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挑战（共4篇）
伦理挑战 篇1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 以及高科技在医学中的广泛应用, 医学中的伦理问题已不仅限于传统的医患关系之间的伦理问题, 而是向卫生政策伦理、医院管理伦理等领域渗透, 从而使伦理与管理在医院管理中有机结合。如何运用医学伦理的原理, 发挥医学伦理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以谋求解决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与利益冲突, 是当前医院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1.1医院管理与医院管理伦理的关系
医院管理是医院依照医院工作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 对医院系统内各相关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 以保证医院各项工作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医院管理伦理以医院管理者为核心, 研究管理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关系, 特别是研究与医院有关的人际道德关系, 并从中引申出有关医院管理伦理的各种原则、规范、范畴等要求。现代医院管理既要以患者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的合理需要, 又要坚持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医院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也是医院管理伦理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医院管理者只有遵循具有自身特征的伦理实施管理, 才能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管理领域社会关系的反映, 是医院管理者在医院管理实践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行为准则, 也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医院管理的客观要求和主观认识的统一。医院管理中的许多规定、规范等要求, 通过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传递下来, 经过总结与概括, 不断升华到医院管理伦理层面上, 成为医院管理人员调整道德关系的准则, 从而推动医院管理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1.2医院管理伦理对医院管理的重要性
1.2.1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各项管理的基础。坚持办院方向是保证医院一切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医院管理伦理认为医院改革和发展应该立足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有效地防病治病, 尊重患者的权利, 维护和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各项改革政策的制定, 卫生资源的开发使用, 医院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的调整, 医疗服务项目的增减和收费标准等, 必须首先作出伦理学判断, 以保证医院工作和医院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如果管理者道德不高, 见利忘义, 不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就会把医院发展引向歧途。1.2.2医院管理伦理可以提高医院管理效率任何管理都必须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否则管理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追求管理的效率价值的时候, 本身就包含着对管理过程中的所有活动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正当与不正当、应当与不应当、合理与不合理的争论以及伦理评价。医院管理伦理涉及医院管理伦理的各种原则、规范, 不仅可以为医院管理人员确立行为准则, 使医院管理人员都在医院管理规范的准则下约束自己的管理行为, 促使医院管理者通过自身的高尚品格和有序、高效的管理, 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激励他们的进取精神, 使医务人员自觉地完成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 提高医院管理效率。
1.2.3医院管理伦理能够为医院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为了使医院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管理者往往使医院管理伦理和社会伦理相适应, 使医院内部和外部建立一致的伦理关系而保持与社会的协调。当医院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相一致时, 既有利于医院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赢得社会各组织、社会公众及媒体的支持, 赢得广大患者的信赖, 提高社会地位, 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同时, 医院对管理伦理的重视及是否按管理伦理行事对医务人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医院讲求社会伦理, 公平地对待职工, 尊重职工的人格和权利, 对职工负责, 就会增强他们对医院的信任感、责任感、归属感, 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各方面的力量, 形成互利、互助、和睦共处的亲密关系。因此, 医院管理伦理是促进个人、医院、社会和谐发展的纽带和桥梁, 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法宝”和动力源泉。
2当前医院管理伦理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2.1管理者的既有伦理观念不能适应伦理思想发展需要的矛盾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活跃, 市场需求的千变万化,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 医院管理者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需要先进的伦理道德作为指导。先进的医院管理伦理能够为管理的变革做足准备, 论证管理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 批判不合时宜的观念, 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 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但有些医院管理者的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医学模式上, 医学伦理思想只有美德论、生命神圣论、义务论, 对公益论、生命价值论、生命质量论知之甚少。这样的伦理观念已不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不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因此, 医院管理必须紧密结合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院改革与经营实践来进行调整。
2.2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的矛盾
由于现代医学人文教育薄弱和传统理念在管理过程中仍起着主导作用, 因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普遍存在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2方面情感体验的缺乏, 管理者在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同时, 尚未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日常管理过程中, 缺乏个性化管理及对被管理者心理过程的分析, 容易形成因事议事、治标难治本的管理局面。同时, 管理者比较重视经济、技术管理, 缺乏医德管理意识, 一旦发生事故, 也都是从经济上、技术上去寻找原因, 很少或者不善于从伦理角度进行反思。因而在强化规章制度约束与情感投入、人文关怀与心理激励缺位等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 医务人员主动参与管理的机制尚未形成。
