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问题

赔偿问题（通用11篇）

赔偿问题 篇1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始见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其他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为加强对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 抚慰受害人, 引导公民尊重他人权利, 提高公民法制意识, 保护司法公正, 200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明确了赔偿确定办法, 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已得到重大突破。被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誉为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中国民法对人身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 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 (一) 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 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 (一)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二)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三)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 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二、从个案看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

案例链接:

1. 孙万刚冤案。

关押一天“折价”不足60元。1996年1月2日晚, 云南省财贸学院陈兴会被人残忍杀害并分尸, 其同学和男友孙万刚被认定为唯一的嫌疑人。此后, 孙万刚3次被判处死刑 (包括一次死缓) , 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时光。2004年5月28日, 云南省高级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孙万刚共被错误关押2961天, 按照2003年全国在岗工人日平均工资计算, 共应获得16.56万元的赔偿。

2. 处女嫖娼案。

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获支持。2001年1月8日晚, 陕西省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将19岁少女麻旦旦带回派出所讯问, 要求麻旦旦承认与某男有过不正当性行为。1月9日, 泾阳县公安局以“嫖娼”为由对麻旦旦拘留15天。麻旦旦作了处女检查, 证明自己是处女。此后麻旦旦将泾阳县、咸阳市两级公安局起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 但仅获赔74.66元,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

3. 钟祥投毒案。

关押近两年每人获赔3万余元。2001年5月6日, 湖北省钟祥市原贺集二中 (现石牌三中) 在早餐时发生严重中毒事件, 警方认定是人为投毒, 4名老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2004年8月, 该案因“证据不足”被撤案, 4名老师提出国家赔偿请求。2005年1月19日, 钟祥市有关部门决定向4名老师每人支付国家赔偿金3万余元。对于4人提出的20万元精神及名誉损害金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这三个个案的判决结果, 不仅原告难以接受, 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 受害人受到的侵害, 不仅表现在肉体上, 同时表现在精神上, 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 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 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虽然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并不违背现行法律, 但法律的正确执行, 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 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

三、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建议, 有关专家设计了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修改国家赔偿范围、原则、标准, 扩大国家赔偿责任的覆盖面, 使国家承担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来;第二种方案是简单的修改, 只需笼统地加上“除依本法规定外, 适用民法规定”的规定, 即可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 上面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 却很难实现。2008年10月23日, 《国家赔偿法 (修正草案) 》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草案首次明确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明确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草案第十二条) 。可见经过首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草案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1. 赔偿范围。

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相联系。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 而非主导性, 我国的法治状况、财力充裕程度、精神损害侵权数量以及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等决定我们不能对每一桩国家的精神侵权行为进行赔偿, 也不应对应予赔偿的侵权行为而不赔偿。这就有一个赔偿的范围问题。此范围的界定, 对于国家侵权受害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赔偿委员会, 均有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这一赔偿范围只限定在名誉权和荣誉权, 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而言过窄。

国家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应因主体的不同而使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因而, 本人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在吸收《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以及发明权、发现权等权利被非法侵害时, 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所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 赔偿原则。

由于法律只是对于社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现象的静态规定, 当某一新的情况出现后, 法律又往往不能适应其要求。我国将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统一规定进一部国家赔偿法, 赔偿法总则将违法责任原则规定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共同原则, 但在刑事赔偿范围中又规定有不以违法为前提的不少事项, 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我国赔偿法原则的热烈讨论。现在看来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 并且将虽不违法却明显不当的行为赔偿责任排除在外, 法律中肯定的某些行为有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 而根据归责原则又找不到承担责任的根据, 很明显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 违反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应取决于侵权行为本身, 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的实施手段、方式、影响范围等具体情节。理论上, 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统一的原则, 不应因侵权主体不同而在民事侵权和国家侵权上分别适用不同的赔偿原则。但实际中, 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的确定与选择既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又受传统观念的左右, 所以又不能完全适用民法中的责任原则。

国家赔偿法的本意是要依法限制权力的专横和滥用, 但由于规则原则过于简单, 免责条款过多, 使法律控制权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为此, 许多国家的国家赔偿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推用公平原则、无过错原则、危险责任原则等原则来弥补不足。如法国在司法赔偿领域实行无过错原则辅之以过错原则。德国在刑事赔偿中实行无过错原则兼顾公平原则等。

至此, 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其他归责原则, 如结果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作为违法责任原则的补充, 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

此外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 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 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

摘要：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 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文章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就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地探讨。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必要性,构建

参考文献

[1].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M].北京.法律出版社

[2].刘莘.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人民公安, 2001 (9)

[3].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4].万金华.人身损害赔偿实务[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0

[5].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6].王春娣, 程德文.消费纠纷与精神损害赔偿[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

赠品质量问题是否该赔偿等 篇2

某商场推出“买一赠一”活动，承诺凡购买音响、家电者，将赠送名牌话筒一只。我在购买了商场规定的商品后，发现获赠的话筒既无生产厂家标志，也无商标，而且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遂要求商场赔偿。但商场认为，话筒是免费赠送的，不属于赔偿范围，从而拒绝赔偿。请问我该怎么办? 山东日照 陈小敏陈小敏：

从表面上看，话筒确实是免费赠送的，不属其赔偿范围。但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商场的这种“买一赠一”活动并非民法上纯粹的无偿赠予，而是一种有偿的要约行为。你按商场的要求购物，实际上就与商场达成了“买一赠一”的合同，商场即有义务提供赠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2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一)商品存在缺陷的……”，这些赠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必须是合格的产品，不能因其属于赠品而欺骗消费者。故商场向你赠送既无生产厂家标志，也无商标，且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话筒，是违法的，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商场以其属于赠品为由拒赔是没有道理的，你可以向消协投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这样的风险代理合法吗？

张律师：

去年我请了一名律师帮我打工伤赔偿的官司，即要求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一次赔偿。我与律师签订了风险性代理，协议在交纳1000元律师费后，由律师在以后的仲裁(仲裁费3000元已由律师支付)，诉讼等活动中承当仲裁等一切相关费用。我们约定律师费、诉讼费由律师承当，获得的赔偿如果在某一金额之下，就全归我所有，如果超过了这一数额，超过部分全部归律师所有。但根据现在情况和原签订的合同，律师可得的金额等于甚至超过了作为当事人的金额，即他拿几乎总额的50％以上，而且他要求对方需先将现金放在他的帐上，然后我再从他那里获得。我看到律师收费规则，最高不得超过标的35％，请问所谓标的是指实际所得，还是诉讼请求上的数?所得现金是先给我还是给律师?这份合约是否无效?

河南郑州吕华龙

吕华龙：

1、你的律师帮你诉讼的代理形式，属于风险代理，该代理行为合法有效。2、律师收取代理费，最高数额不得超过总标的获赔总金额的35％。但本案中，你已交的1000元及律师垫付的其他诉讼费用应在35％之外。3、赔偿金是先到律师帐上或是你的帐上，都是可以的。

巨额押金该不该交？

张律师：

一家本田特约销售服务店规定，凡是被拟录的员工都得交纳3000-5000元的保证金，而且没有书面的合同说明，只开具盖了该公司财务章的收条只是口头说明押金分3年退还。因为这个工作的诱惑太大，所以很多人都交了，但是，该店规定还要通过培训才能签录用合同，而且培训费用还自理。培由，K不合格就什么也没有了，押金怎么退?怎样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湖南长沙张海锋

张海铎：

为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1995年国家劳动部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文件中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劳动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对于违反该规定的用人单位，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立即退还给劳动者本人。

支付报酬就可以让员工长期超时加班吗

周律师：

我在一家鞋厂工作，在公休日和节假日厂里经常安排加班，我们向单位领导要求休假，他们却以“加班都按法律规定支付了劳动报酬”为由予以拒绝。请问，支付报酬就可以让员工长期超时加班吗?

