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共9篇）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1

乡镇基层矛盾案例分析

——以建房屋引起的邻里纠纷为例

木基尔哈

建房子，在我国农村是大事。很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在外奔波，就是为了挣钱在农村老家修个新房子。因为修房子的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我国农村比较常见。四川省甘洛县新茶乡某村王某某家盖新楼房，由于楼房结构问题，楼顶檐口跟西边邻居徐某某家檐口不齐，要稍微高于徐某某家。根据地方风俗习惯是不吉利的，因此徐某某家阻止王某某家继续施工。然而楼房已经基本盖好，就差楼顶房檐。两家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某某找到了村组干部要求调解。

村组干部将该案移交给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受理后，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了解到两家关系一直不好，经常有小摩擦，并且两家因为这次纠纷还大大出手，双方家里物品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损坏，双方都有财产损失。调委会认为双方都有过错，需要积极引导两家正确认识问题，双方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去理解对方的态度。至此调委会分别找两家人谈话，了解了两家人的要求与想法，并依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做出解释，分析了有关法律关系和利害后果，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充分尊重两家人的意见。同时，在

1调节中，也邀请两家都比较信赖的亲友参加，积极劝导两家正确认识问题，妥善解决纠纷。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调解，徐某某认识王某某修建房屋是正常的基本生存需求，终于同意王某某继续施工，王某某也作出一定让步，两家达成调解协议：

一、双方互陪对方因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王某某家檐口要与徐某某家一样齐；

三、两家南面迎面墙要水平平齐；

四、双方今后如因建房造成矛盾，自行友好协调。

从这个案例看，两家因为有过节积怨较深，双方都憋着一口气，都不肯让步，是这次矛盾纠纷的最大起因点。我国农村很多邻里纠纷，实际上都根源于当事人的积怨。从某种意义上说相邻关系是我国农村最为重要的法律关系，两家互为邻里，不管平时是否经常来往，也不管是否曾经有过矛盾，在一家出现问题需要相邻方配合协商时，相邻一方应该提供方便，而不能以任何理由设置各种障碍，避免损失的扩大。

对这次建房屋引起的邻里纠纷，调委会运用情、理、法相结合原则与调解的技巧，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分析，最终化解了这次纠纷。作为乡镇党委、政府，应当吸收两条有益经验：

一、乡镇党委、政府要增强执政为民的理念，切实提高执政能力；乡镇事务繁多庞杂，不能一切都依赖行政权

2力，要积极研究和解决乡镇新情况、新问题。

二、乡镇党委、政府要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积极作为，对于像以上案例中的民事纠纷，要积极利用“大调解”工作机制妥善化解纠纷，构建和谐干群关系，切忌武断使用行政强制力，引发诸多可能的不良后果。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2

1.2.4对处分程序合法性的审查

尽管“田永案”发生时并未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学生处分程序进行规定, 但法院并未因此放弃对被告作出处理决定时所应当遵循的正当程序的审查。法院认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 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 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被告没有照此原则办理, 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 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1.2.5对处分决定效力的审查

根据行政法原理, 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 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但法院认为被告在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后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被告于1996年9月为原告补办学生证并注册的事实行为, 应视为被告改变了对原告所作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 恢复了原告的学籍。被告又安排原告修满四年学业, 参加考核、实习及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等。上述一系列行为虽系被告及其所属院系的部分教师具体实施, 但因他们均属职务行为, 故被告应承担上述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2 何小强案: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的司法节制模式

2.1 基本案情 (4)

原告何小强系第三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03级通信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2007年6月何小强获得武昌分校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由于其本科学习期间未通过全国英语四级考试, 武昌分校根据该校《学士学位实施细则》未向华中科技大学推荐其申请学士学位。8月26日, 何小强向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昌分校提出授予工学学士学位的申请。2008年5月21日, 武昌分校作出书面答复, 因何小强没有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不符合授予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不能授予其学士学位。何小强以华中科技大学不授予其学士学位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诉至法院, 请求被告授予其学士学位。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何小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2.2 司法对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的节制审查

学界对“何小强案”的讨论远远不及对“田永案”的关注, 但此案所遵循的审查路径显然代表了因学术评价而引起的学位授予纠纷的司法审查模式。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未授予原告学士学位所依据的校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围绕此焦点法院从被告行为的可诉性和被告未授予原告学士学位所依据的校规校纪符合上位法规定阐述了裁判理由。本案判决的说理部分仍然存在很多瑕疵, 但与“田永案”中法院的全面审查模式不同, 尽管法院的审查用语也是“有授权”和“不违反上位法”, 但在逻辑证成上已发生了变化。“冲突性”审查已不是判断校规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因为在这类案件中, 上位法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以下简称《学位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实施办法》) , 而以上法律法规所涉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化。对在校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 高等学校有权自主决定。这种自主权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受到司法的尊重, 在本案中法院在高校自主权和学术自由领域表现出来的司法节制值得肯定。

《学位条例》第四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 成绩优良, 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 授予学士学位: (一) 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 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条例实施办法, 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该办法赋予学位授予单位在不违反《学位条例》所规定授予学士学位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在学术自治范围内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权力和职责。法院认为:华中科技大学在此授权范围内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 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高等学校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 自行对其所培养的本科生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作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是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的细化, 并没有违反《学位条例》第四条和《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因此, 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从本案的司法审查过程可以看出, 针对《学位条例》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中“成绩优良”、“较好”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理解, 法院更倾向于把判断权交给学位授予单位, 在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中, 法院对高校校规的尊重体现的更加明确、清晰。各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水平衡量标准, 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校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前提下, 确定较高的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或适当放宽学士学位授予学术标准, 均应由各高等学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理念、教学实际情况和对学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决定。对学士学位授予纠纷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校的学术自治, 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案件司法审查的范围应当以校规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

