家移民加拿大才离开长江实业。而身为集团企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元老重臣局千和，则至今仍追随在李喜诚身边，继续为他出谋划策共守江山。

李嘉诚之所以能有今天，固然离不开忠心的下属的帮忙，而能把各有所长的手下人利用起来，就是李嘉的长处。他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那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那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

李喜诚创业之始是长江塑胶管厂，1957年又将其企事业更名为长江实业企业，之所以取名为长江，似也反映了李嘉诚的不辞细流涓滴成海的胸襟。而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诚”字哲学，因为只有诚，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不是，才会取长补短，才会在成功之时，不忘旧交，才能团结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备这样博大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认为自己事事第一，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的人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确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是我的哲学。”

商海之战是充满血腥的，因为市场不相信眼泪，但这并不是说每个商人都得奸诈投机，以赚钱为唯一目的，李嘉诚就是一位以诚信为原则，胸中自有公道的人。

李嘉诚的发家致富史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企业收购扩张史。在李嘉诚主持的每一次庞大的收购行为中，几乎都是采取软收购，而且真正做了兵不血刃。这特别表现在收购永高企业、和记黄埔、青洲莫坭，甚至收购港灯股权上。李嘉诚的收购行动，都是以股东的利益为前提条件下，以冷静、合理、双方皆大欢喜为出发点，而进行友善的收购。以诚为出发点就不会得寸进尺，商业的扩张，自然是每个生意人愿意看到之事，但若对对手穷追猛打，可能会收一时战功显赫之虚荣，但从远来看会广树敌人，自毁退路。纵横商海几十年的李嘉诚非常懂得“中庸之道”和“忍字功夫”。

3．善人李嘉诚

富豪李嘉诚发达后，不忘桑梓，仅向香港和大陆捐款达3.6亿美元，其中他最钟爱的事业是医疗和教育事业。李嘉诚的父亲曾是小学教师，少年时代的李嘉诚看到父亲工作的清苦，发达后遂贡献于医疗和教育事业。李父李云经在李嘉诚14岁时因病去世，这也刺激了李嘉诚致力于医疗事业的决心。这一愿望直到1978年后随大陆改革开放才得以实现。几次比较瞩目的捐资是：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了1千万美元，捐资兴办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发达不记忘国家，必以报效桑梓。”李嘉诚自1980年12月开始筹建汕头大学，至1985年先后给汕大捐款15次，总额达11。7亿港元，使汕大的建设与发展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李嘉诚并任汕大校董事会名誉主席，积极参与汕大建设，捐巨资兴建汕大第一附属医院并提供全套设备，资助汕大第二附属医院（原汕头市工人医院）易地重建等，李嘉诚还关心残疾人事业，捐款570万港元兴建汕头残疾人活动中心。

没有李嘉诚，就不会有今天的汕头大学。在汕头大学的筹建过程中，李嘉诚不断追加捐款，从1980年9月的3000万港元至1989年10月的3。7亿港元，一个月后又欣然增至5。7亿港元。直到今天的累计投资达12亿港元。而现在每年汕大需要的1。2亿人民币经费中七成是李嘉诚支付，但其对汕大的支持从未改变，李嘉诚曾这样说过：“近年世界衰退影响所及，本人面临10年来最困难处境，各行业倒闭及亏蚀甚多，本人所经营之业务亦深受打击，上述捐赠，在个人今后数年之现金收入，已达饱和，但牵扯汕大创办成功与否，较之生意上及其他一切得失更为严重，而站在国民立场，能在此适当时间，为国家桑梓竭尽绵力，即使可能面对较为困难之中，仍属有意义及应予勉力以赴之事。”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李嘉诚发达了，报效社会，但并没忘记内心的“善”，而独守一片心灵的宁静。李嘉诚在1957年、1958年赚很多钱他很快乐，但一年后又陷入迷惘。左思右想，李相通了。

“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李嘉诚一边赚钱一边用钱，然后再赚钱，已近七十高龄的他扳依于“善”，但并未吃斋念佛尘出走，而壮心未与年俱老，不断拓展业务，为即将成为李氏家族继承人的长子李泽矩埋下更多的腾挪天地。除了香港的业务之外，其海外资产有加拿大的迈斯基石油产业、欧洲的电信业务以及巴拿马的港口业务，今年一段时间曾因后者在美国引起了关于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辩论。由此中见，李嘉诚影响力之所及。

