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

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共8篇）

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 篇1

摘要：近年来随着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深入, 现有的民事再审制度的种种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文章集中论述了再审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我国现行再审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剖析, 探讨了再审制度改革的价值基础, 并通过对法、日两国的再审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借鉴其中的有益因素, 提出了对再审制度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关键词：民事再审制度,再审程序,再审,制度改革

一、再审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

再审制度是民事审判制度之一, 它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认为确有错误, 或者存在法定的事实和理由, 对案件再行审理的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 民事再审程序被称为审判监督程序, 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再审制度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以下将从价值、权利、目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 价值基础

是为了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 对私权利予以公力救济方式。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法官的自身素质、判断能力、具体案情等客观因素的限制, 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法院的裁判处于不公正的状态。为了对利益受到生效裁判损害的当事人予以特殊的救济, 使遭受错误生效裁判破坏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到安定和谐, 民事再审顺应而生。由此可见, 公正是构筑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基础。

(二) 权利基础

民事诉讼法中, 当事人的诉权、处分权对法院审判权予以制约是一项基本原则。再审程序的启动和进行无疑也受到当事人诉权和处分权的制约。

1、诉权。

诉权 (RightofAction) 即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请求裁判的权利, 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基本权利之一。诉权是当事人的权利, 同时也约束了法院的审判权, 因为民事诉讼中, 人民法院一般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 对当事人未请求的事实, 人民法院一般不能主动审理。同样, 在民事再审程序可以依据当事人的请求启动。

2、处分权。

处分权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根据自己的内心意愿行使或放弃其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民事再审制度中, 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 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 无论其是否正确, 只要当事人不提出, 法院都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再次对案件进行审理。由此可见, 当事人的诉权与处分权是再审制度的权利基础。

(三) 目的基础

实现公正是法律制度的终极目标, 民事诉讼的各个制度也不例外。再审制度中, 公正体现在具有既判力的终局裁判的正当性。作为法律, 生效法律文书具有严肃性和既判力, 但同时也应当是公正的。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官队伍素质还不是很高, 为了让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充分救济, 设置再审程序仍然非常必要, 其目的在于直接否定不公正的终局裁判的既判力。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裁判既判力正当性的追求也是民事再审制度构筑的目的之一。

二、我国再审制度存在的缺陷

近年来伴随再审率和改判率的高发性, 一方面说明了民事再审制度的功用,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判决的权威性未能彰显。目前, 我国民事再审程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

(一) 名称不科学

在我国立法体系中, 再审被审判监督所代替。审判监督是指依法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机关、组织和个人, 依照法定程序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进行审查, 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 提交有关机关予以纠正的一种诉讼制度。再审则是指人民法院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再次进行审理的制度。可见, 审判监督强调发起主体要有审判监督权, 而再审的发起主体可以不享有审判监督权, 当事人基于诉权也可以申请再审。可以说, 审判监督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并列的一种再审发动方式, 都是再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中, 把再审程序用审判监督程序代替, 欠妥。

(二) 发动主体范围过大

我国的再审程序是通过三个途径启动的, 即人民法院自行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和当事人申请再审。司法实践中, 除了上述法定主体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外, 还有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司法之外的权力机关要求或提请再审的案件。然而这种由党政机关、人大、政协等司法之外的权力机关要求或提请发动的再审程序模式不在少数, 却对社会体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但助长了申诉人对申诉权"无限化"的倾向, 同时也破坏了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基本配置, 损害了司法机关乃至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权威形象, 最终不利于司法公正, 影响司法的正常运行, 已成为社会不同力量干扰司法独立的一个有力工具。

(三) 再审理由设置不合适

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事由包括:一是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是原判决、裁定认定是事实主要证据不足的;三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是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 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五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这些事由看起来是清楚明白、准确无误, 但是却缺少可操作性。对于第一项, “新的证据”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而且该项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立法的产物, 与现行司法精神不符;对于第二项, “主要证据”究竟为何, 法律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而第三项规定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以及第四项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都是原则性规范, 随意性过大。由此看见, 我国立法对再审事由的审查程序未做规定, 再审条件非常模糊而宽松, 内部制约根本不存在。因此再审程序极易被发动, 它不仅没有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而且破坏了裁判的终局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四) 再审不受发起时限和次数的限制

第一, 民事诉讼法对于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的时限和次数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 人民检察院拥有不受限制的再审抗诉权, 对同一个案件常常发生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更多次抗诉, 与人民法院展开拉锯战。

第二, 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 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应该在原判决、裁定生效后两年内提出, 但是也没有次数限制。由于两年期限过长, 且无次数限制, 裁判的既判力荡然无存, 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三、我国再审制度改革之思考

(一) 对国外民事再审制度的考查

再审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的恢复原状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普遍没有规定再审制度, 但是有类似再审的上诉制度。现在再审制度主要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 虽然各国对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制度有所不同, 但是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对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有积极的作用。本文着重对法、日两国的再审制度进行比较和评述。

1、法国的民事再审程序。

法国的民事再审是以非常上诉的途径实现的。再审程序只能在原裁判未生效前不能提出理由原裁判错误不是由本人过错导致的情况下才能提起, 且提出的主体只限于当事人本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对提出再审的期限规定为两个月, 并且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得对其已经通过再审途径攻击的判决申请再审, 但如因后来发现的原因申请再审, 不在此限。

2、日本的民事再审程序。

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制度的规定比法国更具体, 对再审事由共列举了十条。虽然对于再审次数日本也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规定了被驳回再审的不可以同一事由再次提起再审。且规定由作出被声明不服裁判的法院专属管辖, 对审级不同的法院对同一事件作出的判决合并提起的诉讼由上级法院管辖。

比较两国民事诉讼再审制度, 其共同点有:一是都确立了再审之诉。当事人要求再审的必须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进行。二是对于再审事由规定的比较明确、具体。三是对当事人提出再审都有严格的限制, 如提起的期间、次数等。

(二) 民事再审制度重构的基本原则

1、程序公正原则。

立法者在立法时, 应要协调好再审程序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 把单一的追求实体公正转向诉讼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 从“重实体轻程序”转变到实体与程序两者并重。

2、诉讼效益原则。

减少资源耗费, 降低诉讼成本是诉讼活动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一旦启动再审程序, 就意味着要在同一案件上重复投入司法资源。因此, 消除一审、普通上诉审判中程序错误因素和裁判者的过错因素, 是减小这一代价的必由之路。

3、处分原则。

随着法制的进步, 是否再审应该完全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这也符合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因此民事再审制度的重新确立必须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前提下, 适当的介入国家公权力。

4、审级制度和两审终审的原则。

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 设置上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公正, 而再审制度不过是上诉制度的补充, 二者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在现行的再审制度中, 由于再审没有次数限制, 一个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可以多次申请再审, 法院也可以翻来复去多次审理, 使得两审终审制变成无法实现的现实, 与“一事不再理”的诉讼原则也是相悖的。

(三) 对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建议

由于上述再审制度存在的弊端, 结合我国民事诉讼和再审制度本身的特点, 从我国国情出发, 借鉴国外的立法, 重新构筑我国民事诉讼的再审程序, 使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符合正义、效率和秩序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该如何做, 笔者在总结学术界探讨、研究和共识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几点。

1、变更审判监督的名称, 建立再审之诉。

借鉴国外立法, 变更审判监督程序为再审程序, 建立再审之诉。当事人一旦提起了再审之诉, 人民法院就必须受理, 如果人民法院以再审之诉不符合条件或请求不成立而驳回诉讼请求时, 当事人就不能以同一事实或理由再次提起再审之诉, 这样就可以有效解决当事人缠诉的问题。

2、对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进行约束, 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渠道。

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当事人都可以提起再审, 这很可能造成再审程序的随意性。笔者认同部分学者的观点:取消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的制度, 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利, 扩大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

3、规定再审的时限和次数。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 保证裁判的既判力, 不但应当规定再审提起的期限, 而且应当规定再审的时限, 原裁判生效后经过一段时间就不能再提出再审之诉, 另外当案件经过一次再审后, 当事人再次原事实或理由提起再审的, 法院不能再次再审。

