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精选12篇）

法律责任制度 篇1

一、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会计主体违反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这里的会计主体不仅包括单位, 还包括个人。有的学者认为会计法律责任仅仅指违反《会计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这并不全面。因为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很多, 除了《会计法》, 还有《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等, 所以, 不管是违反《会计法》还是违反其他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 都应当属于会计法律责任的范畴。

二、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立法现状

(一) 会计法。我国1979年8月开始起草会计法, 1985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以下简称《会计法》) 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1993年12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 1999年10月31日,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 (修订草案) 》, 修订后的《会计法》于2000年7月1日开始施行。新的《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如第4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第21条的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 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第28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同时, 还加大了惩治的力度, 具体列举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会计违法行为及处罚规定, 并强调了会计违法行为刑事处罚, 如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三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 新的《会计法》更加完善, 更具有操作性。

(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除了《会计法》, 《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都对会计法律责任有相关的规定。如《公司法》第二百零二条:公司违反本法规定, 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

(一) 对于违法行为标准界定的不足。根据《会计法》第四十三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五条: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是虚假财务报告, 如何认定,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财务会计专业人员通常是以专业标准为依据, 只要按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 得出的财务报告就不应认定为虚假会计信息, 即使这个财务会计报告与事实、结果不符;非专业人员则通常认为, 只要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 那么该项会计信息就应该属于虚假信息。如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就容易引起法律冲突。另外, 会计违法达到什么程度构成犯罪, 规定亦不具体, 比较模糊, 这就给具体的司法审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 民事责任规定的不足。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中基本上是围绕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展开 (尤其是行政责任) , 而对会计违法损害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民事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却没有涉及。也许有人会提出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应由民法加以规范, 然而, 就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调整来说, 民法处于普通法的地位, 它对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供给只能是“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性的, 而对特殊领域尤其是“公”“私”兼顾的法律调整领域, 如商事、环境、会计等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定还须特别予以具体化和特殊化, 这是市场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必然要求。《会计法》是关于会计行为和组织的核心法律, 它的相应条款应为民法和其他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 (如公司法、证券法等) 提供法律判断标准方面的会计专业技术支持。在实务中, 由于会计法规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 导致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 使用者遭受到经济损失时, 难以获得民事赔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一些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但却比较笼统, 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出现了会计违法行为, 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如果没有民事赔偿的规定, 这不仅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 恐怕对侵权人也没有有效的法律说服力, 这对诚信社会的建立也是不利的。

(三) 对于会计法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规定的不足。根据《会计法》第四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第二十一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 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由这两条可以看出, 单位负责人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但根据其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三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前款行为,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 可以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四条: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前款行为,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 可以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可以看出并没有规定单位负责人应承担的具体责任。这样, 当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时, 作为单位会计工作的责任主体, 即单位负责人, 追究其法律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出现这种无法追究的局面, 会使《会计法》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大打折扣。因为, 法律的实施是以其强制力为保障, 这种强制力主要体现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上。

四、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完善

(一) 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直接作出规定。在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作出规定时,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必须规定在我国调整会计法律关系的基本法, 即会计法或者其实施细则中。其次, 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的界定必须科学化, 避免过去的法律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在会计专业人员看来不很科学的情况出现, 这就要求必须结合会计专业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共同来制定标准。同时, 对于会计违法犯罪的制定也要具体化, 结合《刑法》的规定, 来制定会计违法犯罪的标准, 同时, 对于《刑法》中对于会计违法犯罪制定不完善的地方, 也要结合《会计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二) 明确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 加强会计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 特别是完善会计违法的民事、刑事法律规范。加强会计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 特别对会计违法的民事、刑事责任的落实。民事方面, 《会计法》对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基本上没有规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因此, 有必要建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 对会计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标准、范围、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做具体的规定, 以此来确定责任人应就其违法行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切实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加大会计违法成本, 以期会计信息质量能得以保障。

对于虚假会计信息的刑事责任问题, 通过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的“虚假会计罪”刑事法律规范, 吸收我国刑法当中“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 (第一百六十一条) 、“妨害清算罪” (第一百六十二条) 、“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第二百二十九条) 等罪名, 对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在会计业务当中弄虚作假或指示、要求、教唆、帮助他人弄虚作假, 情节严重的行为, 如采用虚假凭证计账、设立虚假账册、提供虚假财务报表或报告、提供虚假会计证明文件等一切虚假会计行为等, 依法进行定罪处罚。

摘要：新会计法的实施是当前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需要, 对于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完善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协调相关法律法规, 使会计法律责任制度达到统一规范。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会计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完善

参考文献

[1]蔡立新.我国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探讨[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1.

[2]韩丽微.浅谈会计责任的规范[J].锦州医学院学报, 2001.3.

[3]韦群林, 张亦军.论我国会计法律规范体系的建设与完善[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2.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

[7]《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0月27日通过.

[8]《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法律责任制度 篇2

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党风廉政问题，说现象是“四风”问题，说本质是作风问题，这些顽苛杂疾，危害巨大。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起什么作用，各自应该负起哪些责任。

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处于领导地位、中心地位、保障地位，“党委作为一个地区或部门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由此，做谋划、用人选、定规章、抓机制、强机构、做典范、促监督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党委的主体责任自然而然就体现在这所有环节当中。

同级纪检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富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尤其是执行和监督。再好的谋划也要有人抓落实。党风廉政问题，在根源上是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纪律问题、道德修养问题，更是体制机制问题。因此，抓党员干部政治思想教育的深度、抓党纪党规执行的力度和广度、抓道德建设和信仰塑造的高度、抓体制机制运行效能的尺度，就成为纪委的工作内容和监督责任内容。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没有责任追究制度，责任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出了党风廉政问题，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这不但需要制度，更需要实践。

依据已有的制度约束，探索新的制度措施。过去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如何追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主体不明、界限不清、程序不严、执行不力的问题，操作难度大。有鉴于此，新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从体制机制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在工作组织、工作主体、工作程序上做出严密安排、严格规定。从应究责任的界定、归类，到违纪违法事实的调查、认定，到责任追究的动议，再到责任处理各项规定的具体适用等。把责任层层分解，明确责任担当，使得责任追究制度更加系统完整、科学合理，更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规程可操作。

研究责任追究制度的工作机制。追究责任必须要落实到谁来追究的问题，也就是追究主体的问题。要避免多头责任追究，容易出现职责交叉、职权不清的问题，因此又需要搭建起专职追究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班子，把这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同时，还需要明确工作机制的各个细节问题，这既是关键问题，更是难点问题，需要十分认真仔细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拿出敢于面对的勇气。

责任追究的考核体系。原有的责任追究制度，按责任程度，分别采取了谈话、批评、调离、解聘、免职等责任追究措施，产生了显著效果。在笔者看来，恐怕这还不够，若能将深化责任追究与政绩考核挂钩，或是改变思路，扩大监督主体范围，把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都同时运转起来，或许能提升现有责任追究制度的效果。

加强双重领导体制，强化领导干部的典范作用

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度，直接面对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出以上制定实施责任追究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双重领导体制，意在于破解同级纪委不能监督同级党委的难题。以上一级纪委的权力，来化解下一级纪委在监督同级党委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强化以权力制约权力。

