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

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精选5篇）

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 篇1

关键词： 传播研究 亚洲中心论 传播伦理学 综述

[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哲学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发展。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文献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然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文献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现代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历史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另外研究力量的薄弱，没有引起传播学主流研究群体的注意，也导致在面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力不从心。比如，当前大部分人的精力集中在解决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元理论和一些传统概念的阐释过程，那么应该同步进行的对传播本身的亚洲意义和理解问题、对相关概念和亚洲各国各民族富有特色的传播行为、传播心理和传播现象的细致分析和实证研究自然就比较缺乏，更加不要说相对困难的特殊方法论思考与探索。而且，对于夹在文化中间的研究者来说，视野可能要多元些，但也可能导致其既不太了解族裔国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进行讨论和对话，结果是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寥寥。

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 篇2

近年来，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社会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为应对媒介融合变局，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亟须走出固有的狭隘的人才培养思路，建构全新的育人、育才理念，主动融入时代大潮，服务社会。其中，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应该成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发展走向。

一、突出学科价值，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

媒介的融合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新闻传播的进入门槛，越来越多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也能够比较方便地加入到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教育就不需要了，未来的新闻传播业仍然要靠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来主导。因此，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仍是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头戏”，这也是其学科价值所在。

（一）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媒介的融合发展，使得新闻传媒业越来越需要具备“全套”传媒技艺的职业新闻传播者。因此，加强传媒技艺教育对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相对于单一媒介的新闻采编人员而言，融合媒体的编辑、记者需要掌握交叉使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传播手段开展新闻报道的能力。所以，高校今后的新闻传播实务类课程要适应媒介融合的要求进行调整，培养学生具备多种媒介业务操作技能。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处理的信息常常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广泛领域。记者、编辑只有具备宽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视野，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和把握这些不同种类的信息，更有成效地完成新闻报道工作。我国不少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都认为记者应该是个杂家，需要具备多种学科知识。实践表明，单纯注重媒介技艺而轻视人文社科知识的传授，将使学生在专业上缺乏长远发展潜力。新闻工作者业务上的专、精、深，往往需要多学科素养作铺垫。特别是传媒业的数字化发展，弱化了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性要求，使得普通人略微花点时间也能掌握新闻传播的一般性技能。但是，将新闻报道做精、深、透所需要的相关人文社科知识素养却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迅速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系统化的学习和久长时间的消化、吸引和积淀才能形成。因此，在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在培养职业新闻传播者时需要将传媒技艺教育与人文社科知识传授并重。

（二）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兼顾。在媒介融合趋势下，随着非职业新闻人的信息传播活动的增多，职业新闻传播者更加需要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精、深的业务实践能力以体现比较优势，确立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意义。因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需要兼顾新闻职业精神传承与业务实践能力训练。

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今后新闻工作者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同业竞争，职业压力与职业风险将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势下，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是新闻工作者能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履行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职能，有效服务社会的重要保障。新闻传播教育要向学生传递新闻职业信仰，教给他们应该遵守的行业规则和职业伦理；要让他们树立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事业心，传承前人优秀的新闻职业精神、职业理念和职业风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要求和使命有明确的认识，才可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自觉抵制各类不正之风，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另外，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一定要杜绝片面的理论说教，要让理论与实践以合适比例相结合，重视学生业务能力的培养。“建立一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的课程体系成为新闻院校的重要课题。”[1]不仅要培养和锻炼学生采、写、摄、录、编等多项业务技能，还要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深化对新闻传播规律、媒体运行规律的认识，建构新闻传播职业修养。

二、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

从长远看，媒介的融合发展消除了传媒业固有的业态分隔，有利于我国传媒业的资源整合和资本重组，从而为传媒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传媒经济的繁荣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不过，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和传媒经济的繁荣，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才保证。随着媒介的融合发展，传媒业已经由依赖名记者、名编辑的时代进入了更加需要出色的媒体经营者的历史新时期。因此，关注传媒业发展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经济发展，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应该成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走向。

