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赔偿责任（精选8篇）

侵权赔偿责任 篇1

公交车上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引用 2009-06-10 0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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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突然启动乘客摔伤 公交公司全赔

一日，王小姐出门去徐家汇办点事，刚到公交站台，就听见公交车售票员在喊：“徐家汇，徐家汇，快点上车了，马上走了。”王小姐一听，小跑几步登上了公交车。但就在王小姐上车的一刹那，该公交车突然起动，全车人瞬时后倾，王小姐更是人未站稳，整个人被重重地摔在座位边上。后经医院检查，王小姐左臂为轻微骨折。事后，王小姐向公交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公交公司只愿意赔偿部分，认为王小姐自身未拉好扶手也有一定的原因。后王小姐诉至法院，最终法院依法判令公交公司承担王小姐全部医疗费用及相关费用。【评析】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此案例中，王小姐与公交公司属于客运合同关系，因而客运公司在客运中依法负有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责任。司机在乘客上车未站稳之际，急速启动，对王小姐的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该司机是职务行为，故法院判决由公交公司承担王小姐的全部损失。案例二

因第三方肇事受伤 公交先行赔偿

张阿姨一日坐公交车外出购物，本来心情很畅快，不料车经某一闹市路口时，张阿姨乘坐的公交车与对面的失控小货车相撞，张阿姨顿时整个人被弹出座位，头也被撞破了。后交警作出事故认定，小货车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小货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阿姨去医院作了检查，虽无大碍，但也花去了2000多元医疗费，于是张阿姨向公交公司索赔，但公交公司依据交警事故认定，拒绝支付张阿姨医疗费用。张阿姨无奈，一纸诉状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后法院支持了张阿姨的诉讼请求。【评析】

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过程中发生乘客伤亡的，除能够证明是伤亡人员故意或者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以外，城市公共汽电车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合同法》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有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同时，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要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论客运公司主观上有无过错，旅客均有权向其请求损害赔偿。

张阿姨与公交公司之间已存在有效客运合同，公交公司应当确保张阿姨旅途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至于是否是由于第三者造成公交公司违约则不是免责理由。因而，从合同相对性、合同之诉分析，公交公司在无法定免责事由情况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应赔偿张阿姨的医疗及相关费用。当然，公交公司在先行赔付后，可再向小货车车主主张权利。案例三

急刹车致乘客物损 承运人须担责

李先生买了台新电脑，兴高采烈地坐上公交车回家。由于道路比较通畅，公交车开得很快。在途经一十字路口时，正好遇到红灯，由于车速过快，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后，李先生本人只是向前冲了一下，但他的新电脑却摔在车内走道上。后经鉴定，电脑显示器已损坏。李先生在向公交公司索赔未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令公交公司赔偿李先生的损失。【评析】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三条，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该案例中，公交司机由于应当知道红绿灯口要缓行而未予以重视，因而紧急刹车使得李先生的电脑摔坏，司机存在主观过错。

根据法律规定，公交公司不得以李先生没有尽到好好看护自己财物为由拒绝赔偿，只要承运人即公交公司司机有过错的，就应当承担李先生物品损坏的责任。追究公交部门违约责任更易于维权

客运合同往往会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是指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侵犯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时，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事先又存在一种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它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因而，受损当事人可以要求加害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选择侵权责任，但是只能两者选其一。

两种责任主要区别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是：

1、归责原则的区别。前者主要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特殊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2、举证责任大小不同。前者只要证明合同、违约事实存在即可；后者要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

3、责任构成不同。

前者是只要违约虽无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后者中损害事实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损害事实便无责任。

4、责任范围不同。前者的赔偿责任主要是财产损失，采用补偿原则；而后者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赔偿等，采用惩罚原则；

5、诉讼管辖不同，前者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或依协议约定法院管辖；而后者则由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6、诉讼时效不同。前者适用普通时效，一般为二年；而后者按法律特殊规定，如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年。

乘客在公交车上受伤害可向公交公司索赔

田海军

【摘要】：正 2003年9月的一天.李明乘坐公交车回家,途中上下乘客时,有两个人突然冲上来用菜刀逼着李明交出钱来,李明不从,他们便在其身上乱砍,后下车逃跑。司机见状立即拨打120和110,并积极协助抢救、保护现场、反映情况等。因行凶者逃逸,李明只有起诉公交公司,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地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公交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明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判决公交公司赔偿李明被砍伤所花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评析】乘客在公交车上受到第三人的不法侵害造成人身伤亡,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承担责任的基础到底是违约还是侵权?从我国民事法律角度而言,民事责任以民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义务的违反,就没有责任的承担。违反了合同义务,则承担合同责任。我国合同法第290条规定,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是安全及时地将旅客送达约定地点。本案中,李明与承运人建立客运合同关系后,承运人就负有将李明安全及时送达目的地的义

【关键词】： 公交公司 承运人 公交车 不法侵害 我国合同法 违约责任 乘客 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责任 承担责任

【分类号】：D920.5 【正文快照】：

2003年9月的一天,李明乘坐公交车回家,途中上下乘客时,有两个人突然冲上来用菜刀逼着李明交出钱来,李明不从,他们便在其身上乱砍,后下车逃跑。司机见状立即拨打120和lro,并积极协助抢救、保护现场、反映情况等。因行凶者逃逸,李明只有起诉公交公司,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公交车纠纷”怎样解决

文章来源：中顾网作者：佚名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6-3 9:54:45 推荐阅读：

“公交车纠纷”怎样解决

公交车上发生意外伤害后维权并不难，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维权途径。

案例一

突然启动乘客摔伤 公交公司全赔

一日，王小姐出门去徐家汇办点事，刚到公交站台，就听见公交车售票员在喊：“徐家汇，徐家汇，快点上车了，马上走了。”王小姐一听，小跑几步登上了公交车。但就在王小姐上车的一刹那，该公交车突然起动，全车人瞬时后倾，王小姐更是人未站稳，整个人被重重地摔在座位边上。后经医院检查，王小姐左臂为轻微骨折。事后，王小姐向公交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公交公司只愿意赔偿部分，认为王小姐自身未拉好扶手也有一定的原因。后王小姐诉至法院，最终法院依法判令公交公司承担王小姐全部医疗费用及相关费用。

【评析】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第三百零二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除非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此案例中，王小姐与公交公司属于客运合同关系，因而客运公司在客运中依法负有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责任。司机在乘客上车未站稳之际，急速启动，对王小姐的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该司机是职务行为，故法院判决由公交公司承担王小姐的全部损失。

