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精选6篇）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1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吴晓芳> 时间:2009-11-25 00:00来源: 作者:吴晓芳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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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吴晓芳
为了给《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起草工作收集一些第一手资料，最近和同事一起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查阅了300多件婚姻家庭案件卷宗，感觉收获颇丰。那些奋斗在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们，年审结几百件案件，加班加点如家常便饭。看着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想象他们如何超负荷的运转，不禁从心底涌起对我的法官同行们由衷的敬意。翻阅着他们审理的一件件婚姻家庭案件，案卷整洁、程序规范，判决书中没有发现什么低级错误，可见他们在校对法律文书时是何等仔细和认真。
我们主要翻阅的是2007审理的案件，从中也梳理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
第一，从离婚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对于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如果一方当事人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一般都判决驳回原告关于离婚的诉讼请求，这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不成文的规定。仔细琢磨后，我认为这种做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婚姻不是儿戏，夫妻感情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在一方不愿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判决驳回原告关于离婚的诉讼请求，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冷静期，也许还能挽回一个濒临破裂的婚姻呢。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在湖南长沙北区人民法院实习，也翻阅了100多宗离婚案卷，对比这两次看卷的情况，感受最深的是，那时夫妻离婚没有多少共同财产可以分割，要死要活不愿离婚的当事人可以说相当多，有的在法庭当场喝敌敌畏，搞得法官非常紧张。现在时代不同了，一根筋死活不愿离婚的当事人已经十分罕见了。一件离婚案件的卷宗里有这样的开庭笔录，女方坚决要求离婚，男方在法庭上说：“离婚可以，但我送你的钻戒得还给我!”女方倒也来得爽快，当庭将钻戒还给男方，双方很快就达成了离婚协议。
第二，关于附离婚条件财产分割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
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非常值得研究。双方当事人曾经签过以下内容的协议：“男方给女方经济补偿50万元，放弃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前提条件是双方马上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事过两年后，男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女方拿出上述协议，要求男方兑现其承诺，法院最终判决没有支持女方的这一请求。笔者认为，法院这样处理是适当的，因为该协议可以被视为附离婚条件的协议，只有当条件(即马上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成就时，该协议才生效。一般说来，协议在当事人意思表示成立时就应该发生效力，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基于某些特殊的要求，并
不希望让协议一经成立就产生效力。当事人通过订立附条件的协议，在行为开始时并不使协议立即生效，而等到一定的条件成就后，才使其生效，这样就能够尽量减少当事人可能形成的风险和损失，使协议更好地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我国《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而女方在时过境迁两年后，才要求按照协议履行，显然协议所附离婚条件没有成就，女方要求男方支付50万元并放弃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第三，关于返还抚育费及赔偿精神损失的问题。
在张某诉王某、刘某某抚育费纠纷案中，原告张某诉称，1990年与王某登记结婚，1995年生下一子，1997年与王某离婚，为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张某将自己原有的三套房给了王某。2004年2月25日，张某委托北京紫禁城司法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竟是：张某与现在所抚养的儿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张某多次质问王某后得知，抚养的儿子系王某与刘某某私通所生。王某和刘某某无视法律和道德伦理，相互私通并隐瞒生子这一事实真相，致使张某在王某怀孕及抚养过程中，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精神受到巨大创伤。故请求王某和刘某某返还抚育费97096元，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鉴定费3612元，归还因欺骗取得的三套住房。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于1990年12月登记结婚)，1995年2月10日，张某与刘某某生育一子张某某。1997年4月16日，王某以与张某脾气、性格不和、常为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并达成协议：张某某由张某抚养，王某分四次给付抚养费4万元整。王某已履行给付抚养费4万元的约定。2004年3月2日，北京紫禁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不是张某某的生物学父亲。同年3月9日，张某与王某达成协议：自2004年3月9日起，张某某由王某自行抚养。张某某与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张某曾支付张某某人托赞助费800元、托儿费34076元、学费480元，以上共计35356元。张某另支付亲子鉴定费3612元。张某其他所诉，未提供相应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张某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与刘某某生育一子张某某，王某与刘某某的行为既侵害了张某财产利益，亦使张某精神受到损害。现张某要求王某、刘某某赔偿因抚养张某某支出的托儿费、教育费、生活费等财产损失，要求王某、刘某某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从生活常识上讲，张某除为张某某支出托儿费、教育费外，必定支出张某某生活其他所需费用。故虽然张某诉讼中未提供此方面相应证据，但本院在判决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时应该考虑此项支出。因赔偿是指对于受害人的损害予以填补，故本院亦考虑张某某的年龄及近年来北京市最低生活标准等判定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张某已收取王某给付张某某的抚养费4万元，应折抵王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据此判决：
1、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精神损失1万元。
2、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鉴定费3612元。
3、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男方得知事实真
相后，当然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对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故其同时有权要求侵权者赔偿精神损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赔偿精神损失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并不一定构成“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赔偿要件，即通奸生育子女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不能等同。上述案例判决赔偿精神损失的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第四，适用《婚姻法》第46条与过去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关系问题。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在2001年4月28日修订后的《婚姻法》出台之前，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时，一般都遵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过错”的认定进行了具体规定，即何为“过错”是法定的，也就是《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只要不具备以上四种过错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无过错方。《婚姻法》第39条明确规定了离婚时人民法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的原则，即“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有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由于举证困难，实际上形同虚设。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夫妻一方与他人的婚外性关系，尚不足以达到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严重程度。