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共11篇）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1

一、蔡某与某公司侵害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纠纷案1

蔡某作为政协委员公开发表假日改革提案后, 网民在某贴吧中发表具有侮辱、诽谤性质的信息并公布蔡某的个人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蔡某委托梁某通过电话与某公司交涉, 未处理: 申请“蔡某贴吧”管理员, 未通过: 申请删除侵权帖子, 未答复。2009年10月13日, 蔡某向某公司发律师函要求该公司履行相应的作为义务。某公司收到该律师函后, 删除了相关涉嫌侵权的网贴。蔡某以某公司侵犯自己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隐私权为由向法院起诉。最终, 法院判决某公司赔偿蔡某精神抚慰金十万元。

二、案例分析

( 一) 互联网环境下人身权侵权的归责原则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形式主要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其中, 过错责任原则中包含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且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一般, 无过错责任原则为特殊。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通常有两种情形: 一是, 网民在互联网空间内实施侵权行为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利害关系人要求其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通知后, 未及时实施相应的作为行为的, 如果造成损害的扩大, 则对扩大部分与该网民承担连带责任。二是,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道网民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但未采取相应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民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见, 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责任遵循“通知—删除”和“知道”这一规则, 过错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基础, 其主观过错状况在侵权责任法中表现为“知道”这一认知要件。因此, 在互联网中人身权侵权的主要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即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发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

( 二)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的认定

1. 主观过错认定标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 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过错的认定标准有两个: 一是,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二是, 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道网民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 仍未及时采取相应必要措施。

2.“通知”应具备的条件。依据《规定》第5条的规定, “通知”应具备以下条件: 在形式上, 一般为被侵权人的书面形式或网络服务提供者公示的方式。在内容上, 通常包含通知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 利害关系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证明侵权内容的其他相关信息, 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在本案中, 原告采用电话的方式与某公司进行交涉以及申请“蔡某贴吧”管理员均非书面形式, 且非某公司公示的方式, 故不构成通知。

3.“知道”的判定标准。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时应当综合考虑: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侵权网络信息的处理情况及处理方式, 其采取预防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相应的合理措施实施情况; 其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 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 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度、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侵害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因此, 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是否“知道”时, 不能因为其提供的服务中出现了侵权事实就认定其应当“知道”。

根据《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 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电子公告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侵权信息有义务“事前提示”及“事后监管”, 且应提供方便、有效的投的渠道, 但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贴吧内的帖子并没有逐一进行审查的法律义务。因此, 在某公司接到投诉之前不能认定其“知道”该侵权事实。

( 三) 精神损害赔偿应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相适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获利情况、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来确定。

在本案中, 某公司在收到梁某的多次投诉后一直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直到蔡某发出律师函后, 才采取删除信息等相应的措施, 某公司的不作为导致损害后果扩大, 故主观上存在过错。利用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捷的互联网侵害受害人权益, 侵权手段恶劣。法院根据其行为的主观过错、侵权手段的恶劣程度、侵权结果等因素, 判处某公司赔偿10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合情合理。

三、结论

以上案例, 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互联网环境中对人身权的保护, 保护人身权是对人的资格和价值的一种肯定态度, 是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独特价值的重要体现。

摘要：网络人身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类型不断涌现, 部分案件甚至引起了较大的、有时也是恶劣的社会影响。本文拟通过对互联网中人身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进行研究, 希望对人身权的保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人身权,侵权,归责原则,过错

参考文献

[1]王泽鉴.侵权责任法第一册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行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2.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海上人身侵权无过错责任之扩张 篇2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高度危险活动;航运事故;无过错责任

0引言

与以往的侵权行为法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简称《侵权责任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立法理念的创新,由“以加害人为中心”的强化对侵权人惩罚的理念转向“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强调对受害人救济的理念。立法理念的转变必将导致法律功能的变化,《侵权责任法》的功能由惩罚向救济过渡。该法的颁布彰显社会对人的价值的重视。这一陆上的“震动”是否会对海上有所冲击呢?海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由于其地缘关系,海商法从产生到发展都遵循独立的线索,具有较强的自体性,但海商法并不能脱离民法而自存,民法中许多基本概念、制度以及原则贯穿在海商法中。因此,陆上基本制度的修改必将对海商法有所冲击。

1现行海上人身侵权之归责原则

海上人身侵权行为,是指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中进行航运、营运活动或者港口作业的过程中,对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造成侵害的行为。根据损害发生地点的不同,可以分为海上的人身侵权,以及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或港口中的侵权行为。本文讨论发生在海上的人身侵权行为。

归责原则在侵权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侵权法是侵权责任确定之法,而归责原则处于责任确定的核心地位,它影响责任的构成要件、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目前我国海上人身侵权立法相当薄弱,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规范体系,对于海上人身侵权归责原则也没有总体性的规定,不同情形下海上人身侵权的归责原则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是否存在合同关系作为切入点,分析不同情形下海上人身侵权的归责原则。

1.1侵权人与受害人有合同关系的海上人身侵权行为

对于侵权人与受害人存在合同关系的人身侵权责任,主要有3种学说:(1)违约责任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主体承担的是合同责任。因为当事人之间事先订有合同,已经建立合同关系,如果船员和旅客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遭受人身损害,无论这种安全运输的义务是明示还是默示,其责任应受合同法调整。(2)侵权责任说。认为尽管双方订有合同,但这种合同只调整一般的运输责任,实际上是将所有有关人身伤亡的责任纳入合同责任内,并认为在当代法律中,有关人身伤亡的合同责任已经被侵权法所吸收,并消灭在侵权法责任中。[1](3)责任竞合说。认为这种情况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诉由由当事人选择。本文赞同第3种观点,认为在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侵权责任。《关于海事法院收案范围的规定》将“海上运输或海上、通航水域、港口作业过程中的人身伤亡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列在“海事侵权纠纷案件”项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关于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中规定受害方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即将被请求方明确限定为“侵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当违约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时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1.1.1旅客运输合同下的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5章规定对于旅客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与过错推定责任相结合,但没有规定侵权之诉的归责原则。只有当受害人向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提起侵权之诉时(由于其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只可能提起侵权之诉),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可以援引承运人的抗辩理由,承担过错或者过错推定责任。对承运人提起的侵权之诉的归责原则,国内立法存在漏洞。我国参加的《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公约》(简称《雅典公约》)也未对侵权之诉的归责原则作出规定。因此,有学者建议在《海商法》第120条规定的基础上,增加“针对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基于合同或侵权行为提出赔偿请求,或者非旅客提出赔偿请求,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均可援引本章中关于承运人的抗辩事由和责任限制的规定”[2],主张无论是侵权抑或违约,承运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

1.1.2雇佣合同下的归责原则

雇佣合同有广义和狭义两类,前者包括受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合同关系,后者不包括。雇佣合同下的侵权责任包括雇员自身因雇佣活动受到损害的情形和雇员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情形。

在雇员自身受到损害的情形下,若该雇员是船员,则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不管雇员自身有没有过错,只要是在船上服务期间发生的伤病,均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因而其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没有纳入工伤保险范畴内的雇员(如理货员、修船人员、验船师等)因雇佣活动而遭受到的损害,《海商法》中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溯及我国参与的国际公约也不能找到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雇主的无过错责任作出明确规定,不管雇员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本文对此持赞同观点。“利之所在,损之所归”,雇佣活动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雇员通过完成雇佣活动给雇主带来利益,那么基于这种风险而产生的责任就应由雇主承担。

在雇员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海商法》对海上旅客运输中发生的雇员侵权采用无过错责任,即不以雇主本人是否有过错为前提。对于其他海上侵权行为中的雇主责任,《海商法》中没有确定,根据特殊法中没有规定则适用一般法有关规定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雇主对于其雇员致他人损害时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因而在雇佣合同下发生的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

1.2侵权人与受害人没有合同关系的海上人身侵权行为

该种人身侵权行为主要有4 种表现:一是船舶碰撞中造成的第3人的人身损害;二是在拖航过程中造成的第3人的人身损害;三是在船舶供应活动中导致的第3人的人身损害;四是在船舶油污损害中导致的人身伤亡。对于前2种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后2种人身侵权行为则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综上,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共同构成海上人身侵权的归责原则,前者主要体现在承运人的受雇人或者代理人对旅客的人身伤害中,船舶碰撞以及拖航过程中造成的第3人的人身损害,后者主要体现在船舶供应活动、油污损害导致的人身伤亡雇主责任中。其中存在“模糊地带”,即承运人对旅客的人身伤害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大部分学者主张承运人应与其受雇人或代理人一样,对旅客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实行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除了雇主责任以及《海商法》中明文规定的2种实行无过错责任外,海上人身伤亡的归责原则均表现为过错责任。过错责任原则在海上人身侵权中可谓一般归责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与陆上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并无二致。虽然同是侵权行为,但是海上的侵权行为与陆上的侵权行为相比具有特殊性:侵权人和受害人中至少有一方以海上资源为依托,其生产、作业、生活依赖于海上生活[3],因而侵权行为发生的不可控性大大高于陆地。基于这一不同点,下文以论证船舶航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为起点,指出现行海上人身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不合理性,得出无过错责任扩张的必然性。

2船舶航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

对于船舶航行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活动,《侵权责任法》和《海商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导致海上事故发生因素的不可控性及后果的严重性,船舶航行应属于高度危险行为。