案例二

因第三方肇事受伤 公交先行赔偿

张阿姨一日坐公交车外出购物，本来心情很畅快，不料车经某一闹市路口时，张阿姨乘坐的公交车与对面的失控小货车相撞，张阿姨顿时整个人被弹出座位，头也被撞破了。

后交警作出事故认定，小货车严重超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由小货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阿姨去医院作了检查，虽无大碍，但也花去了2000多元医疗费，于是张阿姨向公交公司索赔，但公交公司依据交警事故认定，拒绝支付张阿姨医疗费用。张阿姨无奈，一纸诉状将公交公司告上法庭，后法院支持了张阿姨的诉讼请求。

【评析】 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过程中发生乘客伤亡的，除能够证明是伤亡人员故意或者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以外，城市公共汽电车经营者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合同法》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有确保乘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同时，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要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论客运公司主观上有无过错，旅客均有权向其请求损害赔偿。

张阿姨与公交公司之间已存在有效客运合同，公交公司应当确保张阿姨旅途中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至于是否是由于第三者造成公交公司违约则不是免责理由。因而，从合同相对性、合同之诉分析，公交公司在无法定免责事由情况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应赔偿张阿姨的医疗及相关费用。当然，公交公司在先行赔付后，可再向小货车车主主张权利。

案例三

急刹车致乘客物损 承运人须担责

李先生买了台新电脑，兴高采烈地坐上公交车回家。由于道路比较通畅，公交车开得很快。

在途经一十字路口时，正好遇到红灯，由于车速过快，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后，李先生本人只是向前冲了一下，但他的新电脑却摔在车内走道上。后经鉴定，电脑显示器已损坏。

李先生在向公交公司索赔未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令公交公司赔偿李先生的损失。

【评析】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三条，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该案例中，公交司机由于应当知道红绿灯口要缓行而未予以重视，因而紧急刹车使得李先生的电脑摔坏，司机存在主观过错。

根据法律规定，公交公司不得以李先生没有尽到好好看护自己财物为由拒绝赔偿，只要承运人即公交公司司机有过错的，就应当承担李先生物品损坏的责任。追究公交部门违约责任更易于维权

客运合同往往会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是指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实施侵犯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时，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事先又存在一种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依照其它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因而，受损当事人可以要求加害人承担违约责任，也可以选择侵权责任，但是只能两者选其一。

两种责任主要区别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是：

1、归责原则的区别。前者主要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特殊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2、举证责任大小不同。前者只要证明合同、违约事实存在即可;后者要证明加害人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

3、责任构成不同。

前者是只要违约虽无损害也要承担责任;后者中损害事实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损害事实便无责任。

4、责任范围不同。前者的赔偿责任主要是财产损失，采用补偿原则;而后者还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赔偿等，采用惩罚原则;

5、诉讼管辖不同，前者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或依协议约定法院管辖;而后者则由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6、诉讼时效不同。前者适用普通时效，一般为二年;而后者按法律特殊规定，如侵权行为所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年。

合同之诉举证容易

乘客在公交车上受伤时，提起合同之诉的益处在于，只须列一个被告(公交公司)，免去查明其它被告主体资格的麻烦;举证上只要有初步证据(车票、受伤、受损事实材料)，而其它证明责任由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由一个被告承担，免去多个被告分担责任而产生的利益风险。但是，提起合同之诉缺点在于合同之诉本质在于补偿性质，合同之诉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等诉求不会得到法院支持。

侵权需受害人举证

若提起侵权之诉，益处在于请求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实际的物质损失，还可以包括精神损害的赔偿以及相应间接损失(如因受伤延误工作的损失)等。但在侵权之诉中，侵权行为人通常不负举证责任，受害人必须就其主张举证，要证明加害人的过错程度，有第三人共同侵权的要证明第三人的责任及大小等;并且在最终赔偿数额上，法院要综合当事人过错程度及责任大小，从而判令各方当事人分别应承担的各自赔偿数额，给当事人最终完全获得赔偿数额带来麻烦;最后，提起精神损害的诉求完全被法院支持也存在风险。

指南

发生意外伤害

如何寻求赔偿

保留证据立即求助

意外伤害发生后，受害乘客应立即告知驾驶员，及时请求救助。并尽可能记好公交车车号及驾驶

员驾驶号，以及事故发生的情况。如有可能，请同车乘客留联系方式，以便作证。

妥善保留车票、现场目击人的证言、医疗诊断证明和检查治疗费用单据等证明材料。车票是证明旅客与客运公司和铁路运输企业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的有效证据。医疗诊断证明是证实旅客是否受到伤害及损伤程度的必要证据，而检查治疗费用单据则是确定索赔数额的有力证据。

协商解决赔偿问题

关于赔偿问题，受伤乘客可以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与客运公司协商处理，尽量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样既能节省时间、精力和财力，还能避免不必要的诉累。

明确被告诉讼维权

在协商不成或者一方不愿协商解决的情况下，乘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维权。起诉时需注意两个问题：

明确被告。首先应明确，公交司机不宜将其列为被告，因为其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代表是公司的行为，所以，被告一般为公交公司。其次，在有第三者混合侵权情况下，必须要考虑清楚是作为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如是提起违约之诉，则应当仅以公交公司为被告，因为乘客只是与公交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若提起侵权之诉，可以将公交公司与第三人共同列为被告。

明确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上述规定，乘客可结合自身受伤害情况提出索赔请求。

既然是按照合同法来起诉的，属于合同的违约责任，公交车与乘客之间形成了乘客运输的合同关系，由于公交车未能履行安全送达目的地的合同义务，应当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为赔偿损失，由于未能履行乘客人身安全的义务，给乘客造成了人身损害，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适用最高法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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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赔偿责任 篇2

一、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1. 无过错责任。

从环境污染赔偿诉讼来看, 除少数事故性污染外, 绝大多数污染损害都不是出于污染者的过错, 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查清和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 最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及环境的恢复, 而不是考虑污染者主观上有无故意和过失。再者, 企业的经营和获利是建立在污染环境和使他人受损的基础之上的。环境污染赔偿诉讼要考虑加害人和受害人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 考虑当事人所具有的负担及分散损害的能力的差异, 采取损害分散或者损害分配理论, 由拥有分散风险的能力的加害人承担事故造成的损失, 再由加害人通过将该损失加入到产品的价格中, 或者通过责任保险将损失分散掉更符合分配正义。因此, 不论加害者有无过错, 由其赔偿受害人的损失, 满足了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功能需求, 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快捷、合理、公正的补偿。

2. 不以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

我国环境保护具有的行政主导性质, 以是否拥有并依照排污许可证排污作为判断行政违法的一个要件。但在许多情况下, 污染危害的发生通常是在污染源集中地区, 企业在正常生产并符合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情况下, 但污染物总量超过环境容量而造成污染危害。环境法为了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 将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类特殊侵权行为加以规定, 注重强调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 强调环境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前提, 而是以侵权损害的客观性作为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要件。因此, 排污企业不能以达标排放作为阻却违法事由, 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只要从事了致人损害的行为并发生了危害后果, 就要承担民事责任。

