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精选6篇）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篇1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1982年我国制定了首部民事诉讼法，先后经过1991年和2007年两次修改，是近30年中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主要程序法规范，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民事案件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也出现了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经历过的“民事司法危机”。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1991年至2010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上，其中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达609万件，占所有一审案件的87%。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承担了繁重的审判工作，审判机关亟需通过诉讼程序的科学化来提高诉讼效率。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诉权保障水平也亟待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得以提高。相形之下，现行民事诉讼法暴露出诸多弊端：

诉讼程序不够灵活，不方便当事人选择；运作中存在很多浪费诉讼资源的现象；证据制度的规定也过于原则，不利操作；法官的裁量权过大；再审案件过多；有关公共利益的纠纷无法通过公益诉讼获得解决，等等。

可以说，目前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共识和足够的动力。立法、司法及学术界都将这部法律的修改重点，集中于完善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的衔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加强民事检察监督和强化民事执行措施等制度方面，这些修改建议针对性非常强，很多对策也都是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尚缺乏“顶层设计”，亦即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宪法的重视还不够，例如增加各种程序不能不考虑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定的“两审终审”的审级框架；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措施应从宪法权利的高度去考虑；证据失权的规定也宜以合宪性的视角去审视，等等。

新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经验充分显示，如果脱离开宪法而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去修法，民事诉讼法也只能依然是“审判法”或者“手续法”，而无法成为公民的诉权保护法。不但“起诉难”、“再审难”、“执行难”不能得到根治，“送达难”、“举证难”等新问题还可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诉讼症结。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认真地对待宪法，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科学化首先应当从宪法根据之中获得支撑。

诉权保护的宪法理念。

尽管我国宪法没有将公民的诉权规定为基本权利，但依宪法理念或对宪法的解释，任何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司法保护。司法机关应当确保公民行使诉权。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解决“起诉难”是采纳“立案登记制”，还是沿袭传统的“立案审查制”？两者孰优孰劣？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事主体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要求上的发展变化和民事司法救济的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起诉条件的“高阶化”难以适应当前解决民事纠纷的实际需要。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是要有明确的被告；三是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与长期以来的司法政策限制一起成为起诉难的症结所在。

如果从宪政的视角看，改进的方向便不言自明——当事人对自己处于争议中的民事权利应当享有寻求法院救济的权利，他们应有接近正义、利用法院从而接受司法裁判的权利。从法院的职责看，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实际上就明确了法院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对民事案件拒绝受理，也不得拒绝裁判。基于这样的审判义务，立法上就有必要着手解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案审查制中存在的缺陷，比如，起诉条件设定过高，用词模糊，弹性极大等。而立案登记制度的特点，就是规定只要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符合要求的起诉状，法院就无需进行审查，而应立案登记。法院不得拒收当事人的起诉状。用立案登记制代替立案审查制，旨在确保诉权免遭侵害及有效行使，当然，从更广的视野看，为保护当事人行使诉权，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进一步考虑充实和完善各种制度以消除起诉、应诉的障碍，不但要建立立案登记制，在大的环境方面还要进一步改革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法律咨询制度，以减轻社会成员的诉讼费用负担及解决法律知识欠缺方面的障碍。

当然，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要注重保障诉权，也要对滥诉行为给予制裁。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缺乏具体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民事诉权滥用的现象，如原告通过行使诉权来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以诉讼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告捏造侵权事实，通过诉讼来提高知名度，等等。这些滥诉行为不但侵害了他人的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因而在修法时增加规制这种不法行为的措施，也是应有之义。学理上，应从彻底维护当事人的诉权和加强诉讼秩序管理的立场出发，应将提倡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与制裁滥用诉权行为相结合。对应在规则中，除将诉讼诚实信用原则规定在民诉法总则部分外，还有必要规定以下内容：（1）通过对起诉受理制度进行改造来达到遏制滥用诉权行为的目的，即对符合诉讼要件的起诉要受理，但在案件审理中法院发现诉讼要件欠缺时应随时驳回原告的起诉。（2）建立“独立性审前程序”。让双方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有所沟通，有利于被告方了解原告起诉的主要事实，以此来判断是否有滥用诉权的情形存在，如果有的话可以及时向法院提出异议，使审前准备程序起到阻挡滥诉的屏障的作用，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3）建立应被告请求的原告诉讼担保制度。由被告提出申请，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原被告之间取得平衡。

检察监督制度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修改中就必须强化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细化有关检察监督的权力与地位、监督方式等规定，以改变长期以来检察监督权力不明、地位不清的弊端。

这方面的修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对作为检察监督对象的民事审判活动做广义解释，将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纳入审判活动范围；此外，还应将确有错误的裁定纳入抗诉范围，包括：不予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的裁定、管辖权异议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终结诉讼的裁定等。（2）将诉讼实践中一些突出的裁判不公的情况列入再审事由，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原概括性规定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并将申请再审事由与抗诉事由一致起来。抗诉事由的细化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和申请抗诉的权利，也使得检察机关的抗诉工作更具可操作性。应列入再审事由的情况包括：一是原判决、裁定采信的鉴定结论的鉴定依据错误、程序违法或鉴定机构、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资格的情况；二是就同一诉讼标的存在相互矛盾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形。（3）将调解书纳入抗诉范围。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的内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利益的，范文《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4）增加检察意见等监督方式。鉴于检察意见已经成为检察机关监督同级法院民事审判活动行之有效的方式，有助于缩短办案期限，提高监督效率，因此有必要在民诉法中将这种同级检察监督的方式确定下来。（5）强化检察监督手段，并赋予检察机关以调查权。根据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需要，以下情形中应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权：一是如果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二是审判权是否依法行使是人民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内容，对于人民法院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当有权进行相关的调查核实。

