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法律责任（精选12篇）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1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起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保护其权益, 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来自产品安全、环境保护、公益事业投入等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 公众也开始更加关注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的表现。跨国公司较早开始有系统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积攒了一些有益的经验。通过对社会责任表现优秀的跨国企业的案例分析, 我们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的五个特点:①在教育领域内投资最大;②注重创新和可持续性;③与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紧密合作;④反应迅速;⑤系统的社会责任管理, 长期投入。
关键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可持续性,教育
1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要求企业把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司战略。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起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保护其权益, 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益相关者学说是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经济学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Stakeholder Theory) 认为企业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 也要关注员工、消费者、社会等各方的利益[1]。Freeman (1984) 把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相关方和次要相关方。主要相关方包括企业所有者、管理层、消费者、雇员和供应商等, 对企业的运营有直接的影响。次要相关方包括政府、社区、商会、环保主义者等, 通过间接的方式对企业的运营产生影响。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终将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从而为所有者实现长期价值。对员工、消费者以及合作伙伴利益的关注, 可以直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对社区、环境等社会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可以提升企业声誉、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这又会间接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有多种定义, 但都反映了要求企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2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现况
目前, 中国社会正越来越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产品安全、环境保护、员工福利等方面频频出现问题。由于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和措施, 中国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时, 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达到GDP3000～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对员工生命健康权的忽视, 使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了全世界的80%, 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面对频繁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 媒体、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不断增加。从2003年开始21世纪报每年都开展了“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行为评选”活动。2005年, 《WTO经济导刊》杂志社与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北京国际论坛”。如何较好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为了企业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特殊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使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搜狐公司2006年调查表明, 中国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最关心的是产品的安全问题。公众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总体上比较有信心, 但是一旦出现问题, 反应也更加强烈。跨国公司运营相对规范和透明, 受到的关注也更多, 出现问题也更容易被发现。2005年被披露的肯德基使用“苏丹红”、雀巢奶粉质量问题, 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极大地影响企业的形象。在中国, 多数跨国公司较好地承担了社会责任, 但中国企业的重视程度尚有不足。多数知名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有了完备的社会责任实施体系。在财富500强企业中, 95%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行为理念和规范, 如惠普、福特汽车、GE、VOLVO公司、可口可乐公司、Sony、诺基亚等。在华企业往往传承了母公司的行为规范, 在概念认知、组织结构、制度建设和行为实践等方面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企业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跨国公司通过“工厂守则”等方式带动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一些公司还在中国公司内设立了相关的社会责任部门, 并委托有关公证机构, 作为审核机构对于中国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劳工标准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审核。但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普遍重视程度还不高, 外资 (合资) 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认知度有近70%, 而国内企业对此认知比例还不到50%[2]。公众认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视程度不够、监管不够严格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较慢的最主要原因。中国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正在不断提高, 60%的中国公众认为衡量一个好企业最重要的标准是有可持续发展规划, 承担社会责任, 关注公众安全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3跨国公司在中国社会责任的实践现况
通过对公众积极评价的跨国公司的案例分析, 我们发现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支持教育教育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关注的领域。2005年, 中国慈善捐赠额最大的前25家跨国公司总共捐赠16995万元人民币, 其中教育领域的捐赠约占28%, 达4679万元。参与希望工程、进行高校合作、奖学金计划是三种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教育投入形式, 总数占跨国公司教育领域全部活动的50%以上。跨国公司在教育领域的活动日趋深入, 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如可口可乐公司从1993年开始支持希望工程, 目前已经建立从小学至大学的完善资助体系, 捐赠总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西门子公司 (Siemens) 与国内数十家高校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如捐赠设备、提供实习、联合建立实验室等。
3.2环境保护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强调环境保护, 采用先进的生产管理体系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在厂房选址时考虑到工厂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因素, 注重保护。如欧莱雅苏州尚美工厂创建安全和环保手册、成立卫生和环保委员会、建立废料管理体系, 并注重水和能源的节约以及肥料的回收, 严格控制污物排泄;东芝在投资设立常州东芝变压器有限公司时, 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对建厂的土壤进行全面的监测和评估, 并钻土取样运送到日本检测化验。
3.3救助灾区非典、地震、洪涝灾害等突发灾害或事件发生时, 很多跨国公司都积极慷慨地向受灾地区捐款捐物。并通过倡导社会爱心和举办活动, 长期为受到灾害的地区和群众做出贡献, 发挥公司业务和产品的特点, 长期为受到灾害的地区进行设备和服务的援助活动。2002年, 摩托罗拉公司发起“情系西部, 共享母爱”, 成立了北京第一家外企设立的扶贫赈灾捐助公司。
3.4扶贫跨国公司在扶贫领域的活动倾向于扶持重点项目, 重视扶贫的可持续性, 主要形式包括捐赠财物、提供培训等, 扶贫活动经常与普及教育紧密联系。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水平, 以帮助当地居民有能力实现自力更生。如2005年, 西门子公司 (Siemens) 与外交部合作, 捐赠30万元人民币用于云南省金平、麻栗坡两县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
3.5社区服务发起旨在改善社区环境和丰富社区生活的公益活动或资助。采取为社区增添新的设施的方式, 改善社区人民的生活环境。通过志愿者活动或赞助等方式, 对社区内的需要受到特殊照顾的成员提供关爱和资助。并根据公司业务的特点对社区的成员进行培训活动, 不但可以改善社区环境, 还可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
3.6顾客/员工跨国公司注重通过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员工福利来履行社会责任。在顾客领域, 跨国公司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不断提升顾客满意度、积极应对顾客投诉等。如2005年, 福特汽车 (Ford) 对于顾客问题的平均解决时间降至2.86天, 58.3%的问题能在24小时内解决。在员工领域, 跨国公司的主要活动形式包括员工安全计划、实行高于外部标准的员工福利等。如通用电气 (GE) 针对员工子女举办“未来之星”活动, 优胜者将获得奖学金用于支付大学学费。
4结束语
跨国公司与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紧密合作, 开展各种社会责任活动。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在政府机构主导下并结合与国内组织合作开展, 与政府机构进行合作,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项目通常能够顺利实施, 在操作层面上不易遭到地方政策或其它因素的阻挠。多数跨国公司具有公司社会责任体系, 对社会责任活动进行长期而持续地投入。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优秀的跨国公司通常都根据公司特点, 设立公司社会责任体系, 从而约束公司自身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活动。通常根据自身社会责任体系, 在各个领域进行有计划地长期投入, 逐步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Dodd, E.M (1932) ,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 stees?Harvard Law Review, 45:1145-1163.
[2]2005年9月中华慈善总会发布的《2005年中国企业公民发展现状调查报告》.
[3]文逢博, 高蕾.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伦理[J].价值工程, 2011 (10) .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2
一、英国反洗钱立法的历史背景 所谓洗钱（money laundering），通常是指隐瞒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伪装起来使之看起来合法的活动及其过程。由于将犯罪收益称为“脏钱”、“黑钱”，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使之披上合法外衣的活动就被称为洗钱。洗钱作为一种社会恶行，并不是本世纪才出现的问题。但现代洗钱的技术和手段纷繁复杂，洗钱者还利用国际金融系统进行跨国洗钱。因为在国际范围内，犯罪收益可以被更有效地隐瞒或掩饰，而法律控制则相对困难。洗钱与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交织在一起，并成为维持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生命线”。正是通过洗钱，犯罪收益得以逃避没收，从而使犯罪组织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去与合法的社会抗衡。清洗过的犯罪收益被用于维持犯罪组织的运转、贿赂和腐蚀有关的官员、向重要的机构和合法的企业渗透，以有利于继续进行犯罪活动，进而获得更多的犯罪收益。在跨国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活动中，犯罪收益的转移已成为一个“关键点”。犯罪者为了使犯罪收益不被没收并逃避法律的制裁，频繁进行跨国洗钱活动。有关资料证明，犯罪收益的洗钱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而不再限于犯罪收益所产生的国家。跨国洗钱已成为现代洗钱活动，特别是80年代以来洗钱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英国曾被洗钱者视为最有吸引力的国家。洗钱者认为，英国的金融机构以及这些机构在境外具有的设施，可以对任何国际商人提供完整系列的服务；英国的律师、会计师、银行家、金融家对于询问客户的问题具有完全的处理权；英国松散的财税规章结构可以被国际金融犯罪者所利用。一些臭名昭著的国际犯罪集团在70年代开始将伦敦作为国际洗钱网络中最重要的联系环节，例如坎特雷塔家族1975年在伦敦建立了他们的洗钱部门，该家族曾是使毒品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最大的毒品贩运集团。这些犯罪集团将英国作为新的洗钱中心，除了看中上述因素外，与英国70年代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金融政策密切相关。洗钱业在英国的泛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毒品贩运为例，自坎特雷塔家族1975年在伦敦建立了他们的洗钱部门后，10年内，进入英国被海关扣押的毒品增加了10倍，而已知的瘾君子人数每年增加25%。〔1〕以欺诈为例，伦敦一度成为欧洲的“欺诈之都”。最典型例子是奎因所进行的欺诈活动。奎因原是一个美国的证券律师，其在80年代和许多犯罪成员一起进入伦敦，以诸如证券管理服务、金融有限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名义进行欺诈。上述“公司”不仅进行欺诈，其本身也成为清洗犯罪收益的一种工具。利用名目繁多的“公司”进行欺诈，仅1987—1988年，从投资者手中骗取的金额高达2亿美元。外国犯罪者所欺诈的“脏钱”经过清洗后流出英国，而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仅是毫无价值的废纸。洗钱给英国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促使英国政府对洗钱采取措施，而英国已有的法律远远不能适应反洗钱的需要，英国有关的司法实践尖锐地反映了这一问题。英国1971年曾制定滥用麻醉品法令，按照该法令，法院可以发布命令对与犯罪有关的任何物品进行没收。但是，在涉及到犯罪者将犯罪所得通过洗钱的方式转换成在法国和瑞士的银行帐户的情况时，法院是否可以针对银行帐户发布没收命令则有不同看法。有人指出，法令的规定并不明确，有必要制定专门处理没收与犯罪有关的财产的法律。因此，必须对有关法律进行改革，使之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洗钱这种新的复杂的犯罪活动，并能够追查和没收通过洗钱转换成其他形式的犯罪所得。〔2〕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反洗钱的行动也对英国产生重大影响。1988年在维也纳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是国际社会第一个有关跨国洗钱的法律控制的国际公约。公约所确立的关于毒品洗钱的定义，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毒品洗钱的国际合作的框架，关于将金融体制纳入控制跨国洗钱网络的规定，对于英国采取反洗钱措施具有重大的影响。英国作为欧洲理事会以及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上述区域性国际组织采取的反洗钱行动，特别是欧洲理事会《关于洗钱、追查、扣押以及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公约》，欧洲共同体理事会《关 于防止金融系统洗钱的指令》对英国的反洗钱措施具有直接的影响。〔 3〕
二、英国遏制洗钱犯罪的主要法规
（一）《1986年毒品犯罪贩运法令》 在英国，《1986年的毒品贩运犯罪法令》首先将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收益的洗钱规定为犯罪。该法令第24节明确列举了构成毒品洗钱犯罪即“协助他人保持毒品贩运的利益”的行为。第24节列举的洗钱行为包括：（a）通过隐瞒毒品贩运的收益，将毒品贩运的收益移出管辖，或将毒品贩运的收益转移给被提名者，使毒品贩运者能够保持或行使对于毒品贩运收益的控制；（b）为了毒品贩运者自由支配资金而使用毒品贩运的收益；（c）为了毒品贩运者的直接利益，使用毒品犯罪的收益，通过投资的方式去取得财产。〔4〕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罚可判处14 年的有期徒刑。针对毒品犯罪收益通过洗钱的方式加以转换给没收带来的问题，1986年法令将替代没收和价值没收作为没收财产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的遏制跨国洗钱，1986年法令还对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合作问题进行了规定。根据法令的规定，如果英国和其他国家订有正式协定，英国法院可以去实施外国的没收法令，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去冻结毒品贩运者的财产以便最终予以没收。
