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共12篇）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1

0 引言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们的需求也随之增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自然就会有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产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这样随即发生了。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的产品责任损害纠纷也随之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立法也要与时俱进,先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它们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展了针对产品损害赔偿问题的责任立法,并逐步完善建立了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的产品责任法体系。

再来看看我国的有关规定,这其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产品责任法律法规 , 包括《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建筑相关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尽管我国有了上述规定,但是在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们仍然需要从学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从而完善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维护经济市场的发展、促进和谐法治社会的建立。

1 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和缺陷

1.1我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体现在规定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条款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民法通则》第12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这个赔偿体系建立起了由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立法体现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都一致被接受理应包含在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只是在实施方面需要有些强制性的规定和处罚机制。

经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第五十一条中规定了运营商已经侮辱诽谤,查体,如个人自由对消费者或者其他个人行为受害者的利益的侵害,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应该都知道精神损害赔偿本事就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赔偿,从此款规定中我们应该很高兴的看到,立法制度已经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制度总是在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进行发展的,有了初步的规定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只不过是在司法实践中给予了司法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它明确的规定在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其中提到经营者明知有缺陷的货物或服务仍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消费者,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2 产品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2.1一方面从《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我国的立法中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排斥了产品自身的损害。这就使社会司法实践中出现如果消费者以销售者为追诉对象时存在产品责任竞合的情况。比如销售者出卖的标的物如果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既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又可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2.2第二点《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表述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对缺陷产品认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是“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一个是“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自然就不难会出现两者标准矛盾的情况。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制订这种缺陷的标准的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这就似的使得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从此不利于客观的保护消费者权益。

2.3最后一点来谈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现行规定,虽然产品责任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它的赔偿范围也仅仅限于致残和致死以及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规定。

3 国外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从国外产品责任的立法来看,除了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之外,大家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大都对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来予以赔偿。

很典型的体现在《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在它的法规中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含财产损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指令中规定的人身损害方面,明确将精神损害涵盖进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具有其狭义的范围,通常只是限于用于个人使用的财产损失,或主要由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的受受害者。

美国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

3.1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

痛苦与疼痛;精神上的苦恼;收入的减减少与生存能力;医疗费用;身体残废:

3.2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

(包括财产以外的其他产品由于对产品品本身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缺陷的缺陷损损伤)

3.3商业上的损害赔偿

3.4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4完善我国的产品损害赔偿责任

4.1完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围

虽然在我国对产品责任人身伤害赔偿偿的规定中明确出现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但比较国外的立法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数数额明显偏少。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身伤伤害的赔偿范围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法律律法规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没有包括了受受害人的远期利益。这都是我国立法需要努努力完善的一方面。

4.2完善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

4.2.1在完善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制制度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疑难难问题就是怎样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和标准?

“精神损害”是通过一定的货币补偿,对对受害者的痛苦的精神慰藉,从而降低其受受损害。对于它的范围而言,只要受害人由由于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不论论精神还是其特定财产都应予以补偿。再者者它的赔偿标准,应该要从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制定初衷考虑是否起到了对受害人精神神损害慰藉的作用。

4.2.2“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就是对加加害人以恶意欺诈等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害所必须要承担的一种惩罚性规定。因为这这种惩罚性赔偿程度本身就是很难确定的的,也为了对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起到积极极效果,故不宜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最高限限额。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我国已经经建立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大背景下不缺缺乏救济由于产品纠纷而引发的产品责任任损害赔偿制度。我们要做的只是需要借鉴鉴国内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为我所用用。用发展的眼光来完善符合我国现阶段国国情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从而有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在此制度下不仅可可以积极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害,而且可以解解决各种危机造成的损失,从而达到保护和和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目的。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2

我省出台农机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新办法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农机产品 销售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月21日，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和省农机局在南京联合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将于6月1日起实施《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办法》，至此，我省基本形成“两步法规（农机管理条例、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三部规章（农机安全监理规定、农机推广办法、农机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办法）”为框架，相关的配套政策、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为补充的地方性农机管理政策法规体系。

《江苏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办法》主要内容包括27条，分别为建立农业机械安全鉴定制度；创建农业机械放心消费环境；详细规定了农机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和作业服务者的质量责任；细化了对缺陷农产品机械产品召回制度；明确了农机试验鉴定与质量投诉机构的职责和行政执法的要求；对旧农机交易行为作出规定。记者了解到，鉴于目前农业机械的安全性鉴定，仅限于列入国家补贴名录的产品，且由企业自愿提出申请。此次《办法》中，设定了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机安全鉴定制度，规定对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柴油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机动植保机械、机动脱粒机、饲料粉碎机、铡草机、农用挂车等9种农机产品进行安全鉴定。另外，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缺陷农业机械产品，《办法》明确了生产者的召回责任和销售者协助召回的义务。

据介绍，有关明确地方政府及其农机管理部门的试验鉴定和质量监督职责、对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机实施安全鉴定、确立创建农机放心消费环境的目标、农机销售者与县级农机管理部门签订承诺书等制度在全国地方立法中尚属首次。

“销售者也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应该是此次《办法》的一个亮点。”省农机站试验鉴定站季红波副站长告诉记者。此次《办法》详细规定了农机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和作业服务者的质量责任。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农业机械产品对用户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农业继续管理部门与农业机械产品销售者之间签订承诺书制度。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3

一、理论上对明星代言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分歧

（一）主张明星代言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大多数学者主张肯定说。肯定说认为，明星代言的广告内容虚假，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果不设定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而放任其在广告中信口雌黄，显然对消费者是一种伤害，而且不能苛求每位消费者都具有完全的理性和鉴别能力。因此明星队自己的不当代言行为承担责任当无疑问。这种观点的代表有姚辉教授、杨立新教授等。

（二）主张明星代言人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认为明星代言产品致人损害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学者认为：明星是商品或者服务的代言人，而不是质量的担保人。代言明星与雇用人存在合同关系，而代言明星与消费者之间并无法律关系。消费者是否相信广告宣传，主要是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应追究代言明星的法律责任。还有学者认为明星代言的广告中，真正和唯一的信源是广告主（经营者），代言的信息完全由广告主决定并提供，名人代言人只不过是广告传播过程中用来提升传播效果的一种手段而己。既然名人代言人在广告传播中没有个人意识表达，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彰显。当然不必为此承担责任。

（三）关于明星代言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之我见

笔者认为明星代言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虽然明星代言人不是产品的质量担保人，但明星代言人至少应亲身体验产品或者查阅过产品的相关证书，如果没有做到这些而盲目代言，最终导致消费者利益受损，理应承担法律责任。明星代言人与消费者之间没有合同，但是产品代言行为须与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行为相结合，才能够发生致人损害的结果，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事实中，产品代言行为依附于缺陷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最起码是致他人损害的助成原因，并非没有直接的原因力。0故明星代言人为其所代言的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是理所应当的。

二、明星代言人承担责任适用的归责原则

归责就是确定责任归属所依据的法律准则，研究虚假代言人的民事责任，必须先确立其归责原则。关于追究明星代言人的法律责任适用的规则原则，学界也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主张过错归责原则，而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无过错归责原则。

（一）过错归责原则

包括杨立新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追究明星代言人的法律责任应当适用过错归责原则。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对于从事代言的名人来说不符合法律正义，而且会限制行为选择的自由，因此，采取过错责任原则似乎更为适宜。在产品代言中，产品代言行为并非直接造成损害，因此，具有过错的产品代言行为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基于公平、正义的民法基本理念，应当确定产品代言必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代言人有过错的，才能够与产品生产者或者产品销售者構成共同侵权，才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适用无过错规则原则，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无形中加重了明星代言人的负担，会打击明星代言产品的积极性，间接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无过错归责原则

根据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论行为人是否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哪怕是尽了应该尽到的所有注意义务，也应该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这一归责原则对于行为人的要求较为严格，在民事活动中，为了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部分学者主张在追究明星代言人的责任时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下，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加害人也不能通过证明自己主观无过错而免责。这样就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使得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好的保护。