（一）关注传媒业变局，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对策研究，导引传媒业发展。媒介融合不仅消除了不同形态媒体间的行业壁垒，同时也促进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电子通讯间的产业融合。习惯了“划地而治”和有等级差别的中国新闻媒体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进行改革，突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和区域限制、行业限制，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整合，以推动整个传媒业的加速发展，需要理论界能够及时给以指引。我国现有的新闻媒体中报刊部分是事业单位部分是企业组织，广播电视都是事业单位，出版社和网络公司则基本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组织。众所周知，事业单位与企业组织之间存在着角色冲突，二者融合到一起，该怎样发展？传媒业的融资问题如何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又如何划分监管权限、履行监管职责？这些都需要有相关的对策研究提供支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机构无疑可以借助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有效地分担上述难题，进而导引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二）培养媒体职业经理人，推动传媒经济走向繁荣。从国际趋势来看，中国传媒业要在媒介融合环境下获得充分发展，必须借助资本市场这一杠杆，运用资本运营手段来筹措资金、加速扩张。同时，中国传媒业运行的侧重点也要由新闻采编、报道策划转移到经营管理上来。随着传媒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传媒竞争的日益加剧，中国传媒业日渐意识到经营管理对其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显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经营管理非常滞后，适应市场化运作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极度短缺。“而我们当前新闻媒介缺乏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高层管理人才、既擅长新闻采编又精于策划组织的中高层新闻人才。”[2]中国传媒领域迫切需要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管理的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完全意义上的优质传媒职业经理人来为媒体服务。在当今中国，传媒业往往既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又担负着公共文化服务任务，还履行着产业经营主体职责，传媒业在发展中需要兼顾意识形态、社会责任和媒体利益等多重诉求间的平衡。因此，中国的传媒经营管理人员一般需要具备三方面能力：一是有政治头脑和国情意识，具备把握政策走向的能力；二是熟悉新闻业务，懂得采编业务的具体运作；三是媒体经营管理的能力，深谙管理、营销、财会、金融投资等经管知识。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深入，中国传媒业越来越需要熟知国情，懂得新闻业务知识，具有一定经营管理理念及技能，以媒体经营管理为职业的传媒职业经理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要主动顺应这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将培养传媒职业经理人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发展取向。

三、助推社会进步，积极开展公民媒介素养教育

随着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由传媒系统所建构的媒介环境，己经成为人类社会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之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系统。它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甚至形塑着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世界。而媒介融合的推进，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媒介化的程度，使得人们对媒介环境的依赖度继续增强。人们不知不觉间习惯了依照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来认知社会、理解社会，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情势下，媒介素养即具备合理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对于生活于媒介化社会中的每位公民来说日益变得重要。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中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让人们见证了公民媒介素养缺失的可怕性。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大众，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媒介素养，因此，加强国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刻不容缓。在目前公民媒介素养教育主体缺位的情况下，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教学机构理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责任，成为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

媒介素养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早期的媒介素养主要是使用语言文本的能力，随着电子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媒介素养逐渐从使用声音、视频媒体的能力发展为使用多媒体的能力，尤其是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能力。同时，媒介素养的层次也从当初简单的读写能力，发展到能够理解媒体内容和形式后面的权力关系，能够赋予各种符号以意义，并使别人能够理解。在媒介融合时代，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意味着掌握了一套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意味着具备了一种把握世界和介入世界的理想方法。它要使人们形成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既能理解其意义，又能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并具备一定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是以解决他们如何与媒介相处的教育，既要培养他们认识媒介、理解媒介的能力，也要培养他们运用媒介的能力。“在资讯日益发达、人际网络日益紧密、媒介生产环节日益为受众所熟悉的今天，受众不仅仅要行使自己作为媒介内容消费者拥有的反馈的权利，而且要行使一定程度参与媒介制作的权利，至少在某个制作流程上可以发挥一定作用”[3]。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公民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公民文明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不仅对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是一件幸事，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件幸事。综上所述，面对媒介融合发展态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应该主动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锐意改革进取，努力开拓创新，积极调整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思路，探索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路径。只有这样，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才能走向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黄楚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创新[J]。当代传播，2010（6）。

[2] 杨娟。对我国媒介融合现状的人文思考[J]。新闻界，2010（5）。

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 篇3

二次大战期间o盟军对德国p日本的广播电台新闻信息进行追踪与测量o根据其新闻信息流量的多寡和流向的变化来推测、判定对方军队的调遣情况，这可谓较早的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的测量与研究工作了。随後o国际新闻流动与国际新闻报道成为了国际传播早期最主要的研究课题。国际新闻流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s国际新闻流动的量(volume)及其走向(direction)r而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对象则是外国新闻的质(nature)p种类(type)和数量(amount)(Huro1984) 。这样的区分o不仅使人们能正确把握国际传播研究前期的范围与重点o又使後来国际新闻信息流动的研究有了更为明晰的方向。

二p依赖论/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 System Theory)和帝国主义结构论(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 篇4

大众传播心理学论文

关键词：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

城市化：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何种角色？

城市是人类对话的中心。说起对话，自然而然地会令人想起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诞生到发展，一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对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市化自19世纪到今天的迅速发展，归根到底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传播信息，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化是一个过程，由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向近代先进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它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内容：<1>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提高；<2>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思维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状态发生变化，非城市地域逐渐转化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状态；<4>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社会变动、政府措施、各种偶然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影响即促进或制约城市化的进程。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过程所必须的两个要素，一是人口由乡村向工业发达的区域流动，二是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

大众传播媒介伴随着工业化革命诞生之后，便对上述两个要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这种说法好像并不夸张：如果没有大众传播媒介，世界上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城市。韦尔伯·施拉姆曾以传播事业三大功能（守望功能、决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发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直接的作用：<1>农业新技术的推广；<2>普及卫生知识；<3>扫除文盲；<4>正规教育。他指出，信息传播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永远是存在的中心环节，每当有危险或机会需要报告，决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识需要推广，以及变革即将来临之际，总会有信息的流动。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农业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增加，人们识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发达的基础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从大众传媒那里获知了城市里各种各样的信息，了解自己应怎样学习、工作、生活，这就为城市居民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与扩大打下了基础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动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传播知识、开阔眼界是新闻媒介的重要职能之一。新闻媒介不是教科书，但它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是和人们当前的生活、生产、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创造，社会科学的新探索、新观点、新材料。我国建国后农村新技术的推广，主要得力于广播媒介在乡村的发展。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台共有1458座，有线广播喇叭50万只，这些为城市化打下了基础

