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伦理建设(精选7篇)
司法伦理建设 篇1
摘要: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是检察队伍建设的践行途径和重要内容, 深刻影响法律监督的公正性、有效性、及时性。加强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 培育统一的职业伦理观, 既是规范司法行为, 保障检察权科学运行的内在要求, 也是不断提高检察工作亲和力、公信力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问题分析,完善建议
一、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 对职业伦理建设的认识界限存在偏失。
现实中, 有不少人对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关系认识不清, 出现混同, 对司法伦理建设漠不关心, 认为只要把职业道德建设抓紧抓实, 就能保障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也有人认为道德是伦理的载体和形式, 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就可以维持, 不能合理区分和界定职业伦理与职业道德的内涵实质、侧重点, 忽视了司法伦理建设在检察队伍建设中的独特价值。受职业道德建设惯性思维影响, 部分检察官对职业伦理建设缺乏科学认识, 担心司法伦理建设会影响职业道德体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从而不能在实践中有计划、分步骤地施行职业伦理建设, 对检察官职业形象和司法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 检察官职业伦理的作用被弱化。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沿用行政化管理模式, 按行政级别确定检察人员的职务、职责、待遇, 司法办案采用层级审批制, 不能体现检察工作的司法属性和司法规律。直到今天, 检察机关补充新鲜血液的主渠道仍然是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 检察队伍的管理、考核还带有较浓的行政色彩。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水准不高、职业化能力不强, 导致职业伦理的功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三) 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的实施制度不健全。
很多院尤其是基层院既没有制定职业伦理建设规划和实施意见, 也没有出台工作要点、考核办法等配套制度, 尚未搭建保障职业伦理科学发展的平台。
(四) 职业伦理建设与检察文化建设契合不够。
以检察官群体价值观念、职业操守等为主要内容的职业伦理构成了检察文化的核心和源泉, 也是检察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 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先进的检察文化使检察人员产生职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崇高使命感, 激励他们昂扬向上、拼搏奉献, 自觉提升司法能力,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形成整体效应, 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新要求和新期待。
二、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基于以上问题, 剖析司法伦理建设面临的制度困境和现实冲突产生的原因, 其症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现有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过于抽象、笼统, 可操作性不强。
《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试行) 》对外部职业伦理规定的多, 内部职业伦理规定的少;对个人道德、主观修养规定的多, 职业属性、职业伦理规定的少;对检察官群体通过履职体现个体职业公正的多, 融入司法运行整体彰显司法公正文明的少;对一般社会伦理规范层面规定的多, 对体现检察官独特价值的职业伦理规范规定的少。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要求、方式、程序等问题没有具体规定, 其结构性缺失造成司法伦理建设中基础性、示范性工作难以开展, 职业伦理规范执行效果无法保障。
(二) 检察官职业化保障机制不健全, 检察队伍职业化不足。
受各种因素制约, 检察队伍的招录遴选、教育培训、办案保障、职业待遇等制度均存在一些不科学的设计, 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有一定差距, 检察官职业色彩不浓, 检察官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感不强。与之相对应, 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官特有的职业伦理准则和从业公信力认知度也不高, 严重影响科学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观统一形成、树立。
(三) 司法伦理建设考评不科学, 没有发挥良性激励作用。
当前, 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考评机制与司法规范化建设要求明显滞后, 很多院没有把检察官职业伦理融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 并纳入年度考核。
三、完善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 积极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要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职业伦理为核心, 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原则、法治精神, 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 使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成为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的主题和引领。要立足实际, 明确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内容、程序、措施等规定, 作为各级检察机关组织实施司法伦理建设的依据。
(二) 认真落实“系统化推进、体系化落实、项目化建设”要求。
要在“四个全面”的时代背景下谋划部署检察机关司法伦理建设, 紧扣检察官职业伦理与检察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契合性, 全面、系统、协调落实司法伦理建设具体措施, 促进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培育养成, 使之内化为检察人员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公正文明司法的自觉行动。
(三) 着力加强和改进检察文化建设。
提高职业伦理在检察文化中地位作用的认识, 把职业伦理作为检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司法伦理建设中弘扬先进和优秀的检察文化。
(四) 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司法观。
检察官职业伦理客观要求必须坚守客观公正立场, 以法治思维和方式观察处理问题, 努力还原或最大限度接近事实真相, 做到以证据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要依法、独立、谦抑、平和地行使检察权, 尊重保障人权, 树立平等保护、恢复性司法理念, 确保司法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伍军.检察队伍职业化建设浅思[J].人民检察 (湖北版) , 2015 (3) .
