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通用8篇）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篇1

新闻传播伦理的失衡与错位

表现：

媒介因逐利而堕落（格调不高品位低下的表现）：渲染淫秽色情（体育新闻娱乐化）

传播封建迷信

炒作以追逐“轰动”效应

（媒介新闻炒作：某一媒介在较长时间内对不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事实作过于密集的报道，或诸多媒介一哄而上对某一新闻事件进行的报道。）

社会公器变成私人表达空间（媒体的问题）：

题材媚俗、远离大众（强力人群、弱势群体）

语言粗俗、文风欠佳

（不合时宜地使用方言土语；对影视片名和流行歌曲情有独钟，标题上滥用套用几成一种时髦；相声式的调侃成为某些作者常用的描写语言）

不负责任、信口开河

平庸轻浮、矫揉造作（主持人）

新闻传媒报道中的歧视现象突出：

性别歧视

地域歧视（城市歧视农村、土地歧视外地）

同情心的普遍缺失：

新闻传媒内部腐败现象：

有偿新闻（收取新闻的刊播费用；出卖版面；转让报号）与权力部门勾结获取政治资本与经济效益（收受礼金）贪图享乐

恶性竞争

新闻道德评价

1、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含义

在伦理学等一切价值科学中，与“价值”相对立的概念是“事实”（狭义的）。在伦理学中，“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是依赖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存在的事物；“事实”是不依赖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而独立存在的事物。事实判断是人们对于“事实”、“事实如何”的认识，价值判断是人们对于“价值”、“善”、“应该”、“应该如何”的认识。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关键在于判断的对象不同：事实判断的对象是“事实”、“事实如何”，也就是客体的事实属性，是客体不依赖主体需要、欲望、目的而存在的属性；价值判断的对象是“价值”、“善”、“应该”、“应该如何”，也就是客体的事实属性与主体的需要、欲望、目的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关系属性，是客体依赖主体需要、欲望、目的而存在的属性。

如，“这朵花是红的”是事实判断，“红”是这朵花的事实属性，是事实。而“这朵花是美的”是价值判断，“美”是这朵花的事实属性与主体需要发生关系所产生的关系属性或价值属性，是价值。

2、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推导

实例分析：

A写了这篇报道（事实判断）（客体描述）

道德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存在和发展（主体需要判断）（主体描述）

A报道符合或不符合道德目的（事实与主体需要间的关系判断）（主客关系描述）

A报道是应该的或不应该的（道德价值判断）（道德评价）

由此可知，道德价值判断便是通过事实判断和主体需要、欲望、目的判断以及事实与主体需要、欲望、目的的关系判断推导出来的；道德评价即价值判断，一个评价是由三个描述——客体描述（即事实判断）、主体描述和主客关系描述——推导出来的。

3、新闻道德评价的含义

从具体道德评价层面上讲，所谓新闻道德评价，在具体实践中，通常是指人们直接依据一定社会、阶级或群体的道德准则，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或个人内心活动等方式，对他人或自己的新闻传播行为所作出的道德善恶价值判断和褒贬态度。它贯穿于采选新闻事实、创制新闻文本(作品)、传递新闻文本、收受新闻文本、信息反馈这一新闻事实信息的实际流动过程。

4、新闻道德评价的两种类型

划分依据：评价主体

自我道德评价：是每个记者或每个新闻从业者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是自己对自己的行为的道德评价。社会道德评价：是新闻从业者相互的、或社会中人们外部的道德评价，是自己对他人和他人对自己的新闻传播行为的道德评价。

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矛盾（见教材89页）

5、新闻道德评价的依据

（详见教材84页和86页）

动机与效果是进行道德评价的两种基本依据。动机是行为的思想意识、心理因素，是行为者对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的思想，亦是对行为结果和行为过程的预想。相反，效果则是动机的实际结果，是实际发生的行为，是实际出现的行为结果与行为过程。

运用动机、效果理论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应注意的问题：道德评价事实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即对道德行为作“善”或“恶”的判断，而人们判断道德行为的善恶需要一定的根据，必须认真分析他们各自的动机是什么，效果怎样，动机与效果的相互关系怎样。（1）对动机和效果、手段与目的统一考察，才不至于片面。（2）在动机的善恶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考察行为的善恶应当注重效果。

（3）从行为的动机和效果之间分四种情况进行考察。

▲案例分析：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则疑似假新闻广泛流传：“在一位死去的母亲身下，躺着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概有3、4个月大。因为母亲身体庇护着，他毫发未伤，抱出来的时候，他还安静地睡着。他熟睡的脸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很温暖。随行的医生过来解开被子准备做些检查，发现有一部手机塞在被子里，医生下意识地看了下手机屏幕，发现屏幕上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看惯了生离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手机传递着，每个看到短信的人都落泪了。”

经查，纸质媒体中首先予以报道的是某国家级大报。随后，国内外质疑声不断，有人开始追根寻源，发现此“新闻”来自网络，属典型的“八无新闻”——无时间，无地点，无人名，无作者，无目击者，无证实者，无消息来源，追查至今仍无结果。即使启动网络“人肉搜索”，即使四川一家报纸出资悬赏当事人，最终也不了了之。但是，却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媒体从业人员对此表示宽容：这个“母爱短信”的报道在当时动员赈灾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别追究其“虚假”了吧！