（二）《1990年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法令》 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的签署与生效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控制毒品洗钱方面的国际合作。英国的《1990年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法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要在控制毒品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首先必须在国内法中将毒品洗钱规定为刑事犯罪，这是有效进行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将毒品洗钱确定为其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5 〕 根据公约的规定，1990年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法令第14节确立了隐瞒或转移毒品贩运收益罪。隐瞒或转移毒品贩运收益罪包括隐瞒或转移自己的毒品贩运收益罪、隐瞒或转移他人的毒品贩运收益罪以及取得他人的毒品贩运收益罪。与1986年毒品贩运犯罪法令关于毒品洗钱罪的定义相比，1990年法令关于毒品洗钱罪的定义强调“隐瞒或掩饰”毒品贩运收益这一基本特征，并指出隐瞒或掩饰毒品犯罪收益包括隐瞒或掩饰毒品犯罪收益的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移动、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6〕1990 年法令的这些关键用语来自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1990年法令关于毒品洗钱罪的重新定义有利于英国和其他国家在控制毒品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根据联合国禁毒公约对缔约国在没收毒品贩运犯罪收益方面提出的国际合作要求，1990年法令对于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合作问题，包括在采取识别、追查、冻结或扣押犯罪收益等临时措施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根据法令的规定，英国可以实施外国的没收令，只要该没收令所针对的犯罪行为与英国法中所规定的犯罪行为相类似。由于1990年法令关于毒品洗钱罪的概念已按照联合国禁毒公约的规定重新定义，因此，凡外国发出的没收令所针对的毒品洗钱犯罪属于联合国禁毒公约所规定的毒品洗钱罪的范围，英国就可以依法予以合作。根据法令的规定，如果英国的海关官员或警察有合理的理由怀疑进出英国的现金直接或间接地属于毒品贩运的收益，他们可以扣留这笔现金。法令还注意到对第三方权利的保护问题。当财产被依法扣押时，对该财产具有利益的第三方应获得通知。
（三）《1993年刑事司法令》 1990年欧洲理事会防止洗钱的指令作为欧共体所采取的立法措施推动了英国反洗钱立法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指令的规定，成员国应在其管辖范围内采取措施确保禁止指令所定义的洗钱，确保信贷和金融机构在某些情况下识别客户和保存可疑交易的记录，并使指令的规定扩大适用于可能被用于进行洗钱活动的信贷和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行业。1993年刑事司法令是履行指令要求的产物。1993年刑事司法令对已有的反洗钱立法进行了补充，规定了一些新的洗钱犯罪。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构成1993年法令的重要部分。在16节至19节“毒品贩运犯罪”中确立了新的毒品洗钱犯罪，例如取得来自毒品贩运的财产罪，并将其增加到1986年毒品贩运法令第23节A。根据法令的规定，一个人如果知道某一财产是
他人的毒品贩运的收益，或知道某一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和间接地相当于他人的毒品贩运的收益，他取得、拥有或使用那一财产构成犯罪。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罚可判处14年的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对于遏制洗钱具有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跨国犯毒集团的上层人物很少进行具体的毒品交易活动，但他们控制了从毒品贩运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他们与毒品贩运的非法收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将取得、拥有或使用毒品贩运的非法收益规定为洗钱犯罪，有可能对享用毒品贩运巨额收益的国际贩毒集团的上层人物绳之以法，从而有力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跨国洗钱活动。〔7〕 1993年法令确立的另一新的毒品洗钱犯罪增加到1986年毒品贩运法令第26节B。根据法令的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律师和会计师在其工作中，如果知道或怀疑他人从事毒品洗钱，其没有将上述信息在合理的期限内及时披露给有关人员可构成犯罪。对这种犯罪行为的惩罚可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对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律师和会计师加于一个新的“披露信息”的义务。同时，还明确规定这种依法的披露不构成对任何保密义务的违反，因而不涉及任何责任。这种披露免责的规定有助于披露义务的履行。上述有关披露义务以及依法披露免责的规定，反映了英国对传统的不披露原则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以使金融机构以及有关行业在反洗钱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法令明确规定私营部门的有关人员在反洗钱中与政府合作的义务，并用刑法手段保证这种义务的履行。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对于预防和惩治洗钱将有独特的作用。如上所述，洗钱者利用了传统的不披露原则和客户隐私原则疯狂进行洗钱和其他欺诈活动。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法律原则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反洗钱这种新的情势的需要。这种改革，不仅可以使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有关毒品洗钱交易以及从事毒品洗钱交易的嫌疑人的有关信息，从而有利于对毒品洗钱的预防和惩治，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而且也有利于维护金融机构自身的利益。因为犯罪者除了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活动，还以金融机构本身作为欺诈对象，这不仅直接损害了金融机构的信誉，还使金融机构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1993年法令规定的另一新的犯罪“泄露信息罪”增加到1986年法令第26节C。根据法令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知道或怀疑警察正在进行或要进行与毒品洗钱有关的调查，或者一个人知道或怀疑有关的信息根据该法令的要求已被披露给警察或法定的有关人员，该人将上述信息或有可能损害调查的其他事项泄露给他人，可构成犯罪。对这种犯罪的惩罚可判处5年的有期徒刑。这一规定对于确保毒品洗钱调查的顺利进行，防止被清洗的犯罪收益的转移，防止犯罪嫌疑人采取反调查措施，预防和惩治洗钱犯罪具有重要作用。〔8〕 1993年法令在29节到34节“犯罪行为的收益”中对毒品洗钱以外的其他洗钱犯罪进行了进一步规定，以便对其他刑事犯罪收益的洗钱进行起诉。法令规定的一个新的洗钱犯罪即“协助他人保存犯罪行为的利益”增加到1988年刑事司法令第93节。根据该法令的规定，犯罪行为被定义为任何基于指控应审理的行为，这在英国法中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严重的刑事犯罪。针对跨国洗钱所具有的国际因素，第93节A（7）特别指出了当犯罪所得来自在英国以外所进行的犯罪行为时，如何适用该法令的问题。根据该项规定如果某一行为发生在英国属于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属于该法令所涵盖的犯罪行为。这项规定对于英国控制跨国洗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英国作为一个洗钱中心，大量的脏钱来自在他国进行的犯罪行为或在多个国家间进行的跨国犯罪行为，要有效地控制洗钱，就必须对来自他国的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也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根据第93节A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知道或怀疑他人从事犯罪行为或从犯罪行为中受益，通过安排，使他人保持或实行对于犯罪行为收益的控制，即构成犯罪。因此，一个英国的财经顾问，在知道某一客户的部分资金来自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的涉及内部交易的欺诈性股份交易所得的情况下，为该客户提供咨询用上述资金去建立一个海外信托基金，即构成93节A（7）所规定的犯罪。因为，该财经顾问知道客户的部分资金是“赃钱”，尽管这些赃钱来自在英国管辖之外的犯罪所得，但由于“内部交易”在英国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符合93节A（7）的规定。此外，该财经顾问所提供的咨询构成一个使他人保持或实行对犯罪收益进行控制的安排，因此，该财经顾问构成了犯罪。上述规定使得所有犯罪者，而不仅仅是毒品贩运者享受其犯罪成果更加困难。上述规定对于在英国深入开展
反洗钱斗争以及控制其他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英国泛滥的洗钱活动，并不仅限于毒品洗钱。在实践中，毒品洗钱和其他犯罪收益的洗钱往往交织在一起，有组织犯罪不仅进行毒品贩运和毒品洗钱，也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和其他犯罪收益的洗钱。如果只对毒品洗钱加以禁止，而对其他犯罪收益的洗钱不加以禁止，不仅不利于国内反洗钱措施的实施，也不利于反洗钱的国际合作的进行。因此，要对洗钱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并有效地打击其他犯罪活动，就必须将反洗钱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扩大到毒品洗钱以外的领域。1993年法令确立的又一新的犯罪——隐瞒或转移犯罪行为收益罪，包括隐瞒或转移犯罪者本人通过犯罪活动获得的犯罪收益以及隐瞒或转移他人通过犯罪活动获得的犯罪收益。对上述犯罪的惩罚可判处14年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或两者并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令明确规定，就隐瞒或转移财产而言，包括隐瞒或掩饰该财产的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移动、相关的权利或所有权。上述规定对于防止和惩治隐瞒或掩饰来自英国以外的属于犯罪行为收益的财产以及将属于犯罪行为收益的财产转移出英国，对于防止和惩治犯罪者将英国作为离岸银行体制以及在英国外建立离岸实体进行洗钱活动，从而对于控制跨国洗钱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上述规定，当律师、会计师、财经顾问以及有关人员建立或帮助建立了一个离岸公司，这个公司随后被用来转移财产时，建立或帮助建立这个公司的有关人员可能被控犯有隐瞒或转移犯罪收益罪。英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要仔细考虑在什么情况下上述有关人员被介绍给当事人；要考虑当事人对于离岸保密工具需要的性质；要考虑公司所要求的交易的形式以及所引入的财产的来源和类型；还要考虑所进行的交易是形成有意义的、合法的或适当的商业过程还是仅仅企图去掩饰财产的真实性质；还要考虑上述有关人员是以善意的方式采取行动还是对其行为的可能后果假装不见。如果法院认为上述有关人员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其所处理的财产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属于犯罪行为的收益，则会宣判有罪。由于许多犯罪者利用离岸实体隐瞒或掩饰跨国犯罪收益的“性质、来源、所在地、处置、移动或所有权”以逃避法律的惩治，上述规定对于遏制利用离岸实体进行跨国洗钱活动具有实际的效用。
（四）《控制洗钱的规则》 除1993年刑事司法令，英国还制定了控制洗钱的规则，以遵守指令的规定。1994年4月1日生效的关于控制洗钱的规则进一步确立了有关确保上述反洗钱立法的遵守、遏制洗钱、促进对于洗钱的检测和调查的履行机制。控制洗钱的规则对于防止英国金融系统以及相关行业被用于洗钱、对于发挥金融系统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具有实际的价值。控制洗钱的规则包括有关洗钱犯罪、商业关系、有关的金融关系、防止洗钱的体制和训练、法人团体、合伙的犯罪、识别程序、保存记录程序、内部控制程序、监管当局和监管者报告洗钱的义务等规定。控制洗钱的规则的目的是为金融系统和相关行业、律师、会计师和相关人员提供实践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从而使上述机构和人员在和政府合作预防洗钱方面有法可依。由于违背这些规则可以予以刑事制裁，从而进一步保证这些规则的遵循。控制洗钱的规则强调要通过建立有效的体制和加强训练来防止洗钱。根据规则的要求，金融机构要建立和维持防止洗钱的一系列的内部程序，并对其雇员提供训练使他们能够识别和防止洗钱。根据规则5 的要求，在英国进行的有关的金融交易中，必须维持与该交易有关的已确立的下列程序。这包括由规则7和规则9所规定的识别程序；由规则12所规定的保存记录程序；由规则14所规定的内部报告程序；以及旨在防止洗钱的内部控制和交流的其他程序。根据规则5对于内部交流和训练的规定，金融机构要不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处理有关的金融业务的雇员认识上述有关在金融义务中要维持的程序以及有关洗钱的立法，金融机构要对处理有关的金融业务的雇员进行识别和处理有关洗钱的交易的训练。任何人违反上述规则将构成犯罪并可以受到刑事制裁。因此，金融机构不仅要建立上述程序，而且必须表明他们的雇员知道控制洗钱的规则所加于的各种要求。这些包括：客户识别；记录保存；说明可疑交易的事实；处理可疑交易的程序，包括内部评估和报告要求；和法律实施当局合作并进行披露；以及避免“泄露信息”等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洗钱的规则扩大了责任规定去实施集体责任原则。根据规 则6的规定，在法人团体从事了规则5所确立的犯罪，经证明具有该法人团体的董事、经理、秘书和其他官员的同意、默许或疏忽的情况时，除了法人团体，上述有关人员也构成犯罪并应受到惩治。这个规定意味着行政机关有双重的机会去起诉金融机构和有关的个人。更重要的是，当有关的个人纯粹忽视其义务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发生起诉的情况。这一规定要求有关人员对于规则的履行不得掉以轻心。
三、英国反洗钱法律机制的主要特点 英国对洗钱进行的法律控制涉及到刑法、金融法、公司法、没收法等众多法律领域的改革，其采取的主要法律对策包括将洗钱规定为刑事犯罪，规定洗钱犯罪的自然人责任和法人责任，改革银行和公司保密法，对有关机构和行业加于“知道你的客户”、“识别和披露洗钱交易”等义务，加强私营部门与政府在反洗钱中的合作，发展金融系统的内部控制程序，加强反洗钱包括调查、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合作。从1986年通过的毒品贩运犯罪法令将毒品洗钱定为犯罪至今，英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洗钱犯罪的法律对策和措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英国在建立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的过程中注意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的实际，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控制洗钱犯罪的法规，确立控制洗钱的法律对策和措施。例如有关控制利用海外实体洗钱规定，有关法人犯罪的规定，有关法律特权的限定等措施。又如英国对美国反洗钱法律对策的借鉴方面。美国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强制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对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交易要进行报告，违背这种现金报告要求可以构成洗钱犯罪。英国认为，美国所规定的这种强制报告要求不适合英国的情况。根据欧共体指令的规定，英国所建立的是对超过15000 欧洲货币单位的现金交易进行识别、对“可疑交易”进行报告的制度。英国关于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取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方法，在以刑法措施作为遏制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和相关机构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英国在遏制洗钱犯罪中，首先注意运用刑法的手段，将洗钱规定为犯罪并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治。针对刑事犯罪者对自己的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专业洗钱者对他人的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与犯罪有关的人促进犯罪收益的清洗等复杂情况，英国法律将协助他人保存犯罪收益、隐瞒或转移犯罪收益、取得、拥有或使用犯罪收益等犯罪行为规定为洗钱犯罪。为了有效的遏制洗钱犯罪，英国法律还加于有关机构和人员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违背法律义务的不披露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为了确保洗钱调查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收益的转移和犯罪者的隐匿，英国法律还加于有关机构和人员不得泄露信息的义务，对于违背法律义务的泄露信息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上述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构成英国控制洗钱犯罪的重要法律基础。针对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情况，英国将金融机构纳入控制洗钱犯罪的法律网络，发挥金融机构在控制洗钱中的预防和检测作用。英国所制定的控制洗钱的规则明确规定了上述机构应履行的法律义务，这些义务诸如识别客户、保存记录、披露可疑交易、建立内部控制程序等。实践证明，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合作是控制洗钱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机制中必有可少的措施。英国对洗钱的法律控制不限于毒品洗钱领域，这是英国所建立的法律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在英国泛滥成灾的洗钱活动不限于毒品洗钱领域，因此，在构建反洗钱的法律机制中，英国也没有将反洗钱的措施仅限于毒品洗钱领域。例如，由于英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而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基金的保存和清洗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犯罪活动，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基金的清洗，英国只有将反洗钱的领域扩大到毒品洗钱以外的范围，才可能更有效地打击洗钱活动和其他犯罪活动。此外，由于英国是欧共体以及1990年关于洗钱、追查、扣押以及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公约的成员国，上述公约以及欧共体的指令已经将反洗钱的领域扩大到毒品洗钱以外的范围。因此，英国具有义务在国内法中反映上述要求。英国所建立的反洗钱的法律机制反映了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渗透的特点。由于跨国洗钱是一个国际范围的问题，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必须依靠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因此，英国在制定遏制洗钱的国内立法的同时，还参加了有关的控制洗钱的国际公约和国际行动。英国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关于银行规则和
