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与司法合一

行政与司法合一（精选10篇）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1

一、中国传统官吏考核制度的启迪

我国对官吏的职位问责源远流长, 《帝王世纪》记载:“舜为尧司徒”即确定尧有司徒之职。在《尚书》中记载有:“禹作司空”、“平水土”。意思是作为司空的大禹, 其职责就是治理水土。我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通常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实现的。考核的方法是将官吏在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由其上级整理出来, 并向该部门全体其他官员通读和听取意见, 由此议其优劣并集中送交吏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一般不能一家独断, 还有校考与监考。另外, 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 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 均与负责考核的人, 同其功过。考核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和“勾检制”。比如, 对于近侍官的考核标准就是:“献替可否, 拾遗补缺”。即能不能向皇帝提出意见以及意见的水平、分量如何。再比如对司法官的考核标准就是:“推鞠得情, 处断平允”。亦即能不能呈实调查清楚与执法公平问题。这类标准恰当、明白, 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每年一次的考核对于广大官吏来说既是鼓励又是监督。

及至清朝, 对官员已经有了较为详备的考察制度, “考群吏之治, 京官曰京察, 外官曰大计”。 (1) 朝廷对官吏的考察分为肯定奖赏与否定惩罚两方面。对京官的肯定奖赏考核方法如下。京察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对于如何确定等级, 朝廷定有四格, 第一格曰守, 第二格曰才;第三格曰政;第四格曰年。第一格“守”的标准有三:有清、有谨、有平;第二格“才”标准有二:有长, 有平;第三格“政”的标准是有平、有勤;第四格“年”的标准包括有青、有壮、有康。守清、才长、政勤、年或青或壮或健为称职, 列为一等;守谨、才长、政平或政勤、才平、年或青或壮或健为勤职, 列为二等。守谨、才平、政平, 或者才长、政勤、守平为供职, 列为三等。清朝对官吏的问责惩处以“六法”为规范标准。“凡入于六法者, 则劾”。六法, 一曰不谨, 二曰疲软无为, 三曰浮躁, 四曰才力不及, 五曰年老, 六曰有疾。不谨者、疲软无为者革职, 浮躁者降三级调用, 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 年老, 有疾者休致。当然, 清代也非常强调其他法律责任与绩效问责的的分界, “凡官, 贪者、酷者则特参, 不入于六法”。亦即, 对于官吏触犯刑律的不法行为, 不适用“六法”作为问责惩处的依据。

清代官吏肯定奖赏及问责惩戒考核制度之基本指导思想重在“有功、有为”, 其与现代公共行政问责的评价标准有差异, 但与现代企业的岗位绩效问责指导思想切合甚近。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辨异

(一) 公共行政行为被问责的基本标准变迁

1. 秩序行政理念下以“合法性”作为公共行政问责唯一尺度

行政是面向未来以目标为导向一系列的塑造活动, 其呈现为管理、协调、自律、监督等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动态行为。基于国家公共权力及社会组织以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身份差异, 行政分为公共行政、社会行政、私行政三种类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为典型特征, 传统公共行政行为正当与否判断之最高标准在于“合法性”。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内涵兼具“正当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技术标准, “正当性”是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模糊的概念, 但“正当性”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词, 它至少与选民同意及符合社会规律两个变量正相关。“合法律性”是公共行政的特别强调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旨在追求法律对行政的控制, 无法律即无行政使法律“直接地将国会的特定组织决定呈现出来, 以及间接地创设可以持续产生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结构。” (2) 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法教义学立场恪守的基本原则, 其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形成稳定、法律致力追求的秩序形态具有重要作用。但片面强调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古典经济学崇拜市场至上的一个极端, 只是打造有限政府、守夜政府的理论武器, 单纯以“合法律性”作为评价、规制公共行政行为的唯一尺度, 对于创造一个有活力、全面担当的大政府还是有所欠缺的。

2. 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

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 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 但也存有基本共识, 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 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 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 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 即比例原则, 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 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 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 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 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 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 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 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 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 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 是指明显荒谬的, 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

3. 新公共行政理念下强调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价值

新公共行政认为应当建立受益者导向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的正当性是建立在满足相对人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公共行政的存在目的除了要关注和促进一般公共利益的实现之外, 同时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简言之, 公共行政就是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根据弗雷里德克森教授和马苪尼教授的观点, 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应当从传统的强调重视行政机关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的议题和政策的建议;2、公共行政应当从单纯的重视效率和经济因素转变为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4、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5、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 (3) 显然, 在上述理论看来,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 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 但是, 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 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 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 (强调效率) (4) 而在现代社会, 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 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 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 著名的西———瓦 (沃尔多) 之争中, 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 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 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 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 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 (Efficient for what) ” (5)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二) 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

“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 也包括非国家行政, 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 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 (6) 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 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 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 “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 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 应集中处理, 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 独立执行。 (7) 正因为如此, 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 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 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 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 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 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 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 (行为成本) 。 (8)

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 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 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 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三)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指向对象不同

(1) 公共行政问责是一种行政系统内部自律机制。什么是问责?《联合国反腐公约》表述“问责制”适用“accountability”一词, 其形容词形式为“accountable”。《牛津简明英语词典》 (第九版) 对“accountable”的解释是:“responsible, requored to account for one's conduct, ”意思是指“在法律或者道义上应负责任的, 被要求对其性能更为负责任的”。 (9) 可见问责就是指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欧文.E.休斯认为:“责任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以其他人或者其他团体名义行动的人要对该其他人或者团体回报并对他们承担责任。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代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执行任务并向委托人回报他们的完成情况。” (10) 根据利益博弈理论, 在等级制关系中或者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必须建立一定类型的责任机制, 以确保被授权人的行为最终符合授权人的期望。

公共行政问责是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手段。责任政府, 是指政府只有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政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11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 责任政府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 责任政府的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做到:1.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尽可能加以满足;2.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3.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 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 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 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 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 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

(2) 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 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 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 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贻误工作, 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 是十分有益的。第一, 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 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 增强责任感。第二, 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 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 无论是厂长经理, 还是普通职工, 都会更加兢兢业业, 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

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 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 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 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 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

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 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 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 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 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 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 除了要考量效率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之外, 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

正因为如此,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 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 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 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 从而启动问责。所以, 第一, 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损他) ;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 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 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 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 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 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

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 属于同体问责, 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 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 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 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 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 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

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 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 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 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 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 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 因为政府必须保证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 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 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 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 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 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一) 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

“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第一, 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 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 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 同时, 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 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 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 在烟草公司, 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 但岗位职位固定了, 人员却未固定, 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 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 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二) “局司合一”情形下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烟草系统实行“局司合一”, 公司既是企业实体, 也根据法律授权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享有公共行政管理职权。这种组织特征决定了问责机制必须根据不同的管理事项采用不同的问责价值取向:作为企业实体, 其面对的是“顾客”, 采用绩效问责标准, 绩效问责的焦点在于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作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公权力享有者, 其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其首要标准采用合法性问责标准, 合法性问责关注相对人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严格保障。不管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如何流动, 如果关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且属于执行烟草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 只要该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或者行政行为不合理、或者行政管理行为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就能对该类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启动问责。对于烟草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 只有在公司人员的职业行为没有正确、适当履行岗位责任时, 才能启动问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共行政启动问责的起点要比私行政启动问责低得多。也正是如此, 执行烟草专卖公共管理行为的公司职员除了要履行好企业岗位责任之外, 更要以公共行政行为标准纯洁自己的行为。

摘要：在我国古代的正字制度中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度就早已有了一定的尝试和规定, 到清代, 对官员问责有了较为完备周详的规定。公共行政问责从秩序行政到福利国家及新公共行政经历了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的评价标准变迁, 企业私行政则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测度职业行为的绩效。“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 对执行国家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以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三个标准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对烟草公司的私行政管理活动则以岗位责任是否得到恰当、正确履行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关键词：传统官吏考核,公共行政问责,企业问责,烟草系统问责

注释

11 张友渔等主编.中华律令集成·清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368.

22 [德]施密特·阿斯曼著, 林明锵等译.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39.

33 [美]乔.弗雷里德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

44 [美]乔.弗雷里德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

55 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94-95.

66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

77 香港管理专业发展中心编.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19.

88 张忠野.公司治理的法理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1.

99 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3.

1010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265.

1111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2.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2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相关法条】《行诉解释》第97条。

【意思分解】?