（三）追究明星代言人责任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在追究明星代言人责任的案例中，明星代言人很容易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使其逃脱了法律责任的承担，受害者与明星代言人相比作为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救济，这对于受害者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在类似的案件中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则明星代言人就不能以其主观上没有过错而逃避法律责任。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4

产品自伤, 即产品本身存在缺陷, 并且因该缺陷而使得产品无法使用、毁损或灭失。产品自伤的损失样态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因缺陷而减少的价值;二是因修缮缺陷而支出的费用;三是因缺陷而丧失的营业利益或其他可得利益, 四是因缺陷所导致的产品本身的毁损灭失;五是因缺陷而导致给付受领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1]

在《民法通则》, 已经有了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第122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 条文中的“财产损害”, 其范围应是因产品缺陷而造成的其他财产上的损害。由此而产生的产品自身的毁损、灭失以及给受害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 不能依据该条请求获得赔偿。因为产品自身的损害及因此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 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 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 其是否赔偿, 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定约定。[2]随后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 更明确的将产品自身损害排除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 该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 《侵权责任法》中, 对于产品责任损害的范围又有了新的表述:“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文并未明确地将产品责任的损害限定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而是使用了“他人损害”的表述, 从而使得对于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有了不同的理解。相关立法者的解释认为:“本条的财产损害, 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 这样, 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这一解释是立法者的观点, 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产品质量法》与《侵权责任法》之间关于产品责任损害概念规定的冲突。有学者认为, 自《侵权责任法》生效时起, 《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即应失其效力。[4]但《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的制定者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关于产品质量的规定而言, 《产品质量法》为特别法;但从时间上看, 《侵权责任法》为新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这两个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两部法律的位阶也有所不同。[5]因此, 只是简单的断定《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损害范围的规定因《侵权责任法》的生效而失去效力, 并无充分依据。

要想判断产品自伤究竟是否属于产品责任的范围, 必须要说明的问题是产品自伤的性质, 即此时的损害究竟是绝对权受到了侵害, 还是一种纯粹经济损失。依照当今大多数国家的规定, 产品自伤属于典型的纯粹经济损失, 因为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并没有侵犯买受人的财产权, 因为缺陷自始存在, 并非侵害了本来不存在的缺陷的产品。[6]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将纯粹经济损失归到违约责任的范畴, 受害人不能依据侵权向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

二、产品自伤损害赔偿的比较法观察

(一) 德国

德国民法的传统见解一向认为, 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不能认为是对所有权的损害, 仅发生物之瑕疵担保责任, 买受人不得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出卖人或制造者请求损害赔偿。[7]在审判实践中, 德国将损害法益作为请求权基础, 并且逐渐发展出了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 在产品责任纯粹经济损失案件中有一类案型, 由于产品本身存在的缺陷, 在消费者购买该商品后, 产品质量发生了进一步的恶化, 此即所谓的“后续损害”案件。[8]德国法由判例发展出了“同质料性”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损害是否属于对所有权的侵害, 能否适用侵权法的规则请求赔偿, 以损失和缺陷是否具有同质料性来判断。但对于“同质料性”的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有运用价值的区分标准, 使得该学说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 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实际应用, 因而一直受到学者的严厉批评。[9]然而, 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法院通过区分产品的不同部分, 使一部分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基于侵权诉讼得到赔偿。

(二) 法国

对于不具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间产品责任的赔偿问题, 法国在理论和时间中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最为典型的有两个。其一是契约群理论或称连锁契约理论, 该理论使每一个商品买受人均与制造人成立契约关系。另一个理论在法国被称之为可移转的缺陷担保责任, 这一理论认为, 在缺陷产品上存在着第三人向最初出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这一诉讼的性质是契约性的诉讼。该权利附属于产品之上, 并不因产品所有权的移转而丧失, 取得该产品即取得了此种诉讼的权利。由该诉讼产生的第三人向最初出卖人的索赔范围包括纯粹经济损失的部分和仅由该产品自身缺陷而导致的损害。[10]这种请求权已经完全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在本质上是侵权责任请求权。在产品流通过程中, 生产者、分销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之间各自订立合同, 其对产品质量、价格等的约定都不尽相同, 因而给予受害人依据合同关系向任一前手追偿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这种人为的在当事人间制造契约关系的方法有违合同自由的原则, 是对合同法体系的一种破坏, 并不可取。

(三) 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学术上的主流观点也认为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属于契约关系的范畴, 应依买卖契约、瑕疵担保、不完全给付等契约责任主张, 而不能依产品责任请求赔偿。如王泽鉴教授认为, “台湾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前段所保护的法益, 限于权利, 不及于因买卖标的物具有瑕疵而生的纯粹经济上损失, 此属买卖契约固有的规范领域, 侵权行为法不应介入, 以免破坏现行民事责任体系;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所谓财产, 应作限制解释, 不包括具有瑕疵 (安全上危险) 商品本身的损害及其他纯粹经济上损失。”[11]将产品本身损害此类纯粹经济损失排除于产品责任范围之外, 主要是基于维护私法自治, 契约自由等原则的考量, 商品交易自身固有的风险应通过契约法来合理分配;其次, 明确侵权法与契约法的界限, 避免侵权法适用范围过度扩张妨碍行为自由也是重要理由之一。

(四) 美国

产品自身损害在美国法上通常被认为是纯粹经济损失, 而非侵害所有权。主流观点认为, 作为纯粹经济损失, 产品自身损害不允许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在East River Streamship Corp.v.Transamerican Delvaval Inc., 476 U.S.858 (1986) 的判例中, 美国也确立了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原则。在该案中, 法院同样基于商业行为风险分配的考量, 认为交易双方应当通过协商和保险来分配交易中的风险, 被告没有义务防止类似商品自身瑕疵的纯粹经济损失, 并且即使该产品存在着突发性和灾难性的危险及故障, 对于产品自身的损害, 法院也拒绝予以侵权赔偿。[12]

三、对我国产品自伤损害赔偿模式构建的设想

笔者认为, 对于产品自伤的损失通过违约责任救济更为合理。合同法和侵权法有着不同的保护范围, 基于这一点, 区分产品自身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失尤为必要。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 合同法所保护的是当合同依约履行时债权人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 此即履行利益。履行利益的损失, 就是由于债务人不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 而使得债权人无法获得依合同应该得到的利益。法律之所以保护履行利益, 即是由“契约严守”的原则出发, 敦促债务人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从而保护在合同严格履行下应获得的全部利益。而侵权法保护的是固有利益或维护利益, 此种利益是债权人现有的财产和人身利益。侵权法的作用就在于保护债权人的该现有利益不受债务人及其他任何人的侵害。[13]

支持将产品自伤纳入侵权责任范围的理由之一是完全赔偿原则。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 在同时存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情况下, 我国立法采取了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在此种情形, 必须由受害人自己选择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 选择后则排除另一请求权的适用。这一规定对受害人十分不利, 因为受害人经常会因为该种选择而不能获得完全的救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产生了改良的责任竞合说的观点, 即在承认违约和侵权竞合的前提下, 扩大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 使之可以兼顾纯粹经济损失和固有利益赔偿。[14]笔者认为,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 采用扩大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途径更为可取。首先, 这一解决途径是《合同法》122条关于请求权竞合规定的应有之意。因为如果将固有利益排除于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之外, 那么在缺陷产品本身有损害, 另外还造成受害人人身和其他财产损失的情形, 依据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得到的赔偿将有着巨大差距。这一结果对受害人来说极为不公, 也不符合该条款的立法初衷。其次, 这也是避免侵权责任过度扩张, 明确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界限的必要。将产品自身损害纳入合同法规制范围, 可以将诉讼仅限于合同相对人之间, 以免责任泛滥, 限制行为自由。

《合同法》虽未明确使用“非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的用语, 但第112条中的“其他损失”可以解释为包括非财产损害。[15]同时, 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 因违约侵害他人的固有利益 (包括人身和财产所有权) 所造成的损失, 只要属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 也应包括在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内。因此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履行利益和可得利益。依照此种解释, 在一个违约诉讼甚至可以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样, 通过一个违约诉讼仍然能够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中，配偶双方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婚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配偶双方共同努力和经营，如果一方因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并给无过错配偶方造成损害的，过错方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在婚姻法律规范中，就是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我国现行《婚姻法》通过明确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在重婚等情形下导致离婚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了无过错一方配偶。然而，列举式的规定并不能很好的制裁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破坏婚姻的情形，不能较为全面地保护无过错的配偶，导致了大量的案件徘徊在法律的边缘而无法得到规制。在我国民法典起草的热浪中，应适时对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进行修订，以求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地保护无过错配偶方，构建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离婚损害赔偿理论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