法律责任制度 篇3

关键词：责任审计；法律制度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法律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反映出种种规律性，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是我们研究现代审计制度和预测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

一、 中国奴隶制时期的经济责任审计法律制度

我国奴隶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和春秋四个时期，有关夏、商的文献记载传世不多，因此当时的经济责任审计状况无法掌握，经济责任审计的开端要追溯到西周时代。周王设置宰夫，具体负责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据周礼记载：“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①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证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告而诛之”②，“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③。可见，周王朝就已经知道了经济责任审计和凭官员的功过进行任免、赏罚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宰夫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审计官员。美国学者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在其《会计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在内部控制、预算、和设计程序方面，周代在古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④

二、 中国封建制时期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经历了机构更迭、制度变异的不断演化过程，其功能也处于不断变迁中。

（一） 战国时期的“上计”制度。“上计”是以年终送审报表的方式，考核地方行政官吏政绩的制度。这种制度实质上是从经济责任的角度来考核官吏，并根据考核结果按功过进行赏罚。

（二） 秦代的御史制度。御史辅助帝王掌管政治和财政的稽查工作，代表皇帝直接审理每年由中央和郡县上报的财政收支报表，对贪污渎职的官吏进行惩处，行使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双重监督职能，丰富了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内容。如秦法中规定：如果会计账目被审计出错误、漏记错记和随意注销等情况，不仅要罚款，而且会责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审出仓库过多超储、亏空不足、以多报少、瞒而不报非法注销而造成损失的，要进行赔偿和责任追究。而且秦律还特别规定了，新旧官员交接之时，对于经管的库存实物要进行清查，账实不符，造成差错事故的，不论问题轻重都要进行经济处罚。

（三） 西汉的受计制度。各级地方官吏定期将其辖区内有关户口变迁垦田增减、钱谷收入等造册，逐层逐级汇总上报审核，君王听取报告，谓之“受记”。“上计律”中规定了详细的上计法律制度，使上计制度具有了强制的法律效力。如果上计报告有内容不实、计算不准、呈报不及时等情况，经“受记”发现，均会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治罪。史料记载，汉武帝层处理过许多上计中出现问题的官员。

（四） 隋朝的公务费管理制度。在《大业律》、《开皇律》中均有涉及财务出纳及财务管理方面的相关责任制度。对于厉行节俭并善于理财的官吏，考核后给予奖励，对于贪污腐化的官吏，从严处置。隋朝的公务费管理，改领用报销为“咸置廨钱，收息自治”⑤，公务费的管理由隋文帝亲自抓，实行由国家拨付各部门一笔金钱用作本金，收取利息作办公费用的制度，并规定不许滥用利息。

（五） 唐代的比部与御史台制度。唐律许多方面有涉及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且规定更为细化，对一些具体的违反内容例如造假或者篡改报告文书、违反报告期限、丢失簿书而至账面误差等具体细节规定了详细的刑罚标准。唐朝的比部具有了一定的专业性，唐律规定，官员犯法要报御史台弹劾，凡经济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要报刑部中的比部勾复核实，再由御史台上奏弹劾加以处罚。而政府部门的上计报告，均先送户部和度支部审查，再由比部复核，如果在复核中发现由于违法、失职或者是差错等情况，可按照情节轻重处以笞杖、赔偿、革职查办、流放甚至死刑。

（六） 宋朝的审计院建制。宋朝更加强了对百官职责履行情况的审计考核，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又命“上一级军政官员或束官监临”，于是“外权削而利归上，并据以考核官吏政绩之优劣”。宋太祖又诏令由朝官充任的各路府、州通判官、转运使，到任后要亲自审核财务账籍，使官吏无法舞弊。十五路转运使，专主一路财赋“巡查辖境，稽薄考籍，举劾官吏”。其后宋朝设置了审计院，对政府财政收支进行稽查。可惜的是，宋朝中期撤下了审计机构，财政收支久未检查，造成“钱帛、约粟、积亏不可胜计”。宋朝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不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审计，财政制度就如同虚设。

（七） 明代的户部制度。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郎中等官，遇有升迁及吏役满日，一应经手钱粮案卷，本部委司务公同清查明白，方许离职起送。如有不明、侵欺等项歼弊，叫部参究。”由此可见，明朝我国的官员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对审查的范围和内容都有了规定，对审查的要求和处理的规定也较为具体。

（八） 清朝督察院户工两科的审计制度。户科赋有支领财物、直省钱粮交盘、盐课考核、考核秋收成分等审计职权，如发现有“浮冒、蒙混、违限”都要揭发其罪状。在“直省钱粮交盘”职权中规定：“凡藩司交代，必将其任内收放钱粮交盘，出级造册。若州县钱粮完欠不清，长官提同捏报，或抑勒放任接收，许接人官清理，直揭户科题参。”由此可见，在清朝对地方行政长官的经济责任同样要进行审计。

三、 总结和对我国现阶段的启示

我国历史上的皇权过于集中化使得法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破坏了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法律依据，总结历史上各个的发展与渐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向来重视吏治，而加强吏治的手段之一就是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因此我国的审计法律制度向来比较发达。现阶段，还是应当加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构建，维护群众利益。

其次，古代各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审计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审计法律制度是从上而下的改变，经济责任审计法律制度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审计人员不具有独立性。在现阶段，我们要坚持审计的独立性要求，强化审计机关的独立地位，使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成为一种内心状态和外在表现，为审计机关执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我国古代的审计基本上都是事后的监督，虽然重视吏治，但吏治始终无法肃清。只有变事后监督为经常性的审计监督才是灵丹妙药，要建立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保证经济责任审计的公正性客观性。（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马志娟.腐败治理、政府问责与经济责任审计[J].审计研究，2013，（06）

[2] 黄文德，方宝璋.略论中国古代上计制度中的审计职能[J].审计研究，2014，（02）

[3] 方宝璋新华都商学院.对加强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配合与协调的一点探讨[N].中国审计报，2014，（03）

[4] 方宝璋.略论宋代会计帐籍[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03）

[5] 方宝璋.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01）

[6] 张以宽.关于审计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01）

[7] 吴泽湘.“御史察计簿”析疑——中国审计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澄清的学术问题[J].广西审计，2001，（05）

