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责任

赔偿责任（共12篇）

赔偿责任 篇1

《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中财产保全两种。同时, 《民事诉讼法》第96规定:“因申请有错误的, 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笔者认为, 因财产保全错误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 属于侵权纠纷, 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同时, 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侵权法的相关规定, 财产保全赔偿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考虑以下因素: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以及被侵权人即财产保全中的被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关于因果关系与损害事实问题与一般侵权责任中的并无区别, 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在此笔者仅谈谈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及被侵权人是否有过错的问题。

一、申请人是否有过错

如何确定申请是否有过错是财产保全损害赔偿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应当以其申请是否违法为标准。即申请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民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保全案外人财产、诉讼前保全而未起诉的、超过诉讼标的保全明显违法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认定为申请人有过错, 如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在诉讼标的 (财产保全数额) 与判决确认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 能否认定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务中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 在此情况下不应当认定申请人有过错。理由如下:

财产保全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判决的顺利执行。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是基于自己对事实的判断而提出诉讼及保全。申请人只要履行谨慎的注意义务即可。申请人财产保全是因双方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才诉至法院的, 申请人不是审判机关, 不能也不可能要求申请人提出的保全数额与判决数额完全一致。比如审判实践中, 往往存在一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而二审改判的, 一审支持全部诉请二审改判部分的, 一、二审均支持部份诉请的情况。上述情况下, 作出专门审判案件的法院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更不能要求申请人完全判断出判决会最终支持的数额。不能以保全数额与判决诉讼不一致就认定申请人有过错, 应当综合案件具体证据, 考察申请人申请保全时是否履行了谨慎的注意义务。以此为标准来认定申请人是否有过错。需要说明的是, 在一、二审均未支持申请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 也应当根据以上意见为判断申请人是否有过错。

二、被侵权人过错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由此可见, 在侵权行为中, 被侵权人有过错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那么, 在财产保全行为中如何判断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呢?笔者认为, 应当以法院是否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包括部分支持) 为标准。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或部份诉讼请求, 则表明被申请人存在未履行的义务, 是被申请人违约在先, 应当认定申请人有过错。但一、二审均未支持申请人诉讼请求的, 应当定被申请人无过错。

另外, 《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也就是说, 法律赋予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权利。那么,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被申请人均未提出异议, 可以认为是被申请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及对保全行为的认可。如因保全行为引起赔偿纠纷, 应当认定被申请人存在过错。在被申请人有过错的情况下, 应当由法官根据证据及法律的规定, 自由裁量减轻申请人赔偿责任的额度。

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中财产保全两种。同时, 《民事诉讼法》第96规定:“因申请有错误的, 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在此, 笔者谈谈对因财产保全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财产保全,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王铁汉.关于财产保全若干法律思考[J].当代法学, 2001, (06) .

[2]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06.

赔偿责任 篇2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公共设施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首先通过“公用桥梁坍塌案”这一典型案例，引出主题。

然后论述公共设施赔偿责任含义与构成要件，归纳我国法律规范对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宪行规定。

进而结合案例，对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相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公共设施;赔偿责任;法律性质;赔偿依据;救济途径

近年来，公共设施致害案例屡屡发生，其赔偿责任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

下述“公用桥梁坍塌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5月16日甘肃省岷县某大桥突然垮塌，致桥上若干行人重伤。

经调查核实，造成此次垮塌事故的直接原因源于一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

同时，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并未制止超载货车上桥，公路管理部门长期未尽到对桥梁的养护和管理责任。

案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应当由谁承担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本文将以上述案件为切入点，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对公共设施赔偿责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研究。

一、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含义与构成要件

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供公众使用或享用的设施，包括公共交通及其附属设施(如道路、桥梁、公共停车场、路灯等)，公共体育设施(如公共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公共卫生设施(公有垃圾场，污水处理厂、环卫清运车等)，公共绿化设施(街道绿化区、公园绿地等)等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设施致害，是指公共设施在设置、建造、安装或者养护、管理等方面存在瑕疵或缺陷，不具或欠缺通常应具备的安全性，致使作为使用者的公众的人身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1] 。

在此基础上，公共设施赔偿责任，就是指公共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因公共设施设置或者管理存在缺陷，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赔偿责任。

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权行为主体。

侵权主体不同，如是民事主体还是行政主体，直接影响着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

这一问题将在文章第三部分展开论述。

二是有损害事实的发生，且该损害事实是由公共设施在设置、建造、安装或者养护、管理等方面存在瑕疵或缺陷造成的。

三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及宽严程度，直接影响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范围。”[2]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存在许多不同的学说，如相当因果关系说、必然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等。

目前相当因果关系说似乎是主流学说。

该学说认为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该结果，还不足以判断因果关系，必须在通常情形，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3]。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只要缺陷实际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因果关系即告成立;有因果关系就有赔偿责任;有多大的因果关系就有多大的赔偿责任。”笔者亦同意此观点。

二、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一般规定

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我国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愈来愈突显。

公共设施的提供便是政府履行这一职能的重要体现。

然而，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不当对公民人身或财产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时有发生。

“有损害必有救济”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中就不乏对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责任的规定。

1.《宪法》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是我国在根本法的层面上对国家赔偿责任的概括性规定，是建立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础。

2.《民法通则》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不难看出，该条规定的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仅仅局限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而公共设施包括公共交通设施、公共体育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绿化设施等等，范围十分广泛。

因此，该条规定不能涵盖公共设施致害的全部类型。

此外，该规定的归责原则是以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作为法定免责事由的过错责任原则，而并非严格责任原则，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充分[4]。

3.《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当时国家赔偿适用的是违法归责规则。

但是，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不当引发的赔偿问题不单是违法行使职权的问题，很多情形下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造成的。

因此，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责任在当时还不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确立了包括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在内的多元归责原则，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障更加充分，因此将对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案例评析及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相关问题研究

在上文的“公用桥梁坍塌案”中，有四个主体，即受害群众、交通管理部门、公路管理部门以及超载货车的驾驶人。

其中，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未制止超载货车上桥，公路管理部门长期未尽对桥梁的养护和管理责任，货车驾驶人严重超载行驶。

以上三方的行为都具有过错，且与损害结果的发生都具有因果关系。

可谓多因一果，共同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因此上述三方均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这三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是否相同?其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受害人通过何种途径寻求救济?下面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1.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

