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传播论文

语言传播论文（精选12篇）

语言传播论文 篇1

本文所探讨的“语言传播”, “通常是指一种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 具体来说, 包括“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1]“语言传播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在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传播;二是语言在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传播”。[2]

语言传播作为一个国家语言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当代人类学家H.Goodenough指出, 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与其他部分相比, 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3]。语言学家J.R.Gladstone认为“语言与文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语言既是整个文化的产物或结果, 又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4]新近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 “一切文化活动与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 “所有的文化积累可以说都是保存在语言信息系统之中的”, 因此, 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5]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虽然在具体论述上存有差异, 但是, 对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毫无疑义的。基于语言与文化相依相融的存在与发展关系, 语言传播与文化传播之间同样具有相互促动的力量: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汉语的跨文化传播;汉语在另一文化圈中的推广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理解中华文化。

本文以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 在对当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在美国的体验调查和实地走访, 对如何更为有效地推动汉语国际传播进行探讨, 为汉语传播的实施以及相关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目前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与现状

汉语国际传播, 指其他国家 (地区) 学习和掌握汉语的人数的增加及汉语使用范围的扩大。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可以根据语言教学地点分为国内、国外两类, 前者是指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 后者是指学习者在其所在国由中国外派教师或当地教师向其讲授汉语。

(一)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 包括来华接受汉语言专业的学历教育、汉语进修或汉语短期培训等, 也有部分接受其他专业学历教育的留学生, 会在进入专业学习前, 先修汉语以通过语言关。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报告》, 2012年来华留学生达到328330人, 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 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在基本掌握来华留学生总数、来源及分布状况的基础上, 通过对2003~2012年留学生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来华单纯学习汉语的人数在逐渐下降, 同时, 来华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 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80%以上[6];到2010年, 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占总数的比例为62.5%[7];2012年, 接受学历教育的留学生占总人数的40.66%, 相应的, 语言类留学生的比例下降为59.34%, 中医、国际贸易、管理等专业吸引了数量可观的留学生。

来华语言类留学生比重的下降, 会给汉语传播带来什么影响?对此,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1. 留学人员总人数逐年上升, 单纯语言类留学生即使比重下降, 人数同比也呈上升趋势。

2008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23499,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4%, 人数约为143500;2010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6509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60%, 人数约为156400;2012年, 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328330, 语言类学生比例约为59%, 人数约为194800。[8]整体看, 来华进行短期或长期语言进修、语言培训的人数虽然所占比例在下降, 人数却在逐年增加。

2. 部分来华留学生将开始汉语学习的时间提前到中小学阶段, 在汉语达到一定水平后来华接受大学教育, 有助于其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语言与文化。

随着我国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海外的发展, 外国中小学生接受汉语教育的人数在增加, 其中, 部分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的汉语水平后, 希望到中国的大学获得某个专业的学位。美国佩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牛卫华女士认为, “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 一方面是想学习语言, 学习语言的人更感兴趣的是短期留学, 半年或者一年;还有一部分学生, 他们的中文已经很好了, 希望去中国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 也想能够系统地得到一个学位, 这样的学生, 人数在增长。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10万名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计划,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想要通过这个计划获得奖学金去中国留学, 在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先打好汉语基础, 将是美国学生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9]

除了在本国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打好汉语基础再到中国读学位外, 也有一部分留学生选择直接到中国接受中小学教育, 然后再报考中国的大学。例如, 目前内蒙古已经成为蒙古国中小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留学基地, 截至2012年11月, “共有464名留学生在内蒙古8所中小学学习汉语”, “蒙古国学生来内蒙古留学的目的性很强, 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两年的汉语学习, 拿到一定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 (HSK) 证书, 然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在乌兰巴托组织的统一考试, 考试合格者可以拿到来中国公费读大学的名额。根据内蒙古与蒙古国签署的一份协议, 内蒙古在2010-2014年5年间由内蒙古大学等6所高校每年接受100名蒙古国留学生并予以资助”。[10]

3. 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比例的增加, 将有助于提高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及话语权。

一种语言的传播程度不仅取决于其非母语学习者的数量及分布范围, 同时也取决于该语言现实和潜在的用途及应用领域。如果一种语言只在民众的日常活动中使用, 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交流领域, 如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学术等, 那么, 即使分布范围广、学习人数多、使用频度高, 也很难算是国际上的重要语言。因此, 只有使汉语由日常生活进入高端的交流领域, 成为重要国际场合中的工作语言, 才能真正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乔治·韦伯用以评估语言影响力的六大因素中, 将“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涵盖在内。[11]按照母语使用人数, 汉语排在第一位;若综合考虑到第二语言使用人数、使用国家数目和人口、国际使用该语言的主要领域数目、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经济力量、社会与文学声望等因素, 汉语的排名则降至第六位。

因此, 长远来看, 我们应提高留学生的培养层次, 随着能熟练使用汉语的各类专业人才跻身经贸、科技以及政治等领域, 汉语可以逐步成为这些国际交流领域的重要工作语言。

(二)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外国学习者在当地学习汉语, 包括当地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当地大学外语系设置中文专业及开设汉语公选课、其他教育机构开设的汉语培训以及中国外派教师与当地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从2004年首家孔子学院成立至2008年的4年间, 孔子学院数量迅速增长。2009年之后, 孔子学院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截至2013年6月, 孔子学院总部已在113个国家建立420所孔子学院、591个孔子课堂。2012年, 全球孔子学院注册学员达到65.5万人。孔子学院在办学过程中, 借鉴英、法、德等国推广本民族语言的经验, 不断探索海外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在汉语和中华文化传播方面的有效途径, 除了培训和向海外派出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之外, 也启动了本土汉语教师培养工作, 设立专门奖学金, 选聘当地学生和在职教师到中国读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或进行短期培训。

根据美国华盛顿应用语言学中心的调查, “美国2.75万所至少提供一门外语的中学中, 汉语课的比例由1997年的1%上升至2008年的4%”。同时, 参与大学预修科目汉语项目的学生数量也增长迅速。《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分析认为, 之所以出现汉语教育培训热, 是因为“父母、学生和教育人士都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崛起, 他们相信掌握流利汉语可增加机会”。[12]美国的“汉语热”基本代表了目前汉语在海外的接受状况。或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 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挑战这门“难学”的语言。

但海外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 也凸显出师资存在的问题。李凌艳认为, 海外汉语教师多为华人华裔, 与国家汉办外派的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相比, 这些本土的汉语教师虽然在教学方式上相对更易被中小学生所接收, 但是, 有不少人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学或中文专业的教育, 在专业知识方面亟待得到“充电”。[13]优秀师资的供需矛盾仍是当前汉语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2013年2月发布的孔子学院发展规划 (2012-2020年) 指出:要加大孔子学院所在国本土师资培养力度, 扩大“孔子学院奖学金”规模, 招收更多的各国青年来华攻读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同时, 国家汉办还在具备条件的高校中设立了汉语国际推广师资培训基地, 服务于海外本土师资培训。

在以上宏观概述的基础上, 下面结合笔者在美国的体验调查, 从微观的角度对汉语在海外的传播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对汉语在美国传播状况的体验调查

笔者于2012年10月在美国加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期间, 在美国中、东部高校进行了走访调研。这里将结合对一个高校中文专业和一个社区周日中文学校的参与观察、对一所孔子学院的走访调查以及对两位学习中文的美国人的深度访谈, 对汉语在美国的传播进行微观化、细节化的展现。

(一) 实用心理和审美取向:学习汉语的主要动机

来自国内的关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报告表明, 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大多是基于某种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实际需要。据这些调查报告分析,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有两类, 一是工具型动机, 一是融合型动机。

笔者在美国加州和密歇根的调查, 与研究者在国内所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相同。

首先, 从工具理性出发, 希望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为自己将来的职业选择带来积极影响。以密歇根大学博士生Abram为例, 他所学专业并不是语言, 而是生物学, 但他却可以说非常流利的中文。围绕其学汉语的动机、过程等问题, 笔者进行了深度访谈。Abram在读高中时就开始有了学中文的想法, 因为他计划将来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不过, 当时他所在的高中并没有开设中文课程。在学中文的强烈愿望促使下, Abram找到离家最近的一所大学, 求教于中文专业的老师, 后由这位老师推荐, 在一位中国老师开办的中文培训班学习, 成为班里唯一的非华裔学生。Abram每周上两次中文课, 一次是老师对他的单独辅导, 一次是与华裔学生一起上课。进入大学后, Abram选修了中文课程, 但由于已经学习了两年中文, 他感觉大学的中文课程比较简单。为了能够继续提高中文水平, 他争取到学校的资助, 每年暑期到北京的一所高校进行交换学习。正是由于这种有明确目标的积极学习态度, 使得Abram在学习中文的道路上以快速奔跑的状态, 超越了他中学、大学时代的同学。Abram说, 他在中文课上的许多同学, 也包括一些华裔同学, 由于对学中文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觉得将来也不一定会用到这门语言, 相对投入的精力就要少很多,

其次, 从价值理性出发, 由于对中华文化感兴趣而开始学习汉语, 不涉及对自身职业规划方面的考虑, 只是追求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成就感, 也是一些人学习汉语的动因。以密歇根大学的Susanna为例, 她从喀麦隆来到美国, 在大学图书馆做保洁员。由于喜欢看中国电影, 特别是艺术电影, 她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她向笔者描述了她喜欢看的中国电影“sunflower” (《向阳花》, 一部表现黄土高原的人们对传统戏曲艺术坚守和挚爱的影片) 。Susanna喜欢中国民歌, 她可以声情并茂地演唱《茉莉花》。当笔者好奇地问她在哪里学的中文时, 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 Susanna说她完全依靠自学, 没有老师教。由于她工作的图书馆是理工专业的图书馆, 没有中文教材, 所以, 她会乘公交车到城市图书馆去借中文教材和录音带, 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来听录音练习发音, 平时在校园里会主动找中国留学生说中文, 就这样, 当笔者遇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自学了一年半的时间, 能够比较流利地用中文与笔者交流。像Susanna这样完全出于个人兴趣、依靠自学达到熟练使用中文来交流的人在美国或许并不占多数, 但是, 她至少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息:激发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可以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中文的内在动力;我们在关注在校学生的同时, 也需要尽可能地开展社区中文教育, 满足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人们学习中文的需求;同时, 一套好的教材至关重要, 有针对性的教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师资的不足。