司法伦理实效性研究 篇2
一、司法伦理实效性的涵义
司法(Justice),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是实施法律的一种方式,对实现立法目的、发挥法律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司法机关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所以司法官指的是法官和检察官。
伦理(ethic),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
司法伦理,又称司法道德,是法律职业伦理的组成部分。司法伦理的字面意思就是把司法和伦理结合起来。其实,司法和伦理是密不可分的。司法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这不仅需要司法官足够道德知识储备、裁判技能和审判经验,更需要司法官高水平的伦理素养来指导司法行为。
司法伦理实效性可以进一步的理解为司法官在践行法律的过程中,将形成的道德观念和法律信仰转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进而引导司法行为而产生的实施效果。
二、加强司法伦理实效性的建设
(一)加强司法伦理的教育工作
司法人员按照法律的规定,在尊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执法行为。目前我国司法人员存在认识不足、道德欠缺,甚至是知法犯法的现象。由此看来,帮助司法人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司法伦理的教育工作。
第一,法律以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将来有可能就会成为司法人员,所以对他们的道德教育就是要从基础做起,除了法学的专业知识学习外,思想道德修养和马克思主义等一些相关道德和伦理的学科也同样要引起重视,而且有必要开设司法伦理的学习课程,让他们提前具备司法伦理要求的基本职业素养。
第二,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学习和深入理解最新司法伦理的理念,使思想和行为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学习分析和研究,能全面理解和把握“执法为民”的内涵。同时法官也要加强自我学习和自我批评教育,才能更好的抵制诱惑,养成良好的司法伦理品质。
第三,司法伦理的教育者要注重方式方法,把榜样示范或者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参与感,采取灵活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提高司法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二)加强司法伦理的制度建设
法官在行使司法权利过程中,全部依靠伦理自觉自律来进行是不合理的,因为司法官也是自由人,有思想有态度,他们的伦理道德水平是有限的,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做到高尚中立,不可能时刻抵制住利益和金钱的诱惑。所以司法伦理的建设需要有强制约束力和实质性的制度,制定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和规范来约束司法人员的行为,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进而保证司法行为的公正。自律和他律共同作用能够很好的规范人的行为,制定法规性质相关制度要求司法人员铭记于心,外化于行,保证司法人员职业素质的提高。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选拔工作人员过程中,存在假公济私的现象,因此司法官的选拔要严格按照流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也需要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来确保选拔人员的合法化和合理性。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制建设工作的加强,司法机关内部工作人员数量也有所增加,有的人员并不适合自己的岗位需要,这种人事制度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加强司法伦理的监督体系
监督能够起到监视﹑督促和管理的作用,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监督能更好的遏制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能对司法伦理的实效性建设起到很好的保障作用。执法机关和检查机关应该在分别单独监督的同时让他们之间彼此互相督。对此,要加强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科学合理的司法伦理监督体系,健全约束机制,建立一套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司法伦理的他律机制。同时,还要加强外部监督,包括权力机关、公众媒体、社会舆论、公众意见等多方面对司法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办事,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达到司法公正的目的。
(四)加强司法伦理的奖惩力度
司法伦理奖惩机制如果行之有效,就可以在司法机关内部形成固定的模式来指引司法人员去遵循。对于遵循公平正义、司法伦理道德高尚的模范司法人员要进行表扬和奖励,有精神上的鼓励也有物质上的肯定,提升他们的待遇和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对于违法的司法人员自有法律的制裁,当然对于伦理道德欠缺的想法和有小过失行为的司法人员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起到警醒的作用。奖惩机制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应该加强这种“他律”的力度,促使司法人员能更好地履行司法伦理道德的要求,为了职责所在,为了追求自身价值,为了精神荣誉,为了社会地位,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形成公平正义的工作理念,真正发挥司法伦理的实效。
三、司法伦理实效性的评价标准
伦理道德在司法活动中的实现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定的目标,实现程度如何,针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标准?那么,司法程序是否正义和法官在行使权利时能否遵循伦理的基本原则都直接影响着司法公正的目标,所以可以作为司法伦理实施效果的一个评价标准。
(一)司法程序正义的道德评价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即司法程序正义性。因为司法伦理的目的就是实现司法公正,那所以程序正义的价值基础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评价司法程序实效的一个基本道德准则,包括人道原则,公正原则和自主原则。
所谓人道原则是指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应保证那些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从而保持人格的独立。刑讯逼供有可能会获得一些可靠的证据,但它侵犯了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中因犯法而被剥夺法律权力的人很多,但如果是因为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不同而不能诉诸法律保护,就冒犯了人的尊严,这些都违背了人道原则。
公正原则就是指诉讼过程中对程序权利、义务的公平分配。诉讼过程是法官与双方当事人的一种互动关系,它包括法官的中立和诉讼当事人的平等。这种平等具体的表现是当事人平等的享有权利和义务,被平等的保护和平等的对待。
自主原则是程序的设计过程必须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二)法官行使权利时伦理制约的基本原则
1. 公平正义原则
法官的职责是实现公正而非实现法律。法官作为法律的代言人,是正义的实现者和守护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具有道德合法性,遵循对等性标准、人道的标准以及功利的标准,这是司法的几个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一名通晓法律掌握司法技巧而又伦理道德败坏心术不正的法官行使司法权力,是一件既可怕又可恨的事情。每一名法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昭示着人间的是非善恶,所以,是否公平正义可以作为司法伦理实施效果的评判标准。
2. 司法良知原则
法律条文千千万万,法理解释百家争鸣,法官只有本着良知,将心比心,才会掂量好司法裁量的分寸。有些法官迫于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或者担心自己的名利得失和人身安全,而不敢纠正错误不敢说出案件真相,作为一个已经丢失伦理道德职责违反了基本的人性义务的法官,怎么可能明辨是非?怎么可能伸张正义呢?法官行使裁判权必须忠于事实,忠于最起码的司法良知,设身处地的体察涉案相关人的利益得失,才能更好地发挥司法伦理的实效性。
3. 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在法定的范围内,仍不得违反社会的一般秩序和一般的道德风俗。法官必须是既有法律理论基础的人,又是有较高伦理道德修养的人。司法活动中法官不能忽视人们通过生活经验对真善美的推崇和假丑恶的愤恨,如果违背了民间社会的“天经地义”,那么这种裁判是缺乏根基的。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的规定也会存在漏洞,法律的更新也不一定及时有效,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发挥裁决,这就必须以公共秩序和善良的风俗为支撑。
摘要: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建设需要法律的正确运行,而法律的真正价值是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官作为法律的践行者不仅需要有足够的道德知识和审判技能,更需要司法官高水平的伦理素养来指导司法行为,进而加强司法伦理的实效性建设。研究对司法伦理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司法的伦理价值,对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司法伦理,实效性,研究
参考文献
[1]罗国杰.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2]李建华.法律伦理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3]苟兴全.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制约[D].重庆师范大学,2014.
