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共8篇）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篇1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当事人基本情况：

王敏，女，1970年5月3日出生，汉族，枣矿集团陶庄矿职工，住薛城区八一小区

高亮，男，1973年1月出生，汉族，枣庄集团高庄矿职工，住址同上。纠纷主要经过：

双方于1992年经介绍相识，1994年9月25日登记结婚，1999年6月26日生育一子，婚后双方因性格上的差异及生活琐事经常发生争执，王敏认为双方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任何和好可能，希望离婚，并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及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双方争执焦点：

婚生儿子的抚养权归谁，以及相关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及分割。原因特点：

双方因婚前了解不深，婚生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吵闹，并已经分居，感情已经完全破裂无和好可能，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九条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案件处理：

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婚生子由王敏抚养，高亮每月给付抚养费700元，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平均分割。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篇2

一、法官对一起遗产纠纷的答疑

2012年9月数据收集期间, 作者经历了一次法官答疑。咨询者是一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士, 是经法官的一位同事引介前来的。这位女士介绍, 丈夫患病三年多, 于2012年初去世, 期间她尽心尽力地服侍丈夫。丈夫去世前就房屋立下遗嘱并经公证为妻子所有, 但车库不在遗嘱公证的范围之内。数日前, 这位女士与公公婆婆谈到车库的归属问题, 公公说要考虑考虑, 两天后告知儿媳要求分得部分遗产。这位女士问法官, 公婆可否主张对车库的遗产继承权, 可否要求重新公证以否定原公证遗嘱的效力?

法官问咨询者, 婆媳关系如何?该女士答曰, “很好”;法官问, 祖孙关系如何?该女士答曰:“非常好, 爷爷奶奶非常疼爱孩子”;法官问, 丈夫去世后是否常带孩子去看公婆?该女士答曰, 丈夫刚刚过世, 心情悲伤, 不怎么回去;法官问, 公婆年纪多大?该女士答曰, 公婆快七十岁了。

法官解释的要点如下:其一, 妻子照顾生病的丈夫是夫妻间的扶助义务, 当然照顾得好坏有程度差别, 该女士的付出也得了回报, 包括周围邻居、同事的称赞, 女儿的爱和尊重, 自己内心的安慰;其二, 丈夫的过世不仅是给她和女儿带来巨大的悲痛, 在这种悲痛中的还有丈夫的父母, 三者都各有苦楚;其三, 想想公婆的邻里、朋友、亲戚会怎么对公婆说, “万一你们儿媳脑袋犯浑, 没为你们孙女管好遗产, 你们孙女没钱上学、看病怎么办?钱要放在自己这里, 才心里踏实”;其四, 公婆不放心孙女, 为孙女着想。“要建立起公婆对你的信任, 要懂得怎么哄老人, ‘哄死人不犯法’。不要动不动就想到法院来诉讼解决。”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其一, 咨询者与答疑者是基于私人关系, 在非正式的场合进行交流, 咨询者期待体制内的司法人员帮助其分析法律上的利弊得失;其二, 答疑者出于职业阅历和审判经验, 对该案可能的审理结果只字不提, “谨言慎行”凸显法官“本色”, 但答疑者从人情、事理的角度, 就如何能够处理好与公婆的关系, 为咨询者提供了极可能行之有效的建议;其三, 基层法官的判断能力和调解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司法人力资源, 至少对于人到中年、有多年家事纠纷审判经验的法官而言, 其咨询和调解能力与职业婚姻家庭咨询师相比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作为结案方式的调解结果与实际的调解投入之间的不一致?法官的行为与其行为约束和激励制度直接相关。换言之, 法官的裁判行为必须放置在司法体制及法官管理体制的权力结构背景下寻求解释。

二、指标化考核与非正常程序“挑战”

我国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实施的大规模司法改革, 启动于2004年。历时十年, 法院的行政化体制几无改变, 公务员身份和科层化管理模式仍是法官职业的整体状况。改革遇到权力体制障碍后, 被搁置或冷处理, 逆改革和非职业化有所回潮。当“为大局服务”被定位为司法审判的首要任务, “规则之制”被迫让位, “化解矛盾”、“了断纠纷”的司法功能被强化。[1]以法官制度为代表, 司法改革在实践中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 导致改革举措的“断裂”。[2]

法院大体可视为是行政机构, 尤其是在人事管理制度上, 除了要求具备司法资格, 法官与普通公务员几乎没有分别, 其不享有职务终身制, 还可能遭受各种行政处罚。[3]“案件质量评估”或“审判绩效考核”作为加强审判管理的重要措施和评价法院 (法官) 工作的重要标准应运而生。评估或考核指标体系由公正、效率、效果三个二级指标和众多三级指标构成。[4]三者之间关联甚密, 比如案件久拖不决则意味着案件审理无效率, 当然也无公正和效果可言;调解和撤诉的案件通常审理周期较短, 没有上诉的可能, 更无改判和发回重审的可能;更多案件调解结案和撤诉结案在提高审判“公正”和“效果”的同时, 也促进了审判“效率”的提高。