审级制度与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有助于小额民事案件能够简便、迅速和经济地解决。现代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适用范围窄、程序简约、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以及按照常识化运作等特点。因此，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然而，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还是两审终审；二是将小额诉讼程序纳入简易程序，还是将其与简易程序相并列。

对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从合宪性角度看小额诉讼程序以采用两审终审为宜，如果不适用两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上诉，则与宪法确定的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制相违背。从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和实践经验看，设置这一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率，以便更为迅速、简捷地解决纠纷，同时又由于小额诉讼所涉及的纠纷本身大多是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案件事实清楚、简单的案件。所以为了与这种程序设置的立法目标相一致，充分贯彻小额诉讼程序的简速性和效率性，各国在有关小额诉讼救济程序的规定上，都是以限制救济为设置救济程序的原则。而限制救济主要体现在对上诉的限制上，例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377条规定：“对于小额诉讼的终局判决，不得提起控诉。”只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如果异议准许，诉讼将恢复到口头辩论终结前的程度，不仅如此，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不可以进行诉之变更、追加和提起反诉，也不可以提出新的攻击和防御方法。

美国大多数州小额诉讼程序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宪法有关两审终审制的规定，决定了设置小额诉讼程序必须要采取合理限制救济的措施，亦即只有双方当事人合意放弃上诉的才可以实行一审终审，否则仍要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救济。这既是合宪性的考量，同时也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现状的考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允许针对小额诉讼程序裁判提起上诉也极有可能将更多的上诉救济请求推向再审程序。与其让再审程序代替二审程序成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缺陷造成的错误，莫不如实行小额诉讼程序的两审制。这也就相应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既然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都实行两审终审制，那么在程序特性方面便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将其作为简易程序的组成部分便是合理的立法选择。

证据失权制度的合宪性。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设计及适用同样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我们知道，诉讼法往往被比喻为“被适用的宪法”，就是表明了其与宪法的紧密联系。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过程中，宪法对民事诉讼法具有重大的指导性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是，2001年12月2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当事人举证的期限、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做出了明确规定，从而正式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据失权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突出表现为，由于缺乏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层面的保障，又无必要辅助配套措施跟进，一些法院和法官对适用证据失权没有足够的信心，使这个制度难以起到固定证据的作用，逾期证据的失权导致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背离使得当事人长期上访、缠讼。

究其原因，提高诉讼效率固然是规定证据失权制度的美好初衷，但必须要考虑到对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护，在当事人对迟延提出证据并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让证据失权，当事人岂有接受的道理？因此，这次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德国对失权以合宪性控制的思维，为证据失权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在给予当事人平等充分程序保障的功能目标下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把证据失权作为合理例外的规定加以改造。基于宪政理念，我认为构成证据失权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件：（1）证据延迟提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后当事人方向法院提出证据；（2）证据迟延提出导致了诉讼拖延，当事人逾期举证并不必然造成诉讼迟延，所以法院还需要区别具体情况，对造成诉讼迟延的才应令其失权，而对不至于延误诉讼的，则不得作出失权决定。（3）延迟提出与诉讼拖延之因果关系。（4）当事人的可归责性，即由于当事人怠于行使提供证据的权利且存在过失时，才能够动用失权制度予以制裁。

平等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科学化。

以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根据，我们还应认真审视一系列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必要性。程序平等权是宪法平等原则的延伸，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享有地位平等、机会平等。

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通过贯彻平等原则而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增加人民对司法制度的信赖。

例如如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在民事诉讼法增设适合当事人不同利益需求的程序制度，如调解、和解、小额诉讼等制度供当事人选择。此外，还要完善非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将双方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落到实处。这方面最迫切的需要是如何在民事诉讼中建立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以便与2011年1月1日生效的《人民调解法》相衔接。这种程序并非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这一程序只有申请人而无原告和被告，也不直接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法院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判决也非普通的确认诉讼（即当事人要求确认某一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的确认判决），因为调解协议具有给付内容，则实际上通过司法确认就赋予了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考虑到调解类型较多，除人民调解之外还包括行政调解、专业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类型，因此民事诉讼法只宜笼统规定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当然这种确认主要适用于人民调解协议，但也不排除对其他调解协议的审核确认。

从诉讼机会平等的角度，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要考虑最大程度地保障当事人平等地利用司法制度，平等地享有提出证据和进行抗辩的机会。

