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程序（共8篇）
再审程序 篇1
一、刑事再审程序的概述
刑事再审程序又称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是指法院、检察院对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 发现确有错误, 依法提出并由法院对该案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是通过保障诉讼当事人行使其正当权利, 从而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 以最大限度实现实体正义, 除此之外, 它也有助于彰显程序正义, 体现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是在“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上设立的, 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 不断完善和发展。
二、目前刑事再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首先, 在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面。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我国法律的规定显然违反了控审分离原则, [1]即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力, 法院只能以消极的方式行使其权力, 法院对案件实行不告不理, 控诉和审判必须分离, 法院的审判必须受控诉的制约, 不仅在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法院不能够主动介入纠纷的处理, 而且在法院审判终结后, 除非诉讼当事人要求再审, 法院也不能够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而更为重要的是, 受有罪宣告的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没有正式提起再审的权利, 而只有申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但不能停止判决, 裁定的执行。”这样的规定显然违背了刑事再审程序设置的初衷。
其次, 在刑事再审理由方面, 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概括, 在实践中不易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 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 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 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 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在当事人的角度看来, 由于本身法律知识的局限性, 他们很难判断一个证据的证明力的有无与大小, 如果不对所采取的证据加以更详细的规定, 就会很可能引起当事人滥用程序启动权从而导致程序发动的混乱局面。[2]还有, 在判决已经作出的情况下, 由当事人去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 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 在再审程序的时效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未对再审启动时效予以任何规定, 造成事实上对被告人追诉无时效限制的现象。刑法中规定对漏罪的追究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而刑事再审中对原判错误认定的犯罪却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并且无提起次数上的限制, 使得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告人在受完审判后仍面临国家机关强烈追诉的威慑, 对于刑事再审启动不加以诉讼时效限制是极不合理的。这样的规定显然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相违背, 同时更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 更不利于再审程序的目标的实现。
三、刑事再审程序构建的思路及有效措施
一是完善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制度, 现行立法实行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和法院自身监督相结合的再审提起方式, 使这一程序突显行政化色彩而少有诉讼程序的特点, 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却与此制度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改革中, 一方面, 要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成为再审申请人, 规定其提出的再审申请经依法审查合格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这样不仅可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更能对有关的机关形成监督, 更好地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另一方面, 要限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提起主体的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生效裁判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再审的, 可以沿用提起主体的称谓及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原生效裁判事实错误为根本理由提起再审的, 其诉讼地位相当于再审申请人, 从而弱化了刑事再审程序的行政色彩。
二是细化刑事再审的理由, 使其在实践中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3]实体方面, 主要从证据的角度规定: (1) 作为原判决、裁定证据的书证、物证、证言和鉴定结论,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系伪证的; (2) 作为原判决、裁定基础的另一裁判或法律事实, 根据确定裁判己经变更或撤销的; (3) 在原裁判生效两年内发现确实的新证据或发现原审判时未采信的证据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 (以此项事由仅可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 (4) 主要证据取得违法或庭审时未经质证的。从程序方面, 即审判程序不合法, 严重影响公正裁判的: (l) 审判组织未依法组成的; (2) 违反有关回避规定的; (3) 剥夺或限制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的; (4) 依法应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的; (5) 其他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在适用法律方面, 即适用法律错误并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条文引用错误; (2) 适用了失效的法律; (3) 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的规定。最后是从司法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方面规定, 根据确定判决己经证明司法人员因该被告案件犯有职务上的罪行, 并导致枉法裁判的。只有通过对审判理由的细化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再审程序的功能。
三是设置再审程序的诉讼时效。刑罚时效的设置, 给予在一定期间内没有重新犯罪的人自行改过的机会, 国家对其不再追诉, 因而相应在刑事诉讼中亦应规定检察人员提起公诉的时效, 公诉时效的规定不仅应适用普通救济程序, 也应延续适用于再审程序。这主要在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设置的意义, 一方面, 有利于彻底实现对不利被告人再审的提起损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敦促国家机关在普通程序中正确运用司法权避免错误发生。另外, 这种时效的设置, 有利于社会的安宁和平和, 使得相关人员的法律关系处于消灭的状态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 不能说诉讼时效的设置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社会正义的另一种阐释。
对于再审启动时效的规定, 我国应借鉴国外法律的规定, 以再审理由是否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区分而作出不同规定。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在启动上可以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应在原裁判所认定犯罪的追诉时效内提出申请。这样能够更加及时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利于刑诉目的的实现。
四是我国应建立冤狱赔偿制度。冤狱赔偿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无辜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侵害有机会得到赔偿, 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而且也能促使司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提高责任感, 有利于防止司法权的滥用, 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因此全面贯彻和完善冤狱赔偿制度就成为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刑事再审程序是维护法律正义的一道特殊的救济程序, 对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问题, 我们还必须在法学领域里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探索, 寻求最适合国情的司法改革之道, 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680.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47-52.
[3]陈卫东.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M].法律出版社, 2001:53-62.
