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原则

法律责任原则（通用12篇）

法律责任原则 篇1

1 责任会计的含义

责任会计 (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 是在分权管理条件下, 为适应经济责任制的要求, 在企业内部建立若干责任单位, 并对它们分工负责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控制、考核与业绩评价的一整套会计制度。

责任会计是以往的各种会计管理制度的发展, 其共性都是贯穿一个经济责任的基本原则;所不同的是以前的经济责任制没有明确与会计的关系, 没有和会计相结合;而责任会计则是把经济责任制与会计结合起来, 从实践和理论上都得出明确的概念, 成为会计工作的一个领域———经济责任会计。具体说:就是在企业内部除了要算产品财务账以外, 还要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原则, 按照责任归属, 确定责任单位 (车间、技术、经营、管理部门) , 明确责任指标 (包括资金、成本费用、利润) , 以各责任单位为主体 (对象) 按责任指标进行核算、控制、监督, 实行统分结合、双层核算的会计管理制度。

2 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责任会计是西方现代管理会计中的重要内容, 实行责任会计是西方企业将庞大的组织机构分而治之的一种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竞争的加剧促使资本进一步集中, 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形成多角化经营格局和跨国经营的大公司。企业规模的扩大, 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但另一方面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日趋复杂。传统的管理模式已不适用或效率低下, 使直线职能制的集权管理改变成事业部式的分权管理成为必然。

现代管理学家认为:任何从事复杂经营、产销各种产品并在许多地区经营的大中型企业, 它的整个组织机构都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分权管理制度。所谓分权管理, 就是将决策权随同相应的责任人下放给基层管理人员, 许多关键性的决策由接近这些问题的经理人做出。其基本特征是将决策权在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的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划分, 并通过适当授权, 使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或经理都能对日常活动做出有效的决策, 以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 并据此调动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分权管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事业部制, 即在企业中建立一种具有半自主权的组织结构, 通过由企业管理中心向下或向外的层层授权, 使各个部门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职责。

实施分权管理的优点:一是可以合理地利用管理部门的时间, 反应更迅速。实行分权管理, 可以将日常的管理问题交由基层经理处理, 基层经理可以迅速地对客观情况做出反应, 从而可以做出更为有效的决策。同时也可以减轻高层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 使其把工作重点放在长远战略规划上。二是分解复杂问题, 有利于锻炼、评价和激励具体部门的经理人员。人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有些问题太复杂, 高层管理当局也无法处理, 但把大的问题划分为小的、相对容易的问题, 分权制可以减少问题的复杂性。分权制能够让经理人员在制定决策方面受到锻炼, 从成就感的角度说, 这种满足可能是对经理人员的一种重要的激励奖赏。同时, 分权制也提供了一种计量管理业绩的基础。

分权的结果一方面, 使各分权单位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互相依存;另一方面, 分权又不允许各分权单位在所有方面好似一个独立的组织那样经营。因此, 为了自身业绩, 具体部门经理人员的决策可能不符合公司整体的利益, 或者可能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层或委托人 (如股东) 的意向不一致。因此, 如何协调各责任单位之间的关系, 使其在行为上和目标上达成一致, 以防止追求局部利益, 致使企业整体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发生是分权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必须从企业的发展战略出发来协调和控制组织层次的行为。由此, 责任会计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其方法也被不断改进并最终形成现代管理会计中的责任会计。在实行分权制的企业, 管理会计的根本作用在于解决分权制所带来的目标一致性问题, 即利用会计信息对各分权单位进行业绩的计量、评价与考核, 建立以责任中心为主体, 以责、权、利相统一的企业内部严密的控制系统, 即责任会计系统。

3 责任会计的基本内容

3.1 设置责任中心, 明确权责范围

实行责任会计, 首先应当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 设置必要的责任中心。即将企业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划分为若干个责任中心, 并依据这些责任中心的特点, 明确权责范围, 以便让各个责任中心独立自主地履行职责。

3.2 编制责任预算, 确定考核标志

责任预算是按照责任中心来落实企业总体目标的预算, 责任预算的编制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的总体目标层层分解, 逐级落实于每一个责任中心的过程。这既有利于激发各个部门的责任感, 又有利于确定各个责任中心的考核指标。

3.3 建立跟中系统, 进行反馈控制

责任预算是责任控制的前提, 责任控制的实施过程就是责任预算的执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责任中心主要针对责任预算的执行情况, 实行内部的自我控制。如定期编制“责任报告”, 揭示各项经营活动的实际数据和预算数据的差异, 自我纠正各种不利偏差, 促进预算目标的顺利完成, 与此同时, 将准确的核算信息反馈到相关部门, 便于考核和评价责任中心的业绩和协调全局。

3.4 分析评价业绩, 建立奖惩制度

各个责任中心反馈到企业高层决策层的业绩报告, 可以成为评价业绩的重要依据。根据业绩的评价结论实施奖惩, 是调动各个责任中心积极性并使责任会计持续贯彻的保证。

4 责任会计核算的原则

责任会计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会计活动, 因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来确定责任会计的具体形式, 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责任会计, 都应遵循下列原则:

4.1 责、权、利相结合原则

责、权、利相结合是实行责任会计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奉责任会计中, 明确各个责任中心应承担的责任, 同时赋予它们相应的管理权力, 还要根据责任的履行情况给予适当的奖惩。一方面, 责任中心权限大小要与责任大小相匹配;另一方面, 责任中心的利益大小要与其责任大小相适应。如果利大于责, 会使其他责任中心感到不公平, 造成企业内部的激烈冲突, 损害企业整体利益;如果利小于责, 则会挫伤本责任中心的积极性。

4.2 目标一致原则

目标一致原则就是要求各责任中心目标任务的完成要有助于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 这是建立责任会计的目的。因此, 在确定责任目标、进行责任指标分解、制定业绩考核和评价标准时, 应当与企业总体目标相吻合。同时要求在建立责任会计时, 兼顾企业、部门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以便通过影响各级各类责任者的行为而达到预定的总体目标, 避免单纯追求局部利益而损害企业整体利益的行为发生。

4.3 可控原则

可控原则是指责任中心只能对其可控制的经济活动负责, 对于其权力不及以及控制不了的经济活动, 不承担经济责任。以便企业管理当局对各责任中心的工作业绩与经营成果进行正确的监控、评价和考核。在考核中, 还应尽可能排除责任中心不可控因素的相互影响, 避免出现职责不清、相互混淆的状态。

4.4 例外管理原则

例外管理原则, 是要求各责任中心对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重点差异进行分析、控制。贯彻例外管理原则, 有利于会计人员有充裕的时间, 足够的精力, 对责任会计中的关键性问题和重大影响的事项进行分析与解决。同时, 实行例外管理, 还可以使各有关责任中心承担应付的经济责任, 有利于调动各责任者的积极性, 有利于培养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

4.5 简明实用原则

责任会计是服务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会计, 不需要受国家统一指定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约束。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设计出符合自身管理需要的责任会计制度。核算的程序与方法、各种指标的设置, 应在切实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 不搞形式主义, 增加无谓的核算成本。

法律责任原则 篇2

王光辉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根据《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项规定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责任主体，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医疗行为违法性的标准。使之更加符合民法通则的原则和精神，但它排除了故意所造成的医疗损害，排除了医疗事故对财产损害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存在法律适用上的诸多冲突。

一是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导致损害后果的法律适用冲突。过错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指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在医患纠纷案件中，医务人员因某种个人原因故意侵害患者的健康权并造成其财产损害且尚不构成犯罪时，医疗机构虽无故意，但仍然可以推定其在监督管理上存在过失。根据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医疗机构作为与患者缔约的主体一方，医务人员的故意侵权是其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发生的，因而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条例》第二条规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才予赔偿，排除了故意行为所造成的医疗损害，从而缩小了医疗行为造成患者损害后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同时，也排除了医疗事故对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二是确认医疗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冲突。民法通则相关条款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有过错就应依法赔偿，而不是只有某种类型的过失造成的后果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承担赔偿责任。而《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也即医疗过失行为虽然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但未达到医疗事故等级或属于非医疗事故损害时，医疗机构不予赔偿。该规定显然违背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

三是医疗事故赔偿范围和标准存在的法律冲突。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是对民事赔偿的赔偿范围和标准的原则规定。《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对误工费赔偿的相对数额规定了“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的上限。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上限。又如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补偿年限规定“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明显低于其它司法解释规定的20年最长期限。

正确认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是法律适用的关键，也是依法裁判的关键。对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三种不同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违约责任,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明确规定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两个案由的精神来看，第三种观点比较符合医患纠纷的特殊性。侵权之诉和违约之诉在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任构成要件、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标准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选择侵权之诉更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医疗过失行为侵害的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一种绝对权。依侵权行为法理论，侵权行为的归责以过错责任为原则，以推定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为例外，推定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才得以适用。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医疗损害赔偿侵权责任作特别的规定，因而医疗损害赔偿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依审判实践，人民法院在处理医患纠纷诉讼案件时，除主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外，还可能涉及药品管理法、献血法、医师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各种管理办法、条例等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作出了参照适用的规定。笔者认为，针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医疗侵权责任规定的冲突，对医患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法律的高阶位优先适用原则。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侧重于行政管理职能。它虽然在医疗事故的预防与处置、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与监督、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方面均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毕竟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确认医疗事故的等级及其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性法规，与民法通则不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因此，处理医患纠纷案件在法律适用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再适用《条例》的规定。

