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责任（精选12篇）
国家赔偿责任 篇1
《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中财产保全两种。同时, 《民事诉讼法》第96规定:“因申请有错误的, 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笔者认为, 因财产保全错误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 属于侵权纠纷, 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同时, 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侵权法的相关规定, 财产保全赔偿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考虑以下因素: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以及被侵权人即财产保全中的被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关于因果关系与损害事实问题与一般侵权责任中的并无区别, 笔者在此不予赘述。在此笔者仅谈谈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及被侵权人是否有过错的问题。
一、申请人是否有过错
如何确定申请是否有过错是财产保全损害赔偿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申请人是否有过错应当以其申请是否违法为标准。即申请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民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保全案外人财产、诉讼前保全而未起诉的、超过诉讼标的保全明显违法实体法及程序法的规定, 应当认定为申请人有过错, 如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应当予以赔偿。
在诉讼标的 (财产保全数额) 与判决确认数额不一致的情况下, 能否认定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 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务中是存在争议的。笔者认为, 在此情况下不应当认定申请人有过错。理由如下:
财产保全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判决的顺利执行。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是基于自己对事实的判断而提出诉讼及保全。申请人只要履行谨慎的注意义务即可。申请人财产保全是因双方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才诉至法院的, 申请人不是审判机关, 不能也不可能要求申请人提出的保全数额与判决数额完全一致。比如审判实践中, 往往存在一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请求而二审改判的, 一审支持全部诉请二审改判部分的, 一、二审均支持部份诉请的情况。上述情况下, 作出专门审判案件的法院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更不能要求申请人完全判断出判决会最终支持的数额。不能以保全数额与判决诉讼不一致就认定申请人有过错, 应当综合案件具体证据, 考察申请人申请保全时是否履行了谨慎的注意义务。以此为标准来认定申请人是否有过错。需要说明的是, 在一、二审均未支持申请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 也应当根据以上意见为判断申请人是否有过错。
二、被侵权人过错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由此可见, 在侵权行为中, 被侵权人有过错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的。那么, 在财产保全行为中如何判断被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呢?笔者认为, 应当以法院是否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包括部分支持) 为标准。如法院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或部份诉讼请求, 则表明被申请人存在未履行的义务, 是被申请人违约在先, 应当认定申请人有过错。但一、二审均未支持申请人诉讼请求的, 应当定被申请人无过错。
另外, 《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也就是说, 法律赋予了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权利。那么,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被申请人均未提出异议, 可以认为是被申请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及对保全行为的认可。如因保全行为引起赔偿纠纷, 应当认定被申请人存在过错。在被申请人有过错的情况下, 应当由法官根据证据及法律的规定, 自由裁量减轻申请人赔偿责任的额度。
摘要：《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 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中财产保全两种。同时, 《民事诉讼法》第96规定:“因申请有错误的, 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在此, 笔者谈谈对因财产保全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财产保全,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王铁汉.关于财产保全若干法律思考[J].当代法学, 2001, (06) .
[2]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2.06.
国家赔偿责任 篇2
姓名：吴越梦 学号：1304060072
一、项目研究意义
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从方式上表现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的，在行政行为理论体系中与行政作为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行政不作为以不履行行政作为义务为主要特征。由于行政主体以不作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违法行政行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已以相当明显的态势凸显出来，因此由行政不作为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也成为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项目简介
行政不作为是相当于行政作为而言的一种行政行为，其与违法的行政作为行为一样，会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近些年来，我国食品、药品、工矿等安全事故频发，大都涉及政府不作为、拖延作为或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等问题。
然而，我们很难从我国的几个基本的行政法律中找到对行政不作为的涵义的准确界定及对其国家赔偿责任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建立，同时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究竟什么是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给权利主体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否赔偿、如何赔偿，成为法无明文，使得行政赔偿理论不够完善。尽管在行政法学界，已有很多学者主张国家应对行政不作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在理论上，对于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等方面的阐释还显得不够。
三、正文
（一）行政不作为之界定
对于行政不作为之界定，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其后果表现为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应作为行为，因而必定是违法的；第二，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某种法定的作为义务，在应当为之且可能为之的情况下，却拒绝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第三，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却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第四，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能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但却不履行的行为形式。