对于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民法学界大多以侵权行为法为切入点，将公共设施赔偿责任作为民事侵权责任的一种特殊类型加以研究。

行政法学者则更加强调国家赔偿责任的公法性质，以区别于民事侵权责任。

纵观各方观点，笔者以为，我国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属于国家赔偿责任，设置、管理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国家作为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由国家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关系决定的。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的，因而无论是其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其法律后果都应归属于国家，其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费用由国库支出，列入各级政府财政。

至于具体的赔偿事务，如收集证据，确定是否赔偿和赔偿数额以及决定是否和受害人和解等等，则由赔偿义务机关完成。

具体到本案中，交通管理部门和公路管理部门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按其过错程度，代表国家对受害人进行相应的国家赔偿，而超载货车的驾驶人作为民事主体，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其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属于民事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要根据责任主体进行区分。

2.相关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

现行《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公路法》第6条第3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依据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对国道和省道的管理职责，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公路法》

第50条规定：“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

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依据以上法律规定，本案中甘肃省岷县的公路管理部门没有尽到对桥梁的养护、管理职责;交通管理部门以罚代管，没有制止超载货车上桥。

因此，两者应当对其行政不作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该县的公路管理部门和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

而超载货车的驾驶人应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救济途径

前已述及，我国公共设施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国家赔偿责任，那么在本案中，重伤行人作为赔偿请求人有权按照国家赔偿中的行政赔偿程序寻求法律救济。

依据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依据该规定，我国的行政赔偿程序实行的是“单独提起”与“一并提起”并存的办法。

其中，受害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在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或赔偿请求人对赔偿的方式、项目、数额有异议时，赔偿请求人才可以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此外，行政赔偿诉讼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诉讼，在行政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以适用调解作为结案方式。

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调解成立的应当制作行政赔偿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具体到本案中，重伤行人作为行政赔偿请求人可以根据身体受到损害的程度，按照上述法律程序，要求赔偿医疗费、因务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身体残疾并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害人还可以申请残疾赔偿金及由其扶养的人的生活费等等。

参考文献：

[1]马怀德，喻文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J].法学研究，，(2).

[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572.

[3]房绍坤.国家赔偿法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84.

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3

关键词 产品责任 赔偿 损害

现代社会，商品生产高速发展，产品种类日渐丰富，产品功能日益繁多，产品构造日趋复杂，从而导致产品的危险程度大大增加，因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事故层出不穷。产品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其确立的终极目标是给缺陷产品的受害人以有效的法律救济，并进而维护社会市场秩序。

一、产品责任中损害赔偿的主体

在我国，《产品质量法》颁布以前，学界对产品责任主体的权威解释是：“产品责任主体包括生产环节中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乃至成套产品的生产者（制造者），流通环节中以进出口、批发、零售等方式提供产品的供应者（销售者），以及负责产品储存、运送的仓储者和运输者。”从立法来看，《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者，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自从《产品质量法》颁布以后，大多学者都是将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作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二、产品责任中损害赔偿的法律构成

（一）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损害事实是任何侵权责任构成中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权利人只有在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诉诸侵权法主张救济，责任人只有在给他人造成了损害的情况下才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二）产品存有缺陷

在产品责任中，缺陷的产品是造成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因此产品存有缺陷是产品责任的第一构成要素，也是消费者一切权利要求的基础和前提。具体而言，我国确定产品缺陷的标准有以下几种：（1）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这里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即不论生产者对产品缺陷的存在有无过错，均须负责。（2）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3）违反担保，如产品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的标准。（4）欠缺必要的指示和警告，即警告指示（警示）缺陷，是指生产者疏于以适当方式向消费者说明产品在使用方法及危险防止方面应予注意的事项，因而导致产品发生危险。（5）违反产品通常应具备的使用性能。

（三）产品的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产品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自然也以因果关系作为其构成要件。换句话说，就是由于缺陷产品直接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发生，损害后果与产品缺陷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的、直接的联系。

三、产品责任中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消费者因缺陷产品致损，要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法律救济，应依赖于完善的产品责任立法。从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立法及其实施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在有关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的问题上至少有如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产品缺陷判断标准的完善

我国《产品责任法》对产品缺陷采取“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法定安全标准”的双重标准。这种做法可操作性强，如果缺陷产品违反了产品质量标准，不仅原告较为容易证明产品不符合标准，法官也可以借助产品标准判断产品是否具有缺陷。但是，“双重判断标准”存在明显的弊端。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在缺陷的认定上应作如下完善：

1、宜采用“不合理危险”的单一判断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是先进的，科学的，它保持了同世界各国的一致性。

2、具体规定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时，采取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对产品缺陷进一步分类，根据不同类型确定具体标准或评价标准。

3、对某些特殊产品采取国家标准优先的原则，并完善国家赔偿制度。

（二）细化产品自身损失和纯经济损失的救济渠道

（1）在没有发生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产品自身损害和纯经济损失按合同法规定予以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担其侵权责任”。此规定并没有对“财产权益”作出任何限制，因此可以理解为“财产权益”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失和纯经济损失。因此，在缺陷产品没有发生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提起违约之诉进行救济。

（2）在发生了人身损害和其他财产损害情况下，对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纯经济损失可适用产品责任法的规定一并加以救济。即受害人在针对缺陷产品提起诉讼时，即可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其他财产的损害赔偿，也可以一并提出产品自身的损害和纯经济损失的赔偿。

（三）进一步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不能代替精神损害赔偿，从本质上讲，它们充其量只是对残疾者、死亡者可得财产利益损失所进行的一种补偿。因为，假设受害人不残疾、未死亡的话，他完全可以获得至其自然死亡时为止、当地正常人的全部收入，且其收入是可供其本人或家属享用的。现行法律规定可以获得的最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仅是正常人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因此，它们只是对受害人可得财产利益的一种补偿，且其补偿还不一定充分，也就是说，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不包括给伤、亡者本人及其家属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痛苦给予补偿的，即使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部分具有抚慰金的性质，但远不等于及时、足额的精神损害赔偿。故笔者认为，在缺陷产品致人残疾、致人死亡的情况下，责任人在支付了必要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之外，受害人就其精神痛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产权归属决定赔偿责任 篇4