河北承德晓虹

晓虹：

我国《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该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条的限制(1)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2)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共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赔偿问题 篇3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差异与统一

(一) 两者的差异

1. 两种赔偿依据不同, 承担主体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是依据《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请求对职工上下班途中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的工伤保险进行给付, 承担主体是用人单位或劳动保险机构, 承担的责任是社会工伤保险责任, 属于公共领域的赔偿。

交通事故赔偿请求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 向造成损害的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赔偿主体是第三人, 承担的责任是民事侵权责任, 是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

2. 两种赔偿请求程序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需经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需要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和“是否工伤”进行鉴定, 如对鉴定不服可以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行政诉讼。对单位支付的工伤待遇和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 可向上级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3. 两种赔偿的范围不同。

工伤保险赔偿是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对工伤职工的工伤医疗待遇、停工留薪期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因公死亡待遇、丧葬补助金与供养亲属抚恤金进行核定。

交通事故赔偿, 是由法院结合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结论, 对受害者进行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 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赔偿费用认定。

4. 工伤保险赔偿具有确定性, 交通事故赔偿具有偶然性。

工伤保险赔偿是着眼于社会上一定群体、行业和地域的某一类的工伤事故, 对事故的发生可以大致测定, 对处理结果有一个确定的预期。

而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偶然、不可预期的, 因此交通事故的赔偿也是偶然和不可预期的, 这种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往往会导致受害者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得交通事故赔偿。

(二) 两者的统一

通过对两种赔偿请求差异性的分析可以发现, 一味强调司法领域中的公平、过错责任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受害者及时有效的保护, 而社会法中的社会公平观、社会统筹观却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如果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以及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关系, 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作用, 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而如果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会造成依据的标准不统一, 制度上的混乱, 无法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二、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冲突与困境

(一) 法律规定不明确, 执行方式不统一

因为目前对两种赔偿请求的执行标准并无明文规定和明确的态度, 与此同时, 地方立法和法院的审理机器劳动者获得的赔偿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 既有支持双重赔偿的, 也有工伤保险先行垫付, 交通赔偿进行后期补偿的, 还有受害者先获得交通事故赔偿, 后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这都是源于目前对两种赔偿的法律规定不明确, 执行方式也不统一。

(二) 受伤害职工不能获得及时赔偿

根据目前《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由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事故, 首先以民事赔偿为主, 以工伤保险赔偿为辅。只有当受害职工无法获得交通事故赔偿时, 才可以获得工伤保险给付, 而交通事故案件通常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伤残鉴定, 再到法院的一审二审, 走完这些程序一般需要半年左右时间, 在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前, 企业或保险经办机构只垫付一部分医疗费用, 极为有限, 使受伤害职工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

(三) 受伤害职工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按照目前《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只有当交通事故赔偿中的死亡补偿费和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企业单位或保险经办机构才会补足其中的差额部分, 对交通事故赔偿中已经支付的项目, 企业及保险经办机构将不再予以支付。然而在现实情况中, 交通事故赔偿实行过错责任, 很多交通事故上方当事人都负有过错, 如果交通事故中受伤害职工只获得一半的民事赔偿, 而按照规定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再给付职工工伤保险的话, 势必使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三、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协调与统一

(一) 理顺现行两种赔偿法律法规间的关系

两种赔偿的请求涉及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60页) 多部法律法规, 相互之间存在诸多重叠甚至冲突, 因此必须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深入调研和关系理顺, 对其中存在的明显矛盾和冲突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正, 进一步明确两种赔偿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二) 各相关部门间加强沟通与协调

新的《工伤保险条例》扩大了工伤认定范围, 使劳动者在进行两者赔偿请求的过程中要面对更多的部门和单位, 必须要加强交管部门、铁路部门、航空部门、人资社保部门、司法部门、保险公司、企业等之间的沟通协调。

(三) 工伤保险赔偿赔付的流程改进

交通事故中的工伤保险赔偿, 一般要经过工伤认定、工伤伤残等级鉴定、工伤待遇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等多种流程, 为提高赔付效率, 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网上申报、简化手续等现代化信息方式进行改进工伤保险赔偿赔付流程。

(四) 可以考虑优先工伤保险赔偿, 再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方式

工伤保险本身就有对劳动者的生命财产进行保护以及降低风险的宗旨, 可以保障其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和补偿。因此当劳动者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时, 可由企业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先行给付工伤保险赔偿, 而后再按照《民法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 这样不仅可以优先保证职工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 而且在获取交通事故赔偿时相比个人企业单位和保险经办机构也相对强势, 拥有更多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可以更有效的实现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

四、结束语

工伤保险赔偿和交通事故赔偿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领域, 既是两个独立主体, 互有差异, 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在现实实践中, 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 执行方式不统一造成受伤害职工不能获得及时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两种赔偿请求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和困境。要做到两者的统一, 必须要理顺现行两种赔偿法律法规间的关系、加强多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改进工伤保险赔偿赔付的流程、可以考虑优先工伤保险赔偿, 再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方式,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对策措施才能够实现两者的协调与统一。

摘要：职工在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的, 一般既会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又会造成工伤事故, 这样就存在着交通事故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的交叉。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不明确和各地立法的千差万别, 导致类似案件在各地处理依据、处理方法、处理结果各不相同, 在实践中两种赔偿方式如何选择, 能否竞合, 存在哪些困境, 如何协调两者关系, 这些都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内容。

关键词：工伤,保险赔偿,交通事故赔偿

参考文献

[1]吴琼.当道路交通事故遭遇工伤——关于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相关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 2008 (29) .

[2]潘登.试论交通事故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的制度衔接[J].中国劳动, 2003 (3) .

赔偿问题 篇4

以最高伤残等级系数为准，加上其他伤残等级的附加系数附加系数不得超过0.1即二级10%，三级9%，四级8%，„„十级2%。

在交通事故中，存在大量受伤者所受伤害构成伤残的情况，出现多个伤残等级的情形也不少，在此情况下，残疾赔偿金如何计算？ 残疾赔偿金的性质应属财产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受伤致残后收入损失的赔偿。根据该条款规定，计算残疾赔偿金应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作为考虑因素，实务中经常以伤残等级来评判掌握赔偿多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但该条款并未对多个伤残等级情况计算赔偿费用进行细化规定。

自2002年12月1日起，凡在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一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GB18667-2002。至此，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从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

该国家标准对多等级伤残的计算规定如下：

根据伤残赔偿总额、赔偿责任系数、赔偿指数等，有下式：

C＝Ct×C1×（Ih+∑Ia,i）(∑Ia,i≤10%,i=1,2,3……n,多处伤残)

式中：C指伤残者的伤残实际赔偿额；

Ct指伤残赔偿总额；

C1指赔偿责任系数，即赔偿义务主体对造成事故负有责任的程度，0≤C1≤1；

Ih 指伤残等级最高处的伤残赔偿指数，即多等级伤残者，最高伤残等级的赔偿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Ia 指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即增加一处伤残所增加的赔偿比例，用百分比表示，0≤Ia≤10％。对于上述计算公式的通俗表达可以为：