综上所诉，基本上都是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两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行政不作为的，这些概的价值取向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的。但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所偏漏的。在实际案例中，也出现过不作为行为使行政相对人获得不当利益而使国家利益受损的情形。我国台湾所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就针对这种情形增加了维护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
所以，我认为行政不作为应这样界定：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行政公务人员在其所属的职责权限范围内，负有积极实施法定为义务而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应当作为也可能作为的情况下而实质不为的违法行为。
（二）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并非所有的行政不作为最终都在实际上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对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认定也应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这是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核心问题。行政不作为导致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主要可以从以下方面论述：
1、行政不作为客观存在
行政不作为客观存在是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要件，行政不作为被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和人民法院的行政判决确认违法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首要条件。行政不作为在现实中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尽相同，但若是给相对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并且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在相应的范围内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及相关法理，这里所指的“损害”应当符合以下条件：首先，这种“损害”作为行政不作为产生的一种法律后果，是一种客观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并实际存在的既得利益的“直接损失”，也应当包括现在还未发生但将来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可得利益的“间接损失”。对一定范围内的“间接损失”予以赔偿，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赔偿法公认的原则。对于行政不作为导致的将来可能发生亦可能不发生的不确定状态的“损害”，不属于客观的“损害”，国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损害”必须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发生，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3、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定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一种归责原则下都应具备的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的因果关系是连接责任主体和损害事实的纽带，是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前提。如果行政不作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国家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行政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认定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的决定性条件。
行政不作为赔偿中的因果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直接因果关系。行政不作为不一定导致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但没有行政不作为，该损害必定不会发生或者扩大。只要行政主体的法定作为义务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义务而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该行政不作为即构成行政侵权行为，它与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害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这样，就为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负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开辟了道路，就有利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请求赔偿，并促使行政主体积极地履行法定职责。
四、参考文献
1、朱新力《论行政不作为违法》 法学研究
2、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国家电网公司：责任表率 篇3
撰稿： 殷格非 于志宏 李伟阳 程洪瑾 崔征 李明秀 王潇 崔怡
供图： 赖榕生
2006年3月，国家电网公司向社会发布了中央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要向社会负责，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体现了中央领导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殷切期望，标志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随后，中国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热潮不断涌动，遂成风景。
国家电网，是一个怎样的企业？
员工队伍150多万人，遍布中国大部分城乡；服务用户超过10亿人，事关各行各业，关系千家万户。
销售规模近万亿元，名列《财富》全球500强企业第29位；资产规模上万亿元，是世界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
自我超越，国家电网以服务国家能源战略为已任，大力实施“一特三大”战略，充分发挥电网网络市场功能，促进能源资源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保障安全、经济、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自主创新，国家电网认为世界大电网关键技术的难题在中国，创新的动力在中国，在特高压输电等世界电网前沿技术上创新突破，占据世界电力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关注“三农”，国家电网立足企业实际，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大力推进农村“户户通电”工程，让上百万户、数百万人用上电、用好电，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国家电网，有着怎样的眼光与境界？
国网人说，责任有多大，企业的价值就有多大，企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找准定位、认清角色，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履行责任、创造价值。