1． 李嘉诚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奥秘何在？

通威的商业伦理 篇3

用“起点论”来看，通威是中国少有的一类企业，没有“红帽子”，阳光而没有原罪——一个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水电局的农村青年，靠着家里卖猪换来的500元钱开始创业，买废钢管，焊网箱，一家人日夜不停地搓饵料，一天到晚定时定量地喂鱼，喂鱼，还是喂鱼——这创业之路看似极其平淡简单，但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试验成败的巨大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是怎样磨砺着当时年仅19岁的刘汉元。

等到这种网箱养鱼模式试验成功后，他们自己办厂生产饲料时，这条路就显得更为枯燥了。中国农民是最讲究实效的。瞎掰没用，饲料好不好，就看效果。刘汉元由此低调而明智地选择了“科学研究”，来作为产品以及通威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刘汉元的“饭碗理论”耐人寻味：谁引导农民致富，谁就和农民一起致富；谁抢农民饭碗，谁就没有饭碗。他来自农村，完全知道农民的想法，一旦农民认为你成天是在同他竞争，在损害他、抢他的利益，那谁还愿意做你的用户？谁还忠实于你呢？所以在市场条件下，你给农民碗里添油加肉，你才能够长期生存。

于是，当通威为这个社会贡献了水产领域的核心科技时，也通过与农户利益休戚相关的市场营销，完成了一系列农业经济合作模式的探索，譬如说“万户共同成长计划”，譬如说“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的“蓉崃模式”。通威希望引导农民，支持农民，让农民不用离土离乡就可以过上体面的“乡绅”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已逐渐式微的大背景下，这些合作模式，不仅使得通威与整个中国农村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得到了更多政策支持，也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建设作出了有益探索。

刘汉元在另一个维度上的商业伦理同样值得解剖。通威后来打通了从饲料生产，到生态饲养直到鱼肉加工上市的整个产业链，直接向市场推出了绿色生态的品牌“通威鱼”。在他看来，苏丹红、三聚氰氨、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肆虐全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产业链的生产机制是互相脱节、缺乏流程监管的，如果某个环节的供应商只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肆意添加违禁品，必然由此延及下游产品的质量。整个产业链的打通，或许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破解之道。

一个服务“三农”，利润微薄并有着高尚商业道德的企业不仅能成功上市，还能不断发展，让我们不仅重新看见了中国文化内生出来的商业道德，而且看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希望所在——坚守商业伦理和崇高目标的企业能成功，就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保留着良性基因。如果未来中国能变得更美好，那一定是这样的良性企业在起着正向的作用。

发展自己，同时服务社会，这是企业的基本生存之道，也是大道。

《从西潮到东风》

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9月

这本书展示了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指出了可以引领全球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策略和实现该策略预期的可能性，并提出了避免同样的危机再次发生的国际经济新架构。在这本书中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危机发生的根源绝不在中国的汇率政策。

《金融殖民的真相》

作者：王伯达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我们辛勤工作，为什么薪水还是这么低？我们节俭持家，为什么家用还是不够花？我们创造的巨大财富，都流向了哪里？……本书从石油危机、日本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风暴、网络泡沫和次贷危机等金融危机中，抽丝剥茧，展现了世界金融格局的基本架构和演变过程，指出了亚洲国家的发展模式与问题，从而揭示了美国通过美元对全球进行金融殖民的真相。

《论中国》

作者： [美]基辛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论中国》是美国前国务卿、“政坛常青树”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国问题专著。他以一位资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特别是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以及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中美建交、三次台海危机等等重大外交事件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

《门外汉——白宫内外的巴拉克·奥巴马》

作者：爱德华·克莱恩（Edward Klein）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1月

什么克林顿会憎恶奥巴马，还试图让妻子希拉里在2012年竞选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之间的微妙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奥巴马是如何离间肯尼迪家族的……一贯以揭露真相、惹怒大人物而闻名的爱德华·克莱恩带你走进白宫，靠近奥巴马，洞悉美国的全球政策。

二奶营销挑战商业伦理 篇4

这只是近期被网友戏称为由“情人”或“小三”拉动的“又一经济模式”的广告缩影。通过低俗广告来吸引眼球，以达到提高销量目的的广告经常会出现，这种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的营销方式，究竟是提升业绩的秘密法宝，还是饮鸩止渴的市场“毒药”?

被扭曲的营销伦理

“这是一种明显违反道德伦理的广告行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晁钢令认为，在他看来，企业的广告行为，不仅是推销产品，更应该展现正面的企业形象。而上述广告只会让更多消费者对该企业形成低级、低俗的看法。

“当我们无法用艺术去打动人心的时候，只好投机取巧，或者依靠人性的本能去豪夺市场，巧取眼球。”红火策划人才机构总经理路胜贞曾在文章中愤慨地质问，“是中国的地产到了依靠二奶生存的地步，还是地产原本就是依靠二奶，或者是广告商寄希望于制造更多的二奶，制造出更多的市场需求?”

