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共12篇）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1

一、产品责任适用前提——产品缺陷认定标准

产品责任的发生是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的, 以何种标准来认定产品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并无统一的操作, 一般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并存。《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是关于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的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产品质量法》第46条又重申了这两项标准:“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 一般标准是最基本的要求, 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保障消费者对产品的安全期待, 尽量避免产品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等情形的不合理危险, 而强制性标准是指产品需符合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两者比较而言, “一般标准本质上是将司法者的认知、社会的技术水平以及人们的期待一并引入到判断中来, 可以打破由某一部门、行业的代表者指定的强制性标准的局限性, 提供一种更为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判断标准……强制性标准是以过去指定的标准来判定一个在不断发展、日益更新的产品, 势必有着天生的滞后性……一般标准的适用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它可以用绵延的司法来补正短暂立法的不足;以司法者更新的观念来消除强制性标准的滞后性”。

我国现行《产品质量法》确立了双重标准并行, 符合强制性标准是产品的必备条件, 但考虑产品缺陷时还应参照一般标准。当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造成消费者损害, 不能直接认定产品一定不存在缺陷, 若产品具有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仍认定产品存在缺陷。

二、产品责任的适用原则

1、产品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产品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论生产者和消费者有无过错, 只要因产品缺陷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等的损害, 都应对缺陷产品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如《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处的“应当”就表明无须考虑生产者自身有无过错。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受害者的选择赔偿权:“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 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 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 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 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在此基础上, 《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第四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的责任及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承担, 而若受害人同时起诉生产者和销售者, 则应确定产品的生产者及销售者都对受害者承担全部责任, 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应负有连带责任。

2、产品责任的过失相抵原则。

产品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但在确定最终责任承担时, 也要给考虑到受害人的过错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明确了过失相抵原则:“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其次, 损害赔偿请求权优先考虑侵权, 而基于侵权的请求权需要对此请求权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检视, 还需要检查此请求权上是否存在抗辩。依《产品质量法》规定, 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为:未将产品投入流通;产品投入流通时, 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

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在此基础上,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更加细化, 分别对人身损害赔偿范围、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作出界定。

1、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是指受害人生命权及健康权被侵害的情况,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由此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 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受害人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2、财产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 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 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 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的,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该条规定所体现的财产损害指受害人财产上所受到的损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即使是上一项中人身受到侵害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亦是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属于财产损害范围。《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条可分别概括为侵害人身权造成的财产损害赔偿、侵害财产权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

3、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 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可以看出, 相较于《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侵权责任法》在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并且明确精神损害范围限于人身权益受侵犯、且达到严重精神损害时可得主张, 财产权受侵害时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4、产品自身损害赔偿。

产品自身损害的赔偿问题, 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有如下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因此, 受害人可基于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 主张产品侵权责任;也可基于买卖合同关于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 主张违约责任, 则导致侵权法上的请求权与合同法请求权间的竞合, 受害者不得同时主张两个请求权。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将产品自身损害纳入到产品责任纠纷中, 其第四十一条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四十三条第一款为“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侵权责任法》删去了《产品质量法》中“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的”的规定, 即受害方的财产损害, 也包括了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

摘要：产品缺陷致人损害, 受害人有权向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张赔偿, 或要求他们共同承担产品损害赔偿责任。首先需要对产品存在缺陷与否进行认定, 这是产品责任内的先决条件;其次在确定产品责任赔偿主体时, 应适当考虑受害方是否存在过错, 以最终确定赔偿方的责任承担;最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以受害人的合理损失为限,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衡量。

关键词：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产品缺陷

参考文献

[1]、黄忠《产品缺陷判断标准辨析》, 载《商业研究》2009年总第391期。

[2]、吴香香《法律适用中的请求权基础探寻方法-以“福克斯被撞致其猎物灭失案”为分析方法》, 载《法律方法》第七卷。

[3]、陈璐《产品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4]、高圣平《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侵权责任法〉、〈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为分析对象》, 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2

案情

甲在乙商场购买一台丙厂生产的某牌54时彩电，使用不久。一日，甲在看电视时，不想该彩电发生爆炸，将甲脸部炸伤，造成甲九级伤残。甲经与丙商场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一、要求乙商场返还购买彩电的款项5000多元，二、要求乙商赔偿因此次受伤所花去的医药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补助费等计52360元;三、要求乙商场赔偿精神损失费30000元。

本案属于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赔偿诉讼。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

合同瑕疵担保责任

合同瑕疵担保责任，也称产品质量违约责任，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明示或默示担保的产品质量要求而依合同法原理应承担的合同瑕疵担保责任，产品质量违约责任成立的条件是：当事人之间应存在合同关系;生产者、销售者履行的标的不符合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即产品存在瑕疵，瑕疵是指交付的标的物不具备其通常的性质或客观上应有的特征，或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及对产品的适应性、安全性和其他特性的要求。产品质量违约责任赔偿主要是财产损失的赔偿，不包括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和精神伤害的赔偿责任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二)不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三)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根据上述理论和法律规定，甲所购买的彩电存在缺陷，在使用中发生了爆炸，甲为索回彩电款，只能选择合同违约之诉，向销售者主张返还。

产品质量侵权责任

产品质量侵权责任，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存在缺陷而造成他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一般认为，构成产品侵权责任，须具备以下要件，一、须产品存在缺陷，任何一项产品责任的承担都是是以产品存在缺陷为前提。二、须有人身、财产的损害事实。即缺陷产品造成了消费者或第三人的人身伤害，或造成了缺陷产品以外的同产损害。而产品自身存在的质量问题和产品自身损坏造成的同产损害，则属于违约责任处理的范畴。三、须有因果关系。即人身、财产损害的事实是由产品的缺陷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第四十四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根据上述理论和法律规定，甲对自已人身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可提起侵权赔偿诉讼。但对于彩电的损失，因属缺陷产品，损害不在侵权赔偿范围之内。

上述对两个责任分析，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在一种不法行为产生多种民事责任时，受害人只能按既定方式提起诉讼，对于侵权性违约行为和违约性侵权行为，一般都是按侵权行为处理的，并且，产品责任的形成就是对合同责任的侵权化，《产品质量法》是调整产品有质量缺陷领域的特别法，其所称的产品质量责任实际已集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于一身。对产品责任的案件，则是按侵权行为处理的。甲为最大限度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因此甲只能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提起诉讼，对其彩电的损失只能望而兴叹了。

本案涉及民法理论上的合同瑕疵担保责任和作为特殊侵权责任的产品责任的竞合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对损害赔偿范围的正确适用和认定。如果引进德国判例上的积极侵害债权制度，对解决类似案件有所借鉴。

积极侵害债权

积极侵害债权是德国判例、学说发展起来的继履行不能和履行迟延之外的另一种债务不履行形态。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对违约形态一向将不适当履行作为独立的违约形态对待，积极违约的内容主要是加害给会问题，应借鉴德国法“积极侵害债权”的理论，为正确确定加害给付责任提供依据。因此，在我国积极违约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加害给付。关开加害给付的界定，一般认为，加害给付是指债务人的履行不符合债务本旨，且造成了履行利益以外的其他权益损害的行为。按此观点，加害给付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以下儿项：

1债务人违反因债的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或约定义务。即须有违反债务本旨的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的存在。加害给付是以履行标的物本身存在缺陷或瑕疵而发生，不良的给付行为是产生加害给付的主要原因。

2债务人违反义务使债权人的固有利益遭受损害。加害给付往往会造成债权人发行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加害给付还可能会导致发行标的物以外的财产或人身的损失，使债权人的固有利益或维持利益因债务人的不适当履行遭致损害，这是加害给付与瑕疵给付的主要区别。

3加害行为存在与合同的关联性。对债公人固有利益的损害，一般可通过侵权法加以救济，但对这种损害的恢复，也往往可以通过合同法予救济，将侵权法保护的内容合同化。但并非所有此类侵权法的内容都在合同法的保护中。构成合同法上的加害给付，必须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并且该固有利益的损害与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

加害给付是将侵权法保护的固有利益合同化，是侵权法向合同法的位移，其在赔偿范围的扩张适用增加了合同责任和侵权竞合的机会。。美国著名侵权法教授proser也认为，“产品责任”融合了契约与侵权行为的双重性质。