国网人说，我们追求经济价值，同时追求社会价值、环境价值；我们致力于创造物质财富，同时创造精神财富、知识财富。
正因为这样，国网人自主研发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模型；制订了第一个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南。正因为国家电网的组团参与，中国企业第一次出现在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讨论大会上……
国家电网，第一个委托社会组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中国企业，第一个提出全面、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履行社会责任的中国企业，第一个建立社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的中央企业……
这样的第一、这样的里程碑还在不断地产生。国家电网，从关注它第一天起，始终让我们期待、让我们惊喜！
我们为中国有这样的企业而感到欣喜。欣喜，为它的影响力、带动力；欣喜，为它的持续努力、追求卓越；欣喜，为它的创新突破、勇作表率。
我们为中国企业能够在社会责任领域，以自主创新的姿态展现在世界舞台上，与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同台竞技、平等对话、互补长短而感到自豪。
我们关注国家电网，不仅仅关注它创新行为的本身，更关注它的不断突破为国家、为社会、为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前进动力！
国家电网，值得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铭记的领跑者！
国家赔偿责任 篇4
(一) 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界析
“公有公共设施”源于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 被我国行政学界所借用。笔者认为, “公有公共设施”在我国应当定义为:国家基于公共行政的目的, 所设置或管理的, 提供给公众或公务使用的一切有体物或物之设备, 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埠码头、车站、机场、自来氷厂、煤气供应站等等。
所谓公有公共设施致害, 是指公有公共设施由于设置或管理存在瑕疵, 致使其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构成要件包括:致害设施必须为公有公共设施;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或管理上存在瑕疵;须是合法权益受到现实的损害;损害必须与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有因果关系。
(二) 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现状
我国尚未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的专门立法规定, 从我国现行立法上看, 其赔偿依据可分:一般法和特别法。一般法:我国《民法通则》125、126条规定、《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以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所做的一个司法解释。上述法律或司法解释 (通过列举的方式) 对公有公共设施范围、致害情形做出了相关规定。特别法包括:《公路法》、《邮政法》、《铁路法》等。例如《邮政法》第5章规定, 对于业务范围内给邮寄用户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域外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相关立法介绍
(一) 法、德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
在法国用“公共工程”来指代公共设施, 其法律规定基于公共事业建筑工程异常损害或公共事业的存在所产生的异常性损害, 不论是永久性的损害还是偶发性的损害, 国家都应当予以赔偿。1973年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 第1条规定:公民由于公权力主体因技术性设施的故障受到侵害也属于国家赔偿责任来源。在国家赔偿司法实践中, 也将技术性设施的故障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责任范围内, 德国公共设施赔偿责任正式确立。
(二) 英、美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 虽然不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但却承认国家赔偿责任, 关于公共设施致害的责任认定上, 1961年英国的《高速公路法》规定了公路的瑕疵、管理者的过失、不作为等致人损害的, 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此后, 通过司法判例不断丰富公共设施致害情形和国家责任认定。在美国, 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责任也是通过判例来确立和完善的, 例如政府过失使机场设施不良, 经常发生空难;兴建州际公路, 存在瑕疵, 致公民权利受损;公路养护不当, 发生车辆倾覆, 造成伤亡等, 都会导致国家赔偿责任。
(三) 日、韩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责任
日本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责任赔偿的发展中, 有个典型案例“德岛游动圆木”事件, 此事件开启了公共营造物致害的国家责任。日本1947年《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相关条款;韩国1967年《国家赔偿法》, 关于国有公共设施有瑕疵之责任也做了详细规定, 该法较日本国家赔偿法, 在赔偿标准上更明确具体, 适用更为方便, 颇受赞誉。
三、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引入我国国家赔偿范围
目前, 我国对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民事处理模式存在诸多不足:现行民事法律所列举的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公共设施设置者或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调整行政法律关系与法理不符;从民法过错归责原则、相对人举证责任的安排和涉事单位赔偿能力上看, 都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介于此, 笔者主张应当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定性为行政赔偿, 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首先, 当代行政基本理念由国家主权理论转向公共服务理论, 相应的国家秩序管理行政转向给付行政, 在此背景下, 公共设施的提供为国家必要的职权。有权力就有救济, 当国家怠于行使给付行为或在公共设施设施管理存在瑕疵时, 理应承担自己责任, 这是其理论基础。
其次,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和符合公私分立的二元发展趋势。上文来看, 各国虽然在公共设施致害国家赔偿的具体途径上选择不同, 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承认国家赔偿责任。
再次, 弥补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现行处理模式的缺陷, 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现实需要。除此之外,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 还可以解决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渎职、不作为等违法行为, 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和服务意识, 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总之, 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民事赔偿处理模式存在诸多不足, 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引入国家赔偿范围, 既符合世界各国通行做法, 又能解决或弥补现行处理模式的缺陷, 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符合世界公私分立的二元发展潮流。
参考文献
[1]马怀德, 喻文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J].法学研究, 2000 (2) .
