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伦理秩序

2024-10-01

社会伦理秩序(精选3篇)

社会伦理秩序 篇1

摘要:国家法律按照现实的需要不断的解读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非专业的潜在举报人面对专业的法律界限划分只能晦涩的以自己的伦理认知来加以辨识;组织规范也没有像手册中叙述的那么简单, 往往依据利益获取的需要调整伦理正义的指向, 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自由不仅被其牢牢束缚, 原初的伦理认知也被经典管理体制再一次抹除干净, 当集体错误以组织伦理正义面目出现时, 潜在举报人已经丧失凭借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来判断是非的能力。

关键词:国家法律,组织规范,伦理困境,潜在举报人

0 引言

权利的伦理思辨是在社会契约论形成基础之上, 也正是由于社会契约论的存在, 霍布斯才将自然权利定义为法的前提条件。在《利维坦》中, 霍布斯对于法、权利和自由的关系论述中, “自然权利 (The right of natural) 也就是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法, 是每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所有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在霍布斯的论断中, 权利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能实现, 然而当人类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时, 战争将破坏完全的自由, 因此自然权利让渡给公意, 单个人的权利让渡给国家, 法律和原始契约随之出现, 霍布斯并不承认权利和自由能够共存, 认为自由仅存续于法律的盲点。

理论学家的伦理思辨很不幸的影响到了现实中的人们, 潜在举报人的伦理困境就存续与法律、权利和自由的平衡寻找过程之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现行法律无法真正厘清权利和自由的合法权限, 涉及举报问题主要体现在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和公众知情权的维护之间的冲突, 其伦理问题“未经当事人允许的清情况下, 刺探并泄露个人错误行为的信息是否属于正义行为;”其二, 组织为了寻求自由意愿的发展, 必然会将法律盲点作为秩序的突破口, 当这种没有法律限制的自由成为影响公众利益或者社会秩序的错误行为时, 摆在潜在举报人面前的没有现成法律规制, 反而是组织伦理对于自身举报行为的限制;其三, 当组织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自行曲解现行法律时, 现行的商业伦理规则与国家法律规制会出现正面冲突, 处于国家法律和组织伦理规则双重规制之下的潜在举报人也将处于伦理选择的困境。

1 国家法定权利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判断的干扰

法律本身的严谨性不应该对决策中的潜在举报人造成任何困扰, 但正是法律对于权利规定上存在部分重叠促使潜在举报人举棋不定遭遇伦理判断的困境, “隐私权 (The right of privacy) ”和“知情权 (The right to know) ”的伦理争议。“隐私权就是不被打扰的权利, 保持隐居独处, 远离无根据宣传的权利。法律应该保护包括公民姓名、历史、喜好, 公民信件、日记不被侵扰、窥视、窃听的权利。”“知情权”同样来自于美国, 但其发源来自于媒体对于政务事件知情权的申索, Kent Copper (1956) 将新闻的自由在一个更广的领域上应用, 便演绎成了公民知情权。因此, 隐私权属于法律民主权利的维护需要, 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给予公民个人生活空间的最大尊重;而知情权属于媒体代替公众对于社会及政府治理过程当中相关信息被告之权利的申索, 由此可见, 两条法定权利产生的初始需求并不相同。

2 组织伦理规范对于潜在举报人伦理自由的限制

组织伦理源生于社会伦理, 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伦理, 他既杂糅了国家法律的法定正义又汲取社会伦理原初正义, 同时以组织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唯一的道德归属, 在相对严谨、狭窄的法律规定和相对自由、宽泛的社会规则之间找寻自我伦理存在的空间, 潜在举报人迫于生活压力逐渐接受组织伦理规范的约束, 毫无知觉的放弃自我伦理判断的权利。

2.1 组织伦理规范扰乱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认知

组织伦理是在法律允许或者法律未规定的框架之内, 以追求组织利益最大化为唯一道德标准, 也就是说所有不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类似于隐瞒事实、夸大效果、弄虚作假等行为都是组织伦理允许的。这种说法并不仅限于理论上的思辨, 事实上大多数组织行为都涉及到社会伦理不能认可的行为。组织的形成是要将松散的人有秩序的聚拢起来, 以群体力量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达到的目标, 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剧, 每个组织都有各自的伦理规范, 强烈的要求组织成员去社会化, 抛弃未进组织前, 自由个体的有碍于组织任务完成的任何唯我意识, 而就在此过程中组织伦理规范的强大影响力将个体伦理认知也一并去除。