2.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协调的矛盾
卫生事业的本质属性是体现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医疗服务不同于一般商业服务的特殊性, 决定了医院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医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 在政府投入不到位情况下, 要承担筹集资金的职能, 因而在经营上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和盈利性的一面。由此可见, 医院要生存和发展, 既不能只顾自身利益而抛开社会效益, 也不能只求社会效益而放弃自身利益。没有自身利益, 医院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就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医疗服务, 社会效益就成为无源之水。医院如果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就会加重患者的负担, 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 将会因丧失社会效益而陷入经济困境[1]。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 是医院管理伦理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2.4医院管理伦理缺失造成的医患矛盾
现行医学教育人文教育的缺失, 造成医疗实践中普遍缺乏人文精神, 常常表现为医疗行为缺陷, 如对工作缺乏责任心, 不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对患者缺乏同情心, 服务态度不佳, 语言生硬等。同时, 一些医学工作者以生物医学观点来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 缺乏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知识, 只重视各种仪器、实验室检查及躯体检查所得到的诊断结果, 单纯应用药物或手术疗法, 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 不愿与患者接触和交流, 把患者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位置。而患者有要求在医疗过程中实现个人自主医疗的权利。这与患者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建立平等医患关系的要求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 从而产生了医患矛盾甚至纠纷。这些矛盾引起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焦虑、不满, 也造成了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和紧张心理, 影响了医患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进而对医院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3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的思考
3.1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管理既包括物的因素, 也包括人的因素。具有思想意识的人是管理目标实现的决定性因素, 是管理诸要素中惟一活的要素。无论技术如何发达, 都无法取代人的地位, 技术越发达, 人越重要[2]。管理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 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根本目的。因此, 医院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用管理伦理塑造医务人员, 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一方面以患者为本, 就是在医院管理的过程中, 从维护患者的正当利益出发, 把满足患者合理医疗保健需要、促进患者的健康作为医院各项工作的中心。另一方面以职工为本, 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给每个人提供实现自我价值和展示才能的舞台, 围绕着调动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展开医院的一切管理活动。
3.2注重培养和提升医院管理者的伦理素养
良好的医德和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伦理学的核心, 也是医院管理的职能和医学发展的保障。首先, 管理者要更新管理理念, 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做到管理与人文关怀并重, 注重医务技巧、技能的培训, 坚持医疗服务的伦理原则, 始终将医德建设放在医院管理的首要位置。管理者只有把医院管理与伦理有机结合, 才能提高医疗质量。其次, 管理者良好的道德素质是赢得感召力和吸引力的精神动力。“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管理者只有优化知识结构, 不断学习管理知识和医学伦理理论, 加强自身修养, 才能给全体职工作出榜样, 保证医院预期管理目标的实现[3]。最后, 医院管理者要树立人文的职业意识和管理意识。不仅要重视经济管理、业务技术管理, 而且要加强人文建设, 培养医务人员良好的职业素质、道德情操, 履行美德义务、对行为结果理性预测和行为自律的能力, 使被管理者充分感受人文关怀和情感激励, 形成和谐、愉悦的工作氛围。
3.3切实加强管理伦理建设
医院的性质和宗旨等决定了在医院管理中不仅需要规章制度的“硬”约束, 更需要伦理的“软”约束。医院制度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伦理渗透于医院工作的全过程。规章制度是医院工作有序进行的保证, 也是伦理原则的体现。用制度来体现管理伦理原则, 让管理伦理原则来指导医院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建立融伦理原则于一体、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是依法行医和以德治院相统一的要求和体现, 是道德自律与他律的互补[4]。
3.4注重发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作用
在医院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伦理学问题, 如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医院、医务人员与患者权利和利益的冲突, 医院人事、分配制度调整等, 都涉及伦理导向和选择。而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立和开展工作, 既可以为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伦理学咨询, 为医院决策发挥政策研究与参谋作用, 确保医院重大决策符合伦理原则, 提高医院管理水平, 又可以加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医务人员对伦理难题进行正确的决策, 从而进一步预防和减少医患之间、医务人员之间及医院与社会间的伦理、法律纠纷, 有利于医院管理更加规范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院管理伦理,医学伦理,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袁俊平, 谷桂菊.医学伦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2]郑志春.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分析[J].经济师, 2003, (1) :139～140.
[3]罗永忠.和谐医院建设的伦理因素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7, (1) :5～8.
[4]杨凤仙, 冯正文, 王燕.关于医院管理道德的思考[J].医学与社会, 2003, (12) :26～27.