课程伦理建设初探 篇3
随着课程研究领域的扩展, 特别是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人们开始关注权力分配、社会控制、经济压力等社会因素对课程制定的影响, “课程社会学研究便顺理成章地把课程知识从‘不证自明’、不可怀疑的至尊地位上拉了下来, 对其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怀疑批判”。[1] 课程伦理则从教育向善的伦理本质对课程提出伦理质疑, 具体涉及课程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 进入课程的文化选择, 制定课程政策时的取舍、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课程实施的结果是否符合伦理要求, 课程与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如何等。
一、课程伦理的界定
课程伦理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严格来说还没有一个正规的界定。有论者提出“课程的伦理取向是指课程编制和课程改革主体在组织编制和改革课程时自觉坚持或不自觉地表露的道德伦理倾向。”[2] 这一提法是从课程编制者和课程改革家所持有的道德立场来阐述课程伦理。本文则从课程与教育的关系, 以及教育伦理的范畴来界定课程伦理。大家知道, 课程是教育的一个领域, 主要研究教育内容的相关问题。从教育伦理学的视角看课程伦理学也必然是教育伦理学的一个领域, 主要研究教育内容的伦理问题。考察了有关教育伦理的相关研究, 比较认同王本陆教授的提法即“教育伦理特性实质上是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本质进行的分析、把握和规定, 是对教育进行伦理划界。”[3] 因此, 课程伦理也就认为是从伦理角度对课程的本质进行分析、把握和规定。我们这里所说的课程伦理是从伦理角度对课程进行全面的考察, 它包括对课程编制和课程改革主体所持的道德伦理倾向的考察, 还包括课程实施过程中和结果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课程伦理的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动态与静态两个纬度来进行。宏观上, 主要指课程政策, 具体包括教育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及其过程中所涉及的意识形态等问题, 还有课程政策的结果如课程标准、课程结构、教科书等, 它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课程伦理的静态文本。微观上, 课程伦理主要涉及具体的课堂行为, 涉及课堂中的课程, 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此, 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课程伦理的宏观层面上。
二、课程伦理的相关问题
国外关于课程的研究显示, 课程的伦理问题已经受到人们的质疑, 社会学者特别是批判社会学者提出了关于课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公平问题, 主要集中在课程在社会阶层化、经济关系再生产等方面弱势群体与优势群体所受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上。还有学者从具体的教科书分析以及课程结构的分析中探询课程的伦理特性。在国外研究的启发下, 我国相关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课程的伦理质疑, 从社会学的视野来揭示课程中不平等的价值渗透, 以及课程实践中出现的不合道德规范的课程行为。
1.课程决策与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与课程的关系, 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 大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教育阶层化的揭示。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课程决策必然涉及价值的取舍与平衡, 涉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艾普尔是当今西方教育界在“意识形态与课程”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4] 他认为, 课程知识的研究应该是意识形态的研究, 即要审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制度下、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把什么视为合法的知识。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作的意识形态上的抉择。
课程决策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文本和其他形式, 用来指导具体的课程实践, 主要体现为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结构, 它们是考查课程内容的主要材料。通过对课程标准的分析, 能揭示其所渗透的政治意识与伦理倾向。课程内容反映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 “学校如何选择、组织各种种类的文化和符号资源与阶层化的社会需求的、规范的、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辩证关系。”[4] 教科书中, 一定的意识形态与伦理价值通过两种方式传达给学生:一种就是通过选择代表不同阶层的学术性知识进入课程, 传达一定的知识观;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道德教育, 如社会科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等社会学科直接进行价值观的灌输。课程伦理的责任就在于从不同的知识体系中、从不同的价值观教育中考察学生的受教育权力的公正、公平性。马西拉斯 (B.G.Massialas) 等人研究发现, 学校课程, 尤其是历史、社会 (或公民) 等学科的教科书提供了与现实不相符合的观点。[1] 艾普尔的研究则证明, 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不仅只是社会科, 就连一向被认为是重视客观性、与个人间的冲突无关的数理科的教科书也违反了科学界的历史和现实, 提供给学生不合现实的、保守的观点。我国台湾学者陈伯璋对台湾地区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1982年起实施) 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中蕴含了“政教合一;文化霸权;反民主化。”[5] 从以上关于教科书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 教科书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同时受课程设置者与教科书编者价值观的影响, 不同阶级的知识在教科书中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 对于弱势群体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还有学者分析了课程设置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 认为“‘设置主体’意义上的课程结构与社会权力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吻合的状况”;从课时分配上看, “本来同为人类文化财富的各门学科的‘知识’通过课时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高地位知识”、“中地位知识”及“低地位知识”的不同知识群类。[6] 而且, 学科知识的地位分等必然对教师与学生产生影响。即由学科知识地位分等而导致教师之间及学生之间在学校组织中的地位也产生相应的地位分等, 强势学科的教师作为一种利益群体容易成为学校组织中的主要压力群体, 弱势学科的教师则因其学科教学活动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 而在学校组织中基本上处于决策的边缘。
从以上关于课程标准、教科书、课程结构的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 意识形态在不同程度上渗透于课程内容中, 而且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利的影响, 加强了社会的不公。
2.课程推进的方式
事实上, 一项在理论上得到大家认同的课程计划, 只有经过课程推进的方式和课程实施的结果进行考查后方可决定这项课程计划的优劣。其中, 对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结果进行的伦理考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课程推进方式的伦理考察主要是对课程推广中课程权力的分配以及教科书的选用是否合道德进行的伦理考查。国家在课程推行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是民主的还是控制型的, 课程推行过程中是否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 对于不同的观点采取的态度是排斥性的还是积极吸收, 这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政策至关重要。只有在相互学习、相互指正的过程中才能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现实的问题, 才能做到决策科学化、合理化。此外, 关于教科书的编审,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几亿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严格的制度来进行行为规范, 造成了各种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受益的是课程编制主体、课程出版商, 而最终受到损害的是几亿的学生, 间接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决定了一项课程政策后, 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 广泛吸纳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民主的课程决策氛围。
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课程改革, 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我们除了关注课程所涉及到的技术问题外, 还应对这次课程改革中课程政策的制定、课程推进的方式以及教科书选用等问题进行伦理的审视, 还应对课程改革是否平衡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课程的推进方式是民主的还是武力强制推行的等进行伦理问题的审视。
3.课程实施的地区差异
我国地域广阔, 不同区域的气候、地理位置影响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进而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以及教育, 如内地与沿海、东部与西部、大城市与小城市由于经济发展不同, 进而影响到地区所占有的课程资源。即使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学校也被人为地分为重点学校、一般学校或者薄弱学校, 导致政府在进行课程实施时所投入的精力、人力、物资都存在较大差异。同时,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两元分化问题使得城市和农村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差异, 进而影响到城乡所占有的课程资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断地出现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以动态或静态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教育生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并不乐观, 我国中小学课程资源存在短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分配课程资源, 使有限的课程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我们不能只从技术层面考虑, 还应该从伦理学角度进行分析。“效率优先”的原则在课程领域主张, 当发达地区、先进学校等强势群体的较高层次的课程变革需求与非发达地区、弱势学校的基本课程需求发生冲突时, 应优先考虑强势群体的利益而忽视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课程权利为代价进行的, 已经构成对所在区域儿童的基本受教育权的侵犯, 严重地影响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等伦理问题。