实际赔偿额＝伤残赔偿总额×赔偿责任系数×（几个伤残等级最高的伤残赔偿指数＋伤残赔偿附加指数1＋伤残赔偿附加指数2＋……＋伤残赔偿附加指数n）。

其中“伤残赔偿总额”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年龄来计算确定，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赔偿责任系数”就是交通事故中事故责任方应承担责任的比例，如对方全责则为100%。

“几个伤残等级最高的伤残赔偿指数”是指在几个伤残等级中最高等级的伤残赔偿指数。

伤残等级具体等级对应的伤残赔偿指数为：

一级：100%；二级：90%；三级：80%；四级：70%；五级：60%；六级：50%；七级：40%；八级：30%；九级：20%；十级：10%。

“伤残赔偿附加指数”是指在有多个伤残等级时，由于只计算最高等级的伤残赔偿指数，其他的伤残等级不再计算相应的伤残赔偿指数，而是每增加一处伤残按另外的赔偿比例计算，该赔偿比例是附加计算的，因此被称为伤残赔偿附加指数。用百分比表示，伤残赔偿附加指数Ia取值范围为：0≤Ia≤10％，也就是说 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必须小于10%。存在一级伤残时，其他等级被吸收，不计算伤残赔偿附加指数。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和伤残赔偿指数不同。对伤残赔偿指数上述标准有明确规定，不同伤残等级都有对应比例（指数）。而对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则没有具体规定，不同伤残等级没有对应比例（指数）。所以对伤残赔偿附加指数如何取值，各地做法不一。有的是在取值范围内（0≤Ia≤10％）由法官自由裁量；有的是五级以下一个固定值，五级以上一个固定值。

Ia的合理取值应为：二级 为10%，三级为9%，四级为8%，五级为7%，六级为6%，七级为5%，八级为4%，九级为3%，十级为2%。

案例

1、一人有5处伤残，等级分别是：3级、4级、5级、6级、7级。最高伤残3级：为80%，其它4级、5级、6级、7级的附加指数分别为7%、6%、5%、4%，按公式为80%+（7%+6%+5%+4%）=80%+22%=102%。但是赔偿不能按102%计算，应当是80%+10%=90%计算。因为多等级伤残附加指数之和的赔偿比例不超过10%。即（7%+6%+5%+4%）总和不能超过10%，超出的按10%计算。

案例

2、王二驾驶机动车将张三撞伤，王二负事故主要责任，张三负事故次要责任，张三经过法医鉴定后，认定为2处8级伤残，1处9级伤残，3处10级伤残，那么按照2006年河南省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算，（推定主次责任划分为7：3开）就是：

死亡赔偿金分割问题初探 篇5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分割

死亡赔偿金，即因他人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做出的一种补偿费用。随着交通事故等人身损害事故的频发，近亲属间因死亡赔偿金的分割而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然而现行法律对死亡赔偿金分割问题的规定仍不尽完善。本文将从我国法律关于“死亡赔偿金”的相关规定，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出发，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法律关于死亡赔偿金的相关规定以及演变

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虽然该法条没有出现死亡赔偿金或类似的赔偿项目，但“等费用”这一概括性用语为死亡赔偿金留下了可能的余地。此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中都有规定。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将死亡赔偿金性质从此前认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转变为“物质损害赔偿”，并与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死亡赔偿的并列项目。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但《侵权责任法》取消了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法定赔偿项目，随后，最高院在2010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赔偿项目计入“死亡赔偿金”。

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

由于我国法律法规没有对死亡赔偿金如何计算做出明确规定，我们需要对《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做进一步的探讨。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一项目“计入”死亡赔偿金，意思是指由于《侵权责任法》对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计算标准等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仍需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对死亡赔偿金进行计算。《人身损害赔偿》以分解的方法对补偿费用做了处理，即分解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此笔者称其为狭义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两部分，以前者为标准计算出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以后者为标准计算出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因此，在新的人身损害赔偿理念和计算标准出台之前，依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数额仍须单独算出，再与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加，才形成《侵权责任法》意义上广义的死亡赔偿金。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的缘由所在。

三、死亡赔偿金的分配

在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原则上，存在多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虽不是遗产，但赔偿权利人与《继承法》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重合，应参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合理分配[1]。其理由为：首先，死亡赔偿金被定性为物质损失，计算标准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民纯收入，这些财产在死者正常死亡后最终会被继承，其次，死者的近亲属是死亡侵权行为的间接受害者，死者的死亡给他们带来痛苦，也使他们丧失了未来可以预期继承的遗产；第二种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来分配。理由是死亡赔偿金是对受害人假设未死亡可能获得的收入的赔偿。而受害人假设未死亡，受害人的收入显然为夫妻共同财产[2]。第三种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主体虽与《继承法》的法定继承人重合，但不能简单地适用《继承法》的原则，在分配时同时考虑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紧密程度和经济依赖程度[3]。

基于上述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法，由于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中同时包含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笔者认为，在分割死亡赔偿金时，一是要考虑死亡赔偿金是否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如果存在抚养关系，则应根据法律计算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从死亡赔偿金中分离出这部分数额，归各被抚养人所有。二是对于剩余部分，即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出（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狭义死亡赔偿金，亲属之间应充分协商，在照顾没有生活来源的亲属和未成年人的基础上，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身份关系的亲密程度，亲者多得，疏者少得，并非平均分割。这样，不仅体现了亲情伦理，也照顾了各自的利益损失。因为，亲者，其与死者感情更深，利益相关更紧密，因死者去世对其造成的情感伤害和利益损失也更大，故其分得更多的赔偿份额合情合理。

参考文献：

[1]王树远，刘茜.死亡赔偿金能否继承刍议.山东法院网，2006-03-10

[2]李永安，张福友.浅析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及分配.中国法院网，2008-11-26

赔偿问题 篇6

公安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刑事赔偿案件, 在执行中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刑事赔偿决定作出后, 向财政部门递交支付受害人赔偿金的申请, 财政部门却要求一并提交对公安机关相关工作人员追偿的“红头文件”后才能支付赔偿金。那么, 追偿是否为支付赔偿费用的必要条件呢?本文试对公安机关刑事赔偿追偿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 以期正确理解追偿的法律规定, 指导公安实践。

一、刑事赔偿案件是否每案必追偿

结合《赔偿法》第31条及第17条的规定, 公安赔偿义务机关在履行了刑事赔偿义务后, 应向具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工作人员作出追偿决定: (1) 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第十七条第四项) 。 (2)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 (第十七条第五项) 。 (3) 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以上追偿的范围仅限于侵犯了当事人的生命健康权和工作中的渎职行为。根据《赔偿法》第17、18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刑事赔偿范围中“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 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 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 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两类情形没有纳入到追偿的范围中。如果工作人员不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公安赔偿义务机关就不能对有这两种情形的公安工作人员适用追偿。

执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一定要准确把握刑事赔偿追偿的法律规定, 严禁每案必追偿, 充分保护公安工作人员的执法积极性。

二、刑事赔偿案件是否追偿必追责

《赔偿法》第31条第2款规定了刑事赔偿的追责问题, “对有前款规定情形的责任人员,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 凡符合追偿条件的工作人员, 必定追究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在公安机关刑事赔偿范围中, “违法拘留”“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两种情形, 如工作人员不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则不适用追偿, 但并不排除公安机关依据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其进行行政、纪律处分。[2]

执法实践中, 公安机关追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 纪律处分, 主要依据《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规定。同时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 终身追究其执法过错责任。