问题：你如何评价这个“母爱短信” 报道的虚假问题？

分析：

新闻传播活动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这既是新闻传播活动自身的要求，也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要求，是市民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内在要求。新闻报道内容的真实与否，不仅仅是事实上的“真”与“假”的问题，还是价值上的“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

就“保证所报道的新闻事实的绝对真实或完全真实可靠”而言，只存在新闻事实的取舍问题，不存在新闻事实的真假问题，也就是说，绝不允许传播虚假新闻或失实新闻，不管动机上是否主观故意、手段上是否凭空捏造、情节上是否严重（即内容部分失实或严重失实），也不管传播效果上是否有助于一个更高社会

价值的实现。类似“母爱短信”的做法违背了“目的正当并不能保障手段的合理性”这个伦理学常识，也不能保证媒体不沦为某些人或利益集团谋求私利的工具。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篇2

一、研究新闻传播伦理的目的及意义

(一) 研究的目的

社会的每一个阶级, 每一个行业都存在职业道德, 新闻行业更应该如此。放眼世界, 新闻失德现象在不断地发生着。例如, 在2008年3月14日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中, 一些西方媒体对于事实的真相进行了扭曲并报道, 误导舆论, 完全违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妄图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危害。在那次事件中, 这些媒体把“舞刀弄棍”歹徒描绘为“争取人权的英雄”, 把此次暴力行动描绘成“人权主义者的勇敢行为”, 甚至利用一些精心修剪的图片对事件进行报道, 试图煽动国内外的反华势力。例如, 在2008年奥运圣火的传递过程中, 在美国旧金山, 主持人一边用恶毒语言诋毁中国人, 发布“中国产品是垃圾”, “过去五十年里, 中国人是暴徒”的言论, 与此同时, 应该广播公司在新闻节目的报道中主持人居然抱有幸灾乐祸的心情, 在直播节目中居然对此打趣玩笑。对于西方媒体如此的无知言行, 不仅让个人蒙羞, 还为反华势力助长气势, 严重违反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及人性的良知。

(二) 研究新闻传播伦理的理论意义

本文对于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行为规范, 以及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 旨在拓展新闻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 在一定程度上充实新闻传播领域的理论知识。在我国的新闻传播领域中, 应当遵守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 切实履行好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责, 本着以社会效益为第一的原则, 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做到客观公正和真实, 担负起社会给予的责任, 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提高新闻传播的公信力。对于新闻媒体而言, 对新闻伦理进行研究探讨,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三) 研究新闻传播的实际现实意义

可随着社会各项领域的技术不断进步, 在进入21世纪以来, 新闻的传播有了多种多样的传播形式,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新闻媒介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使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都与新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些新闻的载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当代社会发展情况。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 使大量的信息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不仅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 还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面对多种新闻形式及纷至沓来的信息, 人们对于各个新闻媒体之间就会做出取舍,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如今的新闻行业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同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 就有部分的新闻工作者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对许多事件进行独家报道甚至杜撰, 有时甚至扭曲了事实的真相, 严重违背了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在这样的形势下, 就应当用全球化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利用深刻入理的方法对此进行阐述、分析, 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 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我国新闻行业朝着越来越好的轨迹发展, 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对国内新闻传播媒体的研究

在我国, 新闻行业的起步及形成系统性的研究都比较晚, 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再开始逐步形成一个具有理论基础的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传播。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社会的生产力不断上升, 许多行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及进步, 新闻传播也不例外, 尤其是新闻伦理学和网络伦理学逐渐被构建成了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例如, 在1981年我国出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伦理道德规范, 即《记者守则》。之后再1987年的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准则》, 这是在马克思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反映着新闻传播中的基本要求。因此,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及指导价值。在之后的新闻发展过程中, 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关于新闻工作反面的条例规定。例如, 1991年1月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1995年由周鸿书教授编撰的《新闻伦理学论纲》, 1997年复旦大学陈桂兰主编的教材《新闻职业道德教程》, 2002年蓝鸿文主编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等。

在新闻工作者条例不断出台的过程中, 一个较为理论的新闻伦理研究开始出现了, 社会新闻工作人员对于新闻伦理进行不断地研究。例如, 1998年杨启主编的《记者的道德自律》, 严耕的《网络道德》, 2000年戴元光编著的《传播道德伦》及2001年李伦《鼠标下的人性》等都相继出版。新闻传播条例条规及对新闻传播伦理的研究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的。通过以上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改革开放之后, 在我国飞速进步的社会经济的社会条件下, 新闻传播理论有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尽管如此, 我国相关的新闻传播伦理制度仍然不够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马克思道德主义的指导下要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完善的新闻传播伦理制度, 为新闻事业在今后的发展做好铺垫作用。

三、对新闻传播伦理的基本理论探究

(一) 新闻的内涵

新闻一词的由来已久, 在我国唐代尉迟枢所写的《南楚新闻》就有了对其的使用, 而在西方,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就首次使用过“News”一词。在笔者看来, 新闻作为传播当态社会信息的形式, 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包含着广大人民对事物关心, 揭示着所发生事物的客观、真实, 准确。受众对于新闻而言普遍抱着真实、准确的心态进行阅读。因此,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 真实的反映事物是其必须具有的职业操守。