在路胜贞看来，世界广告获奖作品中很少有本土的广告，一个重要原因不是本土广告没有创意，而是本土的广告创意多与人性的卑劣和阴暗难以割舍，

“中国广告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其本质的信息传递功能，抑或是向善的引导功能，即便两者功能都不具备，亦不应该走向它的反面。至少它已经误入歧途!”路胜贞慨叹道。

事实上，这种通过暗示来吸引眼球的广告语，在房地产营销中屡见不鲜。

早在，“想艳遇吗”四个大字作为某地产公司的广告词，被写在一排巨幅的户外广告牌上，赫然醒目;而一名女士穿着低胸裙装的巨幅照片，被放置在某房地产商的广告牌上，标语是“再低就不可能了”;还有某高尔夫别墅的广告标语，在一名女士撩起裙摆的照片旁，写着“要提，还要往上提”的字样，来表明房价还要上涨，刺激消费者欲购从速。

“除了对社会伦理风气的影响，这些广告商难道就没有想过，如果被孩子看到，会对孩子产生怎样的影响?”蓝哥智洋国际行销顾问机构专家于斐对这些低俗广告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可以想象，这样的广告是为了迎合当前某种扭曲的社会心理或现象。或许正因如此，网络流传的女性新标准成为不仅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还要“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好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然而，类似的低俗广告是否真能起到很好的销售效果，品牌管理专家张兵武对此表示质疑。张兵武认为，真正的“小三”恐怕不会明目张胆地住进该楼盘，不是“小三”的人，更不会愿意顶着“小三”的名字进出该楼盘;已经入住该楼盘的人，也一定会因为这样的宣传而感觉不舒服。“所以，无论是营销伦理，还是企业品牌，抑或是最后的销售效果，这样的广告可能都是得不偿失的。”张兵武说。

中海油污染的还有商业伦理 篇5

今年6月19日，中海油渤海蓬莱19-3油田出现原油渗漏，两天后该消息被新浪微博披露。国内媒体闻讯后跟进采访，但中海油皆以沉默应对，而网上相关油井渗漏的微博和转贴也均遭删除；直到7月3日，有媒体再次对此事进行报道，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

但此后，中海油对这次事故的回应却是搪塞和推卸。在媒体确认了漏油事故后，中海油内部人士向媒体表示“泄漏范围比较小，只涉及200平方米左右”，而中國海洋局的调查结果显示，事故造成的影响已让840平方公里的水质从1类下降到4类。

事故的责任更是被中海油撇得一干二净，全部扣在康菲石油公司头上。

据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表示，此次事件中，康菲公司被认定为责任者，将被索赔20万元。公开资料显示，蓬莱19-3油田是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中海油拥有该油田51%的权益，康菲石油拥有49%的权益并担任作业者。国家海洋局指出，根据我国法规，康菲石油作为作业者应承担油田独立生产运营的责任；中海油作为合作方，将不追究相关责任。

但在国际通用惯例中，产权方比作业方承担更大责任。发生在去年5月份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同样是由BP公司的作业方(承包方)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引起，但是事发后，BP公司公布了共计200亿美元的墨西哥湾漏油赔偿方案，为此，BP公司不得不出售资产用于赔偿。

同样是海洋原油泄漏事故，中外的处理差异却截然不同。赔偿金额是20万元人民币和200亿美元的64万倍之差，责任认定是产权方与作业方的本末倒置。难怪康菲公司总裁在媒体见面会上，面对记者尖锐的提问时，会“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表示，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

事故的责任焦点从中海油完全转移到康菲公司身上，不知康菲公司是否觉得委屈，但如果只需赔偿20万元，和中海油较真实在没有必要，毕竟其可以分享49%的中国最大海上油气田的利益，而得到这种利益的关键，在于中海油的合作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形象。