2.2 经典科层制束缚潜在举报人的伦理自由

具备完全伦理认知的鲜活个体, 在进入组织后将受到科层制的打磨, 不断循环的工作流程持续否定富有创造力的个体思维;森严的层级制度使雇员完全放弃个体伦理判断盲目的服从法定权威, “科层组织 (与死的机器相结合) , 致力于建立那种未来奴役的外壳。潜在举报人在这种以科层制建立起来的组织秩序氛围下, 很难形成正确的伦理判断, 因为每一项组织行为都可以在规程当中寻找到合理的依据, 这种依据具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强大的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对组织行为质疑就是要对绝大多数组织成员服从的, 曾经是自己认可的伦理规范进行挑战, 通常情况下, 凭借个人能力来颠覆经过缜密思考编制的组织规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同时长时间的服从于合法权威所产生的行为惯性已经促使行为人由简单的质疑行政命令变成反复的为行政命令寻找伦理支撑, 潜在举报人会在这种反思维定式的判断过程也伴随着不断的产生伦理自责。

3 集体错误引发国家法律与组织规范的选择性伦理冲突

“当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错误行为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承担任何改变的后果, 或者错误行为是一种唯一的选择时, 组织将默许、纵容错误行为的继续发生, 同时压制组织成员的举报意愿。”此时一般个体的错误行为便上升为集体错误行为, 组织管理者参与到错误行为当中, 将使得整个举报过程变得复杂, 组织其他成员因为既得利益对于错误行为的漠视也会降低潜在举报人的举报热情, 艰难的抉择源于组织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冲突, 反复考验举报人个体伦理认知。

4 结论

举报决策是一个充满伦理博弈的过程, 需要明确、坚定的伦理意识作为指引行为与道德对冲的工具。举报行为不能仅被看作是高效的治贪反腐的案源工具, 对于举报行为的激励也不能仅以制度设计等外在的打磨为主, 其根本应该是依助于潜在举报人内心的伦理自主, 因此, 只有帮助其培养正确的伦理认知, 排除因为秩序遵循而产生的伦理判断障碍, 减少因为举报结果的不可预料性给举报人带来道德上的自我谴责, 最终完成内心世界的锻造, 才能是潜在举报人产生制止错误行为、维护公众利益的伦理自觉。

社会伦理秩序 篇2

关键词:伦理秩序 道德规范 伦理关系 道德行为 道德调整 道德整合

摘要:伦理秩序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从道德规范到道德整合的复杂机制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规范作为伦理秋序的设计图式,是伦理秋序形成的起始环节;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分别是伦理秩序的组织细胞和伦理秩序图式的运演展开;道德调整作为社会关系调整的基本手段,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内在要求;道德整合则是伦理秩序形成的最终环节,意味着伦理秩序的整体实现。

伦理秩序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秩序的伦理方面,“广义的伦理秩序是人们自由行为的现实”;“狭义的伦理秩序是人们自由行为的目的”“了”。前者是一种现实的秩序,后者是一种应然的秩序,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应然的秩序,伦理秩序是通过道德规范对伦理关系的调整而实现的伦理关系的有序化和主体道德行为的规则化状态,道德规范、伦理关系、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调整是伦理秩序的基本要素。

从形成过程看,伦理秩序的形成要经历一个包括道德规范、伦理关系、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调整等在内的复杂机制和过程,这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四个基本环节。它表明通过道德规范对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可以保证具体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有序化与规则化。但是,具体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有序化与规则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伦理关系的整体和谐,并不意味着伦理秩序的整体实现。为此,还必须进行道德整合。这是伦理秩序形成的最终环节,它意味着伦理秩序的整体实现。

一、道德规范:伦理秩序的设计图式

道德规范是伦理秩序的一个基本要素,它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及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一套标准和尺度。可见,道德规范体系的存在是伦理秩序得以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道德规范对伦理秩序的前提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它是伦理秩序的设计图式,即为伦理秩序“拟定”了一个基本框架或图景模式。可以说,没有道德规范体系,伦理秩序就无章可循。特别是道德规范的应然性,即它所表达的对人们的理想道德要求和道德的理想状态,对人类未来道德生活和理想伦理关系的憧憬,就是对伦理秩序的一种图式预设。这就是说,道德规范预制了伦理秩序的图景或模式:通过道德规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知伦理秩序的应有状态。如果伦理秩序形成的其他环节也运行顺利,道德规范所设定的伦理秩序图式就会得以实现。