三、刑事赔偿追偿是否为赔偿费用支付的前提

(一) 从《赔偿法》刑事赔偿追偿的适用条件分析, 追偿不是支付赔偿费用的前提条件

根据上述刑事赔偿追偿范围的分析, 并不是所有的公安机关刑事赔偿案件均要对公安工作人员进行追偿。不适用追偿的赔偿案, 在申请支付国家赔偿费用时, 就谈不上提交对工作人员追偿及处分的证明文件。

(二) 从《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费用支付程序分析, 追偿不是支付赔偿费用的必备条件

按照《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的规定, 公安赔偿义务机关向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支付申请时只须提交下列材料: (1) 赔偿请求人请求支付国家赔偿费用的申请; (2) 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 (3) 赔偿请求人的身份证明。

财政部门支付国家赔偿费用后, 公安赔偿义务机关才应依照《赔偿法》第31条的规定, 向有关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国家赔偿费用, 并且作出追偿决定后, 书面通知财政部门。被追偿人应当依照财政收入收缴的规定上缴应当承担或者被追偿的国家赔偿费用。

综上所述, 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追偿决定, 是在支付赔偿申请人赔偿费用后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作为提交给财政部门的证明材料, 是使其知晓并监督相关工作人员返还国家财政费用的证明材料, 不是赔偿义务机关向财政部门申请支付赔偿费用的必备材料, 更不是财政部门支付费用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应松年.国家赔偿中的追偿制度[J].国家赔偿办案指南, 2014:182.

数字出版侵权赔偿问题探析 篇7

而事实上, 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过程中, 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数额为1260万元。

前后如此巨大的差异, 总会让人忍不住猜想:真的是权利人贪心不足蛇吞象, 还是案件判决实在是有失偏颇?权利人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而侵权者却从容不迫?但不管真相如何, 在数字出版时代, 侵权数额的确定如何操作, 已经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了。

一、我国著作权侵权赔偿的相关规定

著作权侵权是指违反著作权法,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侵害著作权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

关于著作权侵权赔偿,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 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 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 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但是, 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在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上的法律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众所周知, 著作权的客体具有可复制性、无形性等特征, 著作权权利内容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性特征, 而著作权易于侵害却很难举证, 再加上侵权损害方式多种多样, 关于侵害著作权的损害赔偿问题变得复杂而难以处理, 维权即为了维持利益均衡, 确定侵权赔偿额在司法实践中也就是最为重要、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了。

而事实上, 各地法院做法不尽相同, 导致司法实践可操作性差, 执法混乱, 也就导致了司法中确定赔偿额困难。

二、导致我国著作权侵权赔偿实践困境的原因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无线或有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 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 (十二) 项规定, 著作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数字出版范围内, 信息网络的传播具有无形性的特点, 一旦权利遭到侵害, 靠点播率来计算著作权客体价值的方式更加难以操作, 这样就必然造成被侵害权利人无法确切计算“实际损失”的结局;同样, 关于“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计算, 我国现行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而且, 在法定赔偿额方面, 缺少精确清晰的衡量因素和参考标准, 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容易造成不同地区甚至相同地区的相似案件的赔偿数额差距过大, 所以在判决书的表述时, 法官都倾向于采取大而化之的表述, 却缺失了对计算过程的具体分析。

(一) 赔偿标准不统一

从我国著作权第四十九条规定可以看出, 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 依据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来确定;第二, 依据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来确定;第三, 法定赔偿。

法定赔偿, 是指当法律规定的其他确定侵权赔偿数额的方法无法适用时, 以法律规定的数额即法定赔偿金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 由法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斟酌确定。

实际上是要求由法官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赔偿的数额, 这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 而完全依赖于法官较高办案水平和职业素质的赔偿方法, 存在导致执法不统一的弊端。这种由于执法不统一而造成的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之嫌, 不能不说在司法实践中是使司法实践遭遇重重困境的原因之一。

例如, 有些权利人会“倚权卖权”, 漫天要价, 若法官“清明”则无伤大雅;若法官“糊涂”, “维权”反成“侵权”, 司法公正公平如何维护?甚至案情类似的案件, 由于审判的法院或法官不同, 判决的法定赔偿数额“天差地别”。

(二) 赔偿范围规定不合理

关于著作权赔偿的范围, 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只粗略规定了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以及为调查、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而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是否包括律师费、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则未作规定。除此之外, 对于究竟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指的是什么, 是被侵权作品给侵权人带来的纯利润, 还是侵权人的实际经营所得, 亦未明确规定。

著作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 无论是传统出版, 还是时下流行的数字出版, 一旦涉及侵权行为, 就必然会造成被侵害人的精神损害, 而对于权利人这种精神损害的赔偿, 法定赔偿规定中并未作明确表示, 这就使得在具体侵权案例审定中, 精神损害有可能得不到救济。

三、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在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过程中, 应该以全部赔偿原则为标准。

全部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中最基本的赔偿原则, 它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需要, 也是各国侵权行为法及其司法实践中遵循的惯例。在数字出版范围内, 遵循全部赔偿原则, 要求侵权人赔偿因其侵权行为而给权利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对权利人的损失是否全部予以赔偿, 决定了对受害人的补偿是否有效, 只有这样, 才可以有效保护著作权, 继而调动人们创作的热情, 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用之途。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原则, 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范围。

所以, 数字出版的侵权赔偿应遵循全面赔偿原则, 不仅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和合理费用, 而且合理的律师费、侵权人的不当得利以及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 都应该在赔偿数额的范围内。

(一) 明确合理开支范围

被侵权人在制止侵权行为、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 支出的精力和费用, 主要包括为了调查取证而支出的费用, 为诉讼而支付的律师费, 以及在发现被侵权之后而受到的精神损害。而综合其花费, 都应该归于权利人合理开支的范围。

调查取证费是为了法律举证, 是起诉的前提要件, 进而制止侵权行为并获赔;同样的道理, 律师的专业素养在著作权侵权维权中是必不可缺的要素。

无论是业界法官还是学界学者, 都曾不断针对司法实践中有关精神赔偿的问题有过探讨争论, 就精神赔偿是否应纳入权利人损害赔偿范围、应该如何纳入, 其赔偿标准和数额确定, 都有论述。

因此, 现实的需求要求, 明确合理开支的范围, 将精神损失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等纳入其中, 并使之进一步细化。例如,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幅度和上限, 使审判人员在某一幅度内自由选择, 使权利人便于诉讼。

(二) 赔偿数额市场化

于数字出版而言, 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后, 经由各种不同方式被广泛传播, 基于不同性质的市场、不同的平台, 导致侵权内容的差异, 而且, 在这一过程中, 作品的价值会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或涨或贬。

所以, 当以许可方式使用该作品时, 著作权人就会根据市场需求, 以收取许可使用费方式将其作品准许他人使用。而许可使用费反映的正是作者行使许可使用权所取得的收益, 也是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权的价值。

从本质意义来讲, 著作权侵权行为就是对著作权权利人权利的侵犯, 因此, 法定赔偿额的确定应以权利价值为中心, 根据不同的市场、平台、侵权内容来确定赔偿数额。

(三) 加强权利人的自主选择权

在我国, 著作权权利人在请求侵权损害赔偿的过程中, 要遵循实际损失、侵权所得, 到法定赔偿的顺序。换句话说, 就是当前者难以适用的时候, 才能选择后者, 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 被侵害人只能被迫接受审判者有可能存在的“判决偏颇”, 而错失了更优渥的获赔结果。

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过程中, 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 不遵循所谓的“顺序”, 即在法院判决前的任何时候, 当事人都可以主张直接选择适用法定赔偿额, 而不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非法所得是否难以计算。