3 两种模式的启示:寻求司法审查与办学自主权的平衡

《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 依法自主办学, 实行民主管理。”这一立法赋予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往往成为高校力图避免司法审查介入其学生管理行为的依托, 司法介入学位授予纠纷更是遭到高校基于学术自由的自我定位而产生的本能抗拒, “这种抗拒或是出于特权心态, 或是基于笼统的办学自主权不受任何干预的观念” (5) 。“田永案”一审宣判后, 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 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该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针对办学自主权思维的抵抗, 司法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应:学位授予纠纷中的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其办学自主权必须依法行使并接受司法的审查。

当然, 我们在欣慰于行政法调整空间扩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扩大的同时, 也有学者存有这样的忧虑:司法对高校学位授予纠纷的介入“是否有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疾风暴雨” (6)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法治还是司法擅断” (7) ?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学位是根据某一国家意识形态的特点, 为该国有关教育的法律制度所规定, 由国家或由某种公认的办法认可的教育机构授予给公民个人并表明公民个人受教育水平的终身荣誉性称号” (8) , 学位的本质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学术评价, 某个学生是否达到某种学位所应具有的学术水平完全应该由相关学科的教师、专家来评断, 学位授予相关事项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范畴, 司法介入学位授予纠纷似乎侵犯了高校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权。

事实上, 对于某些学者质疑的司法审查介入学位授予纠纷的正当性问题, 司法实务给出了较好的回应。在“田永案”中, 虽然法院确立了一种全面审查模式, 但仅仅限于对基础事实是否存在、基础事实的性质、校规合法性、处分程序正当性以及处分决定的实际效力等方面进行审查, 基于审查结果, 法院判令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组织本校有关院、系及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而没有代替被告作出授予学位的决定, 避免了受到干预学术判断的指责。“何小强案”中, 法院对被告的学位授予细则表达了高度尊重与节制, 在对校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确认后, 直接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也未触及实质性的学术判断。

在学位授予问题上, 高校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主权, 并且可以自由地基于其学术性的认知依据法定的程序作出是否授予申请人学位的判断。但学位授予权在性质上“具有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双重属性” (9) , 在高校内部客观上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行政—学术权力二元格局构成当前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内在结构, 其各自具有的法治意义并不相同:基于学术权力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更多地受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的调整和约束;而基于行政权力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要受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 应当允许司法审查的介入。在学位授予过程中,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叉作用, 如果没有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审查, 极有可能发生行政权力干涉学术自由的现象, 司法审查是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特别是学术自由权的有效保护, “对大学自治权内在结构中行政管理权的司法审查可以更加有力地保障学术自由, 它应当是大学法治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5) 。另一方面, 司法审查要区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 对于纯粹属于学术自由事项, 司法应有相应的节制, 司法对学术自由的干预的危害并不亚于行政对学术自由干预的危害。

在寻求司法审查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平衡上, “田永案”与“何小强案”所确立的司法审查模式毫无疑问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1) 区分学位授予纠纷发生的基础事实进行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与介入。各高校在学位授予的否定性要件的设定上主要分为两类, 即违规类否定要件和学术类否定要件。前者主要指把违反校规校纪、受到纪律处分而不授予申请者相应学位;后者主要指因申请者没通过相应等级考试、学分绩点不达标、必修课成绩不合格等学术评价类原因而不授予申请者相应学位。“田永案”与“何小强案”为两种不同的学位授予纠纷的司法审查提供了参照。

(2) 对校规合法性的审查要区分不同的学位授予纠纷类型采取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田永案”所代表的违规类学位授予纠纷案件中法院主要是遵循“有授权—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冲突性审查标准, 即学校的校规校纪以及依此对学生进行纪律处分的程序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 从中也可以看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退学和开除学籍事项的细致规定, 为学生筑起了一道权利保障的屏障。任何增设行为要件或加重法律效果的规定都会受到法院的否定性评价。但在“何小强案”所代表的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案件中, 法院的审查用语也是“有授权”和“不违反上位法”, 但在逻辑证成上已发生了变化。“冲突性”审查已不是判断校规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在这类案件中上位法所涉规定非常笼统和原则化。对在校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标准, 高等学校有权自主决定, 法院在学术评价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判断问题上应倾向于高校作出的判断。

(3) 程序合法性审查在任何类型的学位授予纠纷案件的司法审查中不能缺位。“田永案”中, 原国家教委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尽管没有对处分学生的程序要求, 但法官仍然运用正当程序原则对被告的处分决定就行了程序正当性审查。2005年教育部新制定的《学生管理规定》的最大变化就是规范了学生违纪处理程序。违反法律程序作出的处理决定即使在实体上完全合法, 也会因程序违法遭到司法的否定评价。在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中, 司法理应对纯粹属于学术评价的内容保持高度节制, 但由于“价值冲突的优先次序和优先程度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 从高度维护教学秩序的有效实现到越来越倾向于重视权利保障” (11) , 对学位授予过程中学位申请人资格审核程序和学术委员会形式等程序性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

摘要：“田永案”与“何小强案”分别代表着当前我国学位授予纠纷的两种典型类型, 即违规类学位授予纠纷和学术类学位授予纠纷。我们通过对两案判决书中针对案件实体问题的裁判理由的近距离的精细观察可以发现, 法院对不同类型的学位授予纠纷在实体审查、程序审查、校规合法性审查的广度与深度存在明显差异, 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司法审查模式。两种司法审查模式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寻求司法审查与办学自主权的平衡有重要启示。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3