伦理挑战 篇2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由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研讨会”于2015 年9 月21 日—23 日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多位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及我国大连理工大学、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上海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等单位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同探讨当今世界的科技伦理问题。会议开幕式由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洪晓楠教授主持，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王前教授致开幕辞，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员、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保罗·霍伊宁根许纳( Paul Hoyningen—Huene) 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本届研讨会以“科学技术的伦理挑战”为主要议题，中德两国学者就科学技术的基本伦理、应用、风险与挑战，负责任创新，科学治理及技术的发展等议题进行热烈讨论，分享研究成果。
一、科学技术伦理的基本理论与应用
来自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马丁·卡里耶( Martin Carrier) 教授做了题为《气候变化的伦理学论争的影响》的报告。马丁·卡里耶教授以理查德·拉德纳( RichardRudner) ( 1953) 提出的“需要将潜在误差的实际影响考虑进判断假说的接受阈中”的经典论证为切入点力图澄清两个问题。第一，就这一影响而言，伦理学的方法不足以接受或者拒斥任何特定的评估方法。因为不同的拉德纳式参数可以因类似“如何对抗气候变化”的问题而被筛选。第二，应向去判断行为( 而非假说) ，并对所要选取的行动产生合法的伦理的影响探索三种不同的路径。路径一： 气候变化中的经济学论争已经表明，假定的贴现率对未来风险的评估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一问题关乎伦理，所以，伦理争议可以用于将贴现率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值。路径二： 马丁·卡里耶教授对是否重视分配公平就能为选取适当的行动提供帮助提出质疑，并认为就伦理的观点而言无论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赢家都至少对输家的损失负有部分道德上的责任。路径三： 提出稳固性和适时性是评估政策的附加条件，即我们希望在出现意外时可以确保安全并且利用这种未曾预料到的技术发展创造新的机会，由此，这些标准可以为行动提供参考。
最后，马丁·卡里耶教授总结，问题的重点是尽管引入拉德纳式论点来影响证实气候变化假说判断的前景依然模糊不清，伦理上的辩护依然在选取对抗全球变暖的恰当措施中扮演着主要作用，这是通过对采取的行动提供建议而非判定科学假说取得的成绩。
二、高新技术的伦理与风险
洪晓楠教授在“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的伦理学辩护———从一则案例说起”的报告中对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进行伦理学辩护。他以我国中山大学科研人员首次成功修改人类胚胎基因为例，讨论基因工程技术及其伦理问题。通过对这一案例的分析，报告展开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 1) 在这个案例中研究人员是否区分了治疗与研究? ( 2) 修改人类胚胎基因( 基因编辑) 在实验室内是否允许? 是否可以应用于实验之外? ( 3) 基因治疗在实验室内是否允许? 是否可以应用于实验之外?( 4) 基因编辑或基因治疗是否存在道德问题? ( 5) 对风险/收益比的评估做得如何?( 6) 有无利益冲突? 由此形成了基因工程技术及其伦理问题域。在报告中，洪晓楠教授倾向于反对人胚胎基因组编辑的临床应用。但鼓励CRISPR—Cas9 在基础领域内的`研究，探讨其在模式生物中的编辑特异性，评估该技术的应用前景。因为这个观点是可以得到伦理学的辩护，也是符合科学精神和科学发展目标。并在最后强调，我们对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既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又要防止西方垄断话语权，假借伦理问题压制中国或亚洲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从而丧失优先发表学术成果的权利，步上学术殖民主义的老路。
三、信息技术的伦理挑战与负责任创新
上海社科院成素梅研究员在“量子信息技术的伦理挑战”的报告中认为，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引发的数字鸿沟已经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而量子密码技术和量子计算技术将会进一步加深这一鸿沟，需要特别引起关注。量子密码技术一旦得到普遍应用，量子计算机一旦研制成功，信息安全问题将变得比现在更加突出，世界将会更加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从而带来不平等与不公平，甚至摧毁地缘政治之间的平衡格局。
因此，从事研发量子信息技术的科学家将会比过去的科学家承担着更高的伦理责任，他们不仅应该关注其研究成果可能带来的应用风险，而且应该确保他们的研究不能被政治家或有害于他人的利益团体所利用。这样就导致了两个伦理悖论：其一，一方面，科学家的研究需要得到政府或某些利益团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又不能被支持者所控制; 其二，要求科学家有更高的伦理责任感，但是，在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之前，我们无法预先判断一些科学家比另一些科学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更负有伦理责任，这就出现了一个循环。因此，我们需要在量子信息技术得到普遍应用之前，站在从确保人类和谐发展的立场上，制定相应的使用规范和技术共享机制，需要加强人文教育，特别是，责任教育，加强信息文明建设，提高全人类的责任意识与共享意识，从而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全人类应该友好相处的理想社会。
四、科学治理与同行评议