再审程序 篇2
一、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规定……………………………………1
（一）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1
（二）当事人申请引发再审………………………………………………………2
（三）检察院根据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2
二、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存在的缺陷………………………………2
（一）公权力主体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共性缺陷………………………………2
（二）不同公权力主体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个性缺陷…………………………3
三、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建议……………………6
（一）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6
（二）限制检察院作为主体来发动再审程序……………………………………6
（三）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7 参考文献…………………………………………………………………………………8
I 浅析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缺陷及改革建议
摘要：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是指有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事再审程序是保证裁判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民事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是为了保障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协议中存在的错误而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的一种司法救济程序。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具有多元化、职权化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存在的缺陷，提出了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建议：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限制检察院提起抗诉的范围，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
关键词：民事再审程序 启动主体 缺陷 改革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是通过人民法院自我监督、人民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权抗诉以及当事人依法提起再审，对那些己经发生法律效力而又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实施诉讼补救措施，从而有效保证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从审判实践来看，这一程序仍存在诸多弊端，尤其是人民法院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越来越受到质疑，人民检察院不被限制的提起抗诉启动民事再审程序也有诸多弊端，而当事人直接申请再审的途径又很难走通。因此，对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构建真正保护当事人实体权益、实现司法正义、维护法律权威的民事再审程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178条和187条分别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下的再审启动程序：
（一）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决，认为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起再审。这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履 行法院的内部监督而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
（二）当事人申请引发再审
当事人对已生效裁决，认为有错误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三）检察院根据法律监督权提起抗诉从而引发再审程序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决，发现有错误的，应当提出抗诉。对检察院的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这是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而行使民事抗诉的权力。
可见，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规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特点是：启动主体多元化。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包括法院、检察院、当事人。每一个权利主体都可以提起民事再审程序，每一份生效判决都面临着被多次再审的风险，使得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变得极不确定。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启动主体职权化色彩浓烈。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完全是依职权行使，而不是依当事人的意愿，正如一名学者所说的，“在司法实践中，开启审判监督程序时，则似乎是法官的意志，而不是当事人的意志起主导作用”。
二、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存在的缺陷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多元化和职权化的特点导致出现诸多问题，造成了许多缺陷：
（一）公权力主体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共性缺陷
1、不当干预了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意思自治权。我国民事诉讼所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提起诉讼、撤回诉讼并可以提出上诉和再审申请等等，这些都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划归于私法自治领域。由于司法是关于个人利益的法律，当事人对裁决是否不服，是否提起再审申请，有自己的决定权。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当事人自己应当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受国家职权主义影响的国度内，享有启动再审程序权力的公权力主体，有着比当事人申请再审所无法比拟的权力。于是，法律原本制定的公权力主体不得随意进入司法自治领域之规则被破坏，相反，公权力却可长驱直入，随时可强行开启再审程序之门，进行所谓的“有错必纠”，根本不在乎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再审的意思表示。实践告诉我们，这样的国家职权不当干预，最终反而更容易使司法公正受到直接影响。
2、不利于生效裁判的稳定性。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从本质上看，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以国家本位主义为指导，出于行使监督权的目的而设计的。其没有时 间限制，也没有次数的规定，且人民法院对自行再审的理由“确有错误”没有明确规定，不论什么时候，不管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只要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都可以提审或再审，破坏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严重违背了诉讼时效制度。
3、有违民事诉讼程序效益价值取向。在民事诉讼中，程序效益与程序公正的价值是一样不可或缺的，程序效益既包含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成本，也包含法院、当事人自身的经济收益。“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诉讼程序不仅成为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当事人也会基于经济功利的考虑对其采取规避的态度。” 我国再审制度的设计过分注重于对实体权利的救济，一味的强调实体公正，从而使程序效益几乎成为摆设的“花瓶”，只要确保最终实体公正，程序效益可以在所不惜，弃之一旁，不予关注。因此，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启动再审程序的职权方面，显然没有注重考量程序效益这一民事诉讼核心要求。司法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管是针对私人利益裁判还是兼有的公共利益，也不经当事人的同意，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情况下，可直接启动再审程序，对业已生效裁判案件裁定中止执行进行再审。再从经济分析法的眼光研究看待这个问题，当经济总收益小于经济总成本时，当事人会基于经济功利的考虑对诉讼采取规避的态度，从而使社会大众对法院的信赖感下降，司法公信力受到影响，人们为解决纠纷又不得不转而采取非法律手段的办法自行解决，由此必然会引发不良的社会行为及不当社会后果，长此以往，社会的稳定不可避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4、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既没有时间的限制，也没有次数的限制，更不需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这是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检察院、法院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应当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然而，公权力启动民事再审程序，是不需要经当事人同意的，启动的目的单纯是考虑“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而忽视了作为人民群众的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这种提起再审纠正裁判的方式表面上看是查清了事实，维护了正义，实质上有可能损害了更多的利益，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既没有实现执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对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也只能是徒有其表。
（二）不同公权力主体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个性缺陷
1、法院。（1）法院自行再审违背了现代民事诉讼中诉审分离原则。司法审判权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法院依法享有的、对于当事人基于私权争议提出的诉讼请求，居于中立地位，依据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材料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裁判的权力。因而，司法审 判权从其性质上看，应当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权力。如果允许法院基于审判监督权主动发动再审程序，就其实质市法院自诉自审、诉审合一的行为，这就违背了诉讼中的诉审分离原则。（2）法院作为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有违司法公正原则。“民事诉讼结构不仅允许法院作为与原告、被告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者角色，并且，程序结构还要求法官作为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中立者，这是保障‘自然正义’最基本的结构要素。法官只有成为中立的第三方，才能是对抗的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话存在可能和有意义，从而实现权利的平等。” 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法院必须公正地审理案件，而要公正地审理案件，首先要求法院必须保持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不能带有任何的偏见。法院成为再审程序的主动提起者，无疑把自己置于因再审可能对其产生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的对立面。虽然从理论上说，再审的结果可能是维持原审裁判，但即使在此等情况下，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人力、物力以及精神上的损失。法院费力不讨好，双方当事人均对法院不满意。还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只有在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有错误的情况下，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这样，法院在审判再审案件时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在以后的审判中要做到公正是非常困难的。（3）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定纷止争，人民法院通过一审、二审程序对案件作出终局裁判，使得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得到确认，纠纷得到解决。虽然在某些案件中，一方当事人甚至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审判结果感到有些不满，但是考虑到双方今后可能还要继续合作，考虑到提起再审的成本支出和机会成本，因此认可了法院的裁判。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就已经稳定了。这时，如果法院再主动提起再审程序，就会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甚至会影响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4）法院主动提起再审可能会滋生腐败。由于法院既可以对案件进行审理裁判，又可以对已生效的裁判案件决定再审，客观上事法院这一得天独厚的公权力的到了极度膨胀，极有可能会滋生腐败，使得当前某些素质不高的法官们有了自已滥用公权力进行寻租交易的机会。（5）院长提请审委会决定再审，既不利于法院院长的司法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又不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司法实践中，无理缠讼“久病成医”的老上访户，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合法权益”，径直找有决定权的法院院长，要求对案件进行再审，给院长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带来影响。法院院长集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监督权于一身，其高度集权的地位必然会对处于审判一线的法官们公正司法产生影响。在我国，目前对法官的管理还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职业道德水平尚未达到一定高度的法官们，难免不会因个人职务升迁、俸薪的高低等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左顾右盼于身边的法院院长。（6）上级法 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或提审同样存在着影响法院中立、削弱下级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独立、与当事人处分原则相冲突等缺陷，司法实践中也难以达到当初再审程序设计的目的。