我国现有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还没有意识到课程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课程决策者往往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优质课程资源, 在进行决策时往往是以发达地区、城市学校、重点学校为参照, 新课程开发试验的对象也往往优先考虑发达地区的学校, 很少关注欠发达地区、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生存状态, 并将试验结果以及建立在这种试验基础上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例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较好地把握了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终身学习等时代新要求以及原有课程在结构、内容、管理上的问题, 但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特别是城乡间、地区间和学校间的巨大差异, 对农村、中西部地区和薄弱学校实施“新课程”的条件保障没有提出应有的政策支持。[7]
在以上的现象中, 我们不禁要问课程体现了谁的价值观, 课程资源的分配是否照顾到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愿望, 课程推行的方式是否合道德性, 课程的实施是否符合受教育者机会均等的要求, 课程实施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社会公平等。
三、课程伦理原则的相关探讨
课程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而设置的, 因此, 课程的伦理诉求应以教育伦理的目的为主。使人向善是教育的永恒追求, 它体现了自身的本质规定性, 具体表现为追求和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 追求并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应该成为统帅教育伦理规范的总纲。”[8] 以此为纲, 教育伦理的一般原则体现为“公正原则、发展原则、人性 (道) 原则”等基本范畴。而课程伦理在遵循以上一般伦理原则的基础上, 从教育内容的角度使教育伦理具体化为课程伦理, 具体表现为课程内容的选择要照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愿望和要求, 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课程决策要发挥与课程相关的各种人的主体性, 广开言路, 做到决策民主化;作为教育的载体, 把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作为课程的基本伦理取向。
1.公正原则优先的课程政策
“课程政策不仅牵涉到社会的进步及每一个人的发展, 而且, 它的各种存在和变动的历史, 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反映。”[9] 我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 在教育上主要是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公正面临着来自观念和实践上的困难, 但是, 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忽视教育的公平、公正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 否则教育也就失去了它的本真。
课程决策的公正原则指的是, 我们在进行课程试验, 进行课程决策时照顾到不同群体的需要, 保证弱势群体享有与强势群体一样的最基本的课程权利。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坚持公正原则优先的课程政策, 国家必须制定最基本的课程质量标准, 确保所有地区的受教育对象享受最基本的课程权利, 拥有最基本的课程资源, 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地区差异开发不同层次的课程, 促进所有儿童的发展。也就是说, 课程资源的分配要以“善的原则”为主导, 课程政策要首先反映弱势群体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考虑优势群体的发展要求, 以促进教育整体的发展。而不能以课程改革要“跨越式发展”和“与国际接轨”为由, 只反映发达地区的需求, 牺牲农村和非发达地区的利益, 从而侵犯大部分儿童的基本受教育权。“任何课程政策的调整, 都是教育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再分配, 包括课程文化资源和可用教育资源的再分配, 归根结底是人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的再分配。”[10] 因此, 我们在制定课程政策时要处理好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保证每个儿童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并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 实现课程资源的优化组合。
课程资源分配的公正原则还要处理好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 公正原则并不只强调个人发展的公平, 还要谋求社会整体的发展, 只有这两个方面达到一定的平衡才能算是课程的公平。
2.课程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
课程运作过程包括课程决策、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环节, 课程决策作为其中的第一个环节, 是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最关键的层面, 课程决策机制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课程运作机制的基本特征。课程决策本质上是“各种课程关系和利益平衡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各种利益关系, 它涉及课程主体与课程客体之间的价值选择关系。”[11] 主要包括课程决策与实施者之间的关系, 课程实施者与监督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同的课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 如教师、学生与课程决策者之间的关系, 课程决策者与教材编写者之间的关系等。所有这些不同的主体, 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利益需求, 一项课程决策只有比较合理公平地反映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追求时, 才可能得以顺利实施, 从而实现比较好的教育效益。课程决策必须充分反映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平性, 必须将缩小不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差别作为课程决策中一种价值追求, 而不能扩大这种差别。这就需要建立民主化的课程决策程序, 使不同利益主体的愿望都能在课程决策中得到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就是其合理性,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越大, 其合理性就越大, 民主性与合理性是统一的。”[12]
课程决策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及评估批评权上。决策者在进行课程决策时要争取不同课程主体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 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学校在课程决策中的地位与之间的关系, 除相关行政人员和理论学者外, 还应该广泛听取实践者、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 在决策过程中能够充分反映与课程相关的各方人员的主体地位, 培养与课程相关的各方人员的民主参与意识, 是实现课程决策民主化的关键。
课程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建立科学的课程决策观念, 使课程决策过程成为理性决策的过程, 使政策的制定真正走出经验判断和个人意志的窠臼。建立相应的课程决策程序, 确保决策机制制度化, 保证课程决策过程的可参与性, 尽量使可能受到该课程政策影响的人均有机会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和建议。
3.把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作为课程实施的基本伦理取向
王本陆教授认为, “人类的教育活动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的伦理假设或伦理特质, 就是文化共享和育人成才。”[13] 反映在课程领域体现为, 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突破文化专有与文化排斥的局限, 扩大文化共享的人群和领域。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使课程接近每一个儿童的生活现实, 而不是只以某一个阶层群体的文化为唯一的选择标准。为此, 有人提出了多元文化课程, 指出应使所有学生, 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 包括学生自身所属的文化, 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帮助学生获得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 同时也要有助于学生在本民族亚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亚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 消除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等级、年龄、特殊性等方面存在的偏见与歧视, 使每个学生都具有同等的学习机会, 都能体验成功的学习经验, 使族群之间的关系和谐, 促进人类之共存共荣, 达成世界一家的理想。
育人成才是教育的另一个伦理特质, 它基本内涵是:“努力扩大教育对象, 促进个人健康全面发展。”我们在进行课程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课程的决策、课程的推进、课程的实施都必须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 课程在选择内容、组织内容时要从不同学生群体的基本需要出发, 照顾到不同学生的差异,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个体发展的课程资源, 使课程不仅在理论上接近每个学生还要在实践上真正为全体学生的发展服务。
司法伦理建设 篇4
一、行政伦理的基本内涵