1 基本案情

两年前某晚, 辽宁省某市居民王某在8楼家中洗澡时, 遭遇电击死亡。经该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现场检测, 发现王某所在住宅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地线被剪断, 楼内用户地线相连且悬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发当日下午, 王某已经发现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漏电, 向某房产公司报修。而这家房产公司却委托另一家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检查维修, 但未查出漏电的原因, 并告知报修人没有事。

王某家属作为原告随即向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进行索赔起诉, 认为被告———事发小区内的直管公房及公益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单位的某房产公司, 对这起触电人身死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索赔金额近50万元。

2 法院审理

原告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委托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 得到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初步认可。起初, 在法官主持下, 对被告向原告赔偿事宜进行几次司法调解, 最终未果。之后, 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作为该低压照明电路设施的产权人, 对电路有维护管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等义务。房产公司对该电路未尽到管理和维护的义务, 造成地线缺失, 且该公司接到受害人王某的报修后, 在委托某公司修理电路时, 应该预见到王某居住区的低压照明电路存在安全隐患,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履行安全防范义务。但房产公司在通知委托公司修理电路时, 既不对王某居住区的照明电路进行严格检查, 也不采取切断王某居住区用电电路等安全措施, 没有履行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履行的安全防范、排除危险的义务。房产公司的这一过错行为造成王某触电死亡的严重后果,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判决房产公司给付王某家属36万余元。

但是, 房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称接地线相连且悬空而导致电表漏电, 其管理责任应由供电企业承担。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 维持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3 法律分析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 经司法鉴定已取得明确结论, 是由非高压电路地线的缺失造成的, 而焦点在于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是谁?也就是谁应对地线缺失负有维修、维护的责任。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 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 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 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 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 由用户负责保护。”

收银错误具体赔偿责任划分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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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营业员开票准确，收银员录入信息、机打水单打印均准确，但实际款项收取有误，损失由收银员全部承担。营业员销售凭证书写正确，收银员依票入机、金额收取均正确，但销售凭证内容开具有误，损失由营业员全部承担。营业员销售凭证开具有误，收银员应发现但未发现，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营业员销售凭证开具正确，收银员将销售凭证信息录入错误，但营业员验票付货时未发现，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营业员销售凭证开具正确，收银员将销售凭证信息录入错误，但营业员验票付货时发现错误，营业员不应付货，如已付货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如未付货，让顾客补齐差额，如顾客不补齐金额，营业员及时找到当班品类主管及收银主管解决。各专柜金、银、会不享受折扣，应在票面注明“会员卡等同现金”字样，如已注明造成损失由收银员承担；如未注明造成损失由营业员承担。营业员销售凭证开具正确，会员卡应打折但打折金额错误，损失由收银员全部承担。参加或不参加商场活动，营业员未注明，损失由营业员承担；已注明，损失由收银员承担。参加配比卡活动时，刷错配比卡金额，损失由收银员全部承担。营业员开具退票准确无误，收银员操作错误，营业员未验票，损失由双方各承担一半。营业员开具退票准确无误，收银员操作均正确，但实际退款有误，损失由收银员全部承担。各种促销活动期开票要求及执行标准以当时通知内容为准。专柜更改或变更合同涉及会员卡是否等现问题，营运部应

赔偿责任 篇6

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在责任期间届满后发生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承运人不能当然免除赔偿责任。如货物灭失或损坏系承运人应负责原因造成的，则即使货物灭失或损坏结果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除法律另有规定，承运人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运人提供冷藏集装箱用于运输的，对冷藏集装箱的适货义务应始于提供之前或之时。其“谨慎处理”的义务至少应包括：1.确保冷藏设备检验合格并且在运输结束之前处于检验有效期内；2.采取适当措施检查冷藏设备；3.如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维修，以使冷藏箱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

〖案情〗

原告：上海常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瀛公司）

被告：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太平船务）

2014年4月，原告自菲律宾进口一批新鲜香蕉。被告承运该批货物，并提供一只40英尺冷藏集装箱。

4月2日，冷藏箱空箱提取用以装载货物，温度设定为13.5℃。此后至还箱，温度设定未有更改。4月13日，集装箱满载货物进入装货港堆场。自货物装箱至装货港堆场交付，冷藏箱箱内温度数据保持正常。

4月14日，货物装船，被告签发装船提单，载明托运人为LIBERTY BANANA GROWERS MULTIPURPOSE COOPERATIVE，收货人为原告，船名航次KOTA KAMIL KMI089，货物为香蕉，温度设定为13.5℃，交接方式为堆场到堆场（CY/CY），收货地为菲律宾帕纳博堆场，交货地为中国上海堆场。海上运输期间，冷藏箱箱内温度数据基本正常，但4月18日5时，冷藏箱温度记录出现代码“H006”，提示检查温度传感器，彼时记录器送风温度（以下简称DSS）为16.3℃、记录器回风温度（以下简称DRS）为15.3℃、即时送风温度（以下简称SPOT SS）为13.5℃、即时回风温度（以下简称SPOT RS）为15.1℃。当日5时9分，该代码自行消除。其后至货物于卸货港堆场交付，冷藏箱箱内温度亦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无明显异常。

4月21日，货物抵达上海港卸船。4月22日，货物在上海港堆场交付原告。交付后，货物仍装载于被告提供的冷藏集装箱内，经入境检验检疫后运往原告仓库。4月25日12时起，SPOT SS数据出现异常，显示“***”，表明SPOT SS传感器探测到的箱内温度非常高。此后SPOT RS、DSS、DRS等温度数据均持续走低，并自4月28日1时起保持在0℃左右。4月29日，货物运抵原告仓库，开箱即发现香蕉结冰。4月30日，被告委托保险公估公司对货物进行查勘，发现香蕉表面有霜冻和冰珠，香蕉内部温度在0℃以下，存有严重冻伤现象。冻损香蕉最终作垃圾处置。5月6日，冷藏箱空箱返还堆场。

另查明，提箱前，被告于2014年3月30日对冷藏箱进行了航行前检查（以下简称PTI检查），结果为“通过”。返箱后，被告于5月6日对冷藏箱进行了PTI检查，结果为“不通过”。5月8日，珉钧集装箱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珉钧公司）对冷藏箱进行了修理并出具机组修理证明书，载明故障为SPOT SS显示83.5℃，修理方法为更换送风温度传感器一支。