2.1高度危险活动的界定

在界定“高度危险”时,首先要界定何为“危险”。按照通常的解释,“危险”是指造成某种损害的可能性以及现存的某种状态。有学者[4]将“危险”定义为:因人为活动而存在之客观、合法、偶然而不确定的损害发生可能性或其状态。那么,何为“高度危险”?《侵权责任法》仅对高度危险活动进行列举,但并没有对“高度危险”作出概括性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则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这一表述较为含糊,实际操作性较差。

美国法律将“高度危险活动”称为“异常危险活动”。《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520条确定对“异常危险活动”的判断标准,规定“在决定某一活动是否属于异常危险活动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对他人人身、土地和动产造成损害的高程度的风险的存在;(2)由该活动造成的该损害极有可能发生;(3)没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谨慎来消除该风险;(4)该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属于通常的习惯和做法;(5)从事该活动的地点的不恰当性;(6)该活动对社会的价值被其危险性超过的程度。”《第三次侵权法重述(草案)》第20条第2款改变《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中的判断标准,认为异常危险活动需要满足以下2个条件:(1)该活动是可预见的、非常明显的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危险,并且该危险不能通过合理的注意予以避免;(2)该活动不是经常进行的活动。所以,在判断某活动是否为异常危险活动时,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造成损害的大小都在应该考虑的因素之列,活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活动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非常大,后果比较严重的,均构成异常危险活动,而且构成异常危险活动必须是通常习惯或通常做法。所谓“通常习惯”或者“通常做法”,是指这些活动是人类的大多数或者某社区的多数人的经常性活动,如果某项活动属于通常活动,则严格责任不予适用。[5] 《第三次侵权法重述》将《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中规定的社会性判断因素全部剔除,删除“该活动对社会的价值被其危险性超过的程度”这一标准,完全从异常危险活动本身即技术层面来进行界定。

借鉴美国法律的规定,本文将高度危险活动定义为:对周围环境会构成威胁的,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或者损害后果极其严重的,当事人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仍然无法避免的非通常的合法活动。

2.2船舶航行产生的责任

自古以来,海上航行就是充满风险和挑战人类勇气和能力的事业。海上天气变幻莫测,自然灾害较多,海盗行为日益猖獗,不可控因素远多于陆地,海上的风险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航行事故的发生是承运人经过合理的注意义务也难以完全避免的。随着船舶造价越来越高,船上货物价值越来越大,每次船舶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十分严重。当海上事故发生时,其救援难度一般较高。海上的风险不是减轻或者消失了,而是内容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6] 所以,海上航行仍属于高度危险的活动。许多国家(如丹麦、荷兰和葡萄牙等)将海上航行视为高度危险活动,将海上航行产生的责任定义为严格责任。

3归责原则之调整――无过错责任的扩张

既然船舶航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那么对于由船舶航行引起的海上人身侵权责任,如果仍然适用现行的海上人身侵权归责原则,那无疑与法理相悖。船舶航行活动的高度危险性以及《侵权责任法》的修改所引起的侵权法立法理念的转变,无不促使海上人身侵权归责原则的调整,使无过错责任扩张成为必然。

3.1扩张之前提――航行事故与非航行事故的区分

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而言,海上运输一般时间较长,而且运输工具――船舶的体积较大,设施也比较多。由于客船上的地毯、桌椅、甲板、灯光、楼梯、门道等设施引起的跌、滑或摔伤甚至导致人身伤亡也时有发生。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发生的碰撞、搁浅等事故也可能导致海上人身伤亡。《〈雅典公约〉2002年议定书》将引起海上人身伤亡的事件分为2类:航行事故和非航行事故。前者是指船舶失事、倾覆、碰撞或搁浅、船内爆炸或失火、船舶缺陷等。这是一种合理并且可行的分类方法,而且这样的区分是必要的。因为由2种不同的事故所引发的人身侵权行为属于2种不同的侵权行为,其类型的不同将导致归责原则等具体制度配置的不同。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与船舶的航行有关,而船舶航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所以该侵权行为属于特殊侵权行为,实行无过错责任;非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与船舶航行无关,其与陆上的人身侵权行为并无异处,不具有高度危险性,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所以,无过错责任仅仅在因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中扩张,而非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依然适用其原有的归责原则。

3.2扩张之必然性――高度危险活动

高度危险活动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危险性,人类不可能为避免这种危险而全面禁止这类活动的进行。对于这些固有的危险,加害人在主观上很难说是具有非难性的,受害人也很难证明加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因而很难得到及时的救助。随着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哲学思想逐渐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转变为强调“社会利益”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以及“法的社会化”。在大工业化时代,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明显不足,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某些高度危险活动产生的损害后果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必要的。对于危险责任的理论依据,学术界的观点不一,主要有危险来源说、危险控制说、享受利益应当负担危险说等。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7]认为:“危险责任的基本思想在于损害的合理分配,乃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归纳4点言之:(1)特定企业、物品或设施的所有人、持有人制造了危险的来源。(2)在某种程度上仅该所有人能够控制这些危险。(3)获得利益者应当负担责任,系正义要求。(4)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得经由商品的价格机能及保险制度予以分散。”总之,对于这种危险责任,其基本思想不是对不法行为的制裁,而是在对于“不幸损害”的合理分配,乃基于分配正义的理念。[8]

有学者对此提出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但是,过错推定责任本质上依然是过错责任,只是通过举证责任负担方法的转移而偏向于受害人。这并没有使受害人完全摆脱弱势地位,因为在过错推定责任中,受害人只是获得领先一步的利益而已,处于强势地位的加害人可以较为容易地举证免责,所以,受害人权益缺乏保障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因此,基于高度危险这一特性对海上航行事故而引发的人身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有其正当性基础的。

3.3扩张之合理性――对人命价值的重视

虽然船舶航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但是由于航行事故引起财产侵权实行的归责原则却是不完全过错责任。这是由于高度危险活动并不必然导致高度危险责任,由该活动引起的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归责原则还要受到具体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基于保护国家航运业的需要,承运人在利益博弈中取得胜利。

人身侵权涉及人命价值,而承运人的利益是无法与人命价值相抗衡的。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命的价值无论是在公法中还是在私法中都是优先的。这在海上侵权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船舶的优先权项目中,船舶在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权优先于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每位航海者都负有救助人命的公法义务,在海上救助过程中,因为救助人命而造成的误期或者对货物的损失是不承担责任的。

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和船舶航行同属高度危险活动,而对于航空器导致他人损害以及铁路行车事故或铁路营运事故造成的他人损害均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侵权责任法》“以受害人为中心”的注重对受害人救济的理念,也应该对海上的生命给予足够的关怀。因此,基于法律的一致性要求,更基于“同命同保护”的原则,应该对航行事故造成的人身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

3.4立法之应对

基于无过错责任之法定性,无过错责任要在海上人身侵权中实现其扩张,需要在立法上对这一原则进行肯定:首先,通过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正,明确船舶运行属于高度危险活动;其次,对于海上人身侵权进行分化处理,对于由于航行事故引起的海上人身侵权其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对于非航行事故引起的海上人身侵权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对于基于雇主责任以及海上环境污染产生的海上人身侵权依然适用无过错责任。根据上述原则,我国《海商法》有2处需要进行修改:其一,对于船舶碰撞以及船舶拖航作业中对第3人的人身伤亡的侵权责任应当变现行的过错责任为无过错责任;其二,对于旅客人身伤害应当根据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故的性质不同实行不同的归责原则。对于由于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伤害,实行无过错责任;对于非航行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实行过错责任。

虽然无过错责任在海上人身侵权中得到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并不是无限度的。如前所述,高度危险活动所导致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还需进行价值考量。在海上财产侵权中主要是货主利益与承运人利益的博弈,在海上人身侵权中则主要是生命利益与承运人利益的博弈,物的价值当然不能与人的生命价值同日而语。此外,海上风险较陆上风险更大、更特殊,损害后果也更严重,考虑到根据我国航运业的现状,出于保护我国航运业的需要,承运人的利益处于优先地位,因而海上财产侵权仍应适用现行的归责原则。

4结语

基于船舶航行的高度危险性以及生命权至上的地位,改变现行由航行事故导致的人身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而实行无过错归责原则是必然和合理的,也顺应船方责任逐渐加重、船货双方力求平衡的国际趋势。而且,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会使承运人处于绝对的窘境,其可以通过参加责任保险、加入船舶互保协会来分散或转移损害,使损害社会化。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海上人身侵权中的扩张适用,逐渐强化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强调救济受害人的立法理念,彰显法律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其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邓瑞平.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6.

[2] 司玉琢,胡正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条文、参考立法例、说明[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347.

[3] 李志文.海上侵权行为法基本理论研究[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6:23.

[4] 邱聪智.从侵权行为归责原理之变动论危险责任之构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5.

[5] 舒宁.中美超常危险活动民事责任的比较与借鉴[D].辽宁: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3):43-47.

[6] 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8.