我国90年代初涌动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我国，大约有一亿多农民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或者亲戚朋友那里获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农活收入工资的信息，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强大的民工潮给城市带来了急需的劳动力，为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了契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计算机汇总资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分的省内跨县、市迁移人口，全国有2302.6万人，其中从乡村迁移到市镇的有1173.1万人，比重为50.95%，成为迁移人口的主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川东北地区果子村里调查时了解到，民工选择打工地点更多是依据亲戚朋友的传闻，再加上在广播、电视里得到的一点印象。

正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众多的教育机会，拓宽了农村人的视野，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科技运用水平。这样都市化的进程才席卷全国。据专家预测，1994年我国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国人口的50%将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城市化过程的驱动器之一，它的迅速发展促进了都市化的进程。目前，世界上各国正筹建的信息高速网络，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将对城市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拉纳曾以识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万以上的都市人口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为指标，将各社会的传播体系与其他社会体系的复杂相关分类如下：

当然传播体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叠结构与复合功能所构成的。近代社会的传播除了由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肩负，也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人际传播。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口头传播仍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毫不留情的冲击。单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众传媒越发达，都市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到底是何种相关，仍有待学者探索。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传播，人们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传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各个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高度发达的国家以及不发达的国家都倾向于把报纸、广播电台和影剧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据有关部门1993年进行的《法制日报》读者调查显示，以读者的城乡构成情况看，《法制日报》目前还是一张城镇读者阅读的报纸。调查表明，《法制日报》现有读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县乡镇，三者合为88.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仅有10.5%的读者分布在农村。[5]在现代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消费，大众社会已逐步变成了一个消费化的社会。由于现代技术（汽车、电影、无线电台等）和商业（广告术、信用赊买、一次性商品等）的发展使得消费的领域几乎在无限制地扩展，由此带来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渗透性。它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人们从此不再以传统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为一切成就的标志。而大众传播媒介正好顺应了人们消费的口味，填补了人们主要的空闲时间。在今天，它扮演的娱乐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断地向人们灌输着城市人的观念，城市人的生活标准等种种意识形态，不断地强化着这个大众消费社会与市民标准，从而影响了由乡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观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个城市人的角色。当他回到原来的环境，就会把一些新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带回。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区，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辐射力带回了四面八方，从而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光烈曾写道，大众传播为现代城市市民设置了双重环境，实实在在的生活环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虚环境，现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觉地钻进了大众传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个哈哈镜的世界。传播史表明，我们在不断加厚与大自然隔离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我们能否逃离这个“玻璃罩”设置的围城呢？

在大众传播媒介的灌输下，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大众化，趋于同一化。在消费型文化的笼罩之下，人们的角色创造过程中的创造性也逐渐失去其原初含义，而越来越具有“随从”的意义。城市化的标准也就是市场的标准，是大众口味，而大众传播媒介又不断地强化着这一口味。信息技术的进步扩展了人类的本领，人类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现实，这种虚拟的现实虽由映像构成，却也很难与实际的经验相区别。参与这种虚拟的现实的每个人仅受一些规则上的限制，他们掌握这些规则是相互影响所必须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走入了个人梦想的空间，传送着城市的标准观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难以认清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

王唯铭认为，大众媒体和大众社会的分工是前者出售梦想，后者收购梦想。在今日的媒体中，我们目击着对大众情趣的广泛传播，我们同样目击着它们向大众提供的有关城市和城市人的梦想。它们是这样自我证明的：它们永远是也只能是大众情感的忠实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对大众媒体的任何一个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举和神化大众媒体。

尽管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革命和社会分工，但大众传播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讯卫星与传统的电子媒介结合，然后再与电脑相联，使讯息传送更多更快，运用范围更广，深深地影响了个人的工作与休闲生活，也影响了教育、交通、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实在无异于另一次传播革命。初期的发展传播学学者，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塑造者或变迁代理者，侧重论述其无限效果，确实是神化了大众传播媒介，但大众传播媒介的确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变迁，从大众传播媒介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可对这种影响窥见一斑。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城市化的一面镜子

城市化，在被大众传播媒介深深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从我国建国后城市化进程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矛盾过程，建国40多年来城市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这5个阶段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有相应的起伏。