确定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标准之一为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上对行政行为的一种分类。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不特定的人或事制定或发布普通适用的行为规则的行为。它一般不针对特定对象，而是规定在何种情况和条件下，行政机关和被管理一方的行为规则和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普遍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作出具体处理决定，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也即与该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行为。一般而言，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具体的人或事，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与该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次性地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反复、多次地适用的。?

具体行政行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五点：?

(1)具体行政行为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所实施的行为。?

(2)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作出的行为。?

(3)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对象即特定的事和特定人作出的行为。?

(4)具体行政行为是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

(5)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作出的行为，不仅指单方行为，还包括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不要混淆】?

依《行诉解释》第97条，注意《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适用的参照关系。

【重点法条】?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相关法条】 本法第54条第(四)项。

【意思分解】?

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相比，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是行政诉讼法最有特色的基本原则。从内容上看，人民法院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原则，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为例外，这一例外即体现在第54条第1款第(四)项变更判决的规定上。?

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具体内容包括：?

(1)行政机关是否超越职权;?

(2)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充分;?

(3)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依据是否合法;?

(4)具体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合法;?

(5)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合法。?

【不要混淆】?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3

关键词：泰兴市；司法行政工作；调查研究

作为一个县级市，泰兴市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对泰州的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该市司法行政工作所付出的努力。

一、泰兴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主要经验与成效

1.出台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考核办法

2011年7月份，该市司法局出台《泰兴市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考核办法》，从三个方面加强对办案质量的考核。一是办案纪律。不准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准向受援人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它不正当利益；不准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不准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刁难受援人，损害受援人权益。二是办案过程。杜绝无正当理由擅自替换承办人；规范填写并签订法律服务协议、授权委托书；履行权利义务告知；认真调查取证、周密分析案情进行风险告知；规范拟写申请书、诉状；代理词、答辩状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法律适用准确。三是结案归档。服务质量满意度；卷宗材料齐全、装订规范。考核实行百分制，由局案件质量考核小组根据案情需要，通过旁听、回访、查阅卷宗等形式对案件进行考核打分。

2.推进“群众满意服务窗口”创建工作

为进一步深化公证处、律师事务所“人民满意服务窗口单位”创建活动，该市司法局、律协分会制定出台了《公证处服务规范》、《律师事务所服务规范》，将创建标准进一步细化、量化，用“五规范”，切实抓好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的效能建设。一是规范工作制度，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做到制度和办事流程上墙、上网、上屏幕，便于群众查询，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二是规范工作行为，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工作职责，强化监督管理，严明工作纪律，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切实做到规范服务、高效服务、热情服务；三是规范工作流程，建立工作量化标准，明晰工作流程管理和过程控制，大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四是规范协调机制，加强协调，合理划分服务方向，明确工作分工，建立健全汇报沟通及时、相互配合有力、服务优质高效的协调机制；五是规范内部监督程序，强化对工作作风、办事效率、服务意识、工作质量的刚性监督，树立服务窗口为民、务实、依法、高效的良好形象。

3.创办《泰兴市调解信息快报》

为认真落实调解工作快报制度，及时有效的反映全市调解工作情况，该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于2011年7月中旬创办了内部报送的《泰兴市调解信息快报》。《快报》着重汇报工作动态、分析矛盾纠纷、宣传先进典型、突出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调解、提出工作建议等。《快报》作为内部资料主要报市四套班子领导、上级有关部门，送相关单位。《快报》的创办，扩大了调解工作影响，提升了调解工作绩效。

4.强化基层蹲点调研

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基层一线单位的实战能力和水平，该市司法局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以转变机关工作作风、队伍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司法行政部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为主线，在系统内组织机关干部带课题下基层蹲点调研。调研要求全员参与责任到人，所有调研人员放下机关架子，沉下身子，真心实意问计于民，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注重培植扶持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新特点、措施，帮助提炼形成特色，加以推广应用，切实为基层破解发展难题。

5.在城区干道设置法制宣传遮阳亭

近几年，泰兴市法宣办不断开拓法制宣传新阵地，创新法制宣传新模式，围绕城乡建设增添法制宣传的内涵，使法制宣传工作溶于群众生活各个方面。2011年投入数十万元在市区主要交通路口建成法制遮阳亭，在遮阳亭上张贴相关交通法律法规、法律常识宣传标语、农民工维权常识等，使法制宣传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不留死角。同时，法制遮阳亭的建成还为泰兴的“四城同创”和法治文化建设，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虽然，该市的司法行政事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仍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业务发展不协调的现象；司法行政工作的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信息化建设和队伍建设等还存在薄弱环节，司法行政事业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认清形势，寻求突破。

今后，司法行政事业将进入维护稳定艰巨期、法律服务提升期、社会管理创新加速期、服务民生职能强化期，该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改革、发展、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歷史任务，司法行政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关键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触及许多深层次问题，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多样化、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和矛盾纠纷的易发多发性，对该市司法行政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的对策建议

1.强化法律保障职能

唐代基层行政与司法制度探索 篇4

关键词：唐代,基层,行政与司法制度

唐代中央的刑部作为行政机关存在,御史台的司法功能也是行政功能的延伸,只有大理寺才是专业的审判机关。而在地方,则司法与行政没有清晰的界限,道、州和县三级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合一的,司法是行政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整个唐代行政和司法不是独立的两个部分,而是相互包含的,其中司法是行政职权的一部分。而在县一级之下的乡、里、村、坊都是兼具有行政和司法性质的基层组织,这些机构虽然不是典型的行政机关,但是总的来说它们体现了唐代基层行政和司法的基本特点和特征。

一、唐代县级的行政和司法体制及其运作

基层即是指级别最低的一级机构。唐代的行政级别分为中央和地方,地方又有道、州和县三级,因此从行政级别划分来看,县一级是最低一级的行政机关,自然其行政与司法属于基层行政和基层司法。唐代的县级行政事务的职能分工以其职官形式予以体现,行政最高长官县令总司县政,没有具体的职责划分,因此往往都视县令为全县所有行政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县丞是县令的副职,在职务上,县丞也没有具体职务划分,往往与县令的职能相冲突,这种尴尬的地位决定了县丞在整个唐代都以有职无任的状态存在,安史之乱以后县丞基本上沦为虚设的空职位。在县丞以下,根据不同级别的县,又有着不同的分工,比如京县设置了六曹,而在畿县之下的县级仅设置司户和司法。各曹的长官为县尉,除了县尉外其他的典吏也承担诸多县里的公务。在整个唐代,县级一级政府既是中央政令推行的最后执行者,又是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政权,然而由于基层行政权的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非行政因素的影响,比如风俗习惯、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等,这些外来的非行政因素使得地方行政的执行出现了偏差,使得中央政令“地方化”。唐代的县级行政管理有两个组成群体,第一个群体是通过上级派调或者直接由中央人事部门任免的具有一定品级的正式官员群体,第二个群体是为了完成特定工作或者基于属地关系由县令任免的非正式官员群体即胥吏群体。第一个群体由于出身较好,往往是经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或者是经过正式形式推选出来的,这些官员具有光明的政治前途,也能够如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令。而对于第二个群体,由于他们的政治前途狭窄,从事行政管理的收入也较正式官吏微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成为这些胥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同时,由于行政管理中的胥吏层级复杂,有些地方的胥吏被地方家族把握,从县尉到乡里的人员都是少数几个家族的人员,这些人员长时间从事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对典章制度极为熟悉,不仅能够知道其中的漏洞,还能够帮助家族在“合法”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利益,在实际决定行政管理效果的管理权被这些地方势力完全把握。

除了行政职能以外,唐代的县也具有一定的司法职能。唐代的县级行政机关本身也是司法机关,司法职能是行政职能的一部分,这里的司法是指包括审判、侦查和监察在内的广义的司法概念,县级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同时也是最高司法长官。除了县令之外,县级还设置司法一职,这里的“司法”是官职名称,是具体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在诉讼制度上,唐代的县级作为最低一级的正式国家政府,其司法机关直接审理全县发生的司法案件,是司法管辖中的第一审级。依照唐律的规定“诸有犯罪者,皆从所发州县推而断之”[1]。此外,唐代的司法制度中还有系统的回避制度和证据制度。比如在唐律中规定司法官员与当事人具有亲属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有仇嫌的都要回避。证据方面十分注重物证的作用,所谓“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状科断”[2]。在实际操作中,县级司法审判工作做了更为详细的划分,一般案件由县尉负责案件的接管和审讯,对于特别重要的案件或者上级指定的案件,才由县令受理和审判。