根据上述理论，本案民事责任符合积极侵害债权构成要件，甲向乙商场购买了彩电，双方形成合同法律关系。乙商场所出卖的彩电存在缺陷，使甲在彩电安全使用期限内看电视时，该彩电发生爆炸，给甲的人身、财产造成伤害，乙商场违反法定的瑕疵担保义务。且该伤害与双方合同关系存在关联性。因此在赔偿范围上，甲的彩电损失作为其履行利益的损失不仅可得到赔偿，在甲固有利益即其人身方面因加害给付遭受损失时，通过积极侵害债权也予赔偿。具体说，对甲的三个请求，甲可依积极侵害债权原理提出主张。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3

关键词：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缺陷完善

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的宽窄，是评价一国行政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标志，反应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获得法律保护和救济的程度。我国于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承受力，在确定行政损害的赔偿范围上采取了逐步扩大的原则，对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情况做了一定的限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和行政主体的法制观念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和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张，使得行政主体违法侵权的机会和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范围大大增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损害赔偿应当紧随这种趋势做出相应调整。

一、构成行政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

(一)行政侵权主体。行政侵权主体是构成行政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之一。行为主体要件所要解决的是谁实施的行为才能引起行政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即国家侵权行为的主体是谁。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侵权的主体必须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物职能的组织或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行使某项行政权，这时如果经授权或委托的组织违法行使行政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害。也应当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二)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国家负责赔偿的损害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造成的，所谓“行使职权”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行使职务上的权利进行活动。凡从事职务有关的活动，违法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损害的，均应国家负责赔偿。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事与职权无关的民事活动，或因个人行为造成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因国有企事业单位对外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损害的，国家不负赔偿责任；因道路、桥梁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也不负行政赔偿责任。再有损害必须是违法行为造成的。违法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不符合法律原则的行为。《行政处罚法》将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归纳为：确认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依法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等。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实施的行为，包括事实行为和法律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害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侵权行为的客观损害。这种损害必须是已经产生或必须产生的，不是想象的，是直接的，也就是说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已经造成现实的损害，受损害的权益必须是合法的，才发生赔偿问题。损害事实包括物质损害事实、人身权益事实和精神损害事实。物质损害是指对财产权益的损害；人身损害事实是指对公民身体的直接损害；精神损害是指对公民和法人的人格权所受到的损害。

(四)因果关系。行政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中违法行为是原因，损害事实是结果，这种因果关系是连接责任主体与损害的纽带，是责任主体对损害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这种因果关系，那么行为人就没有义务对损害负责，如果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负有这样的特定义务而不履行，就导致了受害人的损害，二者之间便形成了因果关系。

二、建立行政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有可能发生侵害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如何防止、减少这类侵权现象，并且对已经遭受损害的人予以赔偿，这是一些国家100多年来长期探索的问题。我国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侵权现象早已存在旦时有发生，但对受害人的赔偿制度却没有确立，这一现，状与我国的国体不相适应。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早日确立行政赔偿制度。建立行政赔偿制度，不仅能够切实地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经遭受侵权的权利得已恢复和补救，而且也可以减少和防止侵权现象的发生，从而根本上保护人权、发展人权。

(二)有效地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行政损害赔偿制度，个别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乱抓人、乱罚款现象屡禁不止，即使被发现查处，也因不负任何金钱赔偿责任而难以有效地制止，违法行政现象难以根治。行政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以从根本上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到监督促进作用，防止和减少违法行使职权的现象，改进行政机关的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三)建立行政损害赔偿制度应同国家财政实力相适应。关于什么样的行政行为能够纳入行政赔偿范围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护程度的高低。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各国国情以及人们对这一制度的认识密不可分。行政损害赔偿应根据各自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发展完善，应在国家财力和实现行政赔偿制度能力之间寻找平衡。

三、我国行政损害赔偿范围的缺陷

(一)关于对行政侵权主体的界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侵权主体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这与行政诉讼法第2条关于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主体范围是一致的。199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将可以提起诉讼的主体明确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而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进一步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扩大为“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这樣，不管是组织还是机关能否成为行政主体，关健在于是否有国家的行政职权，从而抓住了行政主体的本质特征。与之相比，国家赔偿及1997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可赔偿的行政侵权主体的确立上明显滞后。

(二)关于行政侵权行为的界定。行政诉讼法第11条以举例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规定是：只要行政机关和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与国家行政职权相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就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与国家赔偿法关于构成行政赔偿责任的违法行为必须是“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问题在于，国家赔偿对于排除国家赔偿责任的行政行为仅做了“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原则性规定，如何应与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不可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相协调的问题。

(三)关于行政侵权损害范围的界定。我国现行的行政损害赔偿的范围明显过窄，不利于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的损失或公民人身权受到侵害。对于财产的损失必须是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国家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侵害，国家按照法定的标准予以赔偿。对于名誉权、荣誉权、人身权、名称权、肖像权受到损害及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法没作出规定。

四、完善我国的行政损害赔偿范围

(一)关于财产权孽息的赔偿。从国家赔偿法第4条和第28条来看，对财产损害的范围仅限于本物及损害的价值，而基于财产所产生孽息不属可赔偿的范围。孽息是财产的从属物，由财产而生。自应归财产所有人。财产被不法侵害导致可期待的孽息损失，侵权人理应一并赔偿。如行政机关非法扣压相对人的货币，即使货币未被存入银行，也不影响受害人对货币正常利息的求偿。

(二)关于财产损害可得利直的赔偿。可得利益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应当得到的利益，如利息、租金、利润、劳动报酬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造成相对人人身和财产的侵害，都可能造成可得利益的损害。造成相对人可得利益的直接损害，笔者认为，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赔偿，但对可得利益的赔偿一般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该可得利益的损失是确定的。无争议的，将来必然出现的。第二，这种可得利益一般是财产利益，不包括非财产性的机遇等。第三，这种可得利益应是在短期内可以取得的利益，而不是远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

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与范围 篇4

一、责任性质

对于不动产登记赔偿责任的性质, 学界主要分为两派, 一派将其视为单纯的民事赔偿责任, 另一派出于将其视为国家赔偿责任。在笔者看来, 由于登记机构具有行政属性, 便将这一责任归类为国家赔偿责任是不恰当的。

首先, 从体系解释上考量, 各国民法均将登记行为作为物权法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照此逻辑, 不动产登记行为理应归入民事行为, 而登记错误赔偿责任自然属于民事赔偿责任。并且, 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 并没有关于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的规定, 更加佐证了立法者的倾向性。

其次, 从承担责任的要件来看, 《物权法》第21条规定, 承担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责任要求对于损害结果存在过错, 符合民事责任中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而《国家赔偿法》第2条要求国家赔偿以违法为构成要件。违法性和过错性不可混淆, 基于此种文义解释, 也不便将其作为国家赔偿责任。

二、责任承担

学界关于不动产登记错误归责原则众说纷纭, “过错责任说”、“无过错责任说”和“过错推定说”都有其拥趸。三种学说究其实质, 分歧在于更侧重保护登记机构的利益, 还是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首先, 从登记过程所处的地位来说, 权利人明显处于不利。登记机关无论是故意与他人勾结还是过失导致的疏漏, 都会导致权利人受到损害, 而这一切往往在权利人毫不知情, 也无法改善的情况下发生。出于对权利人的保障以及对公权力的限制, “过错责任说”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其次, 我国不动产登记机构一直是“形式审查为主, 实质审查为辅”, 在此方式下, 要求登记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 无疑极大地增加了其工作的难度, 对于繁杂的不动产交易市场来说也是不现实的。因而, “无过错责任说”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

而“过错推定说”处于二者之间, 通过举证责任的承担加大了登记机构的责任, 使得权利人的利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 又不会造成登记机关过分的负担, 时期正常的工作难以运转。因而, “过错推定说”最能满足现实要求。

落实到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 可根据产生登记错误的原因,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 单独过错