监管实践的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控制跨国洗钱的国际合作行动。英国参加了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1990年欧洲理事会关于禁止洗钱的公约，英国还和有关国家缔结有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内容的条约。通过上述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国际规则，去解决有关调查洗钱犯罪、追查或冻结犯罪收益、逮捕洗钱犯罪者以及引渡犯有洗钱犯罪的罪犯等国际刑事合作问题。英国反洗钱的法律机制是一个综合的网状系统，涉及到众多的法律部门，这是根据洗钱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所确定的。但在这种法律机制的运转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英国反洗钱法律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金融机构具有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的义务以及向监管机构报告可疑的洗钱问题。但实际上这种内部控制机制是否完善并没有得到有效检查。震惊世界的巴林银行倒闭一案充分暴露了巴林银行松散的内部控制。尼克·利森的欺诈行为使巴林银行亏损4亿英镑，但直到尼克·利森去职的当天，银行的高级主管对其欺诈行为一无所知，公司的风险报告仍出现交易平衡。巴林银行倒闭一案也反映了主管银行监管不力。按照英国银行法的规定，任何银行如需将大于其资产25%的资金汇到海外分支，必须事先通知英格兰银行。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将7.6亿英镑资金汇到新加坡，而这个数额将近巴林资本的两倍。〔9〕因此，要使已建立的法律机制有效运转，还必须对法律实施的情况加以监督和检查。看来，英国在这方面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公司保密法，对有关机构和行业加于“知道你的客户”、“识别和披露洗钱交易”等义务，加强私营部门与政府在反洗钱中的合作，发展金融系统的内部控制程序，加强反洗钱包括调查、扣押和没收犯罪收益的国际合作。从1986年通过的毒品贩运犯罪法令将毒品洗钱定为犯罪至今，英国已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洗钱犯罪的法律对策和措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英国在建立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的过程中注意在学习他国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国的实际，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控制洗钱犯罪的法规，确立控制洗钱的法律对策和措施。例如有关控制利用海外实体洗钱规定，有关法人犯罪的规定，有关法律特权的限定等措施。又如英国对美国反洗钱法律对策的借鉴方面。美国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强制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对超过一万美元的现金交易要进行报告，违背这种现金报告要求可以构成洗钱犯罪。英国认为，美国所规定的这种强制报告要求不适合英国的情况。根据欧共体指令的规定，英国所建立的是对超过15000 欧洲货币单位的现金交易进行识别、对“可疑交易”进行报告的制度。英国关于控制洗钱的法律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取预防和惩治相结合的方法，在以刑法措施作为遏制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段的同时，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和相关机构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英国在遏制洗钱犯罪中，首先注意运用刑法的手段，将洗钱规定为犯罪并对这种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惩治。针对刑事犯罪者对自己的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专业洗钱者对他人的犯罪收益进行清洗、与犯罪有关的人促进犯罪收益的清洗等复杂情况，英国法律将协助他人保存犯罪收益、隐瞒或转移犯罪收益、取得、拥有或使用犯罪收益等犯罪行为规定为洗钱犯罪。为了有效的遏制洗钱犯罪，英国法律还加于有关机构和人员披露信息的义务，对于违背法律义务的不披露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为了确保洗钱调查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收益的转移和犯罪者的隐匿，英国法律还加于有关机构和人员不得泄露信息的义务，对于违背法律义务的泄露信息行为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上述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构成英国控制洗钱犯罪的重要法律基础。针对利用金融机构洗钱的情况，英国将金融机构纳入控制洗钱犯罪的法律网络，发挥金融机构在控制洗钱中的预防和检测作用。英国所制定的控制洗钱的规则明确规定了上述机构应履行的法律义务，这些义务诸如识别客户、保存记录、披露可疑交易、建立内部控制程序等。实践证明，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合作是控制洗钱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机制中必有可少的措施。英国对洗钱的法律控制不限于毒品洗钱领域，这是英国所建立的法律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在英国泛滥成灾的洗钱活动不限于毒品洗钱领域，因此，在构建反洗钱的法律机制中，英国也没有将反洗钱的措施仅限于毒品洗钱领域。例如，由于英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而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基金的保存和清洗进一步促进了这种犯罪活动，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基金的清洗，英国只有将反洗钱的领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3
沃尔玛中国网站，申请成为它的供应商必须先填申请表，只有达到它制订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才有机会取得订单，成为它的合作伙伴。
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美国星巴克咖啡在世界咖啡市场价格降到40到50美分1磅时仍然用1.2美元来收购咖啡。星巴克的CEO奥林·史密斯说：星巴克的最大成绩之一，就是说服顾客付3美元的高价买一杯“有社会责任的咖啡”。
美国杜邦公司有一句名言是“尽量不在地球上留下脚印”，它每年平均花费5亿美元左右用于环境保护的改进和开发。
IBM、英特尔、思科、耐克、沃尔玛等著名跨国公司都已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取“三重底线”的信息披露方式，不仅披露公司经营情况，还披露企业在环境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赚取利润是其唯一目标。这是传统经营环境下基于投资—生产—销售—赚取利润的单向循环的经济环境对企业的经济责任的认识。然而近年来，这种传统经济理论即“股东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日益增大。该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应该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者应分享企业剩余和控制权。利益相关者除股东外，还有债券持有者、贷款者等债权人、一般员工、经营者、供应商、顾客,甚至还包括企业所在地的地方权力部门等。这种理论上的发展变化是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的。
企业利益实现机制的变化
随着人们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认可，围绕着捍卫消费者利益、劳工利益、环境利益这三大公众利益，在西方社会掀起一系列的广泛深入持久的既相互衔接又相互纽结的社会运动，包括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可持续发展运动等等。西方的消费者越来越关心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制作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权标准和环保标准。他们把“拒绝购买”作为手段，迫使企业为了市场份额而不得不认真听取消费者的声音。特别是对那些有品牌的跨国公司，为保证其长期效益，不能仅仅考虑其利润因素，而必须考虑其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社会责任投资方面，主要是通过“道德投资”和“环境投资”来引导企业注重改善劳工状况和环境保护。通过这些系列运动，捍卫这三大公众利益的许多新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价值观。与这种新的价值观相适应的是形成了新的社会力量，迫使企业按照其相应的道德要求调整经营行为。
因此企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盈利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单位。企业要实现利益已从原来依靠单纯的市场竞争，改变为要加上考虑社会公众利益。甚至可以说，企业利益的实现要以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为前提，企业如果不顾社会公众利益，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失去参与竞争的资格。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载者和受益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是社会良知的呼唤和社会道德的要求，实际上，更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外包形成的全球生产体系催生的必然结果。
全球资源(包括人力、物产、技术、资金、市场等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潮流在全球范围流动，促使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世界GDP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805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216720亿美元，到本世纪初2002年达322270亿美元。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利用全球资源、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跨国公司作为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组织形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依靠自己的强大实力，充分利用全球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资源等，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其数量、规模、经济实力和科技开发能力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在不断增强。1999年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0％，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已占世界贸易的60％，超过2/3的国际贸易额与跨国公司的活动有关，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技术贸易的60％至70％，在全球的直接投资已占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由此，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承载者和受益者。实力迅猛发展的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急剧膨胀。
但经济全球化在促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拥有跨国公司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它们利用这些优势，首先推动并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从而也自然地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迄今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这些少数国家，结果导致不同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并不仅仅表现在对经济财富的占有上，也表现在对信息的占有上，贫困国家因“信息贫困”而缺乏参与新的信息社会的能力和对新技术的使用能力，从而缺乏迅速发展的能力。
同时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三废污染、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现象正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除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干预外，还要求进行国际合作，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环境问题都会涉及其他国家，甚至涉及到全球。
因此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人，也必须负担起全球化的责任来，以逐步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否则目前主要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将难以为继，而跨国公司的长远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例如，美国杜邦公司每年在环境保护的改进和开发方面的举措已经开始使公司受益：首先原料利用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次在废料处理中，杜邦逐渐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据估计，到2010年，杜邦全球工厂至少有10％的能源需求和25％的收入来自可再生资源。
由被动抗拒到主动承担
传统经济理论即赚取利润是企业的唯一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承担本应该由政府负责的社会责任是难以想象的，也不被企业所接受，企业仅仅处于被动的遵守法律、政府规定的层面。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人们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投资观念、社会发展观等发生改变，同时西方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壮大，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的力量对跨国公司的监督变得更为容易。
跨国公司从追求利益的本质出发，充分认识到公司利益与公司环境，特别是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环境、社会的关系不再是分离的、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不承担社会责任就会付出很大代价。同时也认识到不仅要使企业生产的产品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而且，企业还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企业的社会形象，才能够更多地赢得顾客的青睐和消费者的满意。
一时间，作东道国良好的企业公民、国际市场上的“义商”纷纷融入跨国公司的经营理念。IBM在中国积极开展CCR（全球企业公众关系）项目，包括 “员工爱心献社区”志愿者活动、与教育相关的“小小探索者”、“基础教育创新教学”、“科技异彩夏令营”、“放眼看科学”等等。据IBM大中华区企业公众关系部总经理郭德维介绍，自从1995年教育部和IBM签署高校合作项目协议以来，IBM对该合作项目的无偿捐赠已经超过了10亿人民币。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已经充分意识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实现，要以社会公众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跨国公司不仅在公司内部的管理、经营理念中体现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且还主动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推广的运动中。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CSR实践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CSR实践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实施内部生产守则
即指跨国公司要求在整个商品供应链的所有合作伙伴共同遵守统一的生产守则。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公约中有关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其内容可概括为四类，即国际社会通称的“核心劳工标准”：消除剥削性童工；废除强迫劳动；就业无歧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这种生产守则通常是由跨国公司自行负责制定、解释、实施并监测其效果，即跨国公司实施着对生产守则的完全控制。
推行责任认证
这类生产守则主要包括英国的“道德贸易基本守则”（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Base Code）, 欧洲的“洁净衣服运动”（CCC）发起的“成衣公平贸易约章”（the Fair Charter for Garments）, 美国“国际社会责任”组织（SAI）发起的“社会责任8000”（SA8000）, 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LA）通过的“工作场所生产守则”（Workplace Code of Conduct）。这些守则具有如下特点: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于1997年12月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引入了工人以及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法守则规定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开展能力培训
论跨国企业现行法律管制的缺陷 篇4
关键词：跨国公司,扩张,法律管制
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他们的活动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但是同时也给东道国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合理规制跨国公司行为是东道国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跨国企业扩张带来的问题
(一) 跨国企业的经济实力使得东道国难以对其进行调控。
跨国公司雄厚的资本实力使很多东道国望而生畏, 很多跨国公司一年的销售额远远超过很多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所以很多东道国面对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感觉到没有能力对之进行调控、监管。另一方面对于东道国而言, 它们也担心一旦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管, 会导致跨国公司撤资, 这对东道国的发展无疑会是一种打击。所以, 东道国对于跨国公司的一些恶劣做法虽然深感痛恨, 可基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考虑, 对跨国公司的行为大都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跨国公司还通过其经济实力向东道国政府施压, 来获取一些税务、关税等方面的特别待遇, 他们甚至说服政府对他们不适用当地的制度。
(二) 经济霸权主义。