第二、特定事项范围的参照适用原则。《条例》是针对医疗事故处理的行为规范制定的专门法规，也是卫生行政机关处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的行政实体法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精神，对《条例》的参照适用范围：一是适用范围限制为医疗事故纠纷，其它医疗纠纷仍然适用民法通则;二是医疗事故纠纷可以委托医学会进行鉴定，其它医患纠纷应当委托规定的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三是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可以参照《条例》关于调解、赔偿标准、赔偿范围、结算和支付方式的规定进行。依此规定，对于医疗事故的过错认定、证据规则和其它非参照适用范围的事项，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浅谈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冲突 篇3

关键词：法律规则；法律原则

一、泸州遗产案的争议焦点

四川泸州某厂已婚职工黄某与张某相识，并于1996年底公开以夫妻名义租房同居。2001年2月，黄某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张某以妻子名义照顾黄某。2001年4月20日，黄某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将其去世后的住房补贴、公积金、抚恤金、原住房售价的一半以及手机赠与张某。黄某去世后，其合法妻子蒋某拒绝执行这个遗嘱，于是张某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决蒋某履行遗嘱。一审法院认为，遗赠虽是黄某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违反婚姻法关于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与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民法通则》第七条，应属无效民事行为，原告不服上诉。

“泸州遗赠案”在我国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主要存在两种对峙的观点。会出现这种对立观点的主要原因是法官在判案时在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而援用法律原则。一方观点认为法律规则以法律原则为基础，法律原则具有比法律规则更高的效力，因此可以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另一方观点认为法律规则本身的特征，即具体性与确定性，应该适用法律规则。在具体的个案中，当适用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发生冲突结果时，到底是适用法律规则还是法律原则成为此案件的争议之所在。

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法律规则是指具有一定结构形式，并以规定权利义务和相应法律后果为内容的行为规范。法律原则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为法律规则提供基础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或规范，体现了法律的主旨和精神品格，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和社会发展趋势。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同：

1.内容不同

法律规则一般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法律规则的内容是明确而且具体的，法律规则强调主体行为的共性以及各种条件的共性，这就表示着如果一个法律规则得到适用，那么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内容将会得到具体实现。法律规则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或者限制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是截然不同，法律原则赋予了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权。法律原则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各行为主体的共性，而且还关注他们的个性，总的来说，法律规则的要求比较笼统，与法律规则不同的是，没有具体的假定条件，更不会设定具体的法律后果，对行为或者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因此，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内容上也存在巨大差别，每个法律规范要么是一个法律规则，要么是一个法律原则。

2.适用范围不同

法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确定，他们只适用于某一类行为。而法律原则对人的行为及条件有更大的覆盖性和抽象性，他们是对从社会生活或者社会关系中概括出来的某一类行为、某一法律部门甚至全部法律体系均通用的价值准则，具有宏观的指导性，其适用范围比法律规则宽广。例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规则只适用于不当得利的这类民事行为。而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所有民事行为。

3.适用方式不同

法律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于案件当中，一个法律规则在具体的案件中，要么是适用的，要么是不适用的。因为法律规则的具体确定，使得法律规则相互冲突时，必定只有其中一个是有效的。而法律原则不是以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运用于具体案件当中的，不同的法律原则有不同的程度，相互冲突的两项法律原则甚至可以并存于一部法律中。

三、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冲突解决

通过前文对泸州遗产案件的争议焦点分析，在对泸州遗产案件的争论中，法律规则的适用结果与法律原则的适用完全冲突，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判案法官摒弃了法律规则的具体规定，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判决死者的遗赠无效。从理论上来看，在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存在的情况之下，应该采用法律规则判案，而不是法律原则。一般情况之下，法律原则只是在无法律规则或者法律规则规定很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才粉墨登场。虽然法律原则有修正现有法律失误并发展法律的功能，但保障法律的安定和权威，防止法官借适用原则之名，而为所欲为的解释法律甚至架空法律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泸州遗产案的判决根据是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是不可以轻易地成为判案的直接依据。笔者认为，如果在有法律规则可以采用的情况下而任意适用法律原则处理纠纷案件，势必会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样一来，案件结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就很难得到保证，法律就会失去应有的公信力。就如泸州遗产案件中，根据法律规则的明确规定，死者的遗赠行为是合法有效的，然而依据公序良俗这一法律原则，这一行为就变成无效的，虽然保护了死者合法妻子的利益，但是这种以牺牲第三者利益为代价的保护笔者认为是不合情理的。

法官处理案件应该充分以法律规则的规定为判断准则，一般情况下，应该严格限制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案件。首先，只有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作为依据时才适用法律原则。这不仅能够体现法律原则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也能更好的保证法律规则的确定性，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其次，法官在适用法律原则时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作为支撑。如前所述，法律原则的任意适用必定会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百害无一利。

参考文献：

[1]王夏昊.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抵触之解决[D].中国政法大学，2007

[2]刘熙.浅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J].知识经济，2011，12：13

[3]舒国滢.法理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陈恪玮（1990年8月～），女，湖南省永州人，现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

法律原则冲突之解决 篇4

从美国著名的“埃默尔案”到中国的“泸州遗赠案”, 关于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以舒国滢先生为代表提出的适用标准, 即可从“穷尽法律规则, 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不得径行适用, 除非旨在实现个案正义”与“若无更强理由, 不适用法律原则”三个方面来判断。①此判断标准相较于“规则中心主义”和“原则中心主义”而言, 缓和了法律规范“可预测性”和“可接受性”之间的矛盾, 更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原理。但此判断标准在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瑕疵, 比如何谓“个案正义”?以及何谓“更强理由”?要回答以上问题, 必须要把规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即是规则背后的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 以及规则缺位时原则与原则的冲突。

关于法律原则间冲突的问题, 我国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如苏州大学胡玉鸿教授提出, 社会生活是法官将法律原则适用于个案的中介。“如果法官在诉讼中找不到法律原则所依赖的生活原型,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引用法律原则来作为判决的依据。”“司法独立的真义并不是将法院与社会相隔离, 而是在独立的环境下使法官能冷静地判断社会价值与社会期望。”②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梁迎修认为, 原则间的衡量必须遵循比例原则, 惟有符合比例原则的衡量才能称得上理性的衡量。③

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最著名的当属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提出的“冲突法则”, 其认为在具体案件中, 相冲突的原则P1和原则P2会导出两个内容上相互矛盾的要求, 从而相互限制对方实现的法律可能性。此冲突无法通过宣告一方无效来解决, 而是有赖于透过法益衡量。在该具体案件中加上“优先条件” (C) , 如果假定在C条件下原则P1优先, 那么原则P2必须退让。这两个原则的“有条件的优先关系”则可以表述为: (P1 P P2) C。若原则P1在C条件下具有法律效果Q, 则下列规则生效:C→Q。④阿列克西解决原则冲突的理论, 限制了法官自由裁量的维度, 具有很强的说服性。但是此种理性的逻辑模式, 在解决原则冲突过程中, 跳不开非理性的怪圈。阿列克西将原则间的冲突, 用优先条件加以衡量, 但是优先条件的抉择仍然存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中。

结合以上学者的研究, 笔者提出自己的观点。解决原则冲突的关键在于价值衡量。此衡量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

2.整体衡量

原则背后的法律的基本价值涵括哪些内容, 学者们认识不一。例如徐国栋先生认为, 法律价值的主要内容包括, 正义、安全、效率、简短、灵活;⑤张文显先生认为, 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益应该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⑥杨心宇先生认为法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平等、安全、公共利益、秩序;⑦笔者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自由、正义、秩序。本段所说的整体上的衡量即是对以上三种基本价值进行序位的排列。

自由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 法律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由。基于此种基本性, 自由多被规定在纲领性文件中。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 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我国宪法第二章, 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公民有言论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另外自由的价值观也具有普遍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上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不分种族。”基于自由的基本性和普适性, 应将其列为核心。

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是与自由不同的是公平正义并不具有普适性。⑧是奉行社会公用的功利主义正义观还是奉行个人自由平等的道德论正义观, 并不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得到较为一致的答案。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与其他社会调控方式相比, 其优越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的秩序价值, 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⑨但是此种稳定性、安定性、强制性也必然伴随着保守性、滞后性、僵化性。此种价值固有的缺陷也就决定了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向自由和正义低头。

以法律价值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为标准, 笔者认为法律价值的位阶应是:自由——正义——秩序。自由是法律最本质的价值, 其可以衡量一国法律是不是真正的法律。正义是基本标准和评价体系, 其衡量一国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是“恶法”。秩序是基础价值, 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基础, 但秩序必须接受自由和正义的规制。当然, 此种价值的排序, 只是从整体上来衡量, 给法官一个大致的判断标准, 并不代表所有体现自由的法律原则都需让步体现正义或者秩序的法律原则。当两个不同位阶法律原则, 甚至是相同位阶的两个法律原向冲突时, 该如何衡量, 还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即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个案平衡。

3.个案平衡

笔者前面提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 其严密的逻辑性很适合个案的操作。但是也如笔者所说, 阿列克西并未对优先条件作更进一步的论述, 使原则冲突的解决仍然拿捏在法官的自由裁量中。笔者认为可以将第一步的“整体衡量”引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法则”中, 即对优先条件做一个大致的判断, 自由优先于正义优先于秩序。但不是绝对的优先, 仍需在个案中具体衡量。