3. 因果关系推定。

环境侵权具有间接性、潜伏性、复杂性, 致使因果关系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此时如果再坚持严密科学的因果关系证明, 很可能陷入科学争论和裁判难决的泥沼中, 受害人势必会因证明的困难而得不到救济, 环境的质量损害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补偿。为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立法试图突破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 建立新的符合环境侵权损害特点的因果关系的判定方法, 即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原告只需提出排污行为和受到损害的事实证据, 改为由被告对其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举证, 如果被告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 就推定因果关系存在。

二、补偿形式

通过损害赔偿方式填补受害人损失以救济受害人是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通常情况下, 因实施环境侵权行为致使环境受害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遭受损害时, 环境侵权法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填补受害人因此而遭受到的损害, 使受害人在财产上迅速得到填补, 并因财产上的填补而最终获得救济。

良好的环境质量不仅是社区生活质量的前提, 也是保持区域生态状态的基础。在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场合, 加害人还应该对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改造, 恢复环境原有质量或者达到符合功能标准的质量状态, 从而实现环境再生。因此, 加害人承担“恢复原状”等责任, 将环境恢复到原有或符合功能标准的状态, 是填补受害人损失的必要措施。例如,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 应当排除危害, 依法赔偿损失, 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

三、惩罚性赔偿

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 0 8条将惩罚性损害赔偿所下的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 为惩罚极端无理行为之人, 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损害赔偿之金额时, 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在实践中, 承担惩罚性赔偿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加害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二是客观上存在损害的结果。在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 受害人与加害人经济实力显著不平等, 加之诉讼成本高昂、诉讼风险过大等原因, 受害人往往无法通过法律程序获得及时、充分救济;环境质量下降、精神损害、人身损害的确切数额往往难以用金钱衡量, 而且有时也是难以证明的, 这也给受害人获得足额补偿增加难度, 甚至可能出现受害人寻求救济时入不敷出的情况。适用惩罚性赔偿, 不仅使补偿数额“充分、足额”, 而且受害人提起诉讼之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可以通过惩罚性赔偿才能获得补救, 以抵消诉讼成本的巨大压力, 实为推动受害人寻求救济的一针强心剂。

可见, 惩罚性损害赔偿并不是独立的请求权, 而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损害赔偿。一方面, 只有符合补偿性赔偿的构成要件, 才能请求惩罚性赔偿, 另一方面, 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应“保持一种比例关系”。由此可见, 惩罚性赔偿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真正实现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 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首要功能仍然是补偿。

四、社会救济制度

侵权赔偿责任 篇3

1月8日，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国际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与《中国知识产权》杂志联合举办了“中国、美国及欧盟商标在先使用权及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责任”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国内知名知识产权法官、商标局官员、学者以及来自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德国、美国、北京、上海及香港等地域的资深合伙人、高级律师，各方围绕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商标侵权赔偿责任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展开了比较法上的讨论。

商标在先使用权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审查协作中心的原琪副主任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张今教授分别对中国的商标在先使用权问题进行了演讲。原琪副主任表示，我国商标法实行注册制，2001年《商标法》对未注册商标仅在特定情况下予以保护，如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禁止恶意抢注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打击了不断增加的“抢注”行为，但对于商标注册成功后注册人能否要求该商标在先使用人停止使用或者损害赔偿却未置可否。新《商标法》确立的商标在先使用权制度是商标注册原则的一种例外，是不侵权的抗辩事由而不等同于注册商标权，其立法目的和意义在于弥补申请在先和注册制的不足，保护因在先使用而产生识别作用的商标，平衡在后商标注册人和在先商标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关于在先使用的商标必须“有一定影响”，原琪副主任表示，商标在先使用权产生的基础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后产生了商标的识别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使用在先但不具有一定影响，将会对注册制度造成根本冲击；张今教授认为，“有一定影响”是商标先用权成立的核心要件，对其认定可参考驰名商标的认定因素，但应低于驰名商标的知名度认定标准。关于目前争议颇多的在“原使用范围内”使用的问题，根据二位嘉宾的理解，可以从使用人、使用的商标、商品或服务的范围以及地域范围进行考虑和界定。其中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应仅仅局限于在先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得擅自扩大至其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而关于地域范围，鉴于现实中的情况纷繁复杂，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应在个案中对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区别对待。二位嘉宾还认为，根据《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和精神，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保护的在先使用应当是善意的使用。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美国北维州合伙人Timothy J. Lyden先生介绍了美国商标法的商标使用问题。在美国，使用是商标权的基础。一个尚未获得联邦注册的商标可以仅仅通过使用获得普通法（Common law）上的商标权，但该权利局限于该商标使用地域以及所使用的相关商品或服务范围，该权利可用以禁止其他注册人使用该商标、对他人的申请提出异议以及撤销他人对该商标的联邦注册。使用人可以对其已经使用的商标进行联邦注册，以进一步在全美国范围内获得联邦商标法保护。美国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对“使用”的定义是“use in commerce”（商业上的使用），其意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善意的在正常的交易活动中的实际使用，且非仅仅为了保留一项商标权利而进行的使用。而对于尚未使用的商标，所有人可以“意图使用”（intent to use）为基础进行申请和注册，以获得自申请日起对该商标的优先权，但商标注册证仅仅是注册人商标权的初步证据。Timothy J. Lyden先生指出，鉴于“使用”在美国商标申请中非常关键，在申请中应当谨慎签署“使用声明”，不实的“使用声明”对商标申请和注册是致命的。并且，Timothy J. Lyden先生建议企业在美国进行商标申请前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商标检索，包括该商标在美国的州注册和联邦注册情况，以及普通法上的使用情况。

商标侵权赔偿责任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德国汉堡合伙人Morten Petersenn博士介绍了德国商标法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并分享了相关案例。据他介绍，在德国现行商标法上，侵权赔偿责任应满足以下前提条件（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一是商标保护尚有效；二是侵权人的使用未经商标权利人授权；三是权利人所受到的损害系由侵权人的使用造成，此外还要求侵权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法律支持的赔偿金额一般不超过侵权人从侵权商品中所获得的利润。关于被侵权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德国商标法规定权利人享有五年的宽限期，在该期间，即使权利人未实际使用其注册商标，亦享有请求侵权赔偿的权利，而五年宽限期满后，权利人应当在侵权诉讼中提供商标使用证据，若未能提供，其请求将不会被支持。而赔偿金额的计算与中国的情况相似。