二、唐代乡里和村坊的行政和司法体制及其运作

1.乡里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乡和里是在唐代的准行政性质的组织。从行政级管理看,乡和里不在唐代的行政体系当中,但是乡里却在唐代的行政管理和司法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唐代的乡里组织的具体形式在文献中也有所记载“: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唐代的乡里的行政工作包括土地、户口和赋役的申报工作。乡里中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是正式的官员,而是为县级政府服务的胥吏,这些胥吏多是来自地方的大家族,由于正式官吏多是科举出身,他们缺乏与地方文化和地方势力对抗的经验,对各种有关典制和社会潜规则也比较生疏,这使得非正式的典吏更加大胆地从中作弊。为了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县级官员对乡里胥吏十分依赖,这样乡里胥吏与商人、军人互相依托,在征收赋税、派发力役之时肆行不法、鱼肉百姓,使得唐代中后期的县级政权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尽管如此,乡里的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乡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其行政人员具有双重身份,一面是当地具有权势或者权威的人,另外一面他们也是县令赋权的具有官员属性的人员。在行政管理上他们一方面可以代表县级政府,同时也能了解当地风俗,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也更为亲近,因此更容易开展工作。比如在户籍编造上,编造百姓户籍之时,以乡为单位装裱在一起,并在其上写明某州、某县、某乡、某年籍等信息。除了行政性的权力以外,唐代的乡里也具有一定的司法权,这种司法权并不是以审判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两种独特的形式存在,一种是兼具司法和行政性质的民事纠纷调解权,另外一种司法审判的协助权。司法审判的协助权是县一级司法权下放的部分。我们知道乡里的乡正或者里正往往是具有一定地方势力的人,他们可能与周围人们的关系不是十分亲密(与村坊相比,里正属于乡绅阶层,而村正、坊正往往就是一个更小的地方的年长者或者聚居家族的读书较多的人,因此乡绅与村民的关系只能是熟悉,而村坊与村民的关系较为亲密),但是基于他们的权威和地方影响力,在一些民事纠纷调解上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比如对双方的调解作见证,对调解协议无法履行时的监督等等,这些都是司法调解权的体现。至于司法协助权,这里往往乡里处于被动情况,在地方遇到重大案件的时候,乡里一方面需要协助调查,另外还要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在案件进入到司法程序以后,县司法官员在受理案件以后,也不排除通过调解结案,这时候参与撮合达成调解的主要力量也是乡里。

2.唐代村坊的行政及司法的权力体现。作为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唐代,村和坊是最基层,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组织,他们最早接触绝大多数矛盾纠纷,也最直接处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因此很多做法和理念对中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管理方式上看,乡里的管理方式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方式,而是采取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性质的管理。对于行政管理事务,在乡里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首长,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事务的范围,其辖区也往往是依据村落的自然分布来进行划分。而村坊则是以家族为单位,往往一个村坊就是一个独姓家族的聚居地,这里的所有男性居民都具有血缘关系,其祖先都是一个人。因此许多行政性事务,尤其是涉及村坊内部事务的管理,比如修筑道路、修筑渠道等等,除了大的工程由政府进行以外,都是由村坊的村正或者坊正组织村坊内部的人来完成的。在一些诸如户口登记,税收缴纳等等,也往往都是以村坊为单位进行,类似于今天的村委会和居委会。

司法权上,村坊具有几种类似司法权的权力,一是家族的内部事务处分权,具有惩罚甚至具有剥夺生命权的职能。二是具有自诉权,这种自诉与个人自诉不同,往往有家族和村坊的参与。三是调解权。其中家族内部事务的处理权,不是所有的村坊都具有的,只是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村坊才具有。自诉权,往往被认为是维护集体权益的权力,因此属于集体性的权利,他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参与,而没有最终的决定权。只有调解权是具有司法权性质的。村坊的案件纠纷调解权与乡里的调解权一样,也是县级司法机关的司法权的授权,主要是对民事案件以及轻微的刑事案件进行调整。与乡里的调解相比,村坊中的人都是熟人社会,他们彼此都十分了解,村坊的调解往往不像乡里那样有一个权威的人在中间主持,而是由村正、坊正参与以后,通过耐心解释,以及由长辈责骂等方式排除纠纷,这种纠纷解决模式比司法更加高效,更加彻底,也更加和谐。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5

中共三台县云同乡委员会 三台县云同乡人民政府

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相互衔接配合的实施意见

各村（居）支部、村（居）委会，乡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意见的文件精神，全面推动我乡“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现就我乡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实施。

一、加强对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促进社会和谐为核心，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切实加强对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把调解工作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乡、村和各部门的密切联系与配合，推动“三调联动”，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既要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既要强调通过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又要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将二者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调解公平公正。

二、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一）例会制度。

由乡调解中心负责牵头，加强各村（居）、部门间的配合，促进相互间的协作，每月定期召开各村（居）和乡属有相关单位参加的工作例会，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促进“大调解”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二）上墙公示制度。

乡、村（居）两级调解组织要将调解工作的相关工作制度，调解原则、调解程序、调解人员基本情况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案件移送、接案、调解、结案的工作流程等相关内容实行上墙公示，增强调解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三）工作人员衔接制度

村（居）级调解中心要选聘在群众中有威望、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的人员担任调解员、信息员和监督员，负责开展本辖区的调解工作，同时吸纳热心调解工作、人大代表及退休干部、法律工作者、教师担任特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建立调解员、信息员、监督员信息库，做到资源共享、人员共用。

（四）调解协作制度

对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或应通过行政协调解决的案件，司法部门和乡人民政府要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协调，以利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信访当事人合理反映诉求，帮助做好信访当事人的思想稳定工作，引导信访当事人合理合法反映情况，防止无理缠访，预防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

（五）信息反馈制度。

各村（居）调解组织要加强与乡调解中心、群工办、司法所等部门的信息沟通交流，对调解员、信息员和监督员等人员变动情况要及时互通信息，做好人员聘任工作；对调解员、特邀调解员和调解志愿者的工作情况，2

要及时进行反馈。对移送、函告、委托调解的案件，要及时将调解情况向移送、函告、委托单位进行反馈。

（六）调查取证协作制度

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发生后，相关部门接案后，要进行初步的调查取证，明确矛盾性质，对符合条件的方可移送相应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接受移送的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需要帮助进一步调查取证的，相关单位应指派专人予以配合，联合调处。

（七）结案制度和结案回访制度。

调解矛盾纠纷应坚持“三.三调处制”的原则，无论调解成功与否，都应进行整理归档。对调处成功并属人民调解的，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对调处不成功的，调解人员应妥善做好当事人的稳定工作，告知并积极引导当事人走合法正当的途径解决纷争。对已调结的涉法涉诉案件和信访部门交办的信访案件，要适时进行回访，巩固调解成果。对有可能再次上访的案件，要派专人负责，密切关注当事人事态的发展，进行追踪劝访。

（八）培训制度。

每年由乡综治办负责制定培训工作方案，与司法所联合开展“大调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并邀请县相关部门专业人士作专题辅导，同时选派骨干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建立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机制，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可适当组织人民调解员进行旁听，不断提高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和民事调解能力，促进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在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

（九）档案管理制度。

各级调解组织要建立调解工作人员花名册，案件移送、函告、委托调解等相应的薄册，对已调处的案件，要按照“三个建好”的相关要求，实 3

行一案一卷整理归档。

（十）考核奖惩制度。

乡党委、政府将把 “大调解”工作列入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考核奖惩制度，与年终评奖、评先、评优挂钩，对工作成绩突出的要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负责的，要对相关村（居）、部门或责任人予以处罚，对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按综治维稳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强化认识。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是省委、省政府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是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发展新趋势，保障服务“两个加快”的迫切需要；是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密切党群、干群和警民关系的有效途径。各级各部门务必要进一步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上来，充分认识开展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二、精心组织、加强领导。乡党委、政府一把手亲自挂帅，分管领导负责具体抓，各单位负责人及村（居）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组织力量进行精心部署，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台帐，扎实推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联动、衔接。要通力协作，齐抓共管，真正形成合力，推动我乡“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格局的形成。

2009年10月20日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篇6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5〕27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厅 (局) 、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按照中央深化改革相关工作部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了《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现予以印发, 请遵照执行。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7

一、封建制度下的英国司法改革

1066年,今天法国北部的原维京后裔诺曼人在威廉公爵的率领下入侵英国。“在诺曼底征服前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出现了郡或县法院,起先,法院开庭的时间间隔是6个月,诺曼底征服以后,随着案件的增多,法院开庭的间隔期改为6个星期或一个月。”(1)法院开庭的间隔越来越短,反映出人们对司法诉讼这一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增加。应该说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是不分时代、种族和国界的,但要受限于制度、价值观和社会事实。所以这种对司法诉讼需求的增加与威廉一世到亨利二世时期的司法制度改革有很深的关系。而这些改革赋予司法权的活力,最后也奠定了英国近现代的成就。