以我国的“泸州遗赠案”为例, 法官以原告与被告丈夫间的婚外情为由, 认定被告丈夫所立的的遗赠协议违背我国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而宣告无效。此案中, 存在两种民法原则上的冲突: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前一原则体现的价值是自由, 后一种原则体现的价值是秩序。按照先“整体衡量”的理论, 自由优先于秩序。将此种结论作为一般的优先条件带入到阿列克西的“冲突规则”中, 可以导出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原则优先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

此案只是一般的情况, 在某些具体的个案中, 自由——正义——秩序的优先条件可能被修正。例如, 1976台上字第2436号判决:“上诉人为有妇之夫, 涎被上诉人姿色, 诱使同居, 而将系争土地之所有权移转登记于被上诉人, 复约定一旦终止同居关系, 仍将该土地返还, 以资牵制, 而达到其久占私欲, 法官认为其约定有背善良风俗应属无效。”⑩此案中, 由于处分土地的直接目的在于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破坏婚姻秩序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社会道德风尚, 此时自由需被秩序限制。此种修正的优先条件, 在德国判例中也有所体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起情妇为继承人的案例中指出, “如果被继承人立其情妇为继承人旨在酬谢其满足自己的性欲或旨在决定或加强这种两性关系的继续, 那么这种行为是违反善良风俗的, 如果旨在给其情妇提供生活保障则该行为是有效的。”○ (11)

4.个案类型化

既然在第二步的个案平衡中, 有很多种例外情况足以修正自由——正义——秩序的排序, 也就使得“冲突规则”的逻辑结构处在不稳定的状态下。为了弥补此点, 笔者提出将个案类型化。

具体而言, 在个案中将类似情况加以总结, 将修正一般优先条件的情况予以归类, 比如纯粹以维护两性关系为目的遗赠行为, 自由不再优先于秩序。媒体报道将严重危及出狱罪犯的“再社会化”的情况下, 人格保护优先于媒体报道的自由。○ (12) 通过对个案的类型化, 法官对修正优先条件也能达成基本的共识, 减少法官的自由专断。当然法律的生命从来就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 笔者提出的整体衡量——个案平衡——个案类型化的逻辑结构也脱离不了法官通过自身价值经验而做出的自由裁量。只不过笔者认为, 此种逻辑模式控制了法官裁量的边界, 在解决法律原则与原则冲突时也更具操作性。

参考文献

[10]梁慧星.《民法解释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299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2000:516, 527

法律责任原则 篇5

关键词：法律原则 适用情形 适用条件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范的一个要素，对法律活动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法的宗旨与目的的凝练，更集中体现了法的价值追求。但是，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范被应用到司法实践中的合法性常常受到质疑，这严重制约了法律原则理论价值的发挥。关于法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适用，以及适用的场合、适用限制等问题，我国法学界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加之我国法官判案能力、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严格的规范和限制，往往导致实践中滥用法律原则。

一、法律原则的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范的基础或在法律中较为稳定的原理和准则。关于法律原则的概念，各国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沃克认为，法律原则是当具体的规则不能解决案件或不能为案件充分的说明理由时，司法者可以适用的一般原则，是司法者运用法律推理判断案件的前提。而布莱克则认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①，为其他确定性规则提供宏观上的、最基本的价值指引。笔者认为，以法律原则适用为基点出发，法律原则应该时刻指引着法官对具体规则的理解，甚至在有些时候是法官审理案件时能够适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

二、法律原则适用的特征

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要素，法律原则和规则自然是不相同的，二者必然存在差异。哈特的理论认为，原则和规则之间虽然存在不同，但只是在“度”上有所不同，并不存在完全对立的矛盾。德沃金也对二者做出了比较，他认为原则与规则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它们都是对不同情况下做出不同法律后果决定的依据，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做的指示的特点”②。我赞同哈特的观点，区别于规则的适用，法律原则适用的特征如下：

第一，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法律规则的适用只发生在将规则具体化的情景DD司法和执法领域。而法律原则不仅存在于这一场合，还存在于立法领域，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指导着立法活动的进行。

第二，适用的不确定性。法律规则是一种确定性规范，一般都明确具体的规定了法律关系主体的权义和责任，而法律原则没有严密的逻辑机构，内容和效力都相对不明确，属于不确定性规范。因此法律规则可以直接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准则,而法律原则能否适用于个案,只有通过分析该个案的具体情况才能加以确定。

第三，价值取向性。法律原则的适用有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当两个法律原则相冲突时，或者当原则与规则相冲突时，就需要衡平二者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实现法律的价值。

三、法律原则适用的情形

法律原则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情况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适用方式。其适用的关键点在于,个案中能否适用原则以及如何适用原则，取决于与个案相关的规则的具体情况。换言之,只有根据明确具体的规则才能确定能否适用原则以及如何适用原则。

(一)法律原则间接适用

法律原则的间接适用是指个案中有相适应的规则并可以适用该具体规则，同时存在着赋予该规则正当性的某种原则,又没有同该原则冲突的其他原则存在。法律原则的间接适用绝大多数都体现在一般案件中，对于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规则明确的案件,法律规则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其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这种情况下应优先适用法律规则，原则的适用只是方便法官做出更加准确合理的解释。

(二)法律原则的直接适用

1.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相互对立矛盾时，法律原则的适用

法律规则，由于其固定性和滞后性，很有可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丧失其应有的效力，此时，究竟是继续适用法律规则还是适用更加合理的法律原则呢?在这里，“泸州遗赠案”③给了我们启示。在号称中国“公序良俗第一案”的泸州遗赠案中，法院没有将遗产判给接受合法遗赠的“第三者”张学英，而是依据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判决蒋某胜诉。尽管在本案中遗赠事实成立，也符合继承法具体条文的规定，但是，不管是继承法还是婚姻法，这些特别法都必须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法官断案时也不能完全三段论式的裁判，必须充分领会到每个制度，每个条文制定背后的价值意义。该案法官因放弃具体规则转而引用法律原则判决的做法曾引起巨大争议。实践中，当有明确具体的规则，但该规则却与某些法律原则相对立时，该如何裁决呢?

陈金钊认为，法律原则应该指引着法官运用明确具体的规则对案件进行裁判。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可取的，当个案中适用的法律规则与其他相关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原则应该优先适用。此时法律原则的优先适用足以说明，即使立法已经制定了明确具体的规则,司法者在适用规则时依然要审查规则的适用是否与法律的基本精神，与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原则相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目标的实现，体现立法的价值。

2.法律规则欠缺时，法律原则的适用

人类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在这种认知下制定出来的法律也是会有瑕疵的。即使再先进的制度，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疏漏，这便是法律规则的漏洞。那么，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了漏洞怎么办?我们知道可以采用立法的方式救济，但立法的过程往往过于漫长，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因此，实践中如何应用规则与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法律原则对规则的补充完善作用，对法官断案的指引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在判例法的英美国家更是如此。规则不存在时，法律原则的适用又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没有法律规则，只有一种适合该个案的法律原则。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使自由裁量权。为了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度”，避免法官恶意造法，我们就必须对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做出限制，关于该问题，我将在下文提到。

第二，没有法律规则，有两种相冲突的原则都适合该个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则与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个案中，往往多个相互矛盾对立的法律原则都可以适用于个案，到底该适用哪一个原则，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官必须对依各个法律原则判决产生的结果进行价值考量，选出具有最大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结果，并对该判决结果进行充分的法律解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法律原则所代表利益进行衡平，尽量使判决结果倾向于更大的利益一方。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法律的这种衡平，往往造成法律原则的滥用。基于此，我认为在衡平的过程中加上一个约束性的规定，比如，每一个用法律原则衡平的案件都要报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防止了原则被滥用。

四、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有一句至理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原则的适用就是一种经验的东西，它对于司法审判的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内涵高度抽象，外延宽泛，不像法律规则那样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当法官援引法律原则裁判案件时，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往往导致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原则的适用是一种法律适用的假象,它掩盖了法官造法的真相。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并不能因为法律原则的适用存在风险而限制其适用，最好的方式是防患于未然，给法官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最大可能的减少适用原则带来的不确定性。

第一，前提条件：唯一适用法律原则，禁止适用风俗习惯、网络民意、政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民意正在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在药家鑫案，李启铭案中便可见端倪。诚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判决对传统习惯和网络民意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反作用，但司法是独立的，恶法亦法，适用其他非法律原则以迎合民意，必然破坏法律的权威，法也失去了其强制作用。因此，法律原则的适用必须以确定、当然、有效的法律原则存在为前提。

第二，顺序条件：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这主要是法律规则优先适用问题。在个案审判中，优先适用法律规则，例外适用法律原则。因为法律规则更加细化和具体，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要个案符合规则设定的条件，即可以适用,而法律原则的抽象性程度大大高于规则，非有专业知识的人，适用还是有很大困难的。因此，在法律规则存在的前提下，应适用规则。特殊情况下，才允许排除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

第三，价值追求条件：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规则必须被强制执行和遵守。同时，法律原则必须反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因此实践中，裁判者不能擅用法律原则断案，除非是为了实现个案公平或者维护公序良俗。只有把更大的价值放在重要的位置，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也才能保证法治的尊严。

第四，严格说明条件。法律原则的高度抽象性决定了法律原则的适用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技术活，因为此时法律原则适用者不但扮演者司法者的角色，还同时扮演者立法者的角色。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适法者个人主观因素对法律的侵害，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与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适法者必须就原则的适用情况向社会与当事人充分说明理由。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根本规则，在个案中的适用不仅能起到同具体规则一样的作用，还可以引导裁判者更加深刻的领会规则制定背后的意图和价值。但是，一切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超越一定的限度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法律原则适用的意义绝不能夸大，因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可能会带导致法律原则的滥用，也可能会导致法官过度自由裁量的恶意造法。因此在严格的适用条件下适用原则，同时不断丰富法律原则适用的理论，加强裁判者的综合素质，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才能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也才能保证法律原则适用价值的实现。

注释：

①Blacks’LawDictionar.WestPublishingCo.1983.1074.