注解：

①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宰夫》

②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宰夫》

③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宰夫》

④ 《会计思想史》：迈克尔·查特菲尔著，文硕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8页

试论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篇4

一、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我国就陆续颁布了许多会计方面的法规。1980年8月我国开始起草专门的会计法, 1985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以下简称《会计法》) 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随着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 当时的会计法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于是1993年12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 该法规定了单位领导人必须对会计资料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负责, 并强调了单位领导人在会计监督中的责任, 特别是对决定性的经济收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后, 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形成了新的经济环境, 也对会计法提出了新的要求。1999年10月31日, 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 (修订草案) 》, 修订后的《会计法》于2000年7月1日开始施行。新《会计法》在会计法律责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1) 强化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新的《会计法》第4条和第21条规定, 单位负责人负有以下义务:第一, 明确单位负责人必须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第二, 规定单位负责人必须在对外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第三, 规定单位负责人应加强内部管理, 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如果单位会计工作中出现违法行为, 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外, 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2) 加大了对违法会计行为的惩治力度。新《会计法》不仅具体列举了各种违法会计行为, 增强操作性, 强化了对违法会计行为的惩治力度, 而且对行政责任的具体形式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对违法单位予以通报、处以罚款;对违法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罚款;对违法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违法的会计人员吊销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此外, 还强调了刑事责任, 规定对触犯刑法的会计行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会计法》以外,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会计师法》、《刑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会计法律责任都有规定。《公司法》第202条、第203条规定, 对公司在法定会计账簿以外另立账簿的或提供虚假会计资料应进行行政处罚。《证券法》第192条对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中相关主体违反会计信息披露义务的会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注册会计师法》第39条规定, 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出具不实的会计资料的应该根据情节轻重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刑法》在分则中, 对于会计犯罪明确规定了“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罪”、“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罪”。但是这些规定无法囊括各种复杂的会计违法行为的形式, 这对于打击会计违法行为的力度就会有所影响。

二、我国《会计法》对会计法律责任规定的不足

《会计法》是制定其他会计行政法规、会计规章的依据, 也是指导会计工作的最高准则。然而当前《会计法》对会计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

1.会计法律责任主体方面的问题

这主要集中在单位负责人方面, 虽然《会计法》对单位负责人作了界定, 但会计司法实践表明, 单位负责人难以界定且法律责任难以落实。

(1) 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法》第4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这一规定明确了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之一, 如果单位提供了不真实、不完整的会计资料, 单位负责人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按照《会计法》的规定, 公司制企业的董事长是会计法律责任主体, 这样在会计实践中就会出现以下情况:

①对于我国公司制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不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的董事长, 由其在报表上签章并承担责任, 而负责日常经营并负责组织编制财务报告的总经理, 却没有规定其签章并承担责任。这可能使总经理受自身利益驱动和有限任期制的影响, 从事短期化经营行为, 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当出现问题时却由不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的董事长承担责任, 这有些权责不对称。

②近几年来, 各地出现了许多“挂名”董事长, 如聘请党政领导人担任董事长, 这些人可能既不了解单位的经营情况也不懂会计工作, 是外行领导内行, 要求他们为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是勉为其难。

③在一些合资或者联营企业中的兼职董事长, 他们是甲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乙公司的董事长。按照《会计法》的要求, 他们是乙公司会计工作的责任主体, 要在乙公司财务报告上签名并盖章, 保证其真实完整。这有两难, 一是乙公司的会计机构难以及时找到这类董事长签名, 影响财务报告提供的及时性;二是这类董事长要兼顾甲乙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难以保证乙公司的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难以落实。

单位负责人是单位会计责任主体, 在会计事务中的责任应最大。那么, 如果单位提供了不真实、不完整的会计资料, 单位负责人究竟承担哪些责任呢?《会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中规定:如果单位存在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行为, 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个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这排除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显然是不妥的。这样, 当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时, 作为单位会计工作的责任主体, 即单位负责人, 要追究作为单位会计工作责任主体的单位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出现这种无法追究的局面, 会使《会计法》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大打折扣。

2.会计法律责任处罚方面的问题

(1) 众多会计监管部门导致单位承担双重或多重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法》第33条第1款规定, 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都是会计监督执法部门。审计部门主要是监督国有单位的财务收支和国有资产、国家资金的使用情况, 而税务部门主要是监督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情况, 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负责监督检查与本部门管理有关的情况。每个监管部门通过对会计资料的检查进行会计监管, 但是由于监管部门的多元化以及各部门的权力模糊不清, 责任不明确, 出现了会计监管中分工不明确、相互推诿或重复检查等现象。

为了避免重复查账, 《会计法》第33条第2款规定, 监督检查部门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后, 应当出具检查结论。有关监督检查部门已经作出的检查结论能够满足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履行本部门职责需要的, 其他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加以利用。《会计法》第49条又规定, 违反会计法同时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 由有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进行处罚。事实上, 这样就造成了众多监管部门重复检查, 重复处罚。虽然《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再罚”原则, 但是众多的监管部门还是乐此不疲, 其一是由于执法部门之间缺乏相互通报制度;其二是由于涉及部门利益, 尤其是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其三是该规定在赋予监管部门权力的同时也明确了其应该负担的义务, 但是它属于一种行为模式, 并无相应的假设条件与后果归因, 难以体现预测性, 加上缺乏完整的法律规范, 这样就造成了会计法律制度节省交易费用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有关单位也要承担双重或多重会计法律责任。

(2) 《会计法》关于行政处分规定的不合理。

《会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中规定,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会计违法行为应该给予行政处分。这些规定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 行政处分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 而对于其他企业的违法人员毫无法律效力。如果私营企业、独资企业的负责人的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也不能对其进行行政处分, 那么该如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呢?第二, 《会计法》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会计违法行为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分权一般是与人事任免权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作为会计监管部门的财政、审计、税务机关等并没有人事任免权, 当然也就没有行政处分权。如果单位负责人是行政责任主体的承担主体, 作为单位的领导者和决策者, 他又如何能自己处罚自己呢?

(3) 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界定不清。

依照《会计法》规定, 对于会计违法行为, 会计法律责任主体要承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至于判断追究的是行政责任或是刑事责任, 《会计法》的表述为“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区分这两种责任的关键在于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构成犯罪。然而无论是《会计法》还是《刑法》, 都没有规定可明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法律责任的具体条款。

(4) 《会计法》缺乏民事责任规定。

《会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规定了会计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却没有规定民事责任问题, 而民事责任恰恰是与广大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相关的问题。虽然《证券法》规定了会计造假民事责任, 却只是针对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 且缺乏操作性。法律的空白, 造成了非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民事责任的空白。在现实操作中, 我国各级政府无论是以社会管理者身份还是以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处理会计法律责任问题时, 对民事责任的追究往往采取回避问题。

三、完善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具体建议

只有完善《会计法》关于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定, 会计法律责任的实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针对我国会计法关于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不足, 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会计法律责任制度:

1.针对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难以落实的问题

应在《会计法》中规定由会计主管部门组织单位负责人进行会计知识培训, 使其了解会计处理过程, 避免“挂名”董事长推诿责任, 而兼职董事长则可以委托其他人员行使其一部分会计职责, 但是仍然需要对不真实、不完整的会计资料承担法律责任。在《会计法》第6章中应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当单位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的会计资料, 不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且单位负责人也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针对众多会计监管部门导致单位承担双重或多重会计法律责任的问题

应在《会计法》中对会计法律责任解除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应明确财政部门为各单位会计工作的执行部门, 而其他相关部门监督检查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的权限界定在法定范围之内, 这样规定有利于职责明确, 可避免因责任不清而相互推诿。在实际工作中, 除非故意欺诈, 会计报表一旦被有关部门认可, 该部门就应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负责, 下级部门不应再承担责任或不承担主要责任。这样规定, 有助于明确责任和防止重复检查。