单独过错是指产生登记错误的原因在于登记机关或者第三人独立的故意或者过失。第一种情形, 登记错误由第三人造成, 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申请登记, 则由第三人来进行侵权赔偿, 属于简单的侵权责任。第二种情形, 由于登记机构的原因造成错误, 根据过错推定原则, 首先推定为登记机关之过错, 由其进行侵权赔偿。如若存在异议, 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自己并无过错。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情形:登记机构的登记错误, 是基于法院的错误判决或者仲裁委员会的错误仲裁, 无法归结为登记机构的错误。有学者认为出于对权利人的保护, 仍由登记机构来进行赔偿。另有学者提出异议, 此时权利人应当通过国家赔偿来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 这是基于登记机关“对嘱托人的嘱托行为无监督义务”, 侵权行为是以一定义务的违反而为特定人负责, 没有义务自然也就不会因为失察而承担责任。笔者同意前者观点, 从司法活动的效率性出发, 由登记机构直接赔偿, 显然更符合权利人的需求。再者, 《物权法》21条实际上已为此情形提供了解决方式, 登记机构可以对法院或仲裁委进行追偿, 并不会产生无义务之责任。

(二) 共同过错

共同过错是指产生登记错误的原因在于登记机构和第三人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 或者虽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 但是双方的行为结合造成了权利人的损害。

第一种情形, 登记机构与第三人存在意思联络, 如双方勾结共同损害权利人的利益。第二种情形, 第三人采取了加害行为, 如伪造房产证明, 而登记机构未尽合理审查义务, 造成了实质的损害。无论有无意思联络, 均属于共同侵权, 根据《民法通则》130条的规定, 承担连带责任。

在实践中, 还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形, 即由于权利人自身的过失, 导致了第三人有机可乘, 进而自身利益得到损害。此时是否可以适当减轻第三人的责任, 在于第三人主观是过失还是故意, 如若第三人可以被认定为过失, 则符合过失相抵原则, 可以适当减轻责任, 反之则不能减轻第三人的责任。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形, 登记机构对于结果也有过失, 此时应当认为登记机构符合过失相抵的构成要件, 要适当减轻赔偿责任。

三、赔偿范围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的范围并未做出直接规定, 但《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37条:“因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过失导致登记不当, 致使权利人受到经济损失的, 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国际上主要采取两种赔偿方式。第一种是完全赔偿原则, 即对于受害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均予以赔偿。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152条规定, 要依法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登记官还要被解除职务, 这便是采用了完全赔偿原则。第二种是部分赔偿原则, 一类规定最高限额, 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其最高额限定为10万美元,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业权条例》也规定了登记机构赔偿的上限为3000万港币, 另一类规定仅对直接经济损失负赔偿责任, 比如我国《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两种方式均受到来自学界的支持, 在笔者看来, 将赔偿范围局限于直接损失与民事赔偿的基本原理不符, 如《民法通则》121条之规定, 登记机构应当赔偿实际损失, 这便既包括直接损失又包括间接损失。现实中, 不动产的巨大经济价值决定了实际损失的庞大数额, 而我国的登记机构属于行政机关, 以行政拨款来进行赔偿, 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因而, 可以采用以下三个手段来对赔偿范围加以限制:首先, 可以规定赔偿的上限, 并通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使得赔偿数额在一个合理适当的范围, 以平衡权利人和登记机构的利益。其次, 可以通过投保不动产登记责任险, 由商业保险分担行政机关的风险。需要明确的是, 此类保险属于职业责任险的范畴, 对于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故意造成的损害是无法赔偿的。最后, 可以建立不动产登记赔偿基金, 将不动产登记业务中根据一定标准收取的费用纳入其中, 专款专用, 来承担登记错误的赔偿。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早已实行这一制度, 并且运行良好, 我国深圳地区也引入了这一制度, 并且与登记责任险相结合, 既代替了财政拨款, 又有利于登记机构加强自身规范, 降低发生错误的风险, 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我国<物权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 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

[2]柴振国, 田邵华.论不动产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析〈物权法〉第21条第2款[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07 (1) .

[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4]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及标准 篇5

赔偿项目：

(一)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二)受害人因伤致残的赔偿项目除第1项外还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

(三)受害人死亡的赔偿项目包括：除第1项费用外，还包括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四)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的慰抚金。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可赔偿项目规定包括：医疗费、住院费、交通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或伤残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后续治疗费、辅助器材、器具等费用、鉴定费。

计算方法：

1、残疾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伤残系数×赔偿年限（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

2、残疾辅助器具费=适用普通器具的合理费用

3、丧葬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职工月平均工资×6个月

4、被扶养人生活费=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抚养年限

5、住院伙食补助费=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元/天）×住院天数

6、医疗费赔偿金=诊疗费+医药费+住院费+其他

7、误工费=误工月收入×误工时间

8、护理费=交通事故发生地护工同等级别护理劳务报酬标准×护理天数

9、死亡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人均收入×20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探究 篇6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全面查明被告人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当判处何种刑罚。因为在许多刑事案件，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以及侵犯财产罪的许多案件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造成物质损害以及造成物质损害的程度，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决定性因素。

2.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其一，实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收集证明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这有利于减轻被害人在民事赔偿部分本应承担的举证责任，从而降低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其二，规定司法机关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必须一并解决其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及时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害。因为如果不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害必须等到刑事案件结束后再向民事审判庭提起诉讼，这样往往会因为时过境迁，导致有关损害事实难以查清，或因被告人将财产转移、隐匿，导致损害赔偿难以实现。

3.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查明被告人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害的态度，从而正确判断被告人是否悔罪及悔罪的态度，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这对于在定罪量刑时正确执行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在处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避免由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处理刑事和民事问题可能出现的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问题，从而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

二、物质损失赔偿问题

物质损失是相对与精神损失而言，它是一种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用金钱来衡量的。物质损失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问题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赔偿的范围。

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对物质损失的理解不同。第一，间接损失是否属于必然损失。一些专家和学者认为必然损失和违法行为存在因果联系，间接损失是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被害人未可以获得的利益造成损失，而必然损失是指被告人的违法行为造成被害人在某个阶段一定会获得的利益损失。从两者的含义来看，必然损失和间接损失存在的损失范围存在一定的重合，因此，间接损失属于必然损失范畴，间接损失应该纳入物质损害赔偿范围。但是也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间接损失不因纳入物质损失赔偿范围。他们认为从理论上来看，间接损失衡量难度大，甚至一些间接损失无法衡量。例如被害人可能通过努力获得的加班费、发明奖等等，这些在司法实践中都难以量化和计算，因此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将间接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只考虑直接物质损失使赔偿的范围更加容易确定，而且方便了物质损失赔偿的计算和衡量，虽难这种赔偿方式难以赔偿受害人全部的物质损失，但是保证了被害人最低限度的物质损失赔偿，相对来说这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物质损害赔偿方式。

三、精神损失赔偿问题

（一）精神损失难获赔偿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利对被告人提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但是在相关的赔偿范围规定中并没有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后续的法院是否受理精神损失民事诉讼的批复中规定不将精神损失纳入赔偿的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精神也将精神赔償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因此，根据当前我国的法律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精神损失不再行使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内，只有物质损失才可以获得赔偿。

（二）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的必要性

1.建设和谐社会的需求

首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既为人们创造一个公平的法制社会，在和谐社会，人的合法权利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不遭受他人的侵犯，我国要建立和谐社会需建立在公正公平的司法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因没有精神损失赔偿，普通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获得的赔偿要高一倍。许多被害人的家属因赔偿不足而产生一些负面心理。例如对被告人家属抱有怨恨心理、对我国的司法公正和工作产生动摇，置疑我国的司法的公平和公正。甚至一些心理较为极端的被害人家属采取报复被告人家属的行为和想法。因此，将精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是一种较好的抚慰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心灵的措施。

2.维护司法公正的需求

它是我国法律完整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司法公平公正的需要。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受害人的精神因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但未造成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支持受害的精神损失赔偿要求。只有在违法行为造成本害人精神损失，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要侵权人赔偿被害人精神损失。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被害人要获得精神损失赔偿有一个前提，既被害人的精神损，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不仅触犯了刑法和民法，而且被告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对被害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根据想过的法律法规，被害人有权要求被告人赔偿精神损失，然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却剥夺了被害的权力，两个制度的冲突会造成被害人为了获取经济赔偿而放弃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导致了被告人只需赔偿被害的精神损失，而不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失纳入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内对维护司法公正非常有必要的。