如果可以举证证明一方的通奸行为，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另一方予以照顾，起码是比较公平的。但笔者认为，过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中“无过错方”的含义是不明确的，法官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修订后的《婚姻法》实施后，“过错”是法定的，没有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而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也是明确的，即“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显然，这里的无过错方是指对造成婚姻无效或被撤销没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既然《婚姻法》对夫妻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的原则及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财产的分割原则均做了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不应与《婚姻法》的规定相抵触，故在适用新的《婚姻法》后，处理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不能再沿用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照顾无过错”的原则。
第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借债务的认定问题。
这是一宗典型的以夫妻一方名义所借债务而产生的纠纷，刘某某诉称，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滕某某于2003年9月21日向其借款7.5万元，用于所
购买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一套房屋的购房及装修。现二人因感情不和正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为了及时有效收回债权，现要求二人立即偿还借款7.5万元。滕某某辩称，刘某某所说借钱的事情属实，但现在还不上。李某某辩称，其不知道滕某某曾向刘某某借过钱，我们有拆迁款和积蓄，买房子不可能向别人借那么多钱，因此不同意偿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刘某某与滕某某系母子关系。滕某某与李某某于2001年以滕某某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的房屋，该房总价款是31万元，滕某某与李某某于2001年11月首付了211,851元，其中126,900元是拆迁补偿款。二人向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按揭贷款10万元。滕某某在1996年之前在山东省工作三年系双工资、双奖金，1996年开出租车，后从事个体出租运营。李某某在国旅实业发展总公司任会计工作。李某某于2004年9月因感情不和在法院起诉要求与滕某某离婚。在诉讼期间，滕某某给其母出具了借据：今向刘某某借款7.5万元，用于通州新华联家园购房及装修，借款人：滕某某，日期为2003年9月21日。另查，自1996年开始滕某某与李某某在经济上就没有往来。庭审中，李某某称，其有稳定的工作，滕某某从事个体出租运营，收入较高，没有必要借钱购房及装修，且购房时间与借款时间相差近两年，滕某某与刘某某系母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不认可借款事实的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滕某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购买及装修房屋向刘某某借款，李某某并没有举证证明刘某某与滕某某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刘某某知道该约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所借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滕某某与李某某共同负责偿还。刘某某要求滕某某与李某某偿还该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李某某不同意偿还该笔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判决：滕某某与李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刘某某偿还借款7.5万元。判决后，李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某与李某某在离婚诉讼期间，滕某某为其母刘某某补写借据。其购房时间与借款时间相差近两年且借据上只有滕某某本人的签字。滕某某与李某某在庭审中均表示，自1996年起双方经济互不往来。滕某某以其自己所写借据证明夫妻借款事实存在，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李某某称事前不知借款一事，事后亦并未认可借款事实的存在。故该借款原审法院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滕某某与李某某共同偿还欠妥，此笔债务应认定为滕某某的个人债务，应由其自行偿还。据此判决：
1、撤销一审判决；
2、滕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某某偿还借款7.5万元。
分析上述案例，二审法院没有机械地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而是将所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审理的焦点。《婚姻法》第41条明文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从立法本意可以看出，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才需要夫妻共同偿还。“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因此，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前提条件应当是符合夫
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与立法的本意相悖。《法国民法典》在此问题上就规定得比较详尽：“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为目的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债务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依据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责任。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这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之必要，不在此限。”也就是说，夫妻一方的举债行为，必须是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对方才负有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认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其主张举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第六，离婚时如何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投保问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保险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一是投保人、受益人复杂，或为夫妻一方、或为子女；二是保险种类复杂，有的属于分红险有的带有储蓄性质，若干年限后可领取一定款额。对于保险，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是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特别是在保单数额较大且受益方为夫妻一方时，可能显失公平；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是既然受益人特定，就已经确权。离婚时是对现存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购买保险是一种支出，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财产的一种处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笔者倾向于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的行为，是一种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只能对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至于保险合同中的财产利益应当由该合同的受益人享有，这也符合当初购买保险时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七，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问题成为一个热点。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难免出现各地法院执法不统一的现象，实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认真研究与探讨。
某男婚前以按揭方式购买商品房一套，房屋总价62万元，其首付12万元，从银行贷款50万元，每月还款额度为3600元左右，期限20年。该套房屋婚前已经交付，但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离婚时该套房屋价值100万元，婚前某男已支付按揭贷款本息25万元，夫妻共同偿还贷款本息6万元，尚有贷款本息30余万元未还。如何处理该按揭商品房，审判实践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1、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购买房屋，并按揭贷款，房屋已在婚前交付的，该房屋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配偶一方参与清偿贷款，并不改变该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质。离婚时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对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的部分贷款，应返还一半给配偶一方。