3.针对行政处分规定的不合理问题

应在《会计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以外的公司、企业的负责人的会计违法行为, 在尚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 由会计监管部门下达行政处罚书, 单位负责人不服的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申请复议。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处分的, 由会计监管部门向行政监察机关提出行政处分建议, 由行政监察机关对其进行处分, 行政监察机关必须把处理结果通知回会计监管部门。

4.针对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界定不清的问题

应在《会计法》中严格区分会计违法与会计犯罪的界限, 以金额大小作为判定会计违法和会计犯罪的依据;以涉案的会计行为人是否具备特定的犯罪目的、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大小作为会计犯罪的定罪依据;以会计行为人违法行为发生的方式、时间、场所作为会计犯罪定罪的依据。

5.针对缺乏民事责任规定的问题

在《会计法》中应明确规定, 因会计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 可以要求赔偿。应该明确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赔偿, 并对民事赔偿请求人的范围、举证责任、诉讼时效、赔偿标准、责任分担等方面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规定。

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 分析了当前立法的不足, 并提出了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议, 以期对我国会计法律责任体系的科学构建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陈素花.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研究[D].华侨大学, 2007

[2].李雅娟.会计法律责任探讨[J].太原大学学报, 2007 (04)

[3].李书涛.关于会计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J].商业会计, 2005 (19)

法律责任制度 篇5

制度的法律责任

一、单项选择题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对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县级以上财政部门除按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外，对单位予以通报，可以并处罚款。对单位所处的罚款金额最低为（）。

A、5000元B、2000元C、3000元D、1000元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对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在通报的同时，可以对单位并处5 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对未按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单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

A、1 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B、2 000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C、3 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D、4 000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 【正确答案】C 【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3、根据《会计法》规定，对于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视其情节轻重，在予以通报的同时，可以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的罚款。

A、1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B、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C、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D、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2）可以对单位并处5千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3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5）其中的会计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参考教材P55

二、多项选择题

1、《会计法》规定，对单位处5 000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为有（）。A、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B、隐匿应当保存的财务会计报告 C、故意销毁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 D、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应对单位处以3 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2、有法定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这类违法行为包括（）。

A、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的行为 B、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 C、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会计法规定的行为

D、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记账本位币的行为 【正确答案】ABCD 【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3、某企业将出售废料的收入1万元不纳入企业统一的会计核算，而另设会计账簿进行核算，以解决行政管理部门的福利问题。则该企业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有（）。

A、通报批评 B、责令其限期改正

C、对该企业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D、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正确答案】BCD 【答案解析】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等会计违法行为的：（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2）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3）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4）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考教材P54。

4、根据《会计法》的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的，除对单位负责人依法进行处罚外，对遭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还应采取补救措施。下列各项中，属于补救措施的有（）。

A、警告B、恢复原有职务C、恢复原有级别D、恢复名誉 【正确答案】BCD 【答案解析】（1）选项BCD：《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应当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务、级别。（2）选项A：警告属于行政处分，而不属于补救措施。参考教材P56。

三、判断题

1、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正确答案】对

【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2、各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应当在依法设置的会计账簿上统一登记、核算，不得违反规定私设会计账簿进行登记、核算。（）【正确答案】对

【该题针对“违反会计法律制度的法律责任”知识点进行考核】

3、会计人员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情节严重的，3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正确答案】错

4、会计人员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情节严重的，3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正确答案】错【答案解析】会计人员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灭失，情节严重的，5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参考教材P55。

四、不定项选择题

2017年2月，某市财政局派出检查组对某国有外贸企业2016的会计工作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以下情况：

（1）2016年2月，该企业财务处处长安排其侄女在财务处任出纳，并负责保管会计档案。

（2）2016年12月，企业出口产品滞销，经销业绩滑坡，企业法定代表人要求财务处处长对该的财务数据进行处理，以确保企业实现“盈利”。企业财务处处长遵照办理（该企业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分析回答下列小题。

1、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该处长的侄女可以在本单位从事的工作为（）。A、债权债务核算B、出纳C、稽核D、对外财务会计报告编制 【正确答案】ACD 【答案解析】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在本单位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工作。需要回避的直系亲属为: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配偶亲关系。参考教材P51。

2、根据会计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可由一人任出纳，并负责保管会计档案 B、出纳人员可兼任稽核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C、档案管理部门属于会计岗位

D、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选项ABC：会计工作岗位，可以一人一岗、一人多岗或者一岗多人。但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会计人员的工作岗位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轮换。档案管理部门的人员管理会计档案，不属于会计岗位。参考教材P51。

3、该企业“处理”财务数据的行为，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可以处以（）的罚款。

A、1万元以上B、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C、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D、5万元以下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参考教材P55。

民事法律制度探析 篇6

关键词：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现状；改进；完善

“正义本身乃是‘他者之善’或‘他者之利益（good of others）’，

因为它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者的事情。”但社会正义的实现仅仅依靠强化人们主观的意愿是不足以使其处于社会支配地位的，我们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正义衡量法律之善的具体表征之一乃诉讼制度的建立，不过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诉讼制度的正常运营需要支出大量的制度成本，该成本作为诉讼成本除国家进行必需的负担外，诉讼服务的享有者和制度的利用者也要根据其所获得利益的多寡而负担不同比例的费用。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和类型

1.法律援助的概念

在分析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前，应该先对法律援助这一上位概念作基本的了解。“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法律援助曾经长期作为社会的慈善、道义行为和社会福利措施，它在英文中最初表达为“LegalAid”，即“法律帮助”，指“对无力支付律师费的人提供免费或低价的法律服务”。

尽管各国建立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对法律援助的定义不尽相同，甚或没有在法律中明确定义，但总体而言其中法律援助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法律援助是指国家（政府）出于责任，对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或不能完全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提供免费或低费的法律服务，以维护法治和社会公平的一项司法保障制度。

2.法律援助的类型

通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从其援助范围来看，通常包括三种类型：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其中，以前两种类型为主。刑事法律援助主要是指国家在刑事诉讼案件中通过免费或低费咨询、辩护等方式进行法律援助。国家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往往具有相当的主动性，如各国常常赋予法院主动指定辩护的权力。民事法律援助的内涵则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还包括对普通民事纠纷的咨询、建议和其他非诉讼帮助。民众对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可选择性，国家通常并不主动援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已经将民事法律援助的形式扩大到不仅包括上述针对个案进行直接法律援助的传统法律援助，还包括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教育以及提供法律信息等间接法律援助—这是一种成本低廉而意义深远的援助形式。行政法律援助基本上限于对要求国家赔偿、补偿事宜的援助。公民经申请而取得。

在三类法律援助中，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己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承认，并成为各国当代最为主要的法律援助类型。相反，行政法律援助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即使在己经建立了行政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行政援助案件的数量相比较另两种援助类型而言，也难以望其项背。