行政伦理体系由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一是行政伦理观;二是行政伦理规范体系, 包括行政伦理原则、行政伦理规范、行政伦理范畴等;三是行政伦理机制体系, 主要包括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与行政伦理培养机制。而作为行政伦理体系核心的则是行政伦理观。在公共行政领域,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中表现为行政伦理观。行政伦理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概括地说, 行政伦理观就是国家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 是其公共行政生活的伦理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凝结与升华, 并具体表现为行政伦理活动现象、行政伦理意识现象与行政伦理规范现象。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和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讲的是一个过程, 指本来是行政主体按照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使行政权力, 但是发展的结果, 却变成了异己的力量, 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权力变为行政主体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也就是说,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活动中违犯了行政伦理道德规范, 在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中出现种种伪道德、反道德、失道德的现象和行为。目前, 我国存在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主要有:公务员主体地位倒置, 利益倒置, 部门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严重。其中利益倒置是公务员道德问题中最具有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造成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行政体制的弊端。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2. 公务员角色冲突。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公务员角色的认识中出现了角色冲突。公务员一方面作为个人, 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同时, 又拥有社会公共权力, 容易造成角色冲突, 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普遍道德失范
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分配向交换的转变, 从而不可避免地把金钱推上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
4. 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目前,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虽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 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 还远远不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道德失范的程度有所加剧。
三、传承儒家行政伦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政治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古代儒、道、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做人做事做官的道理, 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要有道德。执政者道德品质的高低决定着政治的好坏, 政令的畅通与否。孔子把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 并把道德放在首位。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更加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的重大影响作用。他说:“君行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把国君的道德修养对治理国家的意义强调到了极至。儒家特别强调行政伦理, 而行政伦理最注重的是君王以及各级官员的个人道德素养。因为他们认为官员的道德修养就不仅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与天下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 儒家经典确定以修身为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 以此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民本思想是儒家提出的“行政为民”行政伦理观念。“君权神授”还是“君权民授”是古代思想家长期争论的问题。儒家认为“君权民授”, 孔孟都认为改朝换代的权力掌握在人们手中。最高权力既然来自人民, 掌权当然要为公, 公天下是美妙的大同社会, 家天下只是无可奈何的小安而已。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四、儒家行政伦理思想对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借鉴
儒家的治国为政思想是典型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的行政伦理是实现德治的关键, 其思想内容基本适应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需要。自汉代以后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经过中国历代君王的一再确认, 始终占据政治指导思想的宝座, 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均有极大的影响。在现代的公共管理中, 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中汲取精华, 以完善当代公务员道德建设。
1. 公正。
正义历来是政治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儒家行政伦理思想中蕴含着“掌权为公, 从政为民;坚持正义, 处事公平”的深刻内容。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正应是行政伦理最主要的规范。行政主体 (公务员) 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手中掌握着社会利益分配的特权, 如果他们不能遵守公正的道德规范, 会受到社会关系、金钱往来或个人的某种信念的影响而不从公众利益出发, 不能做到秉公办事, 利益分配的法码向个人利益和行业利益倾斜, 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失。社会只有确立了公正的行政伦理, 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
2. 诚信。
诚信是社会成员应当遵守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也是行政伦理的主要规范之一。在中国古代, 诚信被视为“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对行政主体来说, 只有诚实无欺, 才能取信于民。只有确立诚信的行政伦理规范, 才能建立正常的政治秩序。
3. 廉洁。
古人说:“廉者, 政之本也, 民之表也;贪者, 政之祸也”。中国有着“为政以德”的传统, 历代统治者都把廉洁作为重要的行政道德规范加以提倡。廉洁作为一种行政伦理规范, 就是要求公职人员洁身自好, 不损公肥私, 不贪污受贿, 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是代表国家依法组织和管理国家的行政事务, 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 为人民服务。公务员是否廉洁, 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勤政。
中国古代官箴中, 提出官员“尚勤”、“尚能”的思想。勤政作为一个行政伦理规范, 要求行政主体以高度的责任心, 努力追求, 创造最大化的工作效率和业绩。同时勤政还是对行政主体敬业态度的要求。在传统的儒家行政伦理中, 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 注重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 同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但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过于理想化。因此, 现代的公务员道德建设必须与制度化结合, 使道德内化为其自觉的行为, 使公务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企业伦理建设推进问题探析 篇5
无可否认, 逐利、获益是企业的显性目标, 是企业的动力所在。但这一目标是浅层次的、次生目标, 不具有自立自足性。作为社会经济组织, 其存在运行过程中客观上始终存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 即为何逐利?为谁逐利?怎样逐利?这些问题才是本原意义上的、具有前提和基础重要性的、经济主体无可逃避的、必须作出回答的首要的伦理问题。事实上, 各类经济组织、经济主体都在以其具体的行为实践回答着这些问题, 只不过有些经济主体的回答显示了其在人类意识上的严重迷失, 偏离了人与社会的根本目标, 在异化自身、毁害社会的行程中走向了自我的覆灭。
正确认识企业的根本目标问题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这种意义昭示了企业伦理建设具有深刻的必然性。
首先, 企业伦理建设是社会的必然要求。企业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自立的组织, 其根本目标并不是自决自立自行的。从企业自身与外部的环境关系来看, 企业生存必然是社会生存, 其行为受到所处社会与环境的强烈影响和制约。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政府和公众的态度、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都会对企业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 企业的行为也会对社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收入来源、生产商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与这些有益的经济影响相应而来的是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如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违法或缺德的行为等等。很显然, 企业和社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彼此相互影响, 其影响的结果对两者而言, 有时是消极的, 有时是积极的。正因此, 一个社会往往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推行和强化其基本伦理规范, 对企业的目的和其行为实践进行规范制约和积极引导。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 企业首先也应具有社会伦理责任意识。