就货损原因，原、被告双方确认系冻伤。根据被告提供的集装箱温度记录及珉钧公司员工证言，可以认定自4月25日12时起，送风温度传感器失灵，无法探测箱内实际温度，误以为箱内温度很高，故持续发出制冷指令，以致冷藏箱箱内温度不断下降至0℃左右，造成货物冻伤。

就货物价值，原、被告双方同意以报关单记载的货物CIF价格为准，即10 465.50美元。

原告常瀛公司诉称，2014年4月，太平船务受原告委托将一批香蕉由菲律宾帕纳博港运往中国上海港，并签发了装船清洁提单。4月29日，货物送至原告仓库，开箱后发现香蕉已遭冰冻损坏。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0 465.50美元。

被告太平船务辩称，货损并非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且被告对涉案集装箱及货物已尽到谨慎处理和妥善管货义务，对于货损的发生没有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被告为境外法人，且货物运输装货港在菲律宾，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庭审中，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收货人，被告为承运人。涉案运输为冷藏箱运输，运输货物为新鲜水果。运输过程中，货物品质完好有赖于冷藏箱的正常运作。运输合同项下，被告既是承运人，同时也是冷藏箱的提供方，其提供冷藏箱的行为，是招揽业务、赚取运费的对价，因此确保冷藏箱处于符合运输合同目的的使用状态是其履行运输合同义务的一部分。现冷藏箱因自身部件故障造成无法正常运作，并最终导致货物冻伤，被告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及利息。

〖评析〗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及货物损失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承运人是否绝对免除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货物损坏，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没有明确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发生货物损失，承运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文试结合冷藏集装箱运输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从举证责任角度解读海商法第四十六条

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文义可知，海商法并非规定承运人仅对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货物损坏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责任期间外的货物损坏一概不承担赔偿责任。

从举证责任角度来看，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体现了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货损赔偿纠纷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情况下，受损货方与承运人的举证责任按顺序可表示为：

浅析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 篇7

1. 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实践中不宜为无过错责任

根据《物权法》第21条之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基于对21条的理解, 理论界对登记机构赔偿责任颇为主流的观点, 是认为登记机构对于登记行为承担“无过错的可先行赔付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登记错误”的状态是客观事实, 基于该事实造成他人损害, 登记机构应承担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 无须问登记行为存在过错与否, 且受害人可以要求登记机构先行赔付。如此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力更加权威, 对于不动产权利人的保护更加绝对, 而对于登记机构的责任则非常之严格, 显然已经超过登记机构依法登记的审查能力, 甚至也超过登记人员的经验和实践能力。要求登记机构承担其能够预知预防之外责任有违合理, 而且房地产登记的程序正义形同虚设。

必然, 登记机构非常敬畏如此“不能免责的严格责任”, 且苦于没有化解分担责任的途径, 在畏惧责任和怀疑不信任的紧张处境下, 必然导致登记机构消极登记或者额外审查, 从而使登记行为背离法律目的, 陷入恶性循环。

由于登记行政行为与基础民事行为的区分独立, 登记机构的审查权限和审查能力不必要也不可能达到“全知全会、去伪识诡”的程度, 不实登记难以克服, 而赔偿责任又是难以承受。如果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是如此轻而易举、难以避免, 那么当事人合谋诈取登记机构赔偿款也就轻而易举、难以避免, 赔偿制度的利益诱惑惊人。

2.《物权法》上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应为过错责任

目前, 对于《物权法》第21条尚无立法、司法解释, 实践中也没有判决先例, 对其理解存在争议, 但是该法条中并没有作“无过错”等明文规定, 依此将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界定为“无过错责任”, 理论上的依据亦不足。从该条的立法模式, 可以看到“过错责任”的理念。21条第一款表述为: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款规范的是申请人的责任, 逻辑关系为由于申请人的过错, 造成了损害事实, 显然承担的是过错责任。登记申请行为属于民事行为, 登记机构也不应对民事行为中的瑕疵承担独立或者连带的责任。

第二款的立法语言和逻辑关系和第一款是一样的, 第二款表述为: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显然“因登记错误”和“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一样, 都是在表述过错。而且“登记错误”本就是指“过错”。登记机构的职责就是依法登记, 但是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等个体在工作中可能存在过失或故意的过错行为, 对于这些个体的过错造成的损害, 不应由受害人向这些个体请求赔偿, 应由登记机构首先承担, 然后再向责任人追偿。

反之, “因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是申请行为中申请人的过错, 并非是登记行为中登记机构工作人员的过错, 在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没有恶意串通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 其不承担连带的责任, 登记机构因此也不承担额外的赔偿责任。受害人的损害由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承担独立的侵权赔偿责任。

可见, 21条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损害赔偿责任, 但并不能直接断定为“无过错责任”, 相反以“过错责任”度量之, 更加合乎立法的字义, 更加合法合理。

3. 以“过错”归责对于登记各方利益更加衡平

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以“过错”归责并不会减轻登记机构的应担之责, 无论是实质审查或是形式审查, 登记机构都应当按照法律规范规定的登记程序依法进行审查, 否则通常情形下 (如依法登记的结果与登记现状不一致) 登记机构即对不实的登记负有过错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且, 鉴于目前我国登记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要求登记机构进行赔偿也应属于行政赔偿, 登记机构本应负有证明登记行为合法的举证责任, 不能证明登记行为合法即可认定登记机构负有相应的“过错”, 不会增加受害人的举证难度。例如申请人申请登记时提供虚假的房地产权证完成了转移登记, 造成房地产权利人财产损失, 申请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登记机构而言, 有能力、有义务审查房地产权证的真伪, 而在具体登记审核中由于过失没有查验出虚假的房地产权证, 核准了登记, 对房地产权利人的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选择由登记机构赔偿其损失, 则登记机构只应先行赔付相应过错的份额责任 (如该过失被认定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登记机构则应承担全部责任) 。