二、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迅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法律援助的政策环境明显优化。司法部与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确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是对《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政府责任的落实和进一步细化。政府责任逐步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法律援助工作越来越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22个省、区、市通过人大立法、政府发文或与财政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规定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的社会覆盖面在逐步扩大。多数地方在《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保障状况、人力资源等情况，通过地方立法、政府规章或其它形式将民事、行政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扩大。如，广东的中山、江门市对外来员工因人身损害要求支付医疗费用的案件，免于审查其经济状况。重庆市规定，凡是农民工案件一律免于审查经济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历史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完善，处于探索和建立的时期，民事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在近几年才被加以关注。在取得以上较大进步的同时，我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存在许多问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其中有许多是制度性的。

（一）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立法缺失，公民获得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仍未上升为公民的宪法性权利。

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援助立法中，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大都在宪法中获得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性规定，同时，在宪法之下的各部门法（如民法、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法等）加以具体阐明和细化。民事法律援助制度所受到的重视显而易见。而我国目前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律师法》、《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有关民事法律援助的相关条例中，从总体上看，民事法律援助立法工作还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在面对我国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事法律援助需求量不断上升的现象时，为使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应有的关注，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展开，必须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明确赋予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法律地位和规定相应的具体措施。

（二）民事法律援助范围较窄

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10条对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明确规定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基于我国现有法律援助资金紧张的状况，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仅规定为这些需优先获得援助的法律事项。但由于民事纠纷存在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如果将大量的民事纠纷排除在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外，将会引起公民对法律援助制度的不信任而且是与法律援助制度理论本身相矛盾的。（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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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宋惠昌.现代人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白桂梅，龚刃韧，李鸣等.国际法上的人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弗里德曼.法律制度[M].李琼英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法律责任制度 篇7

一、国内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状况概述

(一) 国外信用评级业的发展概述—以美国为例

信用评级制度发源于美国, 并随着证券的发展而繁荣。目前世界上著名的三大信评机构基本垄断了市场大部分的业务, 影响着其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债券发行。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其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先进客观的评级方法, 为许多同行机构所效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各类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蓬勃发展, 信用评级业也开始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 信用评级机构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在2001年世通、安然财务舞弊破产案中, 信用评级机构的弱点便开始显现并引起了监管当局的调查。在2007年夏的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 由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局限作用而导致全球经济的萎缩。

(二) 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我国信用评级业已经初具规模, 评级机构数目众多, 评级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 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统计的法人机构共有80家。2006年和2007年两年内, 评级机构对借款企业主体累计评级8万多笔。此外, 世界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也纷纷进入中国。但是,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有关信用评级的基础性法律, 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机构, 法律监管的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之中, 关于信用评级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在构建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

二、美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

(一) 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

1.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的理论根源

首先, 从制定法上, 美国法律体系中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规定一度是空白, 许多法律明确地将信用评级机构排除在责任追究之外。《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虚假注册陈述的规定向信用评级机构请求民事损害赔偿虽然信用评级机构根据《1940年投资顾问法》注册为投资顾问, 但该法却未对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报告有任何法定要求, 投资者也难以凭借该法向信用评级机构索赔。SEC此前还让所有的评级机构可以豁免于RegulationFD, 允许发行人将非公开信息披露给评级机构用于作出评级结论之参考。

其次, 从司法实践上, 信评机构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之下, 得以成功逃脱不准确评级的法律责任, 立法以及司法机构对于信评的约束非常有限。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阐明, 国会立法不得删节或限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为获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信用评级机构历来坚称其核心工作是新闻工作, 即信评机构收集并分析具有新闻价值的金融信息, 然后将有关此信息的观点传播给公众。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性质为单纯的言论, 宪法应保护其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2.信用评级机构免除民事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 在主观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必须“不具有切实的恶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出具了错误评级报告才有援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具有切实的恶意”要求在机构必须是在意识因素上确实没有认识到评级报告中出现了虚假陈述, 并且该虚假陈述并没有主观想误导投资人的意图。意志因素反映了评级机构自始至终也不希望乃至反对此种结果的发生。

第二, 在适用法律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要想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必须是非基于“普遍适用的法律”的适用, 除了出版和发行评级报告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之外, 其他一切行为并非都会法律的保护之列, 对此, 法院在许多判例中也对此持肯定性的态度。

第三, 在受保护行为方面, 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并非都受到法律保护, 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行为必须是在向公众出版和发行其评级报告时才适用。而除此两项行为之外的行为并非都受法律保护。换言之, 信用评级机构必须非基于合同关系而被诉诸要求其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二)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违约责任

由于各个合同的归责原则和各类具体责任形式的不同, 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在具体合同中也会有所差异。在中介性质的合同中, 只要一方当事人具有违反合同的规定行为, 相对方即可以提出违约责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尽管该责任要件比较明确, 但是仍有以下要点需要我们注意。

首先, 信用评级机构服务合同中的对方当事人需要明确具体。一般来讲, 通常由证券的发行方来建立信用评级机构的合同法律关系, 在此过程中, 双方将其权利义务通过书面的形式确定下来。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 合同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不确定的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之间, 例如德国学者拉轮茨就认为, 不仅在当事人之间, 就是在与当事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之间亦可发生特定的契约关系, 在该理论指引下, 针对第三人所受损害亦应依据合同原则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作为“专家”性质的中介机构在基于合同关系向发行方提供信息服务时, 同时也在向第三人提供基本信息, 如果相对人与第三人同时信赖中介机构发布的信息正确时, 一旦出现信息发布上的错误, 则应负责信息不实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出于平衡利益的考虑, 在一些相关判例中也认可将财产损害的契约责任的保护及于第三人。

其次, 要把握和厘清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投资人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评判评级机构的评级失真和投资者信赖投资损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成为了判定评级机构是否违反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事实上, 评级机构进行评价判断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于被评级单位。现有的发行方提供和自主搜集的资料成为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主要根据, 它只能依据现有的资料对被评级对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偿债能力做一个初步而简单的预测, 而对于其他不确定的风险, 评级机构很难把握。

(三)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美国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可分为违约民事责任和侵权民事责任, 但以侵权责任为主。由上文可知, 由于评级机构进行评价判断最主要的依据来源于被评级单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必须是有重大故意或过失才承担违约责任, 再者信用评级机构在职业活动中, 对最广泛的大众投资者承担职业上的注意义务, 这种义务来源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所以我们认为, 追究信用评级机构因出具错误评级报告而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的责任, 在最终认定上还是以侵权责任较为适宜。

信用评级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 在行为方面, 信用评级存在违法行为。具体体现为公布虚假的评级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区分虚假的评级结果和失准的评级结果, 因为虚假的评级结果和失准的评级结果有质的区别。如上所述, 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的材料来源有限, 对未来预测的阶段有限, 再加上信用评级机构内部程序的复杂性, 所以不能只靠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与被评级对象的实际情况不符, 就认定评级机构存在违法行为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损失。

第二, 在心态上面, 信用评级需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评级机构进行评级是一项技术性、公益性的活动, 评级报告具有服务性和半研究性质, 难免会出现偏差和一般过失。因此, 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 在结果方面, 虚假评级结果导致投资者损害。在认定虚假评级结果方面, 需要认定该评级结论最终误导了投资者, 使其做出了错误的投资决策而遭受了财产上的损失。