当威廉一世(WilliamⅠthe Conqueror,1027-1087)征服英国时,岛上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已经处在了封建王国时代末期。从政治上看,盎格鲁—萨克逊人甚至已经走向统一,在10世纪中叶,威塞克斯国王阿塞尔斯坦(Aethelstan,925—940年)征服了威尔士和苏格兰,成为“全不列颠的统治者”。但事实上,盎格鲁—萨克逊人依然是分裂的。因为在司法层面,盎格鲁—萨克逊人还保留着部落制习惯遗风,“盎格鲁—萨克逊统治末期,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四级法院体系,即村镇法庭、百户区法庭、郡区法庭和贤人会议。”(2)村镇法庭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祠堂或族长族规模式,主要调解村镇内居民的纠纷。这一时期的法律诉讼主要是适应封建制的习惯法,在“审判程序中带有浓厚的原始、迷信、愚昧的色彩。”(3)主要依据誓言和上帝神灵的名义取证。这种落后的部落制司法,使得盎格鲁—萨克逊人并没有能够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威廉一世入侵以前的英国是一个弱国,一直受到来自维京人、日耳曼人乃至法国人的威胁。而此后,英国则逐步成为了强国。其中原因复杂,但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成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但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形成,不是在对国王的人身依附和行政权的控制下产生的,而是在司法权的推动下完成的。这是有非常别于古代中国或其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

威廉一世及其继任者所率领的诺曼人在英国土著居民中是算是的极少数的入侵者。要想把封建分割状态的领土统一到王权的控制下,诺曼王朝王室的手段非常有限。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这群殖民者没有办法单纯的用暴力进行统治。他们必须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让占绝大多数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承认诺曼王室的权威。

其次基督教非常好的限制了国王的政治权力。使他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利用御用文人制造“天人合一”的神迹,成为教皇加皇帝的统一体。这就造成了欧洲独特的封建制度,在世俗权力领域出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是建立来对国王个人的人身依附上,而是建立在对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匹配上。这使得王室必须时刻对抗封建贵族离心力,找到长久维持王室权威的方法。

最后,英国王室还必须面对来自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和王室法庭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正义原则。威廉一世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中一项是“禁止主教对百户区法庭行使宗教性的管辖权,作为交换,同意成立教会法院。”(4)虽然教会法院在1857年以后逐步衰落,但在中世纪则是与王室法院(普通法院)竞争的最主要力量。教会法院由各区的主教本人或其代表担任。所有教职人士案件都只能由教会法院审理,即“教士的司法豁免权”。

所以英国王室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行政命令难以进入领主和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城镇村落;神化君主建立绝对个人权威在基督教世界也难以实现。那么王室宣传自身权威的唯一出路,就只有代表司法权的王室法庭了,而且必须维持王室司法正义之名,否则将在同教会法庭和地方领主法院的竞争中落败。

公元1100年,亨利一世(HenryⅠ,1100-1135)继承了威廉一世在英格兰的土地,成为英国国王。他“着手进行了一件对英国法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即派出司法长官,以监督国王的诉讼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去巡回。”(5)由此巡视法庭成为王室法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巡回法庭有三项政治任务,保护王室财产、监督封建贵族、树立王室正义(权威)。但鉴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巡回法庭无法插手地方管理权,所以只能以“维护王国稳定和正义”之名,借助司法诉讼的形式干预封建领主,“亨利一世时期,法官们的职责从偏重于行政管理而转向刑事诉讼。”(6)到12世纪,亨利二世(Henry II Curmantle,1133-1189)进行了更深入的司法改革,1166年颁布了《克拉伦敦敕令》,敕令肯定了巡回法官在打击暴力犯罪中的作用,他希望“将王室法庭的司法活动带入王国的每一个角落,使每一个自由人都可以参与王室诉讼”,从此巡回法庭成为定制。随后颁布《克拉灵顿条令》创立了陪审制度。“陪审团在刚被引入司法领域时,主要是为王室法官提供案件事实及当地法律,后来演化为对当事人提供的事实作出判断。”(7)“1178年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长期的中央法庭———普通诉讼法庭,受理一般‘民诉讼’”(8)这一系列的改革,都体现出即使在政治和法治发展中,保护自发持续,维护一定程度的竞争是非常必要的。国王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收回司法权方式强化其王权,成为全国唯一的仲裁者。但在领主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之下,必须首先保证王室法庭能够提供更公正、更高效的司法诉讼。1170年12月,亨利二世曾经企图通过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方式收回“教士的司法豁免权”,他的四个骑士在他的授意下杀死了与他作对的大主教。如果他成功通过暴力政治获取特权,英国司法或许就难有后来的成就。但为此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威胁要惩罚亨利二世,使他不得不屈服,并公开忏悔。于是教会法庭对王室法庭的竞争一直持续到1875年司法改革之后。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竞争所带来的混乱,远远小于竞争所带来的改革利益。

司法改革的结果,“随着12世纪的不断推进,来自于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更多人能够更经常地掏钱诉诸法院。巡回陪审诉讼令、在王室法官面前进行协议诉讼所达成的最终和解(以契尾部分存档),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批量产出的、相对便宜的权利保障形式。”(9)当时使用司法诉讼保护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了英国人的新习惯法。有一份小档案中记录了在查理一世(1157-1199)统治时期将自己交给郡法庭大陪审团裁断的人和诉讼,“在小档案记录的136起诉讼中,大部分涉及的只有几英亩的小块土地,有时低至半英亩或3路得,或其义务仅值每年几便士。”(10)这种广泛的使用司法诉讼获取正义(社会团结)的模式到底对英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以目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已经很难从人们互动模式转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但依然可以通过历史重大事件和记录历史的词汇变化认识社会的转变。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历史事件来研究英国自1066年起的深刻变革。1215年,国王约翰(John Lackland,1167-1216)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产生《大宪章》,通常解释是,约翰王有僭位之嫌,穷兵黩武,狂征暴敛,且私生活不检点,所以贵族反对他。但此种事情,如若在中国,必然是王被杀,新王拥立,天命所归。绝不会有《大宪章》一文,在《大宪章》的63项条款中,从头到尾都是“权利”和“正义”,且不会将《大宪章》于1216年、1217年和1225年连续三次再次颁布。这是在此之前的英国历史事件中也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所以对于反对约翰王的解释应当是“1215年的怨恨再简单不过了。约翰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总巡回审终止于1209年,同年,皇家民事法庭被关闭了,因此司法事务大部分是在王座法庭(国王面前)处理。国王曾经提供的司法服务被严重削弱了。”○11对于当时还没有司法独立的英国(司法权并不独立于王权),只保留王座法庭其本质就是司法垄断。没有了司法竞争,其实也就没有了司法公正,人们需要对权威进行人身依附,这与中国帝王的司法独裁就等同了。但已经体验过司法公正,且具有贵族相对独立传统的英国人,无法忍受这种倒退,于是在《大宪章》中就有了这样的要求:“普通民事诉讼应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举行听审,王室法官将每年到郡法庭巡游四次。”司法不能再成为国王的特权被以成文法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社会法治化的表现。在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诉讼实践过程中,各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都被公开的法律诉讼打破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了转变,将人们引向“共同的善”的不再是国王权威,而是法庭诉讼。并且要注意的是,此次“革命”是由贵族主导,而不是被压迫的更为严重的平民和农奴,因为当时能享受司法诉讼的基本都是有地产、有钱的贵族阶层,司法诉讼改变了贵族的世界观。而对于平民的改变,要等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现象再次证明了托克维尔悖论的正确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并不正确。应当说是哪里有被认识到的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司法诉讼厘定权利的过程,也就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自身权利遭受了哪些压迫的过程。

在《大宪章》之后,这种对司法诉讼的需求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亨利三世(1207-1272)时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王室收入,“亨利三世早期卷档中所包含的为购买以下令状而向国王提供的贡奉,其数目大得惊人:为了将案件(从领主法庭)转移到总巡回审或皇家民事法庭的催促令状(writs of pone),或是开始调查小陪审团裁断是否虚假之诉讼的令状。”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院组织开始摆脱王权面纱,1873-1875年司法改革后,巡回法庭成为了英格兰普通法庭制度中的组成部分,“巡回法官拥有了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力。”○12