1949～1957年为城市化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较快，1957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设市城市由140个增加到183个，城市人口由5765万增加到9949万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长到15.4%，这是中国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时期。这一阶层我国的新闻事业全面发展。报业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和骨干的社会主义报纸体系，到1957年，报纸总印数已由1950年的8亿份猛增至26.1亿份。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建设稳步前进的结果，同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国城乡数以亿计的成年人参加了识字班的学习，很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了。1949年9月建国时只有40座广播电台，到1956年，全国面向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线广播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958～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大跃进使农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脱离农业的基础上超高速发展。从1958～1961年间我国新设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万人增加到1307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7%。大跃进中，新闻事业也存在着一哄而上的现象，报纸发展得也比较快，许多县都办起了报纸，1958年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1959年全国有电视台20座，广播电台在大跃进中增加到135个，比1956年增加77个。

1961～1965年为第三阶段。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城市数目减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大落时期。这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也处于调整阶段。1963年报纸大量合并或停办，报纸发行数大大减少，1958年以后开办的广播电台，除林牧渔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确实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办，电视台由20座减少为5座。

1966～1976年为第四阶段。文革时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国的报业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从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报纸只有中央、省级和一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1966年共有电台78座，1976年共有广播电台90座。县（市）有线广播站从1966年的1281个增加到1976年的2503个，但广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极大的浪费。1971年全国共有电视台32座，中央1座，省级27座，省辖市级4座。

1977～1995年为第五阶段。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广大县城和小城镇开始振兴和发展起来，不断出现一批新的小城镇。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为25～30%，已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也大大发展，至1994年底，我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数已达2408种，比1978年增加了833%，电台数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电视台数约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从下表数据看出识字率与都市化率的关系：

时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识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55%26.30%

城市化到底对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大众传媒又如何如一面镜子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呢？

一、城市化的发展使大众传媒越来越重视城市理念，并不停地传播这种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优点和弱点与城市密切相关。[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感官被大众传媒兜售的城市人的梦想填满了，打开电视、报纸、收音机，耳朵眼睛能够随时听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这一切都以城市为核心，如关于对住房拥挤，交通堵塞，污染和噪声，物价上涨等等的抱怨，关于城市商业、服务业与文化的繁荣。我们必须按照城市人的梦想创造明天的城市，这一切都是无须考证而自明的东西，它们的结论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为追求利润的倾向，大众传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标准梦想。在城市里，人们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领域相对地缩小了，而娱乐世界的生活领域相对地增大了。休闲，成了都市人自我虚构梦想的空间，他们恰好在大众传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别是通过电视媒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娱乐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市化就是这样强化了大众传媒的种种职能，而大众传媒宣扬的大众社会的标准，只不过是城市的标准。

二、大众传播媒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移动，媒介地域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战后日本地方社会的变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动，随着人口、财富从乡村向城市、从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动，各种地方媒介也不断地移动起来。以共同体报纸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被列为第三种邮政物品的报纸，1967年日本全国（除冲绳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几乎增加了1倍，达1913家。仔细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况：首先，数字增加的府县，以大阪为最，从66家增为125家。接下来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库（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围，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区。反过来，数字减少的，有东京，还有东北和日本沿海岸的县。但从东京说，总数虽减少了，郊外住宅区的数字却增多了，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辐射周边城市，小城市辐射乡镇，在统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几年，我国中央报纸、省报地域化倾向日趋明显，媒介不由自主地与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结合，发挥着其辐射周边地区的作用。关注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议题之一。《解放日报》总编辑秦绍德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进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来在长江三角洲和华东及沿海地区出现的老城市迅速扩大、新城市（镇）大量涌现的进程，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不仅是商品经济的中心，也是现代文明的传播源，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镇辐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报纸必须立到这个潮头上，研究和报道城市化的进程，成为城市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们都集中在城市里谋生，城市为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重视了对信息的开发与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显示着其强大的生命力。在一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广播电视、电子媒介，城市化在促进大众传媒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传统的媒介提出了挑战。消费的个性化趋向使市民对大众传媒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媒体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往往使媒介从业者们无所适从。而城市人则钻进大众传媒虚构的梦想里，一直没弄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

从多种角度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不少学者曾把大众传播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媒介内容判断家庭形态、国民性格、价值观念，政治心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变迁。这种研究更多地是把针对大众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义的分析架构，把媒介视为反映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心态的一面镜子，同时对文化的研究专注于消费的角度，却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镜子关系，有人已宣称这面镜子破碎了。继镜子理论和塑造理论之后，结构理论又从另一角度开始研究大众传媒，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诚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说，大众传媒并非独立存在，置身于改变我们社会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会，也被社会塑造。克拉克进而指出，促成传播媒介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会流动提高；公共事务经纬万端。[12]大众传媒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角色，人类创造了大众传媒，却又自愿自主地钻进了大众传媒设置的神话里，成为大众传媒的奴隶，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何时能真正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释：

[1]《城市化与经济发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见《中国青年报》1994.2.16《跟着感觉走》一文

[3]《大众传播社会学》P29，竹内郁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4]《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P124，施拉姆著，华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国新闻年鉴》P230

[6]《玻璃罩里的现代人》，载《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梦想：谁在出售与收购》，载《上海文化》1994.6

[8]有关城市化进程参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一书，林玲著；有关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张涛著，经济日报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页