2、检察院。（1）作为公权力主体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检察机关，介入民事私权领域进行国家干预的行为，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是比较罕见的。在属于大律法系的一些主要国家中，发起民事再审的主体，原则上也限于案件当事人；在法国，检察官对民事案件发起再审的权力，也仅限于在有限的维护法律统一的理由下才可以。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四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这四种情况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同样，检察机关对于纯属于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纠纷案件提起再审程序，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是有违民事诉讼意思自治原则的。这在前文已经谈及，此处不再赘述。（2）人民检察院对于纯属私权纠纷的案件提起再审程序，容易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选择在诉讼中承担的角色，人民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法官端坐于审判台上进行审判，双方当事人各坐一边，这形成的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稳定关系。人民检察院依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提起再审程序，这样一股强大的势力介入诉讼，原来的等腰三角形的诉讼主体结构就很容易被打破，当事人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而被迫坏。另外，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在实践中多数是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诉，这样，在再审程序中就形成了检察院的公权力加上一方当事人的诉权应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诉权，一边是公权力加诉权，另一方仅仅是诉权，分量明显不同，这对另一方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3）人民检察院对纯属私权纠纷的案件提起再审通常不一定能够收到良好效果。例如：当事人已经认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而检察院的主动提起再审，最终的结果并不能给当事人带来任何利益；再审后虽然结果可能比原审结果更公正，但与当事人因为参加再审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相比得不偿失；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抗诉，但再审的结果却是维持原判，当事人不仅一无所获，反而白白付出了参加再审程序的各种成本。（4）检察院抗诉引发再审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法院的公正审判。人民检察院对于纯属当事人之间的私益纠纷案件，提起再审程序后，人民法院在再审过程中，考虑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考虑到与检察院的关系，有可能重视检察院的意见和向检察院申诉一方当事人的意见，而忽视另一方当事人的意见。
3、当事人。（1）当事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再审程序的提起主体。法律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是不同的。人民法院只要认为裁判确有错误，就可以决定再审；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是应当再审的。而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则要进行实质审查，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才可以作出最后决定。因此，当事人的申请仅仅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诱因之一，只有公全力才可提起再审程序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另外，《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的法定程序。如法院如何进行审查，审查有无期限，审查后的处理应用何种文书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应当在立案后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认为不符合第179条规定的，用通知书驳回申请。”这里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是用通知书，而不是像在一审程序那样用裁定书驳回原告起诉。这说明法律并没有把申请再审和起诉同等对待，申请再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诉权。（2）法律没有赋予受判决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提起再审程序的权利。民事诉讼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端的，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必然要作出判决。判决一旦生效，就会对案件的当事人及相关人员或单位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一般来说，判决的内容只会影响案件的当事人的利益，对当事人以外的人的利益不会发生影响。但是，在实践中，“诉讼中作出的判决给虽然是局外人的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可能情形是很多的”。如果以共同共有财产的共有人被判决用共同共有财产偿还期个人债务，这一判决显然损害了其他共有人利益。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其他共有人可以提起再审程序。事实上，案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似乎可以通过执行异议制度在执行程序中得到保护，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案外人也仅仅有此一种途径申请权利，并且通过执行程序对案外人进行保护是非常有限的。执行程序是当事人申请解决纠纷实现利益的最后一道环节，而案外人只能通过最后一道程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是不公平且不现实的。
三、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的建议
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多元化、职权化的弊端日渐凸显，严重影响了司法权威和终审裁判的稳定，因此，改革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已迫在眉睫。笔者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一）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
人民法院作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从表面形式上看，有利于保障法院裁判的公正性，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这种形式上的价值之下却隐藏着实质上的背谬，它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而且，法院完全可以依其系统自有的审级制度来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法院应集中精力在审级体系内控制好案件的审理质量，而不是寻求、依靠审级以外的补救程序来实现法律的正义。
（二）限制检察院作为主体来发动再审程序 取消法院启动民事再审的权力后，对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错误裁判，当事人不申请再审，法院又无权主动发动再审，这类案件又如何救济呢？笔者认为，对这类案件，要通过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来解决。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在涉及公法秩序、具有危害公序良俗性质的案件上，检察院可以在没有当事人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自行提起再审程序。”立法对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定位在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对必须依靠国家公权予以干预的领域进行法律监督。这种权力是一个被限制了范围、条件的，非常情况下运用的权力。它与现行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民事检察监督权相比，在权力的范围、地位、作用上有着质的差别，表现在：第一，检察院通过行使民事抗诉权启动再审程序的范围仅局限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民事诉讼中有不少属平等主体之间民事纠纷的案件均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往往需要用公权力对这类案件进行干预。有许多严重侵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如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资产重组过程中当事人合谋规避法律，私分、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公共投资领域中发包方和承包方为了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等。在这些案件中，国家不介入，当事人双方谁也不会主动提起再审。赋予检察院对涉及公益的案件的提起抗诉权，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干预，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对于不涉及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一般民事案件，检察院不能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检察院参与一般民事案件，极易侵犯当事人的处分权，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或许有人会担心，限制检察院提起抗诉权后，申请再审难的情况会更加突出。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类问题，但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健全法院内部的有关制度。对此，有学者提出，从制度设计上讲，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应当是疏通、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这一途径，使之畅通无阻，而不应当是放弃这一努力，再去修建也未必十分畅通的其他渠道。一条畅通的“高速公路”会比若条“普通公路”效果更好。笔者赞同上述意见，就是修建好当事人申请再审这条“高速公路”，否则，即使检察院抗诉，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
树立“当事人诉权为主导”的理念，切实保障当事人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理由规定得太笼统，且未赋予一定的法律效力，建议作如下修改：
1、明确再审事由并使之具体化。将再审理由规定得明确具体，既有利于当事人正确行使诉权，又便于法院审查决定应否受理当事人提出的再审申请。我国现行民诉法对当事人申请在审理由规定得较为宽泛、笼统，这也与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对再审事由规定明确、具体的立法体例不相符。例如在德国，对于确定判决裁定可以借助取消之诉与恢复原 状之诉进行再审，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11类可以再审的法定事由。而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统一的再审之诉，规定了10类当事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的法定事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的事由只有五项规定，且内容欠明确，不利于实践当中的具体适用。因此，应当在“作为裁判的基础或程序本身有重大瑕疵”的基础上对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进行细化，以防止再审程序的滥用。