2014年7月16日，中国曲协收到相声作家甲的书面申请，反映其与相声演员丙（根据当事人要求，本文隐去其真实姓名及作品名称）之间关于相声作品《出×××》和《明××》（以下分别简称为《出》和《明》）的著作权纠纷，并请中国曲协调解双方纠纷。

根据甲反映：其一，相声作品《出》系甲、乙合作创作，发表20多年来广泛流传并为多名相声演员表演，其中丙曾多次表演该作品，但仅于20世纪90年代初向两位作者邮寄稿费200元。其二，相声作品《明》系甲创作，丙在担任某高校讲师期间内曾将该作品收录入教材，且未向甲支付稿酬。同时，甲未明确其调解诉求。

按照《中国曲艺家协会曲艺纠纷调解制度（试行）》（以下简称《调解制度》）有关规定，中国曲协权益部作为中国曲协的调解组织，对申请人甲的调解申请进行受理审查。经审查，该起纠纷符合受理条件，权益部同时提示甲获取合作作品《出》另一作者乙的授权，以便于开展调解。其后，权益部与丙进行协商，丙表示同意按照《调解制度》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授权丁代理其参加该起纠纷的调解。据此，权益部登记受理该起著作权纠纷案件，正式启动曲艺纠纷调解程序。

7月30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一次现场调解。在告知环节，由调解员宣读有关调解制度，并告知当事人有关调解程序及其权利义务。在启动环节，主持人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接受中国曲协调解，并遵守《调解制度》等相关规定，双方均表示同意。在审查环节，调解员对调解当事人的证件材料及书面代理材料进行审查，甲未能出示乙书面授权，丁出示了丙的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甲认可。在申述环节，由申请人甲简要陈述纠纷事实，但未提出主要诉求。在认定环节，由双方当事人对纠纷事实进行认定，均未提交证据材料。在商议环节，由双方当事人根据认定的纠纷事实，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事由进行商议，甲表示要与乙商议，在下次调解中再提出具体的诉求。经首次调解，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其一，关于《出》：丙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表演了该作品，并向两位作者支付了200元稿酬，双方并无其他约定，其后丙曾再次表演该作品，表演次数及收入不明。其二，关于《明》：丙并非适格的申请对象，因此甲决定撤回对丙就该作品的调解申请。

9月23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二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一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审查环节，甲出示了乙书面授权，代理材料符合法律要求，并经丙方认可。在申述环节，甲提交了新的调解诉求书，提出由丙一次性支付119630元永久买断《出》的版权。在商议环节，丁提出：第一，对版费的计算方式不认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依据；第二，丙不“买断”版权；第三，此次调解被申请人只有丙，甲提出其他人使用该作品与丙无关。经调解，双方在作品稿酬金额上存在较大争议。

9月28日上午，权益部会同双方调解当事人甲、丁进行第三次现场调解。在确认环节，双方当事人对第二次调解达成的共识再次进行确认。在商议环节，经调解，双方达成合意：由丙向甲、乙支付《出》版费人民币3万元，丙获得该作品除人身权外的所有著作权永久使用许可，版费现场一次性付清。甲现场表示对调解结果满意。

【案件启示】

一、调解是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探索和有效途径

当前，在曲艺界里“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老一辈曲艺家本着传承弘扬曲艺事业的良好愿望对侵权行为诸多忍让，众多曲艺工作者受制于立法欠缺、执法偏弱、曲艺自身特性等因素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但是，面对新世纪以来全球数字网络的迅猛发展，曲艺作品的传播方式极大改变，曲艺事业发展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曲艺权益受到更大的冲击和侵害。在此形势下，中国曲协力图探索建立一个曲艺界内普遍认可、信任的平台来依法、有效地调处化解曲艺纠纷，并在调解纠纷过程中使纠纷当事人更加知法懂法，也向更多的曲艺工作者发挥示范、宣传乃至警示和教育的作用。

曲艺纠纷调解，是根据纠纷当事人申请，在中国曲协权益部及各团体会员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社会公德以及曲艺行业傳统习俗和道德规范为依据，针对与曲艺艺术有关的各类法律纠纷，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调解活动。曲艺纠纷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它是在民事诉讼之前，依法化解曲艺纠纷的重要防线之一。只要符合受理条件，曲艺工作者即可向中国曲协及各团体会员申请调解，像本案的双方当事人一样，通过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调解程序化解双方矛盾纠纷，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加强法治意识，化解误会心结，增进学习交流，共同营造曲艺界的和谐守法氛围。本案为中国曲协权益部自2013年8月7日成立以来首起正式受理并成功调解的曲艺纠纷案件。通过调解本起纠纷，中国曲协进一步积累了曲艺纠纷的调解经验，对曲艺纠纷特点和化解方式有了初步的探索和认识，《调解制度》及有关文书档案等不断完善健全。

二、依法维权对于曲艺工作者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实现“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对行业自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曲艺的繁荣发展同样需要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引领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以法治宣传为着力点，以行业自律为突破口，以曲艺维权为重要保障，始终高举法治大旗，积极培育法治信仰，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曲艺事业提供行动指南。因此，曲艺工作者按照法律规定积极维权，不仅是法律赋予其应有的权利，也是每一名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曲艺人应尽的义务。