为此有必要对虚假民事诉讼和伪造证据的行为予以制裁，对于当事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民事诉讼法应明文禁止，对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则予以严厉制裁。具体的对策是：对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的，认定应不利于故意实施妨碍证明的当事人；而对于过失实施证明妨碍的行为，法院则应做目的性解释，为限制当事人毁灭、隐匿对其不利的证据，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类推适用证明妨碍措施。当然，为防止不合理加重过失妨碍证明的当事人的责任，也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严格限制。再如，为切实保障债权人的权利的实现，在执行程序中有必要规定“执行强制制度”，在通知债务人履行债务时法院即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除对存款外，对债权、证券和股票等权利也可采取冻结措施；对被执行人恶意串通逃避执行的行为予以制裁，等等。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债务人和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给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民事诉讼法应给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以补救方法。对程序上的执行瑕疵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对实体上的执行瑕疵则要允许当事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

总之，目前各国家机关及学术机构提出的对策性立法建议带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谓有的放矢。但我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修改无法脱离宪法及宪法学理的支撑。尤其重要的是宪法是根本大法，其他法律的制定都是以其作为根据的，它们的制定都不可以与宪法相抵触，否则就是违宪。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2年宪法以来尚无宪法监督的实践，但宪法监督却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在立法规定层面，历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非常重视宪法的作用，无论是1982年新中国首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还是199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都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在宪法监督方面，虽然我国没有宪法法院这样的宪法监督体制，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宪法，应以宪政的精神去处理这些具体的程序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世界范围看，在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宪法化也已成为法治国家的一种趋势。国家基于宪法负有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义务，而人民基于宪法也有权要求国家应建立救济其权利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使公民有权获得公正及时的司法救济。可以预计，在未来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的宪法化的国际趋势对我国民事司法的保障与促进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篇2

2012年迎来现行的1982年宪法颁行三十周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 全面修改之前的1978年宪法而颁布现行宪法, 其历史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出现了深刻变革, 现行宪法不断暴露出其不足。为了弥补不足, 现行宪法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 共三十一条修正案。这些不足之处, 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相反,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过程, 反映的恰是任何宪法都不可回避的适应性规律。回顾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 尽管还存在着程序、内容等方面的不足, 但如果从稳定与审慎的视角评判, 四次修宪“一言以蔽之、其功莫大焉”。[1]

(一)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基本特征

1.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提议主体均是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在修宪建议方面的慎重和稳健表现得非常突出, 依法执政的态度和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 令人感怀和欣慰。

2.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内容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主, 与此同时, 修宪内容与社会转型总体上基本适应、虽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 从自身发展而言, 是日益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横向比较而言, 修改宪法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未导致宪法危机甚至社会动荡。

3.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还存在不足

例如, 在内容上, 还存在话语表述的严密性不足, 人权保障的不充分, 合宪审查和违宪诉讼制度的缺失, 与国际法的对接或冲突调整的或缺等问题;在程序上, 还存在修宪议案的提出主体没有多元化, 修宪议案的审查程序没有完善,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程序没有完善等问题;等等。

(二)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宪法惯例

中国共产党在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 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宪法修改的基本动因、基本程序和具体内容,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直接干预下完成的。在宪政实践中形成并有一定持续影响力的惯例, 称之为宪法惯例。具体包括:[2]

1.修宪提议者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设定了修宪的两个权力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事实上, 这两个权力主体几乎没有将修宪权主动行使过。而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就开始运作修宪事宜, 并为之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然后在适当时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2.修宪时间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之时

现阶段我国中央领导集体 (指党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 基本上是五年一届, 五年任期届满即行换届 (包括部分连任者) 。我国中央领导集体换届集中在1987年至1988年、1992年至1993年、1997年至1998年、2002年至2003年, 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恰好同时展开, 为何如此?主要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包括连任者) 上任伊始均运作修宪事宜。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认为, 法的内容往往会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法的变化不是自发完成的, 而是由立法者自觉完成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的内容。例如, 需要成熟的时机才能修改宪法实现经济关系变动, 而这一时机正是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之际。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并非巧合, 而是在法律层面集中反映的中国特色政治生活。

3.修宪内容基本上来源于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稿

2003年12月, 中共中央首次对外公开发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包括十四条修改宪法建议的修宪建议稿。随后的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这十四条建议变成宪法修正案, 并被全部通过, 只是略微调整个别条款的表述顺序。而据统计,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 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建议均在随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悉数通过。而事实上, 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稿基本上脱胎于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以及党章修改的内容。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宪法惯例除上述三点之外, 还有“中共中央在修宪过程中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修宪的意见”、“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公布”等内容;而且还存在着宪法惯例向成文法转化的现象。

(三)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修宪模式

基于上述的宪法惯例, 我国已经形成的现行宪法修改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政策性修宪模式”, 即根据党的政策适时修改宪法相关内容, 将党的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宪法, 并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准则。[3]

作为我国宪法修改主导模式的“政策性修宪模式”, 是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实践决定的必然选择, 反映了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国情。而及时将党的政策通过修宪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宪法上的体现。但也要意识到, 将党的政策的精神体现于宪法之中, 绝不能当作宪法完善的目的, 只能是宪法完善的一种方法。宪法完善的主要目的应是制度 (特别是体现宪政基本精神的制度) 的完善。但从实践看察,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重点都集中在政策变更上, 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显然关注得不够。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 今后修宪模式的重心, 应该由政策变更转到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上来。