4、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事由。

借鉴法、日两国的立法, 对再审事由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 再审理由应涉及实体、程序两个方面。实体方面可以包括:一是作出原裁判所依据主要证据被证明是伪证;二是原裁判是以另一裁判或行政决定为裁判依据, 而该裁判已经被依法撤消等。程序方面可以包括:一是应该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二是法官有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的行为;三是当事人一方未经合法代理等。程序方面主要是原审过程中违反了程序法的某些原则性规定。

在民事诉讼中, 再审程序作为对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行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它在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有特殊作用。对于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和危害, 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否定该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而应该在该制度存在的三个理论基础上, 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 通过借鉴他国立法, 充分考虑程序公正、诉讼效益、处分原则和两审终审四个基本原则, 重新构筑民事诉讼的再审制度, 使民事再审程序改革符合正义、效益、和秩序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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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 篇2

——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江必新、谷国艳

 2012-05-15 11:15:17

来源：《现代法学》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江必新，男，1956年9月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二级大法官，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最高人民法院助审员、审判员，1995年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1999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行政庭庭长兼赔偿办主任，1999年至2004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职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2001年任中共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挂职锻炼），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004年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审判员。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等；谷国艳，中南大学法学院。

摘 要：《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即，再审制度的完善仍然是本次修法的焦点。申请再审期间制度是再审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考量再审制度设置合理化、规范化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现有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被学者们广为诟病，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申诉滥情形的治理，故在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对该制度进行重构势在必行。

关键词：民事诉讼 申请再审 期间 重构

英文摘要：The Civil Procedure Act is on the edge of revision among whose key points is to improve the re-hearing regime while the deadlines for rehearing is deemed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system，an issue con-cerning ra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rehearing regime.As of, much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cholars about China’s rehearing rules，which，in practice，have also proved not conducive to handling crowded peti-tions.As such，it is imperative to reconstruct the time limit regime during the amendment of the Civil Proce-dure Act.英文关键词：civil procedure；petition for rehearing；time limit；reconstruction

民事诉讼的申请再审期间并非一个新鲜话题，早在《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之际，许多学者就已经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不同见解，在讨论修订案时，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曾发生激烈的争执与论战。[1]在《民事诉讼法》面临全面修改的此时，重提申请再审期间并非老生常谈，其关涉到再审诉讼化的成功改造与再审制度的规范化发展，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完善的重大内容之一。

一、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沿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考察

（一）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发展轨迹

在对建国后我国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文件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再审制度的发展历程，随着再审制度的不断完善，申请再审期间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基本稳定的过程。

1950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该试行通则第74条、第77条、第78条、第80条、第81条对再审程序做出了规定，其中第74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作出了限定，即“判决确定后，诉讼人发现新证据或新事实足以使其得到较有利的判决者，得在发现此种证据或事实后三十天内提起再审之诉。”虽然该草案最后未获通过，但这一条文已经足以说明当时的立法者已经注意到申请再审期间的重要性。

1951年9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已失效）》，这一条例仅规定了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的方式，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未作规定。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亦只对法院与检察机关启动再审做了相关规定，并未涉及当事人申请再审问题。

在1982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第十四章是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专门规定，但该法并未明确申请再审权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宪法意义上的“申诉”一词，因而未对申诉期间作出任何限定。该法第158条规定，“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申诉，但是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从字面上理解，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是拥有无限期的申诉权的。

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一次在我国法律中明确提出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说，并在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这也是第一次在法律中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期间作出的专门性规定。

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进行了调整，在第184条中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即采用一般期限＋例外规定的模式，在原有两年期间的基础上，对特殊情况下的申请再审期间做了例外性规定。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考察

对于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其他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立法例并不完全相同，大体而言存在三种立法模式。

1．不变期间模式

不变期间模式是指限定行为人必须在自某一起算点开始的一段期间内行为。采取该立法模式的有俄罗斯以及美国。《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334条规定，“根据新发现的情况请求对原判决、裁定或决定进行再审的申请书，„„。该项申请可由案件参加人在作为再审理由的情况确定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335条规定了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包括发现对案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之日、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以及内容上构成与原判决、裁定或决定理由的刑事判决、民事判决、裁定和决定相反的刑事判决、民事判决、裁定、决定或国家管理机关的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三种起算点。对申请再审的期间，美国各州民事诉讼法规定得不尽一致，一般规定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作出登记的半年或一年之内提出，但也有的规定，某些判决的再审申请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出。这一不变期间惟一的例外是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缺乏事物管辖权或属人管辖权的情形，法院对案件的审理缺乏审判权的缺陷一经发现，就可以申请再审，不受时间限制。[2]

2．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

这一立法模式是指，在不变期间的基础上，另外规定自判决确定之日起的最长期间，超过最长期间的，当事人也丧失申请再审权。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都采用了这一立法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6条规定了再审之诉的期间，“

（一）再审之诉应在一个月的不变期间内提起。

（二）此期间自当事人知悉不服理由之日开始，但在判决确定前，不得起算。自判决确定之日已满五年的，不得提起再审之诉。

（三）前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因代理的欠缺而提起的取消之诉。此时，起诉的期间，自判决送达给当事人之日开始，或者在当事人无诉讼能力时，自送达给它的法定代理人之日开始。”该法第589条还规定了法官相应的释明义务，“对于在不变期间内提起诉讼的事实，应予释明。”有德国学者认为，对于一个月的不变期间，如果当事人非因自身过错而未能遵守期间，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3条之规定自障碍消失之日起两周内向法院申请回复原状，该回复原状的期间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而五年的期间是除斥期间，不能延长，错过后也不能回复原状。但对于缺乏代理的无效之诉，则只有一个月的不变期间，没有五年的除斥期间的限定{1}。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与德国的规定基本一致，但进一步扩大了不适用五年除斥期间的范围，日本增加了对“与此前所宣告的确定裁判相抵触”为五年除斥期间的例外，我国台湾地区在日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当事人知他造之住居所，指为所在不明而与涉讼者”。我国澳门地区则将不变期间规定为六十日，除斥期间的规定也是五年。[3]

3．复合模式

复合模式是指对于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规定。法国采取这种立法例。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法国以“非常上诉途径”对有重大瑕疵的确定判决进行补救，这一程序包括第三人异议、再审之诉和向最高司法法院提出上诉。对于第三人异议程序，《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86条规定，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作为本诉讼请求，在30年期间均可提出；期间自判决之日开始计算，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对受到在另一诉讼过程中提出的判决损害的人可以无时间限制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争讼案件，已经受到判决通知的第三人，仅在此通知起2个月内提出第三人取消判决的异议，始予受理；但如判决通知中明确指出了第三人享有的期限以及可以提出上诉的方式，则不在此限。非诉案件，如终审判决已为通知，亦同。针对该条，还有特别规定，如：第1298条规定，裁判分别财产的，期间为一年；第1303条规定，对变更夫妻财产制的裁判认可，期间为一年；1985年12月27日第85-1388号法令规定，裁判重整与裁判清算，期间为10天；1968年11月29日第68-1082号法令规定，在公司的名称中保留已去世的参股人的姓名，期间为一年等等。对于申请再审程序[4]，法国采用了不变期间的立法例，《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96．条规定，提出再审申请的期限为两个月。期间自当事人了解其可援用的再审理由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程序，[5]法国采取了除斥期间的立法模式，《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12条规定，向最高司法法院提出上诉的期限为2年，另有规定者除外。

比对目前各国和各地区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应是各有优劣。综合来看，与不变期间立法例相比，不变期间＋除斥期间的立法例将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与维护民事关系的稳定相结合，似更具合理性。法国的复合模式将非常上诉的各种情形细分，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特性作出相应的规定，其求精求准的立法精神值得学习。