2、把申请再审上升为再审之诉。《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再审的理由、期限、适用对象、受理法院等进行了规定，对于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法院及应当受理——这似乎与再审之诉无甚区别，但在实务操作中，申请再审并未被当作诉权对待。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只有经人民法院查证属实的，才可以由人民法院决定进入再审程序。所以，再审程序并没有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应当将申请再审上升为再审之诉，当事人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申请再审，法院即应受理，并进行审查，可采用法律审，如发现原裁判具有法定理由须改判的，必须依照原审程序重新公开开庭审理。
3、对当事人申请再审进行必要的制约和限制。一是规定对某些类型的案件不得提起再审。（1）经过一审未上诉的判决、裁定不得申请再审；（2）当事人的主要诉讼主张已为原判决和裁定所支持的，不得提起再审；（3）对离婚等人身关系的案件和依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4）原判决、裁定已经经过再审的，不得申请再审。（5）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除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侵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外，不得申请再审。二是限制当事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时限。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自裁判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可申请再审。笔者认为，作为一般时限，两年的时间有过长之嫌。裁判生效后，当事人应对自己的权益有所认识，给其适当的时间考虑是否申请再审是可以的，但时限不宜过长。如果允许其一年多以后再申请再审，那么依裁判所确定的趋于稳定的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建议在立法上可以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一般时限规定的短一些，特殊情况的则适用最长时限。
参考文献：
刑事再审程序的特殊救济程序性质 篇3
[关键词]再审；特殊救济程序；定位
一、特殊性定位
若论从我国现行再审程序是否体现出其作为特殊救济程序之性质，确定特殊救济程序之定位才为这一问题关键所在。否则所论必为无的放矢，无法击中要害所在。惶惶而论，无文章统一之主线，东凑一句，西凑一句，称为文章？窃以为，因再审之目的，乃在于消灭原判决之确定力，更正错误之事实，统一全国之法令，此之为所以称再审程序为特别救济程序之理由。笔者之见，刑事程序法之目的有三：一为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解决纠纷；二为保证所有活动能遵守法治之程序；三为维护法之安定性，继而维护社会之稳定。而再审体现的则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与维护法之安定性之冲突，尤其是与二审相比，其更改系为生效之裁判。有此一定位再来看我国再审之规定。需特别说明的是题目中心所在为“特别救济”四字，故而许多问题笔者认为是无须论及。比如法院是否为启动再审之主体问题，因其涉及之重点为再审程序的诉讼构造问题，强调“诉讼”二字，与“特别救济”四字联系不大，实无论述必要。
二、我国再审程序需如何体现其特殊性
再审程序之特殊性需仅仅围绕关于特殊救济程序之定位，以此定位来审视我国再审程序可以对再审程序进行重新的思考。
首先，有论者认为再审之期限不应加以时间之限制。故无论在刑罚执行中或执行后均得为之。但此种毫无声请时间之限制，事实上确难谓为妥善。因时间过久，则于再审原因之调查，及开始再审后，事实之重行认定，因人事之变迁，证据之灭失，必多困难，欲求实质的真实发现，恐不易得。而难达再审之目的。考虑到就国家在整个刑事程序中对于犯罪之追诉，设有一定之时限，其目的乃在避免证据之难予搜集，及安定社会之秩序。再审期间基于此两项原因，自亦不应长期悬置而不加限制，徒致耗费国家之财力，并使罪刑判决之动摇状态常存，不利于社会稳定之秩序。所以再审之期限应有所限制，以多久为准，实难以定论，因现代科技之发展，有些关键证据是可以长久保存，一律在超过时间限制后不得提出再审，又违背再审之目的，同时又不得不考虑维护被告人之利益，试想可以分为有利被告人之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再审，有利于被告之再审应不设时间限制，不利于被告之再审期限暂参考台湾立法例规定为所论罪名应处罚之一般期限经过则再审失效。①
其次，再审应有申请，并且要经法院审查，检察机关对再审抗诉并不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进行。其理由在于维护法之安定性和法院的权威性，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怎么能必然引起法院判决的失效，无法定的司法程序否定法之安定性与法院的权威，代价实是太大，不利于刑事程序目的的平衡。何人有权申请再审？对于不利于被告人之再审可以有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检察机关。对于有利于被告人之再审可以有被告人及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申请权人申请再审后，必须经过法院的严格审查，同时为纠错发现实体真实之目的，法院必须进行全面审查，不受申请权人申请范围的约束。法院可以为被告人利益直接再审，不得为加重二审的量刑而待再审再于纠正。我国法律规定除检察院提出的抗诉外原则上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此为再审不加刑原则，实值得肯定，因不利为被告人利益提起再审之主体的增加，所以除检察院外，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引起的再审也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为维护被告人之利益，所以法院对于再审理由进行严格审查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为被告人之利益声请再审之案件，被判有罪者，不得重于原判决所判刑罚，盖为被告人之利益声请再审之目的，在求取较有利益之判决，以保护被告之利益。倘再审判决之结果反较原判决为重，则有违声请再审之本旨，故特设此项限制。
最后，关于再审之效力，是否取决于原审是第一审或者是第二审，即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再审制度就是为纠正确定判决存在的错误而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设置的，是在确保裁决的终局性的前提下，在确保裁决的终局性与确保裁决认定事实的真实性之间取得平衡的必备制度。如果对于再审判决的效力扔不赋予终局性的确定力，很有可能导致再审制度无限化，判决终局性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判决应有限定，并且同时再审的次数应该也有明确限定。
三、结论
综观我国刑事程序法中的再审程序，其强调了这一程序的纠错功能，却没有注重纠错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协调，其价值的选择具有单一性，基本上等于否定了其他价值，其根本的错误也在于其他价值的缺失，即使有些案件可以使其他价值实现，也只是真实主义这一价值追求的附带
效果，为纠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以我国再审程序从程序设计之始其定位就存在问题，实施效果再好，也是对其他价值的否定。价值选择的错误，越走越偏离轨道。
[注释]
①田文昌在其于陈瑞华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律师建议稿与论证》主张再审的失效期限为两年，我国究竟应对再审期限设置多长时限，实需参考我国刑事诉讼之价值追求及国民能接受的程度，所以以上期限仅供参考了解。
[参考文献]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试论民事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 篇4
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进行书面审查有三种情形:一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及卷宗材料进行审查后作出处理;二是询问一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但书面审查方式不利于司法公开透明, 建立听证审查制度有利于确保案件审查公开。书面审查后决定是否再审很容易滋生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而审查听证则是公开审查、公开听证, 各方当事人都参加, 还允许其它人员旁听, 由听证合议庭决定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 走出了“暗箱”操作, 贯彻了审判公开司法原则, 增加了司法公开透明。
书面审查对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无司法保障, 阻碍了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法官只能凭主观来判断申请再审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裁判。而审查听证是在合议庭主持下, 组织各方当事人举行听证, 在高度公开、公平的前提下, 各方当事人享有申请再审审查的权利, 克服了审查法官主观臆断, 从而公正、合理地作出是再审还是驳回的裁判。
随着法官素质提高及错案追究制度落实, 人民法院每年审结案件绝大多数是调解结案的, 纵使裁判案件绝大多数处理是正确的, 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司法实践证明真正错判应当纠正案件是极少的, 绝大多数当事人是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或抱着“再试试看”心态申请再审的, 也有些再审案件是在原审过程中法官不注重说服教育, 当事人缠诉不休, 这些当事人大多都可以通过法制教育和耐心说服使其息诉服判。采取听证审查形式, 各方当事人在听证法官主持下, 通过当面诉辩和说理, 逐步理解裁判理由, 克服传统“有理即能打赢官司”的偏见, 明白现在打官司靠的是证据, 有理没证据、有证据不依法及时提供仍不能打赢官司。只要听证法官能掌握适当时机, 向当事人宣传法律, 做好思想工作, 大多数当事人会放弃再审申请, 息诉服判。同时, 通过听证中调解程序也可以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最终解决纠纷而不再启动再审程序。
传统法官与当事人单方见面的审查方式, 容易使法官与当事人基于个人感情、权钱交易等而产生腐败现象, 造成司法不公, 使当事人怨声载道。而审查听证形式则增加了审查案件透明度, 消除“暗箱操作”之嫌, 听证法官不再单独与当事人接触, 堵断了听证法官与当事人私下不光彩的交易渠道。合议庭参加听证, 各听证法官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 能有效地防止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发生。
面对繁重审判任务与审判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 申请再审审查听证形式迫使人民法院慎重启动再审程序, 降低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当事人申请再审采用审查听证形式, 既可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申请再?审权利, 又可限制人民法院随意启动再审程序, 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为便于人民法院及时高效地审查处理申请再审案件, 减少当事人诉累, 节约司法资源, 也有必要明确听证的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强调当判则判, 当调则调, 调解优先, 案结事了, 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每个环节。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规定, 为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的正当行使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充分体现, 有必要完善民事申请再审的诉讼程序, 建立调解程序。实践中,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执行内容往往存在两种情形, 一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尚未执结, 在案件审查期间可促使双方当事人执行和解, 由申请再审人撤回再审申请,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二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已执行, 可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后处理, 但如果当事人一方企业, 案件经审查后不符合再审条件, 当事人双方又有调解意愿, 且需人民法院调解书确定的, 人民法院因立法上未设置此程序而无法做到案结事了, 社会矛盾不能消除。因此, 立法上在当事人申请再审诉讼程序上设置调解程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摘要：《民事诉讼法》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一项诉讼权利, 建立了再审之诉制度, 其宗旨是为了使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化、程序化, 切实解决当事人“诉讼难”问题, 减少诉讼上访现象发生, 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但现有规定仍不够完善、不便操作。建立民事申请再审听证审查和调解程序可弥补其不足。
关键词：民事申请再审程序,完善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41条、第125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第179条.