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保罗·霍伊宁根许纳教授作了“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的报告，从而对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进行新的定义与划界。报告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有的责任提出思考： 单纯履行职业责任就够了吗? 是否在职业责任之外存在额外的“社会”或“道德”责任? 如果是，存在于什么之中? 众所周知，目前我们对社会责任尚不了解。那么，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是否超越/凌驾于他们的职业责任? 由于现代社会在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迅猛，这些变化通常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引发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经常包含风险。有时，这样的风险要过去很久才会被公众所知。为了社会的利益，可能存在的威胁应该尽可能快地被人们所知，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尽早发出警告。我们需要尽早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发展提出警告。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最早知道危险的人，由此提出中肯的警告成为了他们的责任，这是责任的功能必要性，而且不能被形式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许多工程师的伦理守则响应这一社会责任问题。这一准则包括： 工程师应该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我看来，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
伦理挑战 篇3
在美国，“冰桶挑战”（Ice Bucket Challenge）从开始以来，不断受到媒体报道，大多数是正面的，但也出现了许多批评性的思考意见。这项慈善活动原本是为帮助美国ALS（肌萎缩侧索硬化病）协会（ALSA ssociation）取得研究经费而发起的，批评意见大致来自两种不同的思考角度。
第一种反对意见依据的是生命价值的道德原则，反对人士（主要是天主教和政治保守人士）从不赞同胚胎干细胞研究、运用的生命道德立场出发，不赞同ALS协会绕过美国的有关立法，直接向社会募款。“美国生命联合会”（The American Life League）表示，由于ALS协会与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关系，对它“不值得支持”。相关人士提议，关心ALS者可以向与干细胞研究没有联系的其他研究机构（如John Paul II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捐款。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生命价值原则。但是，从道德价值立场公开提出反对意见，有助于提醒公众问一问自己：我参加“冰桶挑战”，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做慈善，并不是简单地出钱出力，而是为实现某种高尚的、有普遍意义的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对这个目标了解了吗？这个提醒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做好事要动脑筋，不能一窝蜂。做慈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
第二种反对意见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活动的实践伦理，也就是，我们做好事，它真的有助于提升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福祉吗？根据“冰桶挑战”的活动规则，参与者需要将一大桶冰水从自己头上倾泻而下，拍视频上传社交网络，并再提名三人继续接受挑战，如果不愿自浇冰水，则需要向美国ALS协会捐献100美元。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浇冰水。
加州由公民投票决定，用纳税人的钱支持干细胞研究。加州自行立法，允许州政府资助干细胞研究。但是，加州民众对“冰桶挑战”却反应冷淡。这是因为加州干旱七八年了，居民都被要求节约用水，有的地方甚至限制用水，违者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桶一大桶的水白白流失，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
而且，在一些地方，“冰桶挑战”变成了一种名人接力赛，把普通民众撂到了被动旁观的位置。有论者指出，这种现象在中国更加突出。由于是名人接力赛，“挑战冰桶就变了味了，比拼谁认识牛×的人，谁有面子，谁是从美国传来的就以正宗自居，瞧不起其他人。本来是很轻松的游戏慈善，在某些接招者眼中成了很没面子的失落事。原来，冰桶传递的慈善并不是名人们看重的，冰桶传递的名人链条才是他们真正看重的。‘橘逾淮为枳’，冰桶挑战玩的就是在游戏喜乐中以平常心参与慈善，但在中国的名人们玩的却是人脉与地位的炫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还有人质疑，“冰桶挑战”到底是“社会行动”还是“懒人行动”？“懒人行动”是由两个相反的字拼合而成：slacker和activism，早在2001年，纽约《新闻日报》（Newsday），在提到1995年两位大学生以发送、转寄电子邮件来进行反对政府削减公共电视预算的联署案例时，就以slacktivism来称呼这种行为。Slacktivism又叫clicktivism（键盘行动主义），hashtagactivism （【推特】标签行动主义），它不需要走上街头流血流汗，只要按按鼠标、敲打一下键盘，就能参与公共事务、做好事，感觉十分良好。
有研究发现，一个人越是在网上活跃，就越少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有意义的公民参与。研究者指出，“由于公开支持某些好事，你看，我是个好人。”另一篇《懒人行动损害行动吗》（“Does Slacktivism Hurt Activism？”）的研究报告则指出，在网上参与呼吁一件事的人更会为这件事捐款，但是，不在网上参与呼吁此事的人，可能为其他事“捐款要多得多”。
只要知道为什么为ALS捐款和向什么组织捐款，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对人和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解来决定是不是要捐款。不捐款也不等于不关心慈善。这是一个理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相互理解和尊重。理性社会与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有所不同。在犬儒社会里，人们互相不了解，也不信任，许多人更是会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所有慈善行动，因为他们根本怀疑和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利他”的慈善。