二、司法实践中的探索与学界观点

（一）司法实践中的探索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与申诉难并存的，还有申诉滥，对此，司法机关有着最直观的感受，在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规范再审程序，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试图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申请再审期间进行改良，其在《关于审理民事、行政申请再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再审申请人应当在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申请再审。自原审裁判生效之日起满二年后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再审申请人以本规定第11条第10项至第14项以外的其他事由申请再审的，视为再审申请人从原审裁判生效之日起即应当知道再审事由。这一司法解释的草案最终未获通过，但为我国申请再审期间的合理化设置提供了一个参考方案。[6]2008年11月，与《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订相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对申请再审期间的性质以及案外人的申请再审期间做了进一步明确：一是确定了申请再审期间的不变期间性质，规定该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二是将案外人申请再审期间确定为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的二年内，或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对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次修订既体现了经过法律赋权之后，当事人未及时行使权利应当责任自负的立法意图，同时又考虑了2年申请再审期间规定已经实施多年，已为社会所接受，避免造成限制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不当印象的因素，相对我国目前的国情是比较合理的{2}。

除了最高司法机关之外，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各地人民法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研认为，在设定申请再审期限的同时，规定裁判文书生效满1个月后当事人方可提出再审申请，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反思期”，让当事人从原审激烈的对抗中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申请再审的成本、胜算的几率和结果，以谨慎决定是否申请再审，更有利于再审案件的审理{3}。而在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做法，如湖南省法院曾作出内部规定，案件终审后6个月内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4}。2007年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申诉、申请再审案件听证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规定，申请再审应当在案件终审且裁判文书送达满三个月或经原终审法院复查驳回三个月后提出。这些内部规定的设定的合理合法性虽然值得商榷，但其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尝试，为我们对申请再审期间的研究提供了素材。

（二）学界观点

对于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较为合理{5}。但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不合理，既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对于应当如何设置，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

1．认为目前申请再审期间设置过长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限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申请再审的权利，防止当事人无休止的缠讼，维护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再审案件一般已经两级法院审理，事实已基本查清，当事人该准备的证据材料在原一、二审期间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因此只要给当事人一个适当的准备时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理由时间再长也无济于事{6}。基于以上理由，他们对申请再审期间长度的设置提出了不同的观点。[7]

2．认为目前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过于单一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没有考虑当事人知悉再审事由的时间长短，一律以两年为限，这无论是对于维护裁判的稳定性，还是对于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对我国申请再审期间作出更为合理的设置。[8]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经过长期发展，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上趋向于理性，但目前的规定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两年的不变期间设置过长，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对民事裁判的既判力也产生了不良影响。探寻立法意图，我国采取两年的不变期间主要是考虑到与诉讼时效制度的一致性。但申请再审期间与诉讼时效的性质完全不同，经过申请再审期间，消灭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性权利，其实体权利将受到确定裁判既判力的羁束。超过诉讼时效，当事人丧失的是胜诉权，而非起诉权，其实体权利也未消亡。申请再审期间不可中断、中止、延长，而诉讼时效则可以。因此，以诉讼时效为模本确定申请再审期间缺乏充分的依据，说服力不强。第二，立法模式过于单一。我国目前采取的不变期间＋例外规定的立法例虽然较1991年《民事诉讼法》有所进步，但两项均为不变期间，缺乏除斥期间的规定，而且仅以两种情况为例外，不能满足民事法律关系多样化的需求。由于除斥期间规定的缺乏，同时也导致了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过短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得当事人无法就在两年内客观上不能发现的申请再审事由申请再审。第三，立法技术过于落后。以起算点为例，我国目前期间起算点为裁判生效之日，但由于文书下判的日期与送达日期一般并不一致，仅依据当事人申请再审提供的材料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裁判生效之日，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差。第四，缺乏精细性。我国法律对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的规定过于粗糙简单，对其具体的设置，包括申请再审期间的回复、案外人申请再审期间等没有具体的规定。第五，司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操作有失妥当。有些法院限制当事人在裁判生效后一定期间后方可提出再审申请的做法，实际上是对现有法律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进一步缩小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的范围，既存在合法性问题，也不利于再审案件的处理。

三、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

基于以上缺陷，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已成为本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应当依循一定之规，以合理性、科学性、时代性为导向，使其具体设定既具有合宪合法性，又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一）申请再审期间制度重构的原则

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重构应当遵循合理性、科学性与时代性三个原则。

1．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合理性原则

法的合理性是指法的制定与运行应接受一定的理性指导，符合一定的理性原则和社会规律。人的理性不仅表现为个体自主的价值选择，更体现为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确定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这是维系社会的最低要求{7}。因此，合理性原则要求立法者在多维的价值冲突中进行平衡，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行为设定一个理性的期间，即便这一限定可能损害某些价值。申请再审期间与再审制度所涉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因此，申请再审期间的合理设置关系到整个再审制度的理性构建，但申请再审期间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主要视角是以当事人自身为出发点的。在申请再审期间设定中需进行平衡的主要价值有：第一，保护申请再审人权利与保护被申请人权利。当事人不仅包括申请再审人，也包括被申请人，两者在再审程序中同样享有权利。申请再审期间设置得过短，就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对错误裁判寻求救济的程序权利；申请再审期间设定过长，则可能损害被申请人受确定裁判保护的权利。第二，保护当事人程序权利与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权利不行使与无权利无异，权利也并非是无限期的，立法必须以一定的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使其权利现实化、确定化，而不是长期虚置。第三，保护当事人获取公正裁判权利与维护法的安定性。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是为获取公正裁判，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上，既要考虑给予当事人合理期间行使该项权利，也要考虑过长的期间可能使确定裁判的既判力长期处于可能被消除的状态中，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损害法的安定性。

2．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要求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一方面应当经过学术理论与立法技术的双向抉择，一方面要经得起民事诉讼目的、再审制度与期间制度设计的多层次考察。从学术理论与立法技术层面分析，学术理论要求对申请再审期间进行准确界定，在此基础上结合立法实际对之作出设定。立法技术要求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符合法律的内在逻辑，法律语言具有专业性和准确性，具体规定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一项法律救济制度的确立和优化必须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考辨，从民事诉讼目的、再审制度与期间制度设计等各层次分析，申请再审期间在设定上应当保持与上阶制度的一致性。申请再审期间的设置不仅要满足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维护司法秩序的目的，还要符合再审制度诉一讼化改造与再审事由多样性的要求，并应当保持与其他期间规定的协调性。

3．重构申请再审期间制度的时代性原则

在申请再审期间的设定上，应当体现出法律对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人文进步成就的回应，既要注意国际社会相关制度的发展趋势，参考其他法域的先进立法例，也要符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立法沿革、目前的实际情况和相关制度环境进行综合考量。

（二）申请再审期间的具体设置

1．体例选择—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

分析申请再审期间的三种立法体例，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最为科学合理，也适合我国国情。沿用这一立法模式的主要考虑是：

第一，与不变期间模式比较，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综合考虑了不同的情形，在相对确定的不变期间基础上对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做了绝对的最长时间限制，更为符合日渐复杂的社会需求。而法国的复合模式因法国对再审案件分类的特殊性，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故不宜在我国采用。

第二，该模式是德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立法通例，在这些国家及地区已经施行多年，立法技术已趋成熟，应用的优缺点都已经得到充分的反映，能为我国科学合理立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参考。

第三，在不变期间＋除斥期间模式中，较短的不变期间的规定可以促使当事人在发现再审事由后及时行使权利，非因当事人过错未在不变期间内提起再审申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不变期间的回复，可以实现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权的充分保护。另一方面，较长的除斥期间使得经过该期间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成权消灭，有利于定分止争，有利于确保已确定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第四，这一立法模式更具可接受性。对当事人而言，这一模式体现了对申请再审人与被申请人的双重保护，其所确立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应当对其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负责，而对非因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期间的耽误给予救济，除斥期间的设定又并不短于原来规定的不变期间，不会造成限制申请再审权的不当印象。因此对申请再审期间的立法模式进行改变可为各方当事人所接受。对司法机关而言，虽然短期内可能出现申请再审案件增多的情形，但从长期来看，这一立法例可以从源头上规范再审诉权的行使，从根本上减少申请再审案件的数量。