四、结语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7

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纳入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观点介绍

此次刑事诉讼修改后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犯罪行为引起的精神损害在这一程序中提起的均持不支持的态度。尽管在修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要求以及其他民事法律的精神,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新的刑事诉讼法, 但最终未被新法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大家意见不一, 大致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非严格的执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换种方式弥补受害者的精神损失等。

第三:严格执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等。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在对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进行解释时进行了兜底性的规定, 明确其可以使用民法、民诉法的相关规定, 而且从最新的《侵权责任法》我们也不难得知这一点。

我们的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时权衡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 最终并没有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

首先, 从我国的司法传统角度来分析,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严格按照刑法所规定罪名、刑期以及量刑规则来定罪量刑, 经过一系列的诉讼活动, 最终得到刑法处罚的犯罪分子在从我国的客观上是对被害人的精神最好的修复和安慰, 我们大可不必再动用其他法律手段对犯罪分子再次处罚, 加重犯罪分子的负担;其次,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不均衡状况来讲, 一般犯罪分子出身贫寒, 家境不佳, 如果人民法院在给予其刑事处罚的同时再对其判处较高精神损害赔偿金, 犯罪分子积极履行的动因不足, 最终造成判决被搁置的不良现象;最后, 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也在积极进行制度探索。如, 新刑诉法也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可以进行调解, 而调解若是得到良好的执行的话, 这一结果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的情节, 此在一定程度缓和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被害人的精神也得到了抚慰。可见, 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要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平衡调配工作, 但是法条的规定过于简化, 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效果有待考证。

二、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本人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还是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其中。被害人在蒙受巨大的精神损害时却得不到赔偿, 实质上涉及一个问题:在涉及精神损失的案件中, 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关系是怎样的, 刑事责任是否能够取代民事责任呢?我们通过刑罚来实现惩罚犯罪, 保障人权的目的, 通过教育与惩罚的结合来减少犯罪分子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但是这只是刑罚在刑罚意义上的作用其不能替代民事责任, 使得被害人及其亲属得到身心安慰及其物质损害的弥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分析,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而我们可以通过苛以刑事处罚来维护。但从民事损害的角度将, 被告人的行为也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有通过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才可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 抚慰被害人的身心受到的创伤。借用台湾学者曾世雄的话:刑事责任以处罚犯人, 预防犯罪, 保障社会安宁为其目的;损害赔偿则着重于损害之修补……民事责任之本旨在于尽可能地回复因损害所被破坏之均衡, 即在于以责任者之费用, 使被害人能再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发生时之情况。对犯罪分子在刑法上定罪判刑的方式得到的惩罚并不能够是私权社会关系得到全面的修复, 不足以安慰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不能混同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责任, 这两种责任是并行不悖的, 相互具有独立性。对犯罪分子的定罪处罚是对其犯罪行为的政治评价。而赔偿损失对于在犯罪行为中的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犯罪分子而言积极对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可以弥补其心灵上的愧疚。而对于受害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补偿损失, 安慰身心。因此这两种责任并存并不矛盾,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起发挥作用, 维护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社会, 被害人对正义的需求也是多元的, 我们应积极探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纳入精神损害赔偿, 这对于避免被害人与犯罪分子之间的非法私了, 维护法律尊严, 罪刑法定原则以及有效的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国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将精神损害赔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 使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保护被害人及其亲属的作用。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问题是个复杂且关系重大的问题, 我们应在研习民法及诉讼法相关问题的基础上, 深入探究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和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最终统一认识, 为司法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

摘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 对于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刑诉语境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有待商榷, 是否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列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精神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8

若探讨胎儿和扶养期待权人的间接受害人法律地位的是否成立, 那么我们就必须先明了间接受害人的法律特征, 试图寻找依据。间接受害人的法律特征是:

“第一, 间接受害人须是侵权行为的非直接受害人。

第二, 间接受害人须是直接受害人生前或致残前扶养的人。间接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之间, 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 有法定的联系。这种法定联系, 就是直接受害人在生前是间接受害人的法定扶养人, 也就是在直接受害人间接受害人之间, 具有法定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 双方是该法律关系的主体, 这种法律关系, 就是亲权或亲属权, 以及其派生的扶养请求权。

第三, 间接受害人须是因侵权行为而致其法定扶养权利丧失的人。

第四, 间接受害人须是因侵权行为而致其法定扶养赔偿请求权的人。” (1)

从上述特征我们可以看出, 它强调了实际扶养而非期待扶养, 法定扶养而非事实扶养的特点, 但是间接受害人是否限于与死者有法定扶养关系的权利人?我国的《民法通则》似乎采取的是原苏联式的法律规定“由死者扶养的或者在死者生前有权要求死者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 (2) 对于这一点, 杨立新教授认为我国这种立法的本意并非是要包括事实上的扶养关系, 因为事实扶养关系的界限不好界定, 应以法定扶养为限, 确定间接受害人的范围。

笔者难以揣测立法原意, 但是笔者认为, 不能因为事实扶养关系的界限难定而形成一个内涵不够全面的间接受害人规定, 法律制度的设计本身应当是为了反应实际生活, 解决具体纠纷的, 既然实践中确已存在事实扶养关系的受害人请求扶养赔偿的情况, 那么立法要做得应当是完善制度设计而不是只为追求形式统一, 法官审理便利。

二、从胎儿的利益保护视角确定其间接受害人地位

作为尚未出生的胎儿, 若按照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理论来看, 确实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 但是胎儿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必不可少的一阶段, 它是一个潜在的人, 如果不对胎儿的利益不作保护, 自然有违现代法治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

其实, 早在罗马法时候, 法学家们就已经提出了保护胎儿利益的主张:“[罗马法]真正的原则是这样的:胎儿从现实角度讲不是人, 因而, 由于它仍然是一个潜在的人, 人们为了它保存并维护自出生时起即归其所有的那些权利, 而且对其有利, 权利能力自受孕之时而不是从出生之时起计算。” (3) 纵观当代, 各国民法典对胎儿的利益进行的保护, 主要表现为三种立法模式:

1、概括主义。

即凡是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情况, 均视为其已经出生。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 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 视为既已出生。

2、个别的保护主义。

即认为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 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法国、德国、日本均采此主义。如《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 就损害赔偿请求权, 视为已出生。”

3、绝对主义。

即绝对否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如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依法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仅在《继承法》第28条对胎儿的特留份作了规定。 (4)

这三种立法例, 绝对保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引发的本末倒置的判决所反映的缺陷已经很鲜明, 而个别保护主义在德法等国家实践中不断被突破的事实证明了其适用的局限性和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不周延性。“特别是在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法律规定的对于胎儿利益保护的形态过少, 不能真正体现对未来可能的民事主体的保护。” (5) 如果能将胎儿期待被扶养的利益也用立法规定, 并基于此利益来将胎儿列入间接受害人范畴, 那么实践中将会减少很多审判难的情况。

三、扶养期待权人的间接受害人地位思考

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才为间接受害人, 享有扶养期待权的人并非是生前扶养的人, 因而不属于间接受害人。我国国内很多学者对此也是持赞同观点的。

但是笔者觉得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国外就有将扶养期待权列入保护范围的, 对于期待的扶养权利的丧失, 亦可予以赔偿, 如瑞士。我们说一项法律规范的设立是为了解决冲突和纠纷, 然而立法面对难以跟上实践中层出不穷的矛盾的尴尬, 立法如果还无动于衷, 那么法律的功效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啊?法律的信仰如何保持?