本案中，著作权人甲已经认识到自身著作权的重要性，并勇于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种做法值得大力宣传和弘扬。同时，通过本案，反映出当前曲艺界对著作权保护的一些误解和态度问题。例如，甲虽然提出调解申请，但一直不愿意明确调解诉求，表示“我维权的目的不是为了钱”，直到第二次调解前才在调解组织的多次提示下提出有关诉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因此，获取报酬是每一位作者应有的权利，甲作为相声作品《出》《明》的作者，依法有权提出获得报酬的诉求，同时其维权行为也能为曲艺界推进作品依法流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例如，双方在调解过程中提到相声作品《出》很多人都在演的问题，也反映出不少曲艺工作者“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认为当侵权行为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普遍性时，即使该行为含有某种不合法或不合理因素，法律对其也难予惩戒。通过本案的调解，有利于曲艺界进一步摒弃这类错误的观念，树立起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正确价值观。

三、合作作品的所有作者共同享有作品的著作权

合作作品是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或者自然人与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两个以上的法人、其他组织共同创作的作品，称为合作作品。《著作权法》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

合作创作是曲艺界比较常见的创作方式，不仅有利于创作灵感的激发和碰撞，也能增近感情与合作，因此成为曲艺创作的重要选择。作为合作作品的每一位作者，当共同作品的著作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时，都有权利单独请求赔偿和享有诉权，不仅如此，还应当向自己的合作伙伴宣传法治理念，鼓励其他作者一起依法维权，通过获取授权等方式，集合更多的力量形成维权的合力。

家庭纠纷调解和好案例A 篇4

调解员： 单位： 职务：

当事人双方基本情况：

男方：丁晓飞

生日：1981年4月10日

女方：吴凤

生日：1980年4月10日

男、女双方2009年年底经人介绍相识，于2010年10月27日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11月17日生一女名许仙 离婚原因

女当事人称其和丈夫结婚2年了,房子是在结婚之前买的,房产证上是男方的名字,而且结婚后大部分的房贷是女方支付的，但最近女方和男方就是否将老人接来赡养发生矛盾,男方经常开口闭口就叫女方滚出去,说房子是他的，是婚前财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每次女方都是忍耐和退让，希望能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但自己也会常常想到自己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边缘，为了摆脱痛苦，她自己有了要离婚的念头，于是在一次争吵冲动下来到了婚姻登记处。男方认为：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结婚后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接来同住，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又方便了自己照顾他们，何乐而不为。女方不同意自己的父母来住让他很恼火，什么事情都好说，就是这个没的商量。女方认为：

自己小两口刚刚步入二人世界，自身尚且有个磨合过程，如果一下子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难免增添许多矛盾，男方的语气和态度让她有了离婚解脱的念头。调解经过和总结：

工作人员通过谈话了解发现男方性情爆燥，对问题常常不能理智处理，为避免男方因不理智造成不良后果，且男、女双方夫妻感情尚未达到破裂的程度，工作人员便开始耐心作起女方的思想工作。我们先是从法律角度分析，现在的情况的确对女方很不利,因为法律规定结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会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而且虽然女方付出的多,但是因为证据上的不足,也会导致女方在分割财产上的不利,至于结婚时候女方出的财礼原则上应当属于女方的,结婚后购置的财产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如果能证明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可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方少分或不分，但是男方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从未有出轨和殴打女方等过错行为。从财产分割方面让女方知道对她很不利，而打消轻易离婚的念头。其实从谈话中能感觉到女方对男方,对这段婚姻还是很有感情的,同时男方还是很在乎女方的，对这段婚姻还是很在意的。只是对于接老人一起居住这个问题还存在心结。于是我们工作人员约来男、女双方及其父母面对面做耐心、细致、入微的工作。男、女双方终于从思想上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与无知，不仅表示今后生活不在提及离婚，而且还对以往自己的行为、想法表示后悔，并表示今后将父母接来一起同住不存在任何问题。当事人的父母也表示目前年纪还不算大，身体各方面都比较健康并不需要人照顾，当事人两人的世界他们并不想去打扰，只要当事人经常回去看看就够了。自此当事人双方的婚姻纠纷问题得以完美解决。

从他们的婚姻看,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到非要离婚的地步, 及时掌握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避免了对抗性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我们的协调,当事人双方能理性的认识到现在问题的本质,他们今后的婚姻应该会很幸福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一个人总在想什么,那么他可能就会遇到什么,这是因为如果你总在想一种场景或结果,这就会给自己形成一种暗示,并在潜意识中引导自己向那个方向去发展,并导致那样的结果。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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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某甲县瑶琳镇人民政府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2013）绍虞商初字第564号民事裁定，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称：最高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性质上并非是必须强制适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上虞法院以复函作为认定该案管辖的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撤销原审裁定，将该案移送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审理。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6

（2015-10-31）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视点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商品化的不断发展,物业管理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同时,物业管理服务中出现的矛盾纠纷也日趋增多,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基层治理的重点、群众关注的焦点。

一提起物业公司,很多业主连声叹息,痛斥他们拿钱不办事。物业公司则大吐苦水,说业主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物业公司与业主这对矛盾体,有时候真可谓“水火不容”。

2014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等地为试点地区,成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工作作为预防和化解物业民事纠纷的一项重要手段,适时介入到物业管理纠纷中。

“中间人”调解机制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在新疆进行了走访调研。

温馨调解室化解矛盾

一张圆桌,上面摆着一束花,两边各放了一个茶杯,如果不是桌上摆着“人民调解”的桌牌,根本看不出这个温馨的屋子是化解物业矛盾纠纷的地方„„这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的一角。

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月社区、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和天山区日月星光小区三个物业纠纷调解试点区共调解物业纠纷1137件。