尽管各地的考核评估体系不一、工作机制也有所差异, 但是考核评估体系“事实上已成为法院工作的‘指挥棒’。”[5]案件质量评估和绩效考评压力是法官能够且愿意选择撤诉结案和调解结案的制度性原因, 这导致原本属于当事人的“调解选择权”转变为法官的“结案选择权”, 调解成为“与法官安全结案、简化工作的工具”。这套指标体系及相关的考核和奖惩机制, 既给法官极大的激励, 也给法官带来了重大压力。上诉案件比例超标给法官的年终考核带来直接影响;如果有案件发回重审或上诉改判, 受牵连的将是整个审判庭;再有甚者, 发生上访或恶性事件, 会“殃及”全院。在我国, 法官和法院普遍不受尊重, 这方面的例证就是当事人和公众向法院发起的种种“挑战”。

“挑战”不拘于方式, 也不拘于案件类型, 离婚案件也不例外。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 非正常程序的“挑战”对法官的影响相当于一个人得了“神经官能症”。调研期间, 一个法官提到, 天津发生的一起案件, 男方四次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理由是妻子是植物人, 四次法院都驳回了男方的诉讼请求。这位法官直接推断, 该案很可能是法院担心女方家人上访, “如果女方家人闹得特别凶, 今天到政法委、明天到人大, 就给法院带来极大压力, 乃至恶劣影响。”

三、公道裁判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有过激的或情绪化行为的当事人可能会通过投诉、申诉、信访等方式, 向法官和法院施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是对当事人发起的种种非正常程序挑战, 采取的非正当策略行为, 乃至机会主义诉讼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的通俗解释。

如果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实质性争议是子女抚养问题, 法庭至少还能寻找到双方的一致性利益所在, 即如何保障子女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但如果一方当事人拥有优势证据, 另一方有重大过错在诉讼中劣势地位明显, 优势方的诉讼目的又是争取最大限度地分割共同财产或获得经济补偿, 其可能会发动从人大、政法委到媒体、社会组织的总动员。这种在众多案件审理中“屡试不爽”的“成功”做法, 也鼓励后来者效仿前者, 因为“复制”上述策略的人将获得更多利益。

一位法官讲述自己审理过的一起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男方酒后回家与女方发生争执, 气急之下借着酒劲, 将女方的腰和背在床上墩撞了十几次, 导致女方下肢瘫痪, 生活不能自理。该案件被本地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报道后, 社会舆论指责男方, 同情女方。女方住院期间, 起诉要求离婚。双方无共同财产可分配, 子女的抚养和女方的生活照料都没有妥善的处理方案。男方父亲愿意分一套房产给男方变卖, 补偿儿媳。因双方互不信任, 希望法庭能主持调解工作。对于这个案件最简单、也毫无办案风险的处理是判决离婚;因该案被媒体曝光, 且影响可能扩大化, 以调解和好方式结案却风险重重。这位法官称, 此案开庭前合议庭成员与当事人及其亲友多次沟通, 对案情有了通盘考虑, 最后决定主持双方的调解和好工作。调解在医院进行, 双方重要亲友都在场, 女方表示原谅男方, 接受男方给她付的医疗费、生活费、营养费款项。一个月后, 女方的妹妹再次打通承办人的手机, 目的是想通过法庭要求男方增加费用。法官告知对方, 该案处理得公道、合理……交流中, 这位法官认为自己是基于法官的职业理想做出了上述处理, 但对此案他“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这起案件也提醒研究者思考, 如何能够从法官身上解除外部不适当地加之于其身的制约。

四、诉讼行为与裁判行为的不对位

“我国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结构转型使得民众个体自主性意识高涨, 这一方面源自市场经济的力量, 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自我利益维护的热情”。[6]与维权意识高涨直接相关, 当事人的诉讼预期不断提高, 不正当的策略行为乃至机会主义行为 (无实体意义上的正当诉由, 诉讼目的不在于请法官主持公道, 而是损人利己) 也更为常见。这导致当事人对法庭和法官的评价, 处于诉讼预期与司法结果间的“悬置”状态下。诉讼作为当事人的一种行为策略, 自然会存在着诉讼预期与司法审判结果之间的差距, 或者说是当事人的诉讼需求与司法服务供给之间的差距, 由此引发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抱怨和指责, 甚至上诉、上访。

以离婚诉讼为例,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的诉讼预期、态度、行为与法官的办案预期、态度、行为存在着极为明显的“非对位性”:当事人期待实现自己理想化的最大效用, 包括经济利益、主观效用和情感需求, 高度关注离婚后续事宜的处理结果, 为此采取种种的策略行为, 乃至机会主义诉讼行为, 对法院和诉讼持以工具主义的定位;而身处权力体制中, 法官的办案目标则是案结事了, 避免上诉涉访, 提高调撤率, 高度关注案件质量评估与审判绩效考核结果。对于法官如何实现办案目标, 撤诉—调解—判决这几种结案方式存在着效用递减的问题:相对而言, 调解和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调解离婚可以实现审判工作的更大效用;对于有争议的案件, 第一次起诉判决不予离婚, 再诉再准予离婚, 更为稳妥可靠, 更有助于提高个人审判业绩 (见下图) 。概言之, 由于当事人对诉讼定位“失误” (工具主义) , 法院和法官应对方式“不当”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 , 造成法院在纠纷解决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失衡。[7]