第四, 在因果关系方面, 虚假评级结果与投资者遭受的损害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投资者能够证明评级机构的评级结论存在任何重大不实或遗漏, 投资者在该不实陈述做出后到真相揭露前的时间段内, 买卖了评级结论所指向的证券, 即可推定投资者信赖了该评级结构, 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三、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及完善

(一) 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

纵观我国证券信用评级民事法律责任立法, 仅有部分条款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中, 无论是在立法和研究方面都非常确实。

在实际操作中民事救济法律责任也存在困境。具体体现为:首先, 受害对象在实务中很难确定。其次, 在损失认定举证方面存在障碍。再次, 对投资人的损失进行补偿的机制欠缺。

目前, 从现有立法来看, 我国仅仅在《证券法》第173条规定了违反证券交易服务合同的民事责任, “明确规定接受委托的各类证券交易服务机构应当按照统一的业务规则, 完成合同约定的有关资产评估、账务审计、法律、投资咨询、资信评估等服务, 并就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这主要是由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狭小、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业务需求很小导致的。

(二) 我国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

我国信用评级民事法律责任缺失, 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国的信用评级法律法规不完善。随着我国证券业的发展, 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体系, 尽快出台《征信管理法》, 同时在《侵权责任法》等法中细化对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除了对法律法规的完善, 针对细则方面也应该更加重视,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举证责任方面的完善。首先, 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传统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会增加投资者的举证难度, 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其次是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 应由被告而不是又原告举证证明报告的内容存在错误。

第二, 集体诉讼方面的完善。与集体诉讼相比, 个人对信用评级机构起诉存在诸多的不利和缺陷。在证券投资中, 更多的投资者是我们所称的“散户”, 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 广大的中小投资者在遭受损失后首先表现为多数投资人根本就不回去起诉, 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打官司所赢得的成本;其次这给地方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和司法成本, 在现行我国司法资源紧缺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并不现实。最后, 投资人起诉的时间不确定, 这可能导致起诉时间早和起诉时间晚的人在所获得的赔偿方面的较大差异。如果我们可以推行集体诉讼, 上述问题则会迎刃而解。

四、结语

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就是保障广大投资者利益的基石。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信用评级机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 通过对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的研究, 对加强我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制度的完善, 尤其是加强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有重大意义。此外, 如何更加完善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 仍然需要学者们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侯水平.证券法律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韩龙等.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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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程罡.信用评级机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11.

法律责任制度 篇8

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责任是指申报义务人在执行程序中因违反相关申报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院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 首先需发出财产申报通知, 其中必须注明报告财产的期间、范围, 以及拒绝或虚假报告的责任。被执行人作为申报主体, 要如实申报, 拒绝申报、瞒报、虚假申报都会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债务人财务信息的收集是我国“执行难”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收集措施主要是针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人民法院三方主体, 即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被执行人申报和法院依职权查询, 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如此。为了使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在新《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相关责任较轻, 使得违法成本很小, 实践中达不到立法的预期效果。

二、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现状

我国近年来逐渐重视“被执行人财产能力”这一现实问题, 以达到维护债权人利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我国为此还出台了很多较详细的有关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主要体现在以下条文中:

( 一)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试行) 》第28 条第1 款。

( 二) 2007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7 条。

( 三)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 条、第32条、第33 条、第34 条。

( 四) 2009 年的《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

( 五) 《民事诉讼法》在2012 年和2015 年进行了两次修改, 分别为2012 年的第241 条、2015 年的第551 条, 但这两次修改都没有解决财产申报制度法律责任较轻的问题。

现实社会中, 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加大, 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 进而社会诚信和道德逐渐出现危机。从皮包公司、传销等非法获取利益手段的介入,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债务人利用转移、隐藏等非法手段使得自己“合法”地逃避债务已经屡见不鲜。在经过法院判决或裁定的文书, 也常得不到有效执行, 不仅伤害了债权人的切身利益, 更是对法律神圣和法院权威的挑战。为避免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债权人却得不到权利的有效维护, 对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完善至关重要。

三、对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思考

我国目前有关“拒报”、“瞒报”、“虚假申报”的惩罚性措施依然较轻且缺乏威慑力。新《民事诉讼法》第104 条修正了旧《民事诉讼法》第104 的规定: 对个人罚款数额, 从“人民币一千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下”; 对单位罚款数额, 从“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申报义务人“拒报”、“瞒报”、“虚假申报”财产行为的处罚强度在新《民诉法》中确实加大了, 增加了被执行人的违法成本, 但此次有关罚款数额的修订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因为这种最高额罚款的立法仅仅对被执行标的小的案件有威慑和预防作用; 倘若标的额大 ( 以千万、亿计) , 那么30 万的违法成本对于财产申报义务人只是九牛一毛, 反而因违法而获得较大利益, 这是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

四、对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责任的完善

建议我国立法将处罚数额“最高额”的规定修改为“与执行标的相联系”的数额, 因为目前的“最高额”处罚措施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不恰当的。比如, 债务人需要履行一万元的执行款, 却因违反相关申报义务被罚款30 万元; 而有的债务人肩负一个亿元的执行款, 因违反申报义务被罚款30 万元; 两者相比之下, 法院的处罚行为和数额都是合法的, 但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是明显不合适的, 即法院实施的是合法而不合理的处罚。如果立法把罚款数额同申请执行标的相联系, 即按比例罚款的处罚形式, 这样就解决了法院处罚不公正的问题, 而且对被执行人也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建议: 将“罚款数额占申请执行标的30% 或是更高”代替现在的最高额度罚款。实践中, 因为低于30% 往往不会伤害到被执行人的根本利益, 而高于30% 使申报义务人在进行利益衡量和违法成本计算时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杨春华.“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 2008 (3) .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法律责任制度 篇9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集体林权,集体林权法律制度

一、制度变迁理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 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 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虽说1961 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 年颁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 年的10 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 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之后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 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始终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的税费制度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同时,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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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责任心比制度更重要 篇10

我园喜羊羊班有一位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名字叫佳佳, 近一段时间教师发现佳佳不像以前那样开开心心的了, 就试着问她, 可她什么也不说, 问来接送她的爷爷, 爷爷也不说。事隔不久的一天中午, 有一位家长在门卫处刷了卡, 来到佳佳所在的班级, 对教师说家里有点事, 想提前接走佳佳。教师一看眼生, 就不让接, 那位家长说:“我是佳佳的妈妈, 请老师让我把孩子接走吧!”听了这话, 教师就问佳佳是不是她妈妈, 佳佳低着头, 轻轻地点了点。原来佳佳的妈妈在外省工作, 基本上都是节假日才回家, 平时都是爷爷接送佳佳。知道来人确实是佳佳的妈妈, 教师就放心了。于是佳佳妈妈拽着孩子向园门口走去。教师发现此时的佳佳并不像正常情况下孩子看到妈妈来接很欢喜雀跃, 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她妈妈走。这一反常的现象引起了教师的警觉, 她立即追上去说:“佳佳妈妈, 请等会儿。”这时佳佳妈妈有点着急了:“老师,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我们还有事呢。”佳佳妈妈又拽着佳佳往前走, 可佳佳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看到这, 教师更是觉得不能让佳佳给她妈妈接走。于是, 就上前拉住佳佳, 又蹲下来抱着佳佳问:“佳佳, 你愿意跟妈妈走吗?”佳佳两眼噙满了泪水, 摇了摇头。看到孩子快哭了, 教师赶忙劝道:“佳佳乖, 佳佳不哭, 佳佳有什么事跟老师说。”佳佳终于忍不住了, 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妈妈不要爸爸了, 妈妈要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不想去。老师, 让我妈妈别走好吗?”