学习者的动机既包括引发行为的起因, 又包括维持行为的原因。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 学习者从产生学习汉语的兴趣, 到坚持学习和学好汉语, 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动力补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有时会呈现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互推动、循序强化的特征。比如, 有的学生最初因对中国功夫电影感兴趣, 产生了学中文的想法, 但如果没有后续动力不断补充的话, 这一学习行为就会变得难以维持, 有的人中途就放弃了。仍以Abram为例, 虽然最初吸引他关注中国、想学中文并辗转求师的是中国的功夫电影, 但后来能让他坚持不懈的动力来源是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的职业目标。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 即便是有这一明确目标作为动力来源, 在Abram从高中阶段到读博士这近十年间, 仍然需要有对中国文化不断深入的认识和认同, 才能使其不断确信自己的目标, 并强化自己的学习动力。因此, 我们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对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内在动力补充机制有清晰的了解, 这对于汉语传播范围的拓展、效果的提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 “要我学”与“我要学”:部分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学汉语态度的差异

在美国调查期间发现, 华裔学生与非华裔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态度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的状态是“要我学”, 后者是“我要学”。这里, 我们着重对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状态进行描述与分析。

在加州, 笔者曾在大学中文专业进行体验式教学, 在课堂上发现, 积极参与课堂交流、课下还不停向老师提问的多为白人学生, 而华裔学生多表现出一种被动、消极的学习状态。如果说这其中有不同种族在学习习惯、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的话, 我们可以再从其他角度进行补充观察。笔者分别在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密歇根洲安娜堡的华人社区进行了走访, 了解到华裔子女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学习中文, 甚至表现出与父母对抗的情绪。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中文不够重视, 或者教育方法不够得当的话, 这部分华裔学生基本上既听不懂也不会说中文, 更不用说书写和阅读了。稍微好一些的, 可以做到部分听懂, 可以简单地说一些中文。这其中不仅包括在美国出生的, 也包括在幼儿时期移民至美国的华人子女。究其原因, 一是认为将来不会回中国, 所以学习中文“没什么用”;二是对自己母国的文化不了解, 更谈不上喜爱和认同。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 华裔子女对待汉语学习的态度和行为, 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周围的非华裔青少年。其次, 在美国的华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社会, 具有更多的语言传播优势, 他们的子女如果能够较好地掌握中文的话, 未来可以成为汉语传播、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 在对外汉语传播中, 应重视华人群体, 特别是将华裔子女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目标。

(三) 文化与语言的同步传播:在汉语语言传播的同时实现与文化的有效对接

语言的对外传播, 是以实现更好的交流为目的的。母语不同者若要实现更好的交流, 除了语言的学习, 还离不开对语言所植根的文化土壤的了解。在调研中笔者发现, 大学中文专业在课程设置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语言, 轻文化”的问题, 这也使得学习者对于交流中可能面临的文化差异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例如Abram第一次来北京时, 中国人合餐的饮食方式令他感到很意外。他告诉笔者, 在学校里, 中文专业的课程除了中文外, 还有《论语》、用英文授课的《中国历史》以及简单的中国社会介绍, 但没有中国文化以及中美文化比较方面的课程。因此,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方面的内容对他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 汉语的对外传播与中国文化的传播应该寻找同步、相融、交汇的渠道与方式。比如在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中, 除了语言外, 也增加一些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介绍, 使学习者能够从多方位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目前, 一些孔子学院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课程尝试。笔者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了解到, 他们在州大中文专业开设了“俗语与中国文化”“汉语语言与中国社会”“中国电影文学”等课程, 很受学生欢迎。当然, 这对师资和教材等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设要求, 是我们在汉语对外传播中需要着力加以完善的。

三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对汉语跨文化传播现状的梳理以及对美国的体验调查分析, 我们可以强化这样一个观点, 即语言传播离不开文化传播的推动, 语言传播有助于文化传播的拓展。简而言之, 对外文化传播可以激发人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热情, 同时, 汉语水平的提高也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提升对外文化传播效果。从而使对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步入相互促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在具体实践中,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 逐步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的良性互动。

(一) 把握语言学习的需求动机, 激发国外人群的汉语学习热情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应对目标人群的语言学习需求进行细分, 并制定相应的传播策略。首先, 区分学习者的动机属于实用需求还是文化需求。针对前者, 在基本语言教学的基础上, 还可以开设“商务中文”“科技中文”等满足学生实际需求的课程;针对后者, 可以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化, 从书法绘画、舞蹈音乐、手工技艺、影视媒体、饮食服饰等多个门类设计教学内容, 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其次, 在学校、社区等教学环境中,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目标人群的需求特点, 一方面满足现有学习者的需要, 同时也要把握潜在学习者的需求, 通过有效的课程营销, 吸引更多的人开始学习中文。在这方面, 一些社会培训机构或许可以发挥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 根据目标人群的需求, 推出新的语言教育产品或培训服务。

在汉语对外传播中, 我们可以整合多方的教育资源, 如孔子学院、目标国家大学的中文专业以及中小学的中文课程、社区公共教育、商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有效协调、优势互补, 激发和满足不同类型群体的汉语学习需求。

在这些教育资源中, 值得关注的是教会 (特别是华人教会) 的周日学校。在周日学校开设中文课程的优势在于, 以家庭为单位到教会参加周日活动, 在父母的鼓励和督促下, 并且和众多小伙伴一起, 容易让华人子女有兴趣坚持学习中文;同时, 华人教会也比较容易找到优秀的师资, 比如, 可以与附近高校的中国访问学者建立联系。笔者在加州调研时, 曾访问过一所华人教会的周日学校, 学生年龄从5~14岁不等, 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 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学生在同一个班上课, 因为他们只有一位老师, 还是地质学专业的。后来, 随着中国访问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的加入, 师资短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二) 挖掘文化产品的独特魅力, 由文化吸引力催生语言竞争力

由于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某一种文化产品感兴趣, 从而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在外语学习者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中国功夫电影、日本动画片、韩国电视剧等, 是不少青少年学习汉语、日语、韩语的最初动因。因此, 从具体的文化产品入手, 打造好中国的文化名片, 通过独具魅力的文化产品, 吸引目标受众关注中国文化。

由于文化折扣问题的存在, 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困难。以中国电影为例, 根据笔者对在京外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 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还比较弱, 受众对中国电影的消费期待尚未形成, 究其原因, 中国电影讲故事的能力、推陈出新的能力以及对国外受众的分析能力还有待提升。从另一个角度看, 海外受众因文化折扣产生的刻板印象也是影响其对中国电影的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刻板印象不能得到有效改变, 将使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折扣问题长久存在。因此, 在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中, 要通过对受众解码习惯的分析, 相应优化自身的编码方式, 扭转受众的刻板印象, 改变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同时, 实现影片生产与营销的国际化, 拓展电影海外传播的新媒体平台, 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

其他种类的文化产品也是如此, 要做好对自身资源和受众特征的分析, 找到产品和受众之间的对接点, 培养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好感和兴趣, 不仅可以减少因文化折扣带来的刻板印象, 而且能够由喜爱文化而产生学习语言的愿望, 从而由文化的吸引力来催生语言的竞争力。

(三) 因地制宜, 形成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语言传播方式与策略

我们知道, 不同的国家、地区, 不同的种族、民族, 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以及价值观。具体到教育方面, 也会有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和理念。比如, 与本土师资相比, 我们外派的汉语教师虽然在专业素养上要更胜一筹, 但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却往往不及对方。根据研究者的调查, 教师的教学风格与方法, 是导致学生外语学习动机减退的重要因素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美方院长告诉笔者, 他们希望中文教师在赴美之前能够掌握美国课堂管理、教学以及组织课外活动的方法和要求, 缩短到美之后的适应时间。除此之外, 做好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准备, 也是我们在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中需要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移民国家, 如美国, 汉语教师在课堂上可能要面对不同肤色、种族的学生, 掌握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和技巧, 才能在与不同族裔学生的交流中更加有效地进行语言的传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快速发展的趋势中, 互联互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激发了人们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愿望, 也增加了语言学习的需求。在这个时代, 只有不断建设好自身的语言与文化, 才能避免迷失在全球化的巨浪漩涡中。因此, 我们从国家政策层面到具体教学、研究层面, 围绕如何做好语言文化建设这一课题, 需要以开放的态度, 既要制定中长期的战略, 又要因时、因地制宜, 制定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区域、每一所学校以及每一门课程的策略, 使每一步都能够走得扎实, 在良性互动中实现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同步、有效传播。

语言传播论文 篇2

一、业务培养目标

本专业注重培养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文化管理、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机构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科研，以及与文化宣传有关的各类实际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二、业务培养要求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言文学和中外文学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知识，并熟练掌握基础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为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研究能力的学术后备人才。

2、为中学和各类职业学校培养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教学技能的专业人才，并为他们将来成为学者型的教师和教学管理人才打好基础。

3、为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各类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较好的中文基础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较强的表达能力，以及具有一定实践操作技能的文化工作者。

4、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学生进行专业引导，培养对文学艺术的感悟力和鉴赏力，并具有较强的文学表达能力。

三、主干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

四、主要课程：

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西方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史、语言学史等。

五、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到报社、杂志社、南海网、各类学校等单位参加社会调查，业务实习等实践活动。一般安排8周左右。

六、修业年限：四年

七、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八、学分要求：

语言传播论文 篇3

作为一种语言职业的广播电视，其工作职责一方面是向大众传达最新的资讯和文化，一方面对于社会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直接引导着人们的社会语言交流。本文就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影响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

广播电视语言 传播 社会语言 影响力

广播电视是重要的大众文化传播的媒介，承担着向社会提供最新资讯和宣传普及文化知识的责任，而语言是广播电视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一方面广播电视需向人们传达各种各样的信息，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广播电视语言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语言传播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体不断普及以及广播电视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广播电视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广播电视语言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入社会语言的使用当中。

一、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规范作用

众所周知，广播电视行业对播音主持人的发音和语言使用能力的要求很高，人们在收听和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过程中可深受感染，并在广播电视语言的带动下，规范自己的社会语言。广播电视传播语言与社会语言规范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形成丰富的语言规范体系，其次是向社会传播语言规范。这里所说的语言规范并不是专家学者讨论的那些关于语言学的逻辑演绎方式，也不是那些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通过对大量语言进行运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总结和文化提升方式，并随着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扩充。[1]广播电视媒体是使用语言的大户，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语言实践经历，一方面可有效地巩固和提高自身的语言行为规范能力，另一方面还能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广播电视在传播信息和语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语言的使用规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形容“广播电视播音员的读音，是对汉语语言使用规范起到深远影响”的原因了。