关于美国商标侵权赔偿责任，据Timothy J. Lyden先生介绍，美国商标法的侵权赔偿责任规定旨在，以公平原则为基础，补偿商标所有人因侵权所遭受的损害或失去的利益，法院在确定赔偿责任时会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的获利、原告因侵权的实际商业损失、原告自身的利益损失、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以及侵权人的主观意识情况等。关于“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就商标侵权案件而言，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并无直接规定，不过法院在裁判时可根据案情适当提高或减低赔偿额，而在一些仅涉及地方（州）的商标侵权案件中惩罚性赔偿可能适用；而针对故意的商标假冒，联邦商标法（the Lanham Act）规定法院应当判决三倍于被告的获利或原告的损失两者中较高的金额，并支持合理的律师费。法定赔偿仅适用于假冒案件，在假冒行为系故意的情形下可主张的法定赔偿金额高达USD 2，000，000。此外，美国商标法一方面要求权利人应主动标示自己的商标已注册（如标记?）以便让他人知晓，另一方面亦给予侵权人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而不应以不知为由进行抗辩。

本次研讨会对我国新《商标法》中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进行了讨论。嘉宾们认为，与美国、德国商标法的规定相似，填平原则仍是我国商标侵权赔偿责任的基础，新《商标法》的规定加大了对商标的保护力度和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有人强调，在确定侵权成立以及赔偿责任范围时要把握好“因果关系”，同时有必要考虑商标注册人是否是善意的权利人。关于一些规定的具体适用，业界仍期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以及更多的案例。

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是一家世界性法律事务所，就涉及国内外复杂的法律和商业问题的广泛业务向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实体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目前该所在亚洲、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拥有40多家分所或办事处，2800多名律师。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是大中华区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之一，在香港、北京和上海设有代表处，共有30余名合伙人和140余名律师，提供广泛的法律服务，其是首批获得在北京及北京以外地区执业许可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之一。霍金路伟（Hogan Lovells）在亚洲、欧洲及美国等地共拥有近400位致力于知识产权业务的专业人士，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服务领域包括商标及域名、品牌保护、专利、著作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及保密技术诀窍、知识产权诉讼及仲裁、战略咨询及组合管理、知识产权交易、技术合同及外包、数据保护及隐私等。

侵权赔偿协议书 篇4

甲方：XXX（你女朋友的名字）

乙方：XX美容院

乙方去年9月份打出广告说可以免费做一次皮肤护理，甲方就去做了，在经过乙方的护理之后，甲方的鼻子上毛孔就变大了，而且鼻子还很不舒服，由于甲方当时也忙，没空管这个，想着慢慢调理调理就能恢复，但是现在一年过去了，甲方鼻子上的毛孔越来越大，黑头越来越多，越来越不舒服，经过和乙方负责人交涉，乙方给了甲方一点修复的产品，说先试一下，试了之后甲方过敏了，脸很痒，乙方严重侵犯了甲方的健康权，给甲方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严重影响了甲方的正常生活，现经甲乙双方协调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乙方同意承担甲方在医院进行检查的各项费用；

2、乙方同意将甲方的面部损害进行修复，并且承担修复的所需费用；

3、若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不履行本协议第1条和第2条的承诺，甲方享有追究乙方全部侵权责任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将直接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至司法机关处理，或者甲方直接通过司法机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若乙方不按本协议书规定，甲方可以将依法解决；

5、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各执壹份。

甲方签章：乙方签章：

侵权赔偿责任 篇5

摘 要：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民事损害赔偿是其中主要的民事救济手段，文章研究了环境侵权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范围、方式等问题及国外的立法实践，探讨完善并构筑我国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

关键词：环境损害 环境损害赔偿

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保护的法律制裁体系中包含有行政制裁手段、民事制裁手段和刑事制裁手段，三种制裁手段一起统一发挥着保护该法律制度的职能，其中赔偿损失是环境侵权里主要的民事救济方式。根据日本民法第722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在当事人之间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通常是采取金钱赔偿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方式固然有其消极性，但当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造成了物质损失而不能恢复原状或者不能返还原物时，致害者可用自己的财产赔偿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和某些精神伤害;另一方面，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往往具有公共性和有用性，若采取排除侵害的民事救济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

一、环境损害的问题

环境侵权行为的成立并不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要件，只要经过科学上的判断，确定其事实上具有造成损害的危险盖然性即可。[1]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则以实际的损害结果为其必要条件，因为有损害就有赔偿，损害的发生是赔偿的前提。

环境损害的概念在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环境污染”，有的称为“社会损耗”;各国亦无统一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沿袭了“妨害行为”的概念，大陆法系的德国采用“干扰侵害”，法国则采用“近邻妨害”的概念。[2]但不可否认的是，损害赔偿的前提是环境损害事实的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在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请求法律救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的行为或事件不会引起侵权民事责任的发生。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损害这个概念比较合适，一般是指受害人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人身、财产等损害后果。根据不同标准，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等。

环境污染的直接损失是指受环境污染危害而导致法律所保护的现有财产的减少或者丧失的实际价值，即实际损失;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是由直接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也即在正常条件下可以得到，但因环境污染危害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合法收入，也称可得利益损失。如渔民养殖的鱼虾因污染导致的死亡，这属于直接损失，而由污染导致的鱼苗死亡不能获得成鱼的收入就属于间接损失。环境污染的物质损失是指受害人因受环境污染危害所导致的财产上的损失;精神损害在民法中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人格伤害，在环境法中则指因污染导致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损害。[3]

二、损害赔偿制度的地位

在民事制裁体系中，损害赔偿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法通则》134条规定了10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而损害赔偿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裁方式。侵权行为大都会造成损害，因而在环境侵权诉讼中，损害赔偿的实用性最强用以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

第二，损害赔偿兼具恢复权利性和惩罚性的功能。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在于给受害人所受损害赔偿以保护个人的民事权利，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是针对加害人而言的，这种惩罚性与行政和刑事制裁方式的惩罚性有不同但是相辅相成。损害赔偿可以使受害人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填补自己的利益损失，而行政方式如征收排污费或是刑事上的严厉制裁不能对受害者的损失完全补偿。因此，只有把几种手段结合起来，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受害人的损失必须由加害人赔偿。

三、损害赔偿的方式

(一)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赔偿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的：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据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主要是针对污染危害的直接致害人而言，并且往往是责任主体相对确定的情况下的方式。由于传统的民事赔偿制度存在着种种局限，如救济的滞后性，诉讼时效的有限性等，其对受害者的利益补偿作用也是有限的，有必要引入其他方式进行利益的填补。

(二)民事赔偿的利益填补方式

环境侵权的原因往往具有社会正当性、合法性、价值性、公益性，而环境侵权造成的损失往往受害人众多，损失严重，这就不仅仅是个别侵权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的私益赔偿，而是具有了浓郁的社会化色彩。因此论及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学基础，须从社会法理着眼，而不能专注于传统的个人主义法理。此外，在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范围广，赔偿金额高，加害人因支付高昂的赔偿费导致经营受损或受害人实际所得的赔偿金额少于实际损失的事例并不鲜见，有鉴于此，各国从兼顾公平效率原则出发建立了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如资金保证制度，主要包括责任保险以及基金制度等。