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侵权赔偿及具体计算方法应该属于的诉讼请求范畴, 允许权利人对不同的赔偿方法拥有自主选择权。具体来讲, 就是将三种选择置于平等的地位, 允许权利人根据损害程度、证据材料、对方财力等具体情况, 自行在司法协助下选择具体的获赔方案。

统一确定赔偿数额, 尤其在面临数字出版的侵权案件时, 其特性决定着实践时的多变性, 也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所以赔偿数额只能在具体问题中具体分析。但是事实是, 在探索更为合理、科学、公平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的道路上, 我国的学者也好, 司法部门也好, 都在积极吸纳国际上的处理方法, 在总结中前行, 在学习中进步, 在实践中趋于美好。

摘要：侵权事件时有发生, 尤其随着信息网络传播技术的日益发展, 为侵权技术提供有力手段, 著作权侵权实在是防不胜防。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与过去相比, 权利人的维权意识、政府对侵权行为的打击都逐渐增强。然而, 意识的觉醒却不一定会伴随行动力的提升, 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 关于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计算的问题还是漏洞百出, 实有捉襟见肘之窘态。如何有效提高数字出版时代侵权赔偿的效率, 成为打击侵权, 维护权利人利益、司法公义, 促进社会发展而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出版,著作权,侵权赔偿数额

参考文献

[1]韩成军.论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6) .

[2]韩成军.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与立法建议[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4) .

[3]张以标, 吴卫兵.论著作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额的确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4]张以标.论以权利价值为中心的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J].电子知识产权, 2009 (3) .

预约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问题 篇8

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在理论上有较大差异, 不能等同。最根本的差异在于, 其一, 违约责任针对的是业已成立的合同, 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合同仍在订立过程中;其二, 缔约过失责任重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违反的是先合同责任, 而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义务而生的责任。预约是一个已成立生效且独立存在的合同, 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其所负担的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义务, 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据此, 多数学者认为, 缔约过失责任应当成为预约责任的直接法律依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笔者认为, “应当”一词使之成为一个错误命题, 但学者们完全否认缔约过失责任能成为预约责任之直接法律依据的观点则有待商榷。理论上缔约过失责任确与违约责任不能共存, 但现实中二者却偶有竞合。笔者认为违反预约即产生了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此时, 应对责任所指向的对象作出界定, 违约责任是针对预约合同而言的, 而能与之竞合的缔约过失责任则是相对于本约而言。因为预约本身是一个由当事人合意而生的独立合同, 承担着自身的使命即缔结本约, 但在逻辑上其同处于缔结本约的过程之中。在缔结本约的过程中, 合同当事人一方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 致使另一方的信赖利益遭受损失。由此, 违反预约时亦产生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

二、预约违约的赔偿损失责任

(一) 赔偿损失责任的范围

1.赔偿损失应限定为信赖利益损失

如前所述, 违反预约产生预约违约责任和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竞合。

由此, 预约的违约责任的范围可比照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界定。由缔约过失责任的通常定义可知, 具有过错的一方缔约人应承担的是守约方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既然是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而并非履行利益的赔偿, 自应以信赖利益为责任的衡量标准。此外, 缔约过失责任场合下的许多合同未能成立, 即便是本文所讨论的预约违约责任与本约缔约过失责任的对象预约合同是已成立并生效的, 但其因未履行, 且大多缺乏本约的主要条款。因此我们无法获悉有效成立的合同正常履行时债权人所能获得的利益。此时, 将履行利益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标准有失公允。是故, 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应限定为信赖利益的损失。“本约的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根据为诚实信用原则, 其突出特点在于承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1] 诚实信用原则, 乃现代债权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日常生活中其为普通的道德规则, 但在双方自愿缔结合同之时起, 诚实信用同时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它要求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诚实守信, 不欺不瞒, 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亦不外如是。合同当事人在选择订立预约后, 从心理上希望最终订立本约, 从行为上为达成这一目的开始磋商、准备各项事宜。在此期间, 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由普通的关系进入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预约合同当事人受到预约的约束, 其对将来本约的缔结之信赖尤其得以强化。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预约, 导致本约不能成立, 将使守约方信赖利益遭受损失从而蒙受不利益。按照信赖利益一般理论, 当事人须举证此处损失应为守约方实际蒙受的损失, 且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生。但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违约的场合无需对此加以证明, 因为预约的存在即证明有一个合法成立且生效的合同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行为, 预约当事人当履行预约的约定, 此即合理的信赖。在确定了预约违约责任的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的前提下, 我们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2.信赖利益损失的主要内容

笔者认为, 信赖利益损失的具体数额应以守约一方所蒙受的实际损失确定。根据合同法基础理论得知, 信赖利益通常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2] 所受损害通常指的是守约方所蒙受的直接损失。所失利益主要是缔约机会的丧失导致的损失。就预约而言, 赔偿损失责任主要是当事人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一般包括: (1) 缔约人订立预约所支付的费用, 例如为订立预约所赴实地考察的费用和通讯费等; (2) 当事人基于对本约终将缔结的信赖, 而准备履行本约所支付的费用。例如因信赖合同会成立, 购进大批的本约标的物, 由此产生的供货方运送货物的合理费用等; (3) 因支出缔约费用或准备履行本约所失去的利息, 例如银行贷款利息等; (4) 因本约最终未能成立所造成的其他实际损失, 例如提供担保所造成的损失。

3.赔偿总额的限度

有观点认为, 赔偿额度应视实际损失而定。实际损失小则少赔, 实际损失大则多赔, 以保证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充分恢复和保护。就此问题虽有争议, 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即是采德国法的做法, 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以履行利益为限。[3]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缔约人缔结预约的目的在于最终获取本约的履行利益, 若信赖利益的损失超过履行利益于理不通, 亦不能有效地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据此可推知, 预约所保护的利益之上限应为履行利益。但基于预约标的性质属于非交易合同, 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地估算出其履行利益的实际数额。笔者认为, 应在无法确定履行利益的场合, 例如预约中本约必要条款不完备而使得履行利益无从计算时, 适用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从而将信赖利益的损失严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二) 机会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从理论上考察, 机会利益的损失被纳入了信赖利益赔偿的范畴, [4] 然则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文义来看, 我国并没有明确认可机会利益的可赔偿性。学界对预约机会利益的丧失能否予以赔偿亦未达成一致意见, 有观点主张, 具有本约必备条款的预约一方当事人违约时, 守约方基于信赖而放弃与他人订立同类本约合同的机会, 可以通过信赖利益以主张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反对意见则认为, 若按以上逻辑无疑是赋予了守约方基于一个有效成立的本约所能主张的履行利益, 因而应当排除机会利益损失的赔偿。

笔者认为, 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损失从理论上而言是可赔偿的, 但在实践中须对其赔偿范围加以合理限制。

1.预约合同守约方基于已成立并生效的预约, 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约缔结的可能性, 基于此信赖而放弃了与第三人缔约的机会, 守约方这种诚实信用的行为理应获得法律的肯定和保护

尤其是当下的经济生活中, 许多当事人抱着“货比三家”的心态与多人签订预约合同, 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使得一些合同相对方合同目的落空, 极大地挫伤了民事主体诚信缔约并履约的积极性。为避免对预约当事人权利滥用的情况发生, 醇化市场风气, 应认可预约违约之机会利益损失的可赔偿性;