(二) 传播的内涵

信息是所有事物普遍具有的基本属性, 传播作为信息的传递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像是人类社会中的传播现象一样, 传播之于新闻而言密切相关。人们每天通过电视、音乐等渠道进行交流, 新闻则是通过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方式进行交流。

(三) 新闻传播伦理的特点及功能

作为对新闻行业进行调整的重要规范, 新闻传播伦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形成、社会文化的传承等重要功能。新闻传播还具有规范性和公共性的特点。作为对社会成员违反社会道德的一种限制, 它可以通过制造社会舆论来达到目的。在规范社会成员道德行为时, 新闻传播伦理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就意味着衡量善与恶, 正当行为与不正当行为时, 也离不开新闻传播伦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除此之外, 新闻传播伦理还具有一定的自律性和选择性。法律和道德是制约社会成员不正当行为的工具, 分别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最基本和最高要求。但是法律和道德之间还是存在其不同的区别, 法律强调更多的是强制性, 而道德则是人们的自律行为。新闻传播伦理之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制约也是如此。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整个新闻行业的约束及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约束, 后者决定前者, 而前者又同时影响着后者。作为伦理的主题, 新闻工作者应当以职业道德准则来约束自己, 对此进行相应的选择。

根据新闻传播伦理的各个特点, 它又发挥着该有的功能。首先就是对自身教育认识的功能, 新闻传播伦理反映的是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相互的利益关系。在其中, 最基本的功能莫过于就是帮助人们准确的认识, 环境的变化。因此, 对服务社会大众都具有公开性。新闻工作者不仅仅只是一个将新闻发布的人员, 在这份工作的背后, 意味着许多。新闻工作者要勇于承担社会给予的责任, 将合理的为大众传播新闻作为自己的使命, 所以新闻媒体都应坚决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把这份责任作为是对自己的一份挑战。只有这样, 新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发展的越来越好。除此之外, 新闻传播伦理还具有许多的功能。例如, 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功能, 舆论的制造和导向功能, 道德示范功能等。

四、新闻传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 市场经济形势下商业利益与新闻传播伦理矛盾

通过长期以来新闻行业中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徐国新闻媒体都由之前单一的国有制改革为了多种经营制度。从资本角度而言, 新闻媒体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而公共利益的压力对其又造成了困扰。为了制造舆论吸引注意, 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就逐渐迷失了道德方向。

(二) 新闻自由与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

新闻自由指的是新闻媒体具有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等诸多权利。但新闻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正如上文所述, 许多新闻工作者只注意到了自己的职责, 很多时候都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义务, 有些时候甚至借此逃避责任。

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失德现象, 对此进行探讨研究, 相信在今后对此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摘要：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 如何做到正确抵制外来诱惑, 在诱惑面前保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职业道德, 将会是社会长期以来都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 从理论联系实际, 针对我国新闻与传播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及探讨, 对于部分新闻工作者出现的失德现象, 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合理的对新闻传播伦理问题进行探讨及制定对策。

关键词：新闻传播,伦理,问题

参考文献

[1]宰政.从理论视角探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问题[J].湖南社会科学, 2014 (z2) :308-310.

[2]兰甲云, 曾海纯, 鲁红平, 等.网络文学传播的伦理困惑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导向[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6 (4) :110-114.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篇3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是新闻学界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然而笔者在阅读近年来国内的该类学术研究文章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普遍存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使用混淆的问题。这种状况使研究成果打了折扣，令读者费解。

伦理和道德的意义到底是否完全相同？这个问题在伦理学界也一直有所争论。大多数伦理学界的学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两个概念一般不做严格区分，但具体到研究中，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具体也有以下几种：

一、理论与现象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伦理比道德有更大的共同性、普遍性和可通解性。道德则是这种价值向个体倾向延伸的部分，因而更具有个体性、独特性、更依赖于个人的心性。于是指出“当表示规范、理论的时候，较倾向于使用‘伦理’一词，而当指称现象、问题的时候，更倾向使用‘道德’一词”。[1]

同持该观点的学者还指出：道德偏重实际的社会现象，伦理偏重道德现象的内在理据。[2]道德侧重于指人们之间的实际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指关于这种行为和关系的系统原理或学说。因此，伦理学在西方称之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科学”。[3]

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对伦理和道德进行了区分，他把伦理称之为客观的法，指谓社会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指谓个人道德。[4]

有学者认为：伦理强调规范的外在性、既定性，偏重社会规范、思想体系，道德强调规范在个体上的体现，偏重人的品性。[5]还有学者从二者的英语词源涵义角度分析：“Ethics”用于指“伦理”时有半社会的意味，表达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有社会倾向，“morals”道德则用于个人生活方面，表征一个人的内心境界，有个人倾向。[6]

三、整体与部分关系

有学者指出，伦理是整体，其涵义有二：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为一：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和道德的涵义从概念上看与中国的词源涵义一致：伦理是人们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道德是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伦理则既包括人际关系应该如何，又包括人际关系事实如何，道德仅仅是人际关系应该如何。[7]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意义上中国的“伦理”和“道德”并不完全等同。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二者也应该有所区分。但是，在新闻学界目前的该类研究中，仅有个别学者在研究中对“伦理”和“道德”做出明确的选择，并给出相应理由。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为数不多的有明确选择的观点：