在乌市沙区汇月社区,因停水、停电、停暖、漏水事件引发的纠纷频繁发生。

2014年年底,群众集体反映,多个小区成片的楼顶因年久失修大面积漏水。这些楼房大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房改房,此类房屋已无维修资金,牵涉范围大,汇月社区物业纠纷温馨调解室了解情况后,向片区管委会反映,并请区人大代表参与、介入调解工作,通过人大视察、提交议案、人大会议研究,最终决定由政府对51栋楼房屋顶出资修缮,彻底解决了这个片区的屋顶漏水问题。

乌市水磨沟区七纺片区居民小区多为老旧房屋,纠纷多为管网老化、上下楼漏水等,因此,物调委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精通物业管理的作用,在调解中做到依理、依规服务。巡回法庭当场“结案”

物业巡回法庭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在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工作中的创新。乌鲁木齐市司法局局长张自敏说:“近年来,物业纠纷信访案件逐年上升。为此,该区与沙区法院沟通建立了首家物业巡回法庭,形成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司法诉讼活动紧密衔接的运行机制。”

10月19日,家住乌市沙区汇月社区的居民李先生心里暖暖的。

“没想到,拖了半年的案子,巡回法庭当场就结了案。”李先生说,他每年都按时交物业费,可车停在小区里被砸,物业公司却推脱责任。

今年8月,沙区法院在扬子江路片区成立首个物业巡回法庭。李先生将此案起诉至法庭。法官调查取证发现,李先生的车停在小区的消防通道上,通过小区监控查看,车辆是被冰柱所砸,而冰柱形成的原因,是14楼业主加盖了违规建筑。经法院审判,李先生和14楼的业主负主要责任,小区物业公司负次要责任。审判现场,三方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

“许多物业纠纷案件的重复性较大,有的判决并不能达到彻底平息社会矛盾的效果。”张自敏表示,建立市、区县、乡街、社区四级物业管理纠纷指导和调解组织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有了调解网络,如何组织调解队伍是关键。张自敏说:“我们在各试点单位建立了物业纠纷专家人才库,由法官、律师、物业管理专家、技术人员、人大代表、楼栋长等参与调解,从源头上解决了队伍人才不足的问题。” “老娘舅”变“大管家”

“‘黄管家’,你快给我们做主,这小区都建好两年了,活动室还没修好。”去年6月的一天,家住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辖区某小区的老王找调解员黄玉杰求助。

50岁的黄玉杰是玛纳斯县玛纳斯镇司法所所长,自从该县开展物业纠纷调解后,他又多了个身份——“黄管家”。居民和物业公司有了纠纷,都会第一时间来找他。

“我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有些人拉着横幅,要求物业公司尽快规划建立活动室,现场居民情绪很大。”黄玉杰安抚完居民后,到小区物业公司实地了解情况。

之后几天,黄玉杰通过征求居民意见形成书面材料,经建设局、社区、调解员与房产公司、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多次调解,活动室很快开工建设了。

如今,在昌吉州,像黄玉杰这样的“大管家”有200多个,他们分布在全州87个社区,只要有物业纠纷就有他们的身影。昌吉州司法局局长刘中强说:“自开展物业纠纷试点以来,我们培养了200余名专职调解员。”

刘中强介绍,在整合自身队伍的同时,昌吉州探索建立了以司法局和住建部门牵头,将综治、法院、公安、房管等单位部门组成的领导机构,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联动机制。目前,该州从县(市)、乡镇(街道)、社区,不管哪一级物业纠纷在调解中需要这些部门参与,都可以与之沟通协调。政府买单群众受益

“没想到我一分钱都没花,物调委就帮我们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家住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胜利小区的刘阿姨说。

原来,胜利路街道辖区的房屋多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房屋面积小,管线老化、堵塞、个人私自改造等现象严重。刘阿姨说:“我家住一楼,由于管线问题,家中的下水道经常被堵。”起初,她和楼上的几家住户还会一起掏钱疏通下水管线,但时间一长,大家就相互推诿扯皮。2000年,刘阿姨改建了水管线,自己解决下水被堵的困扰,结果楼上的住户水管线被堵,两家的怨气越结越深。

今年4月,胜利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与物管站多次去刘阿姨家,建议一楼单独走管线,并一一解决了刘阿姨家改线所造成的厨房、地面、厕所和马桶的维修问题。

解决这一纠纷的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是由克拉玛依市政府购买的服务。该市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立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5家物业服务企业设立物业纠纷联络站,构建了“自治组织+专业化人民调解队伍+诉调衔接”辐射全区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纠纷调解运行机制。

今年4月20日,白碱滩区中兴路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受白碱滩区人民法院委托,调解了汪某等227名债务人与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电厂之间的供热合同纠纷系列案件。

白碱滩区司法局局长王润刚介绍“目前:,我们已经组织调解205件,其中申请司法确认90余件,涉及金额上百万元。” 人民调解有独特优势

据记者了解,在2012年、2013年、2014年,新疆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调解物业纠纷分别是2952起、4483起、4767起,逐年递增。

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白莉分析说,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物业纠纷数量逐年递增,并且这些矛盾纠纷逐渐呈现出问题相互交织、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互为因果、小区恶性循环、群众苦不堪言、行政管理部门疲于应付的局面。总的来看,物业纠纷呈现出发生频率高、发生量较大、案件标的小、问题琐碎纠缠、持续时间长、容易引发群体性对抗等特征。