2．具体规定

在申请再审期间的具体设定上，应当注意将一些本应由法律规定，而现阶段由司法解释加以规范的条款上升为法律，并应尽可能地细致完善。

首先，申请再审期间起算点的设定应与申请再审事由相对应，在对申请再审事由进行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申请再审事由设定不同的申请再审期间起算点。申请再审事由的类型化应以该事由为当事人发现的难易程度为标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所依据的事由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包括：(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14)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1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从这15项再审事由来看，第(2)、(4)、(5)、(6)、(7)、(8)、(10)、（11）、(12)、(14)项均是在裁判确定之前或之时就能为当事人所知的，对这几种情形应当以民事判决、裁定确定[9]之日为申请再审期间。而第(1)、(3)、(9)、(13)、(15)项则较为隐蔽，不易为当事人所发现，只有当该事由发生或为当事人所知时，才能提出再审申请，因此，对这几种情形，应以当事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该再审事由之日为起算点方为公平合理。依据对再审事由的类型化处理来确定申请再审期间的起算点不仅科学合理，也有助于举证责任分担的确定，应由申请再审人举证证明裁判确定或其知悉再审事由的时间，避免了以裁判生效为起算点时，法院需依职权查明送达时间的尴尬。

其次，对于不变期间与除斥期间的设定，应当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将申请再审的不变期间设定为三个月，将申请再审权消灭的除斥期间规定为五年为妥。其理由为：第一，将除斥期间规定为五年主要是借鉴了德国的做法，因除斥期间消灭的是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而再审事由的发生及当事人何时知悉对当事人来说具有非主观性与不可预料性，故将这一期间设置为五年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二，将不变期间设定为三个月，较德国、日本的立法稍长，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国情，目前我国民众法律意识不强，而法律职业体系又尚处于发展阶段，将不变期间规定得过短恐当事人缺乏相应的诉讼能力。但应当考虑的是，现有两年的规定与三个月不变期间的规定相去甚远，当事人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故在过渡阶段可将申请再审的不变期间暂定为六个月，待时机成熟后再做修订。

再次，在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法律应作出特别规定，包括：(1)应当对不适用除斥期间的情况作出例外规定。德日立法例规定了“因欠缺代理权而提起的取消之诉”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情形不适用五年除斥期间的规定，我国可借鉴之，确定申请再审事由中第9项与第13项属除斥期间的例外。(2)应对申请不变期间之回复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因当事人主观原因造成三个月不变期间经过的，应当允许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期间的回复。(3)对于当事人能够举证证明的在途期间应当自不变期间中扣除。

另外，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问题，案外人申请再审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在性质上是存在区别的，案外人异议之诉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相对比较复杂的制度，从现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来看，一般将案外人异议之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做了严格区分，适用不同的规范，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不应将两者混淆{8}，因此，笔者认为，宜对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起诉期间作专门之规定，而非简单适用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间的规定。

综上，笔者建议对申请再审期间作出如下规定：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自原判决、裁定确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或六个月内）提出。

以“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伪造”，“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为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再审事由时起三个月内（或六个月内）提出再审申请。

自原判决、裁定确定之日起满五年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以“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为由申请再审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另应规定，因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应归责于己之事由，导致延误不变期间者，当事人应于该事由消灭后一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回复其被延误的期间。当事人能举证证明的在途期间，应自不变期间中扣除。

结 语

申请再审期间不是晦涩难懂的学术理论，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立法技术，而是具化了的当事人诉权的表达方式，在对当事人再审诉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做出平衡是立法者不得不为的抉择，一味地迁就并不能成就立法最初的目的，合理设置申请再审期间是达到这一平衡的关键之一。当然，申请再审期间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还有赖于其他制度的完善，如当事人向法院、检察院申诉期间的规定等。再审的诉讼化改造任重而道远，吾辈当尽拳拳之心！

注释：

[1]当时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再审期间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有的委员提出，现有两年的期间过短，对于两年后才发现的再审事由不能申请再审，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有学者提出，二年再审期限足以保障当事人权利，不主张延长再审期限。（参见：吴坤．民诉法修改五问题引起争论人大法律委提出解决方案[N/OL]//法制日报．2007-8-25（02）[2011-7-12]． http：//news.qq.com/a/20070825/000950.htm.）

[2]详见：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544．转引自：沈德咏．最新再审司法解释适用与再审改革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2003：554-555.[3]《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24条与第425条对申请再审期间及其例外作出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00条规定了申请再审期间。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典》第656条规定了提起再审之诉的期间及其起算时间。

[4]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593条、第595条之规定，申请再审旨在请求撤销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以期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重新作出裁判。而申请再审的理由被限定为四种的：(1)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该判决是由对其有利的一方当事人欺诈所致；(2)如原判决作出后，发现由于一方当事人所为，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字据被扣留而未提出；(3)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认定或经裁判宣告属于伪造的文件、字据为依据；(4)如发现判决系以其作出后经裁判宣告为伪证的假证明，假证言、假宣誓为依据。且申请再审人对于未能在原裁判决定产生既判力以前提出其援用的理由无过错。因此，法国申请再审程序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5]根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604条之规定，向最高司法法院提起上诉旨在请求最高法院对已经确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则的终局判决进行审查。[6]实际上，这一征求意见稿中的部分内容也为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所吸收，如对“作为依据的另一生效法律文书被撤销、变更的”与“审判人员有与本案相关联的犯罪行为的”两种情形的例外规定。

[7]有学者认为，结合我国国情应将申请再审期间规定为六个月，既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诉权，又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判决稳定和程序安定。也有学者认为，改造以后的再审程序已经偏向于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的特点，当事人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对争议的问题包括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均应明了于心，给予3个月或6个月的申请再审期间已完全足够。还有学者认为，综合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城乡差距仍比较大，公民法律意识还不强等实际因素，我国民事诉讼提起再审期限的期限定为9个月较为适宜。（参见：刘冬京．关于再审程序修改的若干问题分析—以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对象[J]．法学论坛，2008，(2)：117-121.；詹伟雄：论民事再审程序之重构—以司法实践为视角[J]．民事程序法研究，2008,(4)：332-357.；孙炜．我国民事再审程序重构之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5,(21)：208-209.；李行丰．建立民事再审之诉、再审程序之我见[J]．福建法学，2003,(2)：52-55．等）

[8]江伟与李浩两位教授均赞成借鉴德、日等国的做法，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判决生效后知道再审事由之日起30日不变期间提起，除《民事诉讼法》另有规定的情形外，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超过5年不得申请再审。西南政法大学博士黄良友则建议作如下规定：“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得知再审事由之日起30日内提起。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超过二年，不得提起再审之诉。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0日内提出。”（参见：李浩．民事再审程序的修订：问题与探索—兼评《修正案（草案）》对再审程序的修订[J]．法律科学，2007,(6)：136-145.；江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290.；黄良友．民事再审之诉若干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0,(1)：138-144.）

[9]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是裁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但笔者认为，生效这一说法并不科学。如，认定一审判决是未生效判决，仅在当事人不上诉时才生效，而当事人上诉后，如果原裁判正确则维持；如果改判，则首先需要撤销一审裁判，撤销裁判的功能是让其失去效力，这实际上是间接肯定了一审裁判的效力。不管是维持抑或是撤销，都是在裁判有效的前提下才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诉讼法在此问题上存在互相冲突、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采用了判决确定与否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我国同样也应当以没有确定的裁判和确定的裁判来取代目前的未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的说法。

参考文献：

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 篇3

内容摘要：虽然民事再审发回重审法律制度的规定比较完善，但在审判实践中，民事再审发回重审乱的问题依然存在。对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是检察职能的内容之一，构建完善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杜绝民事再审违法发回重审乱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构建检察监督制度应当从完善检察建议、检察监督方式、加强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民事再审 发回重审 检察监督

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民事再审发回重审的监督以法院的内部监督为主，辅以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但实践中监督制度不落实和监督乏力异常凸出。