离婚损害赔偿是基于离婚这一事实而存在的。离婚，是配偶双方在婚姻期间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离婚损害赔偿，是指由于配偶一方因过错实施违法行为而导致对配偶另一方合法权益造成现实的侵害，从而使合法的婚姻关系破裂，于此情形下，无过错的配偶方便可请求过错方承担因其过错行为所带来的赔偿责任。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6条对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列举性规定，而对于列举之外的情形，则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除具备一般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外，也有其自身特殊的构成部分。

1.须有法定的违法行为

什么样的过错行为是婚姻法所规定的引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对此，我国现行《婚姻法》第46条进行了明确的列举规定：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只要发生上述行为中任何一种行为，无过错方就能在离婚时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如果过错配偶方实施了这四种行为之外的行为，如通奸、赌博、卖淫嫖娼等行为的，即使是导致了婚姻关系的破裂而离婚的，无过错配偶方仍不能在离婚时请求损害赔偿。

2.须存在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过错配偶方对无过错配偶造成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离婚财产损害，一个是因违法行为的实施导致了无过错配偶方现存利益的贬损，即直接损失；另一个是无过错配偶方为了减少其现存利益的贬损而采取的防止性措施所额外支出的财产，即间接损失。非财产损害，即精神损害，是指过错行为对无过错方所导致的精神利益受损，其包括如贞操权、名誉权等的精神利益损失和如因与第三人同居行为、有重婚行为、遗弃、虐待家庭成员等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从而产生的精神痛苦。

3.需要具备因果关系

只有因为过错配偶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施了重婚等法定行为从而导致两人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的，此时无过错配偶方才有权请求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因为过错行为导致了离婚，在两者之间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的，才有损害赔偿适用的余地。

4.需具备主观过错

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承担的问题上，过错配偶方须是存在故意的主观过错才能请求损害赔偿，即过错配偶方对于其实施的重婚等法定行为时，其主观心理应该是希望或放任的心态，对于将要发生的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行为，过错方往往是采取一定措施促成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是采取放任的行为，因此，在主观存在故意的情况下造成的违法行为，需要过错配偶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过错配偶方对于婚姻关系的破裂是一种过失心态，即对于违法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主观故意或间接故意的，则导致的离婚中是不能请求损害赔偿责任的。

5.离婚

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区别于一般侵权责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婚这一行为的存在。一般的侵权责任构成只需上述四个要件即可，而只有在主张离婚的情形下，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才有适用的法律空间。因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只有在破裂导致离婚时，无过错配偶方才能请求因离婚而给其在物质上和非物质上所造成的损害，才有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环境。

三、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分布在现行《婚姻法》及其三个司法解释中。现行《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四种情形下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三部司法解释又进一步明确了主张损害赔偿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方，以及只能在离婚时才有权请求，除此之外，则不能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通过现有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还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适用情形较少。从适用情形看，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于《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适用情形，而对于除这四种情形外的其他情形导致离婚的，受害配偶方则不能要求过错方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除上述四种违法情形之外的、导致婚姻当事人婚姻关系破裂而造成损害的过错行为，典型的如与他人通奸、长期赌博、卖淫嫖娼、向对方隐藏有传染疾病历史且在结婚后传染给健康的另一方而致使其健康权益受到侵害等行为。由此可见，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方式无法穷尽所有，不能真正的保护无过错配偶方。

第二，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范围狭窄。在我国，有权请求法院作出赔偿判决的权利主体仅仅限于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配偶，除此之外家庭的其他成员，如父母、子女等主体，即使其受到了过错配偶方违法行为的侵害，基于现有法律规定的限制，这些主体在配偶双方离婚时是不能享有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权的，而只能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针对过错配偶方的违法行为单独提起一般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而一般的侵权责任根本无法很好的保护受侵害的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

1.扩大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定情形

我国现行《婚姻法》通过明确列举的方式仅规定了有限的四种法定情形能够适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无过错配偶方只能因为过错配偶方的上述四种情形导致的离婚才能请求赔偿判决，这对于无过错配偶方不能很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思想开放的同时各种腐朽的思想和行为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民众的婚姻关系，因此，为了充分保护婚姻关系中弱势方的合法权益，应扩大法定过错行为的范围，将那些常见的危害婚姻的违法行为纳入到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中，如与他人通奸、长期赌博、卖淫嫖娼、向对方隐藏有传染疾病历史且在结婚后传染给健康的另一方而致使其健康权益受到侵害、长期吸食毒品以及隐瞒婚姻的精神疾病或者在生理上存在疾病且婚后未能治愈等行为的，这样方能更为全面的规制破坏婚姻的违法行为，更好地保护无过错配偶方的合法权益。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立法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模式，采取列举性规定和原则性概括规定相结合，一方面通过法律条文明确列举，将现实社会中常见的、多发的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过错违法行为进行列举，同时，以一个总括性的法条对没有列举到的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有可能出现的过错违法行为都囊括在内。关于适用情形的规定，可以参照夏吟兰教授的观点：在离婚案件中，如果符合下述情形之一的，受侵害的一方配偶享有权利请求法院要求过错配偶方赔偿其所遭受的来自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害：（1）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的；（2）与正常婚姻关系之外的人同居的；（3）具有重婚行为的；（4）对家庭成员遗弃、虐待的；（5）导致离婚的其他重大过错情形。

2.拓宽请求权利主体的范围

引发离婚的原因很多，其中与他人同居以及重婚行为涉及到的主体仅限于配偶双方和第三者，而家庭暴力、遗弃、虐待行为涉及到的主体不仅仅限于上述主体，现实中这些行为也是经常作用于家庭中的子女、老人等家庭其他成员。实践中亦不乏夫妻因一方对孩子、父母等家庭其他成员实施暴力而引起婚姻关系破裂的情形。这种情形下，家庭中的子女、父母的权益也同样受到侵害。在这种情况下，配偶的子女、父母应当同样享有权利成为离婚诉讼的主体参与到诉讼中，其以共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而行使请求权，请求过错方配偶对他们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3.将第三者有选择性的纳入到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中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6

关键词：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工伤保险责任；竞合处理模式

一、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的现状

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无疑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与工伤竞合的典型，2011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中第十四条第六款中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为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也成为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的典型情形。

从我国立法现状来看，无论是《民法通则》、《工伤保险条例》，还是《侵权责任法》都没有对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的出台也仅是针对受职业病危害与安全生产事故侵害的劳动者提供法律保障。目前司法审判领域解决该竞合问题主要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由于条文的不明确性，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同。目前学界还没有普遍认同的处理办法。

二、我国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的几种模式

（1）总额补差赔付。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地方性法规判定在发生第三人责任事故后，先由第三人进行偿付，第三人赔偿不到位或者无能力赔偿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垫付。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要先向第三人追索，后总额补差。第二十八条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工伤保险待遇按照该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执行。

（2）有条件的双重赔付。部分地方性文件中规定，在因第三人原因造成职工人身伤害的情况下，在工伤保险赔偿时要相应扣除侵权人根据有关规定已经赔偿的同等项目的费用。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第 42 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根据该条规定，在发生工伤事故和交通事故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工伤医疗费用是不能重复取得的。但是该法没有对医疗费之外的费用能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问题做准确规定。

（3）双重赔付。有的地方规定，在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同时获得交通事故保险责任赔偿和工伤保险责任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贵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贵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作出的《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原则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險待遇补偿。”《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三、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与工伤责任竞合相对合理的模式

笔者认为，有条件的双重赔偿模式最为合理，理由如下：

（1）两种保险的性质不同。工伤保险是属于劳动法领域的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属于公法规范的范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主要依据的是第三者责任险，属于民事侵权责任是私法范畴，二者不矛盾。