白莉认为,物业纠纷如积累久了不能及时化解,轻则影响小区业主正常生活,重则危及小区安宁和社会稳定。这些物业纠纷如果全部依靠司法途径解决,法院负担大,程序复杂,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如果依靠行政机关解决,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行政机关不便也无法过深介入,投诉量大行政机关也疲于应对,程序复杂既耗时间又费人力物力。而人民调解由于具有扎根基层、分布广泛、方便快捷、不伤感情等特点,在化解物业纠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新疆律师协会会长桑云建议,应当加强物业服务指导,促进业主自治与企业自律,增强行业的凝聚力,强化制度建设与落实、加快完善企业信用档案诚信服务体系。健全激励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树立行业品牌,落实物业服务合同监管制度,严格履行合同约定。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充分利用司法、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调解资源,加强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业调解的联动,在协商、仲裁、诉讼之间建立一道维护社会稳定的缓冲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厅长阿不力孜·吾守尔表示,新疆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推动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建立,结合物业行业实际,促进调解机制长效运行。还将选精配强队伍,结合实际吸纳具有房地知识、法律知识、热爱调解事业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全区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将积极与住建房管部门协调配合,挑选物业行业精英组建物业纠纷人民调解行业咨询专家库,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各服务小区指定认真负责、业务精通的工作人员担任信息员。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7

1医患纠纷调解的主要类型

调解是一种非对抗解决方式,致力于改变矛盾双方之间的对抗性的地位,医患双方可以在第三方的帮助下, 面对面交涉,以解决纠纷中的当事人的利益冲突为首要目标,矛盾双方可以就医疗纠纷解决方案中涉及的货币和非货币内容进行商谈。比如在诊疗过程中发生了漏诊, 可以采取对漏诊的疾病减免医疗费用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变通而不失规范的方式更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在我国, 现行调解医患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诉讼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

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其主要特点是:调解协议具有权威性和中立性,调解结果可以得到医患双方有效执行,但存在调解效率不高、 调解原则不易贯彻、调解成本较高等特征。

行政调解是由政府行政机构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等争议,医患双方不愿意进行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由医患双方当事人向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其主要特点是: 调解协议能得到医方较好的履行,调解协议内容更具专业性。存在的缺陷是:对调解的公信力易产生质疑,调解范围有限,调解协议的履行得不到强力保障等,由此产生了同一事件反复调解的现象。

人民调解是指在第三方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下,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对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署调解协议,建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人民调解制度为医患双方解决纠纷和矛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和场所,把医患矛盾从院内转移到了院外。同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遵循了平等自愿、合法合理和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等调解的基本原则。医患纠纷采取人民调解的方式相比前两种模式,具有专业性、 中立性、公信力强和法律有效性、可及性等特点。同时, 从世界经验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是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据统计,美国目前85% 的医患纠纷通过ADR方式解决［1］。

2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实施情况

近年来,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日益受到各方重视, 针对医患双方当事人协商、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无法解决的医患矛盾,各地逐步探索实施医患纠纷第三方人民调解制度。比如,2006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第三方人民调解组织参与医患纠纷化解工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6年,天津市成立了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采用由营利性机构参与调解的模式,天津市金必达医疗事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天津市仲裁委员会联合成立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在该中心调解,患者需要缴纳医院最终赔款的10%作为报酬［2］。2008年,宁波市建立了人民调解机制与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相结合的第三方处理模式［3］。2009年, 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各地在探索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过程中,司法、卫生、公安、综治、保监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有效衔接,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以上海市为例,2011年和201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关于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 和《上海市医患纠纷预防与调解办法》,确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基本实现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调解办法明确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体系、受理范围、调解原则、调解程序、调解期限、经费保障、保险理赔衔接等制度,建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医疗质量安全监控机制、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对接机制、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考核机制等为核心的“三大体系、四项机制”,形成了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平台,司法、卫生主导,保监、公安等部门支持,社会广泛参与的化解医患纠纷工作新格局。上海设立了区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委员会和办公室,配备了近150名人民调解员(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有101名),组建了由医学、法律、心理咨询等906名专家构成的医学咨询专家库,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提供专业支撑。同时,进一步强化医患纠纷人民调解配合衔接机制,健全医疗机构投诉管理规定,完善医患沟通渠道,引导患方通过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据统计,2014年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计办理医患纠纷3 720件,办结3 473件,其中调解成功3 048件,成功率约为82%,基本实现了案结、事了、 人和。

3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意义

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具备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较高的公信力,其调解结果具有高效性和经济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社会成本。 同时,人民调解坚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疏导和说服, 有利于双方缓和矛盾,缓解紧张情绪,有利于医患纠纷的和平解决。

3.1有助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人民调解是纠纷非诉解决方式之一,具有便于沟通、 不伤和气的特点。在医疗纠纷的处理中引入、完善人民调解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3.2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

医疗关乎民生,医疗服务水平关乎人民健康水平。 毫无疑问,程序合理的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可以妥善解决医疗纠纷,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减少防御性医疗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医疗资源的作用,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

3.3有利于构建多元化的低成本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创新社会管理

人民调解具有自治性、公益性,处置便捷、高效、成本较低,在解决医疗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我国现有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不够顺畅,医疗纠纷的结果往往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在事实上鼓励和助长了患者到医院去闹,而非通过法律、法规规定的途径去解决,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医院也缺乏权威的、相对稳定的法律机制来解决纠纷,感到无所适从。健全和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处理机制,可以高效、公正地解决医疗纠纷,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维护医患双方利益,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