结语

理解当下法官的行为模式和裁判的运作逻辑, 就必须考虑司法系统内部以及司法系统所在的体制环境, 即法院的体制制约。在官僚化的司法体制及制度化的监督考评机制约束下, 司法裁判陷于困境, “不仅监督制度在经验上很难同司法干预清楚分开, 而且在实践上也一定会, 同官僚化的司法体制一起, 被人用来干预法官或法院的独立裁判。”[8]

公正、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司法体制可以保护人, 不仅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尽管前者是基础;也可以给法官以必要的职业保护, 使其不必瞻前顾后、畏手畏脚, 先考虑自保, 再考虑如何办案, 尽管这一点服务于前一点, 但却是前者的前提。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是, 司法体制与法官管理体制如何能保障司法裁判的合法、公允、合乎情理, 从而减少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诉讼和非正当策略行为。

参考文献

[1]肖建飞.法官的身份定位与应然角色——基于五年来法学界对法官职业定位的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133, 135.

[2]杨知文.中国司法的内部人员构造:改革立场与现实进路[J].河北法学, 2013 (3) :3.

[3]贺欣.离婚法实践的常规化——体制制约对司法行为的影响[J].冯晓川, 译.北大法律评论, 2008 (2) :468.

[4]张军.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1:359-363.

[5]徐昕.法院应当强调业绩考核吗[N].南方周末, 2012-04-13.

[6]李峰.司法信任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上海数据的实证探讨[J].甘肃社会科学, 2013 (6) :143.

[7]娄必县, 张仁虎.司法公信力的检讨与重塑——基于二审改发率、上诉率和信访变迁的三维考察[J].法律适用, 2013 (1) :15-16.

太空国际大家庭的纠纷 篇3

国际空间站是由欧洲航天局的11个成员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巴西等16个国家联合筹建的，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设施最先进的人造天宫。自从2000年11月2日第一批长期居民进驻国际空间站以来，至今已有19批长期考察组到达国际空间站了，每批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工作约半年左右。此外，还有i临时到国际空间站造访的各国航天员，以及一些付了高昂门票的“太空游客”。在此期间，国际空间站的长期和短期访问者中有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华裔中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南非人等。在这样一个国际大家庭中，他们生活得怎样?是否能够和睦相处?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在飞行中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共同克服困难，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他们所属国家的航天机构，也是同心协力保证载人航天任务的顺利进行。但是，最近俄罗斯记者采访了俄罗斯航天员根纳季·帕达尔卡，他是即将奔赴国际空间站第19批长期考察组的指令长。帕达尔卡抱怨，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的各国宇航部门就空间站食品、厕所和设施使用发生争执，影响航天员的工作和士气。帕达尔卡告诉记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以往都会分享食物，这有助于增强团队精神。航天员共享美味食物，改善了我们的情绪。我们现在被告知只能吃俄罗斯产品，他们还让我们只使用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卫生间。我曾询问美国人，我是否能使用他们的健身设施。他们在进行了商量后说，允许我使用美方的健身设施，但就在我要进入太空之前，他们又否决了我的请求。这样的局面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个消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各国成为热门新闻。因为人们觉得，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共享空间站里的食品和设施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早期的国际空间站航天员是不分国界的，可以自由享用空间站上的食物和设备，帕达尔卡也说，在他于1998年执行首次太空任务后的7年里，他和他的美国同事配合得相当好，但太空任务商业化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起源来自俄罗斯。因为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美国宇航局停飞了航天飞机，俄罗斯独自承担着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航天员和物资的任务。俄罗斯为了解决自己航天经费的不足，自2005年以来，就要求其他国家的太空机构为其航天员所使用的资源付账，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所以，这次对待俄罗斯航天员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以牙还牙”了。

航天中的人际关系

国际空间站上除了设备使用会产生矛盾外，飞行中航天员之间及他们与地面工作人员之间也会出现矛盾。太空飞行时，由于航天员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太空中，密闭狭小的座舱、静寂无声的太空环境、规定好的交际方式、与地面有限的联系及失重所造成的不适感，使航天员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们出现了一系列的心理障碍问题，如忧虑、厌倦、抑郁、思念亲人、人际关系紧张等。这些心理反应如不克服，不仅会影响到航天员的健康，也会影响航天员之间的团结和工作。美国和前苏联飞行的经验表明敌意不仅限于航天员之间，航天员与地面控制人员之间也会发生争吵。航天员有时故意不接受地面人员的指挥，而想自由飞行；有的需要安静地呆一会儿，不喜欢地面人员不断地打扰他们；他们有时会掩盖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当爆发时，则将怒气发泄到其他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身上，以减轻他们的烦恼；有的甚至用罢工这种情绪来对抗。这些情绪变化常有周期性，时好时坏。航天实践证明这种心理障碍已经影响到航天中的工作，甚至航天任务的完成。针对航天员在执行任务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早在2001年就制定出一套应对方案。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规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如果有航天员企图进行破坏，其他成员可以使用暴力将其制服，包括用绳索捆住手脚或强制注射镇静剂。由此可见航天中的心理学问题的严重性。

同时，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因为语言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更容易导致乘员间关系紧张或分歧。在“和平”号空间站飞行中，就发现美俄航天员和地面工作人员对一项任务的理解差异很大，生活上也感到很不习惯。例如，在“和平”号上有的美国人与俄罗斯航天员在一起感到自己很孤立，由于很多操作使用的是俄语，美国航天员不熟悉，他们的创造性也不能发挥出来，像一个局外人。有的航天员抱怨说自己“像一头替罪羔羊”。还有，像上述报道的由于各国官方机构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了一些不利于国际大家庭团结的规定，更增加了不同国家航天员之间的矛盾。