将伦理和道德视为同一

有的学者认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内容是一致的。陈绚在他所著的《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指出“人们在新闻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即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内容”。[8]他将伦理和道德二者做含义相同的解释，指出新闻伦理就是新闻传播道德，也可简称为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都是指“新闻传播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9]对为何这样使用，作者的理由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为了研究方便”，显然过于草率。刘行芳在她的《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中认为从其内涵而言，道德和伦理都是“指人们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中所要遵循的规范或规范的总和。所以，‘道德’和‘伦理’连用甚至通用也就不足为奇。”[10]然而作者在书中又分别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进行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令读者费解。

偏向使用“道德”一词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使用“道德”这个词。陈力丹在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十讲》第八讲“新闻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中提到了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存在“道德”、“伦理”“自律”、“规范”等多个词语混用的现象。他对选择“道德”而不选择其他词语的理由主要有：在中国，“伦理”的“伦”是血亲、姻亲之间处理问题的原则，在外国，伦理的原词没有这一层含义，翻译成中文人们会马上想到是血亲、姻亲的关系。[11]統观该章，作者以“新闻职业道德”为统一用词，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理论和实务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偏向使用“伦理”一词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偏向于使用“伦理”一词。黄瑚在他的著作《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提到：“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把伦理一词用来表示一种理论学说或科学，亦称伦理学，即以道德为对象，研究有关道德产生和发展、道德的本质、道德评价、道德作用以及道德教育与修养的规律的科学。”[12]他的《新闻伦理学》也表明了作者偏向使用“新闻伦理”的选择。

像以上这样能够基本明确概念的新闻伦理研究实属凤毛麟角。更多作者并未对“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概念给出清晰区分，尤其是各类新闻类专业期刊中的学术论文，关于原因、现象、对策的研究丰富，对概念区分少之又少，使得文章基础薄弱。其中，主要的混乱现象有：

概念模糊

下定义是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的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十分模糊。下面先分别引用四条对二者的定义：

“新闻伦理是调整新闻活动与社会其他活动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称。”[13]

“新闻伦理是从事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14]

“新闻道德，亦即新闻职业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在长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合。”[15]

“所谓新闻职业道德，就是从事新闻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新闻工作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品质的总合。”[16]

这四个定义分别来自四位研究者，假如分别看，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对比来看，问题就有所暴露。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指出新闻伦理是“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第三条和第四条则都指出新闻道德是“行为规范”。首先，“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有什么区别？其次，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到底谁是“行为规范”？以上所列举的定义使概念模糊不清。

“伦理”和“道德”二词任意替换

同在一篇文章中出现“新闻伦理”、“新闻道德”、“职业道德”等近似概念，表述的却是同样的意思。这种多词一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中国期刊网上，笔者以“新闻伦理”或“新闻道德”为主题词搜索了近5年的该类研究，有相当一部分的学术著作主题词和具体内容无法承接。比如有一篇论文题目为《新闻、社会、受众的平衡杆——新闻道德》，在作者的第二部分“新闻、受众、社会关系失衡”中写到“当三层关系发生失衡状况造成矛盾时，新闻伦理道德便发挥作用。新闻伦理是‘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之后又是由对新闻伦理的大量阐述。[17]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新闻道德”，中间的内容有“道德”也有“伦理”，不时还夹杂着“伦理道德”这样的词汇，作者却完全没有对此做出解释，让读者看起来也颇为混乱。

“伦理”“道德”二词无故连用

“道德伦理”、“伦理道德”成为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研究中的常见词语。有的作者还给出了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传媒伦理道德，是指传媒及传媒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经长期实践而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与规范。”[18]该定义并没有阐明它与“新闻伦理”或是“新闻道德”有何区别。事实上，在伦理学中，“伦理”和“道德”是可以连用的，但多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在学术研究中，如果要连用，至少作者应该表明理由，无故连用实属欠妥。

随意选择“伦理”或“道德”其一

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2003年到2008年新闻类的学术研究中，以“伦理”或“道德”为标题的论文一共有166篇，数量庞大，质量却参差不齐。论文的内容大同小异，究竟为什么选择用“伦理”而非“道德”，或是用“道德”而不用“伦理”，几乎没有作者对此专门给予解释。

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两个概念的使用之所以混乱，一方面与概念本身界定模糊有关，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对该问题的忽视。新闻伦理学本身就是个交叉性学科，这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本专业知识，还要不断补充完善其他学科知识，进行严密细致的研究。

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界中应该如何恰当地使用“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二词？笔者认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伦理”和“道德”是有区别的，伦理更注重理论研究，有一定高度，道德更注重现象研究，有一定多样性。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也有这样的区别，新闻伦理是较侧重于对新闻实践中各种现象的理论构建，新闻道德则是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是对现象的直接认知和归纳。应当以研究内容来确定立足点，如果该项研究侧重对事情原因、结果、意义的分析，就应该用“伦理”；如果侧重对某一具体现象、实务的回放、解释，分析，那么用“道德”比较合适。同时，不管作者的選择如何，在研究中点明理由是很必要的。■

注释

[1]罗国杰主审，李萍主编：《伦理学基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2页。

[2] 陈汝东：《传播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20页。

[3]佘亚平，李建强等：《伦理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6页。

[4]魏英敏主编：《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2版，第96页。

[5]王引兰：《伦理学初探》，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8页。

[6]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44页。

[7]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第89页。

[8]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9]陈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页。

