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论文

2024-07-17

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论文（共3篇）

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论文篇1

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论文

在中国古代伦理中，儒家占据着整个传统伦理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封建统治阶级借助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统一各族的准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的作用，曾促进汉民族的形成和各民族的融合，屯堡文化正是一个鲜活的见证。要了解屯堡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首先还得从屯堡人世代供奉的祖宗灵位说起。

一、天地君亲师是屯堡人伦理

观念的核心屯堡文化是明代从江南随军或经商到滇黔的屯军、商人及其家眷生活方式的遗存，随着时代的变迁，贵州安顺一带的屯堡人几近完整地保存着600余年前江南人的生活习俗。历经岁月变迁，屯堡人天地君亲师的核心思想仍祭奉在他们的祖宗灵位上，得到世代供奉与传承。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民间祭祀的对象，是古代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屯堡人的家中，房屋的正室设有供奉的神榜，将天地君亲师置于正中醒目位置，把“先师孔子”置于首位，“历代祖先”置于末位以供奉。屯堡人家的神榜一般分为上下两部分，天地君亲师位置于上部分，分别由一副对联、一副长联、一副子联、以及中条幅构成。

对联： (上联)天地德祖宗恩当酬当报;(下联)黄王土圣贤书可耕可读。

子联：(上联)天地盖载恩，国家水土恩;(下联) 日月照临恩，父母养育恩。中条幅：天地君亲师位。(有些人家“君” 为“国”)长联：(上联)大成至上，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两广诸贤，上古制字，苍颉圣人，始制衣冠，轩辕帝君，忠义仁勇，关岳二圣，文吕帝君，助笔魁星;(下联)当年太岁，至德尊神，和合二圣，文武财神，后程教稼，神农帝君，东厨师命，灶王二君，青城得道，丑午宫中，*氏堂上，历代祖先。当中的“*” 为家庭姓氏，随各家的姓氏不而改变。

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中国古代以天为至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照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祭祀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舰念，因为在封建社会君主是一国之象征，所以祭袍君主也有祈求国泰民安之意。祭亲也即是祭襁的意思，由原始的祖先崇拜发展而来。祭师指祭圣人，源于祭圣贤的传统，不仅指作为万世师表的孔予，也泛指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

天地君亲师作为屯堡人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充分地表现出屯堡人对天地的`感恩、对君师的尊重、对祖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体现出屯堡人的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伦理价值观。

二、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

天地君亲师牌位的产生根源于儒家思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徐梓指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苟子》。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就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 ‘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

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 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 ‘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不难看出，天地君亲师牌位的起源与儒家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统治者对天地君亲师的极力推崇，也说明了天地君亲师这一伦理价值系统可以从思想上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管理。

1、以天地为核心的自然伦理思想古人认为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天赋予人以吉凶祸福，它主宰人、特别是主宰国家王朝命运，并赋予人仁义礼智信的存在，同时天又是与自然互为代表的，对天的崇敬，也是对自然的敬畏，因此，天成为人们敬畏、供奉的对象。古有天为父地为母之说，亦即说人类是天地所生所养。

天，在传统的观念中是人间祸福的主宰，也是自然的支配者。它不仅会给人类带来福泽，同时也会降临灾难。地，生长万物，以供人们的衣、食、住、行。天无日月，就无昼夜、四季的交替，没有阴阳的交替，大地上的万物就不能生长。天地、人三者是互为统一的，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就是最为精辟的诠释。

2、以君亲为核心的宗法与伦理思想所谓君，主要指历史上的有道明君，如屯堡神榜长联中的“上古制字，苍颉圣人” “始制衣冠，轩辕帝君” “后稷教稼，神农帝君”“东厨师命，灶王二君”，正是诸如苍颉、轩辕、后稷、神农等圣君，把人类从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引导至文明时代，发明了各种生活工具，提高了生活质量，奠定了人伦大纲，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了巨大的贡献。这里的“君”，又有至尊之意，还可以理解为国君、君主、天子、皇帝，亦即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代表天来统治黎民百姓，因此，百姓必须绝对服从、拥护，对统治者的顺从，也就是对天的敬畏。亲，不仅只针对至亲者父母，也指整个家族、亲缘血脉关系。《二十四孝》的故事广为流传，可见中国传统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屯堡神榜把亲放到中条幅，就是教育后代为人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在古代中国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君亲位的突出，更加鲜明地印证了其宗法与伦理思想的根深蒂固。

3、以师为核心的行为准则伦理思想师，主要指圣哲，神榜上供奉的“大成至上，先师孔子，四配十二哲，两广诸贤”都是师的表率，屯堡人将其奉于神榜，不仅教育后人要记住这些圣哲，更要以其为精神典范，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时刻铭记作为师者的教诲，将其道德精神融会贯通到具体生活之中。

综而观之，天地君亲师综合了自然伦理、宗法与伦理以及行为准则伦理的价值观，这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天地君亲师的崇奉祭拜，正是古人追求社会和谐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

三、屯堡文化中伦理价值观的现世意义

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华民族祭祀的对象历史悠久，其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道德规范，已深深地渗透在中华民族家教家传的言行举止之中。屯堡人对天地君亲师的祭奉，不仅体现出屯堡人的精神信仰，也映照着屯堡人的伦理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屯堡人这种焚香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现象在本质上又有别于宗教祭拜，它源于祖宗祭拜，其意义又远超于祖宗祭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行为就成为了屯堡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风俗习惯。

屯堡人家的神榜通常置于正屋，一进家门，即可看见。其位置的醒目，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每一个家庭成员要铭记供奉的内容，并身体力行之。正屋对屯堡人来说，是一个庄重严肃的地方，是家庭祭拜、商议大事、教育子女的神圣之地，将天地君亲师供奉于此，希望得到列祖列宗的庇佑与指点。