再审程序的固有功能及其启示 篇5
再审程序到底基于一种什么需要而存在?为什么再审程序必不可少?回答这一问题涉及再审程序的功能。分析再审的功能，由此看我国再审制度改革，不乏新的启迪。
一、再审程序的固有功能-补救
功能是指某一制度满足的需要或者说系统整体对这一部分制度的需要和它实际发挥的作用，是系统的某一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和意义。一般来看，再审具有纠错、监督、统一法律适用以及补救等多种作用和功能，对再审进行功能分析，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作用和功能中，分离、理晰出再审最本原的固有功能。因为这种固有功能最能反映再审的根本属性，最能表明再审不可替代。
作为固有功能，其固有性应当体现两点：其一，它是共同具备的。这就是说，横向地看，尽管各国的再审制度各有不同，且在设计再审制度时各国立法根据需要可能赋予了再审特别的目的，但有一种目的和功能期待是都保留了的，各国再审制度也都实际不可少地发挥着这种功能;其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是纵向地看的结果。就是说，在一审、二审或者三审及再审构成的整个诉讼程序系统中，再审程序发挥的这一功能是其他程序无法替代的。
从以上两个标准看，再审的固有功能不是纠错，也不是监督，更不是统一法律适用，而应当是补救。一个明显的理由是只有补救是不可替代的，而纠错或者监督实际上主要是上诉审的功能。这一结论表明，从最本原的意义上讲，再审程序不应当是什么审判监督程序，为审判监督的需要而存在;也不应当是什么特别的纠错程序，为特别的.纠错需要而存在：它只是一种补救程序，是为了补救的需要而存在。
何谓补救呢?在含混意义上，纠错、监督是否也是一种补救呢?非也。所谓“补”，“补”的不是“错”，“补”的是原来没有的“漏”，有“漏”才为“补”。所以，作为补救的再审，一般不否认正常程序已有的正确性，是在承认、认可以前基础上的“补”，是在以前无法“为”或者难以“为”的前提下出现了新情况而对原审进行纠正。这种补救针对的只是正常程序无法“为”或者难以“为”的情形，绝对排除正常程序的能“为”而不“为”。
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外民事再审事由看，补救，这种再审的固有功能体现得尤为明显：1、尽管各国民事再审事由有差异，例如德国将再审分为取消之诉和回复原状之诉，取消之诉主要基于严重的程序违法提起，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样区分，但是，总体上看是大同小异，集中为两类大的事由，即证据方面的事由、严重程序违法方面的事由(包括法官违法审判)，明显排除了象我国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之类的事由。这是因为我国的这两种事由突出反映的是纠错和监督，同上诉的改判事由没有区分，根本不反映补救功能。2、从证据方面的事由看，首先，要求的基本都是新证据，即原正常程序不可能出现，是判决后方能发现的。德国回复之诉规定了7种情形可启动，1-5项情形要求“只有在由于犯罪行为而得到确定有罪判决”后才能启动(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81条)，即只能是在原判后出现了新判决，证明原证言、证书、鉴定不真实，证明代理人、法官犯有与诉讼事件有关的罪行，这些无疑都是新证据;第6项、第7项要求的实际也是新证据，第6项是判决以另一判决为基础，而这另一判决却被撤销，显然这也不可能在原中过程中出现;第7项是当事人新发现了“就同一事件所作的确定判决”或者证书，这也只能是新证据。其二，不是无论什么类型的新证据如一般的证人证言都可以作为启动事由，又进一步要求是已为裁判或者文件已确定、认定的证据，也就是不是那种还不是很确定、需要进一步质证、认证的证据。例如，前述的德国7种事由要求的要么是新的裁判，要么是“证书”。其三，绝对排除因当事人自己的过失在前诉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作为启动事由，即仅限于正常程序不能“为”或者难“为”的情形。例如，法国“在所有的情况下，仅在提出再审申请的人自己无过错，未能在原裁判产生既判力以前提出其援用的理由时，再审申请始予受理”(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95条第2款);日本“但是当事人已经以抗诉或上告主张该事由的，不在此限”(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38条第1款);德国“如果可以通过上诉主张原判决无效时，不能提起取消之诉”〔德国
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问题初探 篇6
摘 要 作为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民事再审程序是纠正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重要程序，关涉到民事诉讼的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依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法院、当事人均可成为启动主体。但是这样的规定显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这一规定的瑕疵进行研究，以期促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 民事再审 启动主体 问题初探
一、引言
民事再审程序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主题的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还是2007年10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但是无论是那种规定，都存在着很大争议。
二、当下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现状以及问题分析
（一）法院作为再审启动主体之一及问题
无论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还是2007年10月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法院行使公权力依然是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方式，这一点是极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构成了我国再审程序的主要特点，这在世界各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可见我国的再审程序的启动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点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争议，认为有违法院的中立原则，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如有学者认为“只要法院有这种权力，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那么它就很容易被滥用，最终将是以法院而非当事人为主发动再审①”。另一方面法院的角色不能有效的定位，违背了民事诉讼理念，因此主张废除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资格。依据法律规定，法院自己可以提起再审，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认为需要再审的；各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上述规定同样在学术界波澜不断，笔者认为该规定主要有以下问题存在：问题之一是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这条规定初看没有什么问题，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对“确有错误”具体的再审情形未作明确规定，换而言之，人民法院对再审对象“确有错误”享有解释权，以“确有错误”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太模糊、太随意、太主观、无法把握，這容易导致法院在再审程序中权力的恣意扩张和法院滥用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引发司法腐败，换句话说法院认为没有“确有错误”的，可以不启动再审程序，哪怕事实上存在错误，这就导致了，判断一个案件是否确有错误的恣意，完全是法院的一种“暗箱操作”的过程，于程序的公正是无益的，也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学者认为，在未进行再审时就确定“确有错误”，反映出司法的暗箱操作，即使后来再审时进行了公开审理，此前“先定后审”的行为，也会使这种公开审理在案件质量上甚至公信度上大打折扣②。这种行为会降低司法的威信，使人们逐渐丧失对司法的信任，最终可能导致信任危机，甚至走向私立报复的道路，可见这样做的代价之昂贵。问题二是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考虑当事人的意愿，不论案件是何时审结的，不论生效民事裁判、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有多长，也不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人民法院只要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都可以决定再审，予以纠正。