2.承认通过信赖利益主张缔约机会损失并不等于守约方可当然地主张本约的履行利益

以认购人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合同为例, 购房者基于信赖, 放弃了与其他开发商签订合同的机会。若开发商因房屋未能建成等原因, 使得购房者无法在其合同关系中获得原本所期待的利益。而由于市场房价的上涨使其亦无法再按原相同条件购买其他开发商的房子, 从而认购人的机会利益受到损害。这一机会利益只能通过法院根据预约签订时的房屋市场价格对不存在的房屋加以合理估算 (亦即本约的履行利益) , 由此得出认购人机会利益的实际损失。此时, 履行利益仅是为量化机会利益损失的手段和途径, 而并非赋予守约人履行利益的请求权。

3.但在现实中, 机会利益损失属于不易量化的损失, 尤其体现在本约必备条款欠缺的预约中

若单一地将机会利益的损失纳入预约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 因赔偿损失最终是以一定数额的现金为表现形式, 无法量化的损失使得赔偿数额难以计算, 结果可能使对方当事人负担不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 笔者建议, 应对预约违约中机会利益的赔偿加以合理限制。首先, 机会利益的损失难以估算的情形下, 对于不明显的损失可忽略不计;其次, 不易量化的损失的赔偿, 应符合违约损害赔偿之“可预见性”基本规则, 亦即从理性第三人的立场来看, 这一赔偿是合理公正的;再次, 赔偿请求权人应负担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 应证明其机会利益实际的损失及其与违约方违约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 可得利益的丧失是否赔偿

由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的文义推知, 违约责任之赔偿损失不仅包括现存利益的损失, 还包括合同履行后可得利益之损失。且“就法理而言, 无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还是履行利益, 其赔偿范围均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5] 即便预约违约所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信赖利益, 但并不能直接得出预约守约方的可得利益丧失得以赔偿的结论。笔者认为囿于预约标的、性质等特殊性,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不应予以赔偿。具体理由如下:

1.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可能性受到预约合同特殊性之阻碍

民法理论中的可得利益损失是指, 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或者故意、过失地损害他人财产或财产权利, 使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实现和取得的财产利益未能实现和取得, 或者由于损害行为而减少。[6] 于此逻辑下, 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损失, 即是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约定, 使得守约方本应获得的合同履行之财产利益未能得以实现所致损失。

诚然, 当事人订立合同都为着将来实现一定的利益, 预约合同当事人也为了将要缔结的本约之利益而甘愿订立预约并受其约束。但由其定义推知, 可得利益的损失之利益仅限于财产性利益。然而, 预约的标的为缔结本约之行为, 属于非财产性标的,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买卖合同存在较为明确的利益衡量标准;且预约合同当事人依预约的履行所能达成的最大利益效果, 是经对本约条款的完善过程而最终缔结本约。可见预约合同当事人双方适当履行预约的基础上可获得的利益不是一种财产增值部分, 甚至并非财产性利益, 不属于可得利益的范畴。

2.预约合同可得利益难于确定, 决定了可得利益赔偿无可行性

可得利益损失本身并非既存利益的丧失, 而是一种未来的可获得的利益。这一特性使得可得利益成为一项难以估量的抽象性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为避免损失难以估量造成的不公平, 对其加以“可预见性”的限制。但笔者认为, 合理的确定性仍应作为可得利益赔偿的要求, 否则规则适用的延展性过大。审判实践中, 大多时候法院倾向于根据损失的确定性以作出判决, 而非适用可预见性规则。但仍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审判思路, 法官可基于合同的详细条款对整体合同利益进行把握, 对违约发生前与违约发生后的利益状态加以衡量和比较;或是根据市场上标的价格等参数, 以及相关合理的规则计算其差额以确定可得利益损失, 从而增强其可操作性。由此,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缺点得以一定程度的克服。

但在预约合同的场合下, 可得利益之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更甚, 尚无有效方法能得出较为合理的数额。首先, 合同条款大都极具模糊性, 不像一般的买卖合同约定了合同的价款;其次, 预约合同标的非财产性使得违约发生前的利益状态无法衡量, 因为双方不存在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买卖关系, 亦无可确定的合同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同时, 预约合同标的为特定的行为这一特性, 使得预约违约后的利益状态陷入一个虽能确定但无法用金额衡量的窘境。即预约违约之后果能确定的是预约之目的即本约的缔结未能实现, 但这一利益状态很难用具体金额的损失体现出来。换言之, 预约违约前后当事人的利益状态均并不确定, 也很难明确。此时, 审判实践中法官无法藉此进行估量可得利益的具体数额, 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审判结果。因此, 笔者认为, 预约合同的可得利益将因难以计算而无赔偿之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吴根发.缔约中的信赖利益及其损害赔偿[J].法学, 1999 (3) :26.

[2]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36.

[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321.

[4][美]L.L.富勒, 小威廉·R·帕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M].韩世远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6.

[5]王跃龙.解约可得利益赔偿之辩[J].政治与法律, 2006 (5) :154.

航班延误赔偿问题的法律研究 篇9

关于航班延误的赔偿, 我国立法鲜有规定, 主要见之于《民用航空法》第126条:“旅客、行李或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 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但是, 承运人证明本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 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者不可能采取此种措施的, 不承担责任?”这在立法上明确了承运人延误运输时负有责任, 但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标准及赔偿数额。此外, 《合同法》第299条规定了承运人迟延运输应安排旅客改乘其他班次或退票, 但旅客因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却无法据此获得赔偿。由此可见, 我国法律对于航班延误的赔偿规定十分笼统,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旅客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我国民航总局于2004年公布的《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中根据延误时长将航班延误分为两类:延误时长4小时以上8小时以内的和延误时长8小时以上的。当旅客遭遇以上情形的航班延误时, 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 补偿方式有现金、购票折扣和返还里程等。这一指导意见确立了具体的赔偿标准, 弥补了民用航空法的不足。

我国现行法律对航班延误问题大多是义务性规定, 缺乏实际可操作性。虽然民航总局的指导意见中对承运人的责任界定和赔偿标准有规定, 但是它既不是法律法规, 也不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和强制力, 旅客不能在诉讼中根据指导意见请求赔偿。

二、国际条约及外国法律的规定

(一) 国际条约

关于国际航班中由于航班延误所引起的承运人的法律责任最早规定在1929年的《华沙公约》中, 该公约第19条规定:“承运人对旅客、行李或货物在航空运输过程中因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应负责任。”以此来确定承运人在航班延误时负有赔偿责任。同时, 第20条又规定:“承运人如果证明自己和他的代理人为了避免损失的发生, 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或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时, 就不负责任。在运输货物和行李时, 如果承运人证明损失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上、航空器的操作上或领航上的过失, 而在其他一切方面承运人和他的代理人已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损失时, 就不负责任。”该条规定实际上反映了在发生航班延误时, 对承运人的归责原则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制, 也即当发生航班延误时, 在承运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情况下, 推定他们有过错并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承运人要想不承担责任只能通过证明自己无过错来实现。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22条中每位旅客4150特别提款权的规定对承运人的赔偿最高额作出限制。《蒙特利尔公约》中关于航班延误问题继承了《华沙公约》中的推定过错责任制, 并且限制了承运人的责任, 既保护了旅客的权益, 也有利于提高解决延误纠纷的效率, 降低承运人的运输成本。[1]