而抚养期待权人的间接受害人地位的确立正是立法遭遇的尴尬。其实单从间接受害人范围依据标准为切入口, 我们也就马上能论证该地位确立的合理性。“确定间接受害人的范围, 应依据两条标准:一是现实利益上受害, 一是机会利益上受害。也即接受扶养的既得权受害和期待权受害。” (6)

在确定机会利益上受害的间接受害人时, 还需要讨论有没有亲属类别和亲疏关系远近的限制。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配偶之间和父母子女之间的扶养关系是绝对的, 而祖孙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关系具有相对性, 不确定性。而在机会利益的间接受害人范围的确定上, 并不是所有具有扶养关系的亲属都可以列入的。

一般而言, 绝对性的扶养关系的亲属列入机会利益的间接受害人是合理的。而且从相互间的年龄和关系来看, 机会利益受害的间接受害人不应包括配偶和子女, 而只应是最亲属, 即父母。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有扶养关系的亲属都 (7) 列入机会利益的间接受害人范围, 则会加重被告人的负担, 也是不公平的。” (8)

摘要：间接受害人范围的确定, 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仍然存在重大争议, 立法上不尽统一, 审判中也是差别巨大。围绕胎儿能否成为扶养损害赔偿的主体, 间接受害人是否应当包括有扶养期待权的权利人等困惑, 笔者从制度完善、利益保障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受害人,胎儿,扶养期待权

参考文献

[1]杨立新著:《侵权法论》 (下册)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第644～655页。

[2]转引自杨立新著:《侵权法论》 (下册)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出版, 第647页。

[3]转引自刘秀梅:“论胎儿权利的法律保护——兼论我国《民法典》应有的立法例”, 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第15卷第4期。

[4]王利明主编:《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第44～45页。

[5]于庆生:“胎儿地位的法哲学思考——以权利之概念分析为基础”, 载《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6年第3期。

[6]邵世星:“间接受害人制度初探“, 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1年第4期。

刍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 篇9

一、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2012年最新修订版中就已经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赔偿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被告人的某些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直接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可以进行附带民事诉讼来要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针对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其中的物质损失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这里的物质损失包含了遭受的实际损失和被告人实际犯罪行为引起的必然损失两种。这种损失通俗的讲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因为对财务的毁坏而带来的物质损失。从2012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司法解释来看,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界定一直都是抽象的解释而没有进行实际的列举。

二、有关立法规定不完善的现状

(一)直接损失是否包括死亡、残疾赔偿金

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规定出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额度。法院的职能在于调解纠纷,正因为没有明确规定出赔偿范围,因此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判决的赔偿范围都是有差异的。有的地方法院判决死亡、残疾赔偿金,而有的法院却没有判决,甚至同一个法院针对于同一种刑事案件而做出的判决都是不同的。这直接造成司法审判不公,直接降低了法院的公信力。立法的不健全、不明确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定刑事案件赔偿中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很多法院法官认为赔偿范围只限于直接损失赔偿,间接损失可不予赔偿。另外,有的法院认为:如果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二者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相同,很容易出现“空判断”状况,死亡赔偿金额和残疾赔偿金额可能达到上百万元。很多刑事被告人生活并不富裕,很难承担如此巨额的赔偿,而有能力赔偿的在刑罚执行后并不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失,造成精神损害赔偿执行难的问题。大量刑事民事案件判决不能有效执行,导致更多的被害人上访,直接增加了治理社会的成本,这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因此,在判决中,绝不能简单地运用民事案件赔偿标准而判决赔偿,这样有失法律的公平性。同时,刑庭的法官他们自身对判决刑事案件有着丰富的经验,但缺少判决民事案件的经验,怎样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使用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去分别判决民事赔偿和刑事赔偿这是一个急需要重点探讨的课题。在2004年,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一次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纳入到物质损失中,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对司法判决中对如何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但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更能体现出司法为民和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精神。基于现代时代的要求,唯有构建起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符合的死亡赔偿金标准才能更加体现出司法公正、为民的精神,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出我国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二)是否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

(1)当前在有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在受到犯罪侵犯后,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就民事行为而单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伤害人承担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并不受理。”基于此,受害人在刑事附带诉讼终结后,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精神赔偿,也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诉讼请求。所以,在当前立法中并不支持精神赔偿。(2)赔偿精神损害的重要性,其他国家法律法规中,都明确规定出受害人可就精神损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被害人不但能够请求伤害人赔偿伤害部分,而且还可以要求其赔偿自身精神损害。以法国为例,在法院判决中充分注重保护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一些杀害被害人案件中,都要求加害人付给被害人直系亲属赔偿金。我国在这类型的案件中,虽然也对加害人惩处,对被害人也进行精神抚慰,但这种精神抚慰和民事侵权金钱赔偿截然不同。精神抚慰是为了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罪犯行为进行追究的一种公权性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民事侵权金钱赔偿是一种私权行为,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社会公益保护等问题。

从性质上而言,民事诉讼中应包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附带刑事诉讼程序提起的民事诉讼。在《民事诉讼法》之中,已规定出受害人能够请求赔偿所遭受的精神损失,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却不能主张的话,很显然在逻辑上有些不通。在精神方面上,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带来的伤害要远远比普通民事侵权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程度更大、更深;如果能在普通民事侵权诉讼中,被害人就民事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在损害程度更深、更大的犯罪行为中,更应该要求赔偿。因此,在刑事案件里被害人要求精神赔偿合情合理。在某些犯罪行为中,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而受害人却得不到精神赔偿,那法律法规的公平正义何在。所以确立起“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势在必行、大势所趋的。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下,在国家逐渐注重人权下,司法解释规定直接否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这一否定受到了社会各界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参考其他国家有关于保护被害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中,再加上在我国社会公众人权意识逐渐提高下,精神损害赔偿定会纳入到刑事诉讼中。

三、健全国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拉近国内刑事诉讼和国际刑事诉讼制度二者的关系,让二者更好的融合,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充分借鉴了其他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经验和做法。在尊重和保护刑事诉讼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但对刑事被害人保护力度略显不足,这一情况的存在,是与刑事诉讼整体发展规律不符的。在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下,而出现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剥夺了被害人的基本人权,但法律法规的健全的今天,如果现行立法继续忽略附带民事诉讼,无论是对于被害人而言,还是对被告人来讲,对他们而言都是不公平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当代,想要实施依法治国,就必须要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到刑事诉讼范围之内。对于我国现代法律法规而言,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被告人缺少偿付能力案件的一系列做法,而以被告人的偿付能力为准,在具体实践中至少有两种做法是不符合规定的,一种是以被告人不具有任何偿付能力为由,而不接受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条件的民事诉讼;另一种是认为被告人没有钱可以赔偿,就不判。在我国新出台的刑事诉讼司法解释规定中,借鉴了其他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经验,规定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可以得到赔偿,但赔偿金额不够的,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受理此案件后,通过调查后发现被告人确实没有任何财产可供赔偿,并且原告也不能提供出切实、有效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财产能够继续赔偿的,应当裁定中止执行。在司法解释中,解释出这种处理方式更能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也符合《宪法》的要求。在1964年,新西兰通过了第一部关于被害人获得精神赔偿损失的法律,之后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家也陆续出台了补偿被害人损失的法律。随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越发科学化、国际化,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这种背景下扩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我国作为一个人权国家,更应该注重保护公民的精神利益以及物质利益,将二者放在同等的重视程度上。注重刑事被害人的利益,为被害人一定的补偿。这既是实施依法治国的前提需要,也是健全现代刑事法律法规的基础。为了能够保证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检查机关等能够正确、有效的处理刑事案件,维护人民法院的严肃性、权威性,需要对审理程序进行规范,明确规定出刑事诉讼中精神赔偿范围和标准,在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同时,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上的做法,进而健全、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指的是伤害者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物质损失,其物质损失应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两种。受害人不能就精神损失赔偿问题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一般也不进行赔偿,但由于犯罪行为而带给被害人遭遇精神痛苦的,可以在人身损害赔偿中,通过提高赔偿金额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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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邬正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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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甄贞,李美蓉.关于我国刑事附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J].法学杂志,2010(02).