当然, 如果证明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与申请人是恶意串通的, 明知房地产权证为虚假却仍然核准登记, 则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与申请人在物权变动的侵权行为中形成连带责任, 如果受害人选择登记机构赔偿, 则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其工作人员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先行赔付, 然后再向其工作人员及申请人进行追偿。至于实际中经常存在的, 登记机构对于不实登记没有过错, 加害人又无能力赔偿受害人损失的窘境, 不应该简单寻求登记机构进行赔偿的途径解决该矛盾, 其中的风险应当通过交易制度等配套制度予以分担化解。

现实中, 受害人往往自身也存在过失, 对于损害事实理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于物权变动中发生的损害事实, 由登记机构、加害人、受害人以“过错”分责, 是公平合理的。《物权法》第21条先行赔偿原则的目的应在于避免受害人申请国家赔偿时需先穷尽所有救济的限制, 而受害人在获取登记机构的赔偿后, 亦可再向加害人请求民事赔偿, 但是赔偿的范围应扣除登记机构已经先行赔偿的部分。

二、实践中登记错误的类型分析

笔者认为登记机构对于不实登记造成的损害应承担过错责任, 实践中登记错误的类型可分为如下三类。

1. 记载错误

(1) 房地产权利的内容记载错误

登记实践中, 不仅是把一宗房地产的权利, 如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等物权登记在特定权利人的名下, 而且会对这些权利的内容进行分类和描述。例如, 房屋所有权的记载事项通常包括建筑面积、房屋用途等, 土地使用权的记载事项包括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等, 抵押权的记载事项通常包括主债权数额等。这些事项主要依据文件、合同等申请登记材料进行摘录记载。《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也特别规定了房地产登记簿中应当载明的一些事项, 对于这些事项的错误记载, 应认定登记中存在过错。

至于该过错是否给他人造成损害, 则需要具体分析。对于建筑面积的记载错误, 在目前建筑面积作为房屋定价主要要素的情况下, 可能影响到房屋买卖中的价格形成, 但是建筑面积本来就是人为设定的、并不具有非常直观的描述属性。房地产价值与房地产登记簿的记载事项并不具有对应的、因果的关系, 如果房屋交易中建立了对于房屋实物的评估机制, 建筑面积等登记簿记载事项决定交易总价的观念会被逐渐淡化, 这一类记载错误显然不会被认为将导致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同样, 因登记机构将住宅错误记载为办公楼, 造成他人买受的办公楼名不副实, 无法实现预期的房屋实际用途造成财产损失的, 登记机构难免相应的赔偿责任。

目前, 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 极大地减少了登记簿、房地产权证的记载与登记申请资料相互之间不一致的可能性, 但是难以做到完全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反而不采用摘录的记载方式, 直接通过附纸质原始材料或者检索查阅申请材料等方式记载房地产权利的内容是更加合理的方式, 当事人所了解的房地产权利内容更加周全并符合事实。

(2) 房地产权利人的记载错误

房地产权利人的记载错误属于登记中过错, 现实中该过错可能造成真实权利人的财产损失。比如房屋所有权登记中, 将代理人登记为所有权人, 该房屋事后被恶意转移或设立抵押权。又比如抵押权的权利人记载错误, 导致该抵押权被恶意注销。如果受害人选择登记机构先行赔偿的话, 除非登记行为的过失与加害人的故意构成连带责任, 否则登记机构难以向加害人追偿, 而只能通过刑事途径维权。

2. 违法登记

违法登记从登记的效果加以区分, 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依法登记的结果与违法登记的现状不一致, 笔者将之称为“实质性违法登记”, 比如申请人提交虚假的房地产权证, 登记机构工作人员以此为据进行登记的, 显然属于违法登记。另一种情形是, 登记虽然有违法律规范, 但不足以导致登记现状与依法登记的结果不一致, 笔者将之称为“程序性违法登记”, 比如超时限、额外收件等。程序性违法登记往往对于损害事实不具有因果关系。

实质性的违法登记造成不实登记, 构成了登记错误。同样, 依法登记也可能引起不实登记, 比如申请人提交虚假的身份证件申请登记, 而对于身份证件的真实性, 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只负有一般性的注意义务, 登记机构尽管依法履行了职责, 却也会导致不实的登记。但是实质性违法登记造成他人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

3. 登记不作为

房地产登记是物权公示公信的途径, 尤其是对于一些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原因行为, 比如房屋买卖、抵押权设立等, 还有一些特殊效力的登记情形, 比如异议登记、预告登记等, 能否完成登记对于当事人的权益影响重大。

比如房屋买卖, 因为登记机构的不作为, 导致当事人产生违约责任;抵押权因登记机构的不作为未设立, 抵押人恶意再抵押给他人, 最终债权不能实现;再比如因为不能设立预告登记, 当事人物权期待权难以实现和保障, 造成损失等。

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8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们的需求也随之增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自然就会有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产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这样随即发生了。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的产品责任损害纠纷也随之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立法也要与时俱进,先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它们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展了针对产品损害赔偿问题的责任立法,并逐步完善建立了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的产品责任法体系。

再来看看我国的有关规定,这其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产品责任法律法规 , 包括《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建筑相关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尽管我国有了上述规定,但是在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们仍然需要从学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从而完善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维护经济市场的发展、促进和谐法治社会的建立。

1 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和缺陷

1.1我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体现在规定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条款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民法通则》第12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这个赔偿体系建立起了由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立法体现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都一致被接受理应包含在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只是在实施方面需要有些强制性的规定和处罚机制。

经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第五十一条中规定了运营商已经侮辱诽谤,查体,如个人自由对消费者或者其他个人行为受害者的利益的侵害,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应该都知道精神损害赔偿本事就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赔偿,从此款规定中我们应该很高兴的看到,立法制度已经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制度总是在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进行发展的,有了初步的规定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只不过是在司法实践中给予了司法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它明确的规定在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其中提到经营者明知有缺陷的货物或服务仍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消费者,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2 产品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2.1一方面从《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我国的立法中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排斥了产品自身的损害。这就使社会司法实践中出现如果消费者以销售者为追诉对象时存在产品责任竞合的情况。比如销售者出卖的标的物如果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既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又可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2.2第二点《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表述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对缺陷产品认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是“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一个是“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自然就不难会出现两者标准矛盾的情况。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制订这种缺陷的标准的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这就似的使得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从此不利于客观的保护消费者权益。

2.3最后一点来谈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现行规定,虽然产品责任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它的赔偿范围也仅仅限于致残和致死以及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规定。