[10]《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编，张国良译，P50页

[11]参见《办报参考》第90期，解放日报社编

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重点小抄版 篇5

第一章 新闻传播伦理概述

一、媒体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

1、媒体职业道德就是媒体从业者和媒体机构自身，遵循体现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工作观）和体现特殊性的专业标准（专业规范），对其职业行为进行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2、媒体职业伦理就是媒体从业者和媒介机构在媒体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

3、新闻职业道德和伦理是媒体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核心，是决定新闻应该如何采集、制作、报道和编辑的行为准则。

二、可运用的伦理学理论和原则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康德的绝对命令、英国的功利主义

第二章 新闻传播应遵循的伦理原则与规则

一、新闻行为的评价标准

1、符合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

2、符合新闻政策和宣传纪律要求。

3、符合新闻工作惯例

新闻要真实、报道要客观、采访要深入、评论要公正等。

4、符合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二、道德总原则：利益净余额

1、道德的终极标准：善恶原则

2、善恶六原则：

无私利他、为己利他、单纯利己、纯粹害己、损人利己、纯粹害他。

三、记者扮演角色注意事项：

1、不能扮成政府工作人员，借处理政事获取新闻；

2、不能扮成司法工作人员，借审理案件获取法律新闻；

3、不能扮成军事机关人员，获取军事资

料。

4、记者不能扮成违法犯罪之徒。

5、不能改变其自然性别角色。

四、隐性采访应遵循下列原则：

1、公共利益原则。暗访的出发点和目的应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如¡“地沟油”的采访

2、别无他法原则。只有当显性采访之路

不通，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相时。比如《华氏911》

3、场合的公共性原则。暗访的场所有规定性，非公共场所不经同意，不得进行拍摄、录音、笔录，否则便是侵犯隐私权。

4、减少道德损失原则。记者暗访可能要

承担成为不法行为的旁观者或间接参与者的风险，在掌握了许多内幕和细节后，不该和盘托出，应省略一些细节，将潜在的有害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三章 新闻传播伦理内容及实现

一、新闻工作者的品德结构

1、新闻品德的三种成分：

新闻传播伦理认识、新闻传播的伦理感情、新闻传播的伦理意志

2、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品德的基本要素包括两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

3、新闻传播伦理意志

概念：新闻传播伦理意志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行为从心理、思想确定到实际实现的整个心理过程。它包括2个阶段：

——采取道德决定阶段（这一阶段道德意志

主要表现在对动机冲突的解决、行为的选择上）

——执行道德决定阶段（这一阶段道德意志

主要表现在克服外部困难和内部困难）

二、新闻工作者的品德培养

1、提高道德认识：品德培养的首要环节。

2、陶冶道德情感：品德培养的基本环节。

3、锻炼道德意志：品德培养的最终环节。道德教育可以分为言教、奖惩、身教、榜样四种方法。

新闻伦理道德修养方法：学习、立志、躬行、自省四种方法。

第四章 新闻传播伦理规范体系构建

一、媒体传播伦理存在的问题

1、有偿新闻

有偿新闻两种具体表现形式：（1）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

（2）对刊播者提供服务，一条新闻收多少酬金。

（3）出卖版面

（4）以报纸版面或一定节目时间创收。如打

着协办或赞助的名目，或将月末版向社会公开招标（5）收受礼金

（6）参加新闻发布会、开业典礼，收受“好处”

（7）在采访报道中收“交通费”、“误餐费”

（8）某些地方、部门、企业采取奖励办法，吸引记者进行报道。

2、恶性竞争

体现：（1）在新闻资源的竞争中，为抢新闻不择手段。

（2）在征订发行的竞争中，采取不正当的巨奖促订手段。

（3）在人才战略、经营领域内存在的不正当竞争。

（4）盲目追逐报道热点，对不良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不健康大众文化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假新闻

表现：伪科学新闻、“假事件”新闻

4、刊播虚假广告和低俗广告

二、媒体传播伦理失范的原因

1、媒介的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混岗

2、混岗极易造成编辑部门或人员出卖发稿权与广告商交换。

3、在我国，从中央传媒到地方传媒，都存在要求记者拉广告、分摊征订任务的问题，而且作为基本工作之一，必须完成，否则会受到经济处罚。特别是广告，丰厚的回扣对于记者的诱惑力很大，于是记者的正面采访就可能变成一种发稿权与广告的交换。

4、记者岗位聘任制度不健全

5、在生存焦虑的驱动下，传媒或记者有可能淡化职业责任感，单纯追求利益。

6、传媒职业规范亟待明确，自律意识亟待增强

7、传媒的职业意识，在学术上即“新闻专业主义。

三、解决传媒的职业道德意识缺失的问题应注意：

1、将传媒工作的“权力”意识转变为“权利”意识

2、立足于行业内控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道德意识的内化而形成

3、记者的形象、记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自觉遵循而不是由外在力量控制自己的职业行为，出自从业人员对其自身的控制，即“自律”。

四、建立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概念：网络伦理是指人们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交流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道德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媒体对象等等之间的关系。