一、法院的内部、外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法院内部监督制度难以落实

法院内部监督制度有本级法院监察部门的监督和上级法院的层级监督。在实践中法院内部监督往往难以落实，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同一法院的监察部门与审判庭属于一个院长领导下的内设机构，在违法作出再审发回重审裁定时，案件已经由本院院长或者分管院长同意，如果再对其作出的决定进行否定性评价，不仅缺乏主观动力，而且难以摆脱医不自治的窠臼。二是上一级法院对违法发回重审的案件，纠正的案例并不多见，追究责任的情形更少。这是由于一方面上一级法院无法发现下级法院的违法情形或者上级法院因案件多等原因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因发回重审裁定的既定效力下级法院只能执行，在上级法院发现下一级法院发回重审违法时，原审法院已进行了第三次重审并形成了判决或者当事人不服第三次重审判决的又进入到上诉程序，出于对诉讼程序安定性的考虑，即使再审发回重审违法，上级法院也无意进行纠正。

（二）法院外部监督制度不足和乏力

从法院的外部监督机制看，有人大的权力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多种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拥有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职责，但人大主要职能是立法和对社会重要事项做出决定，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主要为宏观层面，并以会议形式讨论，人大代表很多是兼职，使得人大的监督往往效率低下、专业性不强，难以顾及审判活动中再审违法发回重审等违法个案。政协的民主监督同样存在监督形式缺乏、监督专业性不强等弊端。由民众和媒体进行的社会监督，既有广泛性、自发性，容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又有被动性、偶然性，缺乏法定的调查手段，因而监督效力的刚性不足，监督程序的保障不力。

二、民事再审发回重审检察监督制度的虚化

《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职责，但检察监督的效力严重不足。一是检察建议效力难以保证。是否采纳检察建议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被监督法院手中，实践中检察建议的采纳率也往往取决于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有损检察监督权威和检察官形象。二是法院对检察建议性质的认识错误。《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建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定监督方式，但法院却认为“再审检察建议定位为改进工作的建议”。法院对待检察机关经过检察委员会研究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尚且如此，那么对待检察机关针对审判人员程序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的态度就更容易忽视。三是对法院未采纳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制度弱化。依据现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117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两高”）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对法院未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的，经审查法院不予采纳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抗诉。对法院未采纳审判人员程序违法检察建议的理由不成立或者不予回复的，下级检察机关可以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跟进监督。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对再审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是“应当”，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对其他监督方式的跟进则是“可以”，容易造成检察监督实践的随意性。

三、民事再审发回重审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

完善再审发回重审的检察监督制度是有效遏制民事再审违法发回重审乱象的根本之策。

（一）完善检察建议制度

检察建议书是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19规定，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审查的权限交由合议庭行使，且合议庭完全掌握了“不予再审”的决定权。如此解释，与检察机关再审检察建议作出的机构严重不对等，合议庭可以直接否定检察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降低了再审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贬损了检察权威，而对待检察机关针对审判人员程序违法提出的检察建议，《解释》却没有作出规定。以操作性为标准，监督机制要涵盖监督主体、监督权限、监督方式、监督内容以及监督责任等方面的元素。[1]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检察建议制度：一是建议“两高”联合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以下内容：法院对再审检察建议的初步审查权由合议庭行使，对是否裁定再审交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不予再审的应当使用裁定，而不是书面回复意见类的非法律文书。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审判人员程序违法等检察建议，法院应当建立审判监督庭和监察室人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审查的制度，原案承办人应当回避，对是否采纳检察建议的书面回复意见中，应当详细写明审查认定的事实和采纳与否的法律依据，以达到检法认识上的统一，不断提高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二是赋予检察建议一定期限内的预判力。检察建议作为法定的监督方式，在效力上应当根据不同内容的建议，赋予其相应的预判力，赋予法院一定期限内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三是对纠正超期审理的检察建议，法院应当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暂时中止原审判人员的审理程序，待对检察建议审查作出决定后再行处理。

（二）完善检察监督方式

一是对违法发回重审的裁定，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提请抗诉。《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不服民事判决、裁定的，均可以申请再审，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解释》第407条、第415条明确规定了对裁定的再审审理结果以及受理检察监督程序。但在检察监督实践中，因裁定主要针对程序性事由作出，针对裁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情形微乎其微，重要原因在于检察人员对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认识不足所致。因此，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民事裁定书，当事人申请监督或者存在损害“两益”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不是提出审判人员程序违法检察建议。二是强化跟进监督机制。应明确规定法院不采纳检察建议的理由不成立的，检察机关应当进入跟进监督程序，杜绝检察监督中的随意性问题，确保违法行为得到纠正的同时，树立检察权威。

（三）建立审判人员违法责任检察追究制度

民事再审实践中出现滥用发回重审权，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滥用权力的制裁，法官作出发回重审的裁定错误或者不适宜都不用为此承担责任。如果法律上只有对监督者的监督授权，而没有对监督对象接受监督义务的规定，把监督效果完全建立在监督对象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之上，必然会使法律监督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实效。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赋予检察机关实体处分权，而在于有关机关和工作人员的义务以及不履行义务的相关后果。[2]针对违法发回重审的审判人员，检察机关在提出检察建议的同时，应当积极开展审判人员违法责任追究建议工作。依据《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检察机关对拒不采纳检察建议的审判人员，应当依法及时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固定审判人员违法渎职的相关证据，在提请抗诉得到上级检察院支持时，或者上级法院裁定撤销发回重审裁定书等文书时，向同级法院提出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检察建议，送达同级法院的同时，抄送上级院纪检监察部门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备案。人民检察院提出责任追究的检察建议后，法院仍然不予追究责任的，检察机关可以报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或者形成专项工作报告报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开展监督工作。

注释：

[1]参见王勋爵：《论司法公正语境下法律监督的生成与实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1期。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价值转变 篇4

关键词：民事诉讼,再审制度,改革,价值取向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 长期以来担负着依法纠错、维护公正、保障权益的重要使命。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以国家本位主义为导向的现行民事再审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综观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变迁, 从1982年试行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权, 到1991年民诉法增加检察院的抗诉再审和将当事人申诉权变更为申请再审权, 现在我们又对民诉法进行修改, 修改决定进一步将再审事由具体化, 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从5项情形具体化为13项情形, 增强可操作性, 减少随意性, 避免应当再审的不予再审, 切实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为了避免由原审人民法院自己纠错较为困难, 当事人不信任原审人民法院会公正处理再审申请的问题, 修改决定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同时明确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审查, 及时裁定再审或裁定驳回申请。此次修改还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 将抗诉事由从现行法律规定的4项情形进一步具体化为5项情形, 并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修改决定针对特殊情形适当延长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 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 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而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 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的,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这样更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这些不断的进步是可喜的。再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 有其内在的规律和价值取向, 要实现再审制度的功能发挥, 条文的修改纵然可以规范职权机关和当事人的行为, 但前提应该是我们对再审制度价值观念的整体改变, 这样才能再审制度的改革获得成功。本文在此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从国家本位的职权主义向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地位转变

民事诉讼是保护私权的纠纷解决方式, 要体现私法意思自治的要求。现行民事司法改革弱化了法院职权, 充分赋予当事人处分权, 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地位。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构建是以国家本位为中心, 以法院发现错误, 纠正错误为基点的。我国再审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启动主体上, 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即使赋予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再审申请权, 也是法院、检察院发现错判的一个渠道, 一个途径而已。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的倾向, 我们总认为程序存在的价值在于帮助司法机关实现结果的公正, 不管原来的判决、裁定在程序上是否正当, 只要实体上出现了错误, 就要进行再审。这样的设计不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是为了恢复由于错判而受到损害的状态, 从而使社会秩序得到良性运行。我国再审制度中, 完全依职权的再审就是对当事人程序性主体地位的漠视。当事人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 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将其交由法院再审, 这是处分权的体现, 也是法院“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出于财力、时间、精力等方面的考虑而不选择再审的情况下, 依职权再审违背了当事人意愿, 违反了处分权原则。从法院角度来看, 法院的审判权应该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 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利。这种不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地位的做法不仅伤害了当事人的权利, 还会损害法院公正的形象, 降低了程序吸收不满的作用。