在屯堡乡民社会，整体受教育的程度并不很高，特别是解放前出生的屯堡人，能识文断字的并不多，能对所供奉神榜做详解的屯堡人就更少了，但这并不阻碍屯堡人以其丰富的内容教育子女，即便是目不识丁的屯堡妇女，也能通过口授的方式，大致说出神榜所供奉的内容及其意义。600多年来，屯堡人正是以供奉这种淳朴而虔诚的方式，世世代代秉承祖宗教诲：敬畏天地、精忠报国、孝顺父母、尊师重教。正如许道云先生所说， “屯堡人的神榜是一块教育牌匾，具备了丰富的教育价值。

屯堡人将其崇拜的人物偶像加以神化，寓教于供，是早期屯堡人家庭教育的一个特色，其教化作用至今还在屯堡人家庭教育中产生一定影响。”越来越希望艺术、评论和教育把社会现实展现成一种问题多多的现实。”但导演的这种明智确实既增加了影片在不同类型群体中的可接受性，同时又避免了因过度执着于自我表达而走人孤独的镜中迷宫的倾向。

屯堡文化中的伦理价值观论文篇2

关键词：电影叙事,文化价值,伦理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 叙事伦理是与理性伦理相对的个体伦理。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 电影在带给人们娱乐, 让影片商赚够钱的同时, 抛给我们一个思考的问题:在大众文化的时空下, 电影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 在这个精神越来越失重的年代, 我们该如何来谈论电影的叙事伦理?

1. 电影叙事的伦理见证

对伦理问题的关注是近期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动向, 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跨文化批评等均以伦理目标为其立论之基, 后现代叙事学也将伦理问题纳入它的视野。罗斯·钱伯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叙事作品的语境———没有认识到叙事是一种社会存在, 一种影响人际关系并且由此获取意义的行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 依赖于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使得叙事作品与社会之间具有一种交换性质, 而交换就意味着存在于社会的欲望、目的和各种制约力量之间的综合关系。”[1]

叙事作品与人的生活命运相连, 它记录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情冷暖、酸甜苦辣, 描写人性与伦理。正如韦恩·布斯所说, “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造一部作品时, 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 包括道德判断, 只要有人类活动, 它就隐含在其中。”[2]

2. 电影叙事的伦理底线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叙事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心智活动, 记录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表达了人的情志欲望和价值判断。准确地说, 媒介是另一种叙事的延伸, 从奥尼伽和兰达为叙事所做的定义中可窥见一斑:“叙事是一系列事件的符号表征, 这些事件以时间及因果方式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3]

正是由于电影在许多方面与其他传媒有所区别,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电影里找到的叙事伦理有一些值得考虑的不同之处:

(1) 虚构的故事≠现实的事故

虽然, “媒介在建构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方面, 在建构我们对作为这种现实的一部分的感受方面, 起着某种作用。从这一点走向这个主张, 只有相对较小的一步 (不必迈出的一步) :只有媒介才能建构我们对现实的感受。为了回到最初的比喻上, 有人提出, 这面镜子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唯一现实”。[4]但是, 在视觉叙事中, “聚集已经是一种包含着主体性的阐释”。[5]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电影时, 呈现在心灵之前的东西, 是经过解释了的, 而这应该是与主体的责任有关联且不可分的。

(2) 良好的品德>成功的品行

面对着一个传媒发达、舆论自由的时代, 媒介产业经营的发展势头异常迅猛, 在商业利益和道德原则之间如何进行选择, 对今天的媒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成功是个人的神话, “而个体的本质包括与他人和自然相协调的深刻感觉, 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身行为的责任感, ”[6]社会责任才是大众传媒伦理道德的核心。

3. 电影叙事应有的最高职业道德

当下, 电影一直都占据着广大、混乱的消费市场, 是否还有自己需要坚守的精神边界?是否还为探究心灵去成就使命?又将如何在这个社会寻求道德重建?正是在这个缺乏本真的时代, 社会对电影的伦理精神如何张扬, 似乎成了导演个人的私事。随着电影叙事的价值被重新定位, 它应为人性向善找到一条可能的途径, “叙事有能力对社会的态度和信仰进行戏剧化并给予具体形式, 并且帮助人们找到生活的意义。因此, 叙事就是社会向成员传达生活中一些重要事情的方式;叙事远不止简单的娱乐而已。”[7]

大众媒介在善与恶之间存在, 如果不加适当规范与控制, 它为恶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如今越来越多的媒介追逐媚俗化取向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这种现象的产生, 是媒介责任的堕落的表现, 媒介没有权力操控社会大众服务于它的需要。人性缺失似乎是当下传媒的主题, 针对网络中的“木子美”不美的现象, 关注过就不要忘记, “美并不是事物的一种直接属性, 美必然地与人类的心灵有联系。”[8]不要认为一切都可以当做一阵风, 有些东西是要刻骨铭心的、反思的、影响一代人的。伦理与人性的主题, 既然电影曾经拥有过, 就有可能把它找回来, 并用它来阻止非正义、暴力、邪恶、淫秽、堕落……■

参考文献

[1]Ross Chambers, Story and Situa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4.转引自王丽亚《分歧与对话——后结构主义批评下的叙事学研究》, 《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p32.

[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p441, p433.

[3]张继军《“新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叙事学”?——从〈新叙事学〉译名说起》,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p103.

[4][美]阿瑟·阿萨·伯杰《通俗文化、传媒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p149.

[5][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p246.

[6]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p244.

[7][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生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