2、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且用个人财产支付了首付房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如果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一方婚前支付的房款，由另一方返还一半；尚欠的贷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返还。
3、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房款，并以个人名义在银行按揭贷款，支付的购房款数额超过房屋总价的一半时，无论房产何时交付及房屋产权证书何时取得，离婚时该房屋均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房屋增值收益由一方对配偶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笔者个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因为离婚时处理按揭房屋的归属问题，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只能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如果仅仅刻板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众所周知，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与房屋实际交付的时间往往不同步，许多房屋由于购房人以外的原因，迟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分割只在夫妻之间进行，并不存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如果机械地按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时间作为财产性质的划分标准，一方婚前支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只是因为购房人以外的种种因素导致房屋产权证书于婚后取得，因此将按揭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对婚前支付购房款的一方是很不公平的。同样道理，一方婚前支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由于房地产商的拖延导致房屋在婚后才得以实际交付，如果按照房屋交付的时间作为划分财产性质的标准，恐怕也很难达到公平的效果。另外，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还贷的行为按借款处理，既不符合配偶一方的本意，又变相剥夺了其拥有自己房产或者投资于其他方面而获益的权利。故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还贷所做的贡献，对其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高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责任编辑：中外民商裁判网)关于婚姻家庭案件在审判中的疑难问题
——根据最高院吴晓芳法官讲座整理
2009年 11月28日，北京律协请最高院民庭吴晓芳法官为北京律师进行了一场《关于婚姻家庭案件在审判中的疑难问题》的讲座。本人前往聆听，获益匪浅。特整理出来，供各位参考。
吴法官说：目前，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出现了一些相对复杂并且无相应的具体法律规范的问题，而且，对某一具体问题，各地或者一地各个法院判决很可能不同。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尽量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目前，最高院主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正在研讨中，但一些问题仍尚无定论。此次的讲座，主要针对此未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涉及的问题。
一、婚姻登记中有瑕疵，是否可主张婚姻无效或者撤销
此婚姻登记中的瑕疵，是指一方登记不到场、一方以虚假身份登记、非管辖的登记机关登记等现象，非是指《婚姻法》第10条的无效情形。
吴法官认为：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以《婚姻法》第10条法定情形之外的理由，申请婚姻无效或者撤销的，应当予以驳回。但是，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要求撤销或无效。对于某些情形，行政庭应当救济。相关的行政法规就是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的规范。
（一）现象：骗婚
吴认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救济。
（二）现象：持他人身份证登记，自己本人照片，并且真实生活。现在诉至法院，主张婚姻无效。
观点一：以离婚处理。符合婚姻实质要件，不宜以登记瑕疵否认婚姻的效力。
观点二：以同居关系处理。就是说，1994年2月1日以前，视为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以后，为同居关系。
目前，怎么规范，无定论。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一。
（三）现象：一方不到场登记。
吴法官认为：登记主要目的是审查双方是否有自愿缔结婚姻的自愿。如果符合婚姻实质要件，有共同生活的表示，并且共同生活，应当认定婚姻的有效性。
（四）现象：离婚登记后，一方以无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撤销。
吴法官认为：离婚登记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撤。如果对方同意的话，可以再行登记结婚。但是，对于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等问题，可以诉讼。
二、夫妻之间赠与合同的效力
出现争议的典型现象，是一方把婚前财产赠与对方，但未办理过户。现在离婚，一方要求对方履行过户手续。一方要求撤销赠与。
对此问题，实践中，两种观点都存在，法院两种判决。
观点一：夫妻之间赠与等关于财产的约定，对于夫妻双方具有拘束力，不必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办理过户。只要分割财产不涉及第三人，赠与一方应当履行办理过户的义务。
观点二：赠与通常都是亲密关系人之间的行为，夫妻之间的赠与，与其他人之间的赠与并无必要特殊区分，《合同法》赠与合同对赠与已经有十分详细的规范，夫妻之赠与应当适用。
目前，怎么规范，无定论。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二。
三、亲子鉴定问题
目前，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否定准确率百分之百，肯定准确率百分之九十多。亲子鉴定结论是法院判决的科学依据之列。
问题在于：一方提出鉴定，另一方坚决不配合。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事实，是否适用推定原则。
案例一：女方代子提出对男方（婚外男方）抚养费请求，关于孩子与男方亲子关系，女方举证若干，包括男方在女方产期住院签字、陪护证明等。但是，男方对该孩子其子，矢口否认，并且，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
吴法官认为：此案根源在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和他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要保护哪一个。应当是孩子抚养权。所以，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被告否认但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则对亲子事实认定上适用推定原则，视为存在亲子关系。对此，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
关键在于，原告举证到何种程度，属于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
案例二：女孩子21岁，请求确认与父母之外的第三人亲子关系。其母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了与第三人亲密的裸照。同时，女孩子父亲起诉，请求确认此女非其所生，追回抚养费。第三人否认此女为其所生，并且拒绝做亲子鉴定。法院经审查，发现母亲提供的裸照日期为2006年。法院以此照片不能证明为21岁女孩子为第三人之女。形不成合理的证据链条。因此，驳回女孩子诉讼。
对于女孩子之父亲提起的诉讼，吴法官没有提及结论。我认为，如果双方都同意亲子鉴定，可以亲子鉴定。否则，此父女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也存在是否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的考虑。
案例三：男子离婚之诉，同时要求确认孩子不是自己的。其证据是男子、其妻、孩子三人的血型，不符合与父母与子女血型的遗传定律，也就是，该男子与
妻子不可能生出这种血型的孩子。同时，男子之妻拒绝为孩子做亲子鉴定。孩子是否为此男子所生？法院认为，血型遗传定律具有科学性，在孩子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就构成了合理的证据。因此，推定，男子与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
四、忠诚协议的效力
目前，婚姻的忠诚越来越难得，忠诚协议也越来越多。夫妻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各地法院掌握不一。北京支持有效的比较多。上海法院不予受理。
目前，这个问题争论很大。主要观点有三：
（一）协议有效。夫妻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自愿签署处置财产的协议。同时，忠诚协议与婚姻法忠诚义务、损害赔偿之原则相一致。同时，认为，如果赔偿超过了一方的履行能力，可以请求法院调整。
（二）协议无效。婚姻不应以金钱衡量。如果支持此类协议效力，社会负面效应很大，会鼓励捉奸。同时，婚姻法关于损害赔偿有严格的限定，不宜扩大化。
（三）不谈效力。此类约定，属于自愿履行的范畴，法院不予受理。不给于强制力的保护。类似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一。
五、诉前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有效
夫妻双方在一方向法院起诉前，曾签署过离婚协议。但是，未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现，一方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此诉前离婚协议，是否存在拘束力。