二、“有错必纠”向“依法纠错”转变

我国再审制度是以“有错必纠”的观念为基础的, 在我们观念中“有错必纠”已经根深蒂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期限、和证据审理案件, 所认定的事实是一种再现的事实。

人们对案件的认识是一个再现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流失, 关于事实的点点滴滴在不断的衰减, 所以再审不一定就能“有错必纠”, 并非经过再审, 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就会越清楚。为了实现这个转变, 应该要协调公正与安定之间的关系, 通过个案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公正是诉讼法追求的一大价值, 但不是唯一的价值。在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体系中, 公正或正义无疑处于优越的地位, 但是, 同应当时兼顾安定、秩序等价值。因此, 即使判决已经确定, 但是, 如果作为判决基础的证据材料有严重错误, 在判决形成过程中诉讼程序存在重大瑕疵, 比如当事人没有获得应有的程序保障, 以致判决的正当性发生动摇时, 就有必要利用特殊程序予以救济, 以修补已确定的判决, 实现公正, 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对于诉讼程序虽有轻微的瑕疵, 尚没有导致判决的正当性发生动摇时, 那么应当维护判决的稳定性、诉讼的安定性, 不能随意进行再审以推翻原判决。因此关键是把握“错”的界限, 进行“有限纠错”。

三、建立再审之诉

无论是过去的申诉, 还是现在的再审申请, 并且再审理由的进一步具体化, 对于当事人而言, 都不是一种诉权, 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 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还是要结合法院的职权审查行为, 才能实现审判的监督。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诉讼法均使用“再审之诉”概念, 对于当事人的再审之诉, 无论其是否合理、合法, 均应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而在我国, 无论是诉讼立法, 还是司法解释, 均未将当事人再审申请纳入再审之诉的轨道。当事人不能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 当事人行使再审申请权, 并不能向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那样必然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进入再审程序具有或然性, 当申请理由不被法院接受即不符合进入再审程序的规定条件时, 法院将采用通知的形式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而符合条件的则可结合法院的再审立案行为, 启动再审程序。在此过程中, 法院的审查过程缺少法律规定, 即驳回再审申请或者进入再审程序的结论形成, 缺少规范性的诉讼程序依据。所以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中, 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不是作为诉来对待的, 再审是由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或者检察院再审抗诉来实现的。只要法院或检察院认为生效判决、裁定有错误, 就可以通过职权启动再审程序, 重新使当事人恢复到诉讼程序的状态中去。程序公正要求法院处于中立的地位, 因此审判权设置成为一种被动、消极的权力, 即“不告不理”、“诉审分离”原则。现行再审制度法院可以依职权对生效判决进行再审, 自己充当了原告的角色, 之后就回到审判席上做裁判者, 审者即诉者。这样的格局不仅影响了法院中立的角色, 还造成了一种局面, 就是不管再审结果公正与否, 角色的混乱会引起当事人对结果的怀疑、不服。因此建立再审之诉, 把当事人的再审申请当作诉来看待, 不仅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而且真正从程序上贯彻了诉审分离的原则。

当事人试图通过再审获得审级利益的心理。从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出发, 由于程序的短促性, 一审终结, 提起了上诉, 二审结束, 想方设法提起再审申请。从法院和检察院角度出发, 本着“有错必纠”的观念, 不管当事人是否意愿, 也不管是否错误重大与否, 都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张卫平教授曾经批判过这种动辄启动再审程序的做法, 称之为“再审的普适化”。而根据日本司法改革委员会作出的一个调查统计, 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启动的比例在几万分之一。再审应该把它设置成一种非常规的程序, 轻而易举地、频繁地启动再审, 损害了判决既判力, 也会造成一种错误社会心理———再审的设计是二审终结后的延续, 是审级制度不足的弥补。救济型的再审程序有二方面要注意, 一是要严格限制再审理由、再审次数, 并且要求法定事由的重大性, 如果所存在的错误足以动摇程序正义或实体公正, 就属于重大事由。二是要树立一个观念, 再审制度的定位不应该完全是法院纠错和对判决监督, 也要考虑通过再审程序救济当事人的权利。审判监督这个名词其实已经暴露了我国设置再审的基础理念, 那就是对法院的判决、裁定进行职权的监督。已有学者指出“审判监督”这个名词在各国民诉法中非常少见, 我们应该吸收国外优秀的法律成果, 结合我国实际, 从监督观向救济观转变。

总之, 改革再审制度, 应该在观念上破旧立新, 加之如再审理由、再审提起期限等具体制度的细化, 再审制度才能在正常轨道上发挥作用。

四、把再审程序向“救济型”程序转变

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 而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实行三审终审, 诚然, 也不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尊崇程序正义的绝对性优势, 当事人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我国现行的审级制度促使了

浅析当前的民事再审程序 篇5

关键词：民事再审程序；民事诉讼法；改革与完善

民事再审程序一直是民事诉讼法立法中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何它能一直成为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它总处于变动之中？ 答案不能只从再审制度本身是否严密或其程序是否合理的角度来探讨， 而应当从更广泛的司法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社会环境因素来探索。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性质、特点

民事再审程序是纠正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的诉讼程序。既然是对已经生效的程序的终局性判决， 对于消除民事审判中的错误和社会上的疑问有很大作用。在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应该拥有启动再审程序的决定权， 而应该将这一权力交由司法机关。把“当事人主义”死板地搬入再审程序是缺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机械做法。其实许多外国的再审程序启动权在法院。就拿美国民事诉讼法来说，第60 条“判决或裁决的解除”（Relief fromaJudgment or Order） 规定了法院可以解除判决或裁决的6 种情况。也就是说，最注重当事人主义的美国也没有在再审程序中绝对的适用当事人主义。为什么要将再审程序的决定权交给法院启动呢？ 美国法理的解释是： 美国的诉讼法程序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双方的对抗基础上的，若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应有的程序进行了抗辩，并得到法院的最终判决，该判决就具有终局的裁判力（res judicata）；普通法注重的不是实体正义，而是程序正义； 判决有实体错误不能否定判决的程序正义性，尤其是不能否认按照程序终结纠纷的诉讼功能。我国也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辩证主义，没有单纯的引用“当事人主义”，这样十分有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

二、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理念

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是什么呢？民事再审程序是指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对于已经作出判决并已经生效的案件，如果出现了《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定情形，可以根据有关程序再次审查。目前的民事再审程序主要由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审理对象必须是已经作出判决并生效的法律文书；第二，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需要是民事主体；第三，再审程序的提起必须具有法定事由。目前全世界有再审程序的国家主要由以下三种再审形式，即以国家政策构成的的实体监督模式、保障私权利的的实体监督模式和在程序上实行救济的再审模式，以这三种为代表的国家分别为中国大陆、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欧美国家。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启动再审程序，即享有启动再审的权利，这样就使国家公权力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上占有主导位置，有利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执行，而不至于成为空谈，这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大优势。

三、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有关问题

（一）、启动再审的主体问题

再审案件的启动主体应当为当事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当事人主义。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检察院可以成为启动再审的主体，人民检察院具有检查监督的职能，对于已经做出审判的案件，它能够更好地认识、了解，由于具有专业知识，比当事人更能够认知案件，决定是否发起再审。法院虽然应该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但作为案件审判机关，拥有再审的启动权利，更能增强法院在公众中中立、公正的形象。所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主可以作为启动再审的主体，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立案听证与再审立案的标准划分问题

民事审判程序的完善需要建立完善立案听证标准与再审立案标准，这样与“先审后定、先因后果”的法律思想相一致，符合实践的要求，并且有利于民事再审的执行，有利于民事再审案件的审查，从而降低出错率，防止或减少司法腐败。人民法院需要对民事再审主体提出的民事再审案件进行“事实审”，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法律审”。即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从而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进行再审立案。立案听证制度是指对于提出民事再审的案件是否可以立案进行听证决定，由法院内部相关人员和专家对于此案件进行分析决定，不能有一人独断。再审程序有利于纠错、救济，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的逐步改进有利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三）、再审审查范围问题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明确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案件事实和法援所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二审是审查的范围已经非常明确：事实和使用的法律。而再审只是对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只有特殊情况才可以进行事实审查。再审案件一般是对已经做出裁判的案件的程序与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特殊情况下才审查法律事实，由此可见，一般再审比第二审目标更加明确、清楚，而不是更加复杂。