二、对党的十八大以后现行宪法继续修改的展望

目前在现行宪法修改方式的选择上, 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全面修改现行宪法, 另一观点主张局部修改现行宪法。两种观点都有其较充分的理由, 也反映了我国现行宪法修改所面临的矛盾。本文认为, 目前即使是现行宪法中许多有价值的规范, 在实践中也并没有真正地适用。宪法是否全面修改尚不是当前宪政领域的主要问题。在诸如宪法解释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法院制度等相应制度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 完全指望通过全面修改现行宪法来促成法治的转型, 还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4]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法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实际, 仍以局部修改的方式逐步完善现行宪法为好, 另外, 探索性、过渡性的内容不宜再出现在宪法中。待宪法理论更加完善, 宪法实践更多积累, 宪法观念更多积淀, 社会发展更加有序时, 方可考虑现行宪法的全面修改。

如前文所述, 我国现行的修宪基本模式是:根据党的政策适时修改宪法相关内容, 将党的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宪法, 并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准则。据此可以预见, 随着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党章的最新修改以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现行宪法将继续局部修改。最近几年 (2013年-2014年) 可能会启动现行宪法的新一次修改 (即第五次修改) , 涉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写入宪法等重要内容。应当承认,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慎重和稳健思想是可取的, 而慎重和稳健思想的另一面, 则折射出其保守和滞后的倾向。因此, 新一次修宪的启动, 应当努力克服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注意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备:[5]

(一) 在修宪目的上, 应当从政策变更转向制度建设

应当树立遵从宪法的基本价值的需要而修宪的观念, 而不是跟随执政党政策的转变而修宪的观念, 由政策变更转向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今后宪法的修改重点应在于对照宪政要求, 看公民权利保障和政府权力限制是否达标, 宪法文本是否已很好地体现宪政基本价值。

(二) 在修宪程序上, 应当完善有关的宪法规则

我国宪法修改的程序已初步形成, 但还存在不足之处:我国宪法修改提议主体仅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宪法修改提议的法定人数规定偏高。在会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十五天) 和代表总数较多 (接近三千人) 的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很难达到提议的法定人数。

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 一般是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稿后, 才启动宪法修改程序, 因此, 可考虑将中国共产党的修宪提议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另外, 还可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修宪提议的法定人数不易达到五分之一以上的问题, 采取减少法定人数, 或赋予其他团体 (如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或若干人大代表团) 修宪提议权。

(三) 在修宪内容上, 应当完善相关的宪法制度

1.关于人权的宪法保障

(1) 人权保障的规定不够到位。

有学者认为, 宪法以约束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而被学者认为两大核心之一的保障公民权利方面,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虽然将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还不能完全体现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宪法核心之一的地位和意义。应不仅限于在宪法第二章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要考虑在宪法序言或总纲中增加类似表述, 否则约束权力与保障权利不能真正形成同为核心的关系。[6]

(2) 完善公民选举权的宪法规定。

直接选举的范围过小和缺乏竞争性选举, 是我国公民选举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与现代民主的要求不相符合。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通过修宪逐步实现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层级从县级推进到省级, 最后实现各级人大代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在提高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层级的前提下, 容许人大代表选举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竞争。另外, 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已取消城乡选举差别, 实现“同票同权”, 下步重点是在人大选举中切实落实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3) 其他应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①沉默权。宪法确认沉默权, 不仅是履行人权公约的需要, 更是保障人权的需要。②恢复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宪法规定, 并相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消除城乡户籍差别。

2.关于违宪审查与诉讼

目前对宪政制度设计的批评, 是学术界对现行宪法批评的焦点, 尤其是违宪审查与诉讼问题。关于违宪审查与诉讼的探讨已在学术界持续多年, 相关制度设计的立法建议早已层出不穷, 设立专门宪法法院或者全国人大所属的宪法委员会都有可借鉴之处。本文认为, 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委员会, 作为将来设立宪法法院的过渡机构, 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四) 在修宪实施上, 应当完善宪法的实施制度[7]

在我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 实际行使职权的例子很少;而现实中违反宪法的行为却较多, 往往没有机构和人管。学术界关注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已经很久, 还有许多不同意见, 实际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本文认为, 宪法实施是提高宪法权威性的最佳途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权威, 是要靠社会生活中的实施, 而不是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多么完善;宪法权威性建立起来, 宪法才可能会较少修改, 才能真正体现宪法的稳定性。目前宪法实施的重点和难点应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 例如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保障、结社自由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政治权利保障等条款, 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具体立法保障和已制定的相关法律的实施方面。[8]

摘要：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体现了基本特征、宪法惯例和修宪模式, 据此可以预见, 党的十八大以后现行宪法将继续修改。新一次修宪应注意在修宪目的、修宪程序、修宪内容、修宪实施等四个方面加以完备。

关键词：现行宪法,修改,党的十八大

参考文献

[1]李雅宁.浅谈现行宪法的修改[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

[2]龚先砦.从现行宪法的修改看我国的宪法惯例[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

[3]殷啸虎, 房保国.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J].法学, 1999 (12) .

[4]舒国莹.宪法的时间之维[J].法学研究, 1999 (3) .

[5]周密.现行宪法的修改及其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07 (1) .

[6]单其满.论我国宪法的修改[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 .

[7]尚铮铮, 王祎.论我国的修宪与宪法稳定性[J].理论界, 2006 (8) .