（2）两种保险的赔偿范围不相同。交通事故的赔偿项目主要有医疗费、辅助医疗器具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待遇的主要有：工伤医疗待遇，住院治疗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外地治疗的交通、食宿费用，工伤康复治疗的费用，辅助医疗器具费用，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护理费，伤残补助金。通过对比工伤保险赔偿标准和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可以发现工伤保险赔偿标准明显低于交通事故侵权赔偿标准，并且工伤事故对于造成被侵权人和其家属精神伤害的没有规定给予精神抚慰金。

（3）双重赔偿并不是伤者的不当得利，而是其基于法律的规定应当合法获得的赔偿，但笔者认为，处理二者竞合的案例时，可以将二者完全重合的部分扣除，该部分只能由伤者自己选择其一来主张赔偿，但因为工伤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标准不一样，在进行伤残鉴定时所依据的标准也不一样，除开完全重合的部分，其余部分应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赔偿。此外，笔者认为应当支持双倍赔偿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不论是工伤保险还是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人在投保时都支付了相应的费用，并不因为有其他机构或者组织给予了伤者相应的赔偿就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李翔，曾宪伟.《工伤责任与交通事故责任竞合问题探讨》，载《法制与社会》，2013.8（下）

[2]卢良友.《论工伤保险与交通事故的竞合——以保险的补偿原则为视角》，载《浙江省2013年保险法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3]裴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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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的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 篇7

关键词：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补偿性赔偿

产品责任又称产品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是指产品存在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造成消费者人身或除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失后, 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的特殊的侵权法律责任。自1977年在英国举行第一届产品责任大会以后,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不少国家相继进行产品责任立法, 实行严格责任制度, 促使现代产品责任法进入统一轨道。而我国在经济尚欠发达, 市场鱼龙混杂, 假冒伪劣猖獗以及相关立法、理论研究、司法实践均处于初创阶段的情况下, 要想在世界市场中谋求有利地位, 坚持贸易相互主义, 目前所实行的补偿性赔偿制度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 迫切需要引进新的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一、现行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及缺憾

1. 现行法的规定

我国的《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都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做出了规定, 但其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虽然修订后的《产品质量法》第4 4条的规定扩大了缺陷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 如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等, 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的产品责任实行的仍然是补偿性赔偿的原则。

2. 现行法关于产品责任规定的缺憾

现行法的这种规定, 在实际执行中, 受害人和法院将会遇到损害种类和损害数额不易确定以及操作困难等问题。诉讼耗时耗力, 成本高昂, 面对大型的企业公司, 个人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即使胜诉, 按目前法律赔偿的数额, 也远远补偿不了受害者的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失。对于经营者来说, 由于违法成本要大大低于其所得收益, 造成了其漠视消费者的利益的后果。法律也不能对经营者生产质量低劣产品和危险产品构成威慑, 达不到遏制的目的。特别是目前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 市场鱼龙混杂, 假冒伪劣猖獗, 补偿性赔偿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正义的追求, 迫切引进新的制度。

我国目前只有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 9条中确认了惩罚性赔偿。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我国首次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 但是很明显该条适用范围较窄, 仅适用欺诈, 而且赔偿额度是一倍, 惩罚功能有限。

笔者认为, 要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遏止经营者的违法行为, 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应该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作法, 在产品责任中增设惩罚性赔偿。

二、我国产品责任中建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惩罚性赔偿是指司法审判机关对实施了某种恶性很强的不法行为的加害人, 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所做出的责令其向受害人支付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 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 9条的规定是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首要也是惟一的尝试性规定。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法中的确立与运用, 已为理论与实践所亟需, 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遏制伪劣商品, 制裁不法生产者、销售者的需要

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就是惩罚并威慑侵权者和他人的侵权行为。在传统的非商业故意侵权中, 单纯的补偿性赔偿金就可以实现威慑将来的侵权行为的效果, 但是, 在与商业有关的侵权行为中, 侵权者也许发现将补偿性赔偿金打入经营成本比改正缺陷更有利可图。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就是将巨额惩罚性赔偿金打入侵权者的经营成本, 促进企业改进工艺, 严格管理。

2.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产品责任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各国在制定不同产品责任制时都具有共同的立法原则和目的, 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精致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只有“双倍”, 不仅赔偿数额较小, 且以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为前提, 只对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上的物质损害进行赔偿, 限制较多。同时, 由于诉讼费用昂贵, 抑制了消费者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积极性。而不少违法分子就是利用这点获得巨额利润, 损害了更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完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酌情提高惩罚性赔偿倍数, 从而促使消费者能主动诉诸于法院, 除不再担心诉讼费用外, 还可获得“额外”的赔偿金, 进而充分发挥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的作用。

3. 遏制对外贸易中不法行为的需要

这也是按对等原则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所必须的。随着索尼彩电事件、东芝笔记本事件以及前几年宝马、尼桑等国外知名品牌质量问题被媒体曝光, 进口产品引起的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人们关注。而此次三菱“帕杰罗”越野车事件再次教训我们:我国产品责任必须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在对美国市场、日本市场已经召回的情况下对中国用户隐瞒情况的行为实际是对中国法律的藐视。因为依据我国现行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法律条款, 三菱汽车出现缺陷问题, 其赔偿数额往往小于在售出产品中获得的利润。如果设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一旦外国公司的产品有害于我国消费者, 我国可根据对等原则, 参考其所在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或他国的运行方式, 责令其对我国消费者进行合理赔偿, 保护我国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相关立法, 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我国加入W T O后, 要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 在涉外应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完善对世界开放的法律, 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惯例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完全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 束缚了法制的发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双倍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过小;2 0 0 0年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虽加大了一定的惩罚力度, 但仅限于产品质量监督领域内;2 0 0 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对精神损害进行严格限制, 且补偿数额较少。环顾其它国家立法现状,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运用于产品责任中已受到许多国家关注, 有成为国际惯例的趋势。中国加W T O, 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迎接入世挑战的前提, 也是我国法制水平提高的表现之一, 有利于增强我国产品质量的国际竞争力。

三、构建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国外研究表明, 上世纪6 0年代以前, 惩罚性损害赔偿极少适用于产品责任, 自7 0年代以后开始发展, 而且发展步伐很快, 但在8 0年代中期以后又逐渐减慢下来。究其原因, 在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柄双刃剑, 它在充分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制裁和预防不法行为的正向功能的同时, 也伴有使企业背上过重的经济负担、阻碍新技术的研制和开发等一系列副作用。正因如此, 我们在具体构建这一制度时, 一定要有科学的态度, 既要有纵向的传承, 又要有横向的比较, 既要有开拓创新的理论勇气, 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 努力使这一制度既能跟上世界产品责任立法的潮流, 又不背离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现状。为此, 笔者对这一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以下设想:

1.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的条件

联系我国实际, 结合英美法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 我国未来产品责任中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时须考虑以下条件:

(1) 主观要件

须证明侵害人主观上具有恶意, 在道德上可非难, 也即当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的, 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 具有严重疏忽行为和重大过失行为时, 行为人才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故意, 系指加害人明知其行为有可能引起严重的损害结果, 但由于此种行为有可能给其带来巨大的效益或改变此类行为会使其经济上受损, 而故意继续或放任此类行为的发生。所谓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 指对他人的安全毫不关心, 采取轻率或漠视的态度。如美国国会1 9 8 2年制定的产品责任法规定, 如果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损害是由毫不顾及产品缺陷可能给消费者带来损失而造成的, 应负惩罚性赔偿责任。所谓重大过失, 是指加害人不是希望而是不希望损害结果发生, 但由于其在生产、管理、销售等过程中有重大过错而导致他人受到损害。重大过错较之故意或明显不考虑他人安全的主观因素恶性较轻, 但又不同于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 对此类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利于督促产品生产者、经营者严格管理, 确保产品质量。

(2) 客观要件

须证明产品有缺陷并且该缺陷产品造成了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产品责任是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缺陷而导致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它不同于产品质量责任, 前者在性质上为侵权责任, 而后者为合同责任。对于何谓缺陷, 各国立法界定不尽一致, 但其基本含义均指“产品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 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在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时, 受害人须举证已发生了实际损害, 且该损害是由其购买或使用的缺陷产品造成的。若损害的发生不是由缺陷产品造成的, 则非但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还可以免责。