[10]刘行芳主编：《新闻法规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6页。

[11]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36页。

[12]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13]李衍玲：《新闻伦理与规章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4页。

[14]郎劲松，初广志编：《传媒伦理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93页。

[15]刘行芳主编：《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19页。

[16]黄瑚：《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17]赵黎：《新闻、受众、社会的平衡杆——新闻道德》，《新闻知识》，2007年第3期。

[18]覃孟念陈华明：《传媒伦理道德的失范与规范》，《新闻界》，2007年第3期。

网络新闻传播结构的构建与分析 篇4

在第一发布之后，由于本身的潜力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有些信息会进入到流动过程，而有些则几乎没有流动。信息的流动结构的研究，意在揭示信息内容如何才能流动，流动的模式如何。信息流动模式体现了信息的中期传播的作用机制。

网上的多数信息会以某种方式长久生存下去，进入各种不同方式的循环中。信息循环结构，是研究信息的长期效果的重要方面。

(一)信息发布结构

传统的信息传播结构大多只是关注信息的流动过程，而忽略了信息的发布阶段。事实上，信息发布是信息在网上生存周期的开端，不同的发布结构对于信息此后的流动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信息在网络中的流动过程，也是信息的再发布过程。信息发布结构实际上在每一次信息的扩散中起作用。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篇5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迅猛发展,网络新闻在整个新闻界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网络新闻对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与网络接触最为紧密的人群之一，网络新闻与传播对大学生就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网络新闻其特点就是速度快，覆盖面广。这首先肯定会影响大学生所获得就业信息。网络新闻最重要首先会揭露或者是预示某年的就业形势，这会在学生判断自己将来的就业情况是产生影响，或者甚至是根据自己得出的情况判断自己适合就业或者是继续读研。其二，网络新闻会披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公司或者行业的发展动态，这会给就业者带来所需要的信息。

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论文 篇6

[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哲学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发展。

Abstract: Some oversea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

近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Starosta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些文献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赵晶晶编译，：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

Miike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Miike，2004)

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然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的观点的启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

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

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

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

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20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

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

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本土性文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

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

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

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其中包括三重预设。

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

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成的松散文化圈。

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2)依赖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

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Miike，2003)

除了Miike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

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Chen & Starosta，2003)：

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

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

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

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境界。

二、基本理论架构

(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

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

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

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传播是一个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

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

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

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洲传播的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个人的传播活动能够增进宇宙或者人们之间的和谐程度，那么会得到正面评价，反之则会受到批评。而且，和谐并非手段而是一种传播的目标(Chen，2001)，它表现了一种道德追求，能激发人们与他者进行合作的责任感;这不是凭借传播者的策略性语言，而是依靠对他人真心诚意的关切之情来实现的。

由这五大理念直接导致一些关于传播的假设(Miike，2002)：第一个假设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境下。第二个假设是在多情境下，传播者在认识和行为两个方面既是主动又被动。第三个假设是相互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有核心价值。

(二)核心概念和模式风格

对于一些新的理论主张来说，概念是如此重要，因此最初对概念建构的力度是最大的。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亚洲”或者“亚洲中心”(性)必然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围绕“亚洲”概念，亚洲中心论有关系/联系、循环、和谐、互惠性、他人导向性等(Miike，2002)的五大得到较多共识的核心主题。上述五个核心主题自然成为核心概念，围绕这些主题或与之相关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特定文化传统的概念和不同的理论模式：

比如中国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面子”、“气”、“占卜”、“缘”等概念 (Chen & Miike，2006)，这些概念以一种独有的方式解释中国传播行为的.特点，而且这是其他传播理论做不到的。

陈国明尝试依托这些概念来发展一种“和谐传播理论”。(Chen，2001/2004) “报/互惠”意味着一种相互往回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具有超时空效力，当然“关系”意味着比互惠更多的东西，它们总是指向和谐。“客气”指的是为了避免冲突所保持的一种忍让克己的态度，有时是一种尊重，这涉及“面子”问题，其目标是为了获得“和谐”的状态，最后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必备的“礼”仪。“风水”、“占卜”和“气”都是为了妥善与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得诸事顺利，以达致和谐之境。

还有日本的enryo(谦虚、客气、保留)和sasshi(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恭敬)、amae(小孩撒娇式的依赖感)、awase(与他人相互适应协调)、sunao(正直服贴)、kotodama(言语和文字不可思议的灵力)、(ne)mawashi(非直接表达)on(恩报)、en(缘)等概念(Chen & Miike，2006)。

比如Kume(1996/1997)建构了一种组织传播中的(ne)mawashi模型。(ne)mawashi源自园艺，指的是移栽时对植物根部的保护。在日本乡村社会中，(ne)mawashi指通过没完没了的在组织成员中传布观点以达成共识的办法。在(ne)mawashi的传播与决策过程中，既重视权威，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位组织成员的意见，并力求在充分磨合个人意见的基础上获得统一集体决定。

除了上述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核心概念外，亚洲各国都有很多核心概念可以被整理出来，并有很多概念都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传播理论模式。比如印度的建议(dhvani)、审美趣味(rase)、语境(praka-rana)等(Dissanayake，2003)同时对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也能够获得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伴随这些理念和概念体系的是对某些特殊亚洲传播风格的描述：直觉式感知、同情的、安静或沉默、内敛与敏感的。(Chen & Starosta，2003)