日本宪法的修改与和平宪法的走向 篇3

【关键词】和平宪法；解释改宪；修宪

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其制定资本主义宪法的历史，较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制定的成文宪法相应较少。1946年10月7日，日本议会通过新宪法《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这部新宪法以法的形式确定了美国占领当局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因其旨在从法律上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滋生战争的温床，故人们又称其为“和平宪法”。

一、和平宪法的影响

和平宪法共有11章103条，但最核心的是第一条和第九条，也最能体现和平宪法的宪法精神。

第一条全文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这确定了主权在民原则，明治宪法下作为主权者的“万世一系的象征”的天皇，如今只是“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九条全文为“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除此之外，前言也给规定了永久和平主义与放弃战争原则。宪法否定侵略战争和不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但日本国宪法彻底否定战争，并为此宣布不保持所有战争力量，在世界史无前例。

和平宪法的颁布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彻底改变了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奠定了日本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路线。其第九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资本，杜绝了日本开展军事外交的可能。加之受战后雅尔塔体制的制约，日本以和平竞争、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可以说，和平宪法为日本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是战后日本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根基。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承认，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和平与繁荣，除了千载难逢的国际机遇外，归根结底，是实施了这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法典。

二、日本修宪之路

战后日本修宪活动大致有四次高潮，主要由以自民党为主的右翼团体推动，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按程序修宪阶段。早在40年代末，日本民主党、自由党和绿风会的保守议员就结成了“自由宪法期成议员同盟”，首开修宪之声。

其实根据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日本国宪法施行后一至两年期内，给予一次修改宪法的机会，需在一年以内实施国民投票。芦田接受总司令部旨意，意欲在国会设立非正式宪法研究会，但因国会与国民态度均消极而未能实现。政府最后回明没有修改意向。

2.主张明文修宪阶段。在几乎整个冷战时期，右翼的民族主义者都试图明文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但基本是不成功的。自从中国确立共产党政权之后，美对日政策就从“民主化”转变为“反共军事基地”。于是在1949年7月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日本是不败的反共防壁的声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得到日本的支持，美军占领当局指示日本政府建立“警察预备队”，后改为“保安队”。1954年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以后又组建了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和平宪法中的和平精神开始走向消亡。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认为重新武装的时机已到，主张修改宪法。1955年3月，内阁首相鸠山就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提出要修改宪法的前言和第九条。但保守势力的企图在左派护宪势力和社会上和平运动的强烈抵制下，始终未能突破关于修宪与否的争论。

3.解释改宪与另外立法阶段。其实解释改宪早在宪法制定之初就有，比如著名的“芦田修改”，它为日本重新武装提供了一个可供开启的后门，但大量采用还是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日本政府改变策略，将试图明文修宪改为随意解释修宪，就是不必修改宪法有关条文，而是通过对宪法有关条文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来达到修宪的目的。在学界，有人把解释改宪的行为区别于宪法修改，而归于宪法变迁，即在长期反复进行的显然与宪法的正文相违反、矛盾的国家行为（宪法实例），产生与废止该宪法的正文同样的效果（宪法规范力、时效性的丧失）。

但必须看到，日本是以宪法变迁论为借口，有意图地回避宪法修改程序并完成宪法修改之实，这种实质上的宪法修改是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段逃避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虚假的宪法变迁，正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已远离宪法的基本理念。这集中反映在对第九条及其有关规定的突破上。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制定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单行法，来达到架空和平宪法的目的。1992年，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使自卫队终于突破了国门的限制。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把海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重要职能。1994年9月社会党召开临时党代会，通过了自卫队的存在“符合宪法”的决议案。这些举动极大地削弱了护宪力量，对正在兴起的彻底修宪高潮客观上是一个推动。1999年5月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不仅防卫范围可任意扩大，而且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这些违宪的单行法给了日本扩大军事力量、发展军事技术“理所当然的借口”，和平宪法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4.实质性修宪阶段。近年来，修宪派的努力和媒体的引导渐见成效，从舆论调查结果看，日本国会议员和国民倾向于修宪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修宪活动日趋频繁。

在历时五年多对宪法“广泛且综合的调查”之后，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分别于2005年4月15日和20日出台了《最终报告书》和《关于日本国宪法的调查报告书》，日本修宪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是2000年1月有修改

宪法创议权的国会第一次设立的对《日本国宪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全面调查的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五年来有关修宪讨论的集大成之作。两院报告书的出台，表明关乎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修宪运动结束了“论宪”阶段，进入实质性修宪时期，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和平宪法的走向

随着日本和平宪法不断被突破，宪法前景令人担忧。和平宪法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明文修宪难度很大。虽然修宪观点已成主流，但是明文修宪却并不容易。《日本国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同，而且还要经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同意。民主党内对修宪问题的态度也分歧严重，难以形成共同意见。即使在自民党内，对修宪问题也有分歧，对第九条的态度也不尽一样。修宪派的政治势力很难达到法定人数。

但有一种可能必须提及，即将来若出现“严重的周边事态”如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对日本所谓的“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构成威胁”时，不排除日本公然删除宪法第九条的可能性。

2.短期内不会抛弃和平宪法。战后50多年的历史表明，日本正是有了和平宪法才使得其没有军费压力，能一心一意发展自己，才有和平繁荣的局面，日本民众也对此予以承认。从外部看，虽然有些国家默许甚至怂恿日本修宪，但是中、韩、朝等亚洲国家对日本修宪还是非常警惕，并予以施压。因此，修宪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在短时期内日本不会抛弃和平宪法。