[7]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6.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3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的责任属性, 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设备致人损害;另一种是定性为作业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作业致人损害。 (1)

从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出发, 可以推导出关于高压触电致人损害责任主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自然就是物件的所有权人, 即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也是《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将责任主体规定为电力设施产权人的理论前提。如果定性为高危作业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就应当是高压电作业的实施者———在我国通常是供电企业,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责任主体为“经营者”, 也正是这种思路的逻辑结果。

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道理, 但如果深究触电损害的致害原因, 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触电损害虽然与接触或接近输变电设备 (输电线路、变压器等) 固体物件有关, 但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物件本身, 而是使用这些物件的输、变、配电等作业。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物件不承担输变电作业, 那么即使发生倒塌、脱落、坠落, 也不会引发触电事故。所以, 高压触电致人损害的本质是高危作业致害, 其责任主体应该是高危作业的经营者而不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电力设施本身存在缺陷, 那么电力设施的产权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如果应该承担, 那么承担的又是什么责任呢?接下来, 本文将从法律规定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前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一) 《民法通则》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中侵权主体问题, 在实践中也始终存在分歧, 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对应, 实践中也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侵权人为电力企业, 主要是指供电企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侵权人为电力设施的产权人。这两种观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

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采取的是第一种观点, 由高度危险作业的“从事者”即供电企业承担责任。

但这样的规定有些问题, 因为现实中有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并不属于供电企业, 而是由电力用户自己投资形成的资产并由自己使用和维护。如果是由于电力用户疏于对自己的电力设施进行维护从而导致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压触电事故的发生, 那么完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侵权责任显然并不公平。 (2) 从物权法的角度看, 一方面电力用户作为电力设施的所有权人, 有责任确保自己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 供电企业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得随意进入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并进行操作, 因为这是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行为。从合同法的角度看, 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系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 双方在供用电合同中通常都明确约定了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点, 以划分各自的运行维护责任。如果在电力用户所有的电力设施上发生触电事故全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责任, 既不利于电力用户积极维护电力设施安全, 对供电企业而言也有些强人所难。

(二) 《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触电案件解释”) , 其中第二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 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将高压触电的侵权主体解释为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供电企业有利, 但反过来对电力用户又不太公平。因为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而电力用户并不完全符合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无过错责任, 一般有以下四种理论。一是风险说。为自己的利益而经营某项事业者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二是公平说, 认为从其所支配的物或作业中获利, 则对此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三是遏制说, 认为由事故原因的控制者承担责任, 可以促使其采取防范措施遏制事故的发生。四是利益均衡说, 认为适用无过失责任, 以实现损失的合理分配。 (3) 依次来看, 在高压电作业中, 风险说和公平说似乎更适用于供电企业, 遏制说倾向于指向电力设施产权人, 利益均衡说则指向双方。综合比较, 供电企业似乎更应该承担高压触电事故无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 高压触电案件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应当是供电企业, 但是电力设施产权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 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主体的确定, 并不是在供电企业和电力设施产权人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的问题, 而是需要做更细致的考量。

三、《侵权责任法》中高压触电案件的责任主体

(一)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

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明确了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主体是“经营者”, 具体到高压电作业, 同样还是指向供电企业。电力用户尽管是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并非从事电力经营活动, 而仅仅通过使用这些电力设施来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电力用户并非电力经营者, 供电企业才是高压电的经营者。

那么, 我们前面提到二难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如果没有, 那么《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问题上就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照搬, 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二)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主体

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 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管理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 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

先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在高压电作业中, 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是指电力设施本身及其在一定物理空间内的延伸, 比如, 架空输电线路的下方和杆塔的周围等。再说到管理人, 高压电活动区域的管理人是否一定是供电企业呢?未必。前面说到, 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属于电力用户所有, 电力用户对其也负有运行维护管理的责任。相应地, 如果他人需要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活动的, 也应当经过产权人的许可。另外, 对于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作业可能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 除需要产权人许可外, 也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前采取安全措施。 (4)

从责任性质来看, 本条所规定的管理人的责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过错责任,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即管理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减轻或不承担责任;相反, 如果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就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 既然是过错推定责任, 为什么又会存在“减轻”的情形呢?笔者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供电企业的话, 其对于高压触电损害是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 如果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或者说确实没有过错,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责任;相反, 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普通的电力用户的话, 只要能够证明自身确无过错, 则不应当承担责任。只有做这样的解释, 才能将《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融会贯通, 从而正确地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压触电案件侵权人的问题上, 《侵权责任法》并不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回归, 也不仅仅是对《触电案件解释》的修正, 而是在总结了前两种规定各自的合理性及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更加合理的归责原则:供电企业作为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是高度危险作业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电力设施产权人负有对自有产权范围内电力设施进行运行维护的义务, 应当确保电力设施本身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警示, 在高压触电案件中如果电力设施产权人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这样的注意义务, 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摘要：高压触电案件中的侵权主体问题, 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无论是将供电企业还是电力设施产权人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 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中的困难。本文主要采用理论法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 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 同时结合社会和司法实践, 对高压触电损害案件中的责任主体进行了分析, 区分了高压触电事故中的两类侵权人, 一是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二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二者分别承担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

关键词：触电,高度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

参考文献

[1]李开国, 张铣.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研究[J].现代法学, 2012 (01) .

[2]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使用[J].中国法学, 2010 (06) .

[3]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解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篇4

来源：作者：日期：11-06-21

1．什么是营养费

营养费是受害人通过平常饮食的摄人尚不能满足受损害身体的需求，而需要以平常饮食以外的营养品作为对身体补充而支出的费用，是一种辅助治疗。

2．营养费的范围

在人身损害赔偿项目中，对营养费的认定最富有弹性，法官没有具体标准可参照，又不能从医学角度进行阐明。在目前审判实践中，往往只要受害人住院治疗，法官就支持营养费，不住院治疗就基本上不考虑营养费。

营养费认定的根据是受害人伤情及伤残的具体情况，下面是一些常见的需要增加营养的情况：

（1）外伤或手术时出血较多者（一般要400毫升以上）；

（2）年老体弱受伤较重者；

（3）消化系统功能障碍者，如胃肠部分或全部切除、肝脏破裂或部分切除、胰腺破裂或部分或全部切除；

（4）其他原因致消化吸收功能障碍者；

（5）不能正常进食，需要鼻饲者，如休克、植物人、昏迷；

（6）较大面积烧伤者。

3．营养费的计算公式

营养费赔偿金额＝根据医疗机构的建议酌情花费的数额

此外，营养费的赔偿标准，也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的40%-60%的比例计算。

4．营养费的证据

营养费的认定必须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医疗机构的意见，其内容应包括是否需要额外增加营养，需要加强营养的期限等。医疗机构的营养意见应当是以辅助治疗的需要为前提的，对个案而言，如果医疗机构没有出具营养意见，可以推定为不需要辅助治疗的营养，不应对营养费进行赔偿。如果医疗机构出具了营养意见，也不能不加以审查及质证就予以采信，因为医疗机构意见仅是参照，不是根据。由于受到医患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医疗市场竞争等影响，很难保证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公正、科学、准确。因此，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对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进行审查。

对于医疗机构出具的意见，在判断真实性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营养意见出具的医疗机构是哪个等级。一般情况下，二级甲等以上综合性医院及专科医院出具的，可信度较高，因为这些医院医疗技术水平高、比较注重信誉及形象。

（2）营养意见出具的载体是什么。最佳载体是医院的伤、病情鉴定表。一般情况下，医院对病情鉴定表表管理较严，有相对严格的程序和条件规定，需具备较高资历和职称的医务人员（一般是科室主任或主任医师）才有资格出具。其他载体如出院医嘱、病情证明书、门诊病历，一般医务人员均可出具，医疗机构对之监督很少，可信度低。

（3）医疗机构是否对其出具的意见进行了确认。不仅要加盖医院公章，医疗机构还要在意见上对医务人员的职称和鉴定内容进行确认，以增强意见的真实性，减少了人为因素干扰。伤、病情鉴定表一般均具有以上内容，因此，其可信度最高。

（4）医疗机构出具意见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受害人的伤情及伤残的具体情况，结合病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还不能确定，可以对该项进行司法鉴定。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医院出具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质证意见。如果对医疗机构的营养证明意见，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且符合受害人的伤情及伤残的需要，法院会予以认定。对医疗机构的营养证明意见，当事人有异议的，由法官审查确定。如果仍不能确定，应由主张营养费的当事人申请司法鉴定。当事人如果不同意申请鉴定，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对营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交通费标准与计算 发布日期：2012/3/27 15:55:00 来源： 作者： 点击：1

1交通费标准与计算1．什么是交通费交通费是指事故受害人和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配置残疾用具或参加处理事故等活动实际必需的车船票费。2．交通费证据交转院治疗或到医院就诊的，其本人和陪护人员的交通费及参加事故处理人员有关的交通费，一般按照实际必需的普通工具的票据。值得注意的是，受害人主张交通费的时候，必须说明用途并出具交通费的正式票据。正式票据，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正式的税务发票，汽车票、火车票、船票、出租

交通费标准与计算

1．什么是交通费

交通费是指事故受害人和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配置残疾用具或参加处理事故等活动实际必需的车船票费。

2．交通费证据

交转院治疗或到医院就诊的，其本人和陪护人员的交通费及参加事故处理人员有关的交通费，一般按照实际必需的普通工具的票据。值得注意的是，受害人主张交通费的时候，必须说明用途并出具交通费的正式票据。正式票据，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正式的税务发票，汽车票、火车票、船票、出租汽车票等都可以作为正式票据。对于这些受害人提供的票据，法院还应当审查这些票据与就医的时间、地点、人数、次数是否相吻合，如果不吻合，就不能计人赔偿数额。

特殊需要乘坐出租车、飞机、火车软卧和轮船二等舱的应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的证明。

3．交通费的计算公式 交通费＝往返费用×往返次数×往返人数 4．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2条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误工费一般是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的标准赔偿。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一）误工费的概念