(三)研究路径与实绩

Dissanayake(2003)就亚洲传播研究提出了四种路径。首先，要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研究，其中包含了有价值的传播概念。比如印度的《舞论》、中国的《论语》等典籍。对传统文献的探索通过借鉴其他学科(古典文学、文献学)的成果已经全面展开。

第二，从传统经典文本和现代文化生活中提取大量与传播有关的概念，这类研究是当前亚洲传播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比如上面提到的“关系”、“报/互惠”、“礼”、“客气”、“风水”、enryo、sasshi、amae等概念和相关理论模式的建构。

第三，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包括戏剧、民间舞蹈和民谣、礼仪庆典等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文化线索。这种群体性活动非常适合我们对特定文化下的传播理念和传播行为分析。这类研究在海外并不少见，但是却很少被纳入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理论视野中。比如容世诚(2003)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就对海外的一些中国剧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但却是在人类学框架中。

第四，必须对日常的传播行为加以关注，观察这些行为如何被传统文化所理解并怎么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序列中：一种传播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这类似于特定文化历史传统下的当代传播行为、心理与习惯研究，这类研究颇费周折，有待全面展开。

除了上述的研究路径，还有一些研究方向与成果值得注意。

元理论研究。元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概念解释实际上是当前传播学“亚洲中心论”中最突出的研究成果。上文所提到的Miike、陈国明、Starosta、Dissanayake、Ishii等人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亚洲中心论元理论的讨论和建构上。

亚洲重要思想、习惯与传播理论研究。由于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学者的推动，从儒家思想角度研究传播的越来越多，比如Yum(1988)的《儒家思想对东亚人际关系及传播模式的影响》非常有名、影响广泛。其他的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传播研究还有Starosta和Lili Shi()对甘地主义传播伦理的多维透视。Ishii(2001)从佛教思想出发对传播的独特探索。Mowlana(2007)对伊斯兰教思想传统与传播的理论研究，对伊斯兰思想传统的研究是传播学亚洲中心研究中相对缺乏的。

各种比较研究非常重要，也较多。东西方在类同事物或者概念之间比较研究非常必要，大部分亚洲传播中心论的概念阐释从广义来说都是以西方相关概念为参照系的，有针对性进行比较的例子有Okabe(1983/2007)的日美文化和相关传播概念的比较研究。也有进行远缘类比的，比如对儒家思想的仁、礼和非洲Ubuntu(人性、人情味或人道)概念的比较分析(赵晶晶，2008：216)。还有Dissanayake(2003)127对佛教“正语”与哈贝马斯观点所进行的比较。等等。

三、评论与思考

(一)批评与质疑

传播学“亚洲中心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风险，面临许多的陷阱，也受到了诸多质疑，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相关概念的含混。

“亚洲中心”或者“亚洲中心主义”等概念往往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或者某种西方“霸权”等东西。虽然Miike(2002)进行了多次的界定，把“亚洲中心主义”定为以亚洲人们作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现象;并宣传其不是种族或霸权式的，也不预备取代而是为了补充欧洲中心传播研究。但是“亚洲中心”概念中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色彩和精英中心意识取向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和概念界定中种种误用或混淆难以避免，导致这个概念可能最终失去其区分能力和理论活力。

另外，“亚洲中心”的“亚洲”可能是一个更加“危险”的概念。Starosta就认为“亚洲传播”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话题(Chen & Starosta，2003)。因为亚洲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地方，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是如此之多，地区的之间的不平衡非常严重，导致“亚洲”对于很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说都是过于抽象和空洞。虽然，陈国明与Starosta(2003)从本土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目的论五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亚洲的潜在统一性，但是却不一定能够代表“亚洲性”。在亚洲的差异性比共性更加显著的情况下，使用“亚洲”概念无疑充满风险，可能导致对这个概念进行阐释的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可能掉进“东方主义”或者“东方学”的“陷阱”，把亚洲置于一种东西方的二元结构中，成为西方的异域镜像和永远沉默的他者存在。

还有“传播”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欧洲和美国，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并未最后认定，大部分研究者和学者都认为此概念充满争议，还处于活跃的扩展、深化过程中。(Shepard & Striphas，2006)Miike(2003)指出我们还未在亚洲语境中思考过传播，他本人确实作出过卓有成效的努力(Miike，2004)。但是，至今传播研究亚洲中心论对此概念的创造性探讨还非常欠缺，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也远未得到阐明。

其次，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理论质疑。

Chu(1986)认为亚洲中心传播理论要面对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问题：即在孔子这样的大思想家与普通人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态度之间的差距和裂缝。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被提出来，就是理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实和可观察性。从更大的方面的来看，这还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普遍性和文化特性的问题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要面对一个老问题。Wang和Shen(2000)就指出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要求是对一个理论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这个甚至已经超出“亚洲性”的要求对亚洲中心传播理论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亚洲中心论”并不预备(也不能)在亚洲取得某种统一性或者一般性(Miike，2002)。