两种观点：有效。视同对混内财产的处置。无效。此协议以离婚为前提，当时未离婚，不生效。
目前法官共识：此类协议无效。诉前离婚协议为附离婚条件的协议，未离婚，不生效力。当诉至法院，应当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分割财产。
六、夫妻债务问题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债权人起诉要求偿还债务，除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或者举证一方明示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解释的初衷是保护债权人利益，尤其避免夫妻共同作假，财产归一方债务归一方不利于债权人。
但是，目前，夫妻之一方和第三人恶意串通，第三人起诉，以一方举债的证据，要求夫妻偿还。造假之风盛行。
吴法官认为，应当区分三个法律关系：
第一，债权人起诉。这类纠纷，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
第二，离婚诉讼。此类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了，而应当依据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关于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原则。也就是说，即使双方共同偿还了第三人，对于夫妻之间而言，仍然不属于共同债务，离婚之诉中，非举债一方可以向对方追索。
第三，夫妻追索之纠纷。即，非离婚案件中，对于非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偿还的，非举债一方可以向对方追索。此追索不以离婚为前提。
对于目前的婚姻法律规范，吴法官说，目前，凡是与婚姻法不冲突的各种法律法规，均有效。与新的解释不同的，应适用新的解释。
同时，吴法官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对于第三人主张的债权，法官也不应当机械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来盲目确认共同债务。为此，举例如下。
案例：男方之母诉至法院，凭男方一人打给其的借条50万元，要求男方和其妻共同偿还。法院经查，此借条出具时，男方与其妻已经分居。法院判决，处于分居的夫妻，其财产分别掌握和处置是常理，且债权人和男子是母子，存在利害关系，此男方单方出具给其母的借条，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
七、关于一方提起离婚之诉，另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如何判决
吴法官说，目前，法院一般都是第一次起诉不判离婚，第二次再行起诉，判决离婚。没有严格按照最高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次不支持离婚，意在给予双方一个冷静期。第一次起诉第一审不支持离婚，没必要上诉，6个月后起诉就行了。
八、关于按揭买房，产权归属谁
出现争议的情形是，一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付首付，办贷款，婚后夫妻共同还贷。到离婚时，房贷尚未偿还完毕。
对此，各地各法院判定不一。
上海法院一般是，认定房子为一方财产，共同偿还的贷款款项为共同共有。
江苏法院一般是，以房产证取得的时间属于婚前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来认定是单方还是双方财产。
吴法官认为，应当认为是一方财产，但是，共同偿还部分应当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并且，取得房产一方应当考虑升值部分给予对方补偿。
九、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主张婚姻无效，或者同居分割财产，法院是否受理
吴法官认为，关于同居，不受《婚姻法》34条的限制，女方怀孕期间，男方起诉分割同居财产，法院予以受理。受婚姻法保护的是合法婚姻，未领取结婚证的同居关系，要承担不利后果。此点是共识。
对于起诉无效的，是否受理，目前有争议，不确定。
十、有配偶之人，与第三者签订财产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对于一方存在婚姻关系，与第三者签署了财产补偿协议。目前普遍认为，此协议侵犯了配偶的财产权，应当无效。但是，对于有配偶一方夫妻分别财产制的，是否有效，存在争议，吴法官认为有效。
延伸：均无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签署协议，承诺补偿另一方青春损失费、流产补偿协议等。吴法官认为这样的协议不侵犯任何人利益，属于双方自愿范畴，应当予以支持。也有人认为，已经支付的支持，未支付的不予支持。
十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近亲属能否代理提起离婚之诉
即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离婚，争议大。
多数人认为：不可以。离婚为个人之意思表示，他人包括近亲属均无权代理。
但是，当前，的确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刀切，不公平。例如，一方因事故成植物人，获得了巨额赔偿款，但是，配偶不予照顾，并且携款项玩乐。类似这种情况，就需要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救济权，以保护其利益。
所以，吴法官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近亲属提起离婚之诉不支持的。但是，如果存在虐待、遗弃、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的情况，近亲属可代理提起离婚之诉。以例外来提供保护。
十二、生育权纠纷
婚姻期间，女方怀孕，未经男方同意流产，男方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以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要求女方赔偿。
对此，目前，大多数认为：公民有生育权，同时，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所以，妇女流产，未侵犯男方的生育权。两人就此不能达成一致，男方有权作为离婚理由，提起离婚之诉。赔偿无依据。另外，如果双方有生孩子的约定，女方擅自做人流，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约定赔偿的，男方可主张赔偿损失。
十三、离婚损害赔偿
《婚姻法》46条，关于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无过错方可以请求对方赔偿。实践中，主张少，支持更少。原因在于认定从严，并且举证困难。
有配偶与他人同居，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居住。婚外情、一夜情、嫖娼虽然伤害一方感情很重，甚至离婚，但是，均构不成“有配偶与他人同居”。
如何构成“持续稳定共同居住”，判定困难。广东有过6个月构成持续稳定的规定。
关于有配偶者与第三人无同居但有子，其配偶能否要求赔偿？
吴法官认为，不能依据《婚姻法》46条来要求，构不成同居。但是，对于精神之痛苦，可依民法通则及相关规定，提起精神损害之赔偿。
关于，在离婚诉讼中，赔偿诉讼是否可以反诉提出？
吴法官认为，不可以反诉。离婚为主诉，分割财产、子女抚养、损害赔偿为附带之诉，现在是否离婚未定，所以，不可反诉。可以另行诉讼，并可能合并审理。
十四，未离婚，一方可否依据《物权法》99条，提起分割财产诉讼
《物权法》99条，关于“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要求分割时可以分割”。一方可否依重大理由请求分割财产，何为重大理由？
司法实践中，有依此起诉但被驳回。
国外，当出现一方恶意转移财产，或者一方破产危及另一方生活时，可以主张特别财产。
实践中，确有一方转移财产，甚至已经离婚之诉但未未获支持，转移财产。还有，一方在外打工，一方出现生活窘境。
四川法院有突破，以夫妻共同财产支配权支持诉求。也有人认为，可以依据夫妻抚养义务主张权利。
吴法官曾就此征求过人大法工委相关立法人的意见，什么构成重大理由，无明确答案。
就此征求法院法官意见，担心诉讼太多，均倾向于不支持。学者认为，应当支持。否则，对保护另一方利益不利。当前尚未讨论清楚。
吴法官认为，总的原则是不分。个别情况，构成重大理由，法院要把握尺度。
十五、夫妻之间的借款，离婚主张债权，是否有效
比如，夫妻虽然无分别财产的约定，但各自拿各自的钱，一方炒股，出具借条给一方。离婚时，另一方主张债权。
争议很大。一种认为：共同财产，不存在借款的问题。另一种认为：借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符合意思表示，应有效。
吴法官个人倾向于属于一种特殊的约定，应认可。
十六、继父母与继子女何为形成抚养关系
继父母对继子女存在以下两者之一，则可能形成抚养关系。一是，继父母不支付抚养费，但是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并且抚养教育继子女。二是，继父母与继子女没有共同生活，但是支付抚养费。
争议在于：时间点，几年构成抚养关系。因为抚养关系会产生继子女对继父母赡养的问题。
目前，司法解释草案是抚养5年以上。
俄罗斯是6年以上。埃塞俄比亚是10年以上。
十七、父母出资购房，离婚房产属一方还是双方
对于结婚后，一方之父母出资购房，离婚，房产归属一方还是双方，目前争议较大。
按照《婚姻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非赠与人特别说明赠与一方外，则一般视赠与双方，属于共同财产。
到了法院，难判断。有以产权证登记认定的。
目前趋势是，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买房，如产权证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视同对自己一方子女的赠与。产权证登记在双方名下，为双方财产。产权登记在另一方名下，为双方财产。吴法官认为这样相对合理，且容易操作。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2