事在人为

为了解决国际空间站上的矛盾，除了参加国际空间站的官方机构要多从大局考虑，少定些不利于国际大家庭的规定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加国际空间站飞行乘员的努力。总的来说，在各国航天员的努力下，国际空间站上的航天员还是像一个和睦大家庭一样，为人类的太空探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实，解决长期飞行中航天员之间人际关系的矛盾最重要的是航天员本人的心理素质。在太空，航天员们生活在一种特殊、孤独的环境里，在国际空间站又是以小组的形式工作和生活，航天员的心理相容性对提高航天中群体共同活动的效率有巨大的作用。参加国际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在心理素质方面要求是很高的。他们不仅要通过严格的心理选拔，还要经过多种心理素质训练。通过训练，不仅要培养航天员的心理相容性，而且要他们学会如何解决乘员组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人际关系。国际空间站航天员心理相容性的训练包括以下几方面：

行为训练这项训练主要培养航天员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及训练航天员谈话的技巧。通过训练可使航天员在进入轨道飞行后有良好的教养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社会支持技巧训练当航天员在长期航天中发生心理障碍时，减轻心理障碍最有效的方法是得到别的航天员的关心和帮助，在空间站上造成一种和睦、轻松、健康和愉快的环境气氛。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实际的培训，在实践中获得处理人际之间关系的技巧。

航天员协调技巧的训练如果将一批世界上最好的足球或篮球运动员编成一支足球队或篮球队，不经训练，他们在一起未必能取得比赛的成功，因为他们之间互不了解，不能很好地协同作战。在民用航空中，飞行员之间的不协调往往造成灾难，据统计民航中的60％～80％的“飞行差错”与飞行员间的不协调有关。因此，要通过训练来提高航天员的协作技巧，教会他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和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

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都能很好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目前为止，尽管国际空间站上是前所未有的人员“大杂烩”，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影响国际大家庭团结的事，也没有影响到航天任务的完成。很快，常住国际空间站航天员的人数将从2～3人增加至6人，这对空间站中有限的资源将造成更大的压力，今后国际空间站上的这些令人感到烦恼的问题可能不会得到缓解，太空国际大家庭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多，希望通过各国官方机构的协商和航天员的努力，将这些矛盾减到最小。

浅谈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篇4

浅谈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婚姻是维系家庭感情的基础桥梁，家庭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家庭稳不稳定，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增多势必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这对我们加快振兴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纠纷的成因

（一）因精神空虚、文化误区和道德缺失而形成纠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每个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婚姻家庭生活的提高，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随之而来乘虚而入，表现为婚龄不够非法同居、未婚先孕、试婚、包二奶等不伦理道德现象已屡见不鲜，形成了所谓的“时尚”、“新潮”等精神文化误区。婚姻一方纠纷当事人在喜新厌旧情绪驱使下，缺乏对婚姻家庭、子女的责任感；因而存在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以对方有过错、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提起离婚并要求赔偿导致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二）因张扬个性化、以婚姻一方为中心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形成纠纷。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个体价值，人们追求个性的张扬。然而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个性，很少考虑如何去适应对方和彼此适应，夫妻之间忽略情感的培养和思想语言沟通交流，加之心理、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产生不可融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影响家庭关系的协调发展因而产生矛盾。“个性不合、性格不和”是当前婚姻纠纷当事人反映最多的理由，互相抱怨导致感情的裂痕愈演愈深，琐事的“小摩擦”逐渐发展成为长期的家庭矛盾。

（三）因经济利益矛盾形成纠纷。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财产之争始终是焦点。家庭经济的管理、经营、投资、债权、分家析产等，使财富积累日益趋向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冲突、观念分歧等产生矛盾，现实中，困难家庭因为柴米油盐收支大打出手，富裕家庭因为房产、存款分割争执不休。

（四）因家庭暴力形成的纠纷。这类纠纷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存在，有的人认为殴打、虐待妻子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加上社会道德发展水平不平衡，一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赌博、酗酒、吸毒等现象的影响，家庭成员染上这些不良嗜好就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极易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激化。

（五）因赡养形成的纠纷。现实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两代家庭，因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分歧；一个老人能养活一帮儿女，而一帮子女确不能养活一个老人，因此，时常发生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

（一）矛盾排查难度大。“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传统，婚姻、家庭矛盾发生之初，家庭成员认为是家里事，理所当然希望在内部消化，传到外面“没面子”、难看。矛盾根源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心中积累着怨气，随着时间推移，矛盾由量变到质变，越积越深。

（二）纠纷形成因素复杂。复杂体现在一是引起矛盾因素复杂，引发因素不仅有人的因素，还有经济、利益因素，表面看来是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出问题，实际是重大的经济利益冲突；二是多种矛盾交织，表面上是赡养问题，实质上是继承问题，表面上是小夫妻感情不合，实质上是双方父母干涉过多，等等复杂矛盾交织。