二、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导向作用

语言是广播电视在工作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语言本身还有着规范、传播和示范作用，新时代的背景下，广播电视的播音员俨然成了社会语言使用的权威和典范，对于社会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导向作用。人们可通过学习广播电视播音员或主持人的发音，或语言表达方式来规范自己的社会语言，这也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实际工作中发现，当前社会上许多新流行的短语、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广播电视传播开来的。广播电视语言已然成为当今社会语言使用重要的风向标，[2]除此之外节目主持人的语言使用方式、表现风格等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语言的使用造成影响，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而这种影响性却不易即时显现，往往是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同样，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导向作用也如此，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广播电视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与节目的品质、价值观存在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主体——主持人、播音员和嘉宾主持人的品位、个人的文化素养、使用语言的能力以及审美价值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为了对社会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广播电视语言的传播主体要不断提升自身的语言使用能力，规范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扎扎实实地练好自己的语言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重要作用。

三、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示范作用

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使用是大众的主要模仿对象，新时代背景下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发音和使用方式，俨然成为社会语言的重要标志和使用标准，俨然成为公众学习普通话的第一导师。国务院在关于推广普通话问题的指示中，就有一条规定：“全国各个省市地区电视台应该要主动承担起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的责任，具体的可以协同各个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工作委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以此作为进一步地规范人民群众的普通话使用方式。”[3]除此之外，对于各方言区域的广播电视台要在日常的播音节目中穿插以普通话为主体的播音节目，让公众感受到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示范作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那时电视并未普及，因而广播电台播音员就成了人们了解国内外信息和学习语言的老师。一旦播音员或主持人在节目过程中发错音、念错字，其造成的社会影响难以估量。这也是为什么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发音标准成为其工资绩效考核标准的重要原因了。笔者曾听闻过这样一则趣事：“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朗诵课文的过程中，读错了一个字，老师及时地纠正了学生的错误发音，但是这名小学生却理直气壮地说电视上的主持人也是这样读的，还与老师发生了争执。”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尤其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模仿电视主持人的使用语言，俨然成了其学习语言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语言的示范作用是何其强大。因而就须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发音、词汇的使用、语法的表达方式等等提出严格的要求。社会经济和文化越发达，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体的语言规范影响性也会越大。语言规范具有极强的层次性特征，主要包括了语言使用者的规范情况和要求等方面的层次性特点。

四、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对社会语言的审美作用

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审美作用，是公众所认可的。如果说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只满足了语言使用规范这一基本要求，并没有发挥出有声语言的社会功能导向的话，便是不成功的。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还需要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人们通过广播电视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和文化资讯的同时，还提出了透过节目实现对美学理想追求的具体要求，希望在欣赏节目的过程中产生心理的碰撞和愉悦的共鸣。换言之，广播电视语言在实现自己的基本信息传播功能的同时，还要向公众传播最优美的语言，让人们感受到民族语言的博大精深。实际工作中发现，但凡优秀的播音工作者，都能够借助有声语言这一媒介方式创造出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电视或者播音节目作品。[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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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洁茹.普通话中介语研究初探[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

[3] 李宇明.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体会[J].语言文字应用，2001（2）.

[4] 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2（2）.

道家语言传播思想探析 篇4

传播内容:言与义的关系

老子在言语传播方面有一组很严格的概念, 即“常道”和“常名”。“常道”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范畴”, “常名”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通称”。范畴是一切事物最具有基本意义的类型或范围, 在老子看来“常道”是无法用言语说得清楚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通称是事物最具有一般意义的命名, 如各种各样事物的“常名”即客观存在之“物”, 它是最接近于范畴的名物概念。因此, 《老子》第一章说:

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无, 名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 欲以观其妙;常有, 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 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1)

这里的“可道”、“可名”指可以言说、能够名释的意思, 即可以说得出来的道, 就不是“常道”;可以叫得出来的名, 就不是“常名”。老子为了说明这个在语言传播活动中理论性很强的抽象概念, 他举了个例子, 即把天地混沌的现象叫做“无”, 把生育万物的宇宙叫做“有”。那么, “常无”这个名称是为了方便研究天地混沌运行规律而采用的语言符号, “常有”这个名称则是为了方便研究宇宙运行规律而采用的语言符号。这两个符号其实质是, 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给予的命名, 它们共同的名称可以叫“玄”。但是还有一个比宇宙之“玄”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叫“玄之又玄”, 它才是宇宙和万物最最基本的规律。 (2)

在这里, 老子实际上提出了语言传播过程中语言符号与其传达“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众多不可概念化的物象或事象, 因而一切语言传播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语义”解释的制约和“语义”传播的局限, 即语言符号永远不可能穷尽其全部意义。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 “最清虚的思维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的有意识的对应物”, (3) 这似乎是对“常道”、“常名”、“常无”、“常有”等, 以及对“玄”的很好注释。

有关传播的语言符号与其传达意义的关系问题, 战国中期的庄子则有了更为深刻的阐述, 《庄子》一书中有许多篇幅都是用来探讨“符号与指谓对象”、“意义与符号孰重”、“符号传达意义的限度”等问题, 研究的触角比老子更加广泛。

以指喻之非指, 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 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 万物一马也。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 物谓之而然。 (4)

庄子认为事物名称由人决定的, 如果人类最初不把马叫做“马”, 那么它就不是“马”。这好比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理一样, 事物的名称也是人叫出来的。事物与名称两者相比, 事物是主体, 名称只是宾体, 也即“名必有实”。庄子在这里, 用“名”与“实”之间的意义关系来指称语言传播中符号与指谓对象的关系。

但是意义与符号相比, 哪个比较重要?庄子提出了著名的“得意忘言”论。“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5) 在这段论述中, 庄子很明显地是把“言”跟“筌” (即捕鱼用具) 、“蹄” (即捕兔用的网) 都看成是一种工具。既然捕到了鱼可以将渔具丢置一旁, 捉到了兔可以把兔网扔到一边;那么, 掌握到意义之后, 不也同样可以把语言这种符号弃而不用了吗?也就是说, 符号只要能传达意义, 用什么“言”无关紧要。由此看来, 庄子偏向于认为意义是比符号还重要的东西。因此他进一步提出, 符号虽然具有任意性, 可以同实而异名, 但必须具有约定性, 所谓“周遍咸三”, 要被大家公认, 这样符号才能成为“公器”, 成为传播信息的通用载体。

符号固然是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 但是, 符号究竟能把“意义”传达到什么限度?前者能否完全表达后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庄子又提出了他的“不可言传”论。庄子曰“世之所贵道者, 书也。书不过语, 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 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 不可以言传也, 而世因贵言传书。世所贵之哉, 犹不足贵也, 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 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 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则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 而世岂识之哉!” (6) 世人所珍贵的道载见于书, 书不过是语言, 语言有它的可贵处。语言所可贵的是意义, 意义是有所指向的;意义所指向的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而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贵重书, “我”却以为不足贵, 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可贵的。庄子进一步指出:“可以言论者, 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 (7) 庄子认为, 语言是表达意义的工具, 但是它只能表达意义的非常粗糙概略的轮廓, 并不能传达精微的意义;精微的意义, 是不能由语言来传达的。而且, 语言层还阻碍了人对于精微意义的贴近;只有突破语言层, 人才可能体悟到精微的意义。因而, 对事物的真正理解不是靠语言, 用语言说出来的不一定表示真正理解, 所以最有效的传播应该不只是语言, 还包括思维和行动。这就是老庄所倡导的“行不言之教”的真正原因。

传播技巧:言与辞的关系

对于语言是否需要修辞, 亦即语言传播过程中如何处理真善美的关系, 老庄虽然没有从正面就事论事地来回答, 但却各自结合着人际传播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沟通, 分别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 相对于语言传播的局限性而言, 老子认为妨碍语言传播的更大障碍是人性的弱点, 老子尖锐地指出:“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善者不辩, 辩者不善。” (8) 就是说, 在语言传播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华美的言词后面隐藏着不真实的思想, 善于辞令的人不良善, “智慧出, 有大伪” (9) 。老子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语言传播中美与真、美与善的分离现象。对于语言传播中的这种虚伪巧诈, 老子是坚决反对的。因此, 他把“言善信”作为上德者的人格要求, 把“朴”、“真”等品质视为最高的理想道德, 主张保持纯朴天真的自然本性, 主张言辞要有信实的内容。他认为, “圣智”、“仁义”、“巧利”, “此三者以为文, 不足”。 (10) 把“文”视为巧饰, 提出大丈夫为人处事应“处其厚, 不居其薄;处其实, 不居其华”。 (11) 老子提出“美言不信”正是基于对不信的否定, 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诈言伪辩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揭示了文明社会中语言传播的异化现象。“美言不信”不是否定“美言”, 不是把美与真、美与善根本对立起来。对此, 刘勰认为:“老子疾伪, 故称美言不信, 而五千精妙, 则非弃美矣。” (12) 所以老子自己也说:“美言可以市尊, 美行可以加人。” (13) 这与“美言不信”是丝毫不矛盾的。

在讲到人际传播中言语交流时, 庄子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解。他认为, 华丽玄妙的言辞, 并不足以打动人。真正可以打动人的, 是言语背后的“真”。“道隐于小成, 言隐于荣华”。 (14) “真者, 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 强怒者虽严不威, 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 真怒未发而威, 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是所以贵真也。真用于人理也, 事亲则慈孝, 事君则忠贞, 饮酒则欢乐, 处丧则悲哀”。 (15) 这里不仅指出在传播活动中“真”的必要性, “不真不诚, 不能动人”, 而且揭露了伪装精诚的各种表现, 教导人们如何分辨真诚与伪装的差异, 并深刻地指出心理状态下的不可掩饰性, 所以传播贵真, 唯有此, 才不流于庸俗。“真”的内涵实质上就是传播的客观真实性问题, 既不要夸大事实, 也不要缩小事实。故懂得传播原理的人, 不空言, 不高言, “大而无当, 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 犹河汉而无极也, 大有径庭, 不近人情焉”; (16) 调尊重客观, 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象, “存而不论”;凡是社会上的客观现象, 则“论而不议”。这里的“真”与老子所主张的“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亦即二人均在告诉世人:真诚的心灵的交往, 胜过华美的语言;真诚相待, 便是无声的传播。

传播效果:言与果的关系

所有的传播均包含着“传者与受者”的关系, 传者发出信息, 受者接受信息, 传者发出的信息能否为受者所接受, 直接决定着传播效果的好坏。因而对于传播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关键之处在于对受众的研究。对此, 老庄分别从受众种类、受众对于信息接受的不同态度及影响其接受信息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有着开拓性意义。

老子说:“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中士闻道, 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17) 他在这里把受众分为三个层次, 即所谓“上士”、“中士”、“下士”。“上士”对待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信息———“道”的态度是理解其深刻内涵, 然后身体力行, 努力地付诸实践, 依“道”而行。“上士”的这种行为说明“道”的语言传播产生了传播者所预期的传播效果。“中士”对待“道”的态度是, 将信将疑或半信半疑, 他们对真理认识不深, 掌握不准, 当然也就难以实行了;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说, 如果再加强对其解释或传播, 便可以将“中士”这部分受众也纳入旗下, 因而“中士”是属于“道”的传播过程中可以争取的那部分受众。最难以争取的是“下士”, 他们过于浅陋鄙俗, 对于“道”, 原本就不打算认识它, 也就无所谓接受它, 因而这部分受众可以归为最顽固的一类。这里, 老子最理想的受众当然是“上士”, 最理想的传播效果便是受众均取法于“上士”的行为而摈弃“下士”做法了。 (18)