1、网络传播伦理问题

（1）真实性问题：强烈而残酷的竞争促使不少网络编辑心绪浮躁，为 了提高网络的知名度和点击率，制造假新闻。（2）猎奇心理严重：少数媒体的另类价值观：正面报道是清汤寡水，无滋无味；负面消息才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却香。

（3）商业利益驱使

2、如何建立健康的网络传播环境

（1）无论网络交往如何具有隐匿性，其行为主体不外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的个人，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其网络交往行为的文明程度。（2）对现实社会的公民进行相关的道德教育，如社会责任感、民族自尊心、科学人生观等教育，是防止网络失范行为发生的基本前提。

（3）发挥专业传播队伍的作用

（4）提高网络传播主体的综合素养是网络传播的必然选择。

（5）网络传播应注意各方面信息的平衡。（6）在主流文化引导方面，建立网络社会健康的道德评价标准。

（7）强化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自律意识、职业责任和自我约束能力。

3、网络名誉侵权的主要方式：

（1）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内容涉及侮辱、诽谤

（2）通过网络散布他人隐私，使其社会评价降低

（3）在网络论坛和留言板（BBS）上发表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言论

（4）在博客上刊播对他人有侮辱、诽谤的言论和图片

4、大众传播法规包括：（8点）

（1）宪法与表达自由

（2）政务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保护（3）大众传播与司法公开公正

（4）淫秽、色情、暴力等有害内容的传播限制

（5）大众传播与人格权（6）大众媒介传播商业信息规范

（7）大众传播与著作权

（8）新闻法律管理制度

第五章 宪法与表达自由

一、表达自由的概念及其价值 大众传播活动理论与实践中的表达自由涵盖一般国家的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的自由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批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提出建议的权利等条款。

1、表达自由对个人的价值：

自由表达是自我实现的组成部分，是个人增长知识和获得真理的一种手段。

2、表达自由对社会的价值：

表达自由能维持社会稳定，健全民主政治。

二、我国法律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1、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

2、文学艺术创作自由

3、科学研究自由

4、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三、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1、内容限制

法律限制的是不可公开的信息； 法律限制的是有害信息；

法律限制的是虚假信息。

2、内容限制的标准

3、学者常提到的原则：恶劣倾向原则、直接

煽动原则、公共福祉原则、必要且最小限度原则、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等。事先限制的三种方式：立法部门法律、行政部门审批、法院的禁令

事后追惩：指在媒介或当时人违反有关法律

和法院禁令继续传播或发表言论后追究其刑事和民事责任。

第六章 政务信息公开与国家秘密保护 汶川大地震救灾体现的3个开放：

信息开放、媒体开放、救灾开放

一、公民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1、知情权的概念及权利主体

（1）知情权，又称“知的权利”、“知悉权”或“了解权”，在中国台湾、澳门地区又称资讯权。是指利用新闻媒介获得信息的权利，或者说是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及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信息的权利。

（2）知情权的权利主体：

我国知情权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及意义 1.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有三类： 第一类是行政机关；

第二类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

务职能的组织，如地震局、气象局、银监会、电监会等； 第三类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

单位，如教育、医疗卫生、供水、供电、公共交通等单位。

2.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1）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2）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3）反映本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办事程序

等情况的；

（4）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

当主动公开的。

3、政务信息公开的形式

政府公报、政务公开大厅、政务公开栏、听证会、信息发布会、新闻媒体、互联网、专线咨询电话、电子触摸屏等。

4、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1）促进公众参与国家管理；（2）推动民主政治建设；（3）保障公民权利实现；（4）接受监督，防止腐败；（5）提高行政效率。

5、新闻单位的保密制度

自审，就是新闻出版单位和提供信息的单位，对拟公开出版、报道的信息，根据有关保密规定自己进行审查。送审，就是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信息，送交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上级机关、单位审定。

6、泄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1）泄露国家秘密罪

（2）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3）非法获取或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罪

第七章 新闻传播与人格权

人格权包括主体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名誉、肖像、隐私等。

一、媒介（新闻）侵权行为及其构件

1、媒介（新闻）侵权行为：是指新闻传播活动中发生的侵害他人（自然人和法人）人格权的行为。

2、媒介（新闻）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需具备四个要件：损害事实、行为人的过错、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媒介侵害名誉权的损害结果表现在三方面：即名誉损害、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害。

二、新闻传播与名誉权

名誉权,就是公民、法人享有应该受到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

（一）侵害名誉权的对象 1、自然人 2、法人 3、非法人组织 4、死者

（二）侵害名誉权的方式

1、方式：侮辱和诽谤。

界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遭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压人名誉权处理。诽谤：新闻或其他作品严重失实或者基本内容失实，损害了他人名誉

侮辱：新闻或其他作品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同，损害他人名誉

2、侮辱的主要特征是辱骂和丑化。诽谤：陈述虚假事实、严重失实或基本内容失实

（三）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与排除

对媒介在面临侵害名誉权指控时经常采用的抗辩手段如下：

1、真实

传媒在面临侵害名誉权诉讼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搜集整理足以证明新闻内容真实性的证据。