现在人们会发现世界各地的大中型城市的中心街道已经被世界大型跨国企业的店铺所占据, 诸如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那更是随处可见。跨国企业几乎要吞噬掉世界各大中型城市的商业中心, 这事实上反映了跨国企业扩张后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新问题。它们在“贸易自由化”的旗帜下, 企图消灭所有阻止它们全球化进程的障碍, 在世界各地兜售它们的产品, 占据每个国家的主流市场。对于那些国民经济不是十分强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跨国公司的经济霸权主义下, 会慢慢失去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
(三) 利用各国制度不同, 达到利润最大化。
由于各个国家的法律、经济制度不同, 而跨国公司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分公司, 因此跨国公司就充分利用不同国家的制度, 来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例如在一些缺乏最低工资标准的国家, 利用其很低的人力成本进行生产;在一些缺乏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国家建造高污染的生产工厂;在一些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进行大批量产品的生产, 总之哪儿有最便宜的劳动力、最宽的法律环境、最低的税收、最多的资助, 能实现跨国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就到哪里去[1], 又因为跨国公司的这种转移行为都是在集团公司内部秘密运作, 东道国事实上是很难对这样的行为进行监管的。
(四) 对东道国缺乏社会责任。
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完全忘记了在其母国扮演的良好的公司形象, 他们在东道国做那些在其母国不可能做的事情, 对东道国缺乏社会责任。例如在中国这些年爆发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 雀巢公司“问题奶粉”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使人们发现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背弃了其社会责任, 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可以做一切事情。
二、国内法规制跨国公司行为的方法及其缺陷
由于跨国公司具有的新特征使得传统公司法的公司法人治理理论无法应用于对跨国公司的规制中去。规制跨国公司的东道国法律一般主要包括: (1) 外国投资法。这是东道国针对外来投资进行管理的首要法制。 (2) 公司法。既通过规定公司的组织形式, 又通过规定公司的行为方式来管理外国公司, 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准则。 (3) 税法。通过税法来规范跨国公司纳税、免征税、避税与逃税等问题。 (4) 竞争法。主要是为了规范市场, 针对跨国公司的垄断问题、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制定的相关法律。 (5) 技术方面的法律。主要是针对跨国企业技术转移、开发、使用、限制等问题。 (6) 劳动关系法。针对跨国企业的劳资关系、雇工的待遇、基本人权保障等制定的法律。 (7) 环境法。对于跨国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规制。 (8) 诉讼与仲裁方面的法律。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如何加入到诉讼或仲裁程序中来进行了一些规定[2]。
虽然各国均制定法律来规制跨国公司的行为, 但各国事实上难以用本国的法律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规制。原因如下:
第一, 各国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大多着重于合同的履行以及财产权利的保护。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而言, 最大的贡献在于经济方面的贡献, 因此东道国看重的也是对其经济权益的保护, 所以各国对跨国公司进行法律规制, 制定的法律较多的都是侧重合同履行与财产权利的保护, 而对于与跨国公司有关的环境保护、雇员保护、反垄断、知识产权之类的法律很少重视, 这也给了跨国公司利用各国法律规定的不足来实现他们盈利的机会。
第二, 各国法制发展程度不一。各东道国的法制发展程度是有区别的, 有的国家相对而言较为完善一些, 但大多数东道国的法制都不完善, 缺乏完备的法律制度对跨国公司进行规制。例如在中国, 反垄断方面的法律就相当欠缺, 面对跨国公司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 以及各种影响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 中国现有的法律还不能够对这些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的规制;另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也不是很完善, 所以这也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机可乘。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有分公司, 他们非常清楚各个分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哪些方面的法制是有欠缺的, 他们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差异, 实现着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第三, 政府管制的失灵。一国的经济仅靠市场的自主调控是不够的, 因为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市场的不完全, 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但是东道国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的管制往往无法达到其预期的目的, 根本原因在于东道国政府追求的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与跨国公司追求的其世界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二者是相冲突的[3]。对于东道国政府而言, 从整个国家经济全局出发, 会要求跨国公司采取新的投资安排和经营结构的调整, 以实现东道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这些要求对于跨国公司而言, 往往与它们的整体经营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也是不符合它们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求的。所以跨国公司往往会以撤资、利用其母国向东道国施压、暗箱操作等方式来迫使东道国接受他们的要求, 而东道国政府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又不得不接受跨国公司的要求。因此, 东道国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的管制, 往往最终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第四, 国家管辖权的冲突。由于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设立其子公司进行其经营行动, 各国基于属地管辖权都可以对其领域内的财产、人、行为行使管辖权, 因此各东道国都可以对在其境内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进行管制。但是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 各东道国无法进行管制。而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了国家管辖权的有限性, 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它的逃避管制的行为[4]。
三、国际法制对跨国公司的管制及其不足
现行国际法制对跨国公司的管制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 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通过的《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OECD通过的《跨国公司行为准则》[5]。第二, 国际条约, 有开放性的、区域性的、双边的国际条约, 例如1985年世界银行主持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世贸组织协议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等。虽然这些国际法制对跨国公司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制作用, 但是它们依然存在着不足:
第一, 效力微弱。这也是国际法制最大的缺点, 因为大多数的文件并没有法定的约束力, 只是具有指导意义, 遵不遵守取决于跨国公司自己。有的文件虽然有法律约束力, 但其约束力是极其微弱的。因为这些文件存在的基础在于国家同意, 但国家参加这些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它自身的国家利益, 一旦文件在实施中与自己的国家利益相冲突, 国家就会选择退出, 而且很多文件都有许多的例外和免责条款, 这也减损了其拘束力[6]。
第二, 管制范围有限。虽然国际组织、联合国都鼓励世界各国加入到管制跨国公司的法律文件中, 但是毕竟选择加不加入这些法律文件, 是各个国家自行决定的事, 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 不能强迫任何一个国家加入这些法律文件。因此就现状而言, 还不可能有一个规制跨国公司的法律文件得到所有国家的参加。所以, 现行的国际法制依然对很多没有加入的国家没有约束力。
第三, 文件本身代表了各国力量的不平衡性。大多数的国际法制是在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建立的, 因此这些文件本身就体现的是跨国公司的利益,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所以文件本身存在的基础对东道国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 惩罚机制欠缺。如前所述, 大多数文件仅具有指导意义, 参加与否取决于各个国家自愿, 而对于违反了这些文件的惩罚保障制度也是欠缺的。对于跨国公司的行为难以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进行监管, 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惩罚机制来约束它们, 这就使得跨国公司更加肆无忌惮。
四、结语
就目前对跨国公司的国内与国际管制的现状分析看来, 这些管制都无法有效地规制跨国公司的行为。如何在现行的规制方式之上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全球管制跨国公司的治理机制是将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也为现在的公司法与国际经济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管制跨国公司的治理机制, 才能真正把跨国公司的行为引向有益于全人类的方向中去。
参考文献
[1].赵志琴.跨国公司法律规避问题及其规制之探析.参见://www.law-walker.net/detail.asp id=2696
[2].曹均伟, 徐兆宏.关于跨国公司法律的规制及其启示.世界经济研究, 2005, 7
[3].曹琳.现行跨国公司之法律管制缺陷评析.北方法学, 2007, 4
[4].曹琳.现行跨国公司之法律管制缺陷评析.北方法学, 2007, 4
[5].该准则于1976年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订, 于2001年重新修订
跨国并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篇5
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速发展，国际投资，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的日益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开放程度大大加快，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异化，而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在逐步增强中，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很多漏洞，这就给国外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以把柄，致使我国国内企业长期处于知识产权重压之下。本文通过对“达娃之争”的案例分析，来揭露跨国并购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时警示企业家在跨国并购中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市场被跨国企业打开，国内企业为了利用外方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引进外国资本。而基于利益的考虑，外国资本通常也会欣然接受国内的邀请。因为跨国并购方式可以使外国企业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并购有效地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和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能够充分利用了经验曲线效应。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发展时，不但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还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经验，以及包括企业在技术、市场、专利、产品、管理等方面的特长，也包括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通过并购可以在以上各方面、各分部之间实现共享或取长补短，实现互补效应。同时能够有效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经营资源和充分享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便利，是企业借以躲避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并购都是很成功的，近年来，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并购纠纷问题在跨国并购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了。
“达娃”的企业商标之争可谓是备受瞩目。达能集团收购香港百富勤公司股份而成为娃哈哈合资公司控股人的先后，其还相继收购了武汉东西湖啤酒、广东乐百氏、上海梅林正广和等国内企业的绝大多数股权。而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合资之时，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就坚持中方的经营控制权，坚持合资企业必须继续使用娃哈哈商标与品牌，坚持合资不合品牌。但是，由于合资时签下的《商标转让协议》以及后来《商标许可协议》在“娃哈哈”商标归属权约定问题上的疏漏或者模糊，使达能集团得以启动其仲裁与诉讼攻势，先要挟娃哈哈集团履行商标转让行为，在遭受娃哈哈集团的阻击和反击后，又在国内外先后提起了以娃哈哈集团和宗庆后损害公司利益为由的多次仲裁和诉讼，给娃哈哈集团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达娃”的仲裁和诉讼争端中，最明显的表现即在“娃哈哈”商标权的归属及其使用中，其中涉及1996年的《商标转让协议》和1999年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之“阴阳合同”的效力。根据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娃哈哈商标权应然归属于娃哈哈集团，《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但并未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商标转让经依法申请未获批准。因此，达能集团并不享有商标权，而二者在合同谈判上的漏洞，给了达能集团借助娃哈哈合资公司提起一系列诉讼的借口。
达能在华并购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法律，并已对多家并购品牌造成严重伤害；继补偿性退出光明乳业之后，达能应尽快调整中国的战略布局，马上终止对娃哈哈的恶意并购。这主要依据：
1、著名品牌纳入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是国际通例。著名品牌不仅涉及民族情感，而且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越是经济强大、产业悠久的发达国家，对著名品牌并购引发的社会冲突越强烈。反之，落后国家的企业没有品牌基础，民族情感很难为此聚焦。
2、我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基于国际通例，我国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十二条明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3、达能的三大行为违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自1992年以来，达能公司置国际商业规则与中国法律于不顾，不合常理地对中国饮料行业的著名品牌公司股权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撒网式收购，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第一，通吃同一行业的绝大多数著名品牌的股权，无视中国民众的民族品牌感情，先后收购中国饮料行业最知名的七大品牌。其二，设置法律陷阱取得娃哈哈合资企业控股权，不惜以诉讼国家商标局来违法抢夺娃哈哈著名品牌的商标权。1996年娃哈哈合资公司由三方构成，合资后建立的董事会安排有着较为合理的制衡机制。但是，由于达能设置法律陷阱，并在转让取得百富勤股权时，不与娃哈哈方面协商通气，构成了敌意控股我国著名品牌公司的行为，由此埋下了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种子。在娃哈哈的驰名商标的争夺战上，达能亚洲不仅在十年前用“阴阳合同”搞变相转让，对抗国家商标管理。而今，达能亚洲在违法状态经营数年之久，坚持违法抢夺中国驰名商标—娃哈哈的商标所有权，并在国家工商局发出函件表明态度后，不惜以诉讼国家商标局来抢夺娃哈哈的著名品牌商标权。其三，不顾利益冲突进行同业竞争企业的并购，忽视乐百氏等被收购企业的运营管理，损毁中国著名品牌的市场能力与市场价值。
通过“达娃之争”的案例分析，国内企业在引进资金进行中外合资之时，首先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合资不合品牌，籍此保护自主品牌。其二，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增强企业对于外国资本的消化和控制功能，通过合同等方式明确约定有利于己方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与使用，警惕任何名义尤其是知识产权名义下的恶性跨国并购，防止我国国内企业资产的流失。其三，在遇到跨国并购尤其是恶意跨国并购之时，国内企业更应该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与之抗争到底。
无独有偶，2012年爆出的“iPad商标侵权案”可谓是令人唏嘘不已。在这个案件当中，值得总结的问题其实是苹果公司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上的疏漏。如果苹果公司做好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就应知中国大陆ipad商标的持有人是深圳唯冠，而不是唯冠台北公司。虽然杨荣山是唯冠集团的CEO，同时也是集团所有下属公司的CEO，但是唯冠台北公司与深圳唯冠从法律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的企业，杨荣山只在唯冠台北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了其印章。正是苹果公司自身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上的失误才导致了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的商标权纠纷的发生。