庄子对于受众研究的见解, 主要侧重于受众接受信息的制约因素方面, 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影响他对意义的理解, 经验若有不同, 对意义的领会也容易产生障碍。《庄子》强调“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 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 束于教也”。 (19) 在这里, “拘”即“拘限”, “虚”即地狱;“笃”即“固蔽”, “时”即“季节”;“束”即“束缚”, “教”即“礼教”。这则寓言暗示了影响受众对所传信息意义的理解上, 主要存在空间、时间和文化三个主要障碍;人们由于各自生存的时空、文化背景的不同, 造成个人“经验”上的差异, 受众自然会对传者所传递的信息产生不同程度的理解。 (20) 这里, 庄子指出了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与选择性记忆的问题。

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影响力 篇5

2.规范作用。广播电视不仅传播语言，而且与语言规范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丰富语言规范；二是向社会传播语言规范。语言规范既不是语言学家书斋里的逻辑演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对大量语言实践的研究与总结，并随着语言的变化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广播电视媒体作为使用语言的“大户”，在其丰富的语言实践中，不仅会巩固已有的语言规范，而且能够创造和发展新的语言规范。如广播电视在汉语读音方面所创造的规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语言的规范不仅体现在成文的规范中，而且也体现在具体的语言应用中。广播电视在传播语言的同时，也在传播语言规范。广播电视语言本身就是在传播语言的各种规范。“广播电视播音员的读音就是汉语语音规范的体现。”[4]

国家三部委《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普通话是以汉语传送的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规范语言。”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既是社会语言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语言的规范，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规范。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语言规范观认为，语言规范的本质是为了更好地交际，同时，语言的规范是动态的和分层次的。规范的广播电视有声语言既吸取了书面语言的精练、严谨的精华，又吸收了口语的.形象、生动的营养，同时，又剔除了社会自然语言杂芜、随意的缺憾，在语音的声、韵、调、轻重格式、语流音变异及词汇、语法等诸方面都表现出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作为一种职业语言和领域语言，规范的广播电视语言又表现了有声语言表达技巧运用的丰富性与合规律性、语言分寸的贴切性和语言样态切合语境的严整性。居于大众传媒传播者和社会公众形象地位的播音员、节目主持人，由于其影响的巨大和地位的特殊，使他(她)在传播的同时也成为了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的负载者和体现者。这种传播与体现是通过有声语言来实现的。他(她)的语言面貌、语言能力、语言水平、语言规范程度，影响所及绝不仅仅限于个人形象和节目的传播效果。因此，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的规范与否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语言传播论文 篇6

关键词：新时期 语言文化 传播 生态 看点

语言文化是社会化进程的媒介载体，是社会的基础工程，又是社会的先导工程。社会学家把“语言的转向”列为20世纪十大问题之一。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拉动语言转向，生活回归理性，语言回归本位，语言传播发生全新演变，出现了五大看点。

看点一：去主流化，诉求平面化——社会语言对主流文化的挑战

主流文化，是指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实质上是官方文化、制度文化。主流文化具有权威性、规范性、强制性、统摄性的特征。

进入新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退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念上升为主旋律，文化环境宽松，“因言致罪”成为历史。政治文化以人为本，向着亲民方向发展。语境变迁，主流文化走下神坛，进入寻常百姓家。民间语言传播，消解着主流文化的权威性。

主流文化术语融进庸常生活语境，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言论自由度增大。广开言路，无抓“政治辫子”之虞。二是民主化进程推动，主流文化唯有关注民生工程，以其亲和力，方能赢得民众认同，取得自身生存权与发展权。三是语言文化资源整合，政治文化贴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了各种语言文化资源的融合，彰显了语言的包容度与张力。

看点二：去经典化，诉求通俗化——通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洗礼

所谓精英文化，即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由社会文化名人创造的文化精品，叫文化经典。精英文化是文化中的品牌，具有价值品位。代表性的文化经典是“四书五经”、“十三经”，还有现当代文化经典，共同建构了泱泱华夏的文化大厦。

近年民间语言传播中，以经典作品为切入点，对精英文化恣意颠覆。如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被戏改为“网恋未捷机先死，长使哥哥泪满巾”；王勃的诗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被改为“哥哥与妹妹齐飞，网恋共聊天一色”；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被改为“前不见哥哥，后不见妹妹，念网络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被学子们戏改为《水调歌头·假日》：“假日几时有，无奈问青天。不知假期当中，作业有几篇。我欲只题不做，又恐老师管严，假期不胜烦。捧书桌前，好似在钻研？做数学，念英语，夜难眠，不应有偏，为何总是感到难？人有七情六欲，学有高低深浅，此事难两全。但愿假日多，作业能锐减。”

现存名著几乎被“漂白”，消解了经典文化品位。戏改、开涮率最高的当数《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刘禹锡的《陋室铭》，就连裴多菲、鲁迅、徐志摩等人的诗作也未能幸免。经典文本被颠覆，证明了经典作品的辐射价值，原作与新作之间，是孵化与反哺、传承与增殖的关系。

糟改经典成为时尚，也成为文化伤痛，引发社会反响。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发《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以及所要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

看点三：去原创化，诉求流行化——流行语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原创，即作者自己创作的，具有社会共识价值的文字、艺术或科学性质的作品。原创性本色原汁原味，保留着文化本真。

当今时代，“解构主义”、“修正主义”流行，文化“黑客”迭出，对原创性文化任意宰割，进行变形手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去原创化常见修辞格有戏仿、套用。戏仿操作方法有两种：

一是音仿。即换用音同或音近的语素仿造新词语。

例如（下列括号中为原词）：羊（阳）光灿烂、E（一）帆风顺、一霸（把）手、因财（材）施教、嫌（贤）妻凉（良）母、骑（其）乐无穷、棋（其）乐融融、三国演弈（义）、姿（资）本公关、一言以毙（蔽）之、男（难）言之隐等。

二是义仿。即用反义或类义词语素仿造新词语。

如：知（资）本家、一厂（国）两制、天道酬痴（勤）、卧（座）谈会、考今（古）学、网（世）外桃源、资乱（治）通鉴、罪（功）不可没、悲（喜）出望外等。

解构原创性语言，突出体现在语义学上，戏说戏解，阐发出辞书上没有的意义。请看下列词语的解释：精英即精通英文的人；精华即精通华文的人；和平即国际事务中两国交战时期中的欺骗时期；明星即媒体吹捧出来的“人造天体”；穷人即同金钱关系空前恶化的人；神童即神经病儿童；天才即天生的蠢才；偶像即呕吐的对象。此属贬义例子，也有贬义褒用的例子，如香港凤凰卫视主播吴小莉，被人称为“白骨精”，即白领、骨干、精英的缩写。

在广告等大众传媒中，被阉割的词语比比皆是。这种“误读”、“曲解”的行为，是对本真语言的反动。语言的异化裂变，架构了“另类”语言的景观。

戏仿操作路径为：运用发散思维一，锁定文本、发现创意——解构原作、调侃戏说——重构新词，生产文化意义。由于流行文化中弥漫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引发反“三俗文化”的强烈呼声。流行语言加盟“三俗文化”，导致文化精神失落。诚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点击：“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

看点四：去凝重化，诉求轻松化——幽默话题对庄重话题的消解

意大利著名喜剧家哥尔多尼曾说：“喜剧在各个时代里，都是文明民族所珍爱的娱乐。”结束悲剧时代即进入了喜剧时代。

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社会转入到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谐社会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渴望平等友爱；语言传播中，人们寻求轻松幽默的话题。于是，化庄为谐、化圣为俗，成为语言交际的诉求。市场经济社会，竞争激烈，人们的生存压力增大，免不了借助喜剧语言来减压释怀。语境使然，在社交场合，人们把说笑话取乐看作为时尚。

大众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化冲击着严肃文化。雅文化被改编为俗文化，消解了原有的教化功能，凸现了娱乐功能。审美意识转为审丑、审俗意识，以搞笑逗乐为宗旨的文化娱乐市场走俏，央视台非常6+1、大风车、快乐大本营、笑星大联盟、玩转生活等节目收视率甚高，小品、相声演员迅速走红。

王朔的痞子文学中的“顽主”形象，以调侃开涮正经、严肃、神圣、高尚、英雄主义为能事，为读者青睐。从“水煮”系列图书风行到《Q版语文》热卖，再到《秀逗古诗》畅销，人们的价值观发生畸变。正如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后期以来，悲剧范畴消退的速度是惊人的。小品、漫画、肥皂剧、调侃文学、痞子文学等等，开始登上文化的大雅之堂。曾被冷落的喜剧转而成为最抢手的母题。”

由于娱乐文化消费增长，文学中和语言传播中轻松愉快、诙谐幽默的话题受民众追捧，俏皮话、笑话、无厘头等语言形式较为流行。戏解大全，当数美国安布罗斯·比尔斯的《魔鬼辞典》、卡里·布罗茨基的《当代魔鬼辞典》、费欧文的《新牛津魔鬼辞典》。大陆流行《摇滚顺口溜》、《周立波经典语录》、《时尚短信》以及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的《酸溜族》、《涩女郎》。国内报刊开辟“新聊斋”、“调侃辞典”、“幽默小词典”、“爆笑短信”、“魔鬼辞典”、“微博妙语”、“开心一刻”等栏目，以飨读者。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化价值裂变：卑下代替崇高、荒诞代替神圣，调侃代替严肃，轻松代替凝重，嘲讽代替说教，出现语言“意义的通货膨胀”。北京学者余世存在《我们的母语能否表达我们》一文中点评道：“真正值得忧虑的不是语言是否符合文法，而是语言的当代品性，即汉语是否对得起我们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汉语不能‘与时俱进’，导致当代汉语少有明心见性者，少有洞明温暖慰藉者。我们见的多是官话、套话、大话、疯话、黑话、翻译话。”

看点五：去冗长化，诉求简约化——传播文化对传统传播模式的冲击

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信息社会知识爆炸，语言传播出现简约化、快餐化的风尚，为了能在浩瀚的语海中胜出、在纷扰的人群中争得一席话语权，语言传播革命凸显在三个方面：