一、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当前,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发案量大幅上升。据资料显示进入21世纪, 未成年人犯罪每年都呈10%以上的上升势头。二是低龄化势头明显。随着物质条件的改观, 信息传播渠道的宽泛, 未成年人生理、心理早熟明显, 过去发案年龄多在17岁~18岁, 现在提前到15岁~16岁, 甚至更早。 (2) 三是犯罪手段日益智能化, 成人化。现在不少未成年人犯罪学会伪造现场, 事前有密谋, 有的甚至涉及到金融诈骗、绑架等复杂犯罪领域, 侵财特征明显, 而不再以打架斗殴为主, 2007年笔者所在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87.5%为侵犯财产型犯罪。四是团伙犯罪特征明显。未成年人往往是多人共同作案, 相互壮胆, 犯罪残忍性上升, 对社会破坏性大。五是犯罪类型多样化。除了以往在未成年人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盗窃外, 近两年抢劫、抢夺、贩毒、容留他人吸毒、伪造证件、窝赃、销赃等案件在未成年人犯罪中也出现了一定的比例。六是犯罪形式流窜化。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不稳定, 或因经济困难或因父母离异, 无人关心、看管, 导致未成年人终日在外游荡, 使他们有了流窜作案的条件。综上可见, 在我国所有的犯罪中,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未成年人犯罪是特殊群体的犯罪, 其年龄小, 缺乏知识和生活经验, 可塑性强, 与成年人犯罪不同, 对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应同成年人有区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 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在不起诉上也作出规定, 以体现教育、挽救的方针。
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的实践
目前, 在我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都开展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的工作, 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 由于体制及机制以及执法理念等诸多因素, 导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在实践中运用的不够, 使检察机关不起诉的职能流于形式, 没有很好在实践中予以运用。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也没有提供切实的帮助。在现实中,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与国外相比, 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有关资料表明, 在德国, 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 只有l%。而我国却高达80%, 只有20%的少年犯没有被判处监禁刑, 而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缓刑犯, 被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的数量极少。 (3) 就横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提供的最近三年的数据表明, 2005年仅对5%的未成年犯作了相对不起诉处理;2006年为6%;2007年为8%。可见, 相对不起诉率非常低。这种情况在其他检察机关也相当普遍。由此可见, 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 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的职能, 没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主义处置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的制度构想、程序构想及配套完善设想
(一) 不起诉制度构想
1. 适用相对不起诉的制度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规”,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中规定了两类不起诉的情形:一是一般应当不起诉, 二是可以不起诉。该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的条件和具体标准, 增强了实践对于未成年人适用不起诉的可操作性。由此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2. 适用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不诉是指未成年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调处人的调处下达成和解, 检察机关在此基础上对未成年人作不诉处理, 其在性质上属于相对不起诉的范畴, 因此只要在法律上作出补充规定或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 加上制定刑事和解范围及运作的一些操作细则, 就可试行, 不需要对现有法律作很大的修改。[1]
在具体适用上, 检察机关除了遵循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外, 还应注意考虑三条基本原则:一是犯罪人悔罪原则。加害人真心悔罪, 愿意给被害人赔偿补偿, 并接受其它非刑罚处罚。二是被害人谅解原则。被害人真心谅解加害人, 提出赔偿补偿要求。三是三方有利原则。对案件作和解不起诉处理对双方当事人及社会均有利。
3.适用“暂缓不起诉”制度
据报道, 2007年8月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针对11名15岁至17岁的中学生故意伤害案作出“暂缓不起诉”决定, 这是不起诉制度中的一个新问题。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在斗殴中致使另一名学生的肾脏破裂, 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已构成犯罪。玄武区检察院考虑到11名中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尚可, 皆属初犯, 如果起诉其将面临失学, 于是该院召集区政法委、公安局、学校、法学教授及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家长, 召开“暂缓不起诉”听证会, 听取各方意见, 最后做出《“暂缓不起诉”决定》, 规定11名犯罪嫌疑人“暂缓不起诉”考察期为3个月, 期间须履行5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不得从事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 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 期满后如履行这些义务, 就作不起诉处理, 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南京市检察院、江苏省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都对玄武区检察院的大胆尝试表示赞赏, 称此案为执法理念的创新。南京市还被列为全国“暂缓不起诉”试点城市, 正在草拟相关试行办法。[2]
笔者认为, 暂缓不起诉虽然依法无据, 但是其作为针对特殊案件进行试用是可取的, 是可适用的。
(二) 不起诉程序构想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制度缺少具体的执行条款以及相应的程序条款, 可能导致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 过于严格的限制不起诉适用, 使制度流于形式, 失去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 “便宜主义”以“合乎目的性”出发, 若不订立参考标准, 完全容忍检察官自行其事, 则可能出现重大歧义, 危及法的安定性和平等性。[3]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进行程序构建对该项制度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试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进行程序构建。
1.建立对未成年犯罪案件专人办理机制, 并积极推进人性化的办案方式。
选任专人负责承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可以选任法律底蕴深厚、业务能力强的女检察官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承办人。承办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每人建立一份档案, 把整个案件情况及对回归社会的未成年犯进行追踪回访的情况均记录到档案之中。在办案过程中, 保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态度谦和, 避免其产生排斥和反感心理。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 改变以往一律将犯罪嫌疑人传唤至检察院进行的方式, 而是尽量前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中对其进行讯问。在前往其家中比较困难的才传唤到检察院进行讯问。在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时, 专门制作告知书, 并宣传法律知识。
2. 不起诉审查核准程序。
对于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 首先由承办该案的检察官进行审查, 提出不起诉的意见, 报公诉科长审查, 再由分管检察长审核, 由检察长最终决定适用不起诉。下级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 在三日内报上级院备案, 上级院在三日内审查。而不是像普通的不起诉案件, 需要报检委会讨论决定。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 简化不起诉的流程, 提高不起诉工作质量和效率。
3. 不起诉监督程序。
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后, 对未成年被不起诉人可以规定一定的考察期 (比如半年或一年) , 由专人负责进行监督, 考察其改造犯罪的情况。在考察期内有违法行为或发现新罪、漏罪的, 检察机关可以重新提起公诉, 将该罪或数罪起诉至法院。二是对有被害人的案件, 被害人不服的, 可以提起自诉或向本院或上级检察院申诉。三是公安机关不服不起诉决定的, 可以要求复议或向上级检察院要求复核。
摘要：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 对于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和谐社会角度出发,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在我国的实践及存在问题、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入手, 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不起诉制度构建与完善进行浅要分析, 以期使该项制度达到更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关键词：未成年人,不起诉,问题,探析
参考文献
[1]刘志成, 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5, (10) .