四、确立以”确信真实， 依法糾错”为指导思想

”确信真实， 依法纠错”是以程序正义为理论基础的。《民事诉讼法》实践这么多年以来发现，程序正义是非常重要的。 实体正义往往并不是十分清楚与容易实现的，由于个人认知能力的不同， 对于案件的事实认识也会产生一些差别。而程序正义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问题，通过民事再审程序有利于纠错，从而实现实体正义。确信真实原则， 就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法律事实。“ 依法纠错”是指将“ 错误”范围确定在法律规定的之内。这里主要注重改正错误的程度是依照法律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权利救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一直贯彻这一思想，近年来多见错案得以重审凸显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解：

[1]《关于改革民事再审程序的几点思考》宋朝武《法学评论》2003 年第2 期

[2]《论民事再审程序》李祖军《现代法学》2002 年4 月

[3]《民事再审程序的思考》王晨光《法律适用》2013 年第4 期

民事再审制度研究论文 篇6

一、对申请再审理由第五款规定的研究

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五款规定“对案件审理需要的证据,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 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可以申请再审。上款事由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应当提交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不予准许的, 应当向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送达通知书。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据上述规定, 法院负有为当事人收集其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义务, 并在无法收集时负有对当事人说明的义务。如果法院尽其所能收集证据, 当事人因法院不能够收集到证据而申请再审就毫无道理, 再审也于事无补。《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假设再审时把“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证据作为再审理由就既不合理, 也非事实。退一步讲, 如果允许当事人随意通过迟来的再审获得“迟到的正义”, 无异游戏诉讼。况且, 法院的生效裁判被推翻重来会丧失判决的既判力、确定性和预期性。

二、对申请再审理由中第六款规定的研究

第六款规定是“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本规定首先需要明确“原判决裁定”是一审、还是二审的判决裁定, 因为二者均可能引起再审。若一审生效的裁判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导致再审, 当事人可以积极行使上诉权, 通过二审予以救济。当然, 一审案件产生既判力已经表明当事人没有通过上诉救济权利, 可认为是其真实意愿和选择,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人和选择人, 他人很难阻断其行使再审权。其次, 若二审生效裁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再审, 应探究在什么情形下会发生一审、二审法院使用法律错误而导致再审?

总之, 该项规定关键应当明确, 第一, 在民事诉讼中有没有防止和救济法官错误适用法律的“阻隔”程序装置;第二, 有无预防错误适用法律做出生效裁判的救济程序 (立法职责) ;第三, 有无关于法官错误适用法律做出裁判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救济制度?如果有此规范, 完全不用当事人申请再审, 如果没有, 应完善民事立法, 如何可能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救济呢。况且当事人的法定听审权、辩论权、质证权、律师代理权、上诉权, 以及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人大的法律监督权等, 均有保障诉讼程序合法可信和公正的作用, 如果法院错误适用法律裁判导致不公, 应当通过司法监督、上诉等“公法”救济程序矫正, 为何由当事人申请再审以“私力”救济呢?假如有前所未有的超出当事人、法院和法官知识经验范围的特殊案件在审理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当事人申请再审又有何益。退一步看, 假设法官故意错误裁判案件而产生既判力并引起了再审, 那么再审、三审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三、申请再审理由第七款的研究

第七款规定“违反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法院应当再审。民事诉讼有“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等管辖方法。不论哪一级法院受理同一案件, 均应在遵循法治统一性下秉持“同样的案件同样处理”、“同等情况反复适用”原则。比如管辖规定的“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移送只能进行一次”、当事人可以约定管辖法院的规定中均蕴含了人民法院具有同等审判功能和公正处理案件的本意。所以即使法院“违反法律规定, 管辖错误的”的情况下不当受理并审理了案件, 也未必产生不公正审判结果。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第十款的研究

第十款是“违反法律规定, 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本规定使人浮想联翩:什么情况下、什么审判主体能恣意剥夺当事人辩论权, 使案件产生既判力 (否则何来再审) ?会是合议庭、审判长、院长抑或其他权力主体?本问题产生前提是:首先法官在司法审判程序是否能真正独立地审理案件而不受任意干预;其次是社会组织或个人有无影响司法程序的机会与可能?抑或法律规范是否设置了足以消除不当干预司法裁判的保障机制。第三是法律是否为当事人提供了方便有效的诉权救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 该款规定中申请再审就会被证伪, 因为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该规定明确排除了任何组织和个人对司法审判权的干预。除非检察官、法院或法官无视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有意为恶, 不可能出现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生效裁判。既如此又何来申请再审?如果法院外因素剥夺当事人辩论权, 那是外部社会制度与法律执行问题, 非法院与当事人之力所能救济。第十款规定由此被证伪。

假如一、二审程序无法有效监督和保障审判不“违反法律规定, 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 再审程序如何能有效监督保障呢?可见问题的实质是民事程序效力维护性以及审判独立有效与否的问题, 实在无关乎再审申请权之有无。所以, 司法裁判“结果是否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 只能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的支持结果的妥当性, 程序问题具有其重大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审判结果是否正确并不是以某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加以衡量, 而充实和重视程序本身以保证结果能够得到接受则是共同的精神实质。”可见审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并不在于多加几道过滤程序。

五、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十二款规定的研究

第十二款是“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该规定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考察, 首先是“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况, 其次是“原判决、裁定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况。法院在审查当事人诉求或诉讼焦点时有所遗漏的情况, 在实践上可以预料, 也可以依法救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在辩论或上诉过程中通过重申或强调被遗漏的主张和诉讼请求来提醒法官, 保护其诉讼利益。即使一审裁判后发现遗漏, 也可以通过上诉、复议或请求再审予以救济。当事人也不会听任诉讼请求被遗漏而不关注、不及时救济而延宕至再审, 因为再审不仅消耗法律资源, 也会减损当事人诉讼利益。明智的当事人不会无视法庭裁判遗漏诉求而不力争并寄望于再审。所以本项规定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使有也可以用复议或抗诉等通常诉讼手段救济, 无需再审, 对发生概率很低且有诸多救济方式的情况重复救济, 本身就是对立法与司法资源的浪费。况且法院的裁判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从根本上违反“私法自治”、“严守中立”、“司法自我谦抑”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 实质是民事审判与救济程序的逻辑性统一而不是再审救济问题, 而且设置一道又一道诉讼程序来保证先前程序的立法思想明显误入了“循环论证”的歧途。

有学者指出“法院的裁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体现了司法对纠纷的最终解决, 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权威。因此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和维护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民事审判不能无条件地“有错就改”、“有错必纠”而轻易放弃对裁判既判力的维护。既判力是保证法院裁判效力的“防洪墙”, 能够防止司法判决被随意地推翻重来, 根本上维护着法院裁判的预期性和可信性, 从源头上过滤着再审案件案的不当滋生。如果两审终审制度无法保证法院的“审判能算数”、“生效能执行”、“结案能了事”, 再审程序即使转化为“第三审普通程序”也会突破法院裁判的终局性, 严重威胁社会对司法的信心与信仰, 并且从根本上丧失法律的正当性、效力性和可预见性等基本价值, 也不利于社会私法秩序的维护与再生产。当然无法否认“不正确的裁判也有被固定的危险, 然而, 如果没有既判力制度, 四处将会充满不可忍受的法律不安全的状况, 相对而言前一弊端要更小一些。”

摘要：本文以实践手段纾解再审程序与民事诉讼制度之冲突, 必先祛除再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再审条款之冗余与逻辑混乱, 调适再审程序功能扩张引起的民事诉讼基本功能与民事再审程序纠偏补缺功能之间冲突。

关键词：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申请再审由

参考文献

[1]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 刘军荣译.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1:17.