3 国外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从国外产品责任的立法来看,除了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之外,大家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大都对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来予以赔偿。

很典型的体现在《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在它的法规中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含财产损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指令中规定的人身损害方面,明确将精神损害涵盖进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具有其狭义的范围,通常只是限于用于个人使用的财产损失,或主要由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的受受害者。

美国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

3.1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

痛苦与疼痛;精神上的苦恼;收入的减减少与生存能力;医疗费用;身体残废:

3.2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

(包括财产以外的其他产品由于对产品品本身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缺陷的缺陷损损伤)

3.3商业上的损害赔偿

3.4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4完善我国的产品损害赔偿责任

4.1完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围

虽然在我国对产品责任人身伤害赔偿偿的规定中明确出现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但比较国外的立法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数数额明显偏少。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身伤伤害的赔偿范围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法律律法规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没有包括了受受害人的远期利益。这都是我国立法需要努努力完善的一方面。

4.2完善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

4.2.1在完善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制制度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疑难难问题就是怎样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和标准?

“精神损害”是通过一定的货币补偿,对对受害者的痛苦的精神慰藉,从而降低其受受损害。对于它的范围而言,只要受害人由由于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不论论精神还是其特定财产都应予以补偿。再者者它的赔偿标准,应该要从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制定初衷考虑是否起到了对受害人精神神损害慰藉的作用。

4.2.2“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就是对加加害人以恶意欺诈等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害所必须要承担的一种惩罚性规定。因为这这种惩罚性赔偿程度本身就是很难确定的的,也为了对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起到积极极效果,故不宜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最高限限额。

预约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问题 篇9

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在理论上有较大差异, 不能等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 其一, 违约责任针对的是业已成立的合同, 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合同仍在订立过程中;其二, 缔约过失责任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违反的是先合同责任, 而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义务而生的责任。预约是一个已成立生效且独立存在的合同, 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其所负担的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义务, 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据此, 多数学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成为预约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笔者认为, “应当”一词使之成为一个错误命题, 但学者们完全否认缔约过失责任能成为预约责任之直接法律依据的观点则有待商榷。理论上缔约过失责任确与违约责任不能共存, 但现实中二者却偶有竞合。笔者认为违反预约即产生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此时, 应对责任所指向的对象作出界定, 违约责任是针对预约合同而言的, 而能与之竞合的缔约过失责任则是相对于本约而言。因为预约本身是一个由当事人合意而生的独立合同, 承担着自身的使命即缔结本约, 但在逻辑上其同处于缔结本约的过程之中。在缔结本约的过程中, 合同当事人一方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 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由此, 违反预约时亦产生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预约违约的赔偿损失责任

(一) 赔偿损失责任的范围

1.赔偿损失应限定为信赖利益损失

如前所述, 违反预约产生预约违约责任和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由此, 预约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可比照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界定。由缔约过失责任的通常定义可知, 具有过错的一方缔约人应承担的是守约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既然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并非履行利益的赔偿, 自应以信赖利益为责任的衡量标准。此外, 缔约过失责任场合下的许多合同未能成立, 即便是本文所讨论的预约违约责任与本约缔约过失责任的对象预约合同是已成立并生效的, 但其因未履行, 且大多缺乏本约的主要条款。因此我们无法获悉有效成立的合同正常履行时债权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此时, 将履行利益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标准有失公允。是故, 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应限定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根据为诚实信用原则, 其突出特点在于承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1] 诚实信用原则, 乃现代债权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日常生活中其为普通的道德规则, 但在双方自愿缔结合同之时起, 诚实信用同时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它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诚实守信, 不欺不瞒, 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亦不外如是。合同当事人在选择订立预约后, 从心理上希望最终订立本约, 从行为上为达成这一目的开始磋商、准备各项事宜。在此期间, 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由普通的关系进入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预约合同当事人受到预约的约束, 其对将来本约的缔结之信赖尤其得以强化。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预约, 导致本约不能成立, 将使守约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从而蒙受不利益。按照信赖利益一般理论, 当事人须举证此处损失应为守约方实际蒙受的损失, 且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生。但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违约的场合无需对此加以证明, 因为预约的存在即证明有一个合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行为, 预约当事人当履行预约的约定, 此即合理的信赖。在确定了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的前提下, 我们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2.信赖利益损失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 信赖利益损失的具体数额应以守约一方所蒙受的实际损失确定。根据合同法基础理论得知, 信赖利益通常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2] 所受损害通常指的是守约方所蒙受的直接损失。所失利益主要是缔约机会的丧失导致的损失。就预约而言, 赔偿损失责任主要是当事人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一般包括: (1) 缔约人订立预约所支付的费用, 例如为订立预约所赴实地考察的费用和通讯费等; (2) 当事人基于对本约终将缔结的信赖, 而准备履行本约所支付的费用。例如因信赖合同会成立, 购进大批的本约标的物, 由此产生的供货方运送货物的合理费用等; (3) 因支出缔约费用或准备履行本约所失去的利息, 例如银行贷款利息等; (4) 因本约最终未能成立所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例如提供担保所造成的损失。

3.赔偿总额的限度

有观点认为, 赔偿额度应视实际损失而定。实际损失小则少赔, 实际损失大则多赔, 以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充分恢复和保护。就此问题虽有争议, 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是采德国法的做法, 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3]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缔约人缔结预约的目的在于最终获取本约的履行利益, 若信赖利益的损失超过履行利益于理不通, 亦不能有效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据此可推知, 预约所保护的利益之上限应为履行利益。但基于预约标的性质属于非交易合同, 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地估算出其履行利益的实际数额。笔者认为, 应在无法确定履行利益的场合, 例如预约中本约必要条款不完备而使得履行利益无从计算时, 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从而将信赖利益的损失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二) 机会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从理论上考察, 机会利益的损失被纳入了信赖利益赔偿的范畴, [4] 然则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文义来看, 我国并没有明确认可机会利益的可赔偿性。学界对预约机会利益的丧失能否予以赔偿亦未达成一致意见, 有观点主张, 具有本约必备条款的预约一方当事人违约时, 守约方基于信赖而放弃与他人订立同类本约合同的机会, 可以通过信赖利益以主张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反对意见则认为, 若按以上逻辑无疑是赋予了守约方基于一个有效成立的本约所能主张的履行利益, 因而应当排除机会利益损失的赔偿。