英国巡回法庭的成功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整套历史条件和机缘的碰撞整合。由于王室的行政权难以直接的作用于各级领主的土地,所以当王室需要树立权威,引领“共同的善”时,无法选择简单直接的压迫臣服,而只能选择需要长期构建才能得到的司法正义。并且在此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领主地方法院和教会法院的竞争,使得王室法院不得不始终坚持其正义性、效率性,从而发展为现代海洋法系,司法产品的质量最终决定了英美等国在近现代的成就。因为这种高水平,低成本的司法诉讼保护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权利方面的自发秩序。当司法诉讼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这不单单是维护了个人的权利,而是通过司法诉讼建立起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自发秩序的过程。首先可以观察到语境和历史记录方式的改变,诉讼案卷开启了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的价值。“泰勒古德温在1198年和1200年分别就2英亩和6英亩的土地继承权提起了权利诉讼,并导致大陪审团的裁决,位于赛德斯通(Syderstone)的土地达成了最终和解。”○13一个又一个不是伟大君王,甚至不是社会名流的人进入了历史卷宗,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普通人不在是历史的沉默者,而成为了历史的塑造者。其次每一个人对自身权利的申诉构建出了复杂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限制他人(也包括公权)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司法实践和法律发展依据。从而既维护了个人权利,又推动了公共政治生活的理性化标准。所以将法律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侵权诉讼,才是法治发展的基本要素。离开了私权的概念,离开了高水平的司法竞争对手,离开了大量的司法诉讼实践,英国巡回法庭的结局恐怕就会和中国的巡抚制度一样了。

二、行政权代管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巡抚制度是明、清帝王专制之下的行政权内部监督,属于监察体系而不属于司法体系。这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因为在帝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只能说是萌芽状态,不能起到维护国民权利、保持社会公正的作用,甚至不能帮助皇帝监督官员的不法(当然更不能对抗皇帝特权)。例如“明代在诉讼制度方面,限制告诉权。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增压职能,明代规定自诉案件需自下而上逐级控告,严禁越诉。严禁奴婢、婢幼控告主人、尊长,违者处以杖、徒刑。”○14这也是孔夫子的要求“无讼”。

所以皇帝虽然通过中央一级司法机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司制约,和地方省、府、县的行政化司法体系控制了司法权。但却没有诉讼维权的主体。人民想要维权,那是造反;人民默不出声,那就只有滥权。官员的滥权与皇帝统治特权是孪生兄弟。但皇帝只想反对官员贪污,而不触及自己的绝对权威,虽然在某位“开明皇帝”的支持下,会出现某些屈指可数的特例故事,比如齐威王烹阿大夫、缇萦救父、朱元璋《大诰》制度之下的陈寿六。但特例也都在加强专制王权的制度框架下,个别的成功上访者只是有幸分享到了皇帝特权,而不是真正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没有可靠的司法,而运用监察体系控制官员,也是皇帝的无奈之举。

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监察制度在承袭历朝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洪武十五年(公元1682年)设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地方下设13到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15他们直接受命于皇帝,代表皇帝巡抚州县,考察吏治。

关于巡抚产生的起点,说法不一,王鏊《守溪笔记》记载明代巡抚始置于永乐十九年王彰巡抚河南:“时有告周王将不轨者,成祖欲以兵临之,都御史王彰劝止,请带御史三四人巡抚其地,成祖从其请。”但此种监察其实是人对人的监督,御史的巡抚权威来着帝王,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的权威也来自皇帝。监察其实是监视对方是否忠诚于皇帝。这种监察以培养对权威、权力的衷心为目的,以人际关系为执法标准,法律本身只为权力服务,所以既没有以私权为核心的司法诉讼实践,又没有办法突破帝王权威保持司法公正。最后其监察功能被行政功能取代,而不得不蜕变为一级行政官职。到明朝后期,巡抚已有最初的“单纯代表中央都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16其实这种现象在汉末就已经出现过了,用于监察的刺史最终变成了和太守争夺行政权的地方官职。这种历史的重复,说明只要保持专治,社会稳定依赖帝王权威和人身依附下的衷心,司法权被金字塔形权力结构的行政权代管就不可避免。

三、总结

在法制逻辑下对比了英国的巡回法庭和中国的巡抚制度,就能更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说:“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要让法之必行,单靠纪委推动的行政权内部审查是缺乏长期动力的。因为法的核心精神是契约精神,契约的根基是签约人的权利。必须让全民有条件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利,维护私权的司法诉讼才是反腐和改变“四风”的关键,才是“八项规定”的长效机制。所以法制的治标是用行政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控制人们的行为,这其实是打着法制旗号的行政治理。而法制的治本是在司法实践中发展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要治本,就必须突破行政治理的逻辑。法律不是单纯用来遵守的规则,而是用来维护人权、公民权的工具。这一工具需要在法庭的司法诉讼中得到使用和发展。在读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后,可以相信中国法制的治本是能够实现的。《说明》的第六条:“提高司法公信力。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有利于审判机关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方便当事人诉讼。”第十条:“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但司法改革是需要长时间坚持,取信于民,而后才能改变社会互动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英国人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中国人需要多少时间还是未知数,其中潜在着反复与倒退的危险。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律硕士(JM)学位论文,2004.

[3]冯建勇.明代巡抚制度及其作用演进[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8

关键词：税收行政执法,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主要拟对现行税收征管法作出三个方面的修改, 其中第一方面主要是税收征管法与有关法律衔接问题, 并明确列举了与行政强制法、刑法、行政许可法相衔接的内容, 较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实践的需要以及妥善处理了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然而《修正案》中的部分条款还有待完善和细化。比如《修正案》第七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文只是规定了税务机关在发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行为存在违反《刑法》的可能性后的移送义务, 但并未明确移送的相关具体程序, 也未明确税务机关在移送前是否可以处罚、税务机关的处罚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等问题, 这也就导致了税收征管实践中“以罚代刑”等现象的出现。

二、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的必要性

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相互独立, 又内在联系。税收行政执法针对的是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等情节轻微的涉税行为, 而税收刑事司法则针对的是达到犯罪标准的严重违法涉税行为。虽然从立法上看, 两者以涉税行为违法情节轻重为区分标准, 但在实务中, 由于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往往是在调查过程中逐步确定的, 因此并不能事先在税收行政执法与税收刑事司法之间进行明确分工。同时, 由于经济犯罪具有特殊性———其违法行为通常具有过程性, 因此简单地移送与程序倒流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 完善税收行刑衔接机制是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在需要, 也是提高税收领域执法和司法效率的有利保障, 对于规范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在当前税收实务中, “以罚代刑”现象屡见不鲜, 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威严, 也使得部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了应有的惩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方面能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实现一事不二罚, 避免重复处罚;另一方面也使违法、犯罪纳税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上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将涉嫌税务犯罪的案件依法移交给司法机关。由于该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 因此税收行刑衔接机制在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 部门间的分工合作问题

由于纳税人等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按其性质可分为税收行政违法行为和税收刑事违法行为。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前者由税务机关的稽查机构管辖, 而后者则由公安机关的经济侦查部门管辖。同时, 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1、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件的查处”,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税务局系统机构设置明确职责分工的意见》、国务院《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也明确规定了税务稽查局同公安经侦部门间的权限问题。

虽然从立法上看, 税务稽查局的职权边界十分确定, 即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而必须将严重的税收刑事违法行为移交给公安机关。但是, 在实务中, 对于如何认定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该标准由谁进行制定、严重程度由谁进行认定, 均未得到明确规定, 这也就导致了实务中两者职权边界模糊的问题。

另一方面, 虽然法律法规赋予了税务稽查局对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的执法权, 但由于其只能采用非强制性措施, 在查办涉税案件中受到了极大的约束, 由此产生取证难等问题。再加之现行关于移送时间的规定不明确, 稽查局将涉嫌刑事违法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由于一些原因, 在调查取证方面也遇到了问题。

此外, 法律法规在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限问题的同时, 也认识到了联合办案的必要性2, 但在实践中却由于部门之间能力权力不匹配问题———税务稽查局具有办理涉税案件的能力却没有强制调查的权力, 而公安机关具有强制调查权却缺乏办理涉税案件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呈现出双方互相依赖, 但联合办案又困难重重的尴尬境况。3

(二) 移送及标准问题

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对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作了统一规定, 规定了移送时间、违反规定的相应责任等内容。但在实践中, 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并未出现理想的分工合作状态。