②[美]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第43页.

③王甘霖.“第三者”为何不能继承遗产.南方周末..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2]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法律责任原则 篇6

关键词：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效率；收益

中图分类号：I25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6-0387-01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确立的必要性

在实践中，由于被害人在许多情况下由于举证困难，使有侵害造成的损害得不到合理的赔偿，使过错责任制度对人们的约束力大为降低，从而降低了法律的公信力。在此情况下，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产生与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讨论与解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认为，无过错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对其做了总括性的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權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此条强调了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忽略主观行为，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被害人是否能举证，只要存在行为人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则可判决行为人承担责任。

我国现在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意外灾害发生的类型大为扩散，发生的几率也有所增加。“事故发生频繁，每日有之，连续不断，造成损害巨大，受害者众多，难以防范。”由于工业产品，医疗设备、手段等日趋复杂，大多脱离平民的常识范围，造成了在许多领域与损害案件中的举证困难，从而在过错原则的情况下，无法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致使大量侵权损害无法得到合理赔偿，使法律失去了填补损害之功能，致使法律的公信力降低。为了维护受损害人的利益，保护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受侵害群体，无过错原则是被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人们在日常行为时，不可能面面俱到，过分的小心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大大降低生产生活的效率，同时，在物质生活日益发展的今天，公民在宠物，阳台布置等许多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情感需求，过于强调无过错责任，会使公民的渴望个性发展的心理得不到满足或者不敢得到满足，从而对一个人，一个行业乃至社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必须加以限制，不能滥用，泛用，必须在公平责任原则为主的归责体系下，谨慎的，特殊的区别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有利于合理规制我们的归责原则体系，更好的在实践中彰显公平，同时，也使社会发展过程中潜在的阻力减小，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与免责

近年来，北京每年都发生数千起狗咬人事件，宠物之风更盛的广州，每年受伤人数更是高达5万到7万，被狗“咬”走上亿元救治费用。另有统计表明，我国狂犬病报告死亡病例数长期居于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得前三位，每年有数千人死于狂犬病。被狗咬后，付出的财产、时间、精力都是巨大的，虽然很多时候生命健康得到良好的保护，但是被害人从身体到心里都受到损害，需要补偿。我国《侵权责任法》78~84条针对此做出了规定。同时，《侵权责任法》还从产品侵权责任、危险活动与危险物的责任、环境污染、等方面分别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做出了一些相应规定。不过，在此情况下，由于行为人无过错，法律对行为人的惩罚功能也就失去了目标，而只能保留其补偿功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作用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仅有上述规定，同时也相应的规定了一些免责条款，如我国《侵权责任法》71条：“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这说明，在民法理论上，无过错原则适用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过错，往往也要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或者第三人的过错。如果受害人或者第三人对损害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则可减轻或抵消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所谓的过错相抵原则。“无过错责任是否可以适用过错相抵历来较有争议”，但是笔者支持过错相抵原则的适用，“过错相抵能很好的发挥出制裁与教育功能”。从行为人角度来看，既然行为人已尽到自己的责任，就没有理由用一种超出平常的苛刻标准来要求其行为，这也不符合法律的公正与公民的自由权。从受害人角度来看，既然受害人自己有过错的行为，无论故意与否，他都应该为此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合理的，而且是应当的，此时，责任与受侵害后应受补偿相抵消。这给了无过错责任原则一个很有力的限制，同时，由于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行为人反而变得弱势起来，这就从立法上给了行为人保护的措施，使其力量对比变得公平起来。

第二个免责的事由即为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从整体上界定了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但是，最后一句的表述，为不可抗力的免责给予了限定的空间，对不可抗力的适用加以限制，给无过错责任原则等其他原则性规定预留了空间，虽然我国现在只有少数单行法对不可抗力加以限制，但是这个通用的免责事由的适用在事实上是可能被阻碍的。

无过错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不可抗力，历来在学界有着十分大的争议。“一般认为，不可抗力指不可抗拒的力量，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并且不受当事人意志所支配的现象”，民通135条指出“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有学者指出：“无过错责任下不存在不可抗力的抗辩，因为不可抗力从主观上正式说明行为人无过错。”但是同样也有学者认为不可抗力是通用的免责事由，同样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笔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可以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也是必须把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正如上文所说，是不能克服的，事实上，造成侵害的不可抗力大多数是天灾，还有一部分是人祸。但是在人祸部分，法律对其作出了规定，损害由第三人造成的，由第三人承担损害责任，行为人视情况定是否承担过错责任，这已经超出了无过错责任的研究范围。而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受害者的损害表面上是有行为人造成的，但是事实上是由行为人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有时，是由天灾通过被害人的行为造成的，而被害人不能也不可能将其避免。当暴风雨天气中，刮断的树枝砸伤人，没有任何人因此而付出代价，因为事故的发生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那么同样，在暴风雨中刮碎的建筑物的一部分掉落伤人（当然是假定建筑物本身没有建筑质量问题的）也就不应该有人或单位为此付出代价。再进一步说，如果在地震或其他大型灾害中，某人的狗从因灾害破损的家门奔出，由于惊慌咬伤其他人，那么受侵害人是否有权向狗主人要求赔偿？从以上例子来看，显然不应该，那么作为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狗的主人的免责事由是什么，自然是不可抗力了。此时，在表面上特征符合无过错责任，但是若因此而追究狗主人的责任，那么法律就过于严厉而悖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公理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狗主人没有能力去限制狗的行为，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不应该要求其并必须注意到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以外的事务。不仅从公理上可以证明不可抗力免责的必要性，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可抗力作为免责事由存在的合理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构成要件为侵害事实的客观存在，特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不必有过错。从第三点来看，似乎附合反对适用不可抗力的观点，但是此类观点忽略了第二点的存在，即因果关系。“无过错责任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侵害之间错在因果关系，在不可抗力事件中，导致侵害的主要责任在于不可抗的灾害。”如上文举例，导致狗的一系列动作的行为是自然灾害而非其主人，狗主人对此情况的出现无能为力同时也不必有所作为，最终导致侵害的不是狗主人的不作为，因为他没有作为的义务，也没有在不可抗力下作为的可能，因此，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的行为是不可抗力带来的灾害性的行为，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所以，从无过错原则的构成要件上来看，不可抗力下的侵权，是不符合其构成标准的。

三、無过错责任原则的弊端

在民法学界对无过错责任原则争议如此大的今天，无过错责任作为争议的焦点之一，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

第一，在《侵权责任法》中，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采取了列举式，使得其缺乏弹性。一旦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便难以及时的适应调整，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列举这一行为无疑存在着不合理处，我国地大人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情况。列举式的条文表面上简化了裁判，但是在事实上，生活中受到侵权的事件类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的过程，是无法量化的。试图将其固定到固定模式的做法忽略了生活本身的偶然性与随机性，不可能每件案子都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案件中使用统一标准是不公平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可裁量的标准，是能适应生活偶发情况的标准。

第二，责任限额难以抉择。在无过错原则之下，无论加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是否有过失，都因为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承担相同的责任，都适用全部赔偿原则，损失多少，就赔偿多少。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

首先，过失与无过失在这里失去了意义。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法律无疑给人一种感觉，即无论有过错与否，最后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么人们就会失去或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与约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这样就会使法律的引导与警示作用变得毫无意义。其次，法律的公平理念在这里得不到体现。过于追求受损害人的利益实现，忽略了行为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行为人反而变成了弱势群体，其利益还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就把过错于无过错方在并立的地位，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三，法官无法裁量或裁量过于困难。在案件裁判中，法官即使想通过裁量改变赔偿限额，但是不全额的赔偿无法很好的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补偿，而全额的赔偿又对行为人形成了一种不公平，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公平变得无法避免，对法官等司法机关的要求也严格起来，让他们应维持的公正变成了一种矛盾。

第三，对其他行业产生额外负担。如在保险业，判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保险赔偿就成了难题。无过错责任人去保险公司追索损失得不到补偿，由于这不属于保险公司所谓的事故，超出了保险范围，导致行为人进一步利益受到损害。而反观保险业，作为盈利性的公司，他们无法对所有无过错责任事故作出补偿，如果这样，其将面临巨大的赔偿压力，而赔偿也变得没有限制，无理由的繁冗复杂起来。这是在制定无过错责任原则时没有想到的，也是在实践中一个很难避免的弊端。这样在法律上维护了一定的公正，但是会对经济造成过于大的压力，这是从立法上直接施加的压力，公平与效率、收益再次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雷群安.论无过错原则的理解和使用[J].学术界,2009(9).

[2]王晓雪.无过错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浅析[J].法制与社会,2010,7.