“在司法实践中，开启审判监督程序时，则似乎是法官的意志而不是当事人的意志起主导作用③”这就使法院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太随意，使法院在再审程序中具有绝对的权利，它可以无期限的启动再审程序，这与民事诉讼的经济原则明显是背道而驰的，也有违诉讼时效制度，同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的，它会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社会关系再起动荡。再次就是无视当事人的意愿，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容易导致侵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现象发生。如托克维尔所言：“从性质上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人民法院作为裁判者只能处于中立的地位，在程序运行中只能针对请求方当事人提出的请求和主张的事实做出裁判，既然是中立裁判，必然要求裁判者在程序的启动上是消极被动的④”。由此可见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利，而且从实践上来看，如果法院自行启动再审，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意愿不愿意再审，法院又当如何处理呢？另一方面也会使法官在诉讼中的中立裁决角色的形象受损。
（二）检察机关作为再审启动主体之二及问题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抗诉的事由和程序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该项制度在程序上得以完善，增强了该项制度的可操作性。但是对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的规定仍不完善，如对检察院抗诉的实现、次数和抗诉的案件范围没有任何的限制性规定，而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众多学者对检察院的抗诉再审制度提出质疑批评，认为其会产生种种弊端：（1）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权；（2）抗诉容易打破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3）违背了诉权理论的基本要求；（4）影响诉讼效率，因为抗诉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再审启动主体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之一是造成了对当事人权利的不正当干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民事实体权利属于私权，当事人有权处分自己的私权，可以自由的选择起诉、撤诉以及用何种途径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有权不受国家机关的不正当的干预，属于私法自治的领域。检查机关无视当事人的意愿，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是对私权领域的侵犯，是公权力的肆意延伸，是有违宪法的精神的，与当下法制理念也是格格不入的。问题之二是影响正义的及时实现和诉讼效率。英国古老法谚那样：“迟到的正义，即是非正义。”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民事再审程序往往不受再审时间和再审次数的限制，导致许多案件久拖不决。这样会造成司法权威的下降，使人们在内心降低对司法权的依赖，视其为一种空洞的摆设。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当事人的诉累，增加当事人的解决负担。虽然实质公正和正义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如果追求正义的成本过于昂贵，人们就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公平正义，诉讼效率的降低，则会加速这种行为的选择。问题之三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也只有在两造对立且实力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案件的公正审判。检查机关提起抗诉，必然是代表一方当事人去和另一方当事人去诉讼，检查机关师国家机关，其在搜集证据等方面有着个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这样做势必打破这种相对平衡的关系，造成两方力量上的过分悬殊，这样就使案件处理的公正在当事人心中打上折扣。从另一方面看，检察机关不具有诉的利益，不是适格的当事人，容易造成角色上混乱，这些问题都迫待解决。
（三）当事人作为再审程序启动主体之三及问题
能启动再审程序的在形式上还有当事人，之所以说是形式上的，是因为现行法律的规定束缚了当事人的手脚，使这个最佳的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丧失了实质上的优越地位，沦为被动的再审程序的附庸。当事人的这种启动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申请权而非发动权，真正的决定权也不是当事人而是法院，即当事人提出的实质上只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期盼利益，是否构成再审的事由是法院说了算。这种个人意见之是否被采纳，关键看法院的判断，而法院此时的判断则有了更多的考虑；在这种判断中，法院会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但是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及再审会带来的社会影响。可见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力量之微，该规定之空乏。怎么改进才能使这个真正的、最佳的当事人发挥他应有的作用，都是在再审程序重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而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要求过于苛刻，无法真正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这就造成了两难境界，从实质上来说，再审程序的设置时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案件的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实际行使再审程序启动请求权时，又难上加难，保障当事人的提起再审程序的权利，是迫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零四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对案外第三人是否能够拥有直接的再审权没有规定，这可能会造成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损而告状无门，显然这也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明显疏漏。
三、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的规定，在设计理念和立法技术上均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改革或者说找到某种途径去解决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深知完善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建构并非朝夕可为，必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发现问题有利于促进解决问题，笔者深信对于该问题的探索必然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对该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
②周晖国.民事再审制度理论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75.
③江伟.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
④张卫平.民事再审:基础置换与制度重建;江伟.中国民事审判改革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高洪宾.审判监督与司法权威.人民司法.2001(1).
[2]章武生.论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法律科学.2002(1).
[3]杨立新.新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发展前瞻.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4]李浩.民事再审程序改造论.法学研究.2000(5).