虽然该规定明确了税务机关必须移送相关案件的职责, 但并未对移送标准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在实务中, 两机关对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尽一致。由于对涉税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一, 税务机关只享有非强制性执法权限, 调查取证能力有限, 因此税务机关在移送时所要查明的犯罪事实要素和证据材料可能不符合公安机关的要求, 公安机关往往不接受移送的案件。同时, 由于现行立法并未对移送前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进行行政处罚进行明文规定, 税务机关往往出于处罚数额的考量和寻租问题, 对违法纳税人等相关主体进行一般性行政处罚后就终结此案, 并不愿意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处理。最后, 虽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了检察院、监察机关等的监督职责, 但在实务中, 我国并未制定行之有效的移送监督机制。

(三)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问题

由于当前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并未对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作出明确规定, 也就可能存在两者竞合的问题, 也就存在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 税务机关是先处罚后再移送司法机关, 还是不进行行政处罚, 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来看,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 依法折抵相应罚金”, 也只规定了移送前已经罚款的行为。就此问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没有统一认识,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两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存在交叉现象, 同时科以处罚, 可以相互弥补, 更有利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只科以刑罚, 由于税务机关已将达到犯罪程度的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 因此只能由司法机关对其追究刑事责任, 不再处以行政处罚。三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当移送案件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或者经法院审理认为其情节轻微, 免于刑事责任的案件, 虽然行政机关将其移送, 但仍可以处以行政处罚。4

同时, 处罚时间与移送时间如何确定又成了另一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依法移送, 不罚款。税务机关在查处税收违法行为时, 认为纳税人涉嫌构成犯罪的, 根据刑事优先原则, 即优先追究纳税人的刑事责任, 应及时将案件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处理, 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功能, 有效打击涉税犯罪行为。二是先罚后送。三是先送后罚。某些犯罪情节轻微, 法律规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 人民法院免除其刑罚后, 行政机关仍可以给予犯罪者以相应的行政处罚。5

四、我国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与税收刑事司法程序衔接制度的完善

(一) 完善立法, 细化规定税收行刑衔接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首先, 应当推动税收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将税收执法、司法程序做详细明确规定, 避免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冲突。其次, 在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的情况下, 不妨在《税收征管法》中单列“涉税刑事侦查”一章, 具体规定涉税刑事调查的执法主体、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和职权等条款。另外, 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适用方法和程序上作出统一规定。

(二) 从长远看, 在稽查局设立涉税犯罪侦查部门

关于我国税务机关同公安机关的职权界限模糊问题,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从国外经验看, 绝大多数国家赋予了税务稽查机构刑事侦查职权。如日本即在税务稽查局内设立“涉税刑事犯罪侦查处”, 规定税侦部门是惟一的涉税刑事犯罪调查的执法主体, 并依法赋予有限的刑事侦查职权。同时, 该处负责研究、计划和协调有关刑事调查程序的管理工作, 为刑事调查提供经济分析、研究, 刑事调查结果的审核, 与刑事调查相关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管理;开展税收刑事调查等工作。6这就使得在查处重大涉税案件以及其他紧急情况下, 无需中断稽查, 提高办案效率, 解决取证难或者重复取证的问题。7

(三) 从近处看, 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机制

第一, 进一步完善涉税案件移送的法律规定。明确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确立和细化案件移送的手续和文书, 以便区分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的责任, 并对案件处理结果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完善移送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对公安机关不予接受移送案件和税务机关不移送案件进行相应的处罚。

第二, 虽然我国税收实务中, 部分地区在分工合作方面建立了部级联席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 但仍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因此, 可以适当借鉴日本的税收情报制度, 建立专门的税收情报会议制度, 商讨情报工作基本运作政策和具体的实施计划, 将法定情报收集 (情报日收集) 和非法定情报收集 (一般收集) 相结合, 为税收调查提供依据。8

第三, 从整体上同时适用行政处罚和刑罚。但此处的同时适用, 只是明确了对于税收行政处罚和税收刑事处罚的相互补充作用, 而并不意味着对同一违法行为人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 否则可能违背“一事不二罚”原则。由于同时科以行政处罚和刑罚对违法纳税人权利的侵害性更大, 因此必须满足严格的适用条件, 即应当在责任主体、违法行为上具有同一性, 在违法构成上具有双重性, 在处罚种类上具有异质性。同时, 对于移送案件经司法机关认定不构成犯罪和经法院审理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的两类案件, 其在本质上仍为一般税收违法行为, 司法机关在此类案件中行使了对涉嫌犯罪案件的实质认定权, 因此, 税务机关仍享有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

第四, 实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并适用的程序。9首先, 先由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税务机关是涉税案件的源头, 对确需追究刑事责任的, 根据税收行政处罚优先原则, 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案件依法移交公安机关。然后, 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不构成犯罪, 或者虽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的, 不予刑事处罚, 司法机关将办理情况反馈税务机关, 案件处罚结果以税务机关处罚决定为准, 对纳税人不再予以刑事处罚;经司法机关审查, 认为构成犯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依法予以刑事处罚。适用刑事处罚时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 性质相同的处罚可以重复适用, 但要予以折抵。如税务机关已经处以罚款的, 人民法院可依法单处或者并处罚金, 但对已处的罚款要予以折抵;第二, 不同性质的处罚应并行适用。如税务机关已经适用了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罚时,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与其性质不同的刑事处罚种类, 如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罚。

参考文献

[1]曹福来.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J].江西社会科学, 2006年第8期.

[2]张爱球.日本现代税收行政执法制度架构研究[J].金陵法律评论, 2006年秋季卷.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9

在这些问题中,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行业需求现实脱节的问题尤为明显和突出, 对高职法律专业的后续发展和前景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高职法律专业服务基层司法行政的现状

(一) 学历教育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非常困难

作为职业院校, 通过培养人才输出是主要目标。法律事务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能够胜任中小型企业法务、基层 (社区、乡镇) 法律服务工作人才, 符合当前社会背景与服务行业的定位。

但从现实学生就业情况看, 法律事务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大量集中在中小企业, 仅有极少数通过提升学历等途径进入基层司法行政系统。虽然基本符合专业自身的定位, 但与职业院校服务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目标有着明显的差距。

而另一个现实是: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人才需求普遍紧缺。据调查,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最近两年人才需求量基本在每个县级局10名左右, 未来每年的需求也在2-3名左右, 岗位主要集中在基层司法所法律事务工作人员 (包括司法助理员、社区矫正协管员等) 。可见司法行政行业的人才需求是比较迫切的,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对法律事务专业的毕业生非常感兴趣。

行业要人, 我专业有人, 但两者却走不到一起, 人才输出与人才准入的纽带没法实现直接相连。进入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途径包括公务员招录、整建制调入、军转安置、其他机关选任、司法助理员学员招录 (中央试点招录) 等方式, 最低要求为专科, 一般要求在本科。高职法律专业专科学历的现实制约了进入行业的可能性, 加大了难度。以培养专业人才输出行业形式达到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非常困难。

(二) 在职培训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机遇与挑战共存

目前在基层司法行政行业, 存在着大量的培训需求:除了政治理论培训、干部知识更新和学历教育培训等培训类型外, 业务知识的培训学习是各地基层司法行政工作领域的重点, 包括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管理、法律援助、公文写作等方面。

截至2015年上半年, 与我院合作过多次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业务培训的已经基本覆盖省内半数以上区县司法局。遗憾的是, 法律事务专业仅仅以个别教师开设培训课的方式参与在职培训, 虽然效果不错, 但专业参与度很低。同时, 受训单位对培训效果和服务也褒贬不一, 可以说喜忧参半。因此对法律事务专业而言, 这样的现状是挑战和机遇共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职培训的可开拓空间很大

目前与司法行政行业合作的在职培训范围, 主要集中在人民调解和社区矫正两个方面, 还存在着极大的合作领域等待未来开拓。另外, 基层专业技能培训的规模和需求是可以分多个层次的, 可以进行多结构的分层考量, 开拓空间。

2. 在职培训的形式过于单一, 质量有待提升

从培训反馈情况看, 除个别课程认可度较高外, 绝大多数课程太过理论不接地气, 形式过于单一, 与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关联不密切, 针对性不强, 培训效果不理想。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兄弟高职院校以及行业自己组织的业务培训中,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也说明院校与行业的关联不密切, 培训质量有待提升。

在培训质量与需求的错位来看, 在职培训的未来大空间是机会, 如何把握住机会, 在已获行业认可的基础上, 继续开拓培训业务的空间, 提升培训服务质量, 在行业培训中占得一席之地, 又是极大的挑战。