责任赔偿制度 篇5
各部门所管辖物资，特别是重点部门的重要物资，均应确定责任人或使用、保管责任人。各部门在与厂签定综治责任状的基础上，均应逐级（部门与班组、班组与个人）分别签订责任书作为责任依据，实行综治责任层层落实，层层考核，严格物资管理。
一、部门发生事故或案件，造成财物损失，并有下列过错的责任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部门、班组负责人不重视防范工作，对厂综治领导小组或厂安委会提出或下发的整改意见，未按期组织整改，也未责成有关人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
（二）部门、班组对本部门存放或管理的设备、设施财产物资没有落实责任人，也未采取其它安全防范措施的。
（三）各级安全员不负责任、不检查、不落实有关制度的。
（四）责任人工作不负责任，不按财物管理规定或治安防范要求，使用或保管财物的。
（五）当班人员不按岗位责任要求巡视检查，违反岗位制度，擅离职守的。
二、责任赔偿数额，根据损失大小、责任主次、情节轻重确定；数人负有赔偿责任的，视责任大小，分别确定赔偿数额，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损失500元以下的，责任人赔偿50%；损失500～1000元的，责任人赔偿40%；损失1000～10000元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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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赔偿30%；损失1万元以上的，责任赔偿25%。
责任赔偿应严格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各类事故发生后，由公安部门或有关部门现场核定损失数额（被盗现金按实际损失的金额核定，被盗物品价值由有关部门按规定核准），查明原因，查明有关责任人。
二、公安部门提出责任赔偿意见，并将《意见书》送达当地综治委，《意见书》中写明损失原因、有关责任人以及应赔偿数额。
三、当地综治委接到公安部门《意见书》后，进行核查，作出责任赔偿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责任赔偿人。
四、责任赔偿人在接到《决定书》的一个月内，将应支付诉赔偿金缴到厂财务科，对因特殊情况逾期未缴者，将从赔偿人的工资中分期扣除，六个月内缴清。
五、责任赔偿人如不服对其作出的责任赔偿决定，应在接到《决定书》的10日内，向上一级综治委提出申诉。上一级综治委受理申诉后，应进行复核，并在10日内作出决定。
六、责任人已负赔偿责任，不能免除按有关规定应对其进行的党纪、政纪处分和经济处罚。责任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不再适用本办法。
赔偿责任该谁承担? 篇6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本案中，刘某将电话送给张某使用，未办理过户手续，只与张某约定由张某支付电话费。因未经电信部门的同意，该约定对电信部门不产生效力，刘某仍为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因此，该笔电话费应由刘某支付。但刘某支付后，可以依据与张某的约定向张某追偿。
赔偿责任该谁承担?
白某经人介绍来到孙某的建筑队工作。一日下午上班时，孙某想安排人手开三轮车往工地上运送架杆等建筑材料。白某没有驾驶证，且中午喝了不少酒，但以前曾开过三轮车，便自告奋勇开车去送材料。途中，白某将一名行人撞伤致死。经交警部门认定，自某无证醉酒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孙某作为雇主，赔偿了死者家属各项费用10万余元。事后，孙某要求自由白某承担所支付费用，白某认为自己是给孙某打工，驾驶三轮车出车祸属于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不同意承担，孙某于是诉至法院。请问：如果你是法官，会如何解决?
(答案见下期。我们将以抽奖方式，在回答正确的来信中抽取50名幸运读者，奖励礼品一份。读者可将答案寄到蓝盾杂志社，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41号中乒国际公寓4－4首层，也可发往邮箱landunximxiang@126.com)
产权归属决定赔偿责任 篇7
1 基本案情
两年前某晚, 辽宁省某市居民王某在8楼家中洗澡时, 遭遇电击死亡。经该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现场检测, 发现王某所在住宅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地线被剪断, 楼内用户地线相连且悬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发当日下午, 王某已经发现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漏电, 向某房产公司报修。而这家房产公司却委托另一家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检查维修, 但未查出漏电的原因, 并告知报修人没有事。
王某家属作为原告随即向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进行索赔起诉, 认为被告———事发小区内的直管公房及公益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单位的某房产公司, 对这起触电人身死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索赔金额近50万元。
2 法院审理
原告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委托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 得到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初步认可。起初, 在法官主持下, 对被告向原告赔偿事宜进行几次司法调解, 最终未果。之后, 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作为该低压照明电路设施的产权人, 对电路有维护管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等义务。房产公司对该电路未尽到管理和维护的义务, 造成地线缺失, 且该公司接到受害人王某的报修后, 在委托某公司修理电路时, 应该预见到王某居住区的低压照明电路存在安全隐患,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履行安全防范义务。但房产公司在通知委托公司修理电路时, 既不对王某居住区的照明电路进行严格检查, 也不采取切断王某居住区用电电路等安全措施, 没有履行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履行的安全防范、排除危险的义务。房产公司的这一过错行为造成王某触电死亡的严重后果,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判决房产公司给付王某家属36万余元。
但是, 房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称接地线相连且悬空而导致电表漏电, 其管理责任应由供电企业承担。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 维持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3 法律分析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 经司法鉴定已取得明确结论, 是由非高压电路地线的缺失造成的, 而焦点在于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是谁?也就是谁应对地线缺失负有维修、维护的责任。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 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 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 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 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 由用户负责保护。”
非法用工难逃工伤赔偿责任 篇8
江苏扬中一个体业主为逃避职工工伤责任自曝是无照经营非法用工, 对于私营业主曝出的冷门, 法院该做出怎样的裁决呢?