4开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薄弱环节

一是将纠纷引出医疗机构的力度仍待进一步加强。 二是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宣传仍待进一步加强。社会民众,特别是部分患者对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的作用、优势还认识不足,这对医患纠纷有效引出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三是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建设仍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医疗责任保险发展较缓慢,保险种类少,医疗责任保险分担医疗风险、减轻医疗机构的压力、缓解医患关系的作用不明显。四是医患纠纷人民调解队伍自身建设仍待进一步改善。随着医患纠纷化解难度的逐步增大,专业性要求不断提高,个别人民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和调解技巧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五是医患纠纷现场处置工作仍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个别患者在维权理念上还存在着一定误区,错误地坚持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来获得高额赔(补)偿,这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不利于纠纷的妥善化解。

5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新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5.1完善相关行政规章

进一步确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在三种调解方式中的主要地位,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通过行政规章,有效统一《人民调解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关条款,以医患纠纷引出医疗机构为重点,从指导思想、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统一受理、经费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升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效力和权威性。同时,对医患纠纷的预防、医患纠纷现场处置、 医疗保险理赔等相关重要事项,也要提出明确要求,以规范医患纠纷处置工作。

5.2构建医患调处社会管理工作体系

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有效整合专业调解和社会调解资源,协调兼顾各方面、各层次的利益诉求,将大调解与工会、妇联、劳动、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有效对接,共同研究落实衔接机制、保险理赔、秩序维护、司法确认等措施,确保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多元化调解大格局在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中的多重功能,较好地实现矛盾有效分流和快速调解, 使矛盾在早期得以化解。

5.3强化各项制度建设

5.3.1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分散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化解医患矛盾方面有着重要作用［4］。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国家法律政策、保险种类、保险赔付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完善的地方, 使得医疗机构对加入医疗责任保险兴趣不大。各地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推动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经济条件稍差的地方,采取自愿加入医疗责任保险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5］。

5.3.2建立医患纠纷理赔新机制。从拓展保险服务内容、 保险对象覆盖面、出险理赔环节等方面,制定医患纠纷保险理赔新机制,在医疗责任保险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探索推进医务人员个人投保,扩大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保险理赔范围,探索医患纠纷赔(补) 偿统一支付制度和医患纠纷保险产品支持政策,充分发挥保险在化解医患纠纷中的风险分担作用。

5.3.3规范医患纠纷赔(补)偿标准。应当按照《人民调解法》、《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在梳理既往医疗纠纷赔(补)偿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医患纠纷的性质,提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医患纠纷赔(补)偿标准和补偿途径,建立弱势群体疾病风险分解机制。

5.3.4建立医患纠纷现场处置机制。形成较完善的调处工作体系,建立统一的各职能部门医患纠纷现场应急处置的工作对接关系,统一负责医患纠纷应急处置现场指挥, 完善联动机制,制定处置预案和规范。

5.3.5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安全监管。修订完善疾病诊疗规范,通过培训、强化临床专业质控、推行优质护理、临床路径、医院综合评审等行业管理和医疗质量万里行、 优质医院创建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控,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进一步强化医疗安全责任追究机制,对发生重大、特大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或发现存在严重医疗安全隐患的医疗机构,加大查处力度。

5.4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

5.4.1进一步提高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性、权威性。加大培训力度,科学设置培训内容,邀请医学、法律、 调解专家,采用讲授式与案例式、体验式、模拟式等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员化解疑难、复杂医患纠纷的能力。充分利用专家咨询资源,不断完善和创新专家咨询工作的模式,为人民调解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提供支撑。

5.4.2进一步探索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机制。继续吸引优秀、年轻专业人才进入人民调解员队伍,优化队伍年龄结构。加强人民调解员工作考核,不断提升调解服务质量, 推进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积极探索人民调解员退出机制,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工作活力。

5.4.3不断落实人民调解员队伍保障措施。进一步落实人民调解员聘用经费、办案补贴等经费保障。同时,积极探索有效的激励措施,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5.5大力宣传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新机制

人民调解纠纷案例 篇8

第二十五条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书面答辩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答辩，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记入笔录，经被申请人核实后由其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答辩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未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

第二十六条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

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三节仲裁庭的组成

第二十七条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其他二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当事人不能选定的，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自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将仲裁庭组成情况通知当事人。

第二十八条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群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回避事由在首次开庭后知道的，可以在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前提出。

第二十九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仲裁员因回避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

第四节开庭和裁决

第三十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开庭进行。

开庭可以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者村进行，也可以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所在地进行。当事人双方要求在乡(镇)或者村开庭的，应当在该乡(镇)或者村开庭。

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个工作日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仲裁庭请求变更开庭的时间、地点。是否变更，由仲裁庭决定。

第三十二条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可以放弃或者变更仲裁请求，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反请求。

第三十四条仲裁庭作出裁决前，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的，除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外，仲裁庭应当终止仲裁。

第三十五条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第三十六条当事人在开庭过程中有权发表意见、陈述事实和理由、提供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为其提供翻译。

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与纠纷有关的证据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发包方等掌握管理的，该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庭指定的期限内提供，逾期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三十八条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汪据，可以自行收集。

第五十九条仲裁庭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可以交由当事人约定的鉴定机构鉴定：当事人没有约定的，由仲裁庭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

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范本 篇9

（一）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格式

人民调解协议书（继承遗产纠纷用）

（）呼 人调字 号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 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被继承人的

纠纷的主要事实和争议事项：被继承人 于 年

月 日死亡。遗产范围及存放保管地点：。

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与被继承人系 关系。确定

为法定继承，为遗嘱，声明放弃继承。有身孕，应保留胎儿的遗产份额。因

提出，引起纠纷，申请调解。

本案各方当事人自愿将继承遗产纠纷申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审查，本案符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条件，在人民调解员 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继承，遗嘱内容，履行方式 履行期限。