法律责任原则 篇7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 各种先进的科技的不断发展, 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 人类对大自然的利用率不断提高, 在方便人们生活、满足人类需要的同时, 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 尤其是跨国界环境污染对全球的环境更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理论上讲, 跨国界污染是指在起源国的污染涉及到了其他国家或在它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任何环境污染。

当前, 国际范围内有部分区域并没有制定明确的关于跨国界污染环境方面的法律规定, 因此在解决跨国际环境污染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此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依然需要参考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文规定, 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责任原则。解决跨国际环境污染问题涉及到了国际法层面的法律责任原则, 下面笔者就跨国际法律责任原则进行具体分析。

二、跨国界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原则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跨国界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原则主要包括国家合作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 具体介绍如下:

(一)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主要是指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在解决已经发生的对国际自然环境有共同影响的环境问题、以保护自然环境为首要目的而进行合作的一种原则。

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任何国家都应该参与保护国际环境的行动、各国之间加强合作的义务。国家作为一个个体, 对于维护全球环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任何国家都应该履行这一义务。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原则。国际环境问题尤其是跨国界污染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国际成员的合作。国际环境合作的主体是国家, 只有国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该原则才会得以贯彻。

1972年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公约》中第十三条第七款规定:“委员会应与拥有与本公约目标相似的目标的国际和国家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1] ”。同时, 《世界自然宪章》原则21明确规定:“各国和有此能力的其他公共机构、国际组织、个人、团体和公司都应:通过共同活动和有关其他活动, 包括交换情报和协商, 合作进行大自然的工作[2] ”。这些国际法的条文规定都显示出了国家环境合作原则对于解决跨国界污染问题、保护环境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 严格责任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主要是指在没有考虑一国主观故意或过失的情形下, 对其行为引起的损害性后果依然担负赔偿责任的一种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是当前国际处理跨国际污染的重要的规则原则。严格责任原则直接从受影响国损害结果的因果联系出发, 保障了受影响国的利益, 这打破了国际上传统流行的举证责任的观点[3]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2005年, 由于中国石油化工吉林公司的爆炸而引起的中俄松花江污染事件, 该事件不是在主观故意的情况下发生的, 同时中国在事件爆炸发生后, 没有逃避责任, 严格遵照了国家处理跨国际污染的严格责任原则。

(三) 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

1972年,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年提出了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主要是指造成跨国界环境污染的国家需要支付环境损害费用或者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一种原则。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是目前国际范围内各国在解决跨国界环境事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要求造成环境破坏或者污染的国家必须承担清除污染、恢复原状的责任。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在解决国际氛围内的跨国界环境污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仅可以明确规定损害环境者积极治理环境污染, 而且可以对保护环境的国家起到激励作用, 对破坏环境的国家起到制约的作用, 有利于国际环境的整体保护。

(四)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主要是在解决跨国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要遵循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一种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1987年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到的, 这一原则受到国际各国成员的欢迎, 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4]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是当前国际各国在解决跨国界污染的重要原则。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明确规定“各国有义务在平等的基础上,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它们各自的能力, 为今世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2006年爆发的, 亚细亚烟雾污染事件, 为了解决该跨国界污染事件, 各方国家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亚细安跨国界烟雾污染问题会议, 多个国家表示要要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基础上, 共同解决烟雾污染事件, 保护全球的环境。

三、总结

全球范围内, 跨国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大多数都是非主观故意而造成的, 因此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污染事件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极其重要。目前, 很多区域范围内并没有签署类似的条约, 因此在处理跨国界污染事件上要以国际法中涉及到的法律责任原则为准线, 只有这样才能够完美地解决跨国界污染问题, 推动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

摘要：跨国际环境污染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法的重要课题, 妥善解决好跨国际环境污染问题, 妥善解决跨国际环境污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世界环境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跨国界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原则进行探究, 分别从国家环境合作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角度进行说明。

关键词：跨国界污染,法律责任原则,总结

参考文献

[1][英]詹宁斯、瓦茨修订, 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 (第一卷) 第二分册[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12:62.

[2]林灿铃.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08:225-226.

[3]周珂.环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08, 1:325.

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 篇8

一、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一) 两者的联系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均属于法律规范的具体表现方式, 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辩证统一、相辅相成;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则的本源与基础或灵魂, 不仅体现了法律规则基本出发点, 而且还为法律规则规定了适用的方向以及目的[2]。其次法律原则会对法律规则的适用起到一定的制约或限制作用, 对于法律原则而言, 其比法律规则具备更高的阶层, 几乎每一项法律规则都要一条、数条的法律原则作为支撑。

(二) 两者的区别

1. 适用方式

当一项具体的法律规则被广泛适用时, 表明法律规则就会以完全无效或完全有效的形式出现;若一项法律规则对已经规定的事实进行确定、并且对于法律规则的理解也已经得到司法界的普遍共识之时, 对于法律规则而言, 其在案件当中只能是有效或无效。当其处于有效情形时, 就需要接受法律规则;而对于在无效的状况下, 其则不影响到案件的审判结果。

而对于法律原则而言, 其不具备该适用方式, 而只能是为了具体案件的判决提供理由, 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原则需要在何种情况下, 才会自动生效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一问题。对于某一具体的案件来说, 法律原则不需要针对某一特定的对象, 也不决定导致特定的后果。而这与法律规则针对其自身进行调整、并会产生明确的结果是有所不同的。

2. 逻辑方面

当法律规则被广泛适用, 表明其所规定的内容是明确具体的, 而且还体现了其的严谨逻辑;而法律原则没有具备这样的特点, 它只针对不特定的事实进行预测或指引。因此法律原则尚未具备严谨的逻辑结构的特点。

3. 在对行为的指引作用方面

法律原则在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引方面, 较法律规则更具备广泛性, 通常而言当人的行为遵从法律原则, 就不会出现违背法律规则的现象。一方面法律对人的行为进行指引, 主要是借助法律原则才得以顺利完成的;而处于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之下的行为人, 会被动地接受指引。可见法律规则于法律原则相比, 其对行为人的指引作用十分有限。

二、法律原则识别概述

(一) 法律原则的识别标志

首先法律源于社会, 其会对人们的生活关系行为起到规范作用, 对于其的规范形成方面, 不仅取向法理还取向法律所规范的所有对象。其次正当性是法律原则力量的来源, 法律规则能够运用于司法界, 而法律原则尤其是未明确规定的原则, 能够被司法推演的法律原则的适用, 主要依赖的是法律原则内容的正当性。法律原则作为法律的公理, 其具备完全性, 并且能够通过其进行其他法律规则的推演, 进而成为其他法律要素的逻辑起点。此外通过法律原则, 使得法律的价值旨趣与法律规则的核心内容能够得到证成与检验, 并且还可推导出法律的全部内容。法律原则主要是来自法律规定及其旨意推演而来的, 不仅是内含在法制当中、贯彻在现实生活的各项准则与原理中的原则, 更是长久维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道德要求。

(二) 法律原则存在的形式

1. 存在于现有的制定法中

法律原则直接存在已成文的制定法当中作为法律明文规定, 例如:《民法通则》中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表示的是平等原则;国家的《宪法》当中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表示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可见法律原则存在于制定法当中。

2. 存在于宪法等法律的基础或推论中

法律原则就现阶段而言, 其还不能从法律明文规定中全部找出, 但法律原则却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条件与基础;更是作为法律条文的真正内涵体现。该类的法律原则能够从法案说明的各项资料中、从立法的历史背景或者是从法律中推导出来的。

3. 存在于事物之理与法律价值当中

法律原则没有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明文规定, 也不能从其他法律的规定中进行推导出来, 而是超越于法律存在于法律之上, 其效力基础源于公平公正。此外法律原则不仅存在于法律目的实现当中, 而且还存在于法律所规范的价值观念范畴之中。

4. 存在于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法律原则的存在形态也会在法官判决案件的过程中得到体现, 法官对案件判决时, 通常都会揭示部分原则。一个案件的审判就是一种自身带有原则的司法案件判决过程。为此, 法律原则作为案件审判权威性要素的最基本原则, 也会存在于判决的过程。

三、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 法律原则适用的情况

作为纠正法条失误根据时, 可适用法律原则。由于法律是人在社会实践当中总结并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 因此法律也是会存在不足。为此运用法律原则对失误的法文进行纠正, 能有差错补漏的作用, 同时还能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条文, 确保个案的公平与公正性审判。

其次法律原则还可作为有效弥补法律漏洞的依据。对法律的漏洞进行补救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采用根据法律权威与本质演绎而来的法律原则给予弥补。对于法律的漏洞补救适用法律原则应依据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现状, 采取类推适用的办法:相同的案件类型, 可进行相同的处理。对于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 都应该全面、慎重考虑到法律的本质与规范意旨, 方可慎用。

最后法律原则作为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的依据, 对于某个案件的审判而言, 法律原则即被视为全面、正确了解法律、了解其推理权威性的根本出发点。当面对矛盾或冲突的法律规则之时, 就需要法律原则对法律进行解释、说理, 从而确保司法对案件的审判过程与判决结果的公正。此外法律原则对于传达法律精神、有效连接法律规则与法律目的起到中介、桥梁的作用。

(二) 适用方法

作为法律的要素, 法律原则具备司法的适用性, 而其原则的适用又具备特殊性, 与法律规则中“把案件事实、法律后果以及规则的行为模式相互连接”方式不同, 当前的法律原则不可以直接适用, 而是需要借助某一案件的利益衡量或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 进行具体化之后才能得到最终的结论[3]。

1. 在实践中进行具体化、充分说理情况下可适用

要想把法律原则转成为法律规范, 还需要依靠特定的事实把法律原则规范化、具体化之后才可适用。法官进行法律原则的具体化过程中, 还需要进行充分地说理并且进行正当化的客观的判断, 对于法院的法定职权与地位而言, 其最终的权威还是需要建立在有效说理前提下得以体现的。