2.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我国产品责任法中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适用, 首先, 应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经营者须有“欺诈行为”这一前提。因为何谓欺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法律尚未准确界定, 不易操作。其次, 对那些预期所获赔偿数额少, 但进行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及精力却相对较高的案件, 应准予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便给原告以鼓励。现实生活中, 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泛滥, 正是因为许多消费者不愿为几元钱、几十元钱去打官司, 而生产者却正是通过这无数的几元钱、几十元钱获取了巨额利润。再次, 要突破惩罚性赔偿只适用于那些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产品的限制。只要产品确有缺陷, 不管该产品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也不管它是普通的日常用品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 只要符合惩罚性赔偿的主、客观要件, 均可适用惩罚性赔偿。

3. 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惩罚性损害赔偿数额如何确定是惩罚性赔偿制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从国外实践来看, 主要有三种立法体例。其一是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 如美国康乃狄克州规定, 惩罚性赔偿在产品责任中不得超过2倍填补性赔偿金额;其二是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做出限制, 如原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 0条做如是规定;其三是只对惩罚性赔偿的最低额做出限制, 如英国《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第5条规定, 受害人可索赔的最低额为275英镑。我国未来产品责任法中应如何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数额, 是法学理论界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 产品责任的个案千差万别, 故对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不宜规定得太死, 而应该根据加害行为的性质, 加害人的主观恶性、过错程度, 补偿性赔偿金的数额, 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来酌情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否则, 赔偿数额过低, 难以起到对加害人应有的惩罚作用, 有违该制度设立的初衷;赔偿数额过高, 行为人支付不起, 又会导致判决难以执行, 有损法院裁判的权威, 均不可取。法律可以列举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 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和赔偿数额之间的正、反比例关系。

综上所述, 在产品责任中建立有“理”有“度”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不仅是解决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有效途径, 更是国际统一发展趋势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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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宏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及其数额的确定[J].四川教育报, 2005, 5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8

“惩罚性赔偿”一词对许多消费者来说也许还很生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 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 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这是我国法律中第1次出现“惩罚性赔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双倍赔偿”, 《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倍赔偿”, 曾经也被人们视为“惩罚性赔偿”, 但法律并没有明确指明这就是“惩罚性赔偿”, 而且其“惩罚性”也并不鲜明。事实上对相当多的商品和服务来说, 增加1倍赔偿, 甚至10倍赔偿, 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 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1瓶饮料能值多少钱?增加1倍还不够消费者的车费呢。即使赔偿你10倍, 赔你1箱10箱饮料, 又能值多少钱?

所谓惩罚性赔偿, 是指被告的行为异常严重, 但又不足以在刑法上定罪时, 公共政策要求给予某种经济上的惩罚, 作为补偿性赔偿之外的附加赔偿。美国商务部制定的《统一产品责任法范本》规定, 如果原告通过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 其所受的伤害是由于产品制售者粗心大意, 根本不顾及使用者、消费者或其他可能受产品伤害的人的安全所致, 法院就可以判决给予惩罚性赔偿。20世纪80年代, 我国出口的烟火在国外引起多起人身伤害的产品责任事件。最为典型的是美国斯考特兄弟俩在燃放烟火时发生事故, 右眼被炸伤。作为法定代理人, 其父母要求赔偿600万美元, 其中100万为人身伤害, 500万为惩罚性赔偿。在美国的实际案例中, 惩罚性赔偿是产品责任判决的主要内容。而在我国, 由于没有明确“惩罚性赔偿”条款 (甚至连补偿性赔偿也不完全) , 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往往大于所获得的赔偿。因此, 消费者因产品质量问题而上法院的极少, 企业往往有恃无恐。

《侵权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开创了中国产品责任的新历程, 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对生产者和销售者来说, 都将产生实际的并且深远的影响。随着产品侵权责任的严格实施, 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产品质量, 特别是可能影响人身健康和安全的产品质量特性得到提升。

为何要进行“惩罚性赔偿”

《侵权责任法》既规定了一般的侵权责任, 又规定了7项特殊的侵权责任, 而产品责任位居7项特殊侵权责任之首, 是侵权责任中最重要的内容, 而且只有产品责任才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那么, 为什么只有产品责任才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呢?

在现代社会, 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随时随地都可能给我们造成损害, 或者损害我们的生命和健康, 或者损害我们的财物 (包括产品本身) 。惩罚性赔偿之所以必要, 不在于消费者得到更多的补偿, 而在于迫使生产者放弃故意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故意放松质量控制的行为。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泛滥, 与不受或受不到真正打击相关, 产品质量之所以有相当部分不合格, 与制售不合格产品不会给生产者带来重大损失是密切相关的。饮料中有悬浮物, 有苍蝇蚊子, 有其他异物, 消费者未发现, 生产者什么事也没有;即使发现了, 赔你两瓶, 甚至赔你1箱又何妨?要消灭类似质量问题, 生产者要加强质量控制, 那该花多少钱?赔你1箱那点钱与之相比, 几乎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 不少饮料厂家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质量问题,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新闻媒体曝光也好, 消费者找上门去也好, 他们往往都不理睬。如果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对这样的生产者给予“惩罚性赔偿”的判决, 赔偿金额大于其加强质量控制的费用, 哪家生产者还敢不理不睬呢?但仅靠行政处罚, 是不可能吓倒那些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商的, 况且哪个行政法规能够有这样的规定?哪个地方政府又真下得了手?

行政处罚的罚款和罚金是政府收去了, 而惩罚性赔偿是针对消费者的赔偿, 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罚款, 与《刑法》规定的罚金是完全不同的。罚款和罚金不能代替“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也不能代替罚款和罚金。只有这样, 双管齐下, 才能真正对那些制售假冒伪劣的厂商起到一点威慑作用。

“惩罚性赔偿”的功能

仅从字面上来看, “惩罚性赔偿”就是超损失赔偿。被侵权人获得的“惩罚性赔偿”, 实际上包括补偿性和超补偿性两个部分, 其功能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其一, 补偿性部分对受害人的直接的实际损失予以“等值”赔偿, 既包括对物质损失的补偿, 也包括对精神损失的补偿。虽然《侵权责任法》也规定了“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但又规定了严格的条件, 因产品责任造成的侵权, 一般来说难以达到规定的条件, 被侵权人很难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 消费者购买到劣质产品后, 精神往往也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惩罚性赔偿”来“补偿”精神损失, 可以给被侵权人一点“精神安慰”。

其二, 超补偿性部分, 也就是超过被侵权人直接损失的部分, 是被侵权人在受到的直接损失范围之外多获得的部分, 是对被侵权人在直接损失之外不能得到的, 或不能计算的, 或不被认可的, 诸如机会损失之类的损失进行的“补偿”。事实上, 在产品责任中, 被侵权人的许多损失是不可能完全用金钱来计算的。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其心理上的痛苦不是一点精神赔偿就可以消除的。从法律角度来看, 这些不能计算的损失, 这些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机会损失”, 只有通过“惩罚性赔偿”来进行“补偿”。

“惩罚性赔偿”的条件

按照《侵权责任法》规定, 被侵权人请求“惩罚性赔偿”必须具有3个条件:其一, 侵权人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 也就是说, 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存在某种程度的侵权故意;其二, 这种存在缺陷的产品通过生产、销售, 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 也就是说, 被侵权人已经受到实际损害, 存在受到实际损害的事实;其三, 这种损害不是一般的损害, 而是“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 也就是说, 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害程度相当严重, 一是死亡, 二是“健康严重损害”。要请求“惩罚性赔偿”, 这3个条件缺一不可。因此, 并不是产品给消费者造成侵权的事实后, 消费者都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

按《产品质量法》的规定, 产品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应当符合该标准”。也就是说, 产品只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就可以不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侵权责任法》没有类似的规定, 也就是说, 产品即使是符合相关标准的, 但如果存在缺陷, 如果这种缺陷又是生产者、销售者明知的, 依然要承担产品责任, 被侵权人依然可以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另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 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是不相同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只要“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而且消费者又存在受到损失的事实, 消费者就可以要求“双倍赔偿”。“双倍赔偿”的前提, 核心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 而没有消费者受到损害的程度要求。而在《侵权责任法》中, 除非已经造成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就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