一是短语传播。主题核心词引领传播。公文主题词、论文关键词、活动主题词形式流行。有关部门组织评选年度十大新词、百度发布年度十大世说新语。缩略语、缩写、简称、手机短信风靡。目前，凡具规模的会议，都有宣传主题。可以说，由毛泽东时代的口号标语治国，过渡到新时期的主题治国。

二是数字化传播。网络时代是数字化社会，实行数字化管理，人们的许多文化信息都演绎为数字，如身份证、医疗卡、学生证、工作证、户口本、存款单、电报挂号、工牌号、车牌号、门牌号、门诊挂号、电话、手机、QQ等都被数字网络。可以说，互联网时代，人们被“一网打尽”。

三是定量传播。为了遏制文山会海，减少公务成本，高层倡导开短会、发短文。一般会议规定发言时间，杜绝马拉松式发言。发表论文要求字数在3000-5000字之内。正如美国作家奥里森·马登在《成功的品质》一书中所写：“公文冗长、喋喋不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的是简明扼要，直奔主题。”

语言传播论文 篇7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语言之外, 其他一切自主的传达观念的方式, 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 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按照萨丕尔的说法, 如果有声语言是商品, 那么无声语言就是货币, 货币没有商品做保障就一文不值, 也就是说无声语言如果没有有声语言做依托, 那么也就毫无意义了。所以, 人们日常使用的有声语言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正是由于这些有声语言的存在, 其他的符号才成其为符号, 才成其为有意义的代码。

一、语言符号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与准则

在传播交流中, 我们是传播的主体, 这个主体在单向传播的语境中是发话人, 在双向传播的语境中, 我们既是发话人又是受话人, 总之, 我们日常的传播活动主要就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

当然, 社会学告诉我们, 我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 有着不同的角色扮演, 也便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与语言表达。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指出:“语言的运用与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结构间存在有规则的联系。”因此, 无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无声语言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运用中我们也应该学会准确使用,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适度的研究与学习, 否则, 我们将不能准确把握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 便会使受传对象不舒服、难以接受, 甚至反感。

例如: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春秋时代越国有一个人大摆筵席宴请宾客。时近中午, 还有几个人未到。他自言自语地说:“该来的怎么还不来?”听到这话, 有些客人心想:“该来的还不来, 那我是不该来的咯?”于是起身告辞而去。这个人很后悔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解释说:“不该走的怎么走了?”其他客人心想:“不该走的走了, 看来我是该走的!”也纷纷起身告辞而去, 最后只剩下一位多年的好友。好友责怪他说:“你看你, 真不会说话, 把客人都气走了。”那人辩解说:“我说的不是他们。”好友一听这话, 顿时火冒三丈:“不是他们!那只有是我了!”于是长叹一口气也走了。

这个人就是因为没有准确的把握住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 从而影响了传播效果。由于语言符号使用的不准确, 造成词不达意, 传达到受众那里, 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误人误己。所以, 我们要在了解了语言符号的重要性后要学会准确运用语言符号, 这样才可以准确的传情达意, 才会事半功倍。

这就告诉我们应该准确运用语言符号的重要性。这里我们借用著名语言学家格赖斯的“会话四原则”来说明语言符号运用的基本准则:

1、数量, 提供适量的信息:根据需要提供信息, 不要提供不需要的信息。

2、质量, 尽量说真话:不说连自己都认为是谬误的话, 不说缺乏充分证据的话。

3、关系, 说话内容与说话的关系, 也就是说话要切题。

4、方式, 表达清楚明了:避免表达含糊、有歧义, 讲话要简要有条理。

我们可以把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准则看作是“四个向度、四个角度、四个标志”, “质、量、关系、方式, 这四个概念可以说是对话情境的四个层次, 处于内核的是‘质’, 处于最外延的是‘方式’。”格赖斯的这个用语规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意义上的。只要我们在使用语言符号的时候遵循以上四原则就可以准确的传情达意, 事半功倍。

二、语言符号在广电语言中的作用与准则

足以见得语言符号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更不要说是在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大众传播中了, 这里着重通过大众传播中较为重要的广电媒体传播来提出几点适用于大众传播中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语言符号的使用规则。

1、话语的有效性

话语的有效性体现在很多方面, 但我认为重点还在信息的丰富性。在表达当中必须紧扣栏目所界定的话题为受众提供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主持节目不同于谈心聊天, 不能没话找话、废话连篇。主持人应该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平台, 有效的传播信息、交流观念、沟通感情。

如《东方之子》采访吴青, 主持人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有首诗这样写道:“女人幸福的钥匙, 女人自由的钥匙, 让上帝自己丢失了, 伟大的战士们至今还在寻找。”在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的诸多问题上, 妇女参政是最敏感最深层的一个话题。问题在于妇女参政应是积极的、主动的, 而不是生硬的、被动的、按比例分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一连四届十年当选人大代表, 深受选民的信任, 她的母亲冰心老人曾幽默地抱怨她说:“你总是出去为人名服务, 好像我就不是你的人民了。”

这个例子中的四句话包含了丰富的信息, 书卷气息的开头符合了吴青大学教授的身份, 同时还点到了“妇女”这个采访方向, 紧接着提到了妇女参政这个看似敏感的话题, 同时表达出不应是“生硬的、被动的”, 最后还包含了吴青四届人大代表、深受选民信任、是冰心老人的女儿、尽职尽责的完成人大代表义务的等等信息。

2、话语的可接受性

我们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 要意识到传播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单向的, 最终都应是双向传播, 应该将语言传播与交际、受众、传播效果结合在一起。所以, 主持人的话语应该具有可接受性, 应该做一个“善于传播的主持人”。

可接受性体现在多种方面, 如:礼貌、谦逊原则, 适宜、得体原则等等。主持人应该将受众作为朋友, 从心中尊重他们、理解他们, 与他们平等交流。

例如, 有一次广播电台某热线节目, 当听众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后, 表达其内心激动情绪时, 主持人却极其不耐烦冷冰冰的说:“好了, 快点, 赶快说答案吧。”这位主持人的语言连最基本地礼貌、礼节都不符合, 更何谈对听众的尊重与情感呢?主持人的语言应该注重话语的可接受性使交流与沟通顺畅、和谐。

大众传播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 有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探讨, 他们大都指出大众传播的基础还是人际传播, 而人际传播的根本在于语言的双向交流。语言的双向传播不仅包含着有声语言, 还包含着无声语言,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所探讨的语言符号。因此, 语言符号无论在人际传播, 还是广电传播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常我们有一个误区, 认为大众传播一定是媒介的传播, 其实, 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流、社交沟通等等都是大众传播的一部分, 已经属于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了。因此, 我们应该意识到语言符号的重要性, 了解什么是语言符号, 掌握语言符号的使用原则, 争取做一个懂得传播、乐于传播、善于传播的新时代传媒人。

摘要：在人类传播过程中, 最便利、最通用的符号便是语言符号。语言不仅是最初的媒介、最重要的媒介, 而且也是最基本的媒介。因此语言符号不仅在人际传播, 而且在广电语言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这其中语言符号的价值和作用又是怎样体现, 它的内涵和外延有何变化, 本文将试图解析。

关键词：语言符号,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广电语言

参考文献

[1]萨丕尔.语言论 (中译本) [M].商务印书馆, 1985:19.

[2][美]约翰·甘柏兹.《语言共同体》详见《社会语言学译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3][英]杰弗里·利奇.语义学 (中译本)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4]俞建章, 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试探语言信息传播的经济原则 篇8

一、信源方在不增加信息传递量的基础上，扩大控制信息。

信源，就是信息的来源，信源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甚或是自然界中的其他物体。“在人类交际这种传递和交流信息的社会活动中，充当信源的只能是人，是指在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中发出信息的一方。人们在社会活动的相互联系中，一旦获得了某种思想、情报、并且有了要传送给某一对象的意向和行为，这时他就充当了交际活动中信源的角色。”人们传递信息，就是将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用一定的符号形式配合好了以后，通过一定的发送器官发射出去，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不管哪一种形式，都要求以最经济快捷的手段取得最大的效果。

要使信源达到高效经济，首先，信源方要具备表达内容上的选择能力。例如：《东方之子》节目采访女教授吴青，主持人的开场白是这样说的：“俄国诗人聂克拉索夫有首诗这样写道：‘女人幸福的钥匙，女人自由的钥匙，让上帝自己丢失了，伟大的战士们至今还在寻找。’在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的诸多问题上，妇女参政是最敏感最深层的一个话题。问题在于妇女参政应是积极的、主动的，而不是生硬的、被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一连四届十年当选人大代表，深受选民的信任，他的母亲冰心老人曾幽默地抱怨她说：“你总是出去为人民服务，好像我就不是你的人民了。”

这是四个句子，但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句，引用俄国诗人的话，以一种书卷气较浓的方式为本期的《东方之子》做了铺垫，非常符合吴青这个外语教授的身份特点，并且点出了“妇女”这一采访的主旨方向;次句，直插妇女参政，既合乎逻辑，又简洁明快。第三句，顺势推进，对妇女参政发出议论，既有理性的深度，又不显山不露水的承上启下;末句，包含了四条信息：吴青是人大代表;连任四届十年;她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其表述不乏幽默。这段开场白不到二百字，说出来不过四五十秒，蕴含着这样多的、能把采访对象的特色勾勒出来而且能让人在瞬间接收的信息，主持人对内容的选择是非常经济的。

其次，信息的传递要把握适当的时机，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迟，否则难以实现有效的交际效果，或者丧失其应有的价值。例如：某财务室保险柜被盗，内部人某甲作为嫌疑人受审，问：“案发前后你接触过这个保险柜吗?”“没有。”“那为什么保险柜上有你的指纹?”“哟，我忘了，案发后我出于好奇来看热闹，用手摸了一下保险柜。”信源方极其有价值的信息，由于过早透露给嫌疑人，给他提供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机会，因此失去了控效价值。这样的言语交际再简洁也谈不上经济高效了。

最后，扩大控制信息还表现为选用适当的修辞方式，即选用潜在信息和美学信息来扩大信息内容增强信息作用。例如：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老布什。当时民主党人指责老布什说：“布什在那里?”这句话表面看不出什么贬义，但了解背景的人都知道它的潜在信息，是指责老布什在8年的副总统任职内无声无息，只是总统里根的影子而已，因此不能胜任总统职务。这一俏皮而又尖刻的隐喻性责难，不能不说是高度经济的，它以极少的信息符号，传递出较多信息量。

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信息，是言语表达高效经济的楷模。比如元稹的《古行宫》一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作者通过描写白头宫女“闲坐”回忆诉说唐明皇的往事，暗示了开元天宝年间的繁华，安史之乱中流离动乱的社会生活。作者并未直写社会世事的演变，却生动形象地暗示了世事沧桑和历史变化的巨大。此外，很多名言警句，比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都富于深刻的哲理，含有丰富的美学信息，概括而形象地说明事理，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控制力远胜于不善修辞的废话连篇，受控者极易通过联想，举一反三，使信息增值。