其次, 企业伦理建设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企业的经济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当个人在企业中构成一定的组织从事经济活动时, 必然就面临着经济组织的整体合力问题。而企业伦理在企业经营和管理中的参与和运作, 正是企业整体组织合力形成、保持和发掘的动力和源头所在。
在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员工的单个活力当然很重要, 但员工的单个活力并不一定就能形成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整体活力, 企业整体的组织合力与员工单个活力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企业的组织合力并不等于员工单个人力资本效用的简单之和。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员工没有对企业目标持有一致的愿景, 也未对企业现有的运作模式抱有共同的关注, 那么鼓励员工个人活力的增加只会增加管理的成本, 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企业组织的整体合力。正是基于此, “一些企业明智地选择了通过组织信誉来解决伦理问题……从广义上讲, 信誉暗示着身份与责任的一致整合。此外, 信誉还具有许多性质, 并呈现出不同程度。其中, 最高层次的信誉与面对逆境和诱惑所表现出来的较强的道德原则有关”。
公司信誉是公司最重要资产之一, 该资产不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信誉就是可依靠依赖, 这是讲究道德的公司从公司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那里得到的报酬。员工们为在信誉好的公司服务而感到自豪, 他们将自己的前程寄托给公司, 并相信自己会得到公司的公正对待。他们对公司的忠心换来了公司对他们的忠心。承包商和其他商家宁愿跟有诚信名声的商家打交道。信誉是持续道德的结果, 也是一种伦理的企业文化的结果。
二、企业伦理建设推进应着力的基本方面
伦理规范具有一般抽象性的特征, 要落实到具体行动就要有具体的措施, 制度是重要的转化中介, 实现制度化管理是企业伦理建设推进应着力的基本方面。企业伦理建设的制度化管理不是企业多方面承担的, 它需要内外结合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推进。
(一) 构建相应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可以强化某种行为倾向, 其强大的外在约束力会迫使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选择, 因此法律法规可以强化企业的伦理规范, 可以对企业的行为形成强约束, 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伦理行为。
政府应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并颁布促使企业合伦理经营的有关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 推进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应当强化法制意识, 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和执法水平, 加大执法力度, 及时惩戒反伦理失信行为, 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承担相应责任的良好氛围, 以制度拒绝“失信”, 使反伦理经营者难以立足, 难以在市场上生存, 加大企业失信反伦理的成本, 迫使企业的行为趋向合伦理, 为企业合伦理经营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二) 加强市场监管制度建设
由多方组织共同形成的压力集团可以对企业的行为形成压力, 迫使其放弃自身的非伦理规范, 转而遵循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 从而达到监督企业行为, 抑制企业非伦理行为的目的。 (1) 媒体监督。要充分发挥媒体传播迅速、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大、威慑力强的功能和特点, 充分反映消费者的呼声, 及时揭露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非伦理行为, 对企业的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 (2) 消费者监督。消费者监督是整个监督体系的核心。消费者监督的最主要通过受理消费者投诉, 服务的督查, 开展专题调查, 进行产品比较试验, 组织和参与有关部门对商品和向企业反馈产品和服务质量信息, 揭露批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等, 来加强对企业行为的社会监督。实践证明, 这种社会监督是有效的, 而且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企业伦理失范行为的严重, 消费者协会的工作需要大力加强。
(三) 建立健全企业伦理管理制度
1. 建立和完善企业伦理道德教育及培训制度
一是要高度重视和提高企业管理层的伦理素养。企业管理者的伦理素养是建构企业伦理的关键。企业管理层应如何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建立权威性?管理层如何形成一个高效稳定的团队?管理者应如何制定有利于调动多数人积极性的分配制度?这些问题应当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反复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是提高企业员工伦理素养。未来企业的竞争, 首先是人才的竞争, 是企业人员素质的竞争, 这其中尤其是企业员工伦理素质的竞争。企业的人才实力和人员素质状况, 或进或退总会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表现出来。要把员工素质作为企业发展生产的首要条件来抓, 着力培养全体员工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道德意识;要重视职工参与管理的作用, 鼓励职工为企业献计献策, 激励员工以企业为家的归属感、责任感, 与企业共命运。
2. 设置企业伦理机构、配备专门负责人
企业经营运作过程中的各项决策及活动都涉及伦理问题, 因此企业有必要设置伦理机构, 并配备专门的负责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200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讲到美国约有3/5, 欧洲约有1/2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 负责企业有关伦理工作, 对企业各方面和各部门的活动, 对照企业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进行检查并提出改善方法。中国企业也有必要借鉴, 设置专门机构, 进行日常伦理管理、预防和控制危机事件, 其专门负责人可直接与企业各层次人员进行面谈, 参与企业伦理问题讨论并提出建议;培养各层次的员工遵守正确的伦理准则;对企业道德行为规范提出修改意见;对企业实施的各种伦理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向媒体、投资者、消费者、市民等说明企业的行为。当员工遇到伦理方面的问题时, 也可以以信件、电话、匿名等方式与伦理主管进行联系, 寻求解决方案。
3. 强化贯彻执行力
企业伦理建设重在执行。中国企业伦理建设要想取得实效, 必须抓好“执行”环节。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 要把伦理管理融入到日常管理过程中, 通过制度化手段和机制, 充分发挥伦理的约束、凝聚、协调等功能。对于每个员工而言, 要时刻把企业的伦理准则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通过反复的实践最终把企业的伦理理念内化为自觉的选择。
总之, 在企业伦理建设过程中, 必须把外部建设和内部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外在他律和内在自律共同作用的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美]林恩·夏普·佩因.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战略的观点[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会计伦理建设现实问题研究 篇6
一、会计伦理现实问题
(一) 会计人员会计道德失范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失范行为主要表现为会计人员在单位领导的直接授意、指使、强令下, 做出有悖于会计职业道德行为, 参与弄虚作假。部分会计人员道德观念淡薄, 不坚守会计职业道德, 违背会计客观真实性原则, 伪造会计凭证、账薄、报表, 对外提供虚假会计信息。部分会计人员会计职业道德沦丧, 为追求私利, 不惜以身试法,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走上犯罪道路。
(二) 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失真即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完整及时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会计实务中, 有两类表现形式, 即“假账真算”和“真账假算”。所谓“假账真算”即经济业务本身是虚假的, 而会计处理是真实的, 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 如虚开发票、编制虚假预算等。所谓“真账假算”即经济业务本身是真实的, 会计处理方法是违规的, 以致提供的会计信息失真, 如不合理地利用会计政策等。会计信息失真具体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虚开发票。主要指多开发票进行报销, 提高费用, 加大成本, 以达到套取现金或骗税的目的;或通过与其他企业对开增值税发票、产品销售发票, 虚拟销售业务, 虚增收入和利润, 以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
(三) 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公正性
目前功利主义价值观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 并且成为会计准则制定的核心价值观。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的价值取向来看, 其显然是偏向于财务资本所有者, 资产负债表中没有人力资本的项目就是很好的例证, 显然这是有违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主体缺乏公正性。目前会计准则制定依然是以政府官员为主, 这就涉及到准则制定的政府模式的固有缺陷, 即多重身份的政府在制定准则时, 能否公平的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此会计准则并不是当事人多次博弈和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保护国家利益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 势必偏向国有经济主体, 而牺牲其它人的利益, 造成他人的抵触和不满。
二、会计伦理问题原因的分析
(一) 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国会计界对会计伦理问题不够重视, 理论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环节。我国对关于企业会计伦理问题的研究, 参与讨论的人数不多, 著述较少, 且多数人只是从会计伦理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去研究、探讨。一是不够深入, 二是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1986年, 在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负责人的建议下, 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会计杂志《财务与会计》增辟了“会计职业道德”专栏讨论, 这才引起了会计界, 乃至社会公众对这一问题的重视。1996年, 国家财政部在发布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 专门用一章的内容阐述了我国会计人员应遵循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 从而结束了我国没有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历史。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规定的六项职业道德的内容比较概括, 操作性差, 有待于进一步在理论深入研究和完善。