同样,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倍赔偿”也不是相同的。在《食品安全法》中, 只要食品的生产者生产的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消费者就可以要求“10倍赔偿”。其前提的核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对食品生产者来说没有是否“明知”的要求, 对消费者来说都没有实际受到损害的要求。而在《侵权责任法》中, 既有“明知”的要求, 又有受到实际损害且损害必须达到“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要求。

“惩罚性赔偿”的额度

很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并没有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额度。这可能与产品的多样性有关, 有的产品价值可能成千上万, 有的产品价值可能只有几分钱几毛钱, 如果仅仅以产品的价款为基数来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额度, 显然不合理。一粒价值几分钱的药丸可能致人残疾, 也可能致人死亡, 哪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是“万倍赔偿”, 对被侵权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 法律只好将“惩罚性赔偿”的额度交给具体办案的法官, 由法官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自由裁量”。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建立, 很多方面还不完善, 加上人们的思想观念还需要更新, 因此, 目前我们还不能期望在短期内就出现像美国斯考特兄弟俩燃放烟花爆竹受伤那样的判例, 不能期望实际损失赔偿100万, 而“惩罚性赔偿”500万的判例。不过,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正式施行, “惩罚性赔偿”将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 也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类似的判例也将出现。作为消费者, 我们且热切地关注着吧。

企业如何避免“惩罚性赔偿”

《侵权责任法》的正式施行, 给企业敲响了一个警钟。不要轻视“惩罚性赔偿”这5个字, 其含义是相当深刻的, 其结果对企业来说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次“惩罚性赔偿”, 很可能导致一家企业衰败, 甚至可能导致1家企业破产倒闭。以实际损失赔偿100万, “惩罚性赔偿”500万为例, 试问有几家企业能够承受如此打击?因此, 企业应当认真研究《侵权责任法》, 确定避免“惩罚性赔偿”的策略和措施。

首先, 要避免“惩罚性赔偿”, 就必须确保自己的产品不存在缺陷。缺陷不等于不合格, 按ISO 9000给出的定义, 缺陷是指“未满足与预期或规定用途有关的要求”, 有缺陷的产品可能是不合格的产品, 但缺陷可能比不合格更严重;也可能是合格的, 如果反映该缺陷的相关要求并没有写进标准或规范之中。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 产品责任就是产品缺陷责任, 这种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企业在设计、采购、制造、储存、运输、交付、售后服务等过程中, 都必须严加控制, 防止产品出现缺陷。

其次, 一旦发现自己的产品存在缺陷, 就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停止销售。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只有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的, 才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如果知道自己的产品存在缺陷, 却继续生产, 继续销售, 那就构成了“侵权故意”, 也就是故意要侵犯他人的权益。这样, 不给予“惩罚性赔偿”的处罚, 就可能造成大家都不怕侵权的混乱后果, 社会是肯定不会允许的。

再次, 发现产品存在缺陷后, 除了立即停止生产、停止销售外, 还必须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 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 也可以视为企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的证据, 从而受到“惩罚性赔偿”的处罚。

第四, 如果产品缺陷已经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企业必须及时为消费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不能及时为消费者排除妨害、消除危险, 也可能被视为“明知”产品存在缺陷的证据, 从而受到“惩罚性赔偿”的处罚。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简析 篇9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从立法规定看,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高速运输工具的高度危险作业民事责任, 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 在责任原则上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论依据有以下三方面:第一, 交通事故是伴随汽车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发生的特殊危险, 如何拘守过错责任原则, 只在加害人有过错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则于受害人显然过于苛刻使其得不到法律保护;汽车所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可将赔偿支出记入成本 (提高价格或收费或通过责任保险) 转嫁给消费者或社会分担, 此做法对汽车所有人并非过于苛刻。第二, 道路交通作为一种特殊的危险, 唯有汽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可能预防和减少其发生, 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可以间接加重汽车所有人和驾驶人一方的注意义务, 有利于防止和减少事故。第三, 汽车所有人是汽车运行利益的获得者, 依民法报偿理论, 由所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观念。因此汽车所有人的无过错责任系基于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 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人身损害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即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成立要件, 只要造成人身损害, 即成立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应具备如下条件:

1.须是机动车辆在道路上发生事故

交通事故只有发生在道路上, 才能够成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这里的道路, 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道路, 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即通常所说的公共道路和公共场所、乡村可供机动车通行的便道、机耕道, 通向单位或单位内部停车场的叉道、单位内部有公共使用性质的通道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 铁路道口、渡口、机关大院、农村场院及其院内之路, 均不属于道路。如院内道路、校内道路、乡间道路等。交通事故, 也并非道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故, 单指车辆等交通工具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 因违章行为致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事故。例如, 某军区干休所为军人家属拉运生活煤, 在家属大院内拉煤车倒车轧伤一军人家属, 造成残废的事故。因该事故发生在院内通道上, 并不是发生在道路之上, 也不是道路上的交通活动, 因此不构成交通事故, 只能按照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处理。

2.须是机动车辆事故

所谓机动车辆事故, 是指发生在机动车辆之间、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之间以及机动车辆与其他道路使用人之间所在发生的相撞事故。

3.须是机动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事故

机动车辆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故, 才构成道路交通事故。这里的使用是指机动车辆处于运动状态, 包括机动车辆从起动到停车为止的全过程。起动、行使、转弯、倒车、刹车都包括在内。机动车辆在非运行状态所发生的事故, 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如机动车辆与正在停放的机动车辆相撞, 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乘车人如在车辆行驶中从车上跳下发生伤亡为交通事故。如在车辆停稳后从车上跳下发生伤亡则不属于交通事故。

4.须给受害人造成损害

道路交通事故以给受害人造成损害为必要条件, 在道路交通事故只造成自己损害的情况下, 是不能产生赔偿责任的。如果只有违章, 而无损害, 而只能以行政制裁方法处罚,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财产损害, 财产损害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

5.交通事故须与受害人因接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过失相抵规则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运用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中, 受害人无须证明行为人有过错, 行为人也不得以自己无过错作为免责和减轻责任的抗辩事由, 但并非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运用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并不排除过失相抵原则的实用。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就是体现过失相抵原则。

所谓过失相抵原则, 是指在加害人依法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下, 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也有过失, 则可以根据受害人的过失程度减轻直至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过失相抵并非加害人过失与受害人过失相抵消, 而是受害人的过失所致损害部分与全部损害相比从中抵消之意。过失相抵原则的核心在于贯彻公平责任原则, 合理分配责任负担, 避免将己方的过失带来的损害后果转嫁于他方, 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如前所述,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不包括受害人的过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受害人的过失在确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没有意义。过失相抵原则是现代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目前多数国家都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运用该规则, 把它作为在承认加害方应负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减轻其责任的一种方式。如日本还在有关法律中规定了四大类的过失相抵比例基准。我国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实践中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不称过失相抵, 而是采用依交通事故责任的四个等级 (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 承担相应百分比的赔偿责任的方法。即在加害方负事故全部责任时其承担赔偿责任的100%, 主要责任一般承担60%~90%, 同等责任承担平均责任, 次要责任承担10%~40%。

过失相抵是以受害人过失减轻行为人的赔偿责任, 其着眼点在于考虑受害人的心理态度。按过失相抵原则, 在无过错责任中, 如果加害人无过错而受害人具有完全过错, 可以减轻或免除加害人的责任。但在交通事故无过错中则不可以, 即不能“行人违章, 撞了白撞”。这是因为汽车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不能采用一般的过失标准衡量受害人的行为。为此, 国外立法创设了“优者危险负担”原则, 用以调整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特有原则, 是现代法治“抑强扶弱”基本精神的体现。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10

(1) 房主与农村建筑队的法律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落后, 使用无资质建房班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农村工匠闲时做工, 农忙时务农。既不耽误农业生产, 又能增加经济收入, 是一种天然的小农经济模式。我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抢险救灾及其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 不适用本法。”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排除农村自建房房主与建筑队不管有无资质, 都不是建筑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农村自建房的房主和建筑队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