1. 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4]这一制度反映了损失分摊的思想，最基本的特征是当被保险人依法要向第三人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到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时，由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通过该制度的运作，原本要由被保险人个人独自承担的赔偿责任经由保险公司的中介变为由全体投保人共同负担。

在环境侵权理论中广泛实行无过错责任制，不问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有权请求加害人给付一定的财产以填补其所受的不利益，加害人也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的相继出现和发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进步，由此带来的公害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已经危急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这种环境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但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此时若引入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一矛盾，将风险分散到每一个投保人。

责任保险扩大了侵权责任的范围和领域，在责任保险中涉及三方面的法律关系，即投保人与保险公司的契约关系，投保人与受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保险人与受害人的赔偿关系，从而将侵权责任引入合同关系，扩大了自身的范围。侵权责任正是在这种债责并存、债责交叉的情况下充分实现其功能从单纯的转移损失到多方的分散损失，这也是

侵权行为法的进步。[5]

国外的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根据《环境损害赔偿法》，为赔偿某些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机构应当按照批准的条件制定保险政策(环境损害保险)。依本法或依本法发布的命令从事需要许可证和需审批的活动的人，应当按照政府或政府指定机构制定的价目表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金。该保险金应当按照有关历法年度缴纳。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了：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环境损害保险对《环境损害赔偿法》规定的下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提供赔偿：1.依《损害赔偿法》有权获得赔偿但又不能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已丧失损害赔偿权的;2.难以确定伤害和损失责任人的。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的保险公司在70年代还有将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臭气、振动、辐射等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排除在承保范围之外的条款，直到1977年以后才由外国的保险公司和法国的保险公司组成的保险联营以特别责任保险单承保的污染事故等，但其限制条件极为严格，而且保险公司对承保此类非突发性事故并不热心。因此作为环境侵权损害责任保险的对象较为有限，在环境保护水平不高的场合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6]

责任保险目前包括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个人责任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由于环境损害后果在生产过程中往往具有必然发生的特点，一般被排斥在保险范围外，所以很多国家采取了强制的责任保险制度。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应借鉴相似国情的亚洲国家的责任保险市场的开发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从投保方式与范围、保险费率、污染损害赔偿的确定、承保机构的特别融资功能、保险公司的选定等方面，完善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走出一条新路来。这需要国家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引导和培植国民维护自己合法环境权益的索赔意识;在市场开发初期，政府应当对社会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以一定的优惠政策，如对所开展的新型险种以适当的保护期及一定的启动支持和行政引导，必要的经费等，来提高保险人开发新型险种的积极性。

2. 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7]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以保护损害赔偿能迅速、确实、妥善的落实，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8]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建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国际基金的国际立法主要是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这是国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中第一个完整的赔偿基金公约。美国的《超级基金法》也规定所有经营危险物质的船舶或设施的所有人或营运人必须建立并保持包括保险、担保、担保债券、信用证或合格的自我保证在内的“财政担保措施”，其中即包括对自然资源所受损害(包括自然资源损失的评估费用)的赔偿。[9]

至于基金的发放问题，应该设立固定的公益性基金的机构，同时为提高利用率，可以在总的基金机构下，根据地理、历史、经济等因素设立分区机构。

此外，笔者认为生态建设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投资，也不能简单地依赖个别地方、个别组织的环保行动，而要积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应该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如发行环境债券或是环保彩票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积聚在一起投入到有益的环保事业中去。尤其是彩票市场，社会上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和足球彩票的发行推动了福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乐于投资于此，而有关部门也因此筹集了大量的社会资金。若发行环保彩票，可以将筹集到的资金一部分以奖金形式返还给彩民，扣除发行费用，余下的作为环境保护资金，由专门的基金会管理使用，作为紧急状态下的财政援助以及防治污染研究的费用等，并可以作为基金的重要来源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充分全面的补救。这样一来，发行环保彩票无需国家投资，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还有利于可持续治理国家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还增强了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凝聚了环保力量，甚至对国家就业安置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国家赔偿

对于国家赔偿究竟是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问题，专家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国家赔偿应该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因为既然是“赔偿”，就是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若非平等的民事主体就谈不上赔偿的问题，所以其基本性质还是民事赔偿，应当在民法典中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并在环境法中有所体现。一方面，环境污染也是对公共利益的侵犯，环境的长久性污染，弱小的团体和个人难以承担诉讼;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致人损害以及司法行为致人损害。至于行政机关不作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现在的《国家赔偿法》和《民法通则》都没有规定这种不作为的侵权。有的专家主张现在不要规定。例如政府机关怠于行使权利，损失的是什么，怎样认定，都不好界定。主张规定这项侵权责任的专家认为，怠于行使职务而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也是侵权行为。对于环境侵权的国家赔偿，如行政机关改变或拆除公共工程、公共设施，从而对相邻地造成侵害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那就要适用民法上的有关规定。法国行政法院判决行政机关每年提供给付赔偿金以代替相当的损害赔偿，从而间接要求行政机关终止环境损害。此外，日本在《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中规定，对于因国有建筑物所造成的危害，国家应当承担无过失赔偿责任，都对国家的环境侵权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有所规定。

四、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

(一)在一般侵权行为的理论中，关于赔偿范围有三条原则：[10]

1.对财产损失全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责任范围的大小应以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大小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正常情况下实际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例如海洋由于污染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疗养区失去了疗养价值，风景区失去观赏价值，文物古迹遭到污染等等。但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权利人可以主张权利以及谁有权主张此项权利没有标准和规定，因此这项权益还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但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此项权利会越来越被人们注视。日本的审

判实践中，由于大气污染等环境公害事件的发生，被害人提起的追究加害人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中，一般是以原告与被告达成和解，原告胜诉而结束，并在和解的基础上，被告对原告患者不仅要支付因公害而实际受到的损害赔偿金外还支付一定数量的恢复被破坏环境或被恶化环境得以再生的环境再生金额。[11]这种方法对于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起到了物质保证的作用。

此外，尽管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不以行为违法为必要要件，但应该区分不法行为和法律所不禁止的行为，因为二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又不同的，因此若是不法行为当然要全部赔偿，而对于法律不禁止的行为应该限制赔偿。

2.对人身伤害赔偿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原则，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扶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但是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人身伤害往往不仅仅带来财产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伤害。