(二)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不健全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层出不穷、财务报告舞弊屡禁不止, 这种状况可以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得到清晰的印证 (见下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 即使在公告没有提供资产失真率不到1%、利润率失真率不到10%的会计信息失真的企业户数的情况下, 被抽查企业的资产失真率1%以上且利润失真率10%以上的企业也高达50%以上。这一系列的数据可以清楚地说明, 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非常普遍, 而且比较严重。从上述现状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仍然处于不完善的阶段, 目前已有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比较宏观, 操作性差, 这也是导致我国目前企业会计不道德行为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会计伦理建设建议
(一) 实现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
实现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二律相融是会计伦理建设的核心。首先, 实现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二律相融具有必要性, 会计伦理的建设离不开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的双重保障。在经济生活中, 经常发生没有违反法律制度, 但却违反了会计职业道德的行为。此时, 会计职业团体可通过自律性监管, 对发现的违反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戒, 对会计败德行为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与法律监管不同的是, 行业自律主要通过“执业能力和道德”评价来形成约束, 既有“自律”成分, 如凭借个人良心、道德上的自觉自省, 也有他律的成分, 如通过社会舆论的谴责、行业内的纪律处罚等手段, 属自律和他律的相结合。其次, 行业自律与法律监管的相融具有可行性。二律的相融性具体体现在:由于法律制定、实施和监管成本较高, 且会计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 不可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方方面面规范到, 而道德自律的较大一部分约束力正是因为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 因而更具广泛性。同时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约束可以构成某一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 有助于节约正式制度安排的实施费用。
(二) 明确会计道德评价机制
1. 道德评价机构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会计道德评价体系能否真正建立。
会计道德评价机制要想运行良好, 必须要有一些守法、诚信的评价机构, 它是以自身的信用和必要的资本承担经营责任, 以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者身份为社会各界提供会计道德服务。道德评价机构不是具有执法者身份的政府机构, 而是按照“政府指导, 市场运作”的思路行事。从而保证评价机构的中立、公正、可靠, 确保会计道德评价机制的良好运行。
2. 道德评价指标的选择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价结果。
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大方面设计指标。定性指标主要包括两大方面, 一是与会计人有关的企业信息:会计执业环境、会计核算、内部控制, 财经法纪检查情况;二是会计人自身的信息资料, 可以从会计人学生时代职业道德课程的考核结果、是否有作弊记录、是否按时还贷、是否按时交纳个人所得税等几个方面设计指标。定量指标主要包括会计核算道德状况和会计管理道德状况。
3. 工作程序是道德评价体系的一个重点, 它关系到评价结果产生的质量。
道德评价工作应实施以下几个程序:评级准备、实地调查、等级评定、复议、文件存档及公示、跟踪记录。
(三) 开展伦理道德鉴证服务
近些年, 国外政府、社会公众及企业界对伦理道德建设越来越重视, 由此催生了审计师的新兴服务——伦理鉴证服务 (Ethics Attestation Service) , 即道德审计。国外对此已有所探索, 美国企业伦理学教授De George在其《企业伦理》一书中指出, 之所以需要道德审计, 是因为企业的行为会产生影响, 公众、实际投资者以及潜在投资者都有权了解企业的道德状况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他认为道德审计十分有用, 尤其是公布道德审计结果, 这样能促使企业从事讲道德的活动。但迄今为止还是停留在评价企业道德的某个方面, 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能够全面反映企业道德状况的审计模型。
从长远来看, 加强会计伦理道德鉴证服务的理论研究, 为会计伦理道德鉴证服务的实践工作提供理论基础显得尤为必要, 应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立专门的道德委员会, 制定伦理道德服务标准, 并监督其执行和实施情况。可先根据自愿原则由企业对其自身开展会计伦理道德鉴证服务, 并公布其鉴证结果, 在理论研究比较成熟以及伦理鉴证标准正式颁布后, 再由企业外部机构进行强制性地审计。
摘要:现阶段, 贯穿于整个会计实践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包括会计人员会计道德失范、会计信息失真、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公正性。导致我国目前企业会计不道德行为频繁发生的原因是, 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不健全。会计伦理建设, 应实现法律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 明确会计道德评价机制, 确保会计道德评价机制的良好运行。
关键词:会计伦理,伦理建设,评价机制,鉴证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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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陈刚.企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万宇洵, 刘霞.破解我国会计伦理困境初探[J].会计之友, 2006 (9)
浅论我国会计伦理建设 篇7
关键词:会计伦理,失范,建设
一、企业会计伦理的内涵及研究意义
(一) 会计伦理的涵义
会计伦理是指会计人员以合法的手段从事会计管理时, 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会计职业道德主要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及其结果, 会计伦理和会计职业道德的含义基本相同。会计伦理的核心是职业良心, 其任务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 人与国家、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价值目标是纠正丑恶引导向善, 其性质是由它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
(二) 会计伦理研究的意义
伦理在会计职位中尤为重要, 这是由会计职业的独特之处及其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会计伦理学就是主要研究如何使道德伦理规范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问题。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会计行为主体的内心信念, 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会计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会计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 是维护和协调会计各方关系人之间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一种结果, 会计伦理学研究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
1.对会计制度进行道德伦理辩护, 使会计认识自己。会计伦理要对一定会计制度体系做出道德伦理方面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辩护, 找到它在道德伦理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充分证据, 才能使之得到全体社会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认同和支持, 人们尤其是会计人员和会计各关系人才能履行这种会计制度体系所提出的道德伦理要求。而且, 对会计制度体系进行道德伦理辩护, 无论其结果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内在问题和缺陷、促使人们去寻找改善的途径, 从而推动会计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对会计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产生导向作用。
2.对会计行为主体提出道德伦理要求, 使会计规范自己。对会计制度进行道德伦理辩护旨在提供一条维系会计制度体系正常运行的道德伦理纽带, 要具体发挥其作用还必须解决对会计行为主体的道德伦理要求以及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和途径问题。会计行为选择有“善”和“恶”的可能, 会计伦理道德便是要在时间中对这种可能进行规范, 即向善的引导和对恶的纠正。会计职业道德正是引导、制约会计行为、调整会计职业界各成员之间以及每个成员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职业道德委员会提出道德准则的原则是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技术标准、业务能力、道德自律。我国会计界先贤潘序伦先生认为, “会计职业道德既要重视良心主导的职业道德, 即会计职业良心, 这主要靠自律;又要重视制度规范的职业道德, 即会计职业义务职业责任, 这主要靠他律。”
二、会计伦理失范的现状及分析
(一) 会计伦理失范的现状
1.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的抽查结果
国家财政部从1997年开始每年对部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抽查, 每年抽查结果均显示大部分被查企业都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
2.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公告