女工下班车祸丧生亲属申请工伤认定
江苏扬中的何美华是为个体业主缪老板加工服装的员工。2009年10月5日21时41分左右, 黄良喜酒后驾驶小型客车沿238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21KM+900路段时, 与加工服装后骑电动自行车下班回家停在东侧快车道的何美华相撞, 何美华及电动自行车被摔到西侧快车道, 又与杨里程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 何美华因颅脑损伤, 当场死亡, 三车受损。2009年10月10日扬中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黄良喜负事故全部责任, 何美华、杨里程不负事故责任。受害人何美华的丈夫、女儿、儿子、母亲和父亲张松、张埕萁、张力仁、王祝娣、何纪福五人共获得了交通事故侵权赔偿款共402400元。
交通事故发生后, 2009年10月17日, 张松等五人申请工伤认定, 扬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同年12月10日作出决定认定何美华因工死亡。
缪老板不服, 于2000年2月8日申请复议。2010年3月29日,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缪老板仍然不服, 于2010年4月12日向扬中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6月23日, 扬中市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扬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的判决。在判决书中法院认定:何美华是多年来为缪老板加工服装的员工;缪老板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有效期至2008年12月9日止, 按计件制支付十余名员工的劳动报酬, 有效期满后, 未重新办理工商登记, 继续从事服装加工;2009年11月12日, 缪老板申请注销工商登记。
判决生效后, 张松等人向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享有何美华因工死亡待遇。2010年10月19日, 该仲裁委员会裁决:1、缪老板支付张松等人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计149028元, 扣减何美华借款5000元, 尚应支付144028元;2、缪老板支付张埕萁一次性抚恤金83160元, 支付张力仁一次性抚恤金98280元, 支付王祝娣一次性抚恤金128520元。
雇主自曝非法用工拒绝给付工伤待遇
缪老板不服, 于2010年11月5日向扬中市人民法院起诉。认为五被告的近亲属何美华因交通事故死亡以后, 已获得他人侵权赔偿款43万元。原告是无厂名无字号的纯自然人,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与何美华之间系雇佣关系, 不是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不能既享受交通事故赔偿待遇, 又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扬中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书中计算标准有误, 应予撤销或改判, 并应驳回被告提出的工亡待遇请求。
张松等五被告则共同辩称, 工伤认定合法有效, 被告获得的侵权赔偿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兼得模式, 故原告的起诉应予驳回。
根据缪老板提供的计件工资证明, 受害人何美华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期间的工资总额21811.50元, 月平均工资为1817.63元。在一审庭审后, 缪老板向一审法院提供补充意见, 认为其领取的营业执照已经有效期满, 未按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继续从事经营活动, 应视为无照经营, 因此, 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 何美华工伤待遇按无照经营的非法用工进行赔偿当属无疑。
法院还查明, 何美华亲属已借缪老板15000元, 其中10000元系何美华工资, 其余5000元属于借款。
扬中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受害人何美华因交通事故死亡, 张松等五人是受害人的近亲属, 可依法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 获得侵权赔偿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并行不悖, 是兼得模式, 不适用补差原则, 只是工伤保险责任中应扣除侵权人已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丧葬费等实际发生费用。具体而言, 何美华的丧葬费已在侵权案件中获得赔偿, 本案中不再理涉。缪老板营业执照有效期满后, 未按规定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继续从事经营活动, 依据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该情形已被直接认定为无照经营。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无照经营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的, 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缪老板本应按职工死亡时扬中市上年度2008年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270960元 (2258元/月×12月×10) , 但是,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同时规定, 非法用工情形下的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该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此特别规定体现出保护劳动者并号召用人单位依法为职工参保缴费、分担风险的立法目的。按照该条例第三十七条及《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三项、第四项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何美华的母亲、子女可从2009年11月起享有受害人本人工资30%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即王祝娣2009年11月至2026年10月为111238.96元 (1817.63元/月×30%×204月) , 张埕萁200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为69251.70元 (1817.63元/月×30%×127月) , 张力仁2009年11月至2022年6月为82883.93元 (1817.63元/月×30%×152月) , 小计263374.59元;张松等人另享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35480元 (2258元/月×60月) , 合计398854.59元。此时, 无照经营的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标准低于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 应以398854.59元确定为一次性赔偿金。缪老板的诉请与补充意见与法相悖, 不予支持。扣减何美华借款5000元, 缪老板尚应支付张松等人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赔偿金393854.59元。
据此2010年12月15日扬中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缪老板赔偿张松、张埕萁、张力仁、王祝娣、何纪福不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一次性赔偿金393854.59元, 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终审裁判工伤赔偿铁板钉钉
宣判后, 缪老板不服一审判决, 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请求撤销、改判一审判决, 驳回被上诉人提出的工亡待遇请求。理由是:一、其是自然人, 无营业执照。虽然在2004年12月10日, 其申领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营业期限自2004年12月10日至2008年12月9日。但仅在2004年交纳了一年的工商管理费用。2005年以后未缴过任何费用, 也未年检贴花, 根据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及有关工商政策法规, 该执照2008年12月9日有效期满后已自行作废。因此其不是劳动用工主体, 没有劳动用工资格,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是无照经营, 根据相关规定, 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 即使赔偿, 何美华工伤保险待遇也应按《工伤保险条例》中细化实施的一次性赔偿办法, 计算为2258×12个月×10倍=270960元。二、何美华直系亲属在侵权案件中已经获得了402400元的赔偿, 远远大于工亡待遇。因此其也不应当再赔偿。三、其与何美华之间是雇佣关系, 非事实劳动关系, 所以不应该赔偿。四、事故发生后, 何美华亲属到上诉人家闹事打人, 不仅造成上诉人等人的人身伤害, 而且给上诉人的名誉和精神造成了极大损害, 被上诉人必须赔礼道歉, 恢复上诉人的名誉。并提出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工伤行政案件进行复查, 请求对本案中止审理。
被上诉人张松、张埕萁、张力仁、王祝娣、何纪福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依据法律得当, 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
针对上诉人缪老板的上诉理由, 镇江市中院经审理认为:
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确认了何美华系缪老板的员工, 缪老板与何美华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何美华在下班途中遭遇机动车事故死亡, 应当认定为工伤。缪老板认为其和何美华之间系雇佣关系, 与生效的判决相矛盾, 也与其一审时认为是非法用工的主张相矛盾, 本院不予支持。
因为何美华系工亡, 其直系亲属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 有权要求享受工亡待遇。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是兼得模式。缪老板认为被上诉人已经获得侵权赔偿, 就不能再享受工伤待遇, 没有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因为张松等人已经在侵权案件中获得了部分赔偿, 在工伤案件中, 其依法享有的待遇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