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实在是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在“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的判决指出，“个人的生命、身体、精神及有关生活上的利益，是个人人格利益的本质，统称为人格权。此人格权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对此侵害应认为有排除之权能。在本案中，使用机场所产生的飞机噪声对原告等全体显著发生精神上的痛苦，并妨害其生活，且一部分人已经发生身体损害，其他人也暴露在同样的危险中，故应认为原告等的人格权益已经遭受侵害。”于是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每月6000圆的抚慰金，直到实施禁止飞机于晚9时至翌日早7时起降的命令为止。法国规定的也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该司法解释共计12条，分别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的主体资格、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赔偿数额依据的因素等，并列举了九种人格权利在遭受非法侵害时可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保护受害人的人格权利和精神利益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结束了过去理论界的争执不休，它可以看作是我国法律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一个里程碑。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严重，这些都很难用一般的经济尺度来衡量。所谓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环境权益的损害。既然法律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即人们享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受到损害，即使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亦应做出相应的补偿，这就需要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自由裁量。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还是要加一个“情节严重”。最好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当然赔偿的，侵害了这样的权利，就给予一定的赔偿，但是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很低，是象征性的赔偿;另一种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严重的，要给予较多的赔偿。也就是分成两个级别，一般的精神损害，都赔，但是赔得很少;特殊的，要赔得很多。

3.考虑当事人经济状况的原则。在实践中由于赔偿责任的义务主体即排污单位往往是社会组织，有独立的财产和经费，所以一般不怎么考虑这个问题，但也有些企业造成的损害后果比较严重，全部赔偿的结果就会导致企业破产，所以在判决上应有所考虑。

另外，对于污染行为造成受害人健康的潜在危害，尚未造成财产损失的也应予适当赔偿，例如造成人体功能减退、早衰等。

(二)免责条件

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是指环境法所规定的在因环境污染造成他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时，可以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事由，又称抗辩事由。这种抗辩是针对承担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而由致害人一方当事人提出，其目的是抵消受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最终使加害人不承担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环境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有：

1 .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153条规定了判断不可抗力的原则标准，即“不可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一般来说，自然灾害等自然现象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此外如战争，社会**等社会现象也包括在内。由于不可抗力不受人的意志所支配，要人们对与其行为无关而无法控的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完全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的单行法里也做了同样的规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确定不可抗力免责时有两个标准：1)必须完全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致害人才可以免责，倘若夹杂了其他人为的因素便不能免除致害人的责任;2)必须及时采取合理的措施，否则仍要对损害以及扩大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可以免责。

2. 第三人过错，这是指由于排污人和受害人之外的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致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造成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失，由该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排污人的责任则被免除。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第二款以及《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第三款对此都有所规定。

3 .受害人自我致害，指受害人由于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使排污人排出的有毒物质给受害人自己造成损害，排污人免予承担该损失的赔偿责任。例如，有下游的农民把工厂的排污口挖开引污水浇灌自己的农田造成污染损害，这是受害人自身责任引起的损害，排污的工厂不承担该损害的赔偿责任。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民法理论上还有一种免责事由，即自甘冒险，指行为人(受害人)原可预见损害结果的发生，又自愿甘冒损害发生的危险而损害结果又恰恰发生。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德国和英国的判例中，其基础法律关系是行为人和加害人有一种法律关系，同时该基础法律关系人必须遵守基础法律关系衍生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这一事由也应该引入环境侵权法的免责事由中。

(三)赔偿支付的顺序

传统的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具有优先性，即在传统的民事救济、国家赔偿救济、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三种救济手段并存的情况下，受害人应优先选择传统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因传统的民事救济方式具有独立性，其解决不因其他方式救济的启动而失效，并和其他救济方式相得益彰。国家赔偿救济由于限于职务责任，具有特定性，只有在符合条件时才能启动。而利益填补的赔偿救济，则应在受害人传统民事救济求偿不能或补偿不足且依国家赔偿又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因为它只是对受害人在其他法律救济手段不能圆满维权这一前提下，对其权益作必

要的补偿，其作用是对现有普通民事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制度缺陷、空白地带等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

四 请求的方式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赔偿责任的追究有行政处理和诉讼解决两种方式。行政处理是指依照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对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环境纠纷进行调查和处理。与诉讼相比，行政处理具有省时便捷的优势。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由于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采用集团诉讼的方式有利于诉讼的进行。在日本就出现了因同一原因而造成生命伤害或致人身体伤残的多数原告请求的损害赔偿案件中，包括财产损害、精神损害在内的“抚慰金”为请求目标的请求形式，称为“包括请求”。同时，又以“包括请求”为基础，日本下级审判决承认了“一律请求”，即不考虑被害人的收入及死亡时间等因素，而承认一律请求同等数额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方式。以避免原告在集团诉讼后产生混乱，这种方式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不公平，即有的受害人损失大但获得的补偿少，而有的受害人损失小却得到了大于损失的赔偿。

除了集团诉讼外还有一种新的诉讼模式，即公益诉讼制度，由检察官代表公益，行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国家的权力保障受害人的权利。3月正式生效的加拿大环境法便确立了私人损害借助环境民事诉讼、共有环境损害借助环境公益诉讼的双轨制，很好的解决了公益环境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尤其是公民公益诉讼环境诉讼可以有效的制约政府宥于局部经济利益持续不执行环境法的行为，以法院介入来推动环境外部性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赔偿制度的理论研究是以现有的立法理论为基础，不免会有所局限。有鉴于此，国外立法例中的利益填补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等都对我们的环境立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环境侵权法在维护公民环境权方面的功能越来越重要。完善和发展环境侵权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切实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版。

[3]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4]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版。

[5]杨立新 著 《侵权特别法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版。

[7]赵国青 主编《外国环境法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

[8]韩德培 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版。

[9]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版。

[10]尹田 主编 《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1]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19版。

注释：

[1]邱聪智 《公害法原理》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0―11页。

[2]乔世明 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33页。

[3]同注2。

[4]王保树 主编 《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版 第580页。

[5] 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225页。

[6]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 第148页。

[7] 王曦 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 年版 第90页。

[8] 肖海军 著《环境侵权之公共赔偿救济制度的构建》 2001年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基地会议论文集。

[9] 王明远 著《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第161页。

[10] 王利明 杨立新 主编 《中国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版 第191页。

侵权赔偿责任 篇6

——基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辨思①

余文唐*

[内容摘要]因家庭暴力引起的婚内侵权赔偿诉讼请求，是否被我国的现行法律所允许？在此问题上，不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界，也不论是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的反对者还是主张者，都普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法律误读。这种误读主要体现在误认为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否认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并且停留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的传统认识上。而实际上，婚姻法并无对家暴的婚内侵权赔偿作出规定，不存在排斥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规定适用于婚内侵权赔偿的问题；相关司法解释也只是针对婚姻法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作了反面解释，同样没有否认基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而提起的婚内侵权赔偿请求；可以根据物权法的新规定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方式进行婚内侵权赔偿，但婚内侵权赔偿诉讼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以足够赔偿为限。最后的结论应当是：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赔偿这两个制度，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并行不悖；家暴受害人可以基于婚姻法或民法通则规定，在离婚损害赔偿与婚内侵权赔偿之间作出择一请求。