误工费，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需要接受诊治以恢复健康，以及当事人的相关亲属需要参加交通事故的处理，无法正常参加工作或者从事日常的经营活动，因此而造成经济收入的减少，由负有责任的一方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该项减少的收入给予的赔偿。误工费的发生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事故责任人的责任之一，自然应当予以赔偿。

（二）误工费赔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后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这一规定，误工费赔偿金额的计算，其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

误工费赔偿金额 ＝ 误工收入（天／月／年）× 误工时间

其中，①关于“误工收入”的确定。因受害人工作情况的不同，收入的确定，又分成2种情况：一种是在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另一种是在无固定收入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其收入以及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②

关于“误工时间”的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收入。

（一）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其误工费赔偿金额的计算，按照其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误工费赔偿金额 ＝ 实际减少的收入 ＝

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 － 事故受伤后劳动（工作）收入上述计算公式也可以用相关符号进行表述，如可表述为：P＝A － B

其中，P＝误工费赔偿金额；

A＝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

B＝事故受伤后劳动（工作）收入。

在此公式中，只有在B＜A的情况下，误工费的赔偿才能成立；如果B≥A，则不存在误工费的赔偿问题。这是因为，误工费的赔偿，只有在存在因误工而减少收入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不存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也就不存在误工费的赔偿问题。

例如：李某为广东省广州市某水产公司的业务员，负责送货工作。有一天早上，他驾车去给一家宾馆送货，在路上不幸与一辆逆向行驶的大货车相撞，李某受重伤。后经有关部门调查，人货车司机为疲劳驾驶，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李某住院治疗1个月，又应医院要求在家静养1个月。李某平时每月的收入是3500元，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李某单位因其歇病假，每月只发基本生活费1000元。这样，李某可以要求的误工费赔偿金额为：李某误工费赔偿金额＝（3500－ 1000）×2个月＝5000元

在这一案例中，如果李某的单位因为李某没有来上班而连基本生活费都不发，则李某可以要求的误工费赔偿金额为：李某误工费赔偿金额 ＝ 3500 × 2个月＝7000元

（二）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其误工费赔偿金额的计算，与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相比，在总的计算公式上是一样的，即：

误工费赔偿金额＝实际减少的收入＝

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 － 事故受伤后劳动（工作）收入其中，“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的确定，则是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误工费赔偿金额的关键。“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的计算公式，按年计算，可以表述为：

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年）＝最后三年的平均收入/3如果按月计算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其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年）＝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36例如，王某系北京市市民，2000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去了几个单位上班，但感到自己所学专业不适应这些单位的工作要求，都没有干多长时间，后来就在家耽着，没有再找工作，靠写文章、帮助朋友做事取得一些收入，但收入不固定，好的时候1个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不好的时候甚至2－3个月都没有1分钱的收入。从2001年6月起到2004年5月止，王某通过写稿、帮助朋友办事，所得稿酬、报酬等总计为9.36万元。2004年6月初，王某骑自行车去商场买东西，在回来的途中被一辆违章行驶的出租车撞伤，造成小腿骨折，住院治疗1个半月，回家后又应医生要求在床上静卧休养1个半月。这样，王某因事故造成3个月的时间没法工作，在计算王某3个月的误工费赔偿金额时，需要进行如下的计算步骤：

第一步，计算王某最近3年的年平均收入，计算方法如下：

王某最近3年的年平均收入 ＝ 9.36万元／3年＝3.12万元第二步，计算王某最近3年的月平均收入，计算方法如下：

王某最近3年的月平均收入＝9.36万元/3 */12月＝2600元

第三步，计算王某3个月的误工费赔偿金额，计算方法如下：

王某3个月的误工费赔偿金额 ＝2600元×3个月＝7800元

上述情况属于受害人虽然没有固定收入，但能够证明其最近三年的收入。如果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其计算公式为：受害人正常情况下的劳动（工作）收入（年）＝ 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

高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浅论 篇5

【关键词】触电赔偿；法律冲突；高压电标准；赔偿主体；赔偿范围；免责条件

【中图分类号】D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49-01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迅速，作为经济发展重要保障的电力行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也带了一些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由于人们缺少足够的安全用电用电知识，以及电力企业疏于对电力设备的保护，致使触电伤亡事故时有发生。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以及对法律条文理解上的差异，供电企业和受害人之间，审判机关和双方当事人之间往往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那么，应如何公平公正地保护供电企业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一、高压电的界定

处理高压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依据的最基本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从事高压、高空、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什么电压等级才称得上“高压电”呢？《供电营业规则》第六条：“供电企业的额定电压：1、低压供电：单相为220付，三相为380伏；2、高压供电：为10、35、110、220千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电力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部分）》第四条规定：“电力设备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V）以上者；……”。可以看出来，对于高压电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之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所规定的‘高压’包括1千伏（kV）及其以上电压等级的高压电，1千伏（kV）以下电压等级为非高压电。”在法律上确定了高压电标准。

二、赔偿责任的承担

高压触电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应属于高度危险作业所产生的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其归责原则应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虽然《民法通则》规定了高压电致人损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何种情况下由何主体承担何种赔偿责任仍然没有清晰、统一的规定。电力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存在，包括变压器、电力线路以及电力设备。这些电力设施通过发电、送电、配电、用电形成了一个电力网络，同时运行。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怎么确定电力设施的归属权呢？《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责任分界点按下列各项确定：1、公用低压线路供电的，以供电接户线用户端最后支持物为分界点，支持物属供电企业。2、10千伏及以下公用高压线路供电的，以用户厂外或配电室前的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为分界点，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属供电企业。3、35千伏及以上公用高压线路供电的，以用户厂界外或用户变电站外第一基电杆为分界点。第一基线杆属供电企业。4、采用电缆供电的，本着便于维护管理的原则，分界点由供电企业与用户协商确定。5、产权属于用户且由用户运行维护的线路，以公用线路分支杆或专用线路接引的公用变电站外第一基电杆为分界点，专用线路第一基电杆属用户。在电气上的具体分界点，由供用双方协商确定。”在出现一果多因的情况下，要分清哪些是对结果发生起主要作用的原因，哪些是对结果发生起次要作用的原因。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按照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确定各自的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致害人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非主要原因，则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能将受害人的原因考虑进去，减轻了电力设施产权人的责任，同时在另一方面实际上有利于增强人们安全用电的意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供电企业全额、高额赔偿有可能带来的道德危机。

三、免责条件

电力企业或者电力设施产权人在具备法定的抗辩事由时，可以对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他人人身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三）受害人盗窃电能，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为而引起触电事故；（四）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受害人以触电方式自杀、自伤。这是一种直接故意。现实生活中，不乏有人触电致伤然后向供电企业索取高额赔偿。在没有安全设施保障的前提下实施此类窃电及易引起触电伤亡事故，此种行为造成伤亡事故再要电力企业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且滋长了盗窃、破坏行为人的违法犯罪心理。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故意造成损害的主观心理状态，但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应当知道高压电的危险性，却在依法设立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实施危险行为，实际上是放任损害结果发生，因此可以把此类行为归属于间接故意。

四、赔偿的范围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6

(1) 房主与农村建筑队的法律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落后, 使用无资质建房班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农村工匠闲时做工, 农忙时务农。既不耽误农业生产, 又能增加经济收入, 是一种天然的小农经济模式。我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抢险救灾及其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 不适用本法。”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排除农村自建房房主与建筑队不管有无资质, 都不是建筑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农村自建房的房主和建筑队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

1. 一种承揽法律关系。

通过口头或简单的书面协议, 房主把建房工程交给建筑队负责人, 可以整体承包, 也可以分包, 或承包后再转包。房主在房屋建成后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建房款交于建筑队负责人, 由建筑队负责人给工人发放工资。以一定的工作成果作为合同标的, 构成承揽法律关系

2. 另一种是雇佣关系。

房主直接雇佣工匠、小工。直接指派任务, 并直接给工人发工资。这种以提供劳动为标的合同, 应该认定为雇佣关系。

(2) 建筑队负责人与其雇佣的工匠、小工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雇佣关系, 因为工匠、小工的工资都有固定的标准, 工资发放人为建筑队的负责人。应该成立雇佣法律关系。

(3) 建筑队作为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 农村建筑队可能把全部的建房工作都承包下来, 包括旧房的拆除, 内部装修等, 并把部分工作转包给更小的建筑队, 比如拆房或砸墙班, 打夯班, 装修队。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关系, 雇佣和承揽。笔者认为如果将一部分工作整体转包给另一建筑队, 应适用承揽关系。如果按天结算工资, 应定性为雇佣关系。区分标准同上。

(4) 房主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 房主与工匠、小工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在雇员受害的情况下, 房主与受害方可能会产生侵权的法律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原则为过错原则, 所以在认定房主对没有直接雇佣关系的建筑队工人受害承担的责任的要求是, 房主具有过错。

二、农村建房事故中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由于农村建房的特殊性,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涉及到房主与建筑队承包人的关系, 建筑队承包人与下面工匠、小工的关系等等。一旦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确定房主与建筑队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责任的承担就显得至关重要。

(1) 雇用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判定

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的分歧点在于房主与建筑队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上。传统的区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工作对于雇主的商业行为而言是否完整和不可缺少, 不过这些工作不是临时应急的就应当认定为雇员;第二, 报酬的确定是以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一般一工作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标准, 而承揽一般是以整体的工作效果来确定;第三, 工作时间、地点、进度是否由劳务提供方来决定。如果能自行决定则为承揽人;第四, 又谁提供工具、设备。雇员一般使用雇主的工具、设备, 承揽人一般自备工具、设备。第五, 领取报酬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雇员领取报酬的方式一般比较固定, 承揽人一般是一次性。雇佣关系的雇员一般收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雇主的权利受到限制, 而承揽关系的双方地位平等。