此外对于法律原则的具体化, 并不是作为相同案件所确定的某一具体标准, 而是按照不同案件、根据法律本质、精神结合立法的目的进行的具体化, 最终确保司法的公平与合理。

2. 对价值进行判断时需遵循客观标准

法律原则的适用需通过对案件的可客观分析, 根据价值判断进而全面衡量所得到的结论。因此, 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本质上就是将价值判断的引入的过程。其次法官应该按照客观标准对价值进行判断, 即社会客观价值、伦理秩序以及公平正义理念, 避免将个人的主观想法强加到案件审判当中。

3. 法律原则适用的限制

(1) 应严格限制适用法律原则突破或放弃成文法的情况。若适用法律原则对案件裁判的结果和直接适用法律规则出现不一致情况时, 法官应该在维护正义公平与维护法律的有效性、权威性基础上, 进行综合衡量。其次还应进一步论证法律原则在案件中包含的价值, 一旦制定的法规出现明显的不足或缺陷之时, 就应采用方法有效重塑法律的精神, 进而有效维护法律的权威性, 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2) 划分并建立法律原则的适用类型, 提高其适用的统一性。为了避免因适用法律原则导致偏差与歧见现象, 应划分法律原则适用的类型, 明确适用的方法, 以保障运用法律原则实施裁判的统一性与确定性;法律原则的适用既不能将脱离法律背景的道德原则以法律原则的名义直接适用于个案中也不可脱离案件背景而直接适用。

(3) 严禁向一般条款逃逸。进行案件的裁判时, 若已有法律规则进行了明文规定, 且适用法律原则亦可得到同一的结论时, 应该迳行适用该法律规制, 不得出现不顾法律规则而运用法律原则。其次司法者进行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当中, 应优先考虑是否适用法律规则, 唯有在对所有的法律规则思考并确定还不能解决问题之时, 才可按照法律原则的适用方法 (即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将具体的法律原则适用到某一具体的案件之中[4]。如司法者在具体案件中自行适用法律原则, 将会放纵司法者的恣意, 导致法律权威性受损, 不利于司法的公正与合理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司法工作者只有掌握有关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情形, 才能在具体案件中全面权衡各方利益, 确保案件审判的质量, 彰显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摘要：在我国法律原则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规范, 处于法律结构的核心地位, 对法律原则的识别与适用问题, 应遵循客观的条件、规律以及方法。文章分析法律原则的识别和适用问题, 能够有效地体现并发挥法律原则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体现我国司法案件的判决公正, 有助于全面促进我国法制目标的较快实现。

关键词：法律原则,识别适用,价值意义,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王宏显.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探讨[J].理论探索, 2013 (5) .

[2]李媛.浅析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基于德沃金法律原则理论视角[J].中外企业家, 2010 (2下) .

[3]陈金钊, 谢晖.法律方法 (第十卷)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法律责任原则 篇9

何为归责与归责原则?在传统法学理论中，归责通常是指侵权行为的责任归属，归责原则即为确认侵权行为责任归属所遵循的原则。“归责的含义，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通常是指民事侵权行为，因而归责原则即被定义为“在行为人的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而民事侵权责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损害赔偿责任，因而有学者认为：“归责是指行为和物件造成他人损害后应根据何种依据使侵权行为人或物件所有人、使用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实际上是归责的规则，即确定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依据”。上述几种对归责原则的表述，虽然各自立足角度不同，但都抓住了归责原则的实质和要害，其理论贡献是不可泯灭的。但这种表述仍然存在某些缺陷：如归责原则是否只是针对侵权行为?对非侵权的其他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有无指导意义?或许为解决上述问题或不足，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归责原则指追究法律责任的根本标准……换言之，能够成为归责事由的因素是众多的，其中带有评价性的根本法律价值要素才是归责原则。”这一表述把传统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明确了归责构成不同于归责原则。可惜的是这一表述只是对归责原则的内容进行了阐释，而没有直接对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下一定义。我们认为，不同领域中的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不仅要体现与其他法律责任共有的归责原则，更要体现具有自身特点的、对行政领域具有特殊意义的归责原则;不仅要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还要为具体的行政法律责任构成提供指导。据此，我们把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定义为：它是指体现在行政法之中、判定某一行为应否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如何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是指导具体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

二、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意义

（一）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体现在行政法之中的一种理论抽象

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虽然不是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但它也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体现在行政法之中，用以指导和规范具体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检验的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法律精神。它来自于具体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又高于并指导具体行政法律责任规范，是在行政法基本原理、原则的指导下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理论抽象。例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合法与合理等原则，它们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行政法律责任当然也得遵守;但它们毕竟太原则，难以直接依此来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还需要借助于具体的法律责任规范。如《行政处罚法》第55条就是一个具体的责任条款，但是在具体适用上仍有困难：该条规定的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为什么要对行政人员追究责任?“可以”追究并非必须追究，究竟追究还是不追究?如果追究将怎样追究?追究的程度如何?行政处分的种类有六种，应当追究哪一种?等等。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仅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当然不够，直接适用具体法律条款也有困难，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这里就可大显身手了。

（二）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判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基本标准和依据

就行政法而言，某一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承担何种法律责任以及承担的责任程度如何，应当以行政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作为标准和依据，而行政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正是根据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制定出来的。例如，《行政诉讼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的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追偿责任，就是分别依据归责原则中的违法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制定的，或者说它们分别体现了违法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精神。因此，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并不是具体确认行政法律责任的直接根据，而是用以指导行政法律责任归责的深层次的价值判断和精神。深刻理解和掌握这种价值判断和精神，对于正确创设和实施行政法律责任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具有高位阶的法律效力

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虽然不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直接确认某一行为责任的法律规范，但这并不影响其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作为一种体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法律精神，其法律地位应当高于具体的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因而它不但当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较高位阶的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弥补行政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和处理有关行政法律责任特殊问题的依据。当具体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缺失或不明确时，可以直接依据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来处理;当具体行政法律责任规范不一致或发生冲突时，也应以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和依据。

摘要：对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这一基本问题, 行政法学界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就着重对行政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涵义与意义做些探讨, 在对目前的主要法学观点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 力求理出一个基本的思路, 以期对法律实践能够有所裨益。

关键词：行政法,规则原则,涵义及意义

参考文献

法律责任原则 篇10

学校在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学校在学生体育活动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

1.建立体育安全工作小组。体育安全工作小组的职责是全面负责体育安全工作, 包括体育活动安全和与体育活动相关的人、财、物的配备和管理工作, 确保活动安全开展。如:体育安全工作小组一般以校长为组长, 分管学校安全的副校长任副组长, 教导处、政教处、总务处等科室负责人任组员;校长是体育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全面负责体育安全工作, 统筹安排各项体育活动;副校长是在校长的领导下, 具体负责体育安全各项工作, 对体育安全工作负直接的管理责任;各科室负责人具体负责各自范围内与体育相关的安全工作, 教导处重点加强体育从业人员的培训、业务检查等工作, 政教处负责体育活动的计划制订、学生教育等工作, 总务处负责各项体育活动场地、器材的添置、维护保养的工作等, 从而全面落实体育安全责任制, 层层签订体育安全责任状, 明确各体育岗位的具体职责, 做到体育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问, 同时, 完善体育事故责任追究制, 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 在出现体育伤害事故后, 对相关人员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依法处理, 不断增强体育安全管理意识。

2.健全“预防体育伤害事故防护机制”。“体育伤害事故防护机制”是指针对体育活动的场地、器材因素, 从采购、维护、保养等方面, 加强对场地、器材的安全管理, 增强防范机制, 避免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出现。如: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 在添置运动器材时, 要严把采购关, 确保运动器材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并在规划场地、器材的放置时, 本着安全的原则, 避免因场地、器材的安全隐患所造成的伤害事故;同时, 要对体育活动的相关场地、器材安排专人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做好检查记录, 定期保养, 对需要维修的场地、器材, 及时与相关人员联系, 限时整改, 责任到人, 在隐患未排查前, 张贴明显的警示标志, 减少避免事故的发生。

3.加强师生体育安全教育培训。学校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 要有计划、分步骤、多形式地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提升自护自救能力, 确保师生安全地进行体育活动。如, 在每一学年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 制订本学年的体育安全教育培训计划, 把学年计划细化到每学期、每季度、每月、每周、每天, 同时要加强体育安全知识氛围的营造, 利用黑板报、校园广播、手抄报、晨会、班会等多途径进行体育安全教育的宣传;也可以定时间、定地点邀请相关人员对全校师生进行有关体育安全教育培训, 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出勤管理工作;此外, 为了提高安全教育培训的效果, 可以采用知识竞赛、辩论赛、观看视频等方式不断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 增强学习的兴趣, 提高安全教育培训的实际效果。

4.严把体育从业人员关。体育从业人员主要是指学校内从事与体育相关工作的人员。从业人员要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监管, 确保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如, 在具备从业资格的前提下, 体育教师应遵循学生的生长发育规律、技能形成规律、组织教学规律等制订相应的活动计划和伤害事故应急预案, 确保活动的安全;体育器材保管员要每天坚持检查场地、器材, 并做好检查记录, 出现安全问题, 及时向学校反馈, 确保场地、器材不存在安全隐患;同时, 还要加强从业人员劳动纪律的管理, 对出现的不合格从业人员, 需停止目前工作, 进行进一步学习, 达到要求后再上岗, 否则辞退。