再审程序 篇7
关键词：冤假错案,再审启动,制度重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被披露出来, 成为公众广泛议论的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为什么一个没有犯案的人最终会被处死刑?为什么被害人突然回来之后, 无辜的被告人仍然得不到公正处理?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大的胆量公然挑战法律权威, 滥杀无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虽然正处于法治建设的初期, 各项司法制度都还不太健全, 但是中华民族却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大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 我们从小就能从各种各样的典故中学到很多为人处事、治国行事之道。回顾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不禁让我想起《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李离伏剑”的故事。李离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理”, 主管刑狱。他发现在一起刑案中无辜者被错判了死刑, 深感惭愧不安, 就让卫兵把自己捆绑起来, 送到晋文公面前请求处死。晋文公说:“官职有高有低, 刑罚有轻有重。这是你下属的过错, 不是你的罪错。”李离说:“臣为长官, 没有让位给下属。臣的俸禄很多, 没有分利给下属。今天出了错案, 我却把责任推给下属, 实在不合情理。”晋文公又说:“你认为自己有罪, 那么寡人是不是也有罪呢?”李离说:“审理案件有法可依, 错判刑者应受刑, 错杀人者应受死。大王因为我能仔细查案, 裁断疑案, 所以让我主管刑狱。现在我因失察而造成错杀, 自该受死。”说罢, 李离拒绝了晋文公的命令, 拔剑自刎。李离的做法, 不值得效仿, 但是李离的精神, 确实令人景仰。古人尚且懂得知错受罚、知错能改。我们如今的种种做法却与此大相径庭。正如刚刚被披露的呼格吉勒图案, 能让我们看到处理上的古今之别。
一、案例回顾
(一) 1996年4月9日, 被害人杨某某被发现因被扼颈窒息死于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附近的女公共厕所内。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最先到附近的治安岗亭报案。48小时后, 当时负责该案件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办案人员认定, 呼格吉勒图是在女厕对死者进行流氓猥亵时, 用手掐住死者的脖子导致其死亡的。而唯一“有力”的证据就是呼格指甲里的被害人血迹。
(二) 1996年6月5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三) 2005年, 内蒙古多起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赵志红落网, 其交代的数起案件中就包括“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 从而引发媒体和社会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广泛关注。
(四) 2014年11月20日,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申诉进行审查, 认为该案符合重新审判的条件, 决定再审。通过上述介绍,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整个案件的全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疑惑的, 为什么在2005年发现此案真正的凶手赵志红之后, 时隔九年一直到2014年11月该案才被重新审理, 最终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这起尘封了十八年的冤案总算是迎来了迟到的正义;屈打成招的受冤者总算是迎来了昭雪的今天。如今, 正义虽然来临, 但却无法让逝者复生;无罪判决虽下, 却无法让逝者明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正义的迟到?我想在我们大力推行法治建设的今天, 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
二、再审程序启动之难的反思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案出现的再审程序启动之难进行分析:
(一)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过分强调责任追究
通过对上述案件的分析, 我们最大的疑惑是司法机关为何在找到真凶的情况下, 仍然迟迟不肯再审呼格吉勒图案, 反而是拖了九年之久。案件再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 国内启动过再审的案件也有很多。那么为什么呼格吉勒图案的再审却被一拖再拖呢?
笔者认为, 我国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是该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认为,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1) 是指通过对不依法履行职责的、造成错误案件的司法人员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以强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和办案质量意识, 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案, 从而维护司法公正的一种管理制度。我国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采用的是“谁办案谁负责, 谁审理谁负责”的原则, 实行一案一追究。而且在责任划分方面非常确定如:在案件检查环节, 实行主办人负责制, 其他人员负次要责任, 案件承办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在案件审理环节, 实行主审人负责制, 参审人负次要责任, 案件承办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负领导责任。
由此可见, 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设置初衷是强化司法人员的办案责任和办案质量。该制度的动机是好的, 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该制度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过分强调办错案的后果, 而不去分析造成错案的真正原因。一旦被追究责任, 不仅法官的形象会受损, 法院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使法官和法院产生尽量规避错案的心理, 即使有了错案也不愿意主动纠正。从而致使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 应当得到赔偿的得不到赔偿, 合法权益遭受损失。
(二) 证据不足或遗失
在本案的诸多证据中, 警方虽然提取了受害者体内的凶手所留精斑, 但是由于当年的技术条件有限, 没有对此证据做DNA鉴定以及警方错误的侦查直觉“觉得没有这个证据也能破案”。在这样一种缺乏确切的直接证据的状态下, 法院草草定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然而在2005年赵志红供述了自己是此案的真正杀人凶手之后, 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尽管赵志红承认此案是其所为, 但是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根据现有证据就断定赵志红就是真凶。这就造成了一种有人认罪, 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是罪犯的尴尬局面。
而且内蒙古公安局拿出的所为的铁证即呼格吉勒图的指缝残留的血样与被害人咽喉处被掐破的血样血型完全一样。然而, 据案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警察表示, 案发现场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 受害者身上也没有受伤。这就是说当时的“铁证”血样是存疑的。根据证据规则, 存疑证据是应当排除的, 而且是不能用作判案依据的。
然而, 即使我们承认此案是冤案是错案, 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启动再审也是很有难度的。时过境迁, 时隔十八年的现在, 想要重新找到有充分证明力的新证据是非常有难度的。尽管有些案件发现的新证据是确实充分的, 甚至可以称之为“铁证”。如佘祥林案和赵作海冤案, 两个案件都是被害人“生还”构成了该案的铁证, 可以百分之一百的证明该案的判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多数错判案件中, 新证据都是不能具有百分之一百的证明力。所以, 本案在关键证据丢失、新证据又缺乏证明力的情况下很难启动再审。
(三) 再审程序缺乏有效的启动途径
虽然为了对冤假错案进行纠正, 我国设置了再审程序, 同时法律又严格规定了启动再审程序应当具备的法定事由或特定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再审程序的三种途径即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主动再审、上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可见, 我国的刑事立法规定了启动再审的具体做法是“分而治之”, 即分为由司法机关提起的再审之诉和由当事人主动申请的再审之诉。两种诉讼因提起的主体不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首先, 尽管司法机关主动提起再审之诉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相对于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所达到的效果要好得多, 但是这种情况在法律实务中特别少见。特别是该案如果再审乃至平反, 就必定会涉及到很多人员问责和国家赔偿的问题, 尤其是人员问责是该案久拖不决的关键。如果该案再审, 呼格吉勒图确实无罪, 那么呼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公检法系统当年的办案人员均有错。而这其中不少人现已身居要职。他们该承担何种责任?这让那些有良心的想推动此案再审的人有心无力。很显然, 这条途径是很难实现的。
其次就是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之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要符合的五种情形。笔者认为, 对于当事人而言, 该法条所规定的再审申请的理由过于宽泛, 缺乏可操作性, 而且相关证据的取得与证明也是难以实现的。再审申请最终还要通过法院、检察院的严格审查。虽然法律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请再审的权利, 但是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受到公权力的极大限制的。在司法实践中, 这种“申诉难”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由此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当事人最终会选择漫长又艰辛的上访之路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完全大打折扣了。由此, 笔者认为,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刑事司法再审启动的相关规定进行反思。
三、相关制度的重建
(一) 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目前我国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它过分强调办错案 (裁决不公正) 的后果, 导致法官为了逃避责任承担不愿意主动纠错。由于法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也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客观的评判标准去断定实体裁决的公正与否。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是没有“错案”这一概念的, 一般规定:法官只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或道义责任, 而不对判决的实体内容承担个人责任。 (2) 针对这一规定, 有人会怀疑, 这种做法有可能为那些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法官提供了一个逃避处罚的机会和借口。但是笔者认为,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样做是利大于弊的。按照经济学上的说法应当是“收入大于支出”的, 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做法会放任法官违法, 而更多的坚持强调法官办错案的后果上, 那么法官会更不愿意纠正自己的所判决的案件, 这样只会加大冤假错案的再审难度, 再次造成司法的不公正, 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因素。所以, 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目前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的相关规定, 强调对办案法官行为的监督。此外, 通过对有关法律运行中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实际上我们的审判制度也是允许某些错误存在的。 (3) 只有明确这一点, 法院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主动纠错。