二、信宿方以较少信息符号反馈较大信息量。

信宿，就是信息的接收者。信源发出信息之后，作为信息接收方的信宿，经过一定的渠道收到符号化了的信息，并将这些符号化了的信息通过解码，转化为自己理解的意念，然后再经过判断，采用相应的行为反馈到交际对方那里去。也可以说，在反馈信息时，信宿的角色又转换成了信源的角色。

以较少的信息符号反馈较多的信息量，这实际上是信宿的反馈能力问题。要使反馈信息达到高效经济，首先，信宿方要对来自信源的信息做出准确判断。如果在对接收的信息符号进行解读时，出现偏差，甚至背离信源的原意，就谈不上高效经济反馈。

其次，信宿方要适量地反馈信息。所谓适量，就是说，信宿反馈过去的信息不能过量，过量的信息可能会冲淡交际的主题内容，妨碍交际内容的正常进行。如某常委会召开之前，主持者问：“王主任，张副书记怎么还没到?”适量的回答是：“就到”或“我再去叫一下”。这样回答既简洁又得体，如果王主任过多地叙述未到的原因或自己通知的次数，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会议的正常进行。

据说古希腊斯巴达人就是以言语简洁著称。有一次邻邦马其顿向他们宣战说：“如果我们占领你们国家，我们将把你们的国家夷为平地。”过了几天，斯巴达人回话了，只说了一个词：“如果”。这个词至少包含了两条信息，第一，你们的野心只是一种假设，成不了现实。第二，如果你们胆敢来进犯，我们坚决抗击到底。可见这简洁精炼的话语多么意味深长。

适量，也意味着反馈过去的信息不能太少，太少同样达不到言语交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信源方往往要调整发话方式，重新组织新一轮的会话。例如：1997年《实话实说》特别节目《新年心愿》，一个小姑娘说：“我不想长大”。主持人崔永元依次问道：“爸爸对你好吗?妈妈对你好吗?老师、同学……”女孩子除了说“不想长大”，其他什么也说不出。由于信宿方反馈信息过少，致使言语交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眼看着就要冷场，这时，崔永元面向大家感慨道：“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不想长大的时候，因为童年有童年的欢乐，突然一天感受到童年的友谊和真诚，就不想长大，是吗?”小姑娘笑了，连忙点头说：“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由于主持人善于营造氛围，以具有普遍性的感情体验，巧妙地打了圆场，使原本要冷场的片段有了一种隽永的意韵。

最后，信宿方要选用适当的修辞方式和逻辑方法，有效地增强和扩大反馈信息。运用隐喻等修辞手段能以极少的信息符号扩大信息量。比方，前面提到的“布什在哪里?”这一俏皮而又尖刻的隐喻性责难，布什是怎样回敬的呢?他的竞选班子成员，著名的政府公共关系专家艾尔斯为布什设计了一个创新性隐喻来回敬对方：“布什在家里，和夫人芭芭拉在一起，这有什么错呢?”这个隐喻回答有很多潜在含义，喻示布什在公余时间并不寻花问柳，是品行端正，值得信赖的，同时他也影射了民主党原提名的某总统候选人风流成性，因桃色事件被曝光，而不得不退出竞选的丑闻。这样反馈对方，既简洁又有力度。

对于信源方发出的挑衅性信息，信宿方还可以采用抓悖问短等逻辑方法反馈。例如：在一次中外贸易谈判中，一个外方经理傲慢地说：“代表先生，我看你皮肤发黄，大概是营养不良造成思维紊乱吧?”面对这样的无礼发问，中方代表反映敏捷，立刻不卑不亢地回答：“经理先生，我既不会因为你皮肤是白色的，就说你严重贫血，造成思维紊乱，也不会因为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就说你吸干了他人的血，造成你头脑发昏。”中方代表抓住对方的悖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言辞既尖锐又不失身份，维护了人格尊严，民族尊严，使对方哑口无言。

视觉传播时代的新闻摄影语言解析 篇9

1 视觉传播时代下的新闻摄影

1.1 新闻摄影地位改变

在印刷过程中,图片的插入,最初是为了版面的美感,它是文字的赠品,后来逐渐变成图文结合的形式。在视觉时代,视觉元素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图片被广泛应用于印刷媒介,发展到今天,图片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文字的影响,变成印刷媒介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重要工具。

1.2 新闻摄影功能改变

新闻摄影最初的功能是记录,照片用于记录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或是传达事实真相,这是新闻摄影的本质和原始功能。随着视觉传播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新闻摄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摄影在具备最原始功能的基础上,还要具有视觉冲击力,以达到吸引读者眼球的目的。

同时,这对于摄影记者来说,使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摄影记者拍出的新闻图片,不仅要记录下事件真相,还要有视觉的冲击力和艺术性。

1.3 新闻摄影内容改变

随着视觉传播的崛起和快速发展,图片对印刷纸媒越来越重要,这要求新闻摄影突破印刷纸媒的特点。因此,在现在的纸媒中,可以通过新闻摄影的内容和拍摄手法,甚至是图片的编辑等,判断出该纸媒的特点。简而言之,视觉信息的特点足可以评价出该纸媒水平的高低。

1.4 新闻摄影的深度报道

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是纸媒远远不及的,在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度报道是纸媒的一大特点和优势。新闻摄影的原始功能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事件深层理解的信息需求。人们希望图片可以在表达含义的基础上,还能表达感情,更具深刻的意义,能引发人们更加深刻的思考。因此,新闻摄影正在逐渐走向深度报道的道路。

2 视觉传播时代下新闻摄影语言的特性

2.1 形象价值

新闻摄影的语言主要通过形象传达其中的信息意义,从而实现传播效果。因此,新闻摄影的语言,要具有形象价值的特性。在形象上,新闻摄影和艺术摄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闻摄影要与新闻传播规律相一致,更加关注瞬间的形象价值。

2.2 客观的视觉冲击力

新闻摄影的语言,是对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事物的真实记录,因此,新闻摄影语言要具有客观的视觉冲击力。新闻照片是一种叙述所发生的客观事物的语言,其意义在于新闻事件中的真相和事实,展现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因此,在视觉时代,新闻报道要抓住事件的纪实性和视觉冲击力的协调性。

2.3 情感表达特性

图像的意义就在于吸引读者的兴趣和传达文字中的感情。在视觉传播时代,新闻摄影的语言要更加注重文字中所表达的感情与意义,使其成为与人们进行感情沟通的桥梁。新闻摄影的语言本身就具有独特的视觉上的传播优势,能够让受众身临其境,引导其进入事件的感情中,使人们在体验中接受新闻报道的主要思想和价值观。

3 视觉传播下新闻摄影语言的创新与发展

在视觉传播时代,新闻摄影的语言在设计和传播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创新和改变,从而提高了视觉冲击力,促进了新闻摄影语言的发展。在“形”上,要借助抽象式的表达,丰富视觉表达上的内容,使其更具视觉化,表达的情感更加丰富。选择不同的角度或是距离,可使摄影图片具有不同的价值或是意义。在“色”上,色彩上的运用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和想象,并且更具吸引力和象征意义。因此,要更好地运用色彩和光影,重点突出想表达的内容和情感。

4 结语

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图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视觉文化已经逐渐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且伴随着摄影的发展,新闻摄影也在不断变化,新闻摄影的内容也被重新定义。因此,新闻摄影要在体现出本质功能的基础上,注重传播效果,并利用摄影的视觉优势,促进我国新闻摄影的发展。

摘要：视觉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使图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并且随着信息的大量涌现,人们通常选择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处理信息。同时,新闻摄影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对传播的效果也有更高的要求,新闻传播是视觉信息中重要的产生工具,新闻摄影的作用也将逐渐突显出来。本文主要探究了视觉传播时代对新闻摄影语言的影响。

关键词：视觉传播,新闻摄影,语言

参考文献

[1]王育昕.视觉传播时代的新闻摄影语言探析[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2]霍洁.视觉传播时代的新闻摄影语言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4(1 3).

有声语言艺术感官性信息传播规律 篇10

“有声语言艺术”是人类声音的艺术。从广义来看, 声乐、戏曲等主要运用语言来进行创作的艺术也算是“有声语言艺术”。而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艺术”被认为“是非自然态的有声语言, 它要受到明确的艺术目的的规定, 受到艺术创作规范的加工, 在美感质量、传达方式等方面已经具有了新的含义。”[1]著名语言艺术家张家声认为:“有声艺术语言的基础叫生活语言, 就是说话。”

我们认为可以这样来定义有声语言艺术:一种以语言本有要素为法则, 按照语境要求, 经过加工的声音传播艺术。

就汉语普通话而言, “以本有要素为法则”, 这样就排除了戏曲、歌唱等情况。“语境要求”是指不同的微观、中观、宏观语境对语言运动的影响, 在艺术创作中是重要的依据, “传播艺术”明确了这是一门语言在传—受中进行的艺术创作, 其遵循了符号学、语义学等在“传播”这一视域下对语言的理解, 是“言语”[2]活动。

2 感官性意义的传受过程

“感官性意义”是针对“词典意义”而言的, 是有声语言的附加意义。有声语言艺术的审美过程, 其实就是受众对其中传递的“感官性意义”的接收、理解并转化为形象体验和情感激发的过程。

语言在传递其他感觉信息时, 一方面是其“词典意义”的被解码产生了意义的传递。如“高大的城墙, 明丽的金瓦。”受众通过对符号的解码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传递的高低、光影、色调等信息;受众听到这句话时, 只要发音基本准确, “词典意义”就可以被解码。此时的声音高低、强弱、长短, 除了作为语言的“词典意义”解读的根据外, 还对人产生了感官性刺激。汉语普通话声调具有相对音高的属性, 而非音乐中的绝对音高。发声者的音高可以相对随意的控制。如果粗略地划分读音的音高:高音区、中音区、低音区的话, 那么同样是发的“5-5调”的读音, 高音区则会让听众感受到相对于中音、低音在形象上的更高。此外, 音质的致密或嘶哑、厚重或单薄, 也会让受众产生对描述对象多元属性的感知:急促的语言节奏可以让受众产生环境温度的感知;松弛的咬字产生闲适生活的感知;共鸣点放低产生情绪压抑的感受……