对于跨国企业或者是正处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企业而言，制定完善的商标战略和进行详尽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全球商标注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打算推出的商标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被抢先注册，那么进行商标收购在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商标收购之前，应当围绕拟收购商标进行详尽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收购方在收购之前必须要掌握该商标权的相关信息，包括商标权利归属、商标权利瑕疵情况、商标证的注册信息、商标的历次转让情况、商标有无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近似商标情况等。而知识产权调查应注意的事项又如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跨国收购法律适用问题。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各国往往根据本国法律给予在本国注册登记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进行排他性保护。各国的立法在知识产权的申请、归属、有效期、转让、出口、交易等方面均有不同规定。因此，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必须首先了解该作为收购标的的知识产权所在地的法律环境。如果脱离本地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进行尽职调查，必然得出错误的尽职调查结论。
第二，要调查收购对象的权力归属。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复杂，包括申请人、专有权人、被许可人、共有人、质押权利人等。识别清楚具体的权利主体类型，有助于识别该权利主体在权利行使内容、范围、期限等方面的具体界限。而且，明确知识产权权利主体也是确定交易相对方的前提。如果与无权处分方签署知识产权转让协议或者许可协议，必然导致收购目的的落空，直接导致协议无效或者不具有约束力。
第三，要看收购对象的法律状态。知识产权的权利是否存在瑕疵，譬如是否存在专利质押、企业被法院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四，要看收购对象的期限和内容。知识产权期限、内容以及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均有一定的年限限制。尽职调查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明确知识产权专有权的剩余年限、是否可以申请续展延长保护期限。另外，知识产权的内容同样是尽职调查中不可或缺的事项。根据我国《商标法》，注册商标一般仅在注册类别和相似类别获得保护，除非达到驰名的程度才可能获得跨类保护。对于专利权而言，需要调查的内容包括内容专利是否是收购方所期待获得的技术方案专利权，是否是涵盖了出让方实际经营中的核心技术，是否符合专利三性从而具有稳定性等问题。
第五，要考虑知识产权权力是否有权属纠纷存在。在进行企业并购的时候，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评估和分析是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应当对目标公司的相关专利技术是否依赖其它在先专利进行分析，这些在先专利有没有在投资公司或者收购公司的目标市场所在国家进行了申请，以及这些在先专利的期限还有多长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核查、分析与评估，从而更好地规避侵权的风险。
第六，要看知识产权类资产的交割和过渡安排。在资产收购的交易中，知识产权类资产的移交和转让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知识产权律师和企业在进行尽职调查时，可以将知识产权类的资产分门另类，制作移交清单，并且针对具体的产权类型确定不同的移交方式、负责单位、移交时间。
“跨国蜜蜂”的责任承诺 篇6
一群远涉重洋的“跨国蜜蜂”来到中国传播花粉。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6月5日下午,参加第四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分论坛“‘金蜜蜂责任承诺、贡献和谐”的数位跨国公司的高管,与参会者分享了他们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与承诺。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将坚持不懈”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在于某些企业不讲社会责任。”伊顿中国区总裁周涛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危难见真情”,“这个时候最能体现一个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是停留在走形式阶段,还是真正一步一步地在实践。”
“具体到伊顿公司而言,应该说,社会责任理念根植在整个公司的基因里。”周涛说,伊顿公司每个人员,都会定期接受培训以及考核,培训考核的内容就是不投机取巧、不做损害商业道德的事。
“我们宁可不要这个业务,也不用不光彩的方式去获得业务的增长。”周涛表示,今后伊顿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将坚持不懈。
强生公司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钱云认为,对于企业来说,社会责任感应该是长期的,不仅仅是在危机中体现,“如果一个企业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仍然能对它的客户履行承诺,对它的员工履行承诺,对社会履行承诺,对股东履行承诺,我相信它会赢得客户的信任、员工的信赖、社会的认可和股东的信心,会成功地渡过危机。”
“强生公司一贯把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管理战略的一部分。我们老总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家成功的合资制药企业,我们一刻也未曾忘记对社会责任的承诺,20多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实践信条,让神圣的社会责任感根植于每位员工的心中。”钱云说,今后,强生公司会继续履行“对客户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股东负责”的信条,一如既往地履行社会责任。
“做企业和做人是一样的”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肖绍成强调“做企业和做人是一样的”。
肖绍成认为,金融危机给许多企业都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业务在萎缩,利润在下降,员工在裁撤,在这个时候讲社会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但做企业和做人是完全一样的。作为一个企业的基本的社会责任,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必须遵守的。”肖绍成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做人都要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基本的道德规范,做企业也一样,坚守这个规范,坚守这个理念,就要持之以恒。
泰科电子高级副总裁黄果敦则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企业之间要加紧合作,要在整个供应链中共同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7
陶氏化学 (中国) 有限公司HSE中国区总监张生桥:开了处方药就算事故
我们企业的安全事故分为3类:第一类是因伤缺勤 (DAWC) 事故。这类事故是指员工在工作期间因工作伤害、疾病受伤后, 在第二天或计划工作日不能来上班的, 就属于这一类。这类事故的严重指数是最高的。第二类是因伤工作限制事故 (RWC) 。比如一位员工左手轻微骨折, 经治疗后次日还可以上班, 但是他不能完全履行原来的本职工作, 需要临时安排其他工作的, 就属于此类。第三类是须汇报医疗事故 (RMTC) 。比如在事故中某员工腿部被割伤, 经医院诊断后需要缝针, 或者开出了处方药, 经治疗后, 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就属于此类。以上3类事故都要求在第一时间向直属上司及相关部门报告, 并彻底分析、调查、追踪和改善。同时录入公司事故汇报系统, 总部领导或安全管理人员可以随时调阅。此外, 一些轻伤或急救事故也要求记录并和相关人员分享事故学习经验。
我们的安全生产主要衡量指标之一是人员受伤率。每20万个工作小时, 如果发生以上3类事故中的一起, 人员受伤率就是1。2005年我们的人员受伤率约为0.6, 我们的目标是到2015年在此基础上缩减75%, 即达到0.12。这相当于每160万工作小时只能有1起事故。陶氏化学目前在大中华区约有3500名员工, 加上承包商, 每月总工作小时数约为100万。这意味着每月发生1次以上3类事故之一, 人员受伤率就达到了0.2。
实现这一目标的确有一定的挑战性。2011年9月份我们在大中华区某工厂发生了一起受伤事故, 虽然这一事故跟生产几乎没有关系, 但也要上报并计入人员受伤率。事故经过是一位员工下班后在工厂的淋浴间洗澡, 因不小心在淋浴间摔倒了, 额头划破后到医院缝了几针。陶氏化学整个大中华区2011年9月份就因为这么一起事故, 使得人员受伤率达到了0.2。
国内很多化工企业类似的小事故是不会计入事故统计的。我们提出这个目标的最终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员工、承包商和访客。从小事开始增强他们的安全理念, 如果小事故不在意, 不知哪一天大的伤害事故就出来了。预防重于治疗。这对我们日常安全管理提出了很多要求。我们在企业内部制定了许多细致严格的安全标准和行为规范, 小到走路安全、办公室坐姿习惯等, 大到工艺操作规程及个人保护用品佩戴等都有涉及。当然, 相关的安全知识和事故学习会也是每日和每月的安全会议的重要话题之一。
不仅如此, 我们的安全理念和要求还延伸至自己的工厂和员工之外。在工厂之外, 比如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在客户那里办理业务期间受伤了, 也会列入我们的事故统计。因此, 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人员到客户那里去时都要求按工作性质及潜在的风险佩戴安全帽、安全眼镜、手套等相关的安全保护用品。如果客户那里没有相关的安全要求, 我们也要求员工按照陶氏化学的标准和规定来执行, 以免发生意外。在我们的员工之外, 任何承包商或访客在我们工厂围墙内出现以上3类事故, 也要列入我们的事故统计, 记入事故率。因此, 任何访客进入我们的工厂, 我们都要进行简短的安全培训, 把一些最基本的安全要求和措施介绍给他们, 并要求穿戴好基本保护用品。
在日常生产上的要求更为严格。任何一个新员工在实际进入工厂之前, 都要通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考核不达标不允许单独工作。以一线装车工为例, 在通过各种培训和考核后, 必须在老员工监护下独立装车50次 (车) , 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才允许他正式独立装车。
除了日常生产安全, 我们每人每年都要设定部门和个人目标。而且年度奖金直接与部门和个人目标的实现情况挂钩。以生产厂长为例, 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目标比例占个人总目标的20%~40%。安全目标没有实现就要扣减相应的安全奖金, 目的是要让领导和员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第一, 生产第二。为了保证安全, 生产进度、维修进度都可以缓一缓, 但是如果走捷径导致了安全事故, 那是难以被原谅的。化工生产无小事, 只有处处细致, 才能实现我们制定的安全目标。
链接:1897年创建于美国的陶氏化学是一家多元化的化学公司, 主要研制及生产系列化工产品、塑料及农化产品,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水净化、造纸、药品、交通、食品及食品包装、家居用品和个人护理等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 陶氏化学就在中国开展业务。陶氏化学在大中华地区共有5个业务中心和20个生产基地。就销售额而言, 中国已成为陶氏化学的第二大市场。
罗地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责任关怀经理李文勇:用了创可贴也要上报
我们公司将安全事故分为5类:第一类是严重事故, 比如人员死亡或损失了工作日。第二类没有损失工作日的事故, 比如有员工在事故中出现昏迷, 但马上能够苏醒过来。第三类事故是一些动用了急救器材或药品的小事故。我们公司有急救箱, 急救箱里有创可贴之类的药品和器材。如果员工出现事故后动用了急救箱, 即便是使用了一个创可贴, 也要列入第三类事故。第四类是指一些险生事故或者未遂事故。比如仓库有存放物品坠落但是没砸到人就是险生事故。第五类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外, 包括在家里出现的安全事故。前3类事故必须要向公司汇报, 并录入我们的全球汇报系统, 后两类则是鼓励员工汇报。第四类的汇报可以提醒员工处理安全隐患。第五类是因为员工家里出了事故也会对公司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员工汇报后, 我们会把事故的整个过程通过内部的交流程序告知其他员工, 这样可以避免员工和家属发生类似事故。
我们的事故统计方法是计算每100万个工时内的工时损失率。我们从来没有过人员死亡和致残的事故, 目前最严重的事故就是工时损失事故。近5年我们整个亚太区工时损失事故率为0.3, 即每100万个工时内发生0.3起第一类和二类事故。
我们在亚太区有14个生产工厂, 涉及到的危险品包括液氨、环氧乙烷、氯甲烷等。为了保证安全生产, 我们一方面从安全技术方面把控风险。我们对每个项目和装置都进行工艺安全评估。这种工艺安全评估和国内一些资讯公司所讲的安评是不一样的。我们对每个装置、每根管线都要做工艺安全评估。目前我们在亚太区有4个人负责到各个工厂去做工艺安全评估, 这部分工作我们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另一个方面是加强员工的日常风险管理, 在一些操作方法和习惯上规范员工。这在我们国内不同工厂也各有特色。比如在包头的稀土工厂, 我们是先让员工自己找出岗位上不安全的行为, 把各个员工提出的内容汇总后, 列出一个清单, 然后据此对所有员工进行培训。此后, 我们每周会在公司里选取一位普通一线工人根据清单到现场去查找员工的不安全行为。这样做一是让员工在意识中加强认识哪些是不安全行为;二是在互相检查中改掉不良操作习惯。
链接:法国罗地亚集团创建于1928年, 现为苏威集团旗下成员, 是一家在应用化学领域、特种材料与服务领域、精细化学品领域技术领先的公司。罗地亚于20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罗地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上海, 目前管理着17家公司, 其中9家全资公司、6家合资公司、1家控股公司和1家贸易公司, 分别位于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和内蒙古。
塞拉尼斯 (南京) 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孙魏石:安全专员有权中止操作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 塞拉尼斯内部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工艺安全事故和未遂事故有所抬头。虽然我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 塞拉尼斯就开始考虑将人为因素纳入安全生产日常管理中来。为了提升工艺纪律的执行, 我们开发了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叫操作行为准则。
我们的操作行为准则制定了日常生产运营执行和控制的书面要求。其建立有3大目的:一是明确操作要求和目标, 使其在整体安全性和高效性方面达到高标准水平;二是降低操作实践的可变性, 减少人为失误, 提升安全水平;三是根据目标和政策以更安全、高效、专业的方式完成各项任务。这一准则涵盖了日常装置运营过程中涉及的操作人员职责的所有要素。我们还根据偏离这些要素可能带来后果的严重性, 将其核心划分为操作部交接班、安全仪表系统、联锁、报警等高影响力要素和保洁、贴标等日常支持要素。
为了保证每位员工都能按照该操作行为准则的要求来完成日常工作, 我们根据培训大纲给每位新员工都设置了结构化培训流程, 确保即便在培训师或考核人员失职的情况下, 也都能获得高质量合格的培训。在培训之后, 我们会选取不同于培训师的另一位合格的操作人员对新学员的培训情况进行测试, 保证学员培训水平的真实性。最重要的是, 在学员达到笔试和技能测试的所有要求后, 还需要通过培训审查委员会审核, 现场回答培训审查委员会随机选取的问题, 审查委员会通过后, 学员才能获得上岗资质。
细致严格的准则关键在于执行。为了确保每个轮班班组对安全操作行为准则各要素执行到位, 我们专门制定了周检查系统, 对每个轮班班组履行操作行为准则的情况进行评分, 操作偏差最少的团队会被提名为星级团队, 而且安全行为准则的周检查成绩直接与年度绩效挂钩。在周评之外, 我们每半年还要对运营装置的安全操作行为准则进行更为复杂和严格的评估, 该评估由工厂的核心管理团队来进行, 除了评估安全准则执行情况外, 还要收集一线员工对该准则的建议。评估结束后, 所有的报告都会提交给公司的管理团队, 确保所有问题在最短时间解决。
在日常生产操作之外, 为了确保在某些关键生产活动的安全, 我们还额外配备了工艺安全专员。工艺安全专员不但要拥有丰富的工艺知识, 而且在班组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这才能保证他在工艺关键时刻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工艺安全专员履职期间, 不直接参与实际操作, 其主要职责是向操作人员提供工艺安全知识和指导, 确保工艺操作安全性。在这关键操作过程中, 工艺安全专员要具体监控工艺参数, 监测操作趋势, 如果发现有任何工艺安全隐患, 他们可以随时中止关键操作。
化工生产与人员工艺操作密不可分, 只有确保员工规范安全的操作行为, 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事故、减少隐患。
链接:总部设在美国的塞拉尼斯公司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其生产的中间体化学品被广泛应用在油漆、涂料、纺织、汽车、医疗、高性能工程应用、过滤介质、造纸和包装、化学添加剂、建筑、消费和工业黏合剂、食品和饮料等领域。塞拉尼斯自1960年起即在中国开展业务。2004年塞拉尼斯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总部设在上海, 管理塞拉尼斯公司在中国的各项投资和各业务部的产品销售。塞拉尼斯在北京、广州和武汉也相继建立了分公司。
巴斯夫大中华区责任关怀总监胡秉飞:叉车工要接受急救培训
我们巴斯夫大中华区3名董事会成员, 每年都要亲自到工厂去进行HSE检查。2010年检查了5个工厂, 2011年已经检查了4个工厂。其目的是让工厂各个层级的领导和员工从态度上把安全放在首位。我认为国内很多化工企业在这点上存在欠缺, 很少能有企业老总亲自去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我认为这就像国内煤矿企业正在推行的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一样值得推广。
最高领导重视的情况下, 安全的投入才能到位, 生产本质安全才能得到保证。我们新建项目从源头上保证本质安全, 从一个项目的小试、中试、大试, 在做测试时就要把安全规范全部考虑进去。整个项目从前期设计、中期施工, 到最后完工、投入生产, 我们都把本质安全当作最重要环节。我认为国内有部分化工企业因为领导重视程度的原因, 在本质安全上做的不够。众所周知, 化工连续生产过程中是高温高压的, 但有些工厂甚至连在线监测系统都没装。实际运行状况单单靠人来监测显然不行, 等温度、压力高了再去操作调整是来不及的。不排除有些企业为了节省资金把安全联锁、安全仪表系统等硬件也省去了。我要提醒这些企业的领导, 这笔钱不能省, 这一省将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最高领导重视也提高了我们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的积极性。我们根据每位员工的工作性质不同, 每年都有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比如一个叉车工, 除了叉车证培训外, 还要涉及化学品培训、应急响应培训、急救员培训等。重要操作岗位员工每年得接受十几次培训。除了日常安全工作培训之外, 我们还额外对员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开展其他状况下的安全培训。比如不久前在杭州搞的一个安全驾驶培训, 要求我们供应商的调度员、安全员、经理都来接受培训。这种培训不是像驾校一样教你怎么开车, 而是讲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在一个车阵里如何开车, 如何通过车灯信号与对方交流, 紧急情况下急刹车的频率等。