5.制订“体育伤害事故突发应对预案”。学校可以针对体育伤害事故的类型、大小制订合理高效的“体育伤害事故突发应对预案”, 如, 《课外活动伤害事故突发应对预案》、《体育训练伤害事故突发应对预案》等。正常情况下, 出现体育伤害事故后, 要及时进行现场救援, 视受伤程度及时送校医务室或医院, 如果出现伤害过重, 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向学校和上级领导报告, 及时通知家长, 做到接待和安抚工作, 责成相关负责人查明事故原因, 明确事故责任, 通过协商、调解、诉讼等合法手段解决学生的体育伤害事故。

6.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检。定期对学生进行体检有利于准确把握每个学生的身体状况, 以确保其体育活动的安全。但诸如一些先天性心脏病、肢体残疾等隐性情况, 家长和学生有时不知道, 有时会轻视不以为然或因其他原因不好意思说, 不愿意将实情及时告知学校, 都是体育伤害事故的隐形隐患。作为学校, 要每年至少一次对全体学生进行体检, 对体检结果及时反馈给家长、教师等相关人员, 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 让学生进行适度的体育活动, 避免因身体不适造成的体育伤害, 同时, 要建立身体特殊学生档案, 做到有据可循, 及时了解学生的身体、思想状况, 及早消除安全隐患。

二、厘清学校的事故责任

1.不承担事故责任

案例:在一节原地双手头上掷实心球课上, 学生张某在练习原地双手头上掷实心球动作时, 不遵守课堂纪律, 不按照教师教授的动作要领进行练习, 与其他学生说话、打闹, 经教师几次提醒后仍肆意妄为, 在一次练习时, 因擅自改变两脚的站位且动作幅度过大, 导致左膝关节髌骨移位, 教师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汇报, 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

处理结果:经学校与家长积极协商, 家长认同事故完全是因为学生自身原因造成, 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分析: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针对学校应承担的体育安全责任, 学校认真进行了履行,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育安全管理体系, 无明显的职责过失;同时, 作为体育教师按照学校的体育教学要求, 在上课前进行了安全、纪律教育, 并做了充分的准备活动, 教授动作较合理规范, 而且, 针对张某上课的不良表现及时给予了提醒, 但因张某自身原因, 不遵守纪律, 随意改变动作, 导致了体育伤害事故的出现, 事故责任应由张某个人全部承担。

2.承担部分事故责任

案例:体育教师刘某长期工作懈怠, 在上一节体育课开始时, 直接宣布让学生拿篮球自由活动, 自己则跑到一边玩起了手机, 正巧一名学生因在运球时不慎摔倒, 嘴巴着地, 导致两个门牙磕断, 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伤害事故。

处理结果:学校和任课教师共同承担了学生的全部医疗费用, 同时学校进行了认真总结, 明确了安全管理责任, 对任课教师进行了批评教育。

分析:在这起事故中, 无论是学校还是体育教师都有逃脱不了的责任。作为学校, 知道体育教师刘某长期工作懈怠, 没有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负有明显的安全管理过失;作为体育教师, 在教学中因本人的工作懈怠, 没有履行好自己的教育责任, 最终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 应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法确定”, 二者都应该承担因责任过失而造成的部分事故责任。

3.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案例:某学校知道本校的塑胶操场因使用时间较长, 多处存在破损, 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 仍然如期召开了运动会, 导致学生李某在1000m的长跑比赛中, 被塑胶跑道的破损处绊倒, 导致左肘关节骨裂, 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处理结果:学校和任课教师共同承担了学生的全部医疗费用, 同时学校进行了认真总结, 明确了安全管理责任。

分析:作为受害的学生在做了充分准备后, 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地点参与了长跑比赛, 本身不存在责任过失, 不承担事故责任;而作为学校方, 在运动会中, 明知道学校的场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既没有及时发现修复, 又没有在比赛前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 抱着侥幸的心理, 最终导致了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在这起事故中, 学校应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分析这类的体育伤害事故时, 应充分考虑到各方是否存在责任过失, 以这起事故为例, 伤害的发生不是因为学生主观过失造成, 而完全是因为学校对运动的场地存在管理疏忽, 没有尽到学校安全管理责任, 所以学校单方面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受害方进行赔偿。这样学校单方面赔偿的因素还有很多, 如, 学校单方面的体育安全管理工作混乱, 在履行学校自身的管理、教育、保护的职责中, 存在明显的隐患和漏洞, 均应由学校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进行赔偿, 对情节严重的, 应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三、把握事故的处理原则

1.责任过失原则。《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因学校、学生或者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相关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行为过错程度的比例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校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是否因自身的职责过失, 导致了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决定学校是否承担伤害事故责任的根本标准。在处理具体的伤害事故中, 应充分把握责任过失的原则, 学校存在责任过失的, 必须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除了对受害者进行法律规定的民事赔偿之外, 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追究相关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2.责任分担原则。《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八条, 还明确了是责任过失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后果的因果关系, 在很多的体育伤害事故中, 往往会出现学校、教师、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失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根据责任分担的原则, 厘清各方的过失大小对损害后果的影响程度, 按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无责任补偿原则。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六条中, 明确提出了:“学校无责任的, 如果有条件,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本着自愿和可能的原则, 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也就是说, 在一些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 虽然学校履行了自身的职责, 不存在明显的过失, 不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果, 但考虑到受害者伤害程度, 对学生的影响程度, 乃至家庭的承受程度, 作为学校要把握无责任补偿原则, 可以对受害者进行一些经济补偿, 使受害者得到一定的精神慰藉, 家庭能够正常生活, 促进受害者的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必须的。

4.维护权益原则。当下家长普遍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 只要出现了伤害事故, 学校就脱不了关系, 学校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 就要承担相应的医疗费、伙食费、补偿费等, 即使明显是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伤害, 家人也认为必定是“私人”对“公家”, 到学校去闹, 往往学校怕造成一定的影响, 会做出适当的妥协。《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明确指出了12种情形造成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除了这12条之外, 不是因为学校的责任过失造成的伤害事故, 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要根据法律法规, 坚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不卑不亢, 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5.完善体系原则。《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明确指出:“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 应当针对学生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 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学校要从体育安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 本着完善安全体系的原则, 完善体育安全工作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体系, 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即使不是学校的过失, 也要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 避免因沟通不畅造成影响;同时应针对事故中学生的伤害程度, 及时地采用各种有效的引导方式, 避免因伤害事故处理不当造成的二次伤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E].[2002]第12号令.

浅析工伤认定的法律原则 篇11

关键词：工伤认定；劳动关系认定；案例分析

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

劳动者在工作或视同工作过程中因操作不当或其它原因造成了对人身的侵害，为了鉴定该侵害的主体而对过程进行的定性的行为。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一般由劳动行政部门来确认。

一、工伤认定的性质特点

（1）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属于行政确认行为。确认的结果有四种：是工伤，非工伤，视同工伤，不视同工伤。

（3）属于须申请的行政行为。“不申请，不认定”是工伤认定程序的特点。

（4）单位、职工或其近亲属一方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进行行政诉讼。

二、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基础。依据《劳动法》第16条的规定，劳动合同应是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最明显标志。但在实践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内尤为突出。1995年劳动部正式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事实劳动关系”概念，指出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定劳动合同，但劳动者本人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成员，并为其提供了有偿劳动，亦认定形成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造成了实践中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不一致。笔者理解的劳动关系应是一种相对稳定、规范的用工关系，劳动者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付出劳动，由用工单位领取报酬。以下就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有关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以及劳动关系和承包关系的有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界定的现实意义在于，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要认定为工伤事故，则不考虑雇主有无过错，雇主须对工伤事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后者适用民事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须证明责任人有过错，才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劳动者如果不能证明其受伤是因用工者的侵权行为所致，该风险就只能自负。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1.根据主体双方是否需符合法律规定进行界定

劳动关系的主体包括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即只要是在国家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各种经济组织和经营单位，均是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未依法登记的非企业或非个体经济组织，如农村松散性建筑队、农村承包经营户，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主体。而劳动者应年满十六周岁。如果用人单位招用了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那么该未成年人与用人单位间就不能形成劳动关系。若在工作中受伤，亦不能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从保护这部分劳动者的角度考虑，制定特别规定，该类情形不能认定为工伤，但伤者所在单位应给予伤者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而劳务关系则对主体无禁止性规定，对用工方，可以是依法登记的主体，也可以是未进行登记的主体，可以是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对提供劳务的一方亦无年龄等相关限定。

2.根据是否形成规范的用工关系进行界定

所谓规范的用工关系，一是体现在关系双方建立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合同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的过程要接受用工单位的监督、管理，用工单位应定期给付报酬，即双方存在一种支配、控制关系。二是规范的用工关系，更注重的是劳动的过程而不是劳动成果。劳动者只要付出了劳动，不论能否得到预期的劳动成果，用工单位均应给付劳动报酬。而劳务合同关系是受民法、合同法调整的一类民事法律关系，它不受《劳动法》的调整。一般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劳动者一次性提供劳动成果，用工方一次性结算劳动报酬。在劳务关系中注重的是劳动成果，至于劳动者以怎样的劳动形式取得该成果，并不受用工方的约束。劳动成果作为交换条件，未取得劳动成果则用工方一般不予支付报酬。