[2]徐新华.暂缓不起诉挽救少年疑犯[N].深圳.晶报, 2002-8-20, (41) .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3
策
（一）住房的分割仍是审理离婚案件的难点
在审理农村离婚纠纷案件中，在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还要进行共同财产的分割。，由于房屋的所有权在共同财产中价值最大，成为夫妻双方的必争之物，导致房屋的分割一直是离婚案件的焦点和难点，如何分割房屋满足双方的生活需求，最大限度的实现公平与正义，是摆在审判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住房是每个人的安身之处，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夫妻双方都因其的价值和增值潜力而想方设法得到住房。在审判实践中，曾出现一方为得到房屋，先下手为强，在诉讼前将房屋卖掉，待法院介入时被告已将卖房款占为己有，住房已变为第三人的合法财产，共同财产只有卖房款，更有甚者被告不再露面，一方见房屋已被对方转化为己有而情绪激动，时有过激行为发生，由此案件变得复杂棘手，极易引发信访案件的产生。
（二）判决抚养权时采纳孩子的意见难
根据法律规定，在双方都要求抚养孩子或都不要求抚养孩子时，法官在征求孩子意见的条件下，酌情判决一方抚养。但在实际操作中，孩子希望与一方生活，但考虑身体状况及经济状况，另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种情况如何确定？法官用理性的思维综合考量当事人一方的抚育能力，当与孩子的感情意愿相悖时，如何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抚育义务的兑现，让法官难以二者兼顾。
（三）公告离婚，法院缺席判决存在难点
从当前审理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看，法院无法判断原告起诉离婚的真实意图，在缺席判决离婚时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可能出现不同的后果，从而导致侵犯一方当事人
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一是被告出于自身不愿离婚或对正当离婚的故意拖延而离家出走或被告的确下落不明
使法院无法进行除公告以外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情况。
二是原告起诉离婚时，被告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原告故意隐瞒被告真实存在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为达到离婚的目的，在对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并向法院谎称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在诉状中提供虚假的被告地址，致使法院无法适用除公告送达之外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而适用公告送达。由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离婚毫不知情，很难留意到法院的公告，使被告对被诉离婚的情况一无所知，在判决生效后，才得知与原告解除了婚姻关系，财产被分割。公告离婚，使一些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得以解除，使善意的当事人从婚姻枷锁中得以解脱，从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保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也为假离婚提供了便利。其存在弊端如下：
1、可能出现假离婚现象。部分夫妻人为地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以达到借假离婚规避法律的目的。有的夫妻为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夫妻一方外出，另一方谎称其下落不明而提出离婚。有的夫妻为达到规避计划生育的目的，在女方怀孕远走他乡后，男方以女方下落不明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对此类案件，因法院无法查明夫妻一方是否
下落不明，无法知晓其离婚的真正目的。
2、可能形成新的抚养权纠纷。公告离婚案件的特殊性，使夫妻双方不能对子女跟随生活及抚育费由谁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也剥夺了子女选择跟父母任何一方生活的权利。当被告重新出现时，如被告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双方协商不成，原被告双方因争夺抚养权问题而产生新的纠纷，容易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3、可能造成财产分割不合理。公告离婚案件，由于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无法查清，夫妻财产的分割往往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原告在被告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此时财产的分割对原告而言显然不合理。因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也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被告重新出现且拥有很多的财产时，新的财产分
割纠纷将在所难免。
针对以上审理难点我院特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法官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正确处理婚姻案件
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尤其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处理好以人为本与严格执法的关系，离婚案件是复合之诉，涉及双方当事人及其子女，判决确定着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就要求法官具有民主意识、以人为本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让人文关怀贯穿案件始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示之以法，有百分之一的调解希望就要做到百分之百的努力。但在情、理之外运用法律时，法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反对轻率离
婚，保障离婚自由，强化离婚救济，实现保护弱者权益的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
（二）注重调解，力促双方和好
坚持不就案办案，探索调解工作的规律和做好新时期调解工作的方法，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向双方当事人宣传婚姻法，讲授如何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家庭，告知夫妻双方在家庭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提醒他们要思考离婚的后果和给孩子带来的伤害。通过审判人员的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不少当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草率离婚的害处，使他们重归于好，破镜重圆，挽救了家庭，稳定了社会，达到了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审理中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促进婚姻关系一方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婚姻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而大多数人对婚姻法根本不了解，只有离婚时才注意到婚姻法关于离婚部分的规定。人们在不明白为什么离婚的真正含义时，草率与冲动左右着离婚双方的心理，婚姻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加强婚姻法的宣传，使婚姻生活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一旦发生矛盾夫妻双方应及时解决，化解婚姻危机，即使出现感情破裂无法弥补，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婚姻关系的各方都应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减少对方以各种形式和手段侵害自己的财产权、抚育权利益，让婚姻法成为贯穿整个婚姻过程的一条红线，每个人依靠它巩固婚姻，维
系家庭，保护自己
（四）解决公告离婚案件的难点，具体对策如下：
：
1、同时适用两种公告方式。审判实践中，对公告离婚的案件在公告送达时，可采取在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同时，在原告及被告直系亲属的居住地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等公众聚集地的公告栏张贴公告。如被告的确下落不明，则缺席判决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如是原告隐瞒真实情况，则被告的直系亲属及相关的亲朋好友会设法通知被告；如是夫妻双方人为制造一方下落不明的假象，则原被告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有关情况，可避免当事人借假离婚规避法律。
2、明确下落不明的证明标准。在审理公告离婚案件时，可要求原告提交原被告及其直系亲属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出具的下落不明的相关证明材料，结合原告的陈述，综合认定被告是否下落不明。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为明确派出所与刑侦部门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职责，形成职责分明、协调配合的工作关系，提高防范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能力，现就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派出所对公民扭送、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应立即接受，认真接待，问明情况并制作笔录，记录人和报案人要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必要时可以录音。接受案件时，应填写《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填表内容应真实完整，并注意保存或随案移送。对巡逻盘查、现场抓获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刑事案件线索，也应照此办理。
二、派出所应保障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扭送、报案、控告、举报行为的，应当为其保守秘密。接受控告、举报时，应向控告人、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
三、派出所受理案件后应及时将重要情况和重大案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刑侦部门。
四、派出所接到110指令和公民报案，有发案现场的，应迅速赶到现场。对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和危及群众安全的行为，应及时果断地予以制止，并注意疏散群众，保护现场。发现受伤人员应立即采取救治措施。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应立即将其带至派出所盘问、检查。现场处置情况应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或通报有关部门。