中海油在此次事件中欲盖弥彰、移花接木，追求的结果就是“这件事和我没关系”。这也许不失为国企眼中危机公关的好案例，但我们却认为这与公司宣称的社会责任截然相反。

中海油的自我定位一直是“负责任的跨国公司”，在其官方网站的公司社会责任的描述中，不断提到双赢、跨国责任、伙伴信任、社会欢迎、环境友好等字眼，其宣称自己是“始终把对环境和社会的承诺铭记于心，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并“不断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进步和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此次事件，却是对中海油社会责任、商业伦理的一种反证。在出现了漏油事件后，公司首先想到的是封杀舆论、隐瞒真相；瞒不下去了就对公众撒谎，把污染面积由840平方公里说成200平方米（这相当于说北京市区的面积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而当国家海洋局的调查结果出来后，事故责任又全变成了外方合作伙伴的，公司概不负责。

这样的做法，不仅让国人对国企再度失望，还给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丢脸。

石油生意背后的巨大利益不言而喻，中海油为了赚钱引入康菲公司合作，这是“有福同享”；可一旦出了事就推卸责任，让合作伙伴独自“扛雷”，却不能“有难同当”。这种见了利益抢着上，见了责任躲着走的为商之道，难道就是公司说的“双赢”和“伙伴信任”吗？

如果中海油真的不用对原油污染负责，我们不知道它还能对什么负责，莫非只负责占有国家资源大发其财？从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上看，去年公司营业收入3548亿元，公司净利润977亿元，净利润率27.5%。但坐拥如此巨额的利润，却不肯承担污染赔偿，这难道又是公司说的“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吗？

最基本的商业伦理是利益和责任对等。中海油享有了近海石油开采特权的利益，就应该承担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在与康菲石油公司的合作中分享了51%的利益，就应该承担合作风险和事故的责任。这种基于利益的责任，是企业起码的道义。

陈弘文：商业伦理赋予企业灵魂 篇6

陈弘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在陈弘文看来,基本的商业伦理是一个企业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比如诚实守信、不作恶等等。当年,他在台湾别人的工厂里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对方不守信用,使得他愤而离职,创办了杰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Jet-Tern Marine,以下简称杰腾)。

“企业应该拥有赢利能力,但是如果企业唯利是图,这样的企业是无法长久做下去的。做企业要讲信用、诚恳,要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不能光顾着自己的利益。”陈弘文将商业伦理具化为“三品原则”:品质、品牌和品格。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其提供给顾客的产品必须品质过硬,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企业就失去了支撑其存在的基石。而在优良品质的基础上,对产品进行形象塑造,把自己想要注入到产品中的文化概念传达给消费者,进而形成品牌。但是仅有这两者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形成企业自身的品格。“品格”,即品位,格调之意。企业和人一样,有其性格特征,有的企业凝聚员工的东西只有钱,虽然在利益的驱动下,员工生猛,企业生猛,但是这种凝聚力其实非常脆弱,一有波折企业立马作鸟兽散。而那些优秀、伟大的企业,通常都自有其商业精神,有能鼓舞人心的企业愿景,员工身在其中能产生自豪感。对于游艇这样的奢侈品而言,品格更是不可或缺。很难想象一个品位低下、没有格调的企业能够做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奢侈品,能够为自己的产品赋予灵魂。

“我做企业这么些年,一直都是靠这‘三品’。”陈弘文说,作为一种内在修养的外在表现,品格是企业必须要提升的部分。但是,商业竞争中并没有那么多温文尔雅,更多的是残酷的搏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商业伦理并不起作用。

自从创立SELENE品牌,并做到出货量国内第一,SELENE成为全球第三大游艇品牌,令陈弘文不胜其烦的是一些竞争对手的恶意挖角。游艇工业作为朝阳工业,逐渐受到了资本的重视。许多专家预言,游艇消费的热潮将会像近几年突然爆发的汽车消费热潮一样,裹挟着“奢侈品”的气息扑面而来,吸引竞争者不断进入游艇行业,但是由于游艇行业人才储备不够,新进入者只好从杰腾等相对成熟的企业挖人。“联想的柳传志喜欢用一个词‘拐大弯’,但是现在一些新进入游艇行业的企业,却是‘拐急弯’、‘拐小弯’,它们看到游艇行业有利可图,不管自己以前是做什么的,就纷纷转向,跟风造游艇,想着掘一桶金就走,其行为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掠夺性,没有一丁点儿‘工业精神’。”陈弘文说,在过去的5年间,杰腾被挖走的技术骨干有200多人,给杰腾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除了郁闷之外,他更多的是惋惜,因为没有好的平台,被挖走的技术骨干很多都被白白浪费掉了。因为SELENE品牌已经非常有竞争力,杰腾并不惧怕与国际游艇品牌直面竞争,反而惧怕内地一些游艇小厂在背后挖墙脚。这些游艇小厂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生存压力,很容易突破商业伦理的界限,不遵守游戏规则。与这样的游艇小厂恶斗纠缠,陈弘文只能苦笑。