1. 一种承揽法律关系。

通过口头或简单的书面协议, 房主把建房工程交给建筑队负责人, 可以整体承包, 也可以分包, 或承包后再转包。房主在房屋建成后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建房款交于建筑队负责人, 由建筑队负责人给工人发放工资。以一定的工作成果作为合同标的, 构成承揽法律关系

2. 另一种是雇佣关系。

房主直接雇佣工匠、小工。直接指派任务, 并直接给工人发工资。这种以提供劳动为标的合同, 应该认定为雇佣关系。

(2) 建筑队负责人与其雇佣的工匠、小工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雇佣关系, 因为工匠、小工的工资都有固定的标准, 工资发放人为建筑队的负责人。应该成立雇佣法律关系。

(3) 建筑队作为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 农村建筑队可能把全部的建房工作都承包下来, 包括旧房的拆除, 内部装修等, 并把部分工作转包给更小的建筑队, 比如拆房或砸墙班, 打夯班, 装修队。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关系, 雇佣和承揽。笔者认为如果将一部分工作整体转包给另一建筑队, 应适用承揽关系。如果按天结算工资, 应定性为雇佣关系。区分标准同上。

(4) 房主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 房主与工匠、小工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在雇员受害的情况下, 房主与受害方可能会产生侵权的法律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原则为过错原则, 所以在认定房主对没有直接雇佣关系的建筑队工人受害承担的责任的要求是, 房主具有过错。

二、农村建房事故中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由于农村建房的特殊性,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涉及到房主与建筑队承包人的关系, 建筑队承包人与下面工匠、小工的关系等等。一旦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确定房主与建筑队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责任的承担就显得至关重要。

(1) 雇用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判定

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的分歧点在于房主与建筑队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上。传统的区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工作对于雇主的商业行为而言是否完整和不可缺少, 不过这些工作不是临时应急的就应当认定为雇员;第二, 报酬的确定是以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一般一工作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标准, 而承揽一般是以整体的工作效果来确定;第三, 工作时间、地点、进度是否由劳务提供方来决定。如果能自行决定则为承揽人;第四, 又谁提供工具、设备。雇员一般使用雇主的工具、设备, 承揽人一般自备工具、设备。第五, 领取报酬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雇员领取报酬的方式一般比较固定, 承揽人一般是一次性。雇佣关系的雇员一般收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雇主的权利受到限制, 而承揽关系的双方地位平等。

法经济学的角度下也能提供全新的思路。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是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利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引用汉德法则, 在一个事件中, 一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小, 该当事人就应当采取措施, 控制风险, 即风险责任由其承担。换句话说, 风险成本小的当事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发生事故, 责任由其承担;如果他已采取适当的措施, 然事故仍然发生, 他不承担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相等, 行为人自担风险责任。房主和建筑队的负责人的风险成本就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在二者相等而其他因素亦相似的场合, 人们肯定更倾向于那种能够提供最经济地避免损失的方法的责任规则。经济预防原则, 即对于不经济的损害, 应通过对能够最廉价地避免风险的人课以责任的方式予以防止。在雇佣与承揽很难区分的个案中, 引用汉德法则也许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2) 各方责任的承担

事实上, 无论是按照承揽合同还是雇用合同来确定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的关系, 均是为了分清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事故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1. 雇主责任的承担

如果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系雇用关系,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这符合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雇员为雇主完成工作, 雇主为受益人, 让雇主获利的同时负担风险, 符合民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

2. 房主责任的承担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自建房必须需要资质, 因此以无资质建房认定房主存在过错, 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以及第十条的规定。但是, 《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来看, 国务院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要求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范围仅限于“村庄、集镇规划区内”, 而非全部建筑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很难操作, 因为很多地区并没有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如果教条的执行将会在客观上加重房主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只有在村镇规划区内建房, 并且当地存在在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的才有可能适用《解释》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做、指示者选择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选任有过错, 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择有明显过错, 如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而选任。如果需要个体工匠有资质, 而房主明知个体工匠没有资质而使用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房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建造活动中由他人召集或介绍施工人员, 报酬由房主直接支付, 召集人或者介绍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同工同酬, 发生伤亡的, 房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召集人对建造活动进行指挥、管理, 由于指挥、管理不当造成伤亡的, 房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召集人追偿。

3. 事故受害人自身应当承担责任

(1) 依法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施工的, 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伤亡,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在施工中发生伤亡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存在过错的应由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 对于建筑队中的力工、小工因为不具备专业技能, 无法办理个体工匠资质的, 应该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自身有过错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3) 对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结成合伙关系的, 应按照合伙关系分担民事责任。

结语:除极特殊情况可适用雇佣关系外, 农村中没有资质的建房班与房主之间的建房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 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对于雇员受害责任的承担问题不能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应主要依据雇佣关系, 雇工之间存在合伙情形的适用合伙关系, 同时参照《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各方赔偿责任。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农村建房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但是农村自建房还存在大量采用无资质的建房班的现象。由于无资质建房班缺乏必要的建筑资质, 工匠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考核。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而对农村自建房时, 由于将建房发包给无资质的建筑队, 导致发生了大量的雇员受害案件的发生。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自建房的雇员受害并没有明文规定使用何种法律, 导致出现伤亡事故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时出现困境。本文试图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结合法理为解决这类案件找到依据。以期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自建房,房主,建筑队负责人,资质,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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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海红, 刘永军;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特殊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2005年07期

[3]杨立新;;制定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J];法律适用;2006年10期

[4]汉彩霞;雇佣关系认定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0年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11

我的邻居囝某于2008年8月份将3岁的儿子小华送到幼儿园上课。当天下午课间玩耍时，他的儿子在蹦蹦床上玩耍不慎摔伤。闫某和幼儿园负责人一起将小华送到河南省驻马店段庄骨科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左股骨髁上骨折。小华住进医院治疗，共花去各项费用1万余元。闰某要求幼儿园承担小孩治疗的所有费用，可幼儿园支付了500元药费后。以对此事故没有完全责任为由拒绝继续支付费用。请问：幼儿园该不该承担完全损害赔偿责任?

读者耿贺华

耿贺华读者：

本案是一起因幼儿在幼儿园受到伤害而引起的人身损害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来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具体到本案而言，小华上幼儿园时只有3岁，系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外界事物的危险程度根本没有足够的分辨能力。因此，在小华进入幼儿园后，幼儿园就应该加强管理，保障其人身安全。也就是说，对于小华这样的年龄，该玩什么样的玩具。不该玩什么样的玩具。学校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事故发生时，小华只有3岁，并不适合玩蹦蹦床之类有危险的活动，幼儿园应当认识到这一点，虽然有老师看护，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尽到责任。从这一点上看，学校对小华的损伤负有完全的过错责任，因此应当承担发生此次事故的完全赔偿责任。

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12

关键词：夫妻忠实,第三者,侵权责任,离婚损害赔偿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 婚姻关系维系家庭稳定, 夫妻忠实是维系一夫一妻制婚姻关系的根本。因而研究夫妻忠实关系, 以期合理解决婚姻案件、指引正确的婚姻观成为古今中外执政者的重要政策和目标。我国社会当前较普遍存在的“第三者”现象, 是破坏夫妻忠实、损害婚姻家庭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根据现有婚姻法, 由“第三者”引发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尚难解决。

就目前研究看, 学界争论最多的是“第三者”对夫妻关系侵害行为如何定性, 而较少涉及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第三者”是否应当赔偿, 如何赔偿的问题。加之法律规定的空缺, 给司法裁判带来不便, 因而对“第三者”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加以研究迫在眉睫。

一、“第三者”概念的界定

当前, 普遍提到的“第三者”是社会现象中的通俗概念。放在离婚损害赔偿关系中, 对其概念的界定当为:在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内, 与夫妻一方实施了通奸、姘居、重婚等侵害配偶权的具体行为, 并直接导致其中一方提出离婚, 婚内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婚外自然人 (只考虑与婚内过错方异性的自然人) 。于实务中即所谓“第三者插足”或者“包二奶”致离婚损赔诉请发生的情况。