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围探析 篇10

1 我国惩罚性损害制度的立法现状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 本法第49条规定了我国最早的惩罚性赔偿条款: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款所说的赔偿又被称为“双倍赔偿”制度, 针对的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给予的额外赔偿。该条的主要目的就是对受到欺诈的消费者的权利予以保护, 对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或者生产者给予惩罚, 从而体现出法律对于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保护和公平对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突破了以往只赔偿实际物质损失的原则, 是我国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表明了惩罚性赔偿在我国民事立法上的开始, 对我国民事责任体系的完善有着特殊的意义。

1.2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7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 , 《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的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 规定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人在6种情形下, 可以要求惩罚性赔偿。

第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1) 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 出卖人又将该房抵押给第三人;2) 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 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 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 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 赔偿损失, 并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第9条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 具有下列情形:1) 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2)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3)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解约的, 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 赔偿损失, 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第14条关于房屋面积误差规定: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约定的, 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

1.3 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这是《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1.4 侵权责任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 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就是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颇具争议的关于产品责任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广泛适用于所有的产品领域, 凡是故意生产、销售存在缺陷的产品, 并且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 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构成要件的, 都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 以惩罚和遏制故意生产、销售缺陷产品侵权行为, 补偿受害人利益, 激励受害人维护自己权益。

2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适用

2.1 环境侵权领域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能够弥补我国现行环境侵权救济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 应当考虑将其引入”。我国现有的环境侵权中的救济制度主要集中在责任认定方面, 而对于责任成立后的损害赔偿的适用仍是以恢复原状为最终目的的补偿性赔偿。从环境保护与救济的实践来看, 这种补偿性赔偿的责任形式在环境侵权救济中已显得捉襟见肘。首先, 在环境侵权责任中, 对故意、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甚至无过失的损害赔偿一视同仁, 将导致排污者无视受害者的利益, 放任甚至故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其次, 在社会现实中, 环境侵权关系中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扭曲了民事侵权利益衡量的标准, 补偿性赔偿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合理有效的;第三, 在我国目前实行补偿性赔偿的情况下, 由于很多环境侵权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具有潜在性和长期性, 因此企业的实际赔偿数额与其造成的损失之间差距悬殊;最后, 任何潜在的加害者都会在预防的成本与承担赔偿责任的成本之间进行衡量并做出选择, 当赔偿额小于企业的治理成本时, 污染企业宁愿赔偿受害者有限的损失也不愿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不但是对受害者的一种鼓舞, 而且使不法行为人的侵权成本大大增加, 从而达到减少侵权行为发生的效果, 最终能实现环境保护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目的。

2.2 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适用

近些年来,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我国十分猖獗, 权利人深受其害, 甚至我国的国际声誉都受到了影响。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侵权行为隐蔽性高, 难以预防;第二, 客体易受侵犯, 特别是网络的兴起为侵犯知识产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 侵权人获利高而权利人损失难以计算。正是上述特征导致一般事后预防的方式难以制止侵权行为, 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合理性。虽然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 但知识产权法中某些条款隐约具备惩罚性赔偿的特征。例如专利法第60条规定:“侵犯专利权利的赔偿数额, 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利益难以确定的, 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上述条款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仍遵循“同质补偿”的原则, 但参考侵权人的侵权所得来确定数额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补偿性赔偿, 已有惩罚性赔偿的味道。因此, 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理论障碍也不大。

2.3 恶意侵犯人身权领域的适用

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一些殴打、辱骂他人的行为, 它对受害人并未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但对受害人的心理造成很大伤害, 并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破坏。对于此类行为无法通过刑事或行政责任来制裁, 受害者只能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救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一般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 造成严重后果的, 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以外, 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该规定, 受害人因恶意侵权行为而受到精神损害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 但前提必须是造成严重后果。但何为“严重后果”, 该解释并未作出规定, 这就给受害人在司法实践中证明自己的受损害严重程度带来困难, 最后往往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金。为此, 笔者认为, 可以在恶意侵犯人身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责任, 即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人身自由、健康或具有感情意义财物的, 法院可以判决加害人支付惩罚性赔偿金。

3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合同法领域的适用

惩罚性赔偿究竟可否适用于合同领域呢?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学说:肯定说, 即认为惩罚性赔偿应适用于合同领域;否定说, 即反对在合同领域中适用惩罚性赔偿;限制说, 即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在合同领域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适用。笔者认为, 考虑到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从鼓励交易的需要出发, 对惩罚性赔偿范围进行适度的限制, 就能够兼顾当前各方面的利益。如果完全排斥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的适用, 则无异于杀鸡取卵。惩罚性赔偿在合同领域应主要适用于下列情形:

3.1 格式合同提供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违约的情形

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往往利用其优越的经济地位和较强的交易实力, 在格式合同中订立许多十分不利于相对人的条款, 例如免责条款、失效条款、法院管辖地条款等, 对合同上的风险以及负担做不合理的分配。

3.2 合同的交易双方力量极不对等的情形

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处于强势地位, 另一方处于弱势地位, 在订立合同时, 弱者方很难在同一地位上与对方谈判, 意思自治已被架空, 一定程度上是由对方认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因为, 如果弱者方不接受强者提供的条款, 其很难购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在此情况下, 强者方如恶意违约, 引起的民愤较大, 突破了人们的容忍范围, 为了有效遏制强者的恣意违约行为, 保护弱者的利益, 应适用惩罚性赔偿予以遏制, 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3.3 合同欺诈的情形

在合同欺诈的情形下, 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首先, 因为欺诈是一种恶性的应受谴责的现实中引起义愤较大的行为, 对其进行制裁和惩罚合情合理, 也能够预防欺诈的发生。其次, 可以充分补偿被欺诈者的损失。再次, 在我国现在商业信用状况和社会信用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 对合同欺诈适用惩罚性赔偿, 有利于淳化和整肃社会风气, 弘扬商业信用和社会信用, 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4 结语

尽管我国已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商品房买卖及产品责任领域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限于立法时间较晚、立法规定较简、适用范围狭小,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在侵权法中将惩罚性赔偿拓展到环境侵权、知识产权侵权及恶意侵犯人身权等领域中, 有限度地适用于合同法领域中, 适当扩大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 对完善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法律制度, 维护我国市场经济交易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崇敏, 等.我国民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新探[J].河北法学, 2004, (2) .

[2]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责任损害赔偿范围 篇11

在判断违约方的可预见范围时，除了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主体、判断时间、预见内容、客观标准等四方面内容外，违约方和守约方的身份、违约方对特别情势的实际了解程度、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守约方支付价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适用时也要引起重视。

〖案情〗

原告：上海欣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辰公司）

被告：李海

被告：阜阳市万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

2012年1月，骏马公司与ALKIRA公司签订订货合同，约定由ALKIRA公司向骏马公司出售某品牌木浆，价格条款为CFR，货物总价为535 000美元。2012年2月28日，骏马公司因该批货物进口，按完税价格人民币

3 375 349元向税务部门缴纳进口增值税人民币573 809.33元。同日，就货物自进口港上海转运至荆州的水路运输，经由骏马公司委托阳阳公司、阳阳公司委托物阳公司、物阳公司委托欣辰公司、欣辰公司经案外人许传禹介绍委托李海，最终由李海实际经营的“皖阜阳货1686”轮承运。2012年3月7日11时30分，“皖阜阳货1686”轮载运涉案木浆沿长江上行至武汉煤炭州水道4号过河标上1 000米附近时，与“荣江019”轮发生碰撞后左舷中部破损进水后沉没。货物沉江全损。

2012年7月21日，骏马公司与阳阳公司就货物损失赔偿达成协议，确认货物直接损失为人民币3 686 903元，其他损失包括海关增值税损失、进口船运及通关费用、进口保险费、紧急调货费用、停产损失、信用证开证费等进口代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 695 190.62元，并约定，货物直接损失部分由骏马公司向保险公司理赔，其他损失部分由阳阳公司按人民币

1 300 000元赔偿了结，从骏马公司应支付的运费中扣除。阳阳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后，骏马公司将对运输船舶的追偿权转让给阳阳公司。2012年8月1日和2日，阳阳公司与物阳公司、物阳公司与欣辰公司分别就其他损失部分达成与前述协议内容基本相同的赔偿协议，最终约定由欣辰公司就涉案货物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一次性赔偿人民币1 300 000元，该款项亦从应支付运费中扣除。在支付上述费用后，欣辰公司有权依据相关证据向事故责任方主张权利。后骏马公司向太保荆州支公司申请理赔，太保荆州支公司全额支付骏马公司保险赔款人民币3 499 719.77元，据原告称，该理赔金额系按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总价532 434.68美元乘以110%，并扣除5%的免赔额计算得出。