即使如缪老板所言, 其是无照经营, 其认为赔偿的数额应按《工伤保险条例》中细化实施的一次性赔偿办法, 计算为270960元。但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同时规定, 非法用工情形下的赔偿标准不得低于该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按照该条例及《因公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和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的规定, 何美华的母亲、子女可从2009年11月起享有受害人本人工资30%的供养亲属抚恤金, 合计398854.59元。此时, 无照经营的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标准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 因此应以398854.59元为最终赔偿数额。
事故发生后, 何美华亲属的行为与工伤待遇的处理没有关系, 本院不予理涉, 缪老板可另行主张。本院对工伤行政案件的复查是依据缪老板个人的申请, 并未进入再审程序。缪老板以此为由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 依据不足, 不予支持。
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9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们的需求也随之增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自然就会有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产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这样随即发生了。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的产品责任损害纠纷也随之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立法也要与时俱进,先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它们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展了针对产品损害赔偿问题的责任立法,并逐步完善建立了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的产品责任法体系。
再来看看我国的有关规定,这其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产品责任法律法规 , 包括《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建筑相关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尽管我国有了上述规定,但是在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们仍然需要从学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从而完善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维护经济市场的发展、促进和谐法治社会的建立。
1 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和缺陷
1.1我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体现在规定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条款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民法通则》第12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这个赔偿体系建立起了由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立法体现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都一致被接受理应包含在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只是在实施方面需要有些强制性的规定和处罚机制。
经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第五十一条中规定了运营商已经侮辱诽谤,查体,如个人自由对消费者或者其他个人行为受害者的利益的侵害,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应该都知道精神损害赔偿本事就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赔偿,从此款规定中我们应该很高兴的看到,立法制度已经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制度总是在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进行发展的,有了初步的规定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只不过是在司法实践中给予了司法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它明确的规定在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其中提到经营者明知有缺陷的货物或服务仍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消费者,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2 产品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2.1一方面从《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我国的立法中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排斥了产品自身的损害。这就使社会司法实践中出现如果消费者以销售者为追诉对象时存在产品责任竞合的情况。比如销售者出卖的标的物如果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既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又可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2.2第二点《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表述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对缺陷产品认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是“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一个是“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自然就不难会出现两者标准矛盾的情况。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制订这种缺陷的标准的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这就似的使得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从此不利于客观的保护消费者权益。
2.3最后一点来谈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现行规定,虽然产品责任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它的赔偿范围也仅仅限于致残和致死以及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规定。
3 国外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从国外产品责任的立法来看,除了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之外,大家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大都对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来予以赔偿。
很典型的体现在《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在它的法规中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含财产损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指令中规定的人身损害方面,明确将精神损害涵盖进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具有其狭义的范围,通常只是限于用于个人使用的财产损失,或主要由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的受受害者。
美国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
3.1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
痛苦与疼痛;精神上的苦恼;收入的减减少与生存能力;医疗费用;身体残废:
3.2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
(包括财产以外的其他产品由于对产品品本身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缺陷的缺陷损损伤)
3.3商业上的损害赔偿
3.4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4完善我国的产品损害赔偿责任
4.1完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围
虽然在我国对产品责任人身伤害赔偿偿的规定中明确出现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但比较国外的立法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数数额明显偏少。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身伤伤害的赔偿范围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法律律法规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没有包括了受受害人的远期利益。这都是我国立法需要努努力完善的一方面。
4.2完善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
4.2.1在完善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制制度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疑难难问题就是怎样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和标准?