从产生的法律关系上看, 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第三者”至少具有如下特征。从主体看, “第三者”首先不是一个性别概念, 任何对夫妻忠实造成损害的婚外自然人都是“第三者”概念下的单体, 这意味着“第三者”应当不限为婚内过错方的异性, 但对同性第三人的责任规制又不能适用传统的通奸等概念, 下文将详述;从主观心理看, “第三者”为明知婚内过错方存在合法婚姻关系, 且主动或放任破坏夫妻忠实的法律后果发生, “第三者”不一定与婚内过错方存在感情基础, 也可能期待其金钱、权势带来的物质利益;从客观行为看, “第三者”与婚内过错方共同实施了通奸、姘居或重婚等行为, 因为客观行为的存在是法律有效规制的前提;最后, 从行为发生时间看, “第三者”当于合法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为侵害行为, 合法婚姻应当包含合法的事实婚;从行为后果看, “第三者”行为导致婚内一方提出离婚, 且婚内无过错方请求“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二、“第三者”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一) 法律空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又称为离婚救济制度。通常指配偶一方违反婚姻义务, 实施法定违法事由致婚姻关系破裂时, 无过错配偶方或非主要过错方有权在离婚时诉请损害赔偿的制度 (1) 。我国与大陆法系一般的例示式或概括式立法不同, 采取了适中的离婚损害赔偿立法。2001年4月28日起生效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笼统规定了支持离婚损赔的四种情况 (2) 。“第三者”行为后果包含在前两种情况中, 应当为法律所规制,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 法律并未就“第三者”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做出任何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文件中, 解释 (一) 第三十条规定了婚内无过错方的索赔诉讼权和诉讼期限;解释 (二) 第二十七条将行政登记离婚后的索赔诉讼情形列入规定;解释 (三) 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互有过错不支持单方索赔。由此可知, 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将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规定为婚内无过错方, 将赔偿主体仅限定为婚内过错方。因此, 不存在“第三者”的侵害主体地位, 无过错方依据婚姻法向其索求离婚损害赔偿也是不得支持的。

这一法律规制的缺陷直接导致的问题是, 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第三者”现象泛滥, 婚姻家庭稳定性下降, 离婚率增加, 甚而影响未成年子女健康发展, 导致部分群体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价值异变, 以“追求自由婚姻”为由肆意损害婚姻家庭。这不利于发挥婚姻法的社会价值引导作用和维护一夫一妻的基本原则。

(二) “第三者”责任

对“第三者”行为的定性是判断其是否承担责任的前提。有学者直接将其认定为侵害夫妻身份权行为 (3) , 有的运用比较法, 将其划归婚内侵权行为对待 (4) 。另有观点则从合理性上提出质疑, 认为“第三者”行为属于道德调整范畴, 如果法律对道德问题过度干预, 就会偏离法的本质。

笔者的观点是, “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第三者”对夫妻关系的侵害应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加以规制。本质上, 侵害客体是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在内的配偶权。

首先, “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具有正当性。从法理上说,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 法律以救济受损方的利益为价值追求。婚姻法立法目的即在于保护婚内无过错方的正当利益。“第三者”担责的合理性在于:夫妻合法婚姻一旦确立, 就形成了身份和财产的双重关系, 配偶基于此而互享配偶权、互担配偶义务。而罗马法谚“有权利必有救济”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因此遭受“第三者”侵害的婚内无过错方的配偶权理所应当得到法律救济;其次, “第三者”行为造成了复杂损害, 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损害性, 仅靠道德是无法充分救济配偶权的;第三, 婚姻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民法关系, 这一行为至少违背了公序良俗的民法原则, 从社会效果来看, “第三者”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 甚至诱发刑事犯罪。

其次, 从合法性看,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 从四要件角度分析“第三者”的行为性质可以得出:“第三者”与婚内过错方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因而应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首先, “第三者”与婚内过错方存在共同侵害行为。《婚姻法》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内过错方若与“第三者”有以上行为, 必然当认定为共同违法行为;其次, 对于法律未明令禁止的“通奸”、“姘居”, “第三者”行为亦构成违法行为。“第三者”协助婚内过错方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 而夫妻忠实义务是夫妻身份权和配偶权的重要内容。配偶权作为夫妻之间享有的具有配偶利益的一种身份权, 是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侵权行为法体例下救济配偶利益所必需的内容。就其属性而言, 配偶权具有对内的相对权和对外的绝对权的双重属性。这种对外的绝对权, 体现在夫妻忠实性行为的一种排他性, “第三者”破坏了婚内无过错方要求配偶忠实的权利, 是对配偶权或说身份权的侵害。

第二, 存在客观损害事实。一方面, 合法夫妻关系受到了破坏, 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 如对性利益的侵害。另一方面, 从受损客体来说, 二者行为可能损害婚内无过错方身份、财产的双重权利:夫妻关系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第三者”行为必然是对夫妻身份权的损害;若夫妻间适用共同财产制, 则很可能损害夫妻共同财产;若采约定财产制, 则很可能不损害婚内无过错方的财产。无论何种损害, 都造成了离婚的后果, 都使婚内无过错方遭受了精神打击, 且“第三者”的打击性更强。

第三, 上述两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即“第三者”与婚内过错方的共同行为直接造成客观损害事实, 导致离婚。

最后, 婚内过错方与“第三者”存在合谋, 或说主观故意。“第三者”和婚内过错方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侵害婚内无过错方配偶权, 造成离婚后果, 但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其发生。存在“明知”。总结来说, “第三者”与婚内过错方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第三者”是共同侵权人, 因为“第三者”至少实施了协助过错方违背忠实义务的违法行为, 因而形成损害事实, 且侵害行为基于主观故意。既然属共同侵权, 那么“第三者”理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婚内无过错方亦可以离婚损害赔偿为名向其索赔。

三、建立“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

由于“第三者”对夫妻关系的损害行为是共同侵权行为, 对于造成离婚后果给无过错方造成的侵害, 无过错方可将以离婚损害赔偿为由向第三人索赔。建立“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 必须明确赔偿主体、赔偿范围和赔偿构成条件。

赔偿主体为“第三者”, 应严格按照上述的概念界定, 若“第三者”并非一人, 则作为共同赔偿主体进行赔偿;从赔偿范围看, 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 又应包含精神损害赔偿;从赔偿构成条件看, 我国法律对不以离婚为前提, 向有过错配偶请求损害赔偿的要求不予支持, 笔者认为这是基于维护婚姻稳定性的考虑。那么同样基于这种考虑,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 无过错方就第三人侵害夫妻关系的行为, 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的, 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但有必要对“第三者”进行批评教育以排除妨害, 但应注意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保护。

如上所述, 对“第三者”概念的清楚界定是限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 但另外仍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特别处理。

首先, 不能将“同性第三者”与一般“第三者”概念混同。如果认可同性的“第三者”身份, 那么认为“第三者”须有通奸、姘居、重婚的行为的观点就不能成立, 这在概念的构成上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同性第三者”不应划归一般的“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法律适用于社会的一般问题, 对同性婚姻和同性破坏婚姻问题的解决还应待相关案例的出现并总结经验。其次, “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不应对“第三者”作扩张解释, 在司法裁判中, 基于法益平衡理论 (5) , 综合比较当事人隐私权与配偶权的轻重, 保护无过错方配偶权的同时, 最大限度尊重当事人隐私权, 以防止形成“捉奸成风”的不当的价值引导。

除此之外, 若当事人配偶为事实婚而非法律婚, 主婚姻关系的合法地位受到质疑时, 是否存在“第三者”。笔者认为, “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以婚姻合法性为前提, 根据司法解释 (一) 第五条认定事实婚姻的合法性后, 离婚才具有合法效力。“第三者”只要在认定合法的事实婚姻存续期内实施了侵害行为, 同样应对离婚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建立“第三者”给付离婚损害赔偿的救济制度, 对“第三者”造成原有婚姻关系破裂, 使无过错方遭受精神和财产上双重不利后果的侵害行为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其具体的实施效果还应在制度的实施中加以考察。

参考文献

[1]王洪.婚姻家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2]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