法经济学的角度下也能提供全新的思路。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是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利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引用汉德法则, 在一个事件中, 一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小, 该当事人就应当采取措施, 控制风险, 即风险责任由其承担。换句话说, 风险成本小的当事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发生事故, 责任由其承担;如果他已采取适当的措施, 然事故仍然发生, 他不承担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相等, 行为人自担风险责任。房主和建筑队的负责人的风险成本就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在二者相等而其他因素亦相似的场合, 人们肯定更倾向于那种能够提供最经济地避免损失的方法的责任规则。经济预防原则, 即对于不经济的损害, 应通过对能够最廉价地避免风险的人课以责任的方式予以防止。在雇佣与承揽很难区分的个案中, 引用汉德法则也许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2) 各方责任的承担

事实上, 无论是按照承揽合同还是雇用合同来确定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的关系, 均是为了分清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事故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1. 雇主责任的承担

如果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系雇用关系,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这符合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雇员为雇主完成工作, 雇主为受益人, 让雇主获利的同时负担风险, 符合民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

2. 房主责任的承担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自建房必须需要资质, 因此以无资质建房认定房主存在过错, 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以及第十条的规定。但是, 《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来看, 国务院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要求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范围仅限于“村庄、集镇规划区内”, 而非全部建筑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很难操作, 因为很多地区并没有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如果教条的执行将会在客观上加重房主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只有在村镇规划区内建房, 并且当地存在在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的才有可能适用《解释》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做、指示者选择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选任有过错, 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择有明显过错, 如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而选任。如果需要个体工匠有资质, 而房主明知个体工匠没有资质而使用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房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建造活动中由他人召集或介绍施工人员, 报酬由房主直接支付, 召集人或者介绍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同工同酬, 发生伤亡的, 房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召集人对建造活动进行指挥、管理, 由于指挥、管理不当造成伤亡的, 房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召集人追偿。

3. 事故受害人自身应当承担责任

(1) 依法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施工的, 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伤亡,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在施工中发生伤亡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存在过错的应由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 对于建筑队中的力工、小工因为不具备专业技能, 无法办理个体工匠资质的, 应该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自身有过错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3) 对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结成合伙关系的, 应按照合伙关系分担民事责任。

结语:除极特殊情况可适用雇佣关系外, 农村中没有资质的建房班与房主之间的建房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 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对于雇员受害责任的承担问题不能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应主要依据雇佣关系, 雇工之间存在合伙情形的适用合伙关系, 同时参照《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各方赔偿责任。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农村建房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但是农村自建房还存在大量采用无资质的建房班的现象。由于无资质建房班缺乏必要的建筑资质, 工匠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考核。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而对农村自建房时, 由于将建房发包给无资质的建筑队, 导致发生了大量的雇员受害案件的发生。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自建房的雇员受害并没有明文规定使用何种法律, 导致出现伤亡事故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时出现困境。本文试图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结合法理为解决这类案件找到依据。以期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自建房,房主,建筑队负责人,资质,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1]邵世星;侵权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反思[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05期

[2]刘海红, 刘永军;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特殊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2005年07期

[3]杨立新;;制定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J];法律适用;2006年10期

[4]汉彩霞;雇佣关系认定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0年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7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现状,统一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一) 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渊源的多样化

目前, 我国有关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标准、计算办法等规定多散见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的部分内容之中。目前仍有效适用的法律渊源主要有:《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项目不统一

同样是造成生命权的丧失, 死亡原因不同, 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 赔偿的范围和项目各不相同。医疗事故死亡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是: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工伤死亡的,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则是:丧葬补助金、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而如果是适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 则赔偿的项目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由此可见, 我国现行人身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和项目上是不统一的。

(三) 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基准和方法不统一

以死亡赔偿金为例,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单独列死亡赔偿金项目, 而是依据第五十条规定, 以精神抚慰金名义按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6年;《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 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

(四) 伤残鉴定标准不统一

在残废等级鉴定标准方面, 在我国目前最少有三个标准:一是工伤事故人身损害残废等级鉴定标准;二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残废等级鉴定标准;三是由全国残联等五单位颁布的鉴定标准。

二、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构想

(一) 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项目

1.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 可归为一类, 统称为“医疗等必要费用”。此类赔偿项目已在理论与实践中达成共识。

2. 单列精神损害抚慰金, 其具体适用条件和计算方法可依照《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

3. 明确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项目。可以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项目统称为“伤亡赔偿金”, 并明确其作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 将其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的区分开来。

4. 被抚养人生活费。《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对于这一条如何理解, 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看法不一, 笔者认为有必要统一做出规定, 保留这一项目。

(二) 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基准和方法

医疗等必要费用及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基准和方法可以仍依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来执行, 伤亡赔偿金的计算基准和方法需要做统一调整, 即统一调整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定型化计算基准和方法, 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统一标准。该规定充分考虑各地适用赔偿标准的具体情况, 且可以符合实际地加以数额变更, 计算方便, 可以较好地实现法院裁判标准的统一, 也有利于平息纠纷。另外, 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采取的“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之计算基准相比较,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采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的计算基准显然要高, 这有利于保障人身权利, 符合立法本意。

(三) 建立统一的伤残鉴定标准

为了促进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基准及赔偿数额的统一, 应当综合现有的各种行业或部门伤残标准, 结合伤害案件的伤情特点、法医学理论,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76年编制并通过的《残缺、病缺和残废的国际分类手册》中的标准, 尽快制定统一的《人身伤害伤残鉴定标准》。

三、分阶段逐步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现状, 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 统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标准需要经过以下两个阶段:

(一) 统一适用《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阶段

在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建立之前, 应当说《工伤保险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因其赔偿标准不高, 赔偿范围和项目较混乱, 因此, 为了公正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现阶段应统一按照《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来解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二) 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阶段

我们应总结司法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借鉴国外立法例, 最终制定统一、完备的《民法典》, 在《民法典》中全面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项目、赔偿基准和计算方法等详细内容, 实现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备和统一。

参考文献

[1]郭明瑞, 丁乐超等.中国损害赔偿全书[M].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庄洪胜, 刘志新.人身伤残鉴定与赔偿指南[M].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8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差异性分析

相较于人身损害赔偿而言, 工伤保险赔偿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性, 工伤保险赔偿超越了私法的范畴, 二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性。

( 一) 法律关系方面的差异性

工伤保险赔偿体现了行政法律关系的色彩, 其适用于劳动法、工伤保险法等法律法规, 其中包含了工伤保险法律关系和劳动法律关系。而人身损害赔偿则体现的是一种侵权的法律关系, 其适用于民事侵权法, 体现出了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性[1]。

( 二) 构成要件的差异性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而言, 其主要针对的是对于职工存在的违法行为, 必须要有违法行为对职工权益损害的事实, 对于工伤保险赔偿而言, 其不强调违法行为是否存在, 用人单位只要正常缴纳工伤保险, 不管用人单位是否出现违法行为都会对工伤职工进行赔偿。

( 三) 功能的差异性

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其主要关注的是对工商损害的救济, 其并不注重对用人单位的追责, 在工伤损害出现之后, 用人单位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或只需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而工伤保险的经办机构则支付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伤保险待遇, 这样就实现了用人单位工伤损害赔偿风险的转移。人身损害赔偿是一种私法范畴内的赔偿, 当权利人的权益遭到第三人侵害时, 其能够对不法行为进行追责, 让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并将这种赔偿转移给权利人, 从而平衡双方利益, 其主要功能在于对不法行为的制裁, 同时能够提醒第三人要注重对职工权力的保护。

( 四) 赔偿范围与标准差异性

工伤保险赔偿的初衷是对工伤职工基本生存的保障, 其赔偿范围主要是针对物质损失的, 而不包括精神损失, 人身损害赔偿则针对的是违法行为对职工权益侵害的赔偿, 其中既包括物质损失又包括经济损失, 因此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更加宽泛, 赔偿标准更高, 且赔偿的金额也更大, 两相对比而言, 人身损害赔偿的数额要远远多于工伤保险赔偿[2]。

二、合理构建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是导致工伤救济出现混乱以及困境的重要原因, 这就需要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

( 一) 在用人单位无过错时采用取代模式

对于由于职工自身的原因或意外情况发生导致的工伤事故来说, 可以采用取代模式, 用人单位无过错, 则不能够对用人单位进行责任的追究, 因此不能要求人身损害赔偿, 只能要求工伤保险赔偿。

从工伤救济的角度来讲, 用人单位无过错则工伤救济的主要目的是填补损害, 而不对用人单位进行侵权责任的追究。在职工受到工商损害之后应当直接向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工伤保险赔偿, 以此来保证受害人经济救助的及时性,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由于其本身对于工伤事故无过错, 且正常缴纳工伤保险费用, 则可以实现责任转移, 将赔偿责任转移到社会, 这就大大降低了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

( 二) 在用人单位存在过错时采用补充模式

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导致的工伤事故可以采取补充模式, 工伤职工在依法获得工伤保险的应有赔偿后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所要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差额部分金额以及精神损害赔偿。

用人单位过错导致的工伤事故指在现实相对普遍, 例如用人单位监管落实不到位、指导失策、强迫劳动等引起的工伤事故均属于用人单位过错, 从本质上来讲指的是用人单位主观上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注重职工安全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采用补充模式。此外, 针对用人单位忽视劳动安全的行为, 应当发挥制裁作用。