“精神损害”是通过一定的货币补偿,对对受害者的痛苦的精神慰藉,从而降低其受受损害。对于它的范围而言,只要受害人由由于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不论论精神还是其特定财产都应予以补偿。再者者它的赔偿标准,应该要从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制定初衷考虑是否起到了对受害人精神神损害慰藉的作用。
4.2.2“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就是对加加害人以恶意欺诈等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害所必须要承担的一种惩罚性规定。因为这这种惩罚性赔偿程度本身就是很难确定的的,也为了对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起到积极极效果,故不宜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最高限限额。
国家赔偿责任 篇10
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 国家刑事责任是指国家对其犯下的国际犯罪法律后果的承担。而纵观当今反对国家成为国家刑事责任主体的理由当中, 其中有一条理由是国家是抽象的实体, 作为抽象实体的国家是没有意志的, 因此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主体。国家是否具有国家意识和意志是解决国家刑事责任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所以笔者将结合国际法和刑法学上的知识, 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二、国家刑事责任问题
国家是否具有犯罪的意识和意志, 前提是主体是否具有意识和意志, 这两者都是属于主体的主观心理方面的内容。因此, 只要能够说明国家是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 自然也就不难得出国家具有犯罪意识和意志的结论。因为任何犯罪行为实际上是对第三者利益的侵害, 它必然包含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这四个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意志是四个要件中主观要件的必备要素, 因此只要某种行为是是犯罪行为, 这种行为就不可能是一种不受意志影响的事实行为。所以这里的推导过程实际上是由国家具有意识和意志, 加上国家实施了犯罪行为, 推导出国家具有犯罪意识和意志。在这个问题上, 笔者是持肯定的态度, 也就是国家具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意志, 理由如下:
(一) 国家行为是国家意志的外部表现。
根据主流观点, 我们都不能否认国家行为的存在。其实, 我们在承认国家行为的同时, 已经暗中承认了这种行为是与一定的意志相联系的。当然, 我们不否认国家行为也应该区分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 前者既不属于国际法上应该探讨的法律行为类型, 也有可能可以排除法律概念上意志的影响。但是, 我们也应该能够区别出国家行为在大多数情况是不能认定为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的。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 这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它所包含的到底是国家意志还是个人意志的问题。从社会学上来看, 行为的实施的原因都是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实现某种需要。需要引起动机, 动机产生行为, 行为趋向目的, 目的实现满足, 满足导致新的需要。这说明实施某一行为的目的是和实施者自身的利益是分不开的。这样一来, 当个人不是以私人身份而是以国家的名义或者作为国家代表作出意思表示, 实施行为时, 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 满足国家需求的 (这里排除以权谋私的情况) 。从主观上说, 这种反映国家利益, 为了国家的需求的实现所体现出来的意志不属于个人意志的范畴, 而应该属于国家意志的范畴。当然, 有观点认为,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分不开的, 个人代表国家作出决策或实施行为时, 不可能不搀杂着个人利益的需要。对于这个观点, 笔者觉得国家意志和个人意志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正如法人意志和个人意志一样。公司决策者所作出的行为自然也包含着对个人利益的考虑, 但是我们法律界也已经承认了公司法人在某种条件下是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的, 法人代表所作出的行为是反映公司法人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意志和意识的。不能因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就不承认国家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国家意志的外部表现形式。
(二) 国家具有国家意志。
如果说以上比较法人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相似点, 还有从国内法向国际法推延的嫌疑, 不一定符合国际环境的话, 那么我们还能从现行国际法中承认国家不法行为中得出国家具有国家意志的结论。任何国家均应对其国家不法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是久已确立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虽然现在对国家责任的构成条件、内容、形式和执行等问题, 国际法上长期没能形成统一和明确的规则。但是国家不法行为的存在, 则是无庸置疑。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 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从现实情况来看是由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来承担的, 而不是由国家里的个人来承担。根据归责原则来看, 这样也否认了个人意志是导致国家不法行为的原因, 如果某种不法行为是由个人意志引起的, 则只能追究个人责任, 不能上升为国家责任。同时, 我们也知道国家不法行为相对于上面提到的国家行为而言, 则是一个更加具体的行为模式, 从法理上来说, 它是必然具备法律行为的要件的。而在法律行为的特点当中, 具有意志性是其中一个。法律行为是主体所实施的行为, 自然受主体意志的支配和控制, 反映了人们对一定的社会价值的认同、一定的利益和行为结果的追求以及一定的活动方式的选择。或者说, 正是通过意志的表现, 行为才能获得了行为 (包括法律行为) 的性质。一是在法律行为的结构中, 只存在意志和意识能力强弱的差别, 即有时候人们完全按照自我意志来实施法律行为, 有时候则可能并不完全出于自由意志实施某种行为, 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意志的有无问题。二是在国际法上, 国家不法行为当然是行为主体国家的意识和意志的外在体现。如果承认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可以作出国际不法行为, 就必须承认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的意识与意志的存在。