这种有声语言声音信息和其他感官性信息等关联性规律在文学中已有研究——“通感”。钱钟书先生认为:“在日常经验里, 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 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学者陆一帆进一步对“通感”做出了分析:“通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各种感觉器官的分析器虽然各司其职, ……但并不是彼此截然分开, 而是彼此交错和相互联接的。”[3]因此人类感觉、知觉在把握客观世界时, “各种不同的分析器往往是联合发挥作用的……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经验后, 就不必靠几种分析器的协作了, 只需要某一感官的分析器作用就可以感知到事物的各种不同属性了。”[3]墙的空间属性“高”, 与声音的频率属性“高”, 具有感知的相通性。这是属于“表象通感”。而嘶哑的声音对受众“苍凉的氛围”的传递, 则是“双重通感”的效应达成的[3]。

可以看到, 有声语言的声音在遵循语言本有要素法则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是有声语言工作者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做出的处理, 变化后的声音被受众接受后, 在“通感”这一心理效应的作用下, 对其内心的感官性记忆信息形成了激发, 各种感官性信息记忆的浮现, 形成了受众对形象的感知、情感的触发。

3 感官性信息的传播内在规律

“通感”效应的发生、感官性信息的传递受很多条件的影响, 这一过程中, 有几个规律起决定性作用:

第一, 传播者对语音、嗓音等声音要素的处理要遵循“共享性原则”。在有声语言艺术活动中, 作为创作者的主体——言语的发出者是通过对声音的各种要素的处理, 形成了最终的声音形式, 这是感官性信息传播的“编码阶段”。在对生活普遍而细致的观察和积累中, 从事有声语言艺术的人慢慢感受各种感觉之间的贯通、联系, 积累不同感官之间、不同信息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当这些关联不断被修正、丰富和创新时, 有声语言艺术工作者的创作基础便打下了。吴郁教授在谈到播音员的感受时, 将这种感觉、感知的积累描述为“是创作主体接受客观事物和稿件文字的刺激产生内心反应、体会、体验的过程。它既诉诸感官又超越感官, 既来自于普通感知觉又超越感知觉。”[4]在这接受刺激、体会、体验的过程中, 最为核心的, 主要是对生活中多元信息和有声语言信息的关系的认知和感知积累。其体现着“共享性原则”。“共享”既是传播者内部“通感”建立的基础, 也是接受者形成“通感”的基础:传授双方“共享”这种关联性。

第二, 感官性信息传受存在“个性化”规律。在“通感”规律支配下, 感官性意义的编码则是在“共享性原则”基础上对字音进行多样化创造、个性赋予, 这是有声语言艺术者最大的“艺术特色”所在。每一位创作者都有着不相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积累, 因而也有建立自己通感的特点和方法:越是经历得多, 越是思考得久, 其在“通感”建立时, 就越有真实感、独到之处——超越和创新总是在深谙某个事物的规律的时候产生的。张家声、方明、赵忠祥和王刚, 四位有声语言艺术家, 他们对字音感性意义的赋予都有不同的风格特点, 鲜明而富有艺术感染力。

第三, 传播介质对感官性信息的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传播介质对声音信息的影响体现在其对声音的保真度、提升度和减损度。一般来说, 在面对面的传播中, 依靠空气振动传播对声音的保真度是最高的, 如一场小型朗诵会中, 没有麦克风的朗诵, 声音真实度高。而现代科技传播手段中实现了对人声的跨时空、去噪音、加混响, 甚至调整各频段的声音质感等。现代科技介质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使用好了, 会增加声音的感官性信息附加值, 但如果因为电流、传导或接受问题影响了音质, 就会降低这种附加值。例如, 混响、回声等音效的处理, 可以让声音的空间感、厚重感、神秘感等感官性信息增加, 而如果由于电流干扰或无线电波传输受阻, 声音出现失真, 就会大大减损声音的感官性信息。

第四, 相对于“词典意义”的传播, 感官性意义的接受具有“直接性”和“优先性”。受众在接受声音信息时, 话语声音传送到受众耳膜时, 通过神经传导在大脑皮层形成刺激, 此时解码过程启动。一方面, 有声语言在被作为“符号”来解读时, 需要对符号本身的系统规则有所习得, 对“词典意义”的解码准确度有赖于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 “客观世界是一个混沌的连续体, 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将它进行划分。……我们大脑中的世界实际上是已经被语言符号世界包装过的世界。”[5]受众接收到的声音中的“词典意义”是需要经过“理解”的。与“词典意义”不同的是, 有声语言中的感官性意义, 与受众的生活经验、日常体验十分接近, 是一种感觉过程的“再现”, 是一种感觉记忆的激发, 是一种受感官性信息的触发。因此, 受众最快、最容易感知到的恰恰不是“词典意义”, 而是“感官性意义”。

第五, 受众自身对感官性信息的感知程度受地缘差异、文化背等因素影响。一般来看, 越是文明进步、内外文化交流频繁、文化形式多元的地区, 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思维触发性高、联想活跃, “通感”的触发度高。朗诵艺术、话剧艺术等在这一类地区的受欢迎度往往高于其他地区。因为受众从这些有声语言艺术作品中, 能通过“通感”的心理机制, 获得较大的信息量, 形成艺术享受和心理满足。

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导致的“通感”效应的差异性, 是更加明显和突出的。文化是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 从而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意图。”[6]当我们看到一种语调让一个共享文化背景的人群哄堂大笑, 而来自别的文化背景的人虽然理解了文字的意思却感到没有任何趣味时, 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通感解读差异。在跨文化传播中, 这种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有声语言通感效应实现的差异是比较突出的。

亚群体的因素存在, 使有声语言“词典意义”之外的“感官性意义”解读差异, 非常明显。亚群体在信息关注、文化行为、心理特征和生活体验等方面, 存在着共通性、相似性, 有声语言中“通感”机制触发的感官感受也比较相似。这种亚群体因素导致的某些感官性信息只被某一亚群体共享, 在日常生活、大众传播现象中非常明显。

4 结语

有声语言艺术中感官性信息的传受基础是人类共有的心理感知基础。在“通感”这种心理机制、艺术规律的作用下, 有声语言的感官性信息通过建立在“词典意义”可解码的读音基础上, 对声音中音色、共鸣腔、音长等各要素的控制、调整和语言流动过程中节奏、重音等元素的变化, 实现对受众的“通感”机制的激发, 完成传播的“编码”——传播——“解码”的过程。这一过程,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优先于语言符号“词典意义”的解码, 同时相对“词典意义”解码来说, 受到的受众教育背景、知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较少。但地缘因素、文化背景因素和亚群体因素等传播中的效果影响因素, 则较大程度地制约着“感性意义”的传播, 甚至成为重要的效果决定因素而存在。

摘要：有声语言艺术的魅力绝大多数依赖于其“感性意义”的传播和解读, “感官性意义”作用于受众形成了艺术的体验过程。本文探究感官性意义在被传播时形成的过程和被解读的过程实质, 从信息传播的过程来分析“通感”这一心理机制对感官性意义传播的影响, 以及其内在的共享性原则、个性化原则、介质影响等五种规律。

关键词：有声语言艺术,感官性信息,通感,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1]胡黎娜.有声语言艺术基础训练诸要素之间的比较与分析[J].现代传播, 2003 (4) .

[2]张国良.传播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陆一帆.文艺心理学[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4]张颂.中国播音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3.

[5]余志鸿.符号——传播的游戏规则[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语言传播论文 篇11

关键词：电视公益广告 视听语言 传播特征 启示

电视公益广告是一种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的传播媒体，用以引导人们对社会某种观念、某种现象正确认识和评判。新时期电视公益广告则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和技术，来宣传优秀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电视公益广告的非盈利性、观念性和受众的广泛性，要求其影响生动而深刻，而电视公益广告要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其视听语言的表现形式是获取效益最关键的问题。

一、视听语言传播为电视公益广告凸显特色

公益广告在电视中广泛地传播，其视听语言是产生一种具有文化内涵信息传导的主要元素，直接影响到对受众文化的影响力。公益广告视听语言的传播使电视公益广告节目凸显了以下特点：

（一）形态有吸引力

电视是以屏幕方式对人们接触与交流的，节目形态是唤起受众注意的关键点和提升文化影响力最为主要的条件，视听语言的传播则使受众体验和品尝到公益广告内在的文化内涵。诸如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家》，以家的英文单词family为基础，生动地描绘了父母为孩子操劳一生的场景，仅1分半钟的时间，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这种表现形态对受众有吸引力，受众又从中获取审美认知和艺术表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1]因此，电视公益广告节目形态不是简单画面与声音的视听组合，更多是屏幕艺术表现形式与传递主题内容语言表现的有机组合，是构筑屏幕吸引受众真正的内核。

（二）情感有感染力

电视公益广告只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具有感染力。感染力是一种能将受众眼球持续地锁定在电视屏幕节目中，让受众进一步对节目内容从审美心理到有所认知的过程。电视公益广告视听语言多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使受众在“接触”时容易激起情感意识，形成情绪感染力。诸如保护环境公益广告，画面采用动画方式，广告语言是“我们也有生命，请你脚下留‘青’”，来赋予无生命东西以生命，从而提醒人们对小草要像对人一样关注，劝告人们爱护周围环境。这个传播内容和信息相伴在我们生活左右，让受众持续接触，达到内心产生最佳感染力。

（三）内容有渗透力

电视公益广告是大众传播的媒体，其传播对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内容的渗透是一个长期、缓慢过程。传播学者英尔根和西格诺里利认为：“由于经常观看电视受到涵化而培养出一种主流效果，其表现是不知不觉地消弭了平常受到其他影响而养成的观念和行为岐义性。”[2]显然，任何一个电视公益广告传播中都不可能立竿见影，多数是让受众在观看之中间接地接受，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渐入过程。诸如央视近期的一条环保类公益广告，以一位专门画珍稀植物的画家口吻，将日益稀少的珍稀植物缓缓道来，并以“这样的悲剧还在继续”为结尾，让受众感受到拍摄者的真诚、真心，其实也是在传播中培养受众，让受众惊奇发现“形之有声”的视听语言，使人们感受了文化内容渗透力的最大化。

（四）行为有支配力

衡量一个电视公益广告的传播效率，重要是要看作用于受眾的内容冲击力、个人行为和观念转化等，即文化影响力的显示。法国历史学家丹纳曾说过：“大众像个人一样有时会有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理解，但也像个人一样，分歧的见解互相纠正、摇摆的观点相互低消以后，会逐渐趋于固定。”[3]人们在欣赏公益广告时既能从中获取行为的感知觉和审美的情感共鸣，也能影响到个人思维、意志、个性和行为等。诸如，公益广告解救被拐儿童的场景，通过真实画面和现场真实声音，让受众感知到事件的本来面貌，它在传播一种价值观，实质是向社会传递一种爱心，用媒体立场和观点，以劝说和诱导等方式，最终导致受众改变态度和行为，从而达到媒体行为支配力和引导力。