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 我们2010年每100万工作小时内损失工时率为0.6, 就是说我们100万个工作小时, 有0.6个损失工时的事故, 而化工行业的国际平均标准是2.5~3.5。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利益集团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跨国公司纷纷入驻中国, 有些跨国公司将其重要的部门也迁至中国, 中国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而跨国公司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些深层次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日趋显现, 在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问题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由Oliver Sheldon在1924 年提出, 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即企业的发展需要兼顾所有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不仅仅包括慈善捐赠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还要带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和社区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资源的有效整合者和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 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愿望及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焦点。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按照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解释是指在特定的法律框架、社会规范和经营环境下, 企业在履行其基本经济职能的同时, 需从企业长期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 自觉、主动地采取符合社会目标和公众利益、适应社会及其变化的各种社会行为方案, 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在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包括的范围方面, 汤胜 ( 2013) 认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企业的经济责任、质量责任、环保责任、员工责任、社区责任和公众形象。
二、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双重标准表现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企业的典范, 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及慈善公益实践, 一直以来被当做国内企业学习的榜样。但事实上, 很多跨国公司在我国社会责任实践方面却表现为两极状况,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致力于把社会责任推广到全球范围, 尤其是在华跨国公司推出一大批有品牌、创新度高、可持续性强、参与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不仅取得了良好效果而且对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也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却是很多跨国公司在我国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上实行“双重标准”, 其表现为在母国或发达国家更具有社会责任, 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有选择地履行社会责任。
( 一) 产品质量不达标或掺假现象频发
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 是企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要求, 是企业应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和义务。但是一些跨国公司在母国生产高质量、安全可靠的产品, 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设厂后却降低安全标准, 所生产的产品不仅质量与原来相比有所下降, 有的甚至安全不达标。2007 年6 月24 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空调、电扇、太阳能热水器、户用风冷冷水 ( 热泵) 机组产品的抽检报告显示, 富士通将军 ( 上海) 有限公司生产的FUJITSU牌分体挂壁式房间空调器制冷量、能效比、能源效率等级3 个项目不合格。对于一个以“高质量”为口号的跨国公司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再以此作为零售业领头军的沃尔玛也频现掺假问题, 2011 年沃尔玛集团在重庆曝出以普通冷鲜肉当作“绿色食品”出售, 2013 年沃尔玛又在济南出现“假驴肉”事件, 这不能不说明其社会责任的缺失。
( 二)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 各国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为此制定了相当严格的环境标准。为了规避本国严格的环境标准, 降低污染成本, 一些跨国企业将污染严重、耗费资源较多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 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严重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全球最大轮胎企业――米其林公司在华投资的米其林回力股份有限公司因环保违规, 被国家环保总局点名批评。米其林轮胎项目涉及的问题有:未按环评要求完成对三台链条炉进行脱硫除尘改造;轮胎厂无组织排放恶臭超标;未落实锅炉在线监测装置以及厂界噪声超标严重。而联合利华 (中国) 有限公司因涉嫌违法排污被国家环保部门责罚。一些实力雄厚、重视形象的跨国公司将在其母国实施较高的环境标准视为应尽的义务, 但在环境标准较低的中国却事故频发。
( 三) 侵犯劳工权益
为了降低人力成本, 有些在华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侵犯劳工权益的问题不断出现, 如侵占公休日、压低工资与福利、无视健康与安全标准、工伤、医疗救治不足, 逃避社会责任。如2011 年媒体报道GUCCI公司仅在店面员工上班时间、举止行为上的规定就达到100 多条, 其中还不乏一些涉及员工基本生理需求的苛刻要求, 如喝水要申请, 上厕所要报告。这些全球闻名的跨国公司不但没有带入发达国家的员工福利保障理念, 反而效仿某些国内无良企业的做法, 利用国内劳动权益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侵害中国员工, 尤其是底层员工的权益。
( 四) 商业贿赂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前都有一个长达几年的市场调研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熟悉中国的法律、政策等显性规则, 还深谙中国商业环境所谓的“潜规则”, 即向客户或有关官员行贿。这种“灰色交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合理的腐败行为, 近年来频繁曝光的跨国公司商业贿赂丑闻, 如美国CCI ( 美国控制组件公司) 行贿案、朗讯公司行贿案、直销巨头雅芳涉嫌商业贿赂丑闻等。跨国公司通过商业贿赂开展不正当竞争, 侵犯其他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而一直以来, 跨国公司在全球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都是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 而有些在华跨国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却存在一定的不足和责任弱化的倾向。
三、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原因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的缺失与弱化现象时有发生, 虽然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内部员工利益受损的情况, 但是绝大多数表现为客户利益或者竞争者利益的受损。在慈善或者募捐活动中, 跨国公司往往表现出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行为。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在全球采取双重标准, 而“双重标准”并没有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本文认为深入了解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弱化的深层原因, 可从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进行分析。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将受到跨国公司、政府和消费者的影响, 并影响其本身的利益。
( 一) 跨国公司自身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发展, 社会对跨国公司的关注重心不但从其经济贡献转向企业社会责任, 更要求其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步, 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战略关注点, 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获得良好形象, 为竞争获得筹码。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在自利、利他或服从母公司三种原因共同驱使下的, 而逐利本性使跨国公司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实行有选择地履行社会责任。 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发展较充分、法律较健全, 国内的社会监督力度大、消费者维权意识较强, 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代价太大, 因而, 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能主动、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较落后, 社会监督力度和消费者维权意识都较弱, 因履行社会责任需要增加企业成本, 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跨国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是有选择的。汤胜 ( 2013) 认为, 在华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受企业自身经营绩效影响明显。当经济环境较差时, 企业为保持其经营绩效会降低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标准, 从而使得企业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了影响, 主要表现在员工纠纷上升, 消费者投诉增加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减少。
而跨国公司在履行其社会责任时, 大多是出于外部制度环境压力而非企业内部战略压力, 这是其与东道国社会之间利益博弈的结果,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看重的是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 评价跨国公司主要以经济贡献为主, 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暂未列入重要指标。另外由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落后, 使得跨国公司在出现社会责任缺失甚至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时, 所受的经济处罚与国外动辄数千万、上亿美元的罚款、赔款相比, 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失德成本十分低廉,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过低的违法成本让有些跨国公司毫无忌惮。
( 二) 政府的原因
中国作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体, 也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同时, 一些跨国公司也将其在母国的社会责任观念带到了中国, 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因而近几年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社会责任政策, 并开始注重寻求立法与监管之外的手段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促进和推广。
但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 由于国家考察地方官员业绩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着手, 因而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引资来改善本地的经济, 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更是其争取的对象, 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喊出“投资是上帝, 引资是功臣”的口号。为了招商引资, 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 对跨国公司大开绿灯, 造成内外资企业竞争的不平等, 无形中给予跨国公司某种特权, 这种优于“国民待遇”使一些跨国公司无视中国的法律法规。 地方政府所看重的是跨国公司能为本地经济带来繁荣, 履行社会责任与经济发展相比就显得不是很重要。
( 三) 消费者的原因
能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监督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是消费者, 他们有能力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区别企业的实际优劣。但是, 中国消费者在这一方面却是不成熟的。 首先, 消费心理不成熟, 存在盲目偏好洋品牌的倾向。如某家麦当劳出售过期食品被央视曝光后, 第二天这家餐厅依然人声鼎沸, 丝毫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 虽然这是源于对层出不穷安全事故的国内食品的不信任, 但对于洋品牌的盲目信任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某些跨国公司的盲目信任, 即使有问题出现也能较快谅解。其次, 消费者维权意识薄弱。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行业监督机构和体系, 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困难重重, 大多数消费者不愿花费过多精力和时间去维权; 而法律意识的淡薄, 也造成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较弱, 在出现消费事故时, 常用发泄的方式来解决, 如牛拉奔驰事件。另外,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采取“事不关已”的态度, 譬如GUCCI专卖店侵害职工权益, 但这并未影响一些人对GUCCI品牌的爱慕与忠诚度, 消费者这种将产品本身与企业不良行为“区别对待”的态度, 使那些失德的跨国公司未受到任何损失, 弱化了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
四、强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对策
跨国公司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要依靠企业内部自身的调整, 更有赖于企业外部的监督, 只有当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成本高于其履行社会责任的收益时, 企业才会主动承担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 一) 政府应发挥好监管作用
1. 完善法律法规, 加大监管力度
政府应加快推进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并通过法律法规对在华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客观公正的监督。能让跨国公司有法可依的前提是, 对企业社会责任实施制定出台详尽的规定, 且量刑须有统一标准, 并能在惩罚措施上对企业有一个致命的打击, 强化监管与执法力度, 并形成常态。
2. 加强工会作用
当员工权益受到侵害时, 大多数人无所适从, 只能忍气吞声, 这与中国基本上没有组织保障劳工权益有关, 现有工会组织作用较弱, 与国际上为劳工争取权益的工会相差甚远。只有建立并完善工会组织, 才能为维权铺平道路, 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3. 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标准
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时, 不能只看经济发展速度, 还应更多地关注资源环境和民生状况, 这样地方政府才能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 明确自身的社会职责。从而给跨国公司以正确的导向, 促进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 二) 跨国公司应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责任履行途径
1. 建立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 首先实行企业人员配置的本土化, 这就很难保证企业理念的正确执行。因此要采取国际认证的指标体系, 建立社会责任管理机构, 强化员工培训机制, 只有理念上灌输、形式上正规、监督上到位, 才能真正使跨国公司员工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2. 在供应链上推行社会责任
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供应商, 且有不少供应商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十分淡漠, 这就需要跨国公司制定与我国劳工标准及其他标准相关的合理的生产守则, 并设立机构或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对供应商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 保证社会责任履行的到位。
( 三) 培养理性的消费者群体迫在眉睫
1. 培育具有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 消费者是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情况的监督者和推动者,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大多是旁观者, 于是助长了跨国公司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无视态度。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消费者需要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共同培育, 消费者需将企业行为与产品销售紧密联系在一起, 才能有效监督和约束跨国公司的失德行为。
2. 强化消费者保护权益
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消费者保护权益的意识和相关法律, 让消费者学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另一方面要简化维权程序和降低维权成本, 使消费者能真正运用法律实现维权。
参考文献
[1]汪大海, 张建伟.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构建[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2 (12) .