（三）纠纷发展快、易激化。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对争执不能互谅互让，经年积月累，深藏久蓄，一朝发泄，相煎甚急，容易走上非理智的选择，酿成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几点设想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应注意以下事项：①调解要以促进家庭和睦为目标，注意调解的方式方法，多采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法，以亲情感人，以情理服人；②调解时还应多使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一方面调解员自身应富有人情味，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另一方面让当事人以诚信的态度进行换位思考，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取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谅解；③调解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注意方式技巧的灵活运用，应根据情形多适用动员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的方法，尤其应对家庭中有威信的成员启发开导，让其协助做思想工作，可根据案情较多地适用座谈会调解的方式；④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应以疏导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为主，但对一些涉及实际困难所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应及时施以援手，积极与有关部门或所在的村、居联系，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解决。

纵观婚姻家庭纠纷，其大都经历萌芽、升级、尖锐、激化四个发展阶段。矛盾处于萌芽阶段时，调解成功率高且效果好。随着矛盾阶段性发展，调解难度加大，纠纷容易反复，调解成功率降低。因此，婚姻家庭纠纷应早介入、早化解。

（一）要引起重视。家庭矛盾的隐私性使有些调解组织遇到一些家庭纠纷，往往采取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的中立态度，甚至以“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我们无权干涉”为由，忽视了其危险性，不作调解甚至推诿。婚姻家庭纠纷说小是家人吵架闹别扭，说大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重视，认清矛盾规律，寻找调解方法，深入细致调查。对不同内容纠纷采取不同方法：因家庭债务引起的纠纷，采取分析激励法；因过分强调个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换位引导法；对曾经夫妻感情基础深厚的家庭，采取煽情分析法；对一方不仅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批评教育法；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纠纷，采取倾听疏导法等等。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化解工作。

（二）要落实责任。调处矛盾纠纷是农场司法分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司法行政机关每年要在制定调解工作计划的基础上与农场司法分局签订责任书，对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责任制，完善奖惩考评，实行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力“一票否决”；要层层抓落实，农场司法分局指导各级调委会在“六统一”基础上，完善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和例会、学习、考评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工作要做到“六有”，有记录、有方案、有专人、有时限、有回访、有检查。

（三）要依托网络信息。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发挥各级调解组织的网络作用，畅通信息。必须健全各级调解组织，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在社区、管理区、场直单位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居民小区、居民组健全民调小组或民调信息员队伍，形成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新格局，确保小矛盾不出社区、管理区，大矛盾不出农场，力争所有矛盾在辖区内得以调解解决。

（四）要创新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信访、调解、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本着“抓早、抓小、抓苗头”和“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原则，把握主动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每月的常规月查、重点时期和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及敏感时期的专项排查，对可能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矛盾纠纷隐患，边排查边治理，限时专人负责，多方法多途径争取提高调处成功率，及时掌握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防范”。二是建立维护稳定标本兼治工作机制。从“治本”和“治标”两方面入手，“治本”即加强法律、政策有关宣传，围绕全场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治标”即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受理、依法调解、尽快结案，提高调解成功率。如当前群众的敏感问题拆迁补偿、土地承包、林地补偿、大额资金管理、重大工程建设、开发建楼项目，涉及矛盾多，各级司法、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宣传政策，参与咨询，钝化矛盾，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了工作中没有重大群体性纠纷发生，没有恶性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在建立的人民调解员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农场法庭也要设置人民调解指导机制、示范机制、培训及调研评查机制，双方互动，实现诉调有效衔接。如农场法庭委托所辖农场调解委员会参与，成功调解了四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四是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婚姻家庭纠纷单靠一个部门，往往孤掌难鸣，在建立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下，执法部门加大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力度，保障家庭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赡养老人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和家庭美德教育宣传等项工作，多方力量参与，多种资源联合，调解效果才能得到充分提升。

针对每一件个案，我们归纳了三点婚姻家庭纠纷调处方法，并积极用于指导实践。主要做法：

一是情感疏导。针对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成因，因势利导做好情感疏导工作。如在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纠纷中，引导女性自强自立；在析产继承纠纷中，从亲情伦理、营造日后家庭和睦角度劝说当事人适当让步言和；在赡养纠纷中，通过激发当事人养育感恩之情来帮助当事人协商确定赡养费用和方式；在子女抚养、探视权纠纷中，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方面开展矛盾协调工作。

二是开导沟通。在弄清来访者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矛盾后，视当事人矛盾激烈程度的不同，采用单独或集中的方式进行劝解引导，同时积极征求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建议，视法律规定、案件具体情况和类似案例调处方法，依法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供当事人选择。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篇5

一、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离婚案件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较高。社会在发展，人们的婚恋观念也在逐渐改变和开放，家庭越来越不稳定是不争的事实，反映在民事审判中就是婚姻家庭类案件明显增多。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近三年来，离婚案件在民商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在30%左右。离婚案件为复合之诉，既包括人身权利、子女抚养，也有复杂的财产纠纷，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解体与否，以及家庭每个成员的人身及财产权益，若处置不当，易引发极端事件。

(二)离婚案件中女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普遍较低。在离婚案件中,大多数女性习惯于将纠纷提交给法院，而不会运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诉讼权利。有些当事人即使提供了证据，但其所举证据证明力不高，不能实现其证明的目的。还有一些在庭审时质证、辩论能力较差，不知如何反驳对方，发言往往偏离焦点问题而过分纠缠于细枝末节，有理表达不清。