( 三) 在第三人侵权时采用兼得模式

在存在第三人侵权而导致工伤发生的时候可以采用兼得模式, 职工既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同时能够向第三人索要人身损害赔偿, 这两种赔偿是相互独立的, 也就是说工伤职工有权获得双重赔偿, 但需要注意的是, 此种情况下工伤职工所遭受第三人的人身损害必须要获得相关工伤认定, 且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不产生竞合关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 对于工伤职工的赔偿是对职工生存权利的维护, 就目前来看, 我国关于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上还缺乏统一的、科学的处理方式, 本文简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并针对用人单位有无过错、第三人侵害以及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等四种条件提出了针对性的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构建思路, 旨在为完善我国的工伤赔偿提供参考。

摘要：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是工伤救济制度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种救济方式, 二者之间的使用关系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焦点。本文简要分析了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之间的差异性, 提出了构建我国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主要思路, 旨在为完善我国工伤救济制度提供参考。

关键词：工伤保险,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新宝.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J].中国法学, 2007, 02:52-66.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9

一、由于民众对该标准不是特别理解, 遭到普遍反对, 对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不利于社会稳定, 建设和谐社会

根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在法律地位上应该是一律平等的, 始终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二者的赔偿标准又是区别对待的, 这就形成“同命不同价”的说法。该说法引起了社会上激烈讨论, 讨论其是否合理?社会大众广泛讨论上种说法, 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 也它已经给社会上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当中, 赔偿金额数目存在最大区别的是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标准划分, 有的人把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赔偿金额的不同看作是对生命权和健康权明确“标价”, 这种“同命不同价”是对人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权利的侵犯, 是与建设和谐社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旨相违背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死亡赔偿金是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的, 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有很大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得出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让一部分人民群众感觉很气愤, 他们认为:这是以户籍不同为标准, 对人划分三六九等, 是对生命权、健康权平等的不尊重, 是严重对农村户籍的歧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逐渐对于这种“同命不同价”的标准产生了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原则, 积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避免给社会带来的不好后果, 争取促进司法和谐, 建设人人渴望的和谐社会。

二、对于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 我们应当一分为二的来看待

一味地把在交通事故中对农村居民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减少, 当成是对农村居民生命权、健康权的“标价”折价的观点是片面的, 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加, 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所以, 他们对法官判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判决能够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产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

一方面, 立法上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划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人身损害赔偿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的补偿, 也体现了对他们的保护;人身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医疗费等确切可以计算出的损失, 也包括假设他们不受伤应该获得的收益, 如:误工费等, 而像误工费等损失, 我们是可以通过根据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不同, 对损失程度进行预测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职业、学历、收入、行业、领域等不同进行预测,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进行划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 现如今, 随着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律有一定的滞后性, 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因此其作用有一定局限性, 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合理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三、有关机构应当采取的措施

随着对人身损害标准问题的划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尽量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为了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更加深入了解该标准, 更加深入思考交通事故中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的划分是否合理, 我们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 进行相关普法宣传, 积极做好相关法律宣传工作, 让大家对交通事故中侵害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问题有更好地了解, 更加深入的认识到人身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是有很大区别的, 具体说来, 它们包含的损失范围是不同的,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更广, 不仅包括可以直接计算得出的确切的损失, 也包括因此而受到减少的将来的损失, 而财产损害赔偿只包括可以直接计算得出的确切的损失。然而, 由于历史基础、制度因素、政策倾斜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省份间差距悬殊, 因此, 在我国的各个地区, 各地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 再结合每个人自身的差异, 每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差异, 从而形成了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补偿额也是有差异的。因此, 在交通事故中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所体现的“同命不同价”不应该理解为是对生命“标价”,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而应该理解为是对于人们失去生命的一种补偿。

(二) 有关机构在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的划分进行认定时, 应该更加注重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 把好关, 更加注重对复杂案件的把关, 尤其注意以下几种情形:

1.对于进城务工或定居农村居民, 当达到一定标准或一定条件时, 应当看成与拥有城市户籍一样的, 享有“同城待遇”。现今, 城市建设不断发展, 成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加入带现代化建设中,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定居, 甚至在城市已经连续居住或者生活达到一年以上, 实际收入并不比城镇居民低, 此时, 我们仍然按照他是农村户籍来进行赔偿, 显然是不合理的, 有失公平, 此时法官在判案时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 对于这些人赔偿金额应当有所提升。

2.当按照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标准不确定时, 当证据标准达到一定程度时, 对当事人应当按照城市户籍进行赔偿。这种情况如:农民工进城打工或者定居超过一年, 而且他们的收入、消费、生活都在城镇, 但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暂住证不连续也没有及时到相关部门更换暂住证, 因此我们不到一年以上。因此, 考虑到暂住证制度本身存在欠妥, 法院对当事人提供其它有利证据与暂住证或暂住人口登记表相互印证的, 我们也认为是可取的, 相关机构通过对其它证据的审查核准认定之后, 根据所有证据形成证据链, 然后在确定以“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进行赔偿。

3.由于有的未成年人虽然是农村户籍, 但是跟随父母在城镇上学、生活达到一年以上的, 发生交通事故时, 人身损害赔偿金额应当按照城镇户籍标准来计算。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进城打工或者定居的, 而未成年子女就随同父母到城镇上学、生活, 并且持续时间已达一年以上, 发生交通事故时,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城镇达到一年以上, 在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时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 维护农民工子女在城镇的合法权益。

四、总结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不太认同“对人身损害标准问题”的划分,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长远目标!

摘要：从以往的案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 人们会由于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不同而差别对待, 这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同时也被人们热烈讨论, 被认为是“同命不同价”的表现。本文以下着重对于交通事故中“对人身损害赔偿歧视农村户籍是否合理的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持有理性的态度, 思考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标准进行明确划分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歧视农村户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应当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户籍,歧视,负面影响,措施

参考文献

[1]佟强.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J].清华法学, 2008 (01) .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10

关键词：校园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 民事责任

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指学生在学校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此类案件的发生，给受害的学生，尤其是未成年学生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同时，给家庭、学校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此类案件、如何正确处理学生、学校以及家庭之间的关系，尚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1 未成年学生的监护

所谓监护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监护分为法定监护、指定监护和遗嘱监护。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包括三种：一是未成年人的父母；二是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三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上列三种法定监护人，顺序在先的排斥后者，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当然的、首要的法定监护人，而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学校并不在民法通则规定的法定监护人范围之内。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意见》第10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①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②照顧被监护人的生活；③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④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⑤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⑥代理被监护人进行诉讼。与未成年人关系密切的学校明显不能完全履行上述监护职责。

2 学校的职责

首先，民法通则已明确将学校排除在监护人的范围之外，即学校不是监护人。教育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进行教育。从立法上看，并未因未成年子女入学，其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就自然转移给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其次，父母送未成年子女入校就读和学校对学生进行教育均系法定义务，不得自行变更，无需约定委托。第三，监护的实质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是亲权的延伸和补充。在传统民法和国外一些立法中，亲权与监护是两个不同的民法概念和制度，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对亲权和监护未作区分，统一称为监护。

本人认为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能任意改动。学校依法应对在校学习、生活的未成年学生的生命健康予以保护，但这应是与教育活动有关的保护，不能将这种管理职责扩大至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职责。因为，学校的这种保护与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的监护具有性质上的不同。

3 校园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3.1 关于未成年学生及其监护人。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对未成年人致人损害产生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作出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有财产的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除外。

3.2 关于成年学生及其抚养人。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意见第161条规定，侵权行为发生时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原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抚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

3.3 关于学校。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该办法列举了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12种情形；规定了学校无法律责任和不承担事故责任的6种情形；4种情形下发生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责任。近年来，校园人身损害事故一旦发生，学校、教师动辄被推上被告席。由于赔偿经费缺口巨大，事故的善后处理十分棘手，学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有的是“赔不起”，有的是“赔怕了”。于是，学校纷纷出台强行规定，不准这样、不准那样。这已影响了素质教育的推行。该办法的实施，在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事故，保护学生、学校的合法权益的问题上，为审判实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4 校园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构成

学生在校期间人身损害是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区域、环境下的一种侵权行为，具备下列条件时，责任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4.1 学生在校就学期间致人损害，并且其行为具有客观违法性 致害人系成年学生或未成年学生，致害行为发生于在校就学期间，并且，其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在校就学期间”应从学生就学的时间、区域和环境综合考虑。行为的违法性是指学生实施的致害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条件，不具备正当理由，而具有民事违法性。

4.2 学校未履行法定职责，有过错。学校的校舍、设施、设备等有明显的不安全因素；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向学生提供的食品、药品、饮用水等不符合相关标准；组织学生参加教学活动、校外活动等，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违反职业道德，违反相关规定，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违反规定，安排学生从事不宜参加的劳动、体育等活动；对有特异体质或特殊疾病的学生参加活动，未予以必要的注意；对在校突发急病或受到伤害的学生，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发现学生的行为具有危险性，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制止；知道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其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未及时告知其监护人，导致期脱离监护人而发生伤害等情况。上述情形表现出学校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4.3 有损害事实发生。学生的致害行为或学校的过错已给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4.4 学生的致害行为或学校的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若学生的致害行为与受害人所受损害无关、学校亦无过错，则二者对此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5 归责原则