Dissanayake(2003)也指出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亚洲传播理论有某种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其主要针对亚洲传播理论可能会拘泥于一些古老概念而忘记其历史性，这在某些时候确实值得注意。另外一种批判也与本质论相关，就是东西方极端二分法，实际上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东方不是单一的，西方对东方的近代影响随处可见，两者有时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甚至在一些看上去非常传统的地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建构或者复兴亚洲传播理论的努力充满人文主义色彩。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褒扬，但是在当代反人文主义思潮中，就成了一种“合法”的指责。实际上新文化思潮主要的标靶是欧洲的“个人化”人文主义，亚洲的人文主义内涵不尽相同且更加复杂，这种批评看来会无的放矢。

Dissanayake(2003)还认为需要对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亚洲概念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介入大众传播研究、进行更多的东西方比较研究。

上面的问题或者挑战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范式转换和方法论问题，涉及对理论的重新界定：什么是理论?如何构建理论?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是否需要效度或有用性评估等等一系列更加更本的问题。(Miike，2000)还可以加上理论是否必须是普遍的?我们是否非得按照西方知识学的标准来判断?“亚洲中心论”者是否真的准备好了挑战这些更加终极的问题。

(二)思考与结论：走向传播伦理学

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方向，主要由一些身份特别的研究者(其核心成员都具有亚洲背景，并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组成的一个规模较小而集中的研究场域(从他们的交叉引用中可以大致勾勒出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认同。这种情况导致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想像亚洲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和研究者都是亚洲人，来自亚洲各地，中国、日本、印度居多。他们多是长年在海外求学教书，比如Miike、陈国明等人，或者在亚洲任教也接受了多年的西方传播学的训练，以西方读者为写作对象(他们的主要成果发表在西方相关杂志上)，比如Ishii。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研究群体，其所主张的“亚洲中心主义”既有对美式传播学的“接受疲劳”，无疑也有非常明显的民族和文化反弹意识在里面，但由于民族和文化背景各异，只有“亚洲”才能够为这种主张提供某种空洞的共同性。在面对真实亚洲那难以把握和归类的差异性时，对于他们来说，亚洲注定是想像的。比如，由于加入这种“亚洲中心”讨论的西亚学者的缺乏，导致这个“亚洲”并未把西亚的伊斯兰宗教和思想传统真正纳入其视野范围，这明显不符合亚洲的真实情况。

而作为从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受东西方二元固定思维，其“亚洲中心”的提法将使之难以真正和种族主义、东方学等话语划清界线;而且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意义和界定自有其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导致亚洲更加容易被整体化和刻板化为一个沉默的想像物。

第二、理论创新与研究实绩薄弱

源自跨文化传播既赋予了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相对广阔的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其在传播理论研究上向纵深发展，去进一步关注传播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比如在上面提到“大传统”和“小传统”关系问题上、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等必须面对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亚洲中心”主张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理论锋芒和创造性，Miike对理论建构西方范式的根本性质疑到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例外(Chen & Miike，2006)。而Dissanayake(2003)所指出的本质论倾向和东西方二分的问题也是理论建构方面保守和缺乏活力的表现。

网络传播的新闻伦理 篇7

关键词：记者,角色认知,新闻,伦理

今天,随着整个社会向蕴含现代专业特质的规范和秩序化社会转变,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乃至外界对其各种传播行为的评价标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观和作为普通人对他人私人生活的尊重是该事件中两种起主要作用的价值观,也正是由于二者的冲突,使大众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对新闻传播伦理的评价就是对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评价。例如,人们看到记者揭露社会的阴暗、揭露腐败行为,就会认为记者的行为是高尚的,甚至会以他们为榜样;而一旦发现记者收受红包、接受馈赠时,就会对记者的行为进行各种讽刺和批判。在传播的始末,记者的行为都会起到很大的舆论引导作用。道德评价其实是对伦理规范是否被人们遵守的意识,它的功能与价值在于引导人们遵守伦理规范。从记者的角色认知角度看,这种能够实现伦理道德规范的具体途径就是良心和名誉。

良心是新闻工作者自我道德检验,而名誉则是新闻工作者对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对新闻工作者的评价。那么良心与名誉这两种道德评价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不外乎各种道德规范、伦理法则。所以,良心与名誉评价的全过程,也就是新闻工作者将伦理规范作为标准,用以衡量自己或他人行为的全过程。

众所周知,1993年凯文·卡特拍的《饥饿的苏丹》(又名《欺凌的苏丹》),画中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女孩即将饿毙,蜷缩在路上,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鹫正虎视眈眈,等候猎食这个瘦小生命。这幅作品获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照片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一方面国际舆论开始关注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但更多的人对卡特提出批判与质疑,谴责卡特残忍,没有放下相机去救小女孩,忽视了一个人作为最起码的人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迫于压力,凯文·卡特不久就自杀了,由此引发了“职业精神VS记者人道主义”的争论。换句话说,这场争论是新闻从业者的良心与名誉的把握,因为他们既要做到符合自己内心的良知,又要符合社会对新闻工作者行为的认知。

有人说凯文·卡特拍下了惊世的作品,获得了应有的名誉,但是没有遵守伦理道德,违背了良心,最后因为受到外界的批评而饱受良心的谴责,最终丢下7岁的女儿选择死亡。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在颁奖后不久,一个驻美日本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个评委——约翰·卡普兰,他在这次采访中澄清了事情的真相。约翰·卡普兰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说明小女孩不是孤身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旷野。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右手腕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主义的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相信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女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但是,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卡普兰的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该栏目的制作人没有将事情的原委呈现给受众。从这个方面来讲,他的行为已经违背了良知。