对此，网上有评论非常贴切地指出，“桶小，骂你不认真；桶大，骂你冰太少。只浇不捐，骂你作秀；只捐不浇，骂你没诚意。从国外传入，骂你崇洋媚外；从国内发起，骂你山寨。捐给ALS，骂你卖国贼；捐给瓷娃娃，骂你以前怎么不捐。捐少了，骂你赚那么多，就捐这么点！捐多了，骂你是炒作！最后你会发现骂的那些人，基本都没捐！”
伦理挑战 篇4
有鉴于此, 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正在悄然兴起。作为一种新型文化, 生态文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天壤之别。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于当代人, 生态文化的价值取向则在于当代人和后代人, 人与自然。随着生态文化价值观念的崛起, 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法学而言, 对传统的法律的调整的呼声已经对主流法理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尤其对主流法律伦理冲击最大、影响最广。近现代科学、近现代工业社会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 在法学上的反映就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身体、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的二元对立和分割。“主、客二分法”和民法的基本方法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和现实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很多法学家认为其缺陷和弊病也日益明显。
但如今讨论已经不是在对错中选择, 而是在实际的, 现实可行的, 可操作的对于以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的调整问题。所以, 现在争论的焦点是法律主体的扩张的问题。在环境问题中, 最鲜活的, 也是最容易引起人类关注的便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是大自然的瑰宝, 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却在迅速的减少, 有些已经灭绝。所以, 现在有很多环保人士, 正积极的参与野生动物的保护之中, 呼吁全人类共同的保护野生动物。就保护野生动物而言, 能够有效地限制人的行为是重中之重, 而法律在这方面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环境伦理首当其冲, 很多法学家认为现阶段法律主体应该扩张, 一共有三种思想:1.坚持原有的“主、客二分法”不改变。坚持对原有的方法论不改变, 笔者认为就是坚持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2.法律物格制度的基本思想。认为动物还是属于物即客体, 但是认为对于物的类型应当有所区分。对物进一步加以类型化, 从而使得人对物行使所有权的时候能够有所区别, 从而把需要特殊保护的物做出特殊保护的规定, 对一般的物则以一般的规则来处理。3.法律主体扩张 (野生动物) 《德国民法典》第90a条明确宣布或告诉人们的结论是:“动物不是物”, 动物也不是人, 动物既不是民法中的人, 也不是民法中的物, 动物就是动物。“动物不是物”是对传统民法理论中“人、物二分法”的突破, 是对传统民法学中“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的创新, 即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承认世界除了民法中的人与民法中的物之外, 还存在着既不属于民法中的人也不属于民法中的物的其他东西, 例如动物。
主张“动物人格权论”的学者认为, 动物不是物, 那么动物就是“人”, 动物也拥有“人格权”, 因此对动物不但要对它加以一般的保护, 而且更要赋予它主体的地位, 赋予它“人格”, 使动物享有“人格权”, 具有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甚至还有学者提出, 动物应享有人格尊严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在这里姑且不说动物不是物, 动物就是人了?这的确对笛卡尔、培根和牛顿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造成冲击, 但是思维却又被禁锢在“主、客二分法”的不是物就是人的范围中。但是把野生动物划出物这本身就有点不现实。在环境的日益恶劣下, 野生动物大量灭绝, 更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已经濒临灭绝。基于野生动物灭绝的快速和它的不可恢复性, 对人类和大自然环境影响较大。所以, 非法捕猎野生动物能引起人们的愤慨。但是, 如果就基于以上原因或者其它的理由就把动物“特殊对待”并不适宜。在这里, 应当理智地保护动物: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而不是超越现阶段的能力, 盲目地保护动物。虽然, 人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不伤害任何生物, 包括植物。但这只是一个好的愿望, 就现实而言, 要做到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人类势必会不断地发展, 发展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 这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且, 现在主张把动物划出物, 那么把动物放在什么地位笔者认为这也是个难题。若把动物放在人类之下, 那其实和特殊的物就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坚持把动物和物区分开, 就人类的愿望而言是希望把动物的地位放在和人类相同的地位上, 但这根本就是理想国。
所以, 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更适宜现在的形势。弱势中心主义修正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某些做法, 不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利益, 还把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在内, 确立了一种全新的主体观念。弱势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的是一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增加了许多环境保护的内容, 这种思想如果身体力行, 真正地落实, 完全可以满足保护环境的需要, 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泉生.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M].法律出版社, 2008.
[2]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