听了孩子的话, 教师一下明白了, 难怪近阶段佳佳情绪低落,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虽然教师也问过她爷爷是什么原因, 可佳佳爷爷可能是碍于面子, 不愿告诉实情。于是教师立即拨打佳佳爷爷的电话, 问是怎么一回事, 让不让佳佳妈妈把佳佳带走。佳佳爷爷一听急了, 说:“不能, 千万不能。”随后他把实情告诉了教师, 原来佳佳已判给爸爸了, 而佳佳妈妈很爱佳佳, 想瞒着佳佳爸爸把佳佳带走, 还趁佳佳爷爷不防备时拿走接送卡。

分析

按照《安全接送孩子制度》的规定, 每个孩子上幼儿园时, 园方都要求家长办理门监卡手续, 然后每天来园接送孩子时都要刷卡, 这样门卫才会放行。有了这样的操作程序, 在园孩子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了, 解决了家长担心孩子被接错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接走的忧虑。

本案例中, 佳佳妈妈持门监卡顺利通过门卫。从程序上说, 门卫没有过错, 门卫制度上明明白白写着:“请家长凭卡接送您的孩子。”佳佳妈妈有卡在手, 来接自己的孩子无可厚非, 而且她确实是佳佳妈妈。如果今天孩子被佳佳妈妈接走, 孩子的爷爷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他一开始因碍于面子没有把佳佳父母闹离婚的实情告诉教师, 且没有保管好幼儿园接送门监卡。

浅析无因管理法律制度 篇11

考察无因管理制度，从最初罗马法上的准契约允许类推适用有关契约的规定，到德国、日本等诸国或规定为无委任之事务管理，或视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各国立法均设立专门章节对其进行规定，明确了管理人与本人之间的有关权利义务关系，无因管理制度在立法上已经趋于成熟。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无因管理制度，在立法上、在对这一制度的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上都显得比较模糊。立法上，《民法通则》及其《意见》的规定比较简略，很难完全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对当事人的利益做出进一步的衡量和协调；理论研究上，尚未形成深入、系统、全面的符合我国法律调整目的和道德判断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目前被认为明确规定无因管理制度的只有《民法通则》第9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2条，而且这两个法条只涉及了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及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求偿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其他内容，诸如当事人之间的其他权利义务，未能做出全面规定。这对于一项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说远远不够。其中，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求偿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属于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问题，涉及到了无因管理的损害赔偿。但条文虽然对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出了直接的规定，但过于简单的立法不能满足现实司法的需要，大量的立法空白只能依赖于理论界的学理解释及观点，缺少直接的立法依据，给司法适用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和争议。

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体系之建立，必须明确区别两个基本概念：一为事务管理之承担；二为事务管理之实施。前者是指开始管理事务之行为，后者指承担事务管理后，管理事务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关于事务管理之承担，又应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管理事务利于本人，并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二是管理事务不利于本人，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民法上之无因管理体系，系建立在这两个基本类型的基础之上，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这两个基本类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状态，也表现了立法者的利益衡量原则。现代大陆法系许多国家如德国、瑞士、日本的无因管理制度，为保护本人利益，防止第三人不正当干涉他人事务，规定了管理人应以符合本人意思的方式进行管理，是为本人利益计而对管理行为所作的方向性要求。而我国目前的无因管理制度没有将合理干预他人事务的行为与不合理干预他人事务的行为加以区别对待，因此，影响了对管理人和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此产生了违反本人意愿、不利于本人等行为造成损害时，是按照无因管理进行赔偿还是直接认定为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了无因管理损害赔偿制度的整个体系问题。

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假借为本人谋利益的幌子，违背本人的意愿进行行为，故意或过失的侵害了本人的利益，此种情形如何对待，我国法律也未能做出规定，理论界也存在很大的争论。德国民法典第678条规定，事务管理人若未能站在本人的立场考虑本人对该事务是否会做同样的处理，就是违反了本人明示或可得而推知的意思，構成不正当干预，即为侵权。此条是就管理事务的承担而言的。

三、无因管理法律效果制度需要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管理人的义务体系。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中没有规定管理人的继续管理义务、注意义务、通知计算义务以及管理人违反这些义务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而无因管理成立之后，管理人就负有了一系列的债务履行义务，其他国家立法规定管理人负有通知的义务、继续管理的义务、适当管理的义务、报告与计算的义务。而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未作规定，甚属缺漏，可资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加以完善。

法律责任制度 篇12

一、元朝的法律制度

1.元朝律法的形成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颁行了“大札撒”, 也就是将自己的谕旨作为了律法。这用于统治蒙古游牧社会颇有成效, 但在窝阔台灭金入主中原后, 这部简单的律法已经漏洞百出, 不尽人意了。于是窝阔台就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以金朝的《泰和律》作为律法来治理辖区。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待元灭宋之后, 为了强化元朝的统治地位, 禁用金《泰和律》, 并于至元八年, 即1271年11月颁行了新立条律, 从官吏、赋税、盗窃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为更具体, 更明确, 至元二十八年, 即1291年5月颁布《至元新格》, 刻版印发, 各司遵此为律。但该律法仅是一般性质的要求, 缺乏精细周密的条文律例, 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令许多官吏无法可依, 左右为难。于是要求更新完善法典的奏议不断上报到朝廷。大德三年, 即1299年三月, 元成宗令重修律法, 次年编成《大德律令》, 但不知因何原因, 该律法并未颁布实施。武宗、仁宗时期, 也多次提出要修订法典, 但因朝臣意见不一, 终不了了之。直到英宗即位以后, 主张法治的大臣们再次提出修纂律令得到首肯, 至治三年, 即1323年2月编纂出《大元通制》并颁行天下。这是元朝最完整、成熟的一部法典。

2.元朝律法的特征。元朝的律法基本上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 如《唐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 元律法完全采用了。有些只是换了下称呼而已, 如《唐律》中的“刺史、县令”, 在元律法中就变成了“路府州县”。元朝的律法包含了蒙古因素,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等级差别。“大札撒”的许多条例写进了律法:如军队的编制, 婚姻的各从本俗等。元律法对民族等级进行了区分, 体现了蒙古民族至上主义。如蒙古人与色目人犯了法, 当由断事官礼鲁忽赤进行审断;汉人与南人犯了法, 就由当地官吏直接审断。再如蒙古人若杀死汉人, 出点埋葬费就可免罪;若汉人杀死蒙古人, 则立即处死。元朝的律法呈现出“二元性”:在内容上, 是蒙古法与《唐律》的融合;在操作上, 是蒙古“国俗”与“汉法”的共存。元律法体现出民族等级观念, 彰显出蒙古族的优越地位。