在资本市场上,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更为严重, 从1992年算起。我国1370多家上市公司中已有200多家发生过与财务、会计有关的丑闻, 比例高达16%。
财政部的抽查结果和中国证监会的公告数据足以让我们感受到我国目前会计不道德行为的广泛性和严重性。会计领域的这些不道德行为不仅影响会计行业自身的声誉, 还给投资人、债权人、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带来极大的危害, 并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 会计伦理失范的分析
当前时期, 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和错误的价值取向迅速滋生和不断蔓延, 社会道德水平急剧下降, 主要有以下原因:
1.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不够统一
制度伦理化是指以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原则来制定各种法规和制度。
伦理制度化是指把一定的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到制度乃至法律的规定, 以强制性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
目前我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有关内容只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提到, 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概括性和层次性不强, 需要进一步完善, 其实践工作还只是开始, 有待于积累和借鉴。
2.对理论研究不重视
一直以来, 会计伦理的理论研究都被忽视了, 这也阻碍了会计伦理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3.企业会计环境有待改善
从企业外部来看:公司领导为了获取利益、发行股票、使公司上市或为了取得银行贷款, 往往指使有时甚至强制会计人员虚报财务数据或做假账, 而会计人员并不会因此被开除或是解聘, 相反, 如果做得好还有可能会得到奖励。
从企业内部来看,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严密的内部审计制度是防范会计舞弊、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但是,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都不是很健全, 这就为会计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提供了便利和机会。
4.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不完善
在伦理约束方面, 我国尚无具体的、完整的针对企业会计行为人的会计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 对企业会计人员职业行为的伦理要求, 散见于各种财务会计行政规章制度中。应该说我国目前的会计职业道德仍然处于不完善的阶段, 目前已有的会计职业道德的内容比较宏观, 实际操作性差。
5.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跟不上
近年来很多专家呼吁应加强我国的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但实际并未实施。另外, 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不完善, 政府部门尚未出台一些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约束。
三、完善我国企业会计伦理建设
(一) 为伦理道德立法:实现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者的统一
我们应从制度和道德两方面入手, 尽早实现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制度是维系道德的有利保障, 道德是制度伦理有效实施和执行的价值支柱, 二者兼顾, 相辅相承, 让制度和道德的联姻在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中得到具体体现。
(二) 加强会计伦理理论的研究
鉴于我国目前会计伦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的现状, 会计界首先应该重视企业会计伦理问题的理论研究, 应鼓励专家学者出书立说, 谈谈改进, 推动会计伦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其次, 要重视会计实践工作, 特别是对会计实践中新出现的现象、问题应认真分析和思考, 从而为会计伦理研究提供基础和依据。
(三) 优化会计职业道德环境
会计职业道德环境建设也应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两方面去进行。
会计内部环境建设首先应从优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入手, 包括构筑严密的企业内控体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措施, 使企业内部各相关部门和人员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以提高会计行为人的职业道德。其次, 应加强内部审计, 对会计行为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及时纠正和查处, 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同时对潜在的不道德会计行为形成威慑, 一定程度上抑制该行为的发生。
会计外部环境首先应加强经济建设。因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道德状况有赖于富裕的物质生活。会计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 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其次, 应积极完善制度建设, 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再次要通过教育投资的增加、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水平的提高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 从而在全社会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为会计行为人职业道德的培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四) 建立健全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按照功利主义伦理思想和义务论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认为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应以“实现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功利注意为主要依据, 同时附之以“使人们自觉去完善自身道德品质”的义务论为补充。共同支撑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构建。
因此, 我国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应该包括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一般原则和企业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内容两部分。作为框架性的一般原则, 我认为应借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职业道德守则》及他国的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包括以下内容:公正性原则、公众利益原则、正直诚信原则、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专业胜任能力和谨慎原则;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在会计实务中的具体要求。具体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爱岗敬业, 客观公正、正直诚信、专业胜任能力、参与管理、保密。
(五) 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经济越发展, 会计越重要, 会计越重要,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越必要, 因此, 在企业会计伦理建设中, 还应加强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应主要针对以下内容进行:
1.会计职业道德基础知识教育。针对我国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长期处于弱化的状况, 首先应进行会计职业道德基础知识的普及与教育。包括对会计专业在校学生开设《会计职业道德》课程和对在职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
2.会计道德品质教育。通过会计职业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 培养会计行为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 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 使他们认同时刻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 坚持客观、公正、独立的会计原则, 自觉地应用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来指导和约束自身的会计行为, 提高职业道德自律能力, 自觉抵制不道德的会计行为。
3.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作为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方面的教育, 应借鉴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国际会计师联合会职业道德守则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业行为规范等有关会计职业道德方面的内容, 重点对会计行为人进行公众利益原则、正直诚信原则、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应有谨慎性原则等方面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教育。
4.政策、法规教育。在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 对会计行为人及时进行相关的财经政策和财经法规教育是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最起码的要求, 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守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高尚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 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养成的,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只有不弃小善, 从大处着手, 才能积成大器, 从而使会计人员合情合理、规范有序、科学高效地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王涛.企业会计伦理建设研究.西南交通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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