2、公正评论 其条件是：

（1）评论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有可靠的事实来源。（2）没有恶意，诚恳庄重。（3）评论的事项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4）可识别为评论（意见和事实区别开）

3、特许权

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是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三、新闻传播与隐私权

隐私：是指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

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扰的私人事项。隐私权：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

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和恶意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新闻传播活动中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主要有两种：

一是在传播内容中公布、宣扬隐私； 二是在采集信息的活动中侵入和生活领域

（三）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与排除

1、公共利益

所谓公共利益原则，是指凡是与社会公共利

益有关的事项，或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必须公开的事项，不受隐私权保护。“公众人物”, 包括政府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由于他们的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其受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要小于普通人。

2、当事人同意

3、使不可辨认

四、新闻传播与肖像权

一、肖像及肖像权的概念

肖像权是公民享有的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依法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肖像权是法律规定的自然人的人格权。

二、侵害肖像权的三种情况：

1、未经本人同意，以营利为目的；

2、以任何形式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不以营利为目的，但给肖像权人造成了实际损害)。

3、肖像权人虽然同意使用其肖像作品，但使用超出了肖像权人许可的使用范围、使用区域、使用时限。

三、传播活动中侵害人格权民事责任 承担民事责任有非诉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两种途径。

（一）更正与答辩

更正，就是新闻单位发现新闻差错以后，及时发表公告，对差错作实事求是的纠正。答辩，是新闻报道和其他作品的相对人对于涉及自己的内容提出的公开说明或异议。

（二）精神抚慰

精神抚慰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三）赔偿损失

第八章 新闻传播与司法公开公正

一、司法活动及其特征

1.司法，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程序，运用法律规范处理诉讼案件的活动。2.司法活动的特征：（1）被动性，不告不理；

（2）强制性，凭借国家强制力量保障实施；（3）中立裁决性，无利害关系，否则适用回避原则；

（4）独立性，司法独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

（5）专业性；司法活动中的人员一般都要求具备相当的专业素质；（6）合法性，严格依法审判。

二、传媒监督司法意义

一是作为司法不公的特殊救济手段； 二在于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三是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中的司法机关、嫌疑人和被告人提供支持。弊端：

易使媒体对自身角色定位出现错位，妨害到审判独立

四、媒介是否会影响司法审判？

1、什么是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做出判断，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及胜诉或败诉的结论。许多国家都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自律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

2、我国媒体审判的表现

（1）媒体采用煽情式的语言对案件进行片面的、夸张的甚至失实的报道，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以及对案件的关注，从而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2）在案件报道中直接给犯罪嫌疑人冠上“败类”、“歹徒”、“变态狂”、“少年屠夫”、”淫魔”等称谓，过于简单、主观地分析报道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等。

（3）即使媒体对案件结果的预测与判决结果一致，媒体在案件报道过程中以事实为基准，秉承有理有据、理性客观的原则，这仍然是对审判程序的违反和破坏。这种干预的危害性在于，超越审判程序宣判可能的案件结果，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不利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4）除了媒体报道不当会对案件审理产生不良影响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媒体舆论影响司法公正，有着中国的国情。

五、媒体在进行司法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报道的应该是客观事实，与评论（观点）分开。（2）报道语言应该合法、理性。（3）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或公布审判结果，若有被告人不服宣判提出上诉，或者再判无罪、减刑的情况，媒体应该即时发布跟踪报道。在处理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建关系应坚持的原则：

（1）自由价值优先原则

（2）对限制锁进行的限制原则

（3）关于处理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之间紧张关系案件时所应设置的审理机构

六、对庭审转播的思考

庭审转播，即用电视转播法院审判现场实况，在各地已经频频出现，但仍属不无争议的新事物。转播包括直播（现场直接转播）和录播（录像后播出）。

1、庭审转播的优点

（1）显著的社会效益

（2）庭审转播符合公开审判原则

2、庭审转播的弊病

一是庭审直播对法庭秩序多少有点影响。二是律师和法官会多少增添一些思想上的负担。

第九章 传媒与著作权法

一、著作权的基本内容

著作权，又称版权，是指人们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创造活动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

（二）著作权的客体

1、定义：著作权的客体是指作者创作的以某种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

2、著作权客体的要件：

（1）独创性：指可以同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的那种个性特征。

(2)复制性：指作品必须是能够固定于某种载体上，并能够进行复制。

3、著作权客体的种类：（1）文字作品（2）口述作品

（3）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

（4）美术、建筑作品（5）摄影作品

（6）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7）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8）计算机软件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三）著作权的主体

1、定义：著作权的主体是指著作权所有者，即作品的著作权人。

2、著作权主体的种类：（1）作者

（2）法人或其他组织

（3）不是作者的自然人或者组织，也称继受著作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接受转让、赠与、继承以及通过委托等获得他人的著作权的）（4）国家

3、著作权的归属

（1）通常情况下，著作权归属于作者。（2）特殊情况下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主要