(三)缺席审理离婚案件问题凸现。在审判实践中，离婚案件缺席审理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被告处于下落不明而采用公告送达方式缺席开庭；另一种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开庭。缺席判决，对解除那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缺席审理离婚案件也会引发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难以认定，子女抚养问题处理难，财产状况查明难。

(四)无过错方获得损害赔偿率极低。在婚姻纠纷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而导致离婚的多，但无过错方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却很少，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由于通奸、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过错行为具有很大的隐蔽性，要利用合法手段取得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极为不易，事实难以认定，大部分当事人因无法完成举证责任而导致法庭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五)财产分割成为离婚案件的焦点与难点。在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斗争后，走上法庭的大多数当事人对离婚并无异议，此时双方争议的焦点即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财产分割时举证难，债权、债务难以认定，是财产分割的中突出问题。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观念变化给传统的婚姻家庭带来冲击，造成离婚率居高不下。一些人不再满足于平淡的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的理解发生偏移，在腐朽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婚外情；一些年轻人思想过于开放，无婚前感情基础,草率结婚，婚后不久即发现双方性格不合；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由于接触到城市的一些新事物和新理念，婚姻观念发生改变，给以前相对较为稳定的婚姻带来了较大冲击，由此导致双方长期分居，夫妻感情逐渐走向破裂。

(二)离婚案件中女方当事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低，导致法律意识淡薄，诉讼能力差。此外，多数女性又因经济条件所限，无力委托代理人,自身合法权益无法维护。

(三)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导致无过错方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举证困难的以外，还有法律规定和适用方面的原因。“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解释为“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就要求一方必须有与他人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的事实，而实践中，有的当事人的“第三者”并不稳定，有的是“通奸”行为，有的属于“姘居”，有的虽未“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但与婚外异性存在着经常性的不正当性关系。由于司法解释范围过窄，上述情形不能视为“与他人同居”。夫妻双方有互相忠实的义务，一方与婚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是造成夫妻离异、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受害者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离婚时其精神损害却得不到赔偿，得不到法律的救济，违法者也得不到惩罚，这也是造成离婚损害赔偿难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家庭纠纷调研报告 篇6

一、农村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现状

道德低下导致矛盾纠纷。随着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婚外恋导致的家庭纠纷也日益增多性格不合促成矛盾纠纷。经调查，“性格不合”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农村夫妻离婚的原因。随着农村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相比于以往更为开放，越来越多人的个性得到张扬。然而在如今的婚姻家庭中，过分强调个性，缺乏角色转换、换位思考的能力必然会影响家庭关系的和谐。夫妻关系的维持需要双方互相妥协，彼此认同，求同存异。但是许多夫妻由于过分强调个性，不愿意为了对方改善自我，而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为自己而改变，忽略了夫妻之间感情的培养和交流，致使双方出现矛盾，最终感情破裂。

二、造成农村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原因

市场经济对农村婚姻家庭造成的影响。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农村家庭成员带来精力压力和精神压力，加之如今农村人民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致使夫妻矛盾越难越难协调。很多原本怀着美好向往走入婚姻的夫妻，由于不善于化解社会压力和家庭矛盾，导致婚姻一步步走向死胡同。市场经济还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已经在很多农村家庭中体现，以能否赚到大钱作为择偶标准、以赚钱多少决定夫妻在家中的地位。

女性综合素质偏低对农村婚姻家庭造成的影响。传统的“读书好不如嫁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封建思想仍然存在。不少女性在外与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打拼，但回到家里却生活在传统封建思想的阴影下而不自知。有的女性在家庭矛盾冲突中往往走极端。有的女性法制观念淡薄，明知法律已取消事实婚姻，但仍愿意与男方以夫妻名义同居。职能部门对农村婚姻家庭矛盾调解不够及时。家庭矛盾的深化需要一定的过程，如果能在矛盾出现之初给予必要的疏导，可能杜绝不必要的后果发生。但在现实社会中，有些调解部门对农村婚姻家庭纠纷不够重视，麻痹大意，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我国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

三、如何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一是提高认识。“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纠纷往往有其特殊的隐私性，因此相关部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保持中立态度，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然而婚姻家庭纠纷有种感情纠葛，日积月累，如果得不到及时调解，一旦爆发，往往使得夫妻反目成仇，做出非理智的选择。

房产抵押纠纷案例分析 篇7

被告人李某于2007年3月6日向其好友, 本案原告刘某借用土地证、房产证, 作为抵押向工商银行申请贷款, 金额为30万元, 李某向刘某出具了借条, 双方约定:李某向朱某借用房产证、土地证两年用于抵押贷款, 两年后朱某有权要求潘某返还。按照两人之间的约定, 刘某借给李某自己的房产证, 李某使用此房产证与土地证向甲银行贷款30万元, 期限两年, 贷款过程中, 刘某协助一同办理了上述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 抵押期限两年。借款到期后, 李某由于生意失败, 未能偿还银行贷款, 刘某的房产证与土地证也未能拿回。刘某向李某多次讨要房产证与土地证, 均被李某以没钱偿还银行贷款, 取不回房产证为由给予拒绝。刘某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李某偿还贷款30万元以取回所抵押的房产证与土地证, 以归还刘某, 并承担本案诉讼代理费800元和律师代理费1000元。