[2]汤胜.在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3 (3) .
跨国企业法律责任 篇9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跨国公司普遍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市场, 中国不容置疑地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事业的重要支柱。世界五百强企业中, 进驻我国的已达480家。在跨国公司蜂拥而至时, 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人权问题尤为突出。尽管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对跨国公司在人权领域的法律义务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在实践中, 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逃避人权义务的现象,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重视。与此同时,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影响也开始显露端倪, 主要表现在对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全球契约”与中国的联系等方面。
(一) 保护劳工权的生产守则运动
上个世纪末, 我国的劳工问题开始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 制定了专门的“生产守则”, 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如美国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全球交流组织等21个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联合起草, 并有多家跨国公司签署了“中国商业原则”。此后, 各大跨国公司相继开始了旨在对中国供应商和分包商实施以劳工标准检查为内容的社会责任运动。这些公司普遍在中国公司内设立了相关的社会责任部门, 自行或委托第三方的审核机构, 对于中国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劳工标准执行状况进行监督审核。而从事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的国际组织, 也都相继在中国登陆。近些年来, 中国沿海地区的数千家作为跨国公司供货商的企业, 已经接受过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检查。这一运动使得劳工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这一命题, 在企业和社会的范围内, 获得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认知程度, 特别是对于提高劳动者和雇主双方的权利意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二) “全球契约”与中国
“全球契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现已有近12000成员, 遍布145个国家。联合国已陆续在各国与其政府和企业界共同组织“全球契约”的启动和宣传, 并由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全球契约”办公室负责协调和推动工作。在充分认识到缺少一个像中国这样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企业的参与, 其完整性和广泛性必将受到挑战。从2002年起, “全球契约”不断推广其社会认知度, 中国企业界也在不同场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企业联合会在2005年专门成立了“全球契约”推进办公室, 并以组织名义正式加入“全球契约”, 成为全球第一个以非企业形式加入“全球契约”的组织。随后, “全球契约”工作在中国取得了很大进展。2014年, “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制定了章程, 致力于推动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的实施, 标志着全球契约实践在我国日趋完善。
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国际法律实践, 是在不断的向积极融合多方约束机制方向发展。我国作为跨国公司生产链条的终端以及销售市场, 如何在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 对国际趋势进行有力的回应, 是采取消极、保守抑或是积极的态度, 是我们应谨慎思考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应认清局势, 积极顺应国际趋势, 一方面, 可以保障人民的权益, 从环境、工作等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 也能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 政府和立法者层面, 积极加强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
首先, 对在华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 通过媒体的披露, 我们可知在华跨国公司侵犯人权责任最为常见的有健康权、劳工权以及环境权, 因此需在这三个方面重点规制在华跨国公司。特别是对于在华跨国公司的劳工保护方面应该给予持续的关注。在立法层面, 则需要针对现有原则性较强的法律出台具操作性的事实细则。如在工人的结社问题和被强制劳动问题方面、在就业歧视的具体认定方面、强化公民的环境权方面, 可以借鉴国际标准适当予以规定。需知劳工和环境标准的适度提高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因为最容易发生劳动侵权的企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次, 对我国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规制问题上, 我国跨国公司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的情况逐渐增多, 其在国外遵守人权的状况也将渐受关注。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提出了批评,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经营行为进行反思。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遵守人权规范, 例如可以通过贷款或减税的方式鼓励走出去的跨国公司以更人性化的方式进行经营。在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的同时, 注重相关群体权益的保护。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效仿发达国家, 加强对劳工的保护及对违反劳动法律的惩罚。
同时, 可以从“全球契约”以及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方面切入, 积极引导在华跨国公司以及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契约”得以普遍推广的情况下, 其开放性利于我们逐步推进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承担。生产守则作为跨国公司的自律规范, 使其得以有效适用无疑可以解决许多现阶段的难题, 如“胡萝卜+大棒”理论则是赋予其有效性的充分做法, 我们可以尝试将该理论应用于实践。
(二) 跨国公司层面, 通过各种方式践行其人权责任
首先, 定期发布人权责任履行报告,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规定, 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应依据这些准则定期评估自身活动对人权的影响。评估的重要途径是定期发布公司人权责任报告, 将其人权责任的实践情况公之于众,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然而目前定期发布人权履行报告的企业少之又少, 但跨国公司一般都自愿提交社会责任履行报告, 目前的趋势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 即跨国公司的自愿报告和有关国家的规范融为一体。无论如何, 跨国公司提交自愿报告目的在于使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确信该公司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 未来跨国公司发布人权履行报告也将会是一种趋势, 它能使企业的人权状况为公众所了解, 从而提高公司的信赖度, 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其次, 加大对外监管力度, 完善公司监管机制。跨国公司推进其人权责任的重要途径是把好对外监管关, 完善公司的对外监管机制。联合国《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第16条也明确要求跨国公司的供应商、销售商等必须遵守准则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 跨国公司在这一环节中应担负起正确监管的责任。
(三) 社会层面, 各方加强监督
对跨国公司在国内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有关人权责任方面的各项举措以及其破坏本国社会利益的行为离不开社会的监督、约束。在我国, 社会监督对跨国公司承担人权责任的积极影响已有一些良好的实例。
目前, 许多跨国公司也已经渐渐意识到:忽视其人权责任的做法最终只能使他们的社会评价跌入谷底, 积极承担人权责任将在媒体、消费者和相关人权监督机构中塑造较好的形象, 间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这些社会监督可分为:⑴公民个人的监督;⑵债权人的监督;⑶社会经济团体的监督;⑷新闻舆论的监督。社会监督已经为许多经济立法文件所确认, 不少经济法律也规定了公民个人对经济活动特定的监督权。公民个人的监督是对抗跨国公司滥用权力 (权利) 的有效手段, 也是弱者进行自力救济的法律工具, 有利于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 由于舆论监督成本低、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因此,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心。而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的产生、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萨楚拉.跨国公司人权责任探析[J].湖北大学学报, 2015 (3) .
在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探析 篇10
所谓社会责任, 就是企业在创造利润, 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 主动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和社区的责任。
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 社会责任不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 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在自由公平的竞争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最主要社会责任的原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司作为一个组织, 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 其存在是在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的, 它还应对建立和维持它们的更大的社会负责。企业如果拒绝承担社会责任, 则同样会被社会所拒绝, 所以说作为一个企业,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可从一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1) 从宏观上看, 跨国公司是负责任的经济全球化的责无旁贷者。跨国公司作为能够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组织形式,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跨国公司在世界总产值、国际贸易总额和国际直接投资等全球重要经济指标中所占的比重持续增加。
(2) 从微观上看, 跨国公司利益实现机制改变。跨国公司为保证其现实效益, 不能仅仅考虑自身的因素, 而必须考虑利益相关方的诉求。跨国公司率先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正是适应这种利益实现机制的改变。
2 在华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的原因
2.1 从跨国公司本身来看
(1) 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特点和作为企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的本质, 促使跨国公司甘冒牺牲社会责任的风险。
在全球化经营过程中, 跨国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内通常由于其滞后效应又很难看到付出社会责任成本后所带来的直接收益。因此, 虽然一些跨国公司明明知道忽视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的信誉影响, 但是面对实际成本压力或者说企业追逐利润的本质, 使得企业仍然可能会做出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营行为。另外, 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其规模经营效益, 需要不断扩张, 以至于有些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 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同时也可能出现监控失败,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可能会出于自身经营目标的完成而采取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
(2) 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也存在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差异。
一些管理者缺乏长远的眼光, 不能看到承担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长远利益。还有部分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歧视心理, 这些跨国公司在原材料选取, 产品使用及服务等问题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 即优质产品销往欧美等发达国家, 较低劣的产品销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2.2 从我国来看
(1) 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 与国际标准存在差异, 市场监管体系不成熟, 执法不严, 违法处罚力度不够。
中国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零散, 法律条款具有政策性和指导性, 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新《公司法》第5条明确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 但这只是个原则性条款。这些分散性的法律法规在规范和监督跨国公司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方而仍存在缺陷, 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 相应的法律执行和监督不力, 违法而没有得到严惩, 犯法得到的收益远大于违法成本, 对于跨国公司没有约束作用。
(2) 跨国公司在华缺乏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制衡也是导致一些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
在西方国家, 除了健全的法治环境以外, 还有许多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经营行为发挥着制约作用, 如众多的机构投资者、行业协会、劳工组织、环保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人权组织等。而在我国, 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尚未成熟, 民间团体、行业协会的力量很小, 作用很有限;而消费者对跨国公司触犯道德和法律的行为也往往是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加以抵制, 而根本谈不上对跨国公司的利益制衡与责任监督。
(3) 中国社会大环境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屡禁不止的弱化社会责任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政府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对在华跨国公司实行的超国民待遇, 跨国公司在屡屡出现违法问题, 和个别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认识和优待有关。其次, 中国经营环境造就了跨国公司本土化的经营策略, 某些跨国公司效仿国内企业对政府采取特殊沟通的方式, 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经营策略。再者, 中国消费者盲目崇拜名牌和国外品牌情况突出。
3 完善在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
在华跨国公司弱化社会责任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各方面带来不利的影响,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强化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促使跨国公司积极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政府到民间努力营造一种公平守法、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至关重要, 以下是针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提出的几点建议:
(1)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 加强执法力度, 约束在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加强监督、环保、劳动等方面的立法, 法律规定应尽量详细, 可操作, 并逐步与国际接轨, 从而尽可能地将社会责任范畴的内容纳入到法律之中。要完善《劳动法》、《工会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健全和完善各专业技术领域的相关法规, 这是加强对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的行为监管, 督促他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另外加大对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处罚力度, 将成为实现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后逆屏障和最有效的防线。因此, 可以在立法上设计较重的法律责任, 通过提高跨国公司因违背应尽社会责任而应承担的违法成本, 来预防或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2)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
目前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绝大部分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法律框架和社会期望建立起来的, 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制度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冲突, 因此从制度层而来看, 首先要在建立认同的正式制度, 由国家权威机构出面, 与跨国公司及利益相关者团体协商, 在遵循中国现有各项法规、标准基础上, 参考主要国际社会责任内容, 制定跨国公司在华社会责任标准和行为准则。
(3) 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国家社会责任激励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虽多属自愿性行为, 但政府的积极引导对于促进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发挥重要作用, 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都不是旁观者, 政府在强化社会责任实施机制方面可开展许多工作, 对于违背社会责任标准行为进行道德劝导, 及时纠错和惩罚不道德行为。完整的法律机制, 应该包括约束与激励两方面。建议由政府推出系列优惠措施, 包括荣誉激励、政策激励、政府采购优先等,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采取积极措施承担社会责任。当然, 这些激励措施不应超出法定的范围和标准。
(4) 加强宣传, 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和披露机制, 鼓励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在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行为进行监督。
切实保证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 加强对跨国公司生产经营行为的监控, 及时纠错和惩罚不道德行为;为此, 应加大法律宣传,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应该加强对与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有关的各审批机构、合作机构、执法机构行为的监管, 严惩各种腐败、违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监管部门须建立投诉系统, 畅通举报渠道, 定期公布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所有企业违背企业社会责任的黑名单。
(5) 加强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和约束, 营造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
论语中讲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阶段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 总体来讲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时间都处于起步阶段, 与跨国公司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中国企业的管理, 鼓励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在整个社会培养一种企业社会责任道德氛围, 营造健康的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
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区域。探讨在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弱化问题及其原因, 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现行跨国公司法律管制机制述评 篇11