(三) 行业服务课题项目零星开展, 没有形成规模

与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相比, 法律事务专业近年来在行业课题开发和政策咨询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每年提供行业服务课题达10-15项之间, 但这些服务项目都偏向于司法部、司法厅等上级主管部门, 偏向理论性、政策性和咨询性的内容, 且成零星发展态势, 没有形成长效合作和规模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 这些合作和服务一般都是向上的, 为基层司法行政系统服务的项目相对更少。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 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一半以上在实践中存在“需要帮助”的实际情况, 也表现出与专业合作的意向, 但由于缺少了解, 期望值并不高。现实中, 仅有十成左右基层司法局与我院有过行业合作, 局限在人员培训和实习需求等, 有科研课题合作的非常少, 这显示出高职院校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联系密切度太低, 院校服务行业的范围与深度都有待提高。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实践看, 目前法律事务专业工作重点还是以学历教育为主, 在职培训为辅, 其他行业服务课题和实习基地共建共享方面与行业呈零星合作的状态。想要真正全面提升服务行业的能力, 需要下功夫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服务行业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 人才输出与人才准入的渠道不畅通

学历教育培养专业人才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目标实现困难, 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行业人才准入的门槛提高, 二是高职学历提升的进程受阻。这两个因素上下夹攻, 使高职法律事务专业毕业生直接输出到达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渠道受阻, 严重影响专业从学历教育途径培养人才提供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可能性。

1. 行业人才准入的门槛提高。

受公务员招录政策的影响, 基层司法行政系统的人才准入最低门槛基本要求在本科以上, 实际参与岗位竞争的学历已经越来越高, 而目前高职法律事务专一般为大专学历, 毕业生基本被拒于司法局 (所) 之外。不通过公务员途径进入司法行政行业的岗位较少待遇不高, 虽有需求, 但不受学生欢迎或者仅被看作是临时过渡。

2. 学历提升受阻。

根据2014年国家发展高职教育的相关法律和政策, 目前高职法律专业自身几乎没有通过升格和合并提升学历层次的空间。因此, 直接通过提升本科学历, 适应司法行政行业人才准入基本门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适应行业岗位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 受政策的影响进不了需要这些人才的岗位, 人才的输出与准入的渠道不畅通, 被客观阻断。是造成目前学历教育无法直接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尴尬局面的客观原因。

(二) 行业服务的内在动力缺失

以我院为例, 教师和行政工作人员都为警察身份, 享受公务员待遇。多年来安心教书育人致力于学历教育, 以培养未来警察和涉法人才为目标。法律事务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为基层司法局 (所) 工作人员、法律服务辅助人员等, 除了实践基地建设、顶岗实习、专业调研和教师挂职锻炼等需要与基层司法行政部门联系外, 其余的联系都是零散的、个体的。因此, 既没有主动服务行业的观念意识, 也没有服务行业的迫切感和压力, 更没有服务行业的动力。这应该是造成我们在服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中能力不高和水平有限的主观因素。

(三) 行业服务的激励机制不全

在内在动力和压力缺失的情况下, 如果能有全面的外在激励机制,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促成专业教师的服务热情。但目前这类相应有效的考评和激励机制并未形成或者不完善, 事实上对于调动全体教师的专业建设热情也起到了一直滞缓的作用, 致使部分老师消极、或者不愿意、被动参加专业建设。即使有申请行业服务课题和开展研究等服务行业的动作,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职称晋升的要求, 并未将行业服务本身作为研究的目标, 因而浅尝辄止, 无法形成服务行业的常态化和规模化。更有甚者部分管理制度还限制束缚和打击教师服务行业的积极性, 带来消极的后果。

三、提升高职法律专业服务行业的思考和启示

与主动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观念一样, 法律事务专业服务于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也处于起步阶段, 提高服务行业质量和水平的各种努力同样在起步和摸索阶段。以在职培训为例, 基层行业需要的是操作性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而我们更擅长于理论知识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差距造成了我们当前的服务不是基层迫切需要的, 形成服务能力不高的印象。但这种差距不是简单的观念转变就可以缩短的, 需要教师扎实一线, 了解需求, 结合自身的能力进行整合创造。同样, 行业还有大量的需求没有表达和传递, 教师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了解这些需求, 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整合创造, 还需要了解行业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耐心和毅力。

(一) 以行业需求为指导, 转变教学方向和目的

传统的高职法律教学, 其教学目的和内容是学知识而非学技能, 往往脱离法律服务行业实际独立于被服务的行业, 结果当然不能与时俱进。创新的教学模式必须转变教学方向, 需要大量的技能演练而非知识的传授, 教学内容不能脱离行业实际, 教学目的必须与行业需求挂钩。因此, 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应当与有关司法局及街道 (乡) 等基层行业部门寻求合作, 通过调研获取行业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 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或者直接与行业协作在基层司法局 (所) 建立集群式的实践教学基地, 在社区设立若干个法律服务站, 聘请司法所所长、法律服务所主任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人员和校内专任教师一起担任指导教师。也可在校内建立如法律咨询中心等实践教学场所, 组成以校内专任教师为主, 由行业专家参加的指导教师团队共同指导法律咨询活动。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由教学方向的有效转变。

(二) 突破难点, 构建基层法律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和再教育机制

本专业目前最大的难点在于行业用人门槛过高, 基层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等单位无法接受本专业的毕业生。因此, 在专科法律学历教育前景非常不明确的情况下, 本专业鼓励和帮助学生在专科学习期间通过自考、合作办学等途径提升学历, 为学生满足基层司法行政行业准入基本资格积极创造条件。

另外, 也可在政策范围内争取开展基层司法行政招录体制改革, 招收法律事务专业 (基层司法行政方向) 试点学员。从而解决本专业学生就业不对口的问题。争取政策支持, 使法律事务专业毕业生能够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入职资格。

最后, 要紧紧依托行业、融入行业, 开发行业在职培训服务。要在已有的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通过校局联盟、系局 (县市司法局、街道) 合作、专 (专业) 所 (司法所) 合作“三级合作”制度化建设, 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学体制机制, 与司法局 (所) 建立更加稳固的合作关系, 争取开发行业在职培训业务。

(三) 鼓励教师下沉基层, 提升实践技能和行业服务水平

继续鼓励和组织教师开展行业挂职锻炼和行业调研, 下沉基层一线进行实务操作, 提升自身的实践技能。了解基层需求和困难, 熟悉行业热点、难点问题, 开发符合行业实际的培训课程。密切教师与行业的联系, 结合自身理论优势合作建设应用性研究课题, 帮助行业探索和解决行业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切实提升行业服务水平。

(四) 内外兼修, 以激励促行动, 切实提升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服务能力

所有的行动最后都要依靠人来完成, 所以人定胜天。转变人的认识和观念是首要任务, 是内因, 激励人的行为非常重要, 是外力。只有内外兼修, 以压力促改变、以激励促行为, 才能真正积极行动起来。

对法律事务专业而言, 想改变当前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中的困境, 也需要内外兼修。对外, 要积极寻求政策的支持, 对内, 要转变观念, 激励团队成员们主动积极行动。团结一致, 从根本上解决法律事务专业所面临的困难, 创出一条法律事务专业全面、切实服务基层司法行政行业的新路。

摘要：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行业需求现实的脱节, 是高职法律专业目前面临的较为明显和突出的问题。包括人才就业受挫、在职培训需要提升以及行业课题合作不成规模等日益对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产生束缚。本文分析了人才输出与准入门槛不对应、激励机制缺失等原因, 提出了内外兼修、寻求政策的支持和要转变观念等提升服务质量的建议。

行政与司法合一 篇10

1 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 事关依法行政, 事关农资市场秩序维护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事关农民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农业部门及时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使违法行为人不仅受到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 而且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打击违法行为, 遏制违法犯罪活动[1]。

2 福建省“两法衔接”机制发展历程

近年来, 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纷纷单独或联合出台有关“两法衔接”工作规定。农业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2010年5月27日,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明确提出网上衔接、信息共享的目标要求, 标志着“两法衔接”工作进入地方立法范畴。

2011年9月15日, 由福建省委、省政府转发省法制办、省法院、检察院等八家共同制定的《关于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 大胆提出了利用已有的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的思路。同年11月15日, 省检察院出台《关于在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加强内部协调配合的意见》, 确立了侦查监督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牵头部门的职能定位。

2013年5月9日,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政府法制办、省食安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涉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移送衔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