审判结果

法院受理此案后, 经过调查查明, 被告李某借用刘某土地证、房产证, 向银行贷款30万元, 到期未偿还贷款, 导致刘某土地证、房产证不能取回, 上述两个事实清楚, 李某行为违反了民法的有关规定, 因此, 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李某向银行归还贷款30万元 (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 , 并取回刘某抵押的土地证、房产证, 并归还刘某, 本案诉讼费800元与原告刘某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由被告李某承担。本案宣判后, 李某自知理亏, 没有提请上诉。

审判结果分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原被告双方关于抵押担保约定是否有效。本案中的房产证、土地证的抵押, 容易引起歧义, 有人认为该约定无效, 也有支持抵押有效的观点。认为抵押无效的理由主要是:抵押期限是由抵押合同所规定的, 相对于委托合同, 抵押合同更具有法律效力, 即优先考虑抵押合同, 在本案中, 银行的抵押合同仍然在存续期, 所以即使委托合同约定的两年时间已到, 但只要银行的抵押权仍然存续, 银行仍有权行使。因而委托合同的约定事实上无法律效力。2、原告请求被告偿还借款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理, 合同相对性原理规定, 一般情况下, 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享胡权和履行义务是双方当事人的事, 与第三方无关, 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无权享有合同权利。本案的被告是向银行贷款, 而原告的诉讼请求等于是替银行进行贷款追偿的权利, 享有的是银行的权利, 因此无法律依据, 应不予以支持。

对上述意见, 笔者并不认同, 从本案看来, 原被告间的约定是合法有效的, 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合理合法, 应该予以支持, 主要理由是:1、原被告关于李某向刘某借房产证、土地证用于向银行抵押贷款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双方均无异议, 所以本案中原被告方双方的约定是否有效, 要看其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是否损害他人利益以及约定的标的物是否能够执行。本案共发生三种法律关系, 即原被告之间的委托抵押法律关系、被告与银行间的贷款合同关系、原告与银行间的抵押合同关系。对于后两种关系, 事实清楚, 原被告均未对此表示反对, 因此本案需审理的就是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效力。

本案中的委托合同与抵押合同是一种前后关系, 前一个合同是后一个合同的基础与前提, 即原被告约定被告借用原告房产证与土地证进行抵押贷款, 并由原告提供抵押担保, 原告与银行间的抵押合同才能订立。本案中的委托合同与抵押合同一经成立即各自具有独立性, 其效力相互不发生影响。在法律适用上, 抵押合同适用的是我国《担保法》, 而委托合同适用的是我国《合同法》。因此, 审查委托合同的效力无需考虑抵押合同, 只需适用《合同法》即可。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双方约定并未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 就此并不存无效事由, 但存在问题是, 原、被告之间关于借用房屋抵押两年期限的约定是否因其他事由而无效。

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也无其他无效事由, 应该是有效的, 只是合同双方约定不具有对外效力, 即不能对他人设定义务或排斥他人权利。被告李某以没钱为由拒绝归还银行贷款, 导致刘某房产证、土地证不能取回, 明显存在违约行为, 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 原、被告之间约定只对双方有效, 不涉及第三者, 本案中原告只能向被告提出返还房产证、土地证的请求, 而不能向银行提出, 即李某与刘某的约定, 不影响银行对原告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是要求李某偿还贷款, 以取回自己抵押的双证, 无疑是正确的, 并没有违背合同相对性原理。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可以提供担保或偿还债务来除去抵押担保责任, 并且在本案中, 被告李某并不能履约的事由不成立。

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判决李某向银行归还贷款30万元是正确的。

法理分析

原告要求被告偿还银行借款以取回房产证、土地证是行使其担保责任除去请求权方式之一, 担保责任除去制度是本案关键。本案中, 原告刘某诉讼请求中, 要求被告返还房产证与土地证。房产证、土地证只是一种权利证书, 即使返还房产证与土地证, 抵押责任仍然存在。我国法律规定, 房屋抵押合同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 只要抵押权仍然存在, 则房产抵押责任未消除, 因此本案原告实际上是要求除去抵押担保责任。

国外一般都有明确的相关规定解决保证责任消除问题, 如德国民法中的保证责任除去请求权制度就能有效的解决此问题。德国民法典第775条第一款规定:“保证人受主债务人委任而为保证者, 或者因提供保证的事实应依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 对主债务人享有受托人的权利者, 有下列情形之时, 保证人得向主债务人请求免除保证责任:1、主债务人的财产显形减少时;2、在承担保证责任后, 主债务人住所等有变更致对主债务人的权利追诉发生重大困难时;3、主债务人履行债务迟延时或债权人依确定判决令保证人清偿时”。

在我国法律中, 对抵押担保责任除去制度并没有相关规定, 在对抵押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上, 缺乏相应法律支持。比如在债务人状况恶化濒临破产时, 或是当因债务人住址的变更等原因抵押人清偿后难以向其追偿时, 另外当债务已届履行期, 债务人未履行债务, 而抵押权人迟迟不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笔者认为上述保证责任除去制度可同样适用于第三人提供抵押、质押等担保法律关系, 因而, 可将该制度总称为担保责任除去制度, 其适用范围为第三人提供担保及出现上述法定情形场合。