[关 键 词]家庭暴力婚内侵权赔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择一请求 完整的婚姻侵权赔偿制度，应当包括婚内侵权赔偿和离婚损害赔偿两大类。②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想追求，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立法、司法的鲜活实践。而在我国，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本可以涵盖并适用于该两种赔偿。但在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赔偿后，是否排斥了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在婚内赔偿上的适用？对此持肯定结论的论者相当之多，而* 作者系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联系电话：***；电子邮箱：ywt0207@163.com；通讯地址：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东园东路市法院；邮政编码：351100。

① 学者们关注与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家庭暴力引起的婚内侵权赔偿问题，司法实践遇到的也主要是这方面的诉求。故本文以家庭暴力引起婚内侵权赔偿为视域，然其意义并不限于此。

② “婚内侵权赔偿”与“婚内赔偿”在本文通用，“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赔偿”亦同。

且不论是婚内赔偿制度的反对者还是主张者皆然。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出台后，这种认识更是得到普遍强化。于是，因家庭暴力而提起婚内赔偿的起诉每每被驳回，完善婚姻法中的婚姻赔偿制度和修改相关司法解释的呼声迭起。同时，基于婚内不得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传统认识，在如何克服这一“阻碍”上，论者们提出婚内判赔离婚执行、通过调解而以协议方式或者借鉴国外非常财产制宣告而改定财产制等诸多设想与建议。那么，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或框架下，婚内赔偿制度是否真的被否认？婚内是否真的不得分割共有财产？婚内赔偿与离婚赔偿这两个制度究竟是不是并行不悖？笔者在法谚“使法律和谐的解释是最好的解释”的鼓动下，试着对前述问题进行辨思，以期从司法论或解释论上寻得合适的答案。

一、关于所涉法律规定的相互关系

与家庭暴力引起的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婚姻法第46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8条。①对于三者的关系，许多论者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法律冲突，主张按照立法法已作规定的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则，适用特别规定。具体地说就是：其一，否定婚内赔偿的论者往往基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的误识，认为在是否允许婚内赔偿上婚姻法与民法通则存在冲突，应当适用婚姻法的特别规定；其二，主张婚内赔偿的论者基于与否定论者同样的误识，但认为婚姻法规定与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相冲突，应当优先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特别规定。本文认为，前述观点起码存在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误解婚姻法规定和误用特别优先规则。

婚姻法并无规定家暴的婚内赔偿，而无规定不等于否定。这里起码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以规定离婚赔偿来否认婚内赔偿；二是因为民法通则已有侵权责任规定而无须另行规定。① 该三法条分别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究竟立法本意为何，这是很难探究得清的。法律解释的实践证明，在这方面往往是见仁见智、各说各理。更何况即使探明了立法本意，按照主客观相结合解释论尤其是目的解释论的主张，也要考虑甚至需要基于现实社会而作出“与时俱进”式的妥当解释。既然婚姻法对婚内赔偿没有作出规定，也难以或不宜仅仅以探求立法本意来确定婚姻法对婚内赔偿的态度，那么就不应该妄言婚姻法与民法通则在婚内赔偿上存在法律冲突。至于婚姻法与妇女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的关系，不仅存在着和婚姻法与民法通则之间同样的问题，而且就连两者中谁为一般规定、谁是特别规定都难以判断得清，那就更加无从谈起两者之间的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冲突和特别规定优先规则的适用。况且即使基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这一前提，也推不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及优先适用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结论。因为后者只是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离婚赔偿诉讼不也是民事诉讼吗？根据什么非得说其中的“民事诉讼”指的是婚内赔偿诉讼？①所以，依笔者之见，在婚姻法对婚内赔偿并无规定的情形下，与其先推测或假想其否认婚内赔偿，再基此而运用法律冲突规则拒绝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适用于婚内赔偿，不如实在一点，就基于其对婚内赔偿没有规定，而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更为妥当。

其实，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适用关系不仅有两者冲突时适用特别优先规则，还有特别法无规定时适用普通法的规则。也就是说，一般规定虽然在特别事实中没有适用的余地，但其在符合其构成要件的普通事实中仍然能够得到适用，此即所谓一般规定所具有的“备用”功能。正如A·H·特拉伊宁所指出的：“特殊构成，对于类的构成来说，是所谓占优势的。因

②之所以一般规定具有这此，类的构成似乎是为了在特殊构成没有概括的场合留作备用的”。

种“备用”功能，这是因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均为有效规范是两者之间适用效力比较的前提，两者之间只有适用上的“优先”与“劣后”之分，而无效力上的“有效”与“无效”之别。换句话① 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思路：《妇女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民事诉讼”，应理解为既包括离婚赔偿诉讼，也包括婚内侵权诉讼，因为它并无作出只限于那种诉讼的限定。

② [前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4页。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法新罪评析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说，特别规定优先规则中的“优先”，只是表明在两者发生冲突时，特别规定优先适用于一般规定，并不发生处于“劣后”位序的一般规定无效的法律后果。两者冲突时如此，无特别规定时则更是如此。基此，基于婚姻法没有婚内赔偿的特别规定这一实际情况，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于婚内赔偿，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婚姻法第46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8条这三个规定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冲突。

二、关于相关司法解释的准确理解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9条第2、3款，是被许多论者视为证明婚姻法否认婚内赔偿的一个权威而直接的依据。因为这些论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明确地否认了婚内赔偿。例如，有论者写道：“《婚姻法解释一》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直接排除了无过错方配偶对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行为的过错方配偶提起婚内损害赔偿的权利。受害人要请求损害赔偿，只能提起离婚诉讼，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方式来实现赔偿请求。当同一事实具备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时，《婚姻法解释一》采法条竞合学说，按照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的规则，在涉及到夫妻间人身损害赔偿关系问题时，优先适用《婚姻法》而排斥了《民法通则》。”①然而，果真如此吗？笔者对此仍然心存疑虑。

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29条规定第2、3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该司法解释用的是“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依据该条规定”。也就是说，“不① 范李瑛：“婚内损害赔偿与夫妻共同财产制冲突的协调”，http:///xsmsldetail.asp?nid=397&cid=0200000000。