笔者认为, 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损失从理论上而言是可赔偿的, 但在实践中须对其赔偿范围加以合理限制。

1.预约合同守约方基于已成立并生效的预约, 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约缔结的可能性, 基于此信赖而放弃了与第三人缔约的机会, 守约方这种诚实信用的行为理应获得法律的肯定和保护

尤其是当下的经济生活中, 许多当事人抱着“货比三家”的心态与多人签订预约合同, 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得一些合同相对方合同目的落空, 极大地挫伤了民事主体诚信缔约并履约的积极性。为避免对预约当事人权利滥用的情况发生, 醇化市场风气, 应认可预约违约之机会利益损失的可赔偿性;

2.承认通过信赖利益主张缔约机会损失并不等于守约方可当然地主张本约的履行利益

以认购人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为例, 购房者基于信赖, 放弃了与其他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机会。若开发商因房屋未能建成等原因, 使得购房者无法在其合同关系中获得原本所期待的利益。而由于市场房价的上涨使其亦无法再按原相同条件购买其他开发商的房子, 从而认购人的机会利益受到损害。这一机会利益只能通过法院根据预约签订时的房屋市场价格对不存在的房屋加以合理估算 (亦即本约的履行利益) , 由此得出认购人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此时, 履行利益仅是为量化机会利益损失的手段和途径, 而并非赋予守约人履行利益的请求权。

3.但在现实中, 机会利益损失属于不易量化的损失, 尤其体现在本约必备条款欠缺的预约中

若单一地将机会利益的损失纳入预约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因赔偿损失最终是以一定数额的现金为表现形式, 无法量化的损失使得赔偿数额难以计算, 结果可能使对方当事人负担不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 笔者建议, 应对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赔偿加以合理限制。首先, 机会利益的损失难以估算的情形下, 对于不明显的损失可忽略不计;其次, 不易量化的损失的赔偿, 应符合违约损害赔偿之“可预见性”基本规则, 亦即从理性第三人的立场来看, 这一赔偿是合理公正的;再次, 赔偿请求权人应负担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应证明其机会利益实际的损失及其与违约方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 可得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由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文义推知, 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不仅包括现存利益的损失, 还包括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之损失。且“就法理而言, 无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 其赔偿范围均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5] 即便预约违约所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 但并不能直接得出预约守约方的可得利益丧失得以赔偿的结论。笔者认为囿于预约标的、性质等特殊性,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不应予以赔偿。具体理由如下:

1.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可能性受到预约合同特殊性之阻碍

民法理论中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指,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或者故意、过失地损害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 使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未能实现和取得, 或者由于损害行为而减少。[6] 于此逻辑下, 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损失, 即是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约定, 使得守约方本应获得的合同履行之财产利益未能得以实现所致损失。

诚然, 当事人订立合同都为着将来实现一定的利益, 预约合同当事人也为了将要缔结的本约之利益而甘愿订立预约并受其约束。但由其定义推知, 可得利益的损失之利益仅限于财产性利益。然而, 预约的标的为缔结本约之行为, 属于非财产性标的,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存在较为明确的利益衡量标准;且预约合同当事人依预约的履行所能达成的最大利益效果, 是经对本约条款的完善过程而最终缔结本约。可见预约合同当事人双方适当履行预约的基础上可获得的利益不是一种财产增值部分, 甚至并非财产性利益, 不属于可得利益的范畴。

2.预约合同可得利益难于确定, 决定了可得利益赔偿无可行性

可得利益损失本身并非既存利益的丧失, 而是一种未来的可获得的利益。这一特性使得可得利益成为一项难以估量的抽象性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为避免损失难以估量造成的不公平, 对其加以“可预见性”的限制。但笔者认为, 合理的确定性仍应作为可得利益赔偿的要求, 否则规则适用的延展性过大。审判实践中, 大多时候法院倾向于根据损失的确定性以作出判决, 而非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但仍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审判思路, 法官可基于合同的详细条款对整体合同利益进行把握, 对违约发生前与违约发生后的利益状态加以衡量和比较;或是根据市场上标的价格等参数, 以及相关合理的规则计算其差额以确定可得利益损失, 从而增强其可操作性。由此,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缺点得以一定程度的克服。

但在预约合同的场合下,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更甚, 尚无有效方法能得出较为合理的数额。首先, 合同条款大都极具模糊性, 不像一般的买卖合同约定了合同的价款;其次, 预约合同标的非财产性使得违约发生前的利益状态无法衡量, 因为双方不存在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买卖关系, 亦无可确定的合同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同时, 预约合同标的为特定的行为这一特性, 使得预约违约后的利益状态陷入一个虽能确定但无法用金额衡量的窘境。即预约违约之后果能确定的是预约之目的即本约的缔结未能实现, 但这一利益状态很难用具体金额的损失体现出来。换言之, 预约违约前后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均并不确定, 也很难明确。此时, 审判实践中法官无法藉此进行估量可得利益的具体数额, 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审判结果。因此, 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将因难以计算而无赔偿之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吴根发.缔约中的信赖利益及其损害赔偿[J].法学, 1999 (3) :26.

[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36.

[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21.

[4][美]L.L.富勒, 小威廉·R·帕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M].韩世远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6.

[5]王跃龙.解约可得利益赔偿之辩[J].政治与法律, 2006 (5) :154.