具体地说,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之间的关系,从动态的角度看,伦理秩序是道德规范所要努力追求的目的,只要一定的道德规范还在起作用,伦理秩序就是道德规范运行的目标。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德规范作为伦理秩序的设计图式,伦理秩序是道德规范作用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应该是互相对应的关系,道德规范本身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伦理秩序的好坏:在其他环节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如果道德规范适时、合理,一般也会形成良性的伦理秩序;如果道德规范本身不合理,就不可能形成良性的伦理秩序。如果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差距太大,则意味着道德规范的明显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对道德规范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道德规范本身不合理,则必须首先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重建;如果道德规范是具有合理性的,则必须对伦理秩序形成的其他环节进行检验,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促成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得以实现。可见,形成良哇伦理秩序的关键一步,就是要为伦理秩序设计一幅好的图式,即建立合理的道德规范体系。

显然,道德规范作为伦理秩序的设计图式,是以道德调整第一环节的“身份”发挥作用的:道德规范不仅是道德调整的一个环节,而且是道德调整的首要环节,道德调整的其他各个环节的.都是以道德规范为基础和根据展开的。正是道德规范的作用使人们追求的伦理秩序有了一个基本框架或图景模式。

二、伦理关系:伦理秩序的组织细胞

“所谓伦理关系,就是在一定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由客观关系和主体意识构成、贯穿应然价值规定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伦理关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或整体。从系统或整体的角度看,伦理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体系,每种具体的伦理关系都可以看作是伦理关系这一复杂结构体系中的一个纽结。每一个纽结都处在一定的位置,各得其所,和谐有序,从宏观上看就是社会的伦理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理秩序所“标识的首先是伦理关系的客观性关系结构,这种客观性关系结构具有客观交往法则系统,即伦理关系的内在秩序。这种内在秩序通过人的行为活动表现于外,成为现象性的交往秩序即伦理关系的外在秩序。

事实上,在伦理秩序的形成过程中,道德规范作为伦理秩序的设计图式,是通过作用于伦理关系而得以实现的。不言而喻,伦理关系既是道德调整的对象,也是道德调整的目标。作为道德调整的对象,伦理关系是道德调整过程得以展开的直接对象;作为道德调整的目标,伦理关系是具体道德调整过程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关系是伦理秩序有形的、具体化的表现形式,亦如黑格尔所说,“伦理关系本质上是现实合理性的秩序中的关系”,或者说,作为道德调整直接结果的伦理关系是构成伦理秩序的现实内容或组织细胞。从另一角度看,“伦理关系本身是一结构体系,每一具体伦理关系均是这一结构体系中的纽结,各个纽结错落有致、协调稳定,表现在宏观上就是社会伦理生活的秩序。”可见,没有伦理关系作为组织细胞,伦理秩序就可能永远停留在道德规范所设计的图式上而不能真正得以形成。

可见,作为道德调整的基本环节,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伦理关系是伦理秩序的原因,伦理秩序是伦理关系的结果。作为伦理秩序的原因,表明道德规范对各种伦理关系进行了个别性的处理和调整,其结果是伦理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得以实现。但这种被个性化处理的伦理关系仅仅是构成伦理秩序的基本细胞,还不是伦理秩序本身。也就是说,伦理关系作为伦理秩序的原因,作为伦理秩序的有形的、具体化的表现形式,并不意味着它本身直接就是伦理秩序。作为伦理关系的结果,伦理秩序就是由各种具体伦理关系构成的整体状态。作为一种整体状态,它不能仅停留在各个具体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而应该是所有伦理关系的综合协调;它所表达的不只是单个具体伦理关系的和谐状态,而应该是所有伦理关系的一种有序化状态。

三、道德行为:伦理秩序图式的运演展开

主体的道德行为也是伦理秩序的基本要素之一。道德规范为伦理秩序设计了一种样式,但它本身还不是真正的现实伦理秩序。道德规范对伦理关系的调整,最终要落实到主体的道德行为上,只有通过主体的道德行为才能使伦理的权利与义务得到真正实现。这就是说,要使道德规范预设的伦理秩序图式变成现实伦理秩序,最终必须把道德规范落实到伦理关系主体的道德行为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的动态运演。