（二）关于劳动关系与承包关系

企业承包有内部承包和外部承包之分，所谓内部承包，即企业将部分工作承包给企业自己的职工，内部承包实际是企业的一种管理行为，对该职工的行为应认定是代表企业行使的职务行为。由此，对该职工自行招用的人员应认定与企业间存在劳动关系。外部承包中劳动关系的认定则应区别不同情况。如果承包方是进行了工商登记具备经营资格的独立主体，则承包方招用的人员是与该承包企业形成劳动关系，与发包方无劳动关系。如果承包方是自然人，一般情况下，该自然人与发包企业间是承包关系，与其所招用人员间是劳务关系，即承包方及其招用人员与发包企业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对于有些工作比如建筑工程，是需要具备一定资质才可以承揽和施工的，但有些具备资质的企业如建安公司会将其承包的部分工程非法转包给没有资质和经营资格的农村闲散包工队，这些包工队并无建筑施工资质，所以其对外施工只能是以该建安公司的名义，对此建安公司也是默许的，而且建安公司最终对该工程质量负责。基于此，笔者认为，从严格责任的角度，完全可以认定包工队人员系建安公司因施工需要而招用的，即包工队的人员与建安公司间存在劳动关系。

以下有关劳动关系的案例，也是目前存在于建筑行业中的较为普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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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王某与某建筑公司签定了一份合同。合同中约定王某为建筑公司加工一批空心砖，建筑公司按王某提供产品的数量、质量与其结算。王某在与建筑公司签完合同后，招收了部分民工，王某按民工们提供的劳动量支付劳动报酬。后一吴姓民工在工作中右手受伤。吴某认为自己是在为建筑公司加工空心砖时受的伤，请求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其受伤是工伤。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吴某与建筑公司没有形成劳动关系，故不能认定工伤。本案中，王某与建筑公司间形成的是经济合同关系。因王某系非法用工主体，王某与吴某间形成的应是一种劳务合同关系。故吴某与建筑公司间并未形成劳动关系，劳动部门的认定是正确的。

三、工伤的认定依据

根据我国2011年1月1日实行的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一般包括因工伤亡事故和职业病，以下情形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前提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是两个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同时还得是“因工作原因”而受到的负伤、致残或者死亡。事故伤害是指职工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等类似伤害。

（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是指非工作时间内，具体讲是开工前或收工后的一段时间，譬如上班时间为9点到12点然后又14点到18点结束一天的工作，但是职工提前在8点30分到岗或者下班后做完收尾工作时间到18点半等等，均可以认定为“工作时间前后”，但是有一点则特别重要，其目的必须是从事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比如为启动机器做准备工作，或者关闭机器后收拾与工作有关的机器、工具等。

（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必须同时具备，并且必须是在履行本职工作，这里受到的伤害是“非工作原因”，是来自本单位或者外界的“暴力、意外等”所致。例如，有人在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的时候蓄意对职工进行打击报复，对其人身进行直接攻击，致使职工负伤、致残或者死亡等。

（4）患职业病的。即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因工外出期间”含因工出差以及因工临时外出办理业务等，同时必须是在发生事故时正在履行工作职责，即因工作原因外出，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时下落不明。

（6）职工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发生事故的，亦可认定为工伤。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上下班途中”指从居住的住所到工作区域之间的必经路途，必要时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对于探亲访友时遇到的人身伤害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还应该增加关于非法驾驶的问题，这种问题一般驾驶二轮摩托车居多，对于非法驾驶（无证驾驶的）的，达到交通肇事程度的，不予认定工伤。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这是一条法律上的兜底条款规定，由于工伤事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仅需要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范性强制性规定，也需其他法律法规做出相应调整，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也应当纳入本条例调整的工伤范畴中。

四、对工伤认定案件中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所谓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在一定范围内根据一定原则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

关于自由裁量权的产生笔者认为主要有二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成文法的局限性。任何一部法律，无论它如何周密，都不可能规范当时相应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更不能规范其未来将要发生的变化。第二是法律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法律语言是法律的载体和表达形式。但作为语言它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导致了一些法律在对具体的权利义务的表达上的障碍。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一）项“在紧急情况下”，第（四）项“工作紧张”，如何界定“紧急”“紧张”呢？《工伤保险条例》中亦有“工作时间前后”的表述，那么这个时间如何把握呢？甚至包括如何界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实践中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笔者受理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是某装饰公司，被告是某县劳动局，第三人李某是伤者。第三人与原告有劳动关系，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突发脑溢血，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丧失劳动能力。被告对第三人作出了工伤认定，认为第三人已50岁，发病时站立在1.5～1.8米高的木架子上用电动机切割瓷砖，工作难度大，噪音大，符合认定工作紧张的条件，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认定李某为工伤。原告起诉到法院后，当时形成二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第三人切割瓷砖的工作并不能构成工作紧张，且脑溢血这种病随时有发作的可能，与工作情形无必然联系；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认定的“工作紧张”，有其事实和理由，也相对合理，基于“工作紧张”本身很难界定，故应尊重行政机关的这种自由裁量。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本案劳动行政机关认定第三人的这种工作状况能构成“工作紧张”，是其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的认定，其中不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自由裁量权应如何进行司法审查呢？笔者认为把握好审查的“度”非常关键。对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性的审查，其“度”必强。应严格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职权，是否超越法律法规授予的裁量权限等，对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而对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审查，其“度”有限。对于行政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即使认为不适当不合理，也应保持克制，在最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选择。除非被诉行为不合理情形属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则应依法予以撤销或改变。即：一是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实施裁量行为是出于非法的目的；二是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出于主观武断、严重过失，或显系缺乏合理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工伤认定虽然只是工伤保险制度中的一部分，但是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法律程序的起点，也是工伤劳动者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性条件。而本文所描述的工伤认定范围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处理工伤案件的依据的标准，因此，只有对工伤认定范围作出适当合理的界定，才能很好的指导工伤认定的实务。

参考文献：

[1]崔巍，宋锦生.工伤认定中若干法律问题探讨[J].《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2期

[2]张素伦.农民工工伤认定中的劳动关系研究[J].《理论月刊》，2011年1期

[3]杨曙光.试论工伤认定中的基本权保护原则[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

浅析产品责任归责原则 篇12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是指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就该缺陷产品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应承担何种形式的法律责任, 其决定着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免责事由的设定。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受害人控告产品制造者或销售者责任的依据, 是确定行为人承担产品责任的基本事由、标准、依据, 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性, 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 即为法律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亦或是行为人的行为、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 使行为人来承担产品责任, 从而平衡当事人的利益, 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及正义。

二、我国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的现状

关于产品责任问题首次作出规定是在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工业产品责任条例》中, 其次就是1986年《民法通则》中的第122条。在总结各国的立法经验和实践基础上, 1993年我国又通过了《产品质量法》, 该法是我国首部有关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和有关民事责任的综合性法律, 但因为法律的滞后性, 新的情况不断产生, 又于2000年7月对该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案总结了各种不足,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 修正后该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紧接着, 去1993年又通过了专门规定消费者权利义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最新的关于产品责任的立法是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此外有关产品责任的立法还有一些行政立法, 如1995年的《食品卫生法》, 2001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制度相比, 我国的产品立法相对分散, 其次主要是围绕产品质量责任而发展, 目前还没有形成一部专门的产品质量法。

三、对我国产品责任规则原则的完善建议

从产品责任的归责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产品责任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此, 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 明确概念和界定标准

《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者和销售者都是直接责任的责任主体, 运输者和仓储保管者则承担补充责任。生产者由成品的生产者、原料、半成品的生产者组成。销售者由批发商, 零售终端, 包括以其所有权、以期货交易等以其他方式油价转让给他人的团体或个人组成。产品的范围也应扩大, 如电力、天然气等也应纳入产品范围, 智力成果和血液制品等不宜成为产品。在缺陷及认定标准方面, 何为缺陷, 我认为不同于行业标准, 也不同于国家标准, 也便是说, 产品即使达到了上述标准, 产品也可能会有缺陷, 即不合理的危险。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等可以作为最低标准, 其不合理危险则作为较高标准。

(二) 建立以严格责任为主, 过错推定为辅的原则

确立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严格责任, 不仅能够促进生产者改变生产工艺, 提升产品质量, 还有利于打击销售者的只假贩假现象, 同时严格责任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符合当今社会的趋势。但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他们的经验。确立以严格责任为主以过错推定责任为辅, 对消费者而言, 权利受到侵害时, 将会得到最大的保护。而对于生产经营者而言, 辅之以过错推定, 可以督促他们提升自身, 同时又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来减轻他们的责任, 从而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实质公平。

(三) 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

纵观中国国情, 为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 促进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 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有重要的意义。以此来明确价值理念, 使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得到公平对待。《产品责任法》的制定是为了赔偿受害人的同时防止在出现类似的状况, 而其核心则是财产赔偿。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也应当具体分析, 如销售者在一些情况下根本无法检查产品, 也当然不知道其是否有缺陷, 在此情况下应对销售者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某些产品的缺陷是在长时间后才显示出来, 生产者又难以确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用市场份额理论补充。与此同时, 我国的产品责任保险制度也应完善。综上, 制定《产品责任法》对我国的产品问题有巨大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体系还存在缺陷。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经济尚不十分发达, 科技力量还相对落后, 我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尚不能移植发达国家的完善的严格责任制度, 而应当以严格责任为主, 过错推定责任为辅。立法者、立法机关应该尽早制定一部完善的《产品责任法》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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