予支持”和“不予受理”的关键原因，是当事人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为婚姻法第46条。法律之所以适用于某个事实，正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相符合；法院之所以支持某种诉讼请求或受理某个起诉，正是因为该诉讼请求或起诉与其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定相吻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是离婚损害赔偿，适用它的重要条件是家庭暴力等四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导致离婚”是过错行为的结果，而且必须是现实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可能”或“危险”。只有这种结果确实发生，才能“基于”或“依据”婚姻法第46条支持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而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导致离婚”的结果没有真正发生；“不起诉离婚”，更是不符合“导致离婚”的要件。概而言之，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予支持”或“不予受理”，是“基于”或“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不予支持”或“不予受理”，也就是基于当事人请求不符合该法条规定的“导致离婚”这一要件。

依笔者之见，婚姻法司法解释

侵权赔偿责任 篇7

我是某运输公司职工。2010年9月初，我被单位指派跟随单位两台运输车前往外市办理运货任务。归来途中，所乘坐的货车因方向盘失灵故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我严重受伤。经鉴定，左眼视力构成十级伤残。因在赔偿问题上与单位未能达成协议，起诉后经人民法院调解，公司赔偿我医疗费、伤残补助费等46000余元。期间，我向单位提出工伤认定未果后，随自行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认定，终被认定为工伤，后经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伤残。近日，我想要求运输公司工伤赔偿、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能得到法律支持吗?

田宝贵

田宝贵：

你应当获得双赔偿。因为你所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侵权赔偿与工作保险赔偿可以兼得。

你是被单位委派随运输货车办理运货任务，依据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既然是属于工伤，就理所当然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且享受工伤待遇与获得交通肇事侵权的赔偿不相矛盾，法律并没有禁止受害人得到侵权人赔偿后就不得享受工伤待遇。恰恰相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中规定："根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该法律解释的立法精神是明确的，即在社会保险与第三人侵权竞合时，劳动者可以就包括医疗费在内的损失获得双份赔偿。

此外，还应明确的，给你造成伤害的侵权与赔偿人是他所在运输公司，而申请工伤待遇赔偿的主体是工伤保险机构，其赔偿主体并非是同一人。

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篇8

（一）TRIPS协议

TRIPs协定第45条第1款：“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其从事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第2款规定：“…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其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TRIPs协定的上述规定，反应了如下两个要点：

1.过错责任原则。即侵权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构成了对专利权人权利的侵犯或者行为人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构成了对权利人权利的侵犯。

2.补偿原则，有学者也将该原则称为“填平补齐原则”。即协定规定侵权人或者行为人向专利权人支付赔偿金之目的在于弥补专利权人因权利受损造成的损失，而非用于惩罚侵权人或者其他行为人的不当行为。

（二）其他国家

总的说来，世界主要国家关于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主要有两种类型：

1.救济型。这种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德国，他们遵循传统民法中的公平原则，认为民法的作用在于保持民事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不应该成为民事主体据以获得额外利益的工具。譬如德国专利法规定，对于故意或过失专利侵权，权利人可以得到损害赔偿。对于故意或明显过失侵权，权利人可以依法得到介于权利人遭受损害与侵权获利之间的赔偿额。如果侵权是非故意的，过失侵权的损害赔偿通常要考虑到以下原则进行估算:即每个人有义务认识到相关专利的存在，并预测到相关的侵权风险。损害赔偿的唯一目的是使原告取得当侵权没有发生时的地位。

2.惩罚型。这种惩罚类型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公平、平等理念，认为单纯的补偿模式已经不能达到止讼息争之目的，必须采取较为严厉的赔偿措施才能有效遏制日益增加的专利侵权行为。这种类型的代表是美国，美国专利法第284条规定，法院有权将损害赔偿金额增加到陪审团裁定或法庭估价数额的3倍。

二、我国的规定及不足

（一）法律规定

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规定主要见于修改后的《专利法》第六十条：“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以及2001年7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可以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方式有四种：1、依专利权人损失计；2、依侵权人获利计；3、依专利许可使用费之倍数计；4、依法定数额计。

（二）存在缺陷

1.归责原则不明确。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TRIPS协定和各国专利法规定情况看，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与侵权行为人的过错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损害责任的承担需要侵權人主观上存在故意为条件。例如在德、英、日本等国，这些人（专利产品的制造人和进口人）如证明没有过错，是完全不负赔偿责任的。而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侵权产品的制造人、进口人即使证明没有过错，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2.赔偿数额过重。按照TRIPS的规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以“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损失”为限，也就是说专利权人不可能得到高于损失的额外利益。然根据我国《专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在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额。该规定前半部尚且还符合TRIPS协定的填平补齐原则，属于单纯的补偿；但后半部分的规定就显得和TRIPS协定的精神严重不符，倍数规定的存在使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有了惩罚侵权人的嫌疑。

3.赔偿标准可行性不强。对此，笔者在下文将作具体阐述。

三、完善建议

（一）废除专利权人损失标准

专利权人损失标准中的损失难以计算，从（利润=销售额—成本）公式分析。

首先，从销售额角度看，专利权人的专利产品特别是季节性商品的销售额的减少和产品的气候、质量等因素密切相关，无法确定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在这其中产生了多少的负作用。

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专利权人生产专利产品的成本也会降低，这也会影响产生于销售额和生产成本之差的利润。

再次，即使专利产品没被侵权，随着替代产品的出现或者消费者满意程度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专利产品的销量也会下跌。

因此，笔者认为，将专利权人的损失作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缺乏实用性，不可取。

（二）完善专利许可使用费标准

相较上述两种方式，专利许可使用费标准简单合理、操作性较强，但在实践中也凸显了不少问题。比如说许可使用费标准不能适用那些在专利产品还没上市就被侵权的情况等等；当然在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当是关联许可的问题，并且这种问题已经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许可使用费原则标准的适用。

于是，何种专利许可使用费才能作为赔偿依据成了岌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法院在Georgia-palifie.corp.v.s.plywood.corp.一案中的观点：即在将专利许可使用费作为赔偿标准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许可或待许可的使用费；2、被许可人与涉案专利相类似专利所支付的合理使用费；3、许可的性质和范围；4、专利权人维护专利权的市场策略和既定政策；5、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否为同一地域、同一行业的竞争对手或之间是发明人和推广者的关系）；6、专利产品的销售对被许可人产品销售的影响；7、专利权的有效期和许可期限、范围；8、专利产品的获利及商业上是否已经取得成功；9、新专利同现有技术比较而出的优越性；10、发明专利的性质、许可人制造及拥有该发明的商业承载物的特征；11、侵权人使用该发明的数据；12、在特定行业内实施该项发明火类似发明带来的利润；13、合格专家的证言。

四、结语

我国目前专利法和其他相关规定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归责原则和赔偿数额与TRIPS协议及其他国家的规定不符；现行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标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不仅影响了技术的引进和创新，在无形之中还造成了国际交流中的诸多不便，影响冲突规范和准据法的选择。笔者之见：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标准已经有了修正之必要。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汤宗舜.专利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3

{2}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