关于道德行为,我们不能不提到黑格尔对道德行为的基本规定。黑格尔认为道德行为是道德意志的外在表现。在黑格尔那里,道德行为有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定,第一,道德行为是一种有自我意识的行为,“当其表现于外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行为”;第二,道德行为是一种与应然的概念相联系的行为,“它与作为应然的概念有本质上的联系”;第三,道德行为应该具有社会意义,即道德行为“与他人的意志有本质上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的意志概念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理念论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他的唯心主义的理念论,他的关于道德行为的理论还是非常深刻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德行为的一般规定:道德行为是“自觉的、出于道德准则的,并且是与他人的意志具有本质联系的行为。

当然,我们把道德行为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并不意味着道德行为就是一种独立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行为。相反,作为一种社会行为,道德行为往往是与其他行为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同一个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经济行为;从法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它是一种法律行为;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又可以说它是一种道德行为。可见,道德行为并非独立的、纯道德意义上的行为,而只是从道德这一特定的角度来进行评价的行为。

道德行为与伦理秩序之间也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道德行为是伦理秩序的原因,伦理秩序是道德行为的结果。作为伦理秩序的原因,道德行为是道德规范在主体认识和处理伦理关系实践中的直接运用,因而是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的动态运演,或者说,道德行为是伦理秩序的动态表现。从静态的角度看,道德行为则是伦理秩序的预设图式和现实状态之间的桥梁。作为道德行为的结果,伦理秩序是道德行为的规则化状态。当然,作为道德行为的规则化状态,伦理秩序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道德行为本身。事实上,伦理秩序也不能仅停留在各个具体道德行为上,它所表达的不只是单个道德行为的状态,而应该是由各种道德行为构成的一种规则化状态。

四、道德调整:伦理秩序的内在要求

从上述三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伦理秩序必须通过道德调整才能形成,道德调整是伦理秩序形成的主导过程:道德规范对伦理秩序的图式设计、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要真正转化为现实的伦理秩序,都必须通过道德调整这一环节。这是因为,伦理秩序作为伦理关系的有序化和主体道德行为的规则化状态,并不是道德规范自发作用的结果;道德规范只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应该怎样”进行了一般规定,要使道德规范的这种规定能够真正对伦理关系和人们的道德行为发挥作用,必须有活动性的道德调整环节。

我们知道,道德调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整。所谓道德调整,就是运用道德的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的调整。具体地说,它是运用道德的手段,将一定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内在地渗透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达一定社会所认可、倡导的“应当怎样”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传递其对人们的价值期待和要求的信息,以此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从而协调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从伦理秩序形成的角度看,道德调整就是通过道德规范对伦理关系与主体道德行为的调节,实现它们的有序化与规则化。可见,道德调整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内在要求,没有道德调整就没有伦理秩序。 具体地说,道德调整对伦理秩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伦理秩序,道德调整使人类对秩序的追求有了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从这一角度看,伦理秩序作为伦理关系的有序化状态和道德行为的规则化状态,是道德调整的目的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道德调整的作用就是为伦理关系的有序化和道德行为的规则化提供现实的实现手段。

二是维护既有的伦理秩序,恢复被扰乱的伦理秩序。一般地说,在社会道德规范是适时道德的条件下,人们在认识和处理伦理关系的过程中,一般都能以合道德的行为来表示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义务,从而使自己的道德行为规则化,使各种伦理关系有序化。但是,仍然可能有少数人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在伦理关系中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从而使伦理关系处于不和谐甚至是冲突状态。这时的道德调整就进人了一个特殊阶段,即惩罚性调整阶段:针对主体不遵守道德规范、不履行职责与义务的不道德的行为,社会根据道德规范的尺度对“恶行”进行谴责和贬抑,向主体传递恶行的负面价值信息,迫使主体接受来自外部的善恶判决,从而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性,进而纠正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履行相应的伦理义务,从而使伦理关系恢复应有的和谐状态,进而恢复被破坏了的伦理秩序。当然,如果用以进行道德调整的社会道德规范不是适时道德,而是已经不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过时道德,则必须首先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重建。

五、道德整合:伦理秩序的最终形成

以上四个环节是伦理秩序形成的基本环节,它表明通过道德规范对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进行有效调整,可以保证具体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规则与有序。但是,从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整体看,具体伦理关系的和谐并不意味着社会伦理关系的整体和谐,或者说并不意味着伦理秩序的整体实现。因此,要最终形成伦理秩序,还必须进行道德整合。