2014年4月29日, 我省“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同年12月, 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食品药品监督局、省质量监督局联合出台《关于规范涉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的检测、鉴定及相关工作的座谈会纪要》 (下称《鉴定纪要》) 等3个文件, 为依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

福建“两法衔接”工作虽然起步相对较晚, 但定位高, 进步快。2013年9月4~6日, 高检院联合调研组对我省“两法衔接”工作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到省检察院、泉州、石狮等地调研、考察“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运行情况, 对我省在“两法衔接”工作中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

3“两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 但因种种因素和条件制约, 仍举步维艰。

3.1“两法衔接”机制刚性约束不足实践中, 由于《决定》仅停留在地方立法层面, 各级行政执法、司法机关之间虽会签了许多规范性文件, 但这些文件主要源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相关部委及地方的联合发文, 且多数以“意见”、“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 法律阶位低, 执行起来多靠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自觉性, 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 且有的规定过于原则、粗犷, 无相关细化的配套规定和有关责任追究及监督制约的条款, 可操作性不强, 法律依据匮乏。

3.2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不畅

一是由于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比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认定标准更加严格, 造成有的案件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 一方认为证据充分, 可以定罪, 另一方却认为证据不足, 不予立案或起诉。二是取证程序不够规范, 造成证据来源、形式的合法性存在较多瑕疵。三是取证范围不够全面, 重视现行行为的取证, 忽略既往行为取证;侧重收集行政处罚所需的证据如口供, 对于账册、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据收集不及时、不全面;还有的缺乏危害后果的证据, 不利于对案件作出全面的评价等。

3.3 食品安全类案件鉴定难问题凸显

3.3.1 缺乏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名录

导致鉴定无从下手, 或者鉴定意见证明力弱, 如我所在办理陈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中, 涉案的猪头骨, 委托“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鉴定, 该中心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 存在争议。检察机关认为该中心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主体要求, 其鉴定意见不宜采信。侦办机关却有苦衷:一方面, 省卫生行政部门因怕麻烦、怕担责, 而一再推诿, 拒不受理鉴定申请。另一方面, “省动物疫控中心”作为农业厅直属检测单位, 是省内最具权威、最专业、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 其虽非“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但是否属于“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因该名录尚未出炉, 若就此否定其主体资格, 有失偏颇。

3.3.2 扣押物品的抽样检测

是只对其中几项标准进行检测还是进行全方位检测, 分歧较大。如:陈某案的检测结果是“检测样本经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为阴性”, 可见, 仅对送检样本进行“猪源链球菌通用型抗原核酸”检测, 而未进行“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的病毒、病菌”的全面检测, 若因此得出“未检测到‘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结论, 则有悖常理。

3.3.3 有关鉴定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冲突

如:高法《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关于办理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纪要》、省五家《鉴定纪要》之间有关鉴定主体、鉴定流程等规定存在一定冲突, 且与目前机构改革或机构职能重新划分不衔接, 影响适用。

3.3.4 关于检材的问题

尤其是新鲜的检材, 极易腐化变质, 对检测、鉴定的条件要求更高, 时限性更强, 若检测鉴定不全面、不具体、不及时, 容易因检材灭失, 错失良机, 放纵犯罪。此外, 鉴定周期长、费用高等问题, 亦困扰着办案实践。

3.3.5 案件移送标准把握不一

主要是对相关罪名和犯罪构成标准把握不准, 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线存在认识偏差, 造成有案难移, 有罪不究等现象时有发生。如农业部公告第168号《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明确规定喹乙醇预混剂禁用于体重超过35 kg的猪。福建某生物有限公司的罗某、罗某义明知该规定, 仍故意在其生产的中猪预混料YD13系列中添加喹乙醇, 由于该料系供体重为30~60 kg的猪食用, 导致无法确定其中供体重为35 kg以上的猪食用的销售数额, 也就无法对二嫌疑人定罪量刑, 从而规避了法律。

3.3.6“两法衔接”平台建设缓慢

福建省建成并运行“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一年有余, 各地仍普遍存在平台信息录入不及时, 录入不规范, 选择性录入等问题, 平台应用率低, 作用难以发挥。究其原因主要是个别单位, 对于两法衔接平台的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 存在怕麻烦、怕担责的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 录入意识不强, 工作推动不到位。个别单位因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的思想作祟, 或因本身存在以罚代刑、有案不移、有案不立、降格处理等, 不愿、不想、不敢将所有的信息全面、及时录入平台, 不愿接受监督。还有的单位因经费紧张、人手短缺等条件制约, 至今尚未接入平台。缺乏有效的考评和制约机制, 亦是个别单位录入积极性不高, 主动性不强的原因之一。

4 对策及建议

我国“两法衔接”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各地应加强探索和实践。为有效破解法律依据匮乏、机制不健全的困境, 笔者认为:

4.1 制定一部专门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一部包括动物食品安全在内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法”, 以法律的形式, 统一、刚性规定涉刑食品案件移送标准、程序及衔接各方职责和法律责任等;明确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监督地位、职责、监督范围、程序、措施方法等, 突出监督刚性。相关部门及时制定配套实施细则, 制订修订动物食品安全标准, 出台立法和司法解释, 避免条文之间、条文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与歧义, 增强可操作性。统一检测、鉴定机构, 明确检测鉴定范围、程序、标准及期限、资费和监督制约等, 为“两法衔接”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4.2 统一“两法衔接”的证据规格

根据修改后刑诉法及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执法过程中扣押的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 直接转换为刑事证据;对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现场笔录等专门性证据材料, 一般只需形式审查, 即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对于证人证言、当事人谈话笔录等言词证据材料, 原则上要经过司法程序的转换, 确因不可抗力 (如证人死亡) 经查证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 也可作为刑事证据使用[2]。为此, 首先, 应统一行政违法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建立以刑事诉讼证据标准为核心的证据体系, 确保所收集的证据既可为行政处罚依据, 亦可作刑事诉讼证据, 避免因证据标准不一而产生分歧和推诿。其次, 应强化法治观念和证据意识, 提高收集证据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及时、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防止因时过境迁证据损毁或灭失, 影响对案件的查处;另一方面要合法、合规收集证据, 坚持收集证据的主体适格, 来源、程序合法, 避免出现非法证据或瑕疵证据。第三, 应加强教育培训。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 提高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司法机关要及时补强动物卫生领域法律等知识, 加强研讨, 不断增强预防和查处犯罪的能力。

4.3 着力转变执法理念

近年来, 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亮红灯。2015年6月11日,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强调: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为此, 作为负责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部门:一要强化增强大局意识。从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依法治国的高度来认识“两法衔接”工作, 树立全局观念, 克服本位主义、部门利益等消极情绪, 抓好工作落实。二要强化接受监督意识。摒弃“怕麻烦”、“不愿为”等情绪, 树立“监督也是支持”的思想, 自觉接受监督, 确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三要强化沟通协调意识。要注重通过信息共享平台给行政执法戴上了“紧箍咒”, 破解“不想接入”、“不愿接入”等衔接难题。

4.4 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两法衔接”工作的有效载体。为此:一是建议由国务院发文推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将其作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 确立政府一把手的主体责任。各地应高度重视, 对平台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动, 抓好平台上岗培训, 确保任务完成。二是把平台建设作为专项任务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实行“一票否决”, 建立责任追究、倒查机制, 确保工作的落实。三是建议采用数据自动交换技术全面代替当前的人工录入, 使行政机关在自己数据库内录入的行政处罚信息能够同步进入平台, 实现行政处罚案件的资源共享[3]。

4.5 架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

一是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建议在政府内设立单独的“两法衔接办公室”, 牵头“两法衔接”工作, 负责联席会议召集、综合协调、制度规划、教育培训、业务督导、考核奖惩及提供法律汇编、典型案例等工作。各单位选任若干专职联络员, 专门负责衔接工作落实、重大案件通报、信息录入及统计等“两法衔接”日常工作。二是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情况通报机制。要联合制定“两法衔接”工作制度, 对信息互享、交流沟通、备案审查、案件复查等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对行政案件、涉刑案件情况和立案情况及立案监督、审查批捕情况, 实行每月或季度通报制度, 实现信息互通。三是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执法合力。要完善联席会议、个案协商、双向咨询和查询等制度, 突出疑案研讨, 共同提高执法水平。联合开展执法检查, 形成合力, 维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摘要：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是严厉打击农业违法行为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两法衔接”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该文试从动物卫生领域“两法衔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入手, 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 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对策及建议, 以期对“两法衔接”工作有所裨益。

关键词：两法衔接,存在问题,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业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实施意见 (农政发[2011]2号) .

[2]孙谦.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