5.1 过错责任原则。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因其完全没有意识能力，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因此，其致人损害应归咎于监护人疏于管教、监督的过错，监护人应对其疏于管教、监督的过错负责。如监护人能证明其“已尽监护责任”，可以减轻其责任，但这种减轻应严格限定。

对于成年学生因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及对自己与他人的影响，可以独立地进行民事活动。但在其没有经济收入时，由其抚养人垫付。

5.2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因其并非完全没有意识能力，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故监护人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责任，采用过错推定方式。如监护人能证明自己“已尽监护之责”应减轻其责任。

对于学校，从学生就学期间致人损害的事实，推定学校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过错。即采取过错推定方式。若学校有证据证明其恪尽职守，依法履行了其教育、管理职责，应减轻或免除其责任。对时下的校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只要损害事实存在，学校都或多或少地承担赔偿责任，此做法缺乏法律依据。未成年学生就学期间致人损害，学校和监护人二者向受害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观点，同样无法可依。在这类案件中，因各行为人不具有行为的共同性，而不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学生发生人身损害事故，只有在学校有过错的情况下，学校才承担与过错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根据各行为人的过错程度，合理地确定各行为人所负的责任范围，而不能笼统地使各行为人对受害人负连带责任。

5.3 公平责任原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虽然行为人不具有和不完全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毕竟在学校因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对受害人的损害，如不能依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遭受重大损害又得不到赔偿，将显失公平。此时，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公平地确定被监护人、监护人和学校的责任。公平责任的适用应以当事人各方均无过错为前提，并且，要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和其他情况综合考虑，充分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案件的处理体现公平。对于学校无过错，学校以外的其他当事人有过错的，在能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时，就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对此，学校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学生校园人身损害的发生，产生了未成年学生及共监护人、成年学生及其抚养人和学校的民事责任。只有通过对学生是否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是否尽了监护义务，成年学生的致害过错及经济收入情况，学校是否履行了教育、管理职责，是否有过错，各方当事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因果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当事人各方的民事责任及相应的赔偿幅度，以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参考书目：

[1]《民法通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梁书文、回沪明、杨振山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1]《民法·侵权行为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人民司法》.

[4]《人民法院报》.

人身侵权损害赔偿 篇11

一、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概论

(一) 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

工伤保险赔偿是工人职员因公负伤、残疾乃至死亡或患职业病, 国家和企业为其提供的一定物质帮助。工伤保险制度这一社会保险制度于1951年在我国确立。此之前, 在西方历史上, 如何负担工伤赔偿这一问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雇主责任制度 (1) 的建立实现了从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的转变, 该转变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倾向。雇主管理指导雇员的工作, 也是其劳动的既得利益者, 如狄骥所说:“倘若团体直接受到利益, 那么将所有个人与其他团体为实行这种活动而蒙受的危险都由他负责, 是很公平的。”[1]可见社会公平逐步进入工伤责任分配的视野。由雇主责任制度发展为工伤保险制度, 企业定期缴纳工伤保险费, 发生事故时国家和社会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则是为了避免在企业破产时劳动者不仅无法得到赔偿, 且会丧失基本生活来源, 也为了避免让企业独自承担赔偿, 负担过重, 不利于其生产经营。工伤保险制度旨在保证劳动者得到相应赔偿的同时, 给予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 工伤保险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 其功能在于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民事人身损害赔偿则是自然人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 赔偿权利人向赔偿义务人请求赔偿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2]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基础为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目的都在于使被侵权人从侵权人处得到相应赔偿, 保护被侵权人的私法权利。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功能本应楚汉分明, 但因其在事故发生时提供了两种并行的救济方式, 便出现了如何在双重救济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二) 国外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主要模式

通过工伤保险获得赔偿, 通常只需经过工伤鉴定, 之后向行政机关提出请求。该程序与必须经过诉讼方式进行请求的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相比较, 节省了诉讼所需的时间和财力。据英国皮尔森委员会估计, 将一美元转化为受害人的赔偿金, 通过侵权行为法要花费85美分, 而通过社会保险计划只需要不到10美分。[3]同时, 针对工伤事故中的侵权诉讼, 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过错责任原则, 工伤保险程序则解决了劳动者证明企业方存在过错的举证困难的问题。由此可见, 工伤保险保证了劳动者快速且稳定的得到相应赔偿, 且免受基于侵权人偿还能力的侵权赔偿带来的风险。然而, 另一方面, 国家给予的保险赔偿通常不足以弥补劳动者所有的损失, 通过侵权诉讼劳动者则有机会获得更优质的补偿。国外各国通过对这两种救济方式的利弊衡量, 并结合己国国情, 采取了不同的适用模式。

1.选择模式, 即劳动者有对采取何种救济途径的选择权, 劳动者可以且只能选择工伤保险赔偿或民事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一种方式获得补偿, 选择模式根据劳动者自己的选择排斥了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适用。这种模式给以受害者本人最大的自由权, 由其自己选择承担侵权诉讼的高风险以争取优质赔偿, 还是接受数额较小但稳定的工伤保险赔偿。然而其并未真正解决两种赔偿之间的竞合问题, 只是从应用层面寻求了一种较为简便的方式, 而且将选择权完全交给劳动者, 也不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英国及英联邦国家早期的雇员赔偿法采取这一模式, 但现已基本废止。[4]

2.取代模式, 又名免除模式, 即劳动者只能利用工伤保险寻求救济, 完全免除侵权行为人的责任。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 法国, 瑞士和挪威。这一模式是效率原则优先的结果, 工伤保险程序较侵权诉讼简易而快速, 节省了诉讼资源。但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平原则, 剥夺了劳动者请求完全补偿的机会, 且对企业的过度保护也不利于劳动者今后的工作环境与安全。

3.兼得模式, 即劳动者可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 允许劳动者受领“双重利益”。即使受害职工已经从工伤保险中获得了全额赔偿, 仍然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 反之亦然。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甚少, 因为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劳动者的利益保护, 但也极大加重了雇主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 兼得模式是向雇主责任制度的倒退, 不符合由雇主责任制度变为工伤保险制度的平衡职工与雇主利益的改革目的, 也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英国1948年实施的国民保险法中规定采取兼得模式, 但这一选择是基于英国劳工本身负担了接近半数的保险费的国情, 兼得模式不适合于由企业承担全部保险费的国家。

4.补充模式, 其与兼得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补充模式也允许劳动者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 但职工所得赔偿数额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害数额。劳动者往往可通过工伤保险得到及时性补偿, 若金额不足, 再通过诉讼寻求全额赔偿。在我看来, 补充模式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较前三种模式更具可行性。

二、工伤保险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现状分析

(一) 国家立法、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解析

在我国针对工伤保险和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单独立法,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工伤保险条例》, 《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中, 都未对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进行规定。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简要规定, 但对这些条文的理解可谓众说纷坛。纵观有关工伤保险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 可见我国采取了按照侵权人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情形的态度。一是用人单位造成工伤 (2) 的情形, 二是第三人侵权 (3) 时两种救济方式竞合的情形。

1.用人单位造成工伤情形下有关规定—《安全生产法》第53条、《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一款

2014年修改实施的《安全生产法》第53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 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该规定肯定了受害职工同时享有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赔偿的请求权, 但对于两者的具体适用有兼得模式和补充模式两种理解。主张兼得模式者认为, 这一条文的目的在于否定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拒绝给予受害者“双重利益”的规定, 通过肯定劳动者并存的两种请求权, 最大限度的保护劳动者。[5]主张补充模式者则认为, 从业人员的诊疗康复费用可在工伤保险范围内得到满足, 用人单位不再负担, 受害者家属为照料其误工费等不在保险赔偿范围之内的费用则可以向侵权人主张。

2011年修改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也有类似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 有权像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对该条文的理解争议与上述关于《生产安全法》的争议相似, 此不再赘述。

2003年,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2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虽在《工伤保险条例》之前的1996年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4) 中采取了补充模式, 《工伤保险条例》却并未采纳, 而是选择回避了这一问题, 因此此条的适用余地非常有限。笔者认为, 在原《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工伤保险条例》既未沿袭, 也未做出新的解释, 实为刻意。除对该问题本身复杂性带来的立法难度高的考虑之外, 也消极地表明立法者并不鼓励增加企业压力使职工获得“双重利益”。所以我认为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作补充模式的解释更为合理。原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该解释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的解释为, “用人单位通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方式承担责任”, 有采取取代模式之意。

综上所述, 我国对于用人单位造成工伤情形之下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规定极为模糊且有矛盾之处, 造成了适用困难。

2.第三人侵权有关规定—《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答复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这条的理解, 学界仍存在“兼得模式”还是“补充模式”的争论。2006年, 最高院就新疆高院建设兵团分院的请示做出答复, 则肯定了其“因第三人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保险机制目前在法律上是并行不悖的, 一个属于私权范畴, 一个属于公权范畴, 二者不能混用, 也不能相互替代”的倾向建议。在2011年对“统一第三人侵权工伤赔偿案件裁判标准”问题的答复中, 认可了受害人可以获得双重赔偿的原则。由此看来, 我国对于第三人侵权之下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的适用态度是具有连续性的, 其意为采取兼得模式。

(二) 地方的补充规定

纵览各地地方规定, 普遍只对第三人侵权的情形进行了细化阐释, 而未涉及争议较大的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情形。对于第三人侵权, 主要有补充模式和先行支付模式两种规定, 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理解有所矛盾:[6]