所谓道德整合,就是对道德系统的各个部分或各个要素及其功能进行协调和控制,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就伦理秩序的形成而言,作为伦理秩序形成的最终环节,道德整合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道德通过各种方式,将伦理秩序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和相互关系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当上述四个阶段特别是道德调整完成以后,虽然可能实现了具体伦理关系的和谐,但就全社会的伦理关系总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就已经实现了有序化和规则化状态,有时甚至可能仍然处于不协调的状态。这就是说,经过道德调整阶段后,具体伦理关系的和谐状态,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协调,或者说并不意味着伦理秩序的整体实现。因此,只有在前四个环节的基础上进行道德整合,才能实现整个社会伦理关系的有序化和道德行为的规则化,从而最终形成伦理秩序。

另一方面,道德整合是以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为标准,对现实的伦理秩序进行检验的过程,即考察现实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的设计图式是否一致。具体地说,这种检验主要包括时间的检验和空间的检验两个方面。其中,时间的检验是要求道德规范在其时效范围内所有的调整结果应该大体一致;空间的检验则是要求道德规范在其空间范围内所有的调整结果应该大体一致。如果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所设计的图式一致,说明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已经实现;如果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之间不一致,即在道德调整的时间、空间范围内不出现不同的结果,差距过大,则意味着道德规范所设计的伦理秩序图式没有实现,或者说虽然实现了规则化状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但处于单个状态的伦理关系之间并没有能够协调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表明伦理秩序出现了紊乱。这必然影响人们对道德规范信奉和遵循,从而影响道德规范的实际效力。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协调与整合。

社会改革与法律秩序 篇3

社会改革与法律秩序的关系十分密切。如何在法律秩序下实现社

会改革,如何在社会改革中建立并维持新的法律秩序,是摆在社会学

家和法学家面前的难题,也是社会改革家和法律实践家的责任。

法律秩序是启动社会改革的先导。改革者常常在社会改革之初就

创设新的法律秩序,然后运用新的法律秩序来推行改革。在社会改革

中,首先变革法律秩序,并用这种新的法律秩序来启动社会改革,既

可以使社会改革依法进行,也可以避免“先改革后立法”的弊端,更

可以避免违宪改革或违法改革。即使是由民众推动的改革,如果没有

法律上的根据,改革的推进及其合法性都会成为问题。如果放任违法

改革存在,就必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破坏法治。

法律秩序是推进社会改革的基础。如果社会改革是由权力层启动

的,那么权力层就应当首先运用立法手段将自己的改革意图法律化。

如果改革是由社会民众发动的,改革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根据。

即使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改革,一旦为国家所认可,也应当立即予以立

法确认,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改革成果如果不能被转化为法律秩序,

不能被纳入法律秩序的范畴受保护,改革就可能受阻,改革的成果也

可能得而复失。法律秩序确认社会改革的成果,也为社会改革新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立足点,同时,还可以使社会改革不至于在改革的道路

上失落自我或无所依归。

法律秩序可克服社会改革带来的震荡。社会改革必然会有阻力、

有震荡。如果震荡过大,就可能引发社会**。而任何社会**,就

其本身来说都是社会的疾患。它可能使社会的发展出现梗阻,使社会

的脚步被迫倒退,使社会的文明遭到损害,走向社会改革目标的反面,

甚至葬送社会改革本身。如果建立并保持了良好的法律秩序,使社会

改革在法律秩序中进行,就不可能引发过大的社会震荡,即使引发了,

改革者也能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予以控制。

法律秩序既是静态的模式,也是动态的过程。法律秩序要在社会

中发展更新,需要一定的社会动力。在若干社会动力之中,改革无疑

是最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改革中,法律秩序确认、维护、推进着社会

改革的同时,自己也获得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社会改革的不断发展,

会对法律秩序提出不断更新的要求。法律秩序的发展也是社会改革发

展的要求。社会不同方面的改革会引发法在不同方面的发展,一旦改

革进行了,原有的法就存在过时、需要革新的问题。法所作出的与社

会改革相适应的变革,也会引起相应的法律秩序变革。在社会改革――

法的变革――法律秩序变革的过程中,法律秩序发展了,更新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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