[关键词] 跨国公司 法律管制
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使其逐渐形成了可以与“国家主权”抗衡的“工业主权”。如何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的管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因国家管辖权的有限性，一国政府的力量无法对其有效管制，跨国公司管制需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然而，自巴黎和会提出的《外国人待遇协定》以来，对跨国公司的多边管制努力，迄今为止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本文着重分析现行机制的缺陷及其成因，为恰当地进行法律设计奠定基础。
一、东道国国内管制的缺陷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差异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即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两者关系较之过去有明显改善，但两者在利益冲突下的管制与规避管制的基本关系没有改变。东道国国内管制仍是整个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核心。具体体现为跨国公司进入、经营与退出三个环节的管制措施。然而，“孤立的政府监管仅仅是一根根孤立的木条，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整体监管效能取决于这些木条中最短的那一根。”
1.政府失灵
一定意义上，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良药。然而，国家行为本身受到“人类组织”——政府——“人为的”规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国内管制上的政府失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情况:①不恰当的管制方式、层次和预期造成的管制无效。例如，东道国有时会迫使跨国公司采取某种新的投资安排和经营结构以满足其政府要求，结果使其要么放弃投资，要么改变经营方式规避管制。最终使政府原本能获得的技术、税收等收益受到损害。②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利益冲突，国家的利己性，使得对跨国公司的国内管制长期处于“过度”状态，客观上加剧了国际市场上国家层面的限制性和不正当竞争。
2.管辖权的有限性和冲突性
(1)有限性：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国在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达成资源全球优化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战略。而一国管辖权的有限性使得国内管制能够直接起作用的领域仅限于该国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活动，无法适当地处理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为其逃避管制留下有利的制度空间。
(2)冲突性：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特质，使得两个以上的国家可对其行使管辖权，更因管辖权种类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管辖冲突。各国对其国内管制措施和力度的不同，也降低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妨碍了世界市场的发展。此外，单方管制的结果必然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弱势地位，跨国公司进而利用这一法律冲突谋取自身利益。
可见，“跨国公司的国际关联特质”使得“没有任何单一的法律框架可以解决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对跨国公司的法律管制必然要上升到国际层面。
二、国际管制的缺陷
国际管制既是对国内管制的补充，也是对主权国家管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范和国际协调，使得未来跨国公司与国家之间关系更透明、稳定和可预期。但现行国际机制是建立在国家界限关系之上的，无论双边、区域或多边关系都发生在国家层面，是国家在跨国公司管制问题上做出的部分“主权让渡”，归根结底是国家间的妥协，因此不免存在制度性缺陷。
1.双边机制的缺陷
双边投资协定传统上被视为一国向跨国公司传达“商业开放”信号的主要工具，是国际投资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形式。然而，双边协定在管制跨国公司问题上存在范围有限、用语抽象、缺乏稳定性、统一性和保障性、谈判艰苦和义务失衡等众多缺陷。它也是发达国家借以抵消或削弱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确立的一系列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和规则的有力武器。所以双边投资协定充其量是权宜之计。
2.区域机制的缺陷
区域机制在协调区域内国家单方管制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区域安排涉及范围有限，现有的安排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还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且区域性投资法中专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区域安排还甚为少见。此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区域主义是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制的侵蚀，部分地阻碍了全球化的进程，现有投资多边法制的相对薄弱是区域化加强的结果。
3.多边机制的缺陷
与双边和区域协定相比，管制跨国公司投资的多边协定无疑是更优的选择，它对现有投资安排不是取代而是补充。但多边机制也存在诸多缺陷：
(1)多边一级，已经制定的文件在范围和主题事项上都是专业性的;
(2)多邊机制的效力基础是国家同意。利益的冲突导致统一的多边投资协议无法达成，更因多边条约的例外和免责条款，减损了现有条约的拘束力，而且一旦多边条约的成本大于了利益，一国会选择退出条约，这也增加了条约的不稳定性;
(3)现行的多边条约偏重于对政府管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制，而缺失直接规制跨国公司行为的规则。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强国制定规则，弱国服从规则”强权政治的影响下，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发达国家一直主宰着规则的制订，加之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也成为世界规则的潜在控制者，总是使制度变迁朝着对其有利而可能损伤东道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导致世界规则非平衡发展;
(4)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民主的缺失，是现行多边管制机制的根本缺陷。长期以来，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秩序一直为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主宰，国际经济事务谈判为国家所垄断，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主体被排斥在外，缺少民主参与和公众介入。具体体现在诸如信息准入、制度生成、规则实施，以及权利救济和争端解决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程序中，对各种利害相关者呈现的信息封闭性、决策内部化、实施垄断性、救济有限性等各种“民主赤字”。
三、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
总的来说，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现行机制存在多层次性、过分依赖国内机制执行、救济措施匮乏和认同感危机等缺陷，使得传统的由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难以应付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难以“对抗”日益强大的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工业主权”。对跨国公司的有效管制必须另辟他径。
1.多层次性引起的效力冲突难以协调
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迅猛发展，全球平均每周就有3个以上的国际投资协议诞生。目前共有5100多个与投资有关的国际协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国际投资体系，还有大量国际投资协定正处在谈判或重新谈判阶段，未来国际投资协定还会显著增加。
现有多层次的投资协定由不同立法者制定，效力复杂，由此引发的相互冲突难以协调，而且数量众多，虽然也为国际投资制度的充实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成为国际统一法制的障碍。双边协定仅对缔约方有法律约束力；区域协定效力不统一；多边协定中程序性公约如ICSID和MIGA具有约束力，WTO有关的投资协定具有约束力，而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效力看法不一。一国参加包含不同标准的各种层次的投资协议，会给全球经营的跨国公司带来困惑，也不利于各国政府管制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尤其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价值取向的文件之间充满了矛盾，甚至是激烈对抗的理念，这种状态势必延缓统一国际法制的构建。
2.执行机制上过分依赖国内机制
双边条约，无疑是坚持以国内机制直接解决跨国公司问题的典型。众多的区域安排或处于讨论中的多边文件，也试图以国内机制来解决跨国公司问题。“重国内机制而轻国际机制”，加之各国国内法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差异，使得规则只能停留于纸上，国际法制难以建立。
3.救济措施严重匮乏，缺乏程序保障
国内机制的救济措施主要体现为东道国当地救济。但在实践中，由于对东道国法律制度的公平性心存疑虑，跨国公司不愿采用东道国当地救济解决投资争端，转向其他途径解决；越来越多的双边协定给投资者提供了解决争议的多种选择，无形中减损了双边机制的保障性；区域机制则各自为政：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都设置了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效力各不相同。过多的争端解决机制容易使跨国公司无所适从；多边机制大多停留在指南、建议等软法层次，法律拘束力软弱。仅有的程序性条约ICSID的利用率也不高。TRIMs虽然已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纳入到WTO争端解决的框架内，但因涉及范围狭窄，远远形成不了有效的程序保障机制。
4.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引致对现行机制的认同感危机
当代社会是权力和诉求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现有各种主体力量和组織模式的局限之必然结果，是国际经济领域市场失效、国家失效和政府间组织失效的产物，是一种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引致了对由政府主导的现行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认同感危机。
(1)主体结构上的失衡。现有机制可以说是完全由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宰的，体现为参加国际经济事务的谈判和决策的权力为国家所垄断，更进一步地为跨国公司所左右。信息传递方面存在透明性差、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完备等缺陷。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多元化的诉求越来越多，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越来越难以应付全球问题。
(2)“经济中心主义”的局限。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束缚的现行体制，没能体现国际经济法一体化趋势，更未反映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国际经济法律体系内有关贸易、投资、金融、竞争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法律制度脱钩现象严重。现行机制未将“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社会立法”联系在一起考虑，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的“社会倾销”现象。
(3)秩序模式上的利益分配不均。现行机制本质都是“权力导向”模式。国内层面体现为政府垄断了制定有关跨国公司管制法律的权力，甚至未曾纳入议会审查和司法审查的视野中；国际层面上体现为各国实力的不均衡引致的国际组织决策过程中强权色彩浓厚。“强国制定规则弱国遵守规则”导致利益分配极为不均。WTO争端解决机制虽具有“规则导向”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诉求。但仍不能很好地解决“国家中心主义”的问题。
综上所述，现行国家和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下的机制不能够满足全球化时代对跨国公司外部性问题管制的客观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在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内寻找“柳暗花明”的出路——建立在全球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全球管制治理机制。“全球管制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内在的包含了法治、同时又超越了法治的跨国公司管制模式，超越了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严格界限，侧重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监管跨国公司过程中的参与、合作、交往、互动的伙伴关系和网络体系，必将成为未来跨国公司管制机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钟伟:跨国公司发展对国家监管的挑战，《科学决策》2001/3
[2]杜文中著：《界限经济与市场主体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版，2页
[3]陈东著《跨国公司治理的责任承担机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版，61页
[4]王贵国著:《国际投资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281页。
[5]盛斌著：《WTO与多边投资协议》，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版，141页
[6]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版，51页
[7]崔健著:《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75页
[8]王彦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国际经济法的合法性危机，《中国国际法学精萃》2003卷，280页
从法律角度谈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 篇12
关键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制度贫困
大量的跨国公司商业贿赂案件的频发表明, 在我国曾几近绝迹的商业贿赂呈蔓延泛滥之势。商业贿赂已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秩序, 毒化了我国的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滋生了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 成为腐蚀我国干部队伍, 侵蚀党的肌体的“毒瘤”, 成了我国社会的一大公害。可见, 反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为表现及其危害
1.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行为表现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手段可谓包罗万象:有明礼暗贿的, 如各种“回扣”、“劳务费” (包括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等) 、“宣传费”;有以购代贿的, 如为实权人物子女安排到母国或其他关系国留学、工作、考察或观光浏览, 赞助业内研讨会, 以及和实权人物自己私下开办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行贿”等;以赌博 (故意) 输钱代贿的;以及五花八门的“性贿赂”, 等等。其名目之繁多, 花样翻新之快, 形式之隐蔽, 令魔术师汗颜。商业贿赂已经成为许多行业 (尤其以医疗、金融等行业最为普遍) 、许多跨国公司公司竞争制胜的“法宝”。
2.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危害
(1) 破坏了我国市场交易的秩序, 扭曲了公平竞争的本质。它使市场机制、市场规律作用受阻;使诚信者沦为受害者, 以致在现实竞争中出现了正不压邪、国货斗不过洋货、李逵打不过“李鬼”的“逆向淘汰”现象。
(2) 使交易的天平不公平地向跨国公司一边倾斜, 资源不合理地流向了跨国公司, 从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 并极有可能导致我国企业 (产业) 核心竞争力的逐步丧失。
(3) 滋生了我国官员的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 成为经济犯罪的温床。它使市场竞争变成了贿赂、人情和关系网的恶性博弈:部门主管领导、购销人员, 以及部分政府官员等“关系人”, 受利益驱动, 到处插手、收受贿赂, 甚至置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于不顾, 无所不用其极。
(4) 使得我国的税收大量流失, 国家利益严重受损。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现实法律法规的漏洞为避税找到借口, 如通过采用关联交易和在避税港注册“公司”的办法“高进低处”“合法”避税;二是通过变相的贿赂从税收部门那里获得相应的税收保护。
(5) 对我国的商务和投资环境产生了消极影响。2002年, 透明国际 (TI) 对全球各国的行贿指数 (Bribe Payers Index, BPI) 进行的排序表明:“随着出口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 来自俄罗斯、中国的公司使用贿赂的规模已非常高。我们的新排名表无可辩驳地显示, 许多来自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里以犯罪的手段来赢取合同”。朗讯事件曝光后, 一位外方官员曾感慨道:“现在很难让我相信, 一个外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同时保持手脚干净。”这说明,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在我国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它不仅极大的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 给对外开放政策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 而且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内伤”;还成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环境瓶颈。
二、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对策与措施
1. 应尽量减少租源
商业贿赂之所以发生, 是因为租源的存在。所以, 反商业贿赂的根本在于减少或杜绝租源。当前, 我国在相关方面的制度贫困, 以及政府介入过多、权力过大, 成为在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为泛滥的“根源”。因此, 创新和完善制度, 转变政府职能意义重大。当前, 应尽快建立健全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第一, 针对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完善, 给认定和查处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带来困难的问题, 首先将修订、完善法律法规,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第二, 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及个人信用管理制度, 实施跨国公司诚信守法提醒制、警示制、公示制;第三, 强化内部管理, 建立跨国公司自律机制;第四, 深化体制改革, 从源头上防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转变政府职能, 规范行政行为, 还跨国公司一个更公平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2. 完善和强化惩罚机制
强有力的惩罚机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有力的惩罚和有效的监督。具体措施如, 推行收入 (或家庭财产) 的定期申报制度;充分发挥独立的社会新闻 (舆论) 宣传监督体系的作用;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和独立公正的审计制度;搭建统一透明的竞争平台, 治理竞争环境, 让潜规则退出竞争舞台;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机构等, 对遏制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均会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3. 保持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政治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 制度的完善, 社会的和谐, 生活的体面, 将有助于激励人们恪守尽职、廉洁自律、克已奉公。相反, 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悲观的心理预期, 收受贿赂成为一种正面激励, 人们会冒险选择一种为使将来能够安逸而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孤注一掷的行为。大量的腐败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为发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有大量制度租金的存在。经济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商业贿赂, 并不是因为其道德观念和谋利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 而是因为制度安排, 即个人选择环境的改变。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跨国公司商业贿赂行为的产生主要根源在于我国的制度缺陷。只要制度上存在“租”, 就会产生商业贿赂现象,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王蒙.外企中国行贿调查:跨国公司每年避税300亿?[N]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05月30日[1]王蒙.外企中国行贿调查:跨国公司每年避税300亿?[N]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0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