不管凯文·卡特死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应看到的是,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传播伦理评价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良心的真假对错取决于其信奉伦理规范的优劣,而名誉的真假对错不仅取决于信奉伦理规范的优势,还取决于对行为认识的真假。凯文·卡特在拍下照片的那一刻,是他出于对职业伦理规范的遵守,及时、真实地报道新闻事件。他让世界了解了苏丹的悲惨,换来国际的援助,他的行为完全符合自己内心的道德评价。但是,他的行为带来的结果远非他所想象的,先是赞扬,后是谴责。因此,在赢得了名誉后又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选择自杀。因为人们所信奉的传播伦理规范的评价标准并不是统一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卡特选择自杀,也存在着对传播伦理规范的认识不清晰。但是作为新闻传播的记者,能够做到的是,要明确自己的职业准则,追求公正是道德指向,坚守人道主义是信念,报道悲惨事件要有同情心。

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新闻传播道德和伦理修行在当今这个信息和媒体时代极为重要。新闻传播伦理评价伴随着尖锐激烈的争议,但是记者还是要通过对传播道德与伦理的规范准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批判的评价才能予以认可或奉行。

参考文献

[1]黄瑚.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实用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分析 篇8

网络新闻传播概述

网络媒体被称为传播界的“第四媒体”。它主要以计算机网络为信息传播平台来传播新闻信息，是集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优势为一体的数字化媒体。由于网络媒体综合了传统媒体所有的优势，因而各大新闻媒体纷纷在互联网上建立自己的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知名新闻网站。

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分析

（一）网络新闻的语言特点

1.用词短小精炼

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具有时效性强、容量大的特点。为了达到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满足受众的阅读兴趣，网络新闻媒体通常使用短小而精炼的语言来避免新闻信息的复杂化，因而人们能很快地了解新闻信息的内容。例如在百度新闻网页上输入新闻热搜词，很快就能显现出当前我国新闻关注的热点话题。

2.语言简洁朴实

网络短新闻的出现解决了快节奏生活下大众新闻需求与工作压力相矛盾的难题。受众只需花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阅读好多新闻信息，再加上网络新闻越来越以人为本，网络新闻语言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过于注重语言的文学韵味，而是使用朴实的词语、简单的句子来呈现新闻的内容。

3.普遍使用英文字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融合使得我国与他国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网络新闻传播中，经常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英文字母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大多是一些机构名称、组织名称、产品名称等。英文字母的出现可节省字数和版面，吸引受众的视线，赢得网络点击率。例如新闻标题“食品价格涨幅扩大CPI见顶存疑”中，“CPI”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这些英文字母在财经类新闻中是十分常见的。

4.语言的网络化

近年来，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网络体语言，也广泛运用于网络新闻的传播中，它偏向口语化、通俗化、事件化和时事化，表达形式简洁而生动。像有关食品安全的“骨汤门”、“奶浆门”、“豆浆门”等事件；2010年流行的网络语“给力”也广泛出现在网络新闻中，例如“江苏给力‘文化强省’”来源于人民网《人民日报》；同年年初的“犀利哥”事件也为众人所熟知。

（二）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准则

1.把握网络新闻的即时性和实效性

网络新闻的制作比起传统媒体要简单快捷的多，往往仅需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制作一则新闻，并通过后台操作发表在网上，从而能及时地进行网络新闻的传播，以满足受众的需要。网络新闻媒体在准确把握新闻的即时性和实效性的同时，还要快速准确地概括新闻的标题、编写出新闻的内容，满足人们快节奏生活下对新闻报道的要求。

2.语言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新闻事件

真实性是一则新闻最起码的要求，是新闻媒体和工作者必须恪守的原则。在当今网络时代背景下，网络新闻的发布渠道很多，门槛也很低，那些不真实的、虚假的新闻使众多网络新闻媒体面临重大挑战。所以网络新闻媒体及新闻记者要根据发生的新闻事件，把握语言的准确性，避免模棱两可的语调，合理运用相关词汇和句法，把新闻事件客觀真实地反映出来，以提升网络新闻媒体在公众心中的权威性。

3.把握新闻价值的同时，注意新闻的简明

鉴于当前新闻信息的丰富性，很多网络媒体难以揣测新闻的价值，就仅仅单方面呈现新闻的内容，缺乏对重点新闻的报道和对新闻背景后的深度挖掘，这样受众在短时间内很难了解到新闻要点，容易使他们产生厌烦心理，降低了新闻的阅读率。所以网络新闻媒体要仔细领悟新闻事件的本质，准确把握新闻的重点，促使新闻价值得以实现。

4.把握好语言风格

有关网络新闻的网站有很多，很多网站都对新闻内容加以分类，比如有时政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众多种类，以方便受众的选择。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新闻类别和不同的受众群体，采用不同的语言风格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关注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新闻，这就要求新闻媒体采用平民化的、娱乐化的口吻来描述新闻的内容。

总 结

网络媒体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新闻信息传播，它的多媒体优势和超文本结构能把语言文字与声音、图片、和影视相结合形成网络新闻，彰显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新闻信息备受人们的关注，网络媒体应当在坚持新闻真实性和实效性的前提下，根据受众的需要，把握好语言风格，合理地运用语言进行新闻信息的整合，使网络新闻传播的语言符合大众口吻，从而促进网络新闻信息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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