[2]罗森贝克, 施瓦布, 哥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M].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 2007, 11:1151-1152.

[3]傅郁林.审级制度的构建原理[J].中国社会科学, 2002 (4) :84-99.

[4]谷口安平, 王亚新, 刘军荣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1:4-5.

[5]谷口安平, 王亚新, 刘军荣译.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11:5.

试论民事申请再审程序的完善 篇7

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进行书面审查有三种情形:一是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材料及卷宗材料进行审查后作出处理;二是询问一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后作出处理。但书面审查方式不利于司法公开透明, 建立听证审查制度有利于确保案件审查公开。书面审查后决定是否再审很容易滋生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而审查听证则是公开审查、公开听证, 各方当事人都参加, 还允许其它人员旁听, 由听证合议庭决定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 走出了“暗箱”操作, 贯彻了审判公开司法原则, 增加了司法公开透明。

书面审查对各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无司法保障, 阻碍了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法官只能凭主观来判断申请再审的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裁判。而审查听证是在合议庭主持下, 组织各方当事人举行听证, 在高度公开、公平的前提下, 各方当事人享有申请再审审查的权利, 克服了审查法官主观臆断, 从而公正、合理地作出是再审还是驳回的裁判。

随着法官素质提高及错案追究制度落实, 人民法院每年审结案件绝大多数是调解结案的, 纵使裁判案件绝大多数处理是正确的, 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每年都有所增加。但司法实践证明真正错判应当纠正案件是极少的, 绝大多数当事人是不懂法或法律意识淡薄或抱着“再试试看”心态申请再审的, 也有些再审案件是在原审过程中法官不注重说服教育, 当事人缠诉不休, 这些当事人大多都可以通过法制教育和耐心说服使其息诉服判。采取听证审查形式, 各方当事人在听证法官主持下, 通过当面诉辩和说理, 逐步理解裁判理由, 克服传统“有理即能打赢官司”的偏见, 明白现在打官司靠的是证据, 有理没证据、有证据不依法及时提供仍不能打赢官司。只要听证法官能掌握适当时机, 向当事人宣传法律, 做好思想工作, 大多数当事人会放弃再审申请, 息诉服判。同时, 通过听证中调解程序也可以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最终解决纠纷而不再启动再审程序。

传统法官与当事人单方见面的审查方式, 容易使法官与当事人基于个人感情、权钱交易等而产生腐败现象, 造成司法不公, 使当事人怨声载道。而审查听证形式则增加了审查案件透明度, 消除“暗箱操作”之嫌, 听证法官不再单独与当事人接触, 堵断了听证法官与当事人私下不光彩的交易渠道。合议庭参加听证, 各听证法官既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 能有效地防止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发生。

面对繁重审判任务与审判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 申请再审审查听证形式迫使人民法院慎重启动再审程序, 降低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当事人申请再审采用审查听证形式, 既可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申请再?审权利, 又可限制人民法院随意启动再审程序, 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为便于人民法院及时高效地审查处理申请再审案件, 减少当事人诉累, 节约司法资源, 也有必要明确听证的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强调当判则判, 当调则调, 调解优先, 案结事了, 调解贯穿于诉讼的每个环节。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加以规定, 为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的正当行使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得以充分体现, 有必要完善民事申请再审的诉讼程序, 建立调解程序。实践中,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生效判决或调解书中所确定的执行内容往往存在两种情形, 一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尚未执结, 在案件审查期间可促使双方当事人执行和解, 由申请再审人撤回再审申请,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二是原生效判决或调解书已执行, 可促使当事人自行和解后处理, 但如果当事人一方企业, 案件经审查后不符合再审条件, 当事人双方又有调解意愿, 且需人民法院调解书确定的, 人民法院因立法上未设置此程序而无法做到案结事了, 社会矛盾不能消除。因此, 立法上在当事人申请再审诉讼程序上设置调解程序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摘要：《民事诉讼法》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一项诉讼权利, 建立了再审之诉制度, 其宗旨是为了使当事人申请再审诉权化、程序化, 切实解决当事人“诉讼难”问题, 减少诉讼上访现象发生, 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但现有规定仍不够完善、不便操作。建立民事申请再审听证审查和调解程序可弥补其不足。

关键词：民事申请再审程序,完善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41条、第125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8条、第179条.

浅析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篇8

[关键词] 民事诉讼；再审程序；新证据

【中图分类号】 D9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58-1

民事再审程序，是指为了改正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程序。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补救措施，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设立民事再审制度是为法院判决的正确、合法、合理提供保障，以期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从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再审程序。但由于再审针对的是已生效的法律裁判，所以许多国家都对再审程序的启动提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

一、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引起的消极影响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审判监督解释都没有规定明确的可以具体操作的标准来认定什么是新发现的证据，所以人民法院大多选择以是否在原审庭审中提出为界。即，如果该证据在原审庭审中已提出，则不是新证据；如过没有提出过，则可认定为新证据。而这就必然导致当事人致力于反复去寻求“新证据”来启动再审程序，从而致使司法稳定性遭到破坏，且极易引起当事人缠诉，并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冲击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影响司法的稳定性已然产生法律效力的原审裁判。

2.损害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影响司法权威生效裁判因随时提出的新证据而再审和改判。

3.致使当事人怠于履行举证义务，降低民事诉讼的效率。怠于举证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常有发生，而这对另一方相信法律并依法办事的当事人来说极其不公平。另外因有新证据而随意启动再审，也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的效率。

4.打破了两审终审的制度允许当事人在二审终结以寻求到的新证据来推翻原生效裁判，在客观上势必会破坏二审终审的基本审判原则。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甚至可能引起更多的上访民众。

5.导致社会对法官职业群体的整体评价的降低试想一下，同一个案件，张法官这样判，李法官那样判，民众当然会降低对法官职业素质和水平的评价。

二、实践中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应考虑的因素

新证据的提出时间再审申请人所提之新证据当在申请再审时。也即是说，申请人必须在原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申请再审的期限届满之前这一期间内提出新的证据。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应当是原先就本来存在的证据而非新形成的证据，因为如果所谓的新证据在原审过程中并不存在，而是原审结束后，才新形成的证据，这就只能说明原审裁判没有错误，因而也无需启动再审程序来纠错。原审案件终结后新形成的证据不能被作为再审事由，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它不符合法律关于举证时效的要求；二是用原审中并不存在的新证据，来认定原审裁判的错误，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这对于对方当事人来说也不公平，而且如若因此而启动再审是对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并且可能照成诉讼永无终结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界定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要考虑的因素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再审程序中证据的申请

在界定再审申请人借以启动再审的证据是否为新证据时应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1.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能力。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能力会影响他对案件有关证据的识别和提交。从我国的社会现实来考虑，如果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差、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不强时，在界定新证据时应该从严把握。

2.再审申请人与新证据持有人是否为同一人。若果二者为同一人则说明其在原审中不提交证据或怠于提交证据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在界定是否为新证据的判定上应该从严把握。相反，如若新证据原先并非在再審申请人的手中而是被另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所掌握，那么在界定新证据时则应该从宽把握。

3.再审申请人在原审中是否有过声明。即，再审申请人是新证据的持有人，但其在原审中提出过有这一证据存在的声明，只是因为时间、空间等原因而无法提交该证据，则在界定其后来提供的新证据时应该从宽考虑，反之则应从严审定。因为，这种声明反应了申请人当时主观心理，不是故意不提交证据，而是情有可原。

4.再审申请人在判决生效前是否提起过上诉。一般情况下，上诉应该是再审的前置条件。若申请人在一审判决生效前并未提起上诉，而是在判决生效后请求再审，除非其理由客观正当，否则其申请再审的动机值得推敲。

所以，若再审申请人没有上诉而是等原判决生效后以有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那么在认定该新证据时应该从严考虑，反之，则从宽界定，从而也促使诉讼中的当事人在审级制度范围内解决纠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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