涉及以下这些情况： 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一般情况下由作者享有，但作者所在的单位有权在气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合作作者共同享有

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其他人通过合同约定

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原初作者对

其作品有完整的著作权，演绎着在演绎前必须征求其原初作者的同意并支付报酬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汇编人享有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四）著作权各项权利

著作权法在保护的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部分。

1、著作人身权：指作者因创作活动而产生的与人身利益紧密联系的权利。由作者独享，不能转让、继承，其受保护期不受限制（1）发表权（2）署名权（3）修改权（4）保护作品完整权

2、著作财产权：指著作权的主体通过利用作品而获得财产收益的权利。（包括使用权和获报酬权两项）【使用权】

（1）复制权（2）发行权（3）出租权（4）展览权（5）表演权（6）广播权（7）信息网络传播权（8）摄制权（9）改编权（10）汇编权（11）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使用这些权利，也可以部分或者全部转让这些权利，许可使用或者转让都应当依照约定或者有关规定取得报酬)

1、著作权的转让

著作权的转让是指著作权人对其著作财产权的一项、几项或全部转移给另一个民事主体支配的情形。其法律后果是著作权一经让出，便丧失了该权利。

2、许可使用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是指著作权人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授权他人使用其作品的情形。

3、法定许可使用

“法定许可使用”，又称“非自愿许可使用”，是使用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的范围，可以不经作者同意而使用作品，但使用人必须向作者支付报酬。

三、传播者权利

1、传播者权

定义:传播者对自己在传播作品的过程形成的“传播作品”应享有自己的权利，即传播者权。这种权利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传播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性劳动为原有作品赋予了新的表现形式，由此产生了新的作品，获得了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另一类情形是，由于传播者的创造性不够，不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因此被赋予另外的权利，即邻接权。

2、邻接权

有一些传播行为，其产生的传播产品的独创性还不足以形成一件新的作品，就成为邻接权保护的对象。由于这种权利是传播者在传播原有作品过程中形成的，是与原有作品相邻的，故称为邻接权。

（二）传播者的权力分说

1、出版者的权利

(1)依据与作者签订的出版合同，享有的对作品专有和非专有出版的权利。

(2)对作品进行编排、装帧、装潢形成版式的权利。

(3)对作品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删减的权利。

2、表演者权

（1）是对作品进行艺术表演而获得的权利，是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通过表演作品获得的权利。

（2）表演者的主要义务是：利用他人作品演出应带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付报酬；使用演绎作品演出，应当取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付报酬。

3、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

（1）复制传播权。（2）许可权。（3）获得报酬权。

（四）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放权（广播组织权）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是对自己通过

无线或有线等方式向公众播放内容的一种控制权。2001年著作权法规定，只要是通过广播、电视播放的具有独创形式的录音、拍摄、剪辑、编排等，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投入了资金和精力，都应受邻接权的保护。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

第十章 广告传播法规

一、广告的一般准则 对广告发布形式的规定、广告不得损害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身心健康。、广告中对商品与服务的性能、产地、2、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

（1）作虚假宣传的广告主承担的行政责任，有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公开更正和罚款三种形式。

（2）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承担的行政责任为: 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连线的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一类是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提供者（ICP）。

四、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法律责任 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有：(1)支付违约金(2)赔偿损失(3)继续履行合同

（二）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

1、侵权行为：

著作权侵权行为是指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在不属于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情形下，擅自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是违反著作权法的行为；二是主观上有过错。

分为：直接侵权和间接侵权

间接侵权：（1）教唆、引诱他人及故意帮助他人侵权（2）“直接侵权”的预备行为和扩大侵权的后果

2、侵权责任

（1）违约责任

（2）著作权的侵权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三）著作权纠纷的解决途径

1、协商和调解

2、仲裁

3、诉讼

用途、质量、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有表示的，应清楚明白。附带赠送礼品的，应标明礼品的数量和质量。3、广告中使用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应当真实准确并标明出处。、广告中涉及专利的规定

（1）涉及专利的，应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2)未取得专利权的，不得在广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

(3)禁止使用专利申请和已经终止、撤消、无效的专利做广告。5、广告不得贬低他人商品或服务。6、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

二、媒介传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

其中与媒介有关：仿冒混淆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三、新闻与广告必须严格区分

（一）禁止报纸形式广告

（二）禁止用新闻形式进行企业形象广告宣传

（三）禁止以调查采访形式发布广告

四、违法广告的法律责任

1、虚假广告，应从两个方面加以认定：

（1）广告所宣传的产品和服务本身是否客观、真实；

（2）广告所宣传的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和服务所能达到的标准、效用，所使用的注册商标、获奖情况等)是否属实。

告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广告业务。

第十一章 政府对新闻媒介的管理及规

定 非法出版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未经批准擅自出版报刊（2）假冒报刊名称出版（3）转让刊号和出版权（4）盗印报刊

广电管理部门五个方面职权：

（1）电台电视台的设立审批；（2）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的规划、建设

和管理；（3）节目制作、播放、交流、交易和进

出口活动的管理；（4）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受设施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