【参考文献】

[1][日]渡边洋三：《日本国宪法的精神》，魏晓阳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柠：《宪改与日本的政治走向》，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学习月刊》，2007年第7期。

[3]王大军：《日本和平宪法的命运令人堪忧》，载于《瞭望》，2003年第3期。

两会修改宪法心得 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诞生记

这是共和国宪法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2018年3月11日下午3时52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高票表决通过，如潮的掌声，在万人大礼堂长时间响起。

这是高瞻远瞩的决策和审时度势的举措：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新任务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是时代必然、实践必要、法治必需。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修改宪法的重大决定充分表明了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出发，开始新的征程，这次宪法修改的内容也符合现代的国情和社会实际状况，在原有宪法的基础上又提出新要求，进一步推动了宪法的与时俱进与完善发展，必将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

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可以使社会环境更加稳定，更好适应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次宪法的修改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精准扶贫这一大目标建立好顶层的法律支持，使得中国人民走向小康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平坦。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修改宪法，是立足中国国情。一方面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为了使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人民的权利不是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在不断充实和丰满，现行的八二宪法施行至今已经经历了四次修改，每次修改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历史不断前行，法治建设只有跟上实践的脚步，才能发挥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在总体保持我国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修改宪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重视宪法的权威、实施与监督，使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篇5

一、民事诉讼监督制度:法律修改与完善

(一) 在监督原则上

在监督原则上, 主要是从监督“民事审判活动”, 到监督“民事诉讼”。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监督从过去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检察监督扩大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 包括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领域扩展既是对检察监督理论的落实, 也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众所周知, 执行阶段的司法腐败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 可以说执行领域是司法腐败的高发领域或高危领域。为了防止和制止执行中的违法行为,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可以实施检察监督。

(二) 在监督方式上

从单一的抗诉到检察建议、再审检察建议等多种手段并行。经过多年的实践, 检察建议这一监督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监督效果, 此次修改吸收了这一成功经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再审) 检察建议。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在第二百零九条中还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等。

(三) 在监督手段上

原先《刑事诉讼法》虽然授权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 但却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和措施。检察机关对于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 缺乏有效的阻却违法措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 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二、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民事抗诉权的弱化

(一) 民行检察申诉案源面临新的考验

办案是民行检察的本质属性, 是实现民行检察价值的标准。没有案源, 民行检察的监督职能就无从体现。修改后的民诉法从总体上看虽方便了当事人申诉, 但又从制度设计上限制了当事人对申诉权的滥用, 修订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的救济渠道采用“双轨制”, 即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可选择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将“双轨制”修改为“单轨制”, 并且将检察监督置于最后一道环节。无疑民事申诉案源从整体上预计将会大大减少。

(二) 增加了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新规定

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在人民检察院主动启动抗诉程序的基础上增加当事人申请抗诉新规定。但过去的民事检察实践中, 事实上抗诉基本上是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或申诉, 使检察机关民事抗诉职能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加完整。

(三) 首次将民事调解纳入抗诉范围

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提出抗诉。”改变了过去只能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的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抗诉的范围, 必将对检察机关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将调解监督限定为抽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将使对调解抗诉这一功能空间极为有限。司法实践中时常出现双方当事人串通, 或者司法人员滥用职权, 通过诉讼调解, 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存在, 但实践中大量的调解演变成法官引导下的强制调解, 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从而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情况。所以在修改过程中有的代表提出将其修改为“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才是正确的。所以调解环节的监督还要依靠启动法律监督调查程序。

三、民行检察工作发展完善:落实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一) 调查核实权对开创民行检察工作新局面意义重大

1.加强对公权力运行情况的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权力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 就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在现代法治国家, 法官是极少腐败的, 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 而中国法官, 却成为腐败高危人群, 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讽刺。根据某网站2011年2月所作的调查, 67%的受调查者认为影响司法公正的根源在于“司法腐败, 权钱交易[1]”。从审判队伍构成现状来看, 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已经实行了十年, 提高了准入门槛, 法官的专业水平大大提高了, 司法腐败主要还是司法人员的主观动机问题, 而不是专业水平问题。司法人员枉法裁判问题仅靠抗诉这种监督手段是无法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的问题, 就必须依靠法律监督调查这种监督手段。

2.调查权是各国检察官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力

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十一条鼓励各国检察官“在调查犯罪监督法院判决的执行和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职能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大陆法系国家, 检察官享有广泛的调查权。从调查手段来分, 调查权分为一般调查权和强制调查权。强制调查权是采用法律规定的强制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查的权力。一般调查权是采用一般性调查手段来查证违法行为是否存在的权力。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承担着查办职务犯罪、公诉和诉讼监督三大职能。调查权是检察机关履行各项法律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在检察机关内部, 承担该三大职能的各部门都拥有调查权, 只是不同的业务部门的调查范围存在区别。

3.执行监督主要靠启动调查机制来完成

2010年7月的一天, 广州街头出现了“8万元拍卖胜诉判决书”的一幕。原来, 广东省云浮市某山区村民廖氏6兄弟经营中被拖欠了26万元货款而破产, 早在2005年, 他们便取得了对欠款方的胜诉判决, 然而5年过去, 他们却分文未得, 无奈做出此举……