二、元朝的宗教政策

1.元朝宗教政策形成原因。元朝统治时期, 道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互并存, 没有因为民族间的战争被泯灭或压制, 而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壮大,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源于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并得到其继承者们的一贯执行。成吉思汗重创金国后, 占领了中国东部与华北, 对山东虎视眈眈。金、宋也不愿丢弃, 三方角逐于鲁。时全真教领袖丘处机, 德高望重, 手下信徒数以万计, 是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于是丘处机成为三方拉拢对象, 成吉思汗也于1219年出征西辽时差人携金牌礼请丘处机, 求问长生之道。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 颇受礼遇, 其恩宠无以复加。丘处机告知治国之道, 长生之术, 欣然而归。感激成吉思汗之优待, 丘处机亲赴山东, 安抚人民, 遣其徒手持金牌, 遣返被俘为奴之人, 人人交口称赞, 社会矛盾消除, 蒙古在华北的统治得到巩固。这应该是成吉思汗最想看到的结果吧。成吉思汗攻下乃蛮部后, 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到西辽, 1218年, 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先锋征伐西辽, 特意嘱咐要遵从“大札撒”之“对于各种宗教, 不舍此取彼, 不尊此抑彼, 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的规定, 要善待信教徒。屈出律到西辽后, 娶了西辽皇帝古儿汗的女儿为妻, 然后密谋篡位, 独揽了西辽军政大权。屈出律原是景教徒, 攻占和阗后, 他竟然强迫当地伊斯兰教徒改信景教, 拒不服从的就施以刑罚或杀害, 由此激起了公愤。哲别兵临城下, 对城内百姓宣读了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令, 得到当地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他们里应外合, 将屈出律全军消灭了。成吉思汗尊敬伊斯兰教的结果是, 毫不费力地铲除了对手, 更难得的是, 后来大批穆斯林加入到蒙古军团, 为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们的军事扩张立下了赫赫战功。佛教的一个分支是喇嘛教, 主要存在于吐蕃地区。842年, 吐蕃赞普达磨被刺杀, 随后数百年间, 吐蕃就被大小寺院的法王所领导。为了纳降吐蕃, 就必须说服当时的佛教领袖, 表现出对佛教的礼敬。于是, 1219年成吉思汗手下大将木华黎攻陷岚谷后, 恭恭敬敬地送当地佛教名僧海云谒见成吉思汗, 受到隆重接待。窝阔台时期, 对吐蕃名僧也是尊敬有加。宗教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成吉思汗深知其中道理, 于是从自身做起, 并告知后代要尊重各教, 善待并重用各教领袖, 借助各教领袖的权威对自己的教徒进行有效的管理, 使其听从蒙古的统治。这该是元朝宗教政策形成的最根本, 最直接的原因吧。

2.元朝宗教政策的内容。对宗教兼蓄并容, 加以保护, 目的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 所以,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 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设立相应管理机构,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成吉思汗时期, 道教势力最为庞大, 于是成吉思汗就亲自下诏给丘处机, 要其挟道教之众, 管理天下各教, 不使与朝廷作对, 各得所安。蒙哥汗时期, 因为吐蕃与南宋的佛教势力较大, 便使佛道分开, 分别由李志常掌管道教, 海云禅师掌管佛教, 后来又加封吐蕃名僧那摩为国师, 授玉印, 接替海云执事。忽必烈时期又设帝师一职, 成为元朝宗教人士所受礼遇的最高规格。忽必烈帝师八思巴掌管天下佛教及吐蕃事务, 其后为吐蕃归降立下不朽之功勋。佛教主要由宣政院主管。除了佛教外, 其他宗教也有自己的主管部门。道教归集贤院管理, 基督教由崇福司管辖, 回回掌教哈的司专管伊斯兰教。各教领袖都是朝廷大员, 有恩赐的特权, 替朝廷管理各教教徒, 顺从蒙古的统治。其次是对宗教减免赋税。最先享受优待的是道教。1223年, 成吉思汗亲自下诏免除道教的赋税和差发。其大意是:丘处机名下的所有道观、教徒, 只要登记在案的, 都免一切赋税。至元世祖忽必烈, 再次颁下圣旨:诸教皆豁免一切赋税, 寺观、道观等宗教场所之财产当地政府要给予保护。还有就是任用宗教教徒为官, 对各派宗教领袖大加封赐。佛教中为官最为显赫者就是帝师八思巴, 被册封为大宝法王, 赐玉印, 官阶一品;中原名僧子聪, 世祖元时官至太保, 正二品。各宗教团体皆有所属, 互不争斗, 对各民族的融合以及以后社会对宗教的管理造成深远的影响。

三、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

1.宗教政策形成元律法的教俗有别。元朝的宗教政策致使元律法失去了公平、公正, 具体表现为教俗有别。蒙古民族普遍信仰宗教, 元朝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宗教的利用价值, 即可以麻痹人民的思想意志, 有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地位;同时借助于宗教信仰, 蒙古统治者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少数民族结成政治联盟, 强化蒙古族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有利于朝廷统治的前提下, 元朝执行了宽松自由的宗教政策, 在律法上也予以优待, 做到了教俗有别。我们以元朝最为尊崇的佛教为例, 来看一下元律法对宗教的偏袒:元朝在中央设有宣政院作为管理全国佛教徒的行政机构, 帝师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日常事务, 作为朝廷的一品大员, 八思巴还有其他特殊权力, 就是对于僧俗案件的审判可以对具体负责的中央司法机关进行干涉。以此类推, 地方上的一些高级僧侣也有权干涉地方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判。元律法《大元通制》中记载有对僧道犯法之人的处理办法:各地僧侣犯错, 只要够不上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 地方官员不得对僧侣提出诉讼, 更无权审理, 当由僧侣寺院主持僧归问、处置。即使犯下大罪, 地方官员也只可审明案情, 无权裁决, 将审理结果报于宣政院裁定。如果是僧侣与平民发生了纠纷, 须由地方官员知会僧侣寺院主持僧一并审理, 其目的就是保护僧侣不受普通法律制裁, 结果就形成了宗教、司法、世俗三权共重的局面, 使僧侣的人身权利超脱于司法之外, 享受到游历于司法边缘而不被刑罚的特权。对于冒犯僧侣的平民, 元律法却制定了残酷的刑罚加以惩处:殴打僧侣的人, 要砍掉双手;辱骂僧侣的人, 要割掉舌头。

2.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教俗有别, 破坏了法律的公正严明, 使法律的尊严严重受损。元朝官吏大部分由蒙古贵族和高级宗教领袖担任, 元律法将他们置为特权对象, 袒护包庇。他们依仗特权去贪赃枉法, 一旦犯罪又轻易逃避惩罚。用这种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法律制度来调整社会秩序, 社会反而更加动荡不安。元朝法律制度造成的消极社会后果就是激起了广大受压迫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加速了元朝走向灭亡的命运。时至今日, 国家政策对元朝法律的误导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仍应当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杨华双.从法律制度看元朝民族宗教政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5)

[2]周爽.元代国家宗教政策初探[D].辽宁师范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