事实上,目前杰腾的业务遍布全球各地,因为业务量不断扩大,杰腾在北美、欧洲、亚太及中东等地寻找了一些代理商。可是一些代理商缺乏基本的商业伦理,他们打时间差、空间差,夸大甚至捏造产品品质问题,与修理厂串通一气骗取维护费用。

诸如此类的现象,并没有让陈弘文对商业伦理丧失信心,他反而更为看重员工、合作伙伴的诚信品质。

游艇作为大宗奢侈品,大都采用定制化生产方式,因为客户需要的是独一无二的私人游艇。另一方面,游艇的附属件非常多,原材料、配件可做手脚的空间非常大,一些游艇小厂为了赚取更多利润,不惜偷工减料。但是杰腾一直靠诚信经营赢得客户的认同,从严格执行制造流程到选取真材实料,始终把客户的利益作为前提。

陈弘文说,比如在FRP施工过程中,积层是一个重要部分,而积层的厚度又是关键,杰腾严格按照标准程序施工,船底的厚度不含“加强”为2厘米,船侧不含“加强”为3厘米,对FRP样板做强度、拉伸测试,以精确计算船底的厚度。但是在这个环节,很多同行都会偷工减料。再比如,游艇内部豪华与否与装饰材料有关,而杰腾普遍采用进口的AAA柚木。供应商每进一批柚木就会先通知杰腾采购,杰腾拥有优先采购权,可是优先采购权的背后是高昂的价格。10年来杰腾总是花高价钱优先采购柚木。“我们选择的是4米至7米以上的长料,选择直纹路,线条优美,没有节点,不要黑斑及金黄色的料,按照这些标准在百年自然长成的柚木中挑选,是很难挑选出来的。而且选出来的料进到工厂后,还要再次挑选,挑选柚木面板简直和选美比赛一样。”

因为对原料的要求近乎苛刻,希望将一艘游艇的每个环节都做到最好,不会为了追求利润在品质上做出让步,杰腾的单艘游艇利润率一直不太高,但是杰腾收获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顾客口碑和订单。

对话

《新营销》:作为一个企业家,你怎么定义商业伦理?

陈弘文:诚实守信,在经商过程中不能光想着自己,光顾着自己的利益,还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

《新营销》:你觉得商业伦理在企业的运筹过程中重要吗?你会经常跟自己的下属谈论商业伦理吗?

陈弘文:相当重要,跟下属讨论商业伦理话题是我们培训的一个重要内容。

《新营销》:如果商业伦理跟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冲突,你是否会变通,或者突破商业伦理规范?

陈弘文:“穷则变,变则通”,在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以公司的长远利益为先的。在不得不做修正的时候,适当地做一些修正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妥协。比如,我们曾经也瞒过客户。当时一种类型的游艇有两个客户看中,客户都要得非常急。虽然我们已经在同时建造,只是一个从内而外,一个从外而内地造。但是客户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都想先看看船壳,我们只好指着那条从外而内地造的船应付两个人。这只是善意的“欺骗”,是种权变,而恶意的欺骗,比如一船两卖则是不允许和不道德的。

《新营销》:台湾的企业经营环境是怎么样的?作为在内地和台湾都有实业的公司,对海峡两岸的商业伦理比较后,你有什么感受?

陈弘文:台湾资讯更为开放,更容易接触到西方的一些思想,台湾职业经理人的整体素质要较内地为高。台湾相对更为注重商业伦理。内地企业界则因为历史的原因,霸权思想严重,认为只要自己资源足够多、钱足够多,就什么也不用怕。但是,这些年来的MBA、EMBA教育正逐渐改变着这种思维与经营环境。

《新营销》:你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对你和你的企业坚守的商业伦理产生了哪些影响?除了那些公认的伦理信条外,比如守信、不作恶等等,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信条,或者说更高的商业伦理追求?

陈弘文:我的父亲做了近30多年的教师,家规严格。我在中山大学师从李非教授,而他刚好研讲企业伦理课题,所以我对企业的商业伦理认识很深刻。我所信奉的独特信条除了刚才讲的“三品原则”外,还包括《孙子兵法》中的箴言:“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

《新营销》:近些年来,内地发生了许多企业背弃商业伦理的事件,比如奶制品行业三聚氰胺事件、凯美瑞拒绝召回、贝恩奶粉虚假宣传等等,这些事件因为影响太大,逐渐从商业领域转入到社会民生领域,媒体在激烈地讨论,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