(二) 外国法律

对于航班延误赔偿的立法相对完善的要数欧盟, 欧盟第261/2004号条例中根据航程距离和延误时长将航班延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 航程在1500公里之内并且飞机在预计到达时间后2小时以后到达的;第二, 航程在1500公里以上的欧盟境内以及其他所有航程在1500至3000公里的航班并且在预计到达时间后3个小时以后到达的;第三, 在预计到达时间后4个小时以后到达的。对符合上述情形的旅客分别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通过两项指标界定不同等级的延误, 使旅客遭遇延误时能依据自身情形得到相应赔偿, 这对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提升航空运输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2]

三、我国立法的完善

航班延误赔偿措施不到位导致的旅客与航空公司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而我国关于承运人责任的法律规定存在缺陷, 为了保护旅客合法权益, 亟需完善我国现行立法。

首先, 十分有必要在法律中确立具体的赔偿标准。我国可以借鉴欧盟在延误赔偿方面不同情况设立不同赔偿标准的做法。要在立法上明确航班延误的概念, 确立标准来界定承运人承担的责任, 综合考虑飞机晚点的各种因素, 确立合理延误和不合理延误的范围。将航班延误的情形分类, 分别制定赔偿标准。《航班延误经济补偿指导意见》中根据延误时间将延误分为两种情况分别给予赔偿, 可以将这一指导意见转化为法律条文。

此外, 还可以规定承运人的责任限额。将各航空公司的赔偿标准统一在一定的范围内, 促使航空公司在赔偿标准方面相对统一, 以避免不同航空公司对于相似延误情形的赔偿额悬殊过大。

参考文献

[1]贺富永.航空法学[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初探 篇10

关键词：行政侵权；制度；血腥拆迁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55-02

在当代，随着国家公权力频繁运作所导致的侵权行为日渐增多，国家赔偿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一个重头戏。行政侵权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一个内容已经成为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法平等原则的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对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同样要承担责任是保证依法行政的需要，只有对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全面、有效的赔偿，并对实施侵权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进行严格的惩戒，才能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政。确立行政侵权精神害赔偿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给予救济，使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更为广泛、更为全面的保护。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是指由于国家机关的行政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行政相对人的精神损害。行政侵权行为侵害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对人身权益的侵害同时伴随着精神损害。这种损害不是具体的有形的财产权益，它具有无形性，因而这种损害结果不易被认识，但是造成的损害事实和民事侵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事实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可以感知到的。当行政侵权行为侵害了相对人的人身权益时，首先造成的是精神损害，随后伴有的是物质损害的发生。对相对人来讲是直接的精神损害，因为人身权益的表现形式是人格权和身份权，而这两种权利具有非财产性，因此该侵权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精神损害。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如此重要，因此对其适用有着严格的归责原则：1.违法原则：是归责原则的一种，它是以职务违法为归责的根本要件，而不问其主观的思想状态。单一的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是它大大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致害行为范围，将致害行为只限于“违法”上，从而使得赔偿只有基于违法的前提才能发生。二是不适用于国家赔偿制度的全部，使原则规定不能涵盖具体的锚度，原则不具有包容性。2.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过错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了损失，国家应承担赔偿的原则。存在过错，意味着政府的行为不符合一定的行为模式与标准，在国家赔偿法中过错责任原则又可以分为主观过错与公务过错。主观过错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存在故意和过失的心理状态。公务过错不像传统民法过错理论那样强调个人责任，而是将目光投向行政主体。以行政机关公务活动是否达到公务活动应具备的标准来衡量公务过错与否存在，公务过错的核心是客观过错。其主观道德的应受谴责则被淡化。3.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不以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错作为确定国家赔偿的原则。就是说，只要行政主体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不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国家均应承担赔偿责任。它是为了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而设立的。它的特点是从结果出发，实行客观归则，虽不能推定侵权行为人有过错，只要判明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国家就承担责任。4.危险责任原则：该原则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9世纪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展，公务活动造成危险的几率也在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政府活动不存在过错，也可能导致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过错原则对此损害的救济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为了弥补过错原则之不足，危险责任原则应运而生。危险责任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及其公务员因行使公权力，执行公务，所形成之特别危险之状态，致人民之权利发生损害，法律不评价其原因、行为之内容，而由国家负全责的损害赔偿之责任。”国家赔偿制度应是开放性的，其归责原则也应是开放性的。

在认定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构成要件：1.侵权行为主体：（1）组织。在作为组织的行政侵权主体中，行政机关是最常见的、最基本的。行政机关是拥有并行使行政权的最主要的构成主体，因而其侵权行为发生的机率也最高。此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也可以成为侵权行为主体。不过受委托组织的侵权赔偿责任有委托组织承担而已。（2）个人。作为侵权主体的个人，主要指公务员，在我国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中工作的、依法行使各级行政权、执行各级公务的人员。以及在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中工作的人员。2.侵权行为要件：（1）行为必须是行政侵权主体所为的行政职权行为。行政职权行为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和权力机关的授权，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对国家进行全面管理的权力行为。（2）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根据对象特定与否，可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是指针对不特定的人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对此类行为的侵权造成的损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列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我国国家赔偿法也没有将其列为赔偿范围。具体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职权的机关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或特定的事项而作出具体行政决定和采取行政措施的行为。享有行政权的机关、组织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各项权益，有可能侵犯相对人的精神利益并造成损害。基于此，国家要承担行政赔偿责任。（3）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为。这是行政赔偿责任的前提。从限定程度上看，违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的规定，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性规定和义务性规定，这样的严格限定不利于对造成损害的事实行为进行赔偿。广义的违法指除了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之外，还包括违反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尊重人权、权力不得滥用、合理注意原则等法律原则。从内容上看，违法包括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这两种违法都有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亦都应予赔偿。3.侵权事实要件：损害事实是构成行政赔偿的必要条件。如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虽有违法行为，但没有损害的既成事实，就不可能发生侵权赔偿的责任。公民的精神损害是指不法行为侵害公民合法的人身权益等菲财产权益及某些财产权益，造成精神痛苦、精神障碍以及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根据损害結果导致的损害程度不同，可将精神损害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精神利益的损害，不法行为侵害公民合法人身权利及其他非财产权益都会造成公民精神利益损害，或称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因而精神利益的损害是精神损害的必然后果。第二，精神痛苦，不法行为侵害公民上述合法权益，侵害了公民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导致公民的情绪、感情、思维、意识等活动的障碍，从而造成精神痛苦。第三，精神障碍，指不法侵害公民的精神健康使其遭受了医学上可诊断的精神病。这是较精神痛苦更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一般由情节严重的伤害行为，如侮辱、诽谤、威胁、恐吓等重大精神刺激因素造成的，由于损害程度严重，赔偿时应适当增加。4.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行政赔偿责任的另一个构成要件是引起赔偿的损害必须是侵权行为主体违法执行职务行为所造成，即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违法行为是原因，损害事实是结果。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及，直接影响受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

鉴于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现有法律对其规制的不完整性，本文对关于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思考：（一）我国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1.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具体到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民事赔偿与刑事赔偿，还应包括行政赔偿，亦即国家赔偿。但在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等都还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内，根据民法领域的精神损害的立法方面的赔偿，来探索行政领域精神损害的相关问题。2.民法领域：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首先要在现有民法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目前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采取的补偿性原则，在我国现行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补偿性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结合并用的赔偿制度。3.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问题：我们认为，赔偿权利主体应包括：一是活着的受行政侵权的自然人，即直接受害人，他适合所有的人身权侵害；二是享有监护权的监护人，同样适合所有的人身权侵害；三是受行政侵权的自然人的近亲属，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自然入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受到侵害的，由死者配偶、父母和子女享有请求权，即间接受害人。因为它不仅仅给直接受害人带来精神上痛苦，亦无形地给其近亲属带来精神压力创伤。4.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问题：现行《民法通则》仅限制性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的赔偿问题，尽管《解释》补充了生命权、健康权等权利还规定了死者的相关人格权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赔偿问题。但是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并不支持因财产损失而产生的精神损害。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确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可行性条件已经具备，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依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是一种良好的思想条件，现代化建设时期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赔偿费用的支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由于民法上关于人身权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理論仍处于发展之中，本文又依赖其比较成熟的理论。所以，本文的探讨不可能达很好的水准，只能算做一些浅显的分析，还有待于近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邮件赔偿的法律问题探讨 篇11