(二) 完善侦查监督制度
侦查监督, 这里主要是针对检察机关而言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有权监督执法行为, 并且对监督的结果负有法律责任。侦查环节是整个诉讼过程的先导, 很多案件的证据采集都是来源于此, 所以加强侦查监督, 对于由于证据不足而导致再审启动之难是很有裨益的。故, 笔者提出了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 改变司法理念, 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司法人员仍然坚持错误的“有罪推定”思维定式进行办案, 这就很容易使得他们陷入违法办案的迷途中。特别是在证据的采集方面, 司法人员会更加重视与他们自己判断有关的证据, 从而忽视很多客观的关键性证据。因此, 摒弃这种错误的司法理念, 坚持“疑罪从无”, 重视司法的客观规律及法律事实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 独立行使检察权。
检察机关必须独立行使检察权, 对于那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 不得提请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即使该案件是有关部门参与协调了的, 也应该在尊重客观事实基础上, 依据合法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提出意见。如果相关的协调意见有导致冤假错案的可能性的时候, 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除此之外, 检查机关行使检察权时应当确保不受案外因素的影响, 这些案外因素主要包括案件当事人反复上访、申诉、新闻媒体的夸张宣传等等。这些因素往往会对司法机关造成巨大的办案压力, 有时候迫于社会压力, 为了“息事宁人”会直接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
第三, 加强证据审查。
在法律的适用方面, 现在的大部分冤假错案很少会在这方面出错。相反在案件事实认定上, 由于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审查不够严格, 或是在证据的正当性方面缺少必要的监督, 往往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并且很多冤案都是对科学证据的不当解读, 何家弘教授认为:“对科学证据应用不当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把从属认定结论当作统一认定结论。二是把倾向性的鉴定结论当作确定性的鉴定结论。三是把一些实验期的科学根据当作成熟期的科学根据。另外, 就是把那些单向关联的物证用作双向关联, 往往是用后面的单一关联决定前面的, 查到人就有关联, 查不到人就没关联。” (4) 因此, 加强正确的证据审查力度, 一方面有助于保全关键证据, 另一方面又有助于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 维护司法的公正。
(三) 建立切实可行的信访接待制度
建立切实可行的信访接待制度, 及时办理申诉复查案件。有助于冤假错案再审程序的启动。信访接待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个重要窗口, 是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接待人员应当坚持“信访无小事”的原则, 要重视初信初访, 建立来信来访限期答复制度, 做到事事有交代, 件件有着落、案案有回音。对申请再审的案件及有关部门交办、督办的案件, 及时调卷复查, 符合再审条件的, 应当迅速立案再审, 尽量避免积压。对不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在驳回其申诉或申请再审的同时, 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又坚持长期申诉、缠诉, 甚至直接影响法院正常的办案秩序的当事人, 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突发性的影响比较大的群体性上访情况, 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 避免发生人员伤亡。
再审程序 篇8
关键字： 拍卖裁定 救济 再审
引言：从一个案例说起
X市压缩机公司因与C县英轩实业有限公司纠纷一案，经当地县人民法院判决压缩机公司败诉，并对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进行了查封与拍卖。C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5日签发了查封压缩机厂房屋与土地的裁定书，并于2012年11月27日对查封的土地和房产进行了拍卖。事实上，在C县人民法院查封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屋之前的2010年9月25日，J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压缩机厂名下的所有土地与房产，并与2012年5月和2013年3月进行了续查封。因此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始终处于S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状态。压缩机厂因此向英轩实业所在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S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和《民事诉讼法》第154条和225条的规定，对裁定再审、发回重审、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等诉讼程序性裁定及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裁定该案再审申请不予受理。此裁定作出后，压缩机厂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8条"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规定可知，只有查封裁定的J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进行拍卖，而C县人民法院无权拍卖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因而申请再审。对于此案，笔者认为，S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压缩机厂的再审的理由只单列法条不讲法理无法令申请人信服。基于此，笔者针对本案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再审的理由作出法理分析，从而为司法实践的运行提供建议。
一、民诉裁定再审救济问题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的程序问题以及特殊的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结论性、权威性的判定，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①。当执行裁定出现错误时必然需要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予以救济。《民事诉讼法》第154条对裁定的适用做了规定，而针对各裁定错误的救济方式却规定的较为分散。比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二款不予受理裁定 、驳回起诉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以通过上诉予以救济。很少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08 条做出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那么其他的裁定，比如本案中压缩机厂针对C县人民法院错误裁定拍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能不能通过再审的方式救济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中关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具有法理基础呢？
综合《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一些批复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可以申请再审的只有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因此就出现本案中压缩机公司因为C县人民法院的错误裁定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6项规定而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予受理。我们都知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再审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人民法院、检察院；而大多数的上述司法解释主要规范的都是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请抗诉再审。那么针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符合法理和法律依据呢？
二、本案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法理分析
事实上，不仅仅是S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错误不允许申请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当前人民法院针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错误申请再审一般都不予受理，据笔者查阅资料所知某法院裁定执行白美才申请执行白德才财产案中，后白德才针对此执行裁定向法院提出再审，法院最后经审判监督部门审查后以受理了白德才的再审申请。那么人民法院普遍对执行裁定的再审申请不予受理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呢？理论界普遍认为非讼程序当中应适用非讼法理。而非讼法理要求在非讼程序中由职权主义快速推进程序进行，采职权探知主义而不适用辩论主义。由此，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一般而言保障较弱。法院以职权推进程序、调取证据而不必听取当事人意见。更特殊的是，非讼程序并非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设立，并不确定实体权利义务，因此，一般其裁判不具有羁束力和既判力，法院可以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基于以上非讼法理，在非讼程序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和结果性裁定，当事人都不可声明不服。②正是基于此诉讼法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规定：对裁定再审、发回重审、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等诉讼程序性裁定及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另一方面讲：法院作出的裁判一经生效就具有既判力效力，不容更改。我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特地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纠错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作为纠正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定的一种补救程序。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针对的对象是"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人据此主张生效执行裁定发现错误的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实践中有的法院也依此操作。仅从第一百七十七条的字面文义解释，似乎生效错误执行裁定的纠错也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
（一）执行权与审判权本质差别决定了执行裁定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与执行都是民事诉讼中保护当事人民事权利的程序。二者构成民事诉讼的一个完整过程。但在本质上二者存在根本区别。
（二）从立法体例上讲，《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是审判程序一编中的一章，而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是各为一编，分别为总则指导下相互独立的不同部分。审判监督程序的效力不应及于执行程序。
（三）从实际运作过程看，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就是重新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进行审理。一审、二审的审理程序在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执行裁定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作出法律并无规定。
注释：
①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王林清，刘鹏飞：《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林清，刘鹏飞：《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黄良友：《论民事再审之诉的客体》，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