多年来, “执行难”一直是司法痼疾, 无法根除。执行程序不够透明、缺乏外部监督被认为是“执行难”的原因之一。不过,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赋权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时并不顺畅。在提交审议的表决稿中, 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被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与此同时, 表决稿在执行程序中新增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范围, 使得检察机关能够名正言顺地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执行监督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其线索来源、调查对象、可能遇到的问题、工作规律等等, 类似于职务犯罪侦查, 而且比侦查工作的案件数量大。同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基数很大, 县级法院一般每年在1000件以上, 有的在2000-3000件左右, 还有的甚至超过5000件, 这种监督任务根本上靠法律监督调查手段来完成, 并且十分需要一定查办工作经验丰富, 装备和经费充足人员, 否则, 执行监督的任务就会落空。

(二) 监督调查面临实际困难

从外部看, 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亟待加强。一是由于监督调查是一项开拓性、创新性工作, 开展时间不长, 人民法院的认知度还十分有限, 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不知道湖北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加强监督制约、协调配合的规定》。二是检法衔接机制的落实不到位。尽管2008年底省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加强监督制约、协调配合的规定》, 对《监督调查办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落实。但从执行情况看, 法院对该《规定》的执行不够积极主动, 例如对检察机关因开展监督调查而查阅审判、执行卷宗内卷不予配合、接到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后不及时审查处理、纠正处理了不向检察机关反馈结果。三是人民法院对处理审判、执行人员存有顾虑。调查往往涉及有关个人, 法院对配合监督调查的顾虑或抵触不言而喻。一票否决等有关考评机制与一个单位的奖励直接挂钩, 使得法院不依纪依规予以追究、避重就轻大事化小, 成为不可避免。

(三) 法律监督调查完善路径

1.领导要高度重视

特别是检察长要高度重视, 要将其作为检察机关“一把手”工程来抓, 彻底转变“重刑轻民”的观念, 要将民行工作的困难落到实处。在检察院内部, 要落实民行部门的待遇, 如民行部门负责人进检委会,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保障民行干警开展法律监督调查所必须的条件。如在人员配备上, 要尽量符合省院的要求, 另外宣传经费, 车辆保障等等。在检察院外部, 检察长要与法院院长加强沟通协调, 给民行检察监督创造一个畅通的监督平台。如调阅卷宗的问题, 虽然2010年6月两高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 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不尽人意, 新修订《民事诉讼法》在修改过程中, 一审稿、二审稿均写入了, 三审却没有通过, 理由是查阅、调卷是工作层面的问题, 可以沟通解决, 就没有规定, 再过几年可能都上网了, 不值得争。再如民诉法修改后, 民行在工作中可能存在经常向法院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等, 过去发再审检察建议, 当然要发给立案庭, 现在在履行法律监督调查职责过程中, 涉及法官的违法行为发出的检察建议发给法院的哪个部门, 是办公室, 纪检组, 立案庭还是违法案件或人员部门分管副院长有人认为发给办公室, 理由是办公室是代表院对外联络的部门;有人认为大量违法但不构成犯罪问题, 需交给法院纪检部门处理;笔者认为还是应当发给立案庭比较合适, 司改文件中, 法院要求检察建议需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 检察机关检察建议发给法院后理应由法院审委会讨论作出, 所以发给立案庭较合适, 但办案实践中还是发给其分管的副院长, 完全是目前工作的需要。以上等等问题需要两高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 在司法解释出台前, 需要院与院进行协商沟通, 而不是民行科与法院去沟通, 更不是民行科长去沟通。领导不能只习惯年终看数据, 要以检法《规定》为基础, 就法院配合监督调查提出方案, 建立配套制度, 以会议纪要形式予以明确, 建立保障监督效果的长效机制。内容包括:法院配合支持检察机关借阅卷宗、借阅卷宗的范围、程序和时间;检察机关约谈被调查人的程序和方法;法院对监督意见的审查处理时限、向检察机关回复的程序和方式;对法院拒不纠正的后续监督措施等。

2.提高素质, 稳定队伍

建立一支稳定的、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民行队伍是当前各地民行检察部门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法院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形成了一支业务素质较高的法官队伍, 通晓民事、行政审判的业务知识。而监督法官执法的民行队伍从组建至今也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 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从内部其它部门抽调组合的, 就是这种组合也是今天合、明天分, 人员的流动过于频繁, 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 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型监督队伍。随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 要求将监督延伸到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 必须建立一支精通法律, 熟悉业务的民行检察队伍。

3.科学制订考评机制

没有一定的办案数量, 办案质量无从谈起, 而办案质量不高, 办案数量再多也难体现监督的效果。办案数量是基础, 办案质量是保证, 在办案数量基本稳定基础上, 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办案质量。一旦把案件数量和质量同时纳入目标考评体系之中, 难以避免会出现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之间的冲突。一个地区民行检察案件数量和该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总量, 审判质量以及民行检察在当地的地位密切相关。作为监督权必然独立于被监督权之外, 但未必要求凌驾于被监督权之上。我国的法律监督权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平行的监督, 从特性上来看体现为程序性监督, 即法律监具有程序的终局性和实体的非终局性[2]。其权力配置和运行必然要遵从法律监督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既要保证民事行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正确的实施, 又要注意防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过度扩张成为其他公权力的替代者或指挥者。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文彦.《两会调查:七成网民认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监督机制待完善》, 载http://npc./people.com.CN/GB/13899387.html[EB/OL].