二、电视公益广告视听语言形态多样

电视公益广告是以社会需求为前提，以广大公众为中心，服务于传播某种观点，其视听语言组合方式，旨在引发社会关注，它具有一定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具有多样表现形态：

（一）公共宣传式

电视公益广告针对的大多是社会上存在的普遍问题，公共宣传式的公益广告就是要求把一个立场、一个建议在几十秒甚至十几秒内说清楚，产生直接社会功效。多数由政府、社会公共机构、社会团体组织所发布的各种公益活动进行传播，目的是告知、劝导、说服受众遵循社会公德和行为规范。如《我们正走在路上》就起到了积极的传播作用，视听语言充满着压迫感，让人们感受到保护环境是一件人人有责的大事。同时，也完成了一种对社会公德问题的表态。由此，公共宣传式形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思想意识传播的重要组成内容。

（二）社会宣教式

每一个电视公益广告都有自己的主题，某企业或公共组织机构依据社会交流需求，从自身品牌出发，也可制作电视公益广告进行传播。诸如公益广告《名，记我们从哪来》，简单的一个名字，蕴藏着特殊的深意，也随着时间和环境产生不同的含义解读。又如中国移动《传递和谐，沟通微笑》视听语言是三个冷漠的陌生人，通过一个孩子纯真的笑脸融化了各自之间的隔阂。通过电视公益广告传递，让受众感受到人与人的交流应该是微笑和友善，同时，传递了中国移动“沟通和谐”的服务宗旨。

（三）故事诉说式

采用一种讲故事叙事的方式，用故事演绎传达公益广告某一主题，这种形式大多精彩、感人和诙谐。诸如：汶川大地震救援期间，播出一条《将爱心传递下去》的电视公益广告，受众从视听语言感受到中国人胸怀大爱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故事演绎感人，主题深深扎入受众心目中。又如公益广告《一个瓶子的重生之旅》以一个瓶子的视角出发，去走人类经过的道路。无论是泥土堆、山林、公交站还是水塘，瓶子的足迹无所不在。正如瓶子自己所言：“我不只是一个瓶子，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有一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各种姿态存活在这个世界。”广告以其独特视角，用讲故事方式将公益概念带入受众视野，从而表达出人们对绿色生活渴望的深刻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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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视觉积累式

用视觉形象震撼镜头和精彩细节来传达主题思想，形成积累式形态。虽没有故事情节相串接，但视听语言说服力会留给受众深深印象。诸如：央视2015春晚暖心公益广告《中国字中国年》，围绕四个不同地区的中国家庭在新年之际提笔之时，展开叙述。将中国字与中国人的意义娓娓道来，令人心生感慨。镜头从北京的爷孙俩写字，到安徽一对回老家的新人入族谱，又到在外乡的女儿为父母写祝福，最后到内蒙古一家为新生命起名，四户人家、四次提笔、四种不同类型的喜悦，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字”的热情，达到了传播的目的。

（五）名人说服式

充分利用名人的社会效应，来表现广告主题，以达到说服人们接受其觀点、立场和方法，也是目前电视公益广告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视听语言表现形式。诸如，中央电视台《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系列电视公益广告中的“相信篇”，由著名话剧演员濮存昕以其朴实语言，视觉上穿梭些日常感人的事件，来表达大家所期盼的文明迎奥运主题思想。同样，公益宣传片《无视即伤害》由中国大使陈坤出演并担任旁白，以十分震撼的手法向公众揭示对儿童的隐形暴力，呼吁人们共同行动起来，停止对儿童暴力，促进儿童保护。采用名人说服方式，最好选有说服力的代言人，这样，才会有说服效果与传播效果。

三、电视公益广告传播带来的启示

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了第一则公益广告以来，公益广告就被称为公共服务广告或公德广告，成为引导公众有益行为的独有方式。我国最早的公益广告是1986年贵州电视台播出的《节约用水》，随后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广而告知》栏目，才掀起了电视公益广告序幕，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电视公益广告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电视公益广告已深深地嵌入了社会生活之中，视听语言发挥的作用和功效愈发突出，给我们带来了以下启示：

（一）要注重时效性和针对性

时效是电视传播最基本的特征，对电视公益广告宣传而言，同样具有时效传播，它强调及时性，即对新近事实的传播。在有限的时间内抓住人们的视点，使公益广告更贴近受众，贴近社会公益的本质。电视公益广告的内容，大多数是配合当前社会正在发生的事件或现象进行舆论引导，传播内容与受众有着密切关联，针对性强。如公益环保宣传片《Can City》广告从庞大的城市人口规模，产生的废物量是惊人的。广告从收集废弃易拉罐、废植物油等开始，让垃圾变成了全新、独特的作品，完成废物回收主题。

（二）要注重通俗性和反复性

电视公益广告是一种拥有大众、流行广泛的文化传播现象，决定了选题必须通俗易懂，尽可能满足受众，这是传播的基本要求。对观众而言，一条公益广告选题晦涩难懂，就会转移视觉注意力，实质就是摒弃了大众，更无从谈起为大众服务了，当然达不到传播效果。很多电视公益广告都通过反复循环播放来达到宣传效果，如环境保护、植树造林、保护耕地等，只有反复地宣传，才能使其深刻思想和高超艺术在人们的不断观赏中接受感染，从而在受众心目中形成积累效应，而获得最佳社会反响。

（三）要注重艺术性和贴切性

顺应电视和新媒体的普及发展，公益广告已渐纳入人们生活之中，公益广告语言则作为表达广告主题的一种有力手段，以凝练、贴切的特点，托起了整个公益广告的骨架。把公益广告打造成一个综合性强的艺术片，可以让受众视觉和听觉获取极大艺术享受和满足，使“教化”内容俏然转化为受众心目中的需求。贴切体现了主旨突出，用老百姓的语言引导自身行为。电视公益广告可以把抽象观点形象化、艺术化处理，把人们常见的人物典型化，使之符合大众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在感受艺术魅力之中陶冶思想灵魂。

参考文献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第1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31.

[2]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82.

[3] （法）丹纳，著.艺术哲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1.

浅析视觉传播时代的新闻摄影语言 篇12

关键词：新闻图片,新闻摄影,纪实,形式,情感,视觉冲击力,真实性

如今,人类以视觉文化为主导,比事物本身更受欢迎的是事物的形象,比原作更加受欢迎的是它的复制品,图像被不断地复制。人类有很多信息都是依靠视觉感知的,而其中很大一部分的信息又是以图像的方式获得的,读图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逐渐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之中。一张优秀的新闻图片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完全胜过了文字的描述,它除了应具备的新闻价值外,更要体现自身的美学特征。我们要以美学的标准和眼光来对待新闻摄影,但是新闻摄影领域对美的认识还是存在一些偏见。

一、新闻图片的纪实美与自然主义

新闻图片是无可置疑的新闻事实,首先征服了读者的眼睛,其次再来征服读者的心灵。新闻图片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是拍摄者经过思考,通过自己的方式美化了客观存在的实施。新闻图片比现实更加精炼、集中,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它追求的是一种实态之美、自然之美,不可能有丝毫的夸张和想象。新闻摄影的那一瞬间必须有典型性和真实性,既要表现出事件当时发生的现场形象,又要表现出新闻事件的典型特征和社会本质,这又不同于图片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自然主义是法国浪漫主义之后兴起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生活典型的反映。而今天读者从图片中得到强烈的美的享受,就归功于新闻图片在现实美的基础上达到高度升华的纪实美。

二、新闻图片的形式美与唯美主义

虽然新闻摄影追求美,但是也不能过分追求形式。新闻图片是一种视觉语言,它的形式美可以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但却不依赖于内容。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是摄影者自身素质和审美观的体现,这种美表现在图片的构图等一些外部因素上。但是,新闻图片必须尊重现实,正确处理任务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新闻摄影的过程中,不能虚构事物以及弄虚作假。

唯美主义在艺术上有很长的历史以及很深的影响,它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英国的艺术以及文学领域之中。它强调的是形式美,主张艺术只因美而存在,无论是什么题材,只要表现了美就达到了目的。马克思曾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就是说,美既能反映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的智慧、才能、理想,又能够反映出人们进行合乎规律的斗争和生产活动。

三、新闻图片的情感美与人文关怀

新闻的美感是因为人类不同的感知、情感、思维等活动而逐渐形成的。情感被称为美感的核心,新闻的美感因画面而备具感染力。人们总是在面对具体的形象时敞开自己的心扉,这种画面形象间的内在联系与外部的形式美的结合,更能够发挥出拨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摄影记者往往是通过图片的内在感染力给读者带来心灵上的冲击,把镜头对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面。

四、新闻图片的瞬间美和视觉冲击力

新闻摄影的过程中是不可以有太多构思的,往往需要通过即刻的直觉和现代摄影器材快速记录,才能发现和抓拍到新闻发生的瞬间。这一瞬间很快就会过去,新闻图片要抓住这一闪即逝的瞬间,供人们认识、观察和思考。早一点和晚一点按快门就能够影响到新闻图片不同的画面与形象,甚至还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含义。

视觉冲击力一般是来源于图片构图的新奇性以及视角的独特性,在定格的那瞬间,一幅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不只是对相机本身技能的一种把握,而且还包含了摄影记者的文化积淀、知识积累、审视水平、个人思维的深度等。有些新闻图片会让人觉得平淡无奇,没有瞬间的视觉冲击力。新闻摄影者只有善于思考和创新,调动所有有利的时空因素,用新奇的眼光去捕捉新闻内涵,才能打破旧的新闻拍摄手法,展现出作品的瞬间美。

五、新闻图片的真实性和审美观念的多元化

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在给人们心灵带来冲击的同时,更应该让人了解到事情发生的真相,新闻摄影作品新闻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结合是其真实性。在数码技术介入摄影的数字时代,影像从贵族式的高雅沦落成大众化的通俗。数码技术的快捷高效改变了以前以快为好的新闻图片评价标准,现在的读者想要的不仅仅是快,还要现场拍摄的具有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新闻图片,图片的信息含量应大,思想内涵应深。数码技术对客观世界的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使人们能够选择更好的图像处理方法。从主观角度出发,人们的审美价值也呈现多元化的不确定性。

六、结语

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新闻摄影备受重视和承认,在多姿多彩的世界中,它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新闻摄影图片的质量。摄影工作者要更加努力地提高图片的新闻价值和审美价值,从而满足视觉文化时代下人们对新闻摄影审美的多元化需求。

参考文献

[1]姚玉,徐亚.如何凸显新闻摄影中的人文关怀[J].新闻爱好者,2010(08):112-114.

[2]韩丛耀.新闻摄影学[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101-105.

[3]盛希贵.新闻摄影教程(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7+92.

[4]马惠媛.当代视觉传播形态与利弊简析[J].科技展望,2015(0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