另查明，“皖阜阳货1686”轮船舶所有权人为李海。2009年12月31日，李海与万达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协议。双方约定，李海将“皖阜阳货1686”轮挂靠在万达公司名下经营，若发生海损事故及出现货损货差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李海负担。后双方于2010年1月4日将船舶登记经营人变更为万达公司。

原告诉称，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系由被告李海造成，被告李海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因货物直接损失骏马公司已经进行保险理赔，因此主张由两被告连带赔偿其他间接损失包括进口海关增值税、进口的海运费及包干费、信用证开证费等进口代理费用、重新进口调运差价损失及重新进口货物产生的国内陆路运费损失国内陆路运费损失共计人民币1 300 000元。

被告李海辩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原告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损失计算不合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万达公司辩称，万达公司只是“皖阜阳货1686”轮的船舶挂靠单位，不是船舶的经营人，船舶的实际经营人为李海，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货损与被告万达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欣辰公司与被告李海联系并协商后，将涉案货物交由“皖阜阳货1686”轮运输，且被告李海亦实际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原告欣辰公司与被告李海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欣辰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货物损失之外的其他财产损失实际发生，也未能证明被告李海的违约行为与其所主张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该损失为被告李海在订立合同时已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法院对于其要求李海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李海系“皖阜阳货1686”轮的船舶所有人和实际经营人，原告欣辰公司直接与作为船舶实际经营人的李海取得联系、进行协商并最终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时，并不知晓“皖阜阳货1686”轮的挂靠情况及作为挂靠人和登记船舶经营人的万达公司的相关信息。根据运输合同相对性原则，欣辰公司只能要求被告李海承担违约责任。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欣辰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以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及违约行为成立，却未支持损害赔偿为由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海所有涉案船舶因发生事故，致涉案货物受损，违反了其与欣辰公司就运输合同项下的相应合同义务。然欣辰公司主张的损失系李海与之缔约时无法预见，与李海的违约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于2013年10月13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内河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范围认定与可预见规则在损失计算中的司法运用问题。

一、内河运输货物损失范围的认定方法

所谓违约损害赔偿，是指合同一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或根据合同约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偿，通过赔偿达到合同已经履行的状态，即守约方期望通过合同履行而能取得的利益通过赔偿的方法得以实现。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通常指的是合同标的物的实际损失，间接损失一般指的是违约行为造成合同标的物以外的可得利益损失。

内河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不能适用《海商法》的规定，其运输货损赔偿范围认定的主要依据《合同法》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违约损失范围做了原则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百一十二条对货物损失赔偿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或按照合同有关条款、交易习惯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二十一条对于常用的损失约定方式“保价运输”做了规定，货物发生损坏、灭失，承运人应当按照货物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实际价值低于声明价值的，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

分析上述规定，内河运输合同中的货损赔偿数额并非直接以货物的实际损失为确定依据，而是首先遵从当事人对货物赔偿数额的预先约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无法补充约定或根据以往交易惯例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再考虑可得利益，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如果履行，守约当事人基于合同能够享有，而因为对方违约，使其在事实上不能享有的交易收益。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可得利益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因可得利益系未来取得利益，所以在司法认定中应坚持客观确定性，要求这种利益具备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基础和条件，守约方需对其负举证责任。然而并非所有的可得利益都涵盖在损失范围内，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还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内河船舶运输货损赔偿范围的计算路径应依次是：当事人约定损失范围（保价运输）→→货物损失部分价值+其他可得利益→→扣减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守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守约方不当扩大和过失所致损失。

二、可预见原则的适用标准和考量因素

违约方的可预见标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是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对违约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和限制，其预见的主体应是赔偿义务人即违约方；预见时间应是合同缔结之时，合同签订后的披露不应作为推定可预见性的考虑因素；关于预见的内容，则应是受害方所受损害的事项类型，而并不涉及具体损害事项的损失程度；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则应该采用客观标准，即应以正常人在了解缔约时的情况后应该合理预见到的因违约而导致的损害后果予以认定。同时，违约方和守约方的身份、违约方对特别情事的实际了解程度、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守约方支付价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适用可预见规则时要引起重视。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类型

合同双方，特别是违约方的身份表示着他对合同标的物的用途、功能以及相对方适用标的物的了解程度，违约人的专业程度越高、技术水平越好、同相对方的原有关系越密切，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及责任就越有可能在合同的协商中加以考虑。如在买卖合同中，货物供应商违约，给买受方造成的转售利润损失较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合理预见的范围，但如果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则没有义务了解货物的功能、用途，以及收货方需要货物的目的，通常认为收货方的利润损失不属于承运人的合理预见范围。

（二）当事人的告知情况

守约方是否将涉案合同的特别情况告知过违约方，也应是判断可预见性的重要考量因素。合同的相对人只有在事前知晓了特别情况，对违约时该部分利润损失才能有所预见。如果守约方出于某种考量，将极有价值的信息隐藏，在对价不变的情况下，无形中加大了相对方从事交易活动的风险，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应获得该特殊利润的补偿。将涉案合同的特别情事在订立合同之前或之时如实告知相对方，既可避免其谋略行为的产生，同时又促进了这一有价值的信息传递，也不妨碍相对方借势要求提高价格，符合“信息—相应交易条件—违约后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一过程，有利于促进“风险—价格—预防”机制的形成 。所以，在一般情形下，可得利益的损失不用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根据可预见性规则的规定及理论内涵就可以对其认定；而在特殊情形下，守约方应对违约方履行特别情事告知义务，才能认定违约方能够预见到因其违约行为给相对人带来了相关利益损失。本案中，原告称涉案受损的木浆为生产烟卡产品的原材料，白度、灰分含量等各项技术指标远远优于国内同类型阔叶木浆，目前国内无可替代产品，但其并未将这一情况告知承运人李海，因此这一特殊情事造成的损失也就超出了李海的合理预见范围。

（三）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

合同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是影响可预见性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往往能够预见到非违约方按照正常合理方式使用标的物而带来的利润，也能够预见到因为自己的违约行为给非违约方带来的损失。

（四）合同的对价和内容

就像上文提到的，缔约的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对于相关的判断因素一般给予充分的考量，合同对价的多少往往与可预见的风险相关，可以用来考量违约方的预见程度。并且，在很多合同中，双方对于合同标的物的销售方向、用途、市场价格做了明确的列举，在判决时，法官直接依据合同约定的内容认定违约方对守约方依照合同正常履行能够获得的利益是可以预见的，认定了可得利益的损失 。

合同法上的可得利益赔偿范围探究 篇12

损失赔偿债务在民法领域中实物方面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是违约损失赔偿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在实物和理论中应充分重视。根据《合同法》规定可得利益损失应该得到赔偿且应有可预见性。然而该规定过于抽象、不够完善,通过对可得利益相关研究及现状分析,提出了一定的完善意见,为可得利益研究范围的确定提供依据。

(一)相关案例阐述

下文将介绍一个具体的案例,通过梳理案例的思路可以更好地进行实践操作。案例阐述:本案中A公司是原告,B公司是被告。在2003年6月,原告和被告签署了一份广告代理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A公司负责帮助B公司发布有关滕龙汽车的广告。该广告需要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和五套播放90余次,双方确定于7月份播出,在央视一套上播出40次,每次45000人,除20%优惠外支付140万元,在五套播出50次,每次25000人,除20%优惠外支付100元。同月25号,A公司与C公司签订代理合同,委托C公司在7月份于央视一套和五套播放滕龙汽车广告,播放计划和B公司要求的一致,但需要另给A公司25%和24%的价格优惠。根据合同七、八月份别支付八、九月份的广告费用,A公司若违约应支付违约金10万元。7月29日B要求广告播出延期,后来为履行合同。8月29日C公司要求A公司支付尚欠的风险押金62000元。10月15日,原告和被告的合同终止,并要求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