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宪法之维 篇6

关键词：基层检察机关；民事诉讼法

一、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完善

2012年8月31日，十一屆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本次修改就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做出了重大变革，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

（1）扩大了监督范围。检察监督范围从“民事审判活动”扩大到“民事诉讼活动”，在监督时间上实现了同步监督，在监督标准上不再局限于生效与否。①修改后，检察机关既可以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进行监督，也可以对执行及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2）增加了监督方式。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的法定方式只有抗诉，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吸收了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的探索创新成果，增加了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

（3）强化了监督手段。修改后民诉法在总结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工作中的调查核实权。②这一规定强化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保障了检察机关更加充分、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4）明确了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的情形。根据修改后民诉法第209条的规定，当事人只有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遭到驳回或逾期未做出裁定，或再审裁判有明显错误的情形下，才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此外，该条还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次数作了限定。

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对基层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基层民事检察工作而言，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1）基层民事检察工作格局产生转变。民诉法修改前，检察监督主要是对裁判结果的监督，方式主要为抗诉。而修改后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工作格局从以往的“一元化”监督转为“多元化”的监督格局。这种转变使得基层检察的工作压力突增。民诉法修改后，基层检察机关最主要的监督手段是检察建议，基层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会更多的直接和同级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打交道，检法两家的关系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然而，由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是依靠检察建议促使法院自行纠正违法情形，是否纠正的主动权掌握在法院手里，因此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

（2）检察机关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数量下滑。修改后的民诉法要求当事人通过一、二审之后，还须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立法者的本意是为了确立穷尽审判救济的原则，避免当事人多头申诉，造成资源浪费。而由于宣传不足及检察建议的柔性特征，当事人对审判程序中违法行为及执行中违法行为的申诉案件极少，检察机关也难以掌握该类违法信息，不少基层检察院的民事监督面临无米之炊的困境。

（3）息诉工作面临的压力更为艰巨。民诉法修改前，当事人可选择向人民法院或检察院申诉，在当事人首先选择向检察院申诉的情况下，如申诉请求未得到检察院的支持，仍可转向人民法院申诉。而修改后民诉法将检察监督置于最后一道环节，检察监督后当事人不存在其他的后续救济途径，导致检察机关息诉工作的工作量及压力大大增加，大量的检察资源被投入在接待来访和解释、维护法院裁判的息诉工作上，进而影响了监督的主动性。

（4）基层检察队伍的现状与新的工作形势不相适应。检察机关“重刑轻民”的传统观念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变，加之刑事案件压力与日俱增，基层检察机关的领导考虑到检力有限，往往把年轻、业务能力强的检察官安排到公诉、侦查监或自侦部门，而将一些年纪较大，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能力相对较弱的检察官安排到民行部门工作③，导致民行队伍普遍存在业务水平不高、人员配备不够齐整、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的问题，无法适应实践的需要。

三、基层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应对民事诉讼法修改

（1）高度重视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基层民行部门的领导。基层检察机关的领导必须对民事检察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当前，在刑事诉讼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工作发展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民事检察工作已成为法律监督工作发展的新的突破点，因此，基层院领导应切实转变“重刑轻民”的观念，高度重视、关心、支持民事检察工作的开展，有效解决基层民事检察工作“边缘化”问题。同时，还要积极争取上级检察院对基层院的指导，发挥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

（2）认真学习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基层检察机关要大力做好修改后民诉法的学习培训工作，理解和掌握法律条文和立法精神，增强法律监督的能力。要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提升监督的品质，增强民事检察监督的权威和公信力。同时，要切实转变和更新监督理念，牢固树立依法监督、尊重诉讼规律等监督理念，进一步树立调处优先理念，加大调处工作力度，协调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当事人间的社会关系。

（3）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广辟民事法律监督案源。要改变基层民事检察监督薄弱的现状，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就是案源问题。对此，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入手，拓宽民事法律监督的案源：一是广泛宣传民事检察职能，要深入基层，加强与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所等基层组织的沟通和联系，及时获取有价值的案件线索。二是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职能机构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民行部门不能闭门造车，静坐等待，应加强与院内其他业务科室的日常联系，通过与自侦、控申、预防等部门互通信息，建立相互移送案件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案件线索。

（4）加强与各方的沟通，树立与法院监督配合并重的意识。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能否顺利取得成效，不是检察机关一厢情愿就能达成的，必须得到人民法院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因此，民行部门要把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与协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除了要充分运用民诉法授予的监督手段外，还要注重工作方法，如对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关于法条理解和适用等问题，与法院交换意见；通过会签文件或建立监督与协调工作机制的方式，与法院达成共识，为民事检察监督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注释：

①刘荣军.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看检察监督[N].检察日报，2012-10-18（03）

②郑新俭.民事诉讼法修改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应对.人民检察，2012（19）

③刘宏成.民事诉讼法修改给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法制与社会，2012.11（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