五、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时，依法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留置的，要严格按照《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的规定办理。对需要拘留、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应当在留置期间内办理法律手续。
六、对辖区内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侦查的案件，或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犯罪嫌疑人已被查明的案件，应由派出所办理。派出所经工作已具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条件的，移交刑侦部门提请逮捕。派出所在办案中，发现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线索和情况时，要及时移交刑侦部门。
七、派出所对受理或发现的犯罪线索，应迅速进行审查，或按照刑侦部门的要求开展初步调查工作。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处理。
八、对案件（治安或刑事）性质暂时不明的，派出所可先行调查。经调查认为不符合派出所办案范围的，应移交刑侦部门办理。
九、派出所应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职责寓于责任区民警的防范、管理工作之中，认真履行为刑侦部门提供破案线索、协助查破案件和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职责。责任区民警查办案件原则上不脱离本派出所辖区。
十、各地要把派出所与刑侦部门协作配合工作作为深化两项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以此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依据。要将此项工作列为派出所和刑侦部门民警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既履行各自职责又密切配合，在提供线索、查破案件和缉捕在逃人员中的有功人员，应给予表彰奖励。对在办案过程中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后果的，应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5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释[2002]1号
[发布日期]2002-01-09
[生效日期]2002-01-2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已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０３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１日起施行。
二○○二年一月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０３次会议通过 法释〔２００２〕１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商标法修改决定）已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为了正确审理商标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现就人民法院审理商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等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商标案件：
１、不服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或者裁定的案件；
２、不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有关商标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
３、商标专用权权属纠纷案件；
４、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件；
５、商标专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６、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件；
７、申请诉前停止侵犯商标专用权案件；
８、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案件；
９、申请诉前证据保全案件；
１０、其他商标案件。
第二条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１项第一审案件，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确定其辖区内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本解释第一条所列第２项第一审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管辖。
商标民事纠纷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在较大城市确定１－２个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商标民事纠纷案件。
第三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请求处理，又向人民法院提起侵犯商标专用权诉讼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四条 商标评审委员会在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受理的案件，于该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裁定，当事人对复审决定或裁定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五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属于修改后商标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二）、（三）、（四）项、第十条
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所列举的情形，商标评审委员会于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作出复审决定或者裁定，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行政案件，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属于其他情形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相应规定进行审查。
第六条 当事人就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已满一年的注册商标发生争议，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时商标注册不满一年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提出申请的期限处理。
第七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于该决定施行后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采取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措施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第八条 对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发生的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于该决定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判决的，参照修改后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条 除本解释另行规定外，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后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民事纠纷案件，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前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后发生的民事行为的，适用修改后商标法的规定；涉及该决定施行前发生，持续到该决定施行后的民事行为的，分别适用修改前、后商标法的规定。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篇6
关键词：连接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不动产登记
一、行民交织案件连接点浅析
所谓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连接点, 是连接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共同争议焦点, 该连接点既是行政诉讼的直接纷争, 同时又是民事争议的产生基础, 一般来说, 其就是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中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体到实际案例中, 以常见的行民争议交织案件为考察对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存在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 以期改变其与行政主体及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基础, 从而达到支持自身民事诉求之目的——可以说, 具体行政行为正是此类争议交织案件的连接之钮、诞生之源。
对于行民交织案件的处理, 我国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 而在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也有不同的作法, 没有固定的模式。但自最高法于2009年颁布司法解释确立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来, 有关行民交织案件的处理皆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为原则。①这一模式固然是为我国法制的又一进步, 但在某些方面其仍存在一些弊端。以行政登记类行民交织案为例, 其连接点是对某标的物的行政登记行为, 当事人希望通过对该登记行为的撤销从而支持自身对该标的物的权利主张。从实际处理过程中看, 一方面,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模式并不比单纯的民事诉讼更加高效;另一方面, 该行政登记行为往往会因登记机关对民事权利的归属认定不明而产生错误, 自此引发当事人以民事判定为据而提起的所谓“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大大影响了行政诉讼的独立性。
面对这一尴尬境地, 准确地分析行民交织案件中的连接点, 并基于此连接点来判断该案件的性质, 进而选择合理的审判模式, 可以成为合理有效处理该类案件的新思路。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局
虽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比较理想地解决了大部分行民交织案件的争议, 但是当涉及到行政登记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案件时, 实践证明一味的将二者合并审理并不能达到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以下提供一个案例作为参考:全国首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徐某诉某区政府案。②
案情简介:原告徐某, 1966年获得知青安置房一间, 此后于1980年获得产权。2000年6月, 行政诉讼第三人盛某在向行政机关申请颁发自己的一楼一平方所有权证时, 在并未征得徐某同意的情况下, 连同徐某的安置房一并提起了申请。而原县人民政府当时也向盛某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 该知青安置房于是便被登记在了盛某名下。