1.补充模式—以重庆市为例

重庆市劳动保障局《关于贯彻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12条、第13条规定:“不论是由于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引起的工伤, 还是其他因第三人侵权引致的工伤, 工伤职工必须先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请求民事赔偿。只有在交通事故赔偿或其他伤害赔偿的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时才由用人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重庆市采取了狭义的补充模式, 侵权赔偿在先, 工伤保险加以补充。

2.先行支付模式—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市2012年通过的《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45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 由第三人支付工伤医疗费用。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社保经办机构有权按照规定向第三人追偿。由用人单位或者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其他工伤保险待遇的费用, 工伤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在获得第三人赔偿后, 应当予以相应偿还。”先行支付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适用关系模式, 其旨在让侵权第三人承担责任, 而由工伤保险先行支付以保证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 弥补了通过诉讼耗时难执行的不足。

各地方的补充规定基于地方经济水平, 劳资关系状况以及司法实践等多方面的考虑而制定, 这造成不同省市以及地方与最高院各持其说, 而标准的统一对案件公正审理非常有必要。笔者建议采取上海市的先行支付模式, 第三人基于过错承担责任, 在无法确定第三人或第三人没有能力支付时, 工伤保险先行赔偿, 从而与第三人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可通过追偿机制解决。

三、工伤保险及民事人身损害赔偿司法现状分析

虽然在中央和地方法律规定中都尚无对传统用人单位而非第三人造成工伤情形下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人身生损害赔偿适用关系的明确规定, 但通过法院对实际案件的裁判, 其该类案件采取的态度尚可略知一二。

(一) 张某与某集装箱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判决[7]

上诉人为原审被告某集装箱有限公司。原审查明, 被上诉人张某是该公司员工, 于2007年3月因“双耳耳鸣一年、头晕、气紧”住院治疗, 于2007年7月认定为工伤, 鉴定为伤残六级。在案件审理期间, 张某已收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228元。原审法院确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张某诉请的工伤及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有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为因职业病工伤的特殊性, 职工受到伤害较大, 工伤保险的金额难以完全赔偿, 张某在依法享有工伤保险之后仍可就差额部分请求民事赔偿。一审法院对《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的规定, 采取了补充模式的理解, 确定了项目赔偿原则为“1、工伤保险待遇有该项目而侵权损害赔偿没有的, 应计赔。2、工伤保险待遇没有该项目而侵权损害赔偿有的, 应以侵权损害赔偿计赔。3、工伤保险待遇有该项目, 而侵权损害赔偿也有的, 应以计算多的计赔。”该公司上诉虽认可一审法院对《职业病防治法》做补充模式的解释, 但认为项目比较而非总额计算 (5) 的赔偿原则错误, 因有项目名称不一样, 但功能却相同, 如此计算会产生重复计赔, 不符合我国的实际赔偿制度。二审法院延续了一审的方法, 将职业病作为特殊工伤处理, 为最大限度保护劳动者, 引起企业对职工工作环境及保护的重视, 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该案件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学界对于《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采取的是补充模式还是兼得模式的争论, 明确了补充模式的适用, 但不足之处在于二审法院并没有对公司的上诉请求做出正面回答, 没有给出补充模式下具体何种计算方法应当适用, 使该问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但根据其判决书的论证, 可见二审法院解决问题的角度是充分保护劳动者, 允许其得到双份赔偿, 且有惩罚未尽到应尽注意义务的用人单位之意, 同时也并没有明确否认一审判决中的计量方法, 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其对一审确立的项目赔偿原则采认可态度。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项目计赔法带来的重复计赔问题, 这一方法的公平性还有待考量。正如公司在上诉请求中所说, 企业缴纳工伤保险金是为了分散在工作过程中一些因素给劳动者带来人身损害的风险, 最初设立工伤保险制度而非雇主责任制度的目的也在于减轻雇主的责任, 由社会共担风险, 笔者认为项目计赔法适用不当则会走向兼得模式, 与前面采取的补充模式相矛盾, 该公司在上诉中提出的总额计算法有可采性。

(二) 胡某与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8]

再审申请人胡某系被申请人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胡某于2007年8月因职业性听力中度损伤被认定工伤, 于9月向重庆市荣昌县人民法院起诉公司, 要求其支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195544.40元。在案件的二审期间, 胡某与该公司自愿达成“由重庆市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于签收调解书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胡某治疗工伤产生的门诊药费及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共计17426.40元, 至此, 胡某与公司之间就工伤待遇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了结”的调解协议, 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且经该公司履行完毕。2012年胡某基于听力损伤这同一事实, 以公司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为由, 提起侵权之诉, 再次请求赔偿, 重庆市五中院做出重复起诉的裁定。胡某申请再审认为, 依职业病防治法规定, 职业病人除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依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 可向用人单位请求, 可见胡某申请再审的依据为对《职业病防治法》第59条做兼得模式的理解。而再审法院认为, 2007年的调解书中对工伤保险赔偿达成的协议已经解决了职业病赔偿的问题, 以重复起诉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重庆市高院并未将工伤保险与侵权赔偿作为两个诉由来对待, 而是将两者都归入职业病赔偿这一起诉理由, 裁判逻辑为其中之一项赔偿已经使受害人基于职业病这一事实得到了完全赔偿, 就不可再重复请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重庆市高院否定了兼得模式在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情形下的适用, 但其采取的到底是补充模式还是取代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法院对于用人单位侵权中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适用关系问题, 是通过补充模式来解决的。

四、对我国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的法律建议

(一) 出台相关立法, 建立全国统一秩序

目前, 我国对于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关系的具体适用问题尚无全国性立法的明确规定, 在实际审判中只能诉诸于《安全生产法》等特别法中的相关规定或者各省市出台的地方性法律。这使得案件审理结果缺乏连续性, 会带来类似于“同案不同判”的问题, 有损于法律的公正性。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 工伤保险赔偿及第三人侵权等问题也越来越多, 通过全国性的法律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关系这一问题予以明确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第三人参与的工伤案件涉及到侵权法上的问题, 但适用模式的选择着重解决的还是如何使劳动者得到恰当的赔偿, 我认为该问题应在有关工伤保险的立法中进行规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工伤保险进行单独立法, 在德国和法国, 工伤保险都是由国会制定的法律加以规定。[9]而我国工伤保险立法主要是劳动部颁布的法规, 立法层级较低, 这也是工伤赔偿执行方式不一的原因之一。因此, 在这里建议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出台工伤保险立法, 并在其中规定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模式。

(二) 兼顾利益衡平与效率原则

将适用关系在工伤保险立法中进行规定, 是从社会法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与用人单位相比, 劳动者可谓“势单力薄”, 所以在适用模式的选择中无疑要把使劳动者得到完全赔偿考虑在内。同时, 用人单位作为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者, 也不可使其负担过重, 以实现劳资双方利益的平衡。在第三人侵权的案件中, 还要根据第三人的过错程度使其承担责任以衡平三方主体的利益。兼得模式可以很好的实现劳动者利益的最大化, 但其使职工获得“额外利益”的同时不合理地加重了用人单位的责任, 不利于公平原则的实现。

在实现利益衡平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效率原则的要求。侵权诉讼会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往往不能解决受害者的燃眉之急, 因此工伤保险的及时补偿功能是极其重要的。取代模式将受害职工寻求救济的渠道限制在工伤保险, 无疑有利于其快速解决问题得到赔偿, 但对于损害严重的工伤, 小额的保险赔偿并不能满足劳动者的需求。效率原则还要求司法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兼得模式也是对法律资源的重复耗费, 也无益于效率最大化。

对利益衡平原则和效率原则进行综合考虑, 在传统用人单位造成工伤的案件中, 建议采取补充模式, 工伤保险先给以赔偿, 不足部分受害者可再通过侵权诉讼像用人单位主张。对于第三人侵权的案件, 由于工伤保险的目的是帮助用人单位分散风险, 而不是免除第三人的责任, 所以建议采取工伤保险先行支付模式, 再由第三人基于过错对工伤保险进行归还及补充赔偿受害人。

(三) 规范追偿权的行使

第三人侵权案件中采取先行支付模式的, 对于工伤保险支出后如何得到补偿问题, 有地方例如上海市规定, 由社会经办机构向第三人追偿或者受害人在得到第三人赔偿后向工伤保险偿还。该规定同时赋予社会经办机构与受害者追偿权, 这会带来两者权利行使的纠纷, 产生受害人是否得到了第三人的赔偿的举证问题, 使程序复杂化, 不利于案件的及时解决。又因为较受害人而言, 工伤保险机构作为政府机构, 更具有实力向过错第三人追偿, 所以笔者建议在立法中规定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后, 工伤保险机构为追偿权行使的唯一主体, 并对该权利行使程序予以明确和规范。

摘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 工伤保险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竞合的情形日益显著。因我国相关立法欠缺, 对相关法条的理解也是众说纷坛, 实践中两者的适用更显困难。本文主要借鉴了国外对两者适用关系所采取的模式, 对我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工伤保险,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模式

参考文献

[1]孙树菡, 张思圆.工伤保险的历史沿革[J].劳动保障通讯, 2003.6.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吕琳.工伤保险与民事赔偿适用关系研究[J].法商研究, 2003.03.55-56.

[4]黄朝娟.浅议工伤保险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Z].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5.

[5]曹艳春.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适用关系的理性选择[J].法律适用, 2005.

[6]贺冬红, 蒋雅琴, 韩利鹏.工伤保险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Z].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2011.

[7]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珍国与新会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二审判决书[EB/OL],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4-06-29.

[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胡高华与重庆市荣昌县长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EB/OL].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