本文所称邮件赔偿, 是指邮政企业在邮件传递过程中造成邮件的迟延、误投、遗失、漏送和损毁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其主要特点是:一般不赔偿实物, 这是由邮件的独特法律特性决定的;邮件损失赔偿数额是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邮政企业没有自由裁量权;邮件损失赔偿吸收了法人侵权行为的责任转承原理, 一般有邮政企业而非邮政企业工作人员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33条规定:“邮政企业对于给据邮件的丢失、毁损、内件短少, 依照下列规定赔偿或者采取补救措施: (1) 挂号信件, 依照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金额赔偿。 (2) 保价邮件, 丢失或者全部毁损的, 按照保价额赔偿;内件短少或者部分损毁的, 按照保价额同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对邮件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3) 非保价邮包, 按照邮包实际损失价值赔偿, 但是最高不超过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额。 (4) 其他给据邮件, 按照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办法赔偿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邮政法》第34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邮政企业不负赔偿责任: (1) 平常邮件的损失;”根据《邮政法》授权, 国家邮政局主要在《国内邮件处理规则》第349条及另外一个关于快递包裹邮件的规范性文件中, 具体规定了非保价邮件的赔偿限额, 即未保价邮件发生丢失、毁损、短少时, 应按实际损失赔偿, 但最高赔偿金额不超过所付邮费的二倍, 凡因邮件丢失或全部损毁进行赔偿后, 应退回已收取的邮费; (2) 特快专递邮件逾限的, 应按所收邮费予以赔偿; (3) 快递包裹逾限的, 退回快递包裹邮费和普通包裹邮费的差额。

二、邮件赔偿的法律性质

邮件赔偿的法律定性, 存在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争论。这一争论其实际意义也十分重大, 而绝非只是文字上差异与概念上的分野。它直接影响到责任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以及精神赔偿的能否适用等等。主张合同责任者认为, 解决邮件损失赔偿纠纷, 应当首先明确其法律属性。用户委托邮政企业寄递邮件, 属于合同性质民事法律关系, 这一点我国著名民法专家王家福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对此已有定论,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亦明确了邮政合同纠纷。邮政企业接受了用户的委托就应承担保护邮件的责任, 如果用户的邮件所有权受到损害或者时限延误, 邮政企业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损失赔偿也就是邮政企业违反邮政合同的约定对用户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原厅长杨立新教授主编的《侵权行为法案例教程》选载的“赵宝山诉磐安县邮电局损害赔偿案”亦认为, 邮政业务的损失赔偿纠纷应当定性为违约纠纷。

应该说, 这一看法从理论上是有其相当的合理性的。邮件的寄送在寄件人和邮政企业之间形成了邮政合同, 邮政企业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将合同的标的物丢失和损毁等等, 自然构成了对合同的违反, 承担合同责任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但问题绝不是就这么简单。邮政企业的行为从合同角度是违约行为, 换一个角度, 也是侵权行为。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事法律责任中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也就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 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某一违法行为, 具有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双重特征, 从而在法律上导致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共同产生。从权利人 (受害人) 的角度来看, 因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多重性, 使其具有因多种性质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多震请求权, 此种现象称为请求权的竞合。责任竞合制度的最大价值在于, 在解决两种责任或者说两种请求权的冲突中, 允许受害人享有选择权。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并规定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制度, 《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允许受害人可以选择请求权。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 邮件赔偿从法律上说, 其性质应该由受害人的选择来决定, 受害人选择合同责任, 责任的追究就应按违约责任处理;受害人选择侵权责任, 责任的追究就应按侵权责任处理。

三、现实中邮件赔偿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缺乏必要资料依据的情况下, 尽管我们暂时无法得知目前立法对邮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和风险状况所进行的分配究竟有多少合理性, 但邮政业既然不能对现行规定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说, 则只能说明其立法基础模糊。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立法, 且具体限赔规定出自行业主管部门之手。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 现行规定没有建立在细致的调研和严格的成本核算基础之上, 因而缺乏利益与风险合理配置的周密论证, 这无疑是限赔招致非议的一块致命伤。

第二, 对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不加区分地一概适用限额赔偿, 以及没有明确故意、重大过失情况下限额赔偿的排除适用, 也是目前立法在限额赔偿适用范围和条件规定方面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瑕疵。但全面否定现行邮政立法对邮政合同的免责规定是有害的。对于收费比较低廉的属于普遍服务范围的邮政合同, 如果要求邮政企业对全部实际损失承担责任, 显然与风险合理分配理论或公平原则有所背离, 并有可能最终导致邮政服务业务的全面提价, 这绝对是广大消费者所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的。因此, 对邮政合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建立相应的责任体制:对以实现公民通信权为根本目的的普遍服务范围的邮政合同, 应继续坚持限额赔偿原则, 但邮政企业故意或重大过失违约的情形除外;而对是否缔结合同系依照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内容的确定上遵守权利义务相对等规则的属于竞争业务范围的邮政合同, 则应遵循民事责任的填补规则, 并在归责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三, 在邮政合同免责具体规范方面, 《邮政法》于邮政企业对平常邮件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也是不合理的。对此, 邮政企业的辩解有三:一是平常邮件在收寄时不出具收据、处理时不予登记、投递时不需收件人签收, 导致平常邮件的寄递和损失情况均无据可查;二是邮政企业对平常邮件收费低廉;三是各国通例及万国邮政公约都确定了对平常邮件损毁不承担责任的原则。就此本文认为, 如果邮政用户在诉论中的请求缺乏证据支持, 自应承担相应的败诉后果, 《邮政法》作为实体法仅仅出于邮政用户的诉求可能将会缺乏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就从根本上剥夺民事主体的诉权, 显然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平常邮件确实收费低廉, 但在邮政用户提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其损失不进行任何赔偿, 必然会导致另外一种不公平;至于所谓惯例理由的缺陷, 已如前文所述。因此, 对于平常邮件的损失, 亦应适用限额赔偿原则, 不予赔偿的规定是欠妥当的。

四、建议

《邮政法》修改时, 现行限额赔偿规定的具体适用范围或条件究竟应当如何确定, 限额赔偿是维持目前标准还是应予提高以及提高多少, 都不能由邮政主管部门随心所欲, 但也不是法学工作者一人能够回答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 站在前沿的首先应当是改革家, 因为政企分开、减人增效, 以及普遍服务与商业运营的独立核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对普遍服务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补偿机制, 也影响着立法对邮政企业民事责任的确定。经济学家随后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则是法学家进行公平衡量的必要材料。在邮损问题上, 法学家必须坚守的立场是:即使是对特殊问题的特殊处理, 也应当使各方当事人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利益, 因为公平是法律的目标, 正义是法律的生命。在此决断过程中, 作为当事人的邮政企业需要增强一种意识, 那就是接受普遍服务丝毫不能改变用户的消费者身份, 而对消费者权益的注重和保护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时代观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