徐某知情后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将某区政府 (行政诉讼被告) 颁发给盛某的房屋所有权证撤销。而在行政诉讼被法院受理后, 行政诉讼第三人盛某又以徐某为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 以徐某已于1983年将该房屋卖于自己为理由, 要求判决该房屋的产权为其所有。本案于是出现了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的情形, 而其相对于一般的行民争议的不同点, 是在于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民事部分, 即当事人更多的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归属存在异议, 双方更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来认定合理的房屋权利人, 而并非是通过改变具体行政行为来获得民事赔偿。
针对该案的特殊情形, 浙江省某区人民法院决定对该两个诉讼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予以合并审理。该案于2010年9月20日开庭审理, 经过一个月的审理, 法院作出了判决如下:“一、撤销第三人盛某通过原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二、驳回第三人盛某要求确认房屋所有权的诉讼请求。”
该案作为我国第一件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当然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从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来看, 1、“本案首先存在明显的颁证主体错误, 房屋所有权证应当由县级以上房地产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而并非原某县人民政府。”;二是“原某县人民政府在审核认定第三人盛某申请的房屋所有权登记时, 对徐某的知青安置房的审查事实缺乏证据, 盛某将原告的一间平房亦以无证件用地具结形式一并申请了房屋产权登记。据此, 从行政诉讼角度, 该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三是“从民事诉讼角度, 徐某与盛某在该知青安置方上的争议并无事实根据, 盛某并不能提出其从徐某处买得该房的证据, 因此原某县人民政府房屋登记发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应予以撤销”。由此可见, 该案虽然在形式上被称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但在审理过程中却是按照“主民次行”的思路, 优先审查民事争议, 在查清民事争议的基础上再处理行政争议。根据以上法院的审理, 可以发现所谓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更准确的称呼可能是“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在该案中行政诉讼的地位被相当的弱化了。当然客观的说, 这是法院在为了保持判决结果的一致而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 而且即便是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中, 也并未有明确规定必须以某一诉讼作为主导。但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探究一下该案的连接点, 也就是该房屋产权登记行为, 其是否存在合法性瑕疵呢
翻查我国的《物权法》和《房屋登记办法》, 其中对不动产登记行为已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1,1]《物权法》中第1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 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第12条规定:“ (一) 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 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 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 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该两条即比较全面地规定了房屋登记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责——在房屋登记审查过程中, 其标准实际上是以形式审查为原则, 以实质审查为例外。如“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旧是一种形式审查, “实地查看”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意味, 但也只是“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如果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不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也就不需要再进行实质审查。[2]
《房屋登记办法》第18条规定:“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查验申请登记材料, 并根据不同登记申请就申请登记事项是否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申请登记房屋是否为共有房屋、房屋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否同意更正, 以及申请登记材料中需进一步明确的其他有关事项询问申请人。询问结果应当经申请人签字确认, 并归档保留。房屋登记机构认为申请登记房屋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 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该条规定的精神实质上和《物权法》第12条是遥相呼应的, 即对于不动产登记, 登记机关主要进行形式审查, 而辅之以有限度的实质审查。
综上, 在我国现行的审查模式下, 根据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原则, 如果登记机关已尽了自己的形式审查义务, 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 其登记行为就是合法的, 就不应该被撤销。但是从本案中来看, 该区政府当年做出的可以说是完全不存在合法性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最终也被撤销。可以说, 这一判决不仅出乎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意外, 也违背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的构建初衷。对于这一情形的出现, 从现有的制度构建角度看, 并不能全面否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新事物的出现必定尤其存在理由, 而起欲替代旧事物也必定需要经过一番考验, 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寻求从现行框架下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的道路。
三、连接点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架构意义
那么, 面对以上案例中存在着的弊端, 又该如何适用合理的审理程序, 真正发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功效呢笔者认为, 明确行民交织案件中的连接点, 分析作为该连接点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基于错误的民事权利认定, 若是, 则选择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则法院便可通过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来定纷止争。
实践证明, 在涉及到不动产登记这种行民争议交织的案件时, 往往单独的民事诉讼即可比较妥善地解决纠纷, 这在我国法律中完全有据可循——《物权法》第19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 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房屋登记办法》第74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房屋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的, 可以申请更正登记。房屋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 应当予以更正;需要更正房屋权属证书内容的, 应当书面通知权利人换领房屋权属证书;房屋登记簿记载无误的, 应当不予更正, 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房屋登记办法》第75条则规定:“对于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簿的记载错误,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书面通知有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更正登记;办理更正登记期间, 权利人因处分其房屋权利申请登记的, 房屋登记机构应当暂缓办理。”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 完全可由被侵权方提起民事诉讼, 在胜诉后, 持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要求登记机关更正原错误登记。通过申请登记机关变更错误登记, 不仅使纠纷的解决更加简单直接, 也避免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繁冗与可能的困境。这样既可以实现争议解决结果的一致性, 减少当事人的诉累, 更给了当事人更多的自由意志空间。这种方式与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冲突, 同时又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模式的功效。[3]可以说这是对于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处有益改进。
四、结语
面对日益增多的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案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确属一种高效而合理的解决模式, 同时学界也已从理论上论证了其正当性。然而在实践中, 这一制度仍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并且不断地给予完善。本文以一个具体的案例为对象, 提出以连接点考察这一模式作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改进渠道。当然, 本文在此并未能全面地提出弥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弊端的方案, 其作为一种比较有争议的审理模式, 我们应当在现行模式下寻找最为简单可行的处理方法对其进行改善, 才能达到司法资源的高效配置, 才能更为稳妥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纷争, 同时又保证了法院的权威。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 2009年6月26日发布。
[1]江必新, 王旭军.论不动产登记的司法审查[J].行政法学研究, 2011 (1) .
[2]何文杰, 白津生.浅析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的义务主体——兼谈格式合同之法律适用及完善[J].甘肃社会科学, 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