2、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3、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4、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5、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6、没有继承权。

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双方自愿于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经司法确认，本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协议一式 份，由双方当事人、调解组织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申请人（签名）被申请人（签名）调解员（签名）记录人（签名）

人民调解委员会（盖章）年 月 日

（二）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格式说明

1、关于纠纷双方当事人。继承纠纷当事人一般较多，应将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列为案件的当事人，包括：(1)配偶，即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或者妻，已经离婚的或者尚未结婚的不是配偶，不享有继承权；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构成事实婚姻的相互享有继承权。(2)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相互之间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养子女与其亲生父母相互之间由于没有法律关系，所以不具有继承权；继子女与其继父母之间由于形成抚养关系而相互具有继承权的，不影响与其亲生父母之间的继承权。(3)父母，与子女相对应。(4)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5)养孙子女，与养祖父母之间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这里所谓的养孙子女，是指由其养祖父母直接收养为孙子女的情形，而不是指由养祖父母的子女收养为子女从而形成祖父母与孙子女之关系的情形。没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把第二顺序继承人列为案件当事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中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且不论男女继承权是平等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俗称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第二顺序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的法定扶养、赡养义务关系。此外还要把遗嘱继承人全部列为纠纷的当事人。

2、关于继承遗产纠纷的主要事实。（1）写明被继承人死亡时间，以确定开始继承的时间。表述为被继承人××于×年×月×日死亡。（2）写明遗产的范围及存放地点和保管人。表述如：“座落于×地的多少平方的房产一套；储蓄于×银行的存款人民币多少元，现存折由×人保管；存放于×地的电视机2台，等。”（3）当事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即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关系。可表述为：“××与被继承人××系配偶关系，××与被继承人系父子关系。”（4）写明继承方式。继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定继承，一种是遗嘱继承。此外，还有遗赠扶养协议。公民死后，如果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的，财产继承应按遗嘱的内容执行。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按法定继承方式进行：被继承人生前未立遗嘱，或者遗嘱全部无效；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遗赠受领人放弃受领；遗嘱继承人、遗赠受领人先于遗嘱人死亡；遗嘱未加处分的遗产；遗嘱部分无效，无效部分所涉及遗产。如表述为：“××、××、××系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为遗嘱继承人。”（5）写明有无胎儿的情况。如有有怀孕胎儿，而该胎儿出生后应属于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范围的，应当为胎儿保留继承份额。（6）写明是否有放弃继承的情况。（7）写明纠纷的起因。

3、关于继承遗产纠纷协议内容。协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份额、遗产分割方式、协议履行方式、履行期限等。

继承遗产纠纷人民调解协议书范例

人民调解协议书（继承遗产纠纷用）

（2015）呼大人调字1号

申请人姓名 石艳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日 1962年10月2日出生 民族 汉族 职业 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2 联系方式 *** 申请人姓名石艳丽 性别女 出生年月日 1968年1月6 身份证号码 ***222 联系方式 *** 申请人姓名 石卫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1969年5月12日出生 民族汉族 职业 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1 联系方式 *** 被申请人姓名 黄绍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日 1929年6月12日出生 民族 汉族 职业农民 住址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身份证号码 ***221 联系方式 *** 与被继承人系 夫妻关系

被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出生民族汉族 职业农民 住址 呼图壁县大丰镇南村 日出生 民族 职业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系申请人的

纠纷的主要事实和争议事项：被继承人 姚秀清 于 2002 年 6 月 14 日死亡。遗产范围及存放保管地点： 被申请人黄绍泉与被继承人姚秀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位于呼图壁县南村30号楼西单元一楼西户70型楼房1套，交购房款27124元；2003年7月，姚秀清因生前在采油厂从事家属工劳动237个月，即自1966年7月至1986年3月，获得退养家属一次性退养金利息差6744.4元，由被申请人黄绍泉领取。

被申请人黄绍泉 与被继承人系 1986年1月30日登记结婚再婚的夫妻 关系，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 与被继承人系 被继承人姚秀清与其前夫生育三子女 关系，—————— 与被继承人系 ———————— 关系。确定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和被申请人黄绍泉为法定继承，申请人石卫东 为遗嘱继承，2002年4月27日，被继承人姚秀清立录音遗嘱一份，内容为：将其个人财产70型楼房的一半处分给儿子石卫东继承。———— 声明放弃继承。———— 有身孕，应保留胎儿的遗产份额。因 三申请人提出要求继承遗产，引起纠纷，申请调解。

本案各方当事人自愿将继承遗产纠纷申请 大丰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经审查，本案符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条件，在人民调解员 张坚 主持调解下，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申请人石卫东继承遗产所占份额 占房产的50%，即

由被申请人黄绍泉居住使用位于南村小区30号楼西单元一楼西户的70型楼房；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石卫东房屋分割款7万元，履行方式 现金支付 履行期限 2012年2月15日前。

2、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继承遗产所占份额 各占退休金利息差1/4，即 被申请人黄绍泉支付申请人石艳华、石艳丽、石卫东利息差各1686.1元，履行方式 现金支付 履行期限 2012年2月15日前。

3、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4、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5、被申请人继承遗产所占份额，即 履行期限。

6、没有继承权。

本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协议自觉和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双方自愿于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向呼图壁县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一经司法确认，本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一方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履行方式 本协议一式 5 份，由双方当事人、调解组织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申请人（签名）石艳华等三人 被申请人（签名）黄绍泉

2012 年 2 月 1 日 2012 年 2 月 1 日

调解员（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