根据我国法律精神, 担保责任存在的理论依据有如下几点:我国担保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预先求偿权, 即是债务人在享受担保人为其提供担保的权利的同时, 理应承担使担保人免受损害的义务, 体现的是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预防损害也应是债务人上述义务之一, 在出现担保人可能会因债务人原因遭受损害情况时, 担保人应当通过适当措施预防损害, 担保责任除去制度是最恰当的方式。应该给予担保人在债务人经济状况恶化及地址变动时行使担保除去请求权, 以保证担保人及时预防不必要的损失, 这也是民法的公平原则的体现。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了担保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两年, 两年时间已到, 债务人应该承担除去担保人担保责任的义务。李某未履行此义务, 应承担除去担保人担保责任的违约责任。4、债务人在享有担保人为其担保的合同权利时亦负有使担保人免受损害的合同义务, 无论债务人与担保人在委托合同中是否约定了担保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期限, 只要出现上述债务人经济状况恶化等特定情况, 债务人均难以履行上述义务, 构成预期违约,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此时, 担保人享有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 从而除去担保责任。

通常, 除去担保责任, 主债务人可以通过清偿债务或是向债权人另行提供担保。前者在主债务人清偿债务后, 被担保的债权随之消灭, 担保责任也终结人。但在约定的担保期限内, 担保人不得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以消灭担保责任, 这是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侵犯。在约定期限内想消灭担保人担保责任, 可以通过由债务人为担保人提供相应的担保来实现。第二种情况, 即债务人向债权人另行提供担保以消灭现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需要经得债权人的同意。这是因为担保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对债权人并没有约束效力, 调整担保人与债权人关系的是担保合同, 所以在担保人未履行完担保责任前除去担保责任, 必须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在处理类似的担保责任除去的法律案件中, 根据法定事由, 可以判定由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 以除去现有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也可以判决由债务人立即偿还债务, 以消灭债权债务关系, 最终消灭担保责任关系。这两种方法都是可取的, 前一种方法, 对债权人而言, 担保责任仍然存在, 只是换了一个担保人而已, 对债权人的权利并没有冲击, 仍然可以行使债权人权利, 而对于债务人来说, 另行提供担保, 意味着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续, 他的债务也不用马上偿还, 对债务的人权利是有保障的。后一种方法中, 清偿债务是债务人应尽的义务, 判决其立即清偿债务, 是因为有法定事由的出现, 要求其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对于债权人而言, 因为法定事由的出现, 债务人的不能清偿贷款的风险随之增加, 判决债务人清偿债务, 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对于担保人而言, 债务人清偿债务, 意味着担保责任的消灭, 这对于担保人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其权益得到了维护。

婚姻家庭纠纷案例分析 篇8

关键词：婚姻家事纠纷；房屋登记；婚姻法解释（三）

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婚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婚姻家庭的稳定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的创新，各种物质因素不断渗透到婚姻关系中，伴随而来的是婚姻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激化，离婚率的不断增加，体现在离婚诉讼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体现在对从婚姻关系本身的關注转换到对房产等大综财产的重视。尤其至《婚姻法解释（三）》实施以来，引起了人们的空前关注，普遍认为《婚姻法解释（三）》不符合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维护婚姻关系存续和稳定，也冲击了我国传统的为乡土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家庭观，是对中国人择偶观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婚姻观的严峻挑战。

二、《婚姻法解释（三）》中涉房登记纠纷相关法条的探讨

1.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处理

（1）对《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解析。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此条款规定了，在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该不动产为其子女一方的个人财产，登记在双方名下，当然属于共有，未做份额约定的，视为共同共有，其他近亲属赠与的，参照执行。不同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中规定，直接推定婚后父母一方为子女出资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为赠与给自己子女的双方法律行为，即视为子女的个人财产，不同于《婚姻法解释（二）》中，一方父母婚前赠与行为视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而婚后一方父母的赠与行为视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对《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解析。第十条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很充分的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也即在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且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同于《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突出的体现了意思自治，协议约定。

2.房屋登记在第三方名下的处理

（1）对《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解析。第十二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该房屋时的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笔者认为，此条款的含义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也即是实际的出资人，以一方父母的名义购买参加房改的，具有福利性质的房屋，是否由夫妻双方实际使用房改的房屋，均不影响房屋产权归属，在离婚纠纷时，此房改房屋的产权归属归实际的登记人，也即一方的父母，其之前的出资只能按债权处理，而不能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2）对《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解析。第十一条，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条款规定的适用情形不同于《婚姻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的规定。根据合同法规定，无权处分不影响双方买卖合同的效力，将房屋卖给不知情的第三人，也即善意第三人，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不能过分低于时价，且已经在登记机关办理了登记手续，物权发生了公示公信的效力，第三人即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未经同意的一方主张追回房屋，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有利于维护日常合法交易行为的稳定，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改进的意见及措施

1.完善夫妻财产协议制度

可以从如下层面着手，①第一层面，规范婚前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协议的内容。在不违背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将只针对财产所有权的内容，扩大到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内容，使得协议的内容更加具体和明确，方便纠纷的解决。②第二层面，可以要求将婚前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协议，进行公示，不仅可以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更可以保护到涉及买卖等合同交易时，第三人的利益，关于采用何种方式，笔者认为只要能让第三人清楚知道即可，进行公正或者登记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2.完善不动产登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