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研究 篇10

产品责任的发生是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的, 以何种标准来认定产品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并无统一的操作, 一般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并存。《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是关于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产品质量法》第46条又重申了这两项标准:“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 一般标准是最基本的要求, 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保障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期待, 尽量避免产品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等情形的不合理危险, 而强制性标准是指产品需符合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两者比较而言, “一般标准本质上是将司法者的认知、社会的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期待一并引入到判断中来, 可以打破由某一部门、行业的代表者指定的强制性标准的局限性, 提供一种更为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判断标准……强制性标准是以过去指定的标准来判定一个在不断发展、日益更新的产品, 势必有着天生的滞后性……一般标准的适用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它可以用绵延的司法来补正短暂立法的不足;以司法者更新的观念来消除强制性标准的滞后性”。

我国现行《产品质量法》确立了双重标准并行, 符合强制性标准是产品的必备条件, 但考虑产品缺陷时还应参照一般标准。当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造成消费者损害, 不能直接认定产品一定不存在缺陷, 若产品具有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仍认定产品存在缺陷。

二、产品责任的适用原则

1、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产品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论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无过错, 只要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等的损害, 都应对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处的“应当”就表明无须考虑生产者自身有无过错。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受害者的选择赔偿权:“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 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 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 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 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在此基础上,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及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 而若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 则应确定产品的生产者及销售者都对受害者承担全部责任, 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应负有连带责任。

2、产品责任的过失相抵原则。

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但在确定最终责任承担时, 也要给考虑到受害人的过错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明确了过失相抵原则:“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其次, 损害赔偿请求权优先考虑侵权, 而基于侵权的请求权需要对此请求权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检视, 还需要检查此请求权上是否存在抗辩。依《产品质量法》规定, 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为: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

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在此基础上,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更加细化, 分别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作出界定。

1、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是指受害人生命权及健康权被侵害的情况,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由此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2、财产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 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 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 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的,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该条规定所体现的财产损害指受害人财产上所受到的损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即使是上一项中人身受到侵害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亦是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属于财产损害范围。《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可分别概括为侵害人身权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侵害财产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看出, 相较于《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侵权责任法》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并且明确精神损害范围限于人身权益受侵犯、且达到严重精神损害时可得主张, 财产权受侵害时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4、产品自身损害赔偿。

产品自身损害的赔偿问题, 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有如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因此, 受害人可基于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 主张产品侵权责任;也可基于买卖合同关于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 主张违约责任, 则导致侵权法上的请求权与合同法请求权间的竞合, 受害者不得同时主张两个请求权。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将产品自身损害纳入到产品责任纠纷中, 其第四十一条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四十三条第一款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侵权责任法》删去了《产品质量法》中“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的”的规定, 即受害方的财产损害, 也包括了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

摘要：产品缺陷致人损害, 受害人有权向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张赔偿, 或要求他们共同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首先需要对产品存在缺陷与否进行认定, 这是产品责任内的先决条件;其次在确定产品责任赔偿主体时, 应适当考虑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 以最终确定赔偿方的责任承担;最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以受害人的合理损失为限,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衡量。

关键词：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产品缺陷

参考文献

[1]、黄忠《产品缺陷判断标准辨析》, 载《商业研究》2009年总第391期。

[2]、吴香香《法律适用中的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以“福克斯被撞致其猎物灭失案”为分析方法》, 载《法律方法》第七卷。

[3]、陈璐《产品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开发商噪声扰民难逃赔偿责任 篇11

两年前，常先生购买了现住房。该小区的楼盘给排水管道是通过筑在水泥墙里的方式固定的，供水、排水时水泵带动管道一起振动，并通过墙体传播，使常先生家经常有一种“嗡嗡”响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夜晚更加响亮，叫人难以入眠。没经检测，常先生即断言这是噪声污染，这种噪声虽没有“轰隆”巨响吓人，但使人感觉极不舒服，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呆在屋里就烦。

常先生说，因小区采用高压水泵向高楼供水的方式，水泵启动时响声很大，随后是近20分钟的输水噪音，间隔1个多小时就来这么一次，不分白昼还是黑夜。去年，常先生请区环境保护监测站进行检测，结果噪声超标。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当中，常先生及家人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神经衰弱、失眠、头痛等各种神经官能症。

屡次与开发商交涉收效甚微，常先生不得不诉诸法律，维护自身安宁、健康、舒适、优美生活的权益。他向法院提出：开发商要采取根本措施，彻底消除其住房内的噪声污染，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

与一般被告不同，该开发商完全认可地下室水泵房噪声扰民这一事实，并承诺要采取措施。对管道进行过改造处理。不过，对常先生要求其立即消除污染、赔偿损失的意见，则表示无法接受。

环境保护监测站检测认定，常先生室内噪声主要声源是楼内地下室水泵。室内噪声实测值分别为：水泵启动时白天44.6分贝，夜间42.5分贝；水泵正常运转时白天：37.2分贝，夜间35.3分贝。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均规定，以居住为主的1类区域，白天噪声标准为55分贝，夜间噪声标准为45分贝。如果“不得不在室内测量时，室内噪声限值应低于所在区域10分贝”。如此看来，常先生楼下的水泵噪声是超过夜间限值标准的。这个超标数值，相较国家环境保护部去年新修订的“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排放限值标准”白天40分贝、夜间30分贝，超标幅度更大。

可是，开发商不承认自己超标。开发商强调《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只适用于区域环境，不适用于建筑住宅室内。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其执行原建设部2003年修订的《住宅设计规范》是正确的，该规范是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有关于住宅室内的明文规定，即室内噪声昼间应小于或等于50分贝，夜间应小于或等于40分贝。如果用夜间40分贝这个标准衡量，该小区水泵噪声是不超标的。因此，常先生要求开发商对他进行赔偿的说法。是不公平、没有法律依据的。

另外，常先生所说的他及家人因噪声致病，因失眠导致头疼等疾病只是其个人口述，没有用科学的医学技术进行确诊，故其请求沒有事实根据，所要求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法律根据，开发商不同意其赔偿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住宅是人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生活环境，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从保护公民生活环境的角度，代表国家制定了环境噪声的最高限值标准。各单位、每个人都应遵从。

常先生的住宅属《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和《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规定的1类区域，经监测其室内夜间噪声实测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限值标准。侵害了常先生的合法权益。

《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受到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据此。判决开发商必须采取措施，减弱或消除噪声，保障居民的良好生活环境。

由于噪声长期超标，该污染对常先生及其家人的伤害是肯定的。尽管当前难以将常先生和家人所患疾病加以量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还应该给常先生等人以精神抚慰。故判决开发商停止侵害，噪声排放未达标前按天计算罚款的同时，需赔偿常先生精神损失。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篇12

我国法律对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说, 无论侵害人——污染环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 也无论国家对此是否已经收费或处罚, 只要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受害人就可以请求获得赔偿。《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所说的“依法”, 就是国家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 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规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 被追究污染环境者, 一般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一是因不可抗力 (战争、自然灾害等) 而形成的环境污染;二是由于受害人自身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三是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那就要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处理。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 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污染环境, 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等严重后果的, 司法机关还可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