(二)分析提出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单方面终止合同构成违约导致银易造成损失,根据双方约定,银易应获得2%差价利润,同时,B公司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还应支付给银易5.4万元。但对于该判决,B公司表示不服。他们认为之前制定的8月份、9月份的广告播出计划并没有具体规定播放的时间、播放的次数,不能按照七月份相关规定,赔偿差价利润。此外,B公司还认为这次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并不是可预见的。二审法院认为在判断违约方面,能付或者应付预见损害时,需要考虑到违约方的行业经验、合同的性质等众多因素。在此案件中,若是合同未能全部履行,A公司在正常履行条件下可得利益产生损失是可以提前预知的。而且,在本案中,B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价款差价存在问题。鉴于以上因素,二审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判。通过上述的案例判决过程不难发现,在司法实践的过程,法院并不是一定支持可得利益损失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下述几个问题。首先是可得利益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其次,是可得利益赔偿存在的限定条件包括哪些。最后,是可得利益赔偿的计算方式。本文将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范围进行分析和研究,帮助人们理清思路。

二、可得利益概述

(一)可得利益概念解释

所谓的可得利益是指在全面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获得的利益,这里所说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可得利益概念还存在不一样的认识。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概念界定方式不够清楚,应将其称之为所失利益。他们认为可得利益和市场价格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属于获益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两者并无区别,加之“可得利益”,在理论和务实过程中被普遍使用和认可,不应在做更改。

(二)可得利益的性质分析

第一,可得利益是主观权利取得的希望。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是对将来取得的某种权利的期待;其次,可得利益损失还应有一定的确定性,它并不是现实利益或者财产,需要过程去变为现实,但在过程中存在变数;再次,它具有法律承认的地位,在机能上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状态;最后,可得利益还具有明显的财产利益。因此,从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可得利益是一种期待权。

第二,可得利益与期待利益之间的关系分析。期待利益包含债务人依法履行利益和债权人在债务人依约履行合同基础上实现利益增值两个部分。实际上,赔偿履行利益时要求债务人在完成约定义务。因此,可得利益不等同于期待利益,反而是期待利益构成部分。

(三)可得利益的特征分析

其一,具有将来性。

可得利益是将来将要取得并实现的一种财产利益。在通过相对人履行合同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并不是指权利人现在已经拥有的利益,同时可得利益保护当事人应使交易主体考虑违约成本,理性的选择维护交易,这都应给予合同所期待的未来利益之上。

其二,具有相对确定性。

可得利益在实现的过程中存在很大变数,范围上很难确定,实践过程中确定利益时要求相对宽泛。通常在证据基础上法律只要求“通常可能,即之确定”。因此,具有相对确定性。

其三,具有可赔偿性。

根据司法实践的情况和相关《合同法》相关规定,可得利益都应得赔偿。这取决于信誉制度发展和交易安全的需求。法律上赔偿损失包含了受害人实际遭受损失之外,也包含了可得利益的损失。

三、限定可得利益赔偿的范围

(一)可预见规则的限定

可预见规则及合理的意见规则是指由于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造成另一方一定的损失,那么双方就可以就这些损失讨论赔偿问题。但可以赔偿的损失必须是因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可以预见或者应当预见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其适用于签署合同时可得利益损失是应由违约人还是受害人或者两者都应该预见。预见的时间要合理,对于故意违约的行为应体现出制裁性。范围上包含了预见的主体、时间、范围以及判断标准。进行判断时,一般以客观标准进行,具有抽象性。同时,受害人还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在判决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体现出“理性人”的身份,进一步确定对当事人的预见范围内的损害。

(二)告知默认条款和义务对可得利益赔偿范围的影响

告知义务理论方面,双方签订的合同的条款必须要明确,应尽量减少其中的谋略行为,同时还应当及时披露相关的信息。这样,合同双方就可以提前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预防,达到了符合效率原则。然而,谋略行为难以克服。若强制告知将使债权人其他利益将得到损失。在默认条款方面,除了当事人明确规定之外,所有的实体权利和义务都属于默认条款,包含事实上和法律上的默认条款两部分。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默认条款来判断当事人是否可以预见可得利益损失。因此,在确定可得利益赔偿的范围时,告知义务和默认条款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减少规则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范围的影响

(一)减轻损害原则

减轻损害规定对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范围进行一定限制,如果合同中的一方出现违约行为从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时,对方应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合同中的非违约方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损失进行控制,那么应当由非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减轻损失规则主要包含,替代安排、继续履行和停止履行三个方面的具体减损措施。此外,在减损措施方面更应注意其合理性,非违约方在发现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以后应及时、积极主动采取减损措施,则不能消极对待,以获取更多违约赔。对其采取措施的判断标准方面,受害方应避免不可预见的风险。

(二)过失抵消规则

所谓的过失抵消规则是指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违约方出现违约行为,但非违约方也存在过错,那么应当减轻或者免除违约方的赔偿责任。违约方的损失赔偿责任不能以过错为前提,即使在没有过错责任状态下,如果非违约方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过错也应适当减免违约方的赔偿责任。过失抵消规则的使用条件如下所述。第一,非违约方因对方的违约行为受到了直接的损失;第二,签订合同的双方都存在过错,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失,但在违约方违约的过程中非违约方没有采取相应的减损措施,造成了违约方损失扩大;第三,签订合同的双方都存在过错,而且双方的过错和损失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双方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三)损益抵消规则

损益抵消即损害和权益相互抵消。当非违约方由于同一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获得收益时,扣除了相关利益,确定了损失赔偿的范围。损益抵消规则,在司法和理论的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但在使用损益抵消规则时应具有一定的前提要件。第一,违约方的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了损失;第二,非违约方由于违约行为获得了一定收益;第三,损失和权益都是由于同一违约行为造成的,双方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可扣除利益的类型方面主要包含节省利益、保险金、标的物损毁残值三种类型。

五、可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生产利润损失

生产利润损失时指卖方没能及时按照在原材料、生产设备等方面双方签署的买卖合同交货,造成了买方耽搁而造成了一定的生产利润损失。该种损失属于可得利益损失,在非违约方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一方面,违约方可以预见生产利润,而非违约方购买标的物的目的是用于生产;另一方面,非违约方要对可得利益进行证明,合理既可。

(二)转售利润损失

转售利润损失时需要签署买进合同和转售合同。原告扮演中间商的角色,合同条款价格和相关费用的差值就是可得利益。在进行可得利益认定时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果在违约前,原告没有签订相应的转售协议,在确定可得利益价值时需要参考相应的市场价格,同时还应证明该种认定方式的合法性。

(三)经营利润损失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可知,如果在履行承包经营合同、租赁经营合同、劳务报酬合同时,合同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可以称之为经营利润损失。

六、可得利益赔偿的规定及完善对策

(一)可得利益赔偿的相关规定

在《合同法》中对“可得利益赔偿”进行了规定,可为可得利益的认定、举证、相关计算提供依据。如在《合同法》中明确表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果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不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合同,对对方造成了一定损失赔偿额度大约等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可得利益。《合同法》中的这一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我国可得利益赔偿规定的完善

第一,完善其可遇见规则。具体来说,完善可预见性规则时应当排除欺诈或者故意场合。如预见时,应当三思而后行,这将有利于扼制有利行为。

第二,确定过失抵消规则和损益抵消规则。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由于过失抵消规则存在范围不明确的问题,从而影响了该规则的运用。因此,必须要对过失抵消规则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的规定,充分发挥该规则的实用价值。

第三,完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举证责任和标准。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原告需要举证,提供相应的证据。但由于举证困难,会使得原告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因此,应降低原告在举证方面的标准。原告只要尽力提供证据,并保证证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可。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可得利益损失赔偿是损失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很多国家的法规中都具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具有许多这方面的诉求,而相关规定却过于抽象、缺乏细化,在实施时也存在许多障碍。本文围绕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范围和思路的研究对其限定因素、完善方式等提供了一些意见。期待在法规方面能够更加完善、务实,在操作中取得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要：损失赔偿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同法中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这在各个国家法律中都有明文规定。我国在《合同法》113条确认了有关司法解释,但相关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且比较抽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本文围绕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展开相关研究,以达到理清思路,提升可得利益损失赔偿的操作性的目的。

关键词：可预见规则,可得利益,过失抵消,降低损害规则,损失抵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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