(三)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国家意志也是存在的。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 国家意志也是存在的, 它是构成国际法效力的根据。王铁崖教授在说明国际法效力根据时提到:“国家受国际法的约束, 但是, 同时, 国家又是国际法的制定者。因此, 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就只能是国家本身, 也就是国家的意志。当然, 谈到国家的意志作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并不是指各国的‘共同意志’, 而是各国的意志之间的协议。事实证明, 国家之间, 即使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 也是可以达成协议而受拘束的。因此, 各国之间的协议, 或者说各国的意志之间的协议, 构成了国际法效力的根据。”有的观点认为, 国家只是个抽象实体, 所谓的国家的意志和国家行为实际上只是代表国家的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容易导致推理出只是有个人才是国际法的真正主体的结论同时, 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 除独裁统治的国家或“朕及国家”的情况以外, 国家意志也是独立于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客观存在着的。不承认国家有其独立于组成国家的自然人的意志的意志, 认为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或者作出的决定都是组成国家机关的个人的意志的反映, 国家行为只是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个人行为, 并进而认为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只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观点, 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最后, 从事实上看的话, 国家成立之后, 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 它的主体意志, 是通过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等体现的。这些方针、政策、法律等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而且它们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依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正如贾宇教授指出, “国家和自然人各自在意思表示形式上, 虽有其不同特点, 但任何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决策机关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 是国家活动的神经中枢, 这就似于人的大脑, 由国家的决策机关反映国家的意志, 调动和指挥国家的具体动并决定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形式, 这种决策与反映自然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意具有同样的功能, 同样可以分为合法与非法、善与恶。”如果国家的方针、政策与国家机关的决策具有破坏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目的, 那么国家在主观上就具有实施国际犯罪的意图。
参考文献
[1].马呈元主编.国际法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81
[3].马呈元著.国际犯罪与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国家赔偿责任 篇11
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在责任期间届满后发生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承运人不能当然免除赔偿责任。如货物灭失或损坏系承运人应负责原因造成的，则即使货物灭失或损坏结果发生于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除法律另有规定，承运人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运人提供冷藏集装箱用于运输的，对冷藏集装箱的适货义务应始于提供之前或之时。其“谨慎处理”的义务至少应包括：1.确保冷藏设备检验合格并且在运输结束之前处于检验有效期内；2.采取适当措施检查冷藏设备；3.如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维修，以使冷藏箱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
〖案情〗
原告：上海常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瀛公司）
被告：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简称太平船务）
2014年4月，原告自菲律宾进口一批新鲜香蕉。被告承运该批货物，并提供一只40英尺冷藏集装箱。
4月2日，冷藏箱空箱提取用以装载货物，温度设定为13.5℃。此后至还箱，温度设定未有更改。4月13日，集装箱满载货物进入装货港堆场。自货物装箱至装货港堆场交付，冷藏箱箱内温度数据保持正常。
4月14日，货物装船，被告签发装船提单，载明托运人为LIBERTY BANANA GROWERS MULTIPURPOSE COOPERATIVE，收货人为原告，船名航次KOTA KAMIL KMI089，货物为香蕉，温度设定为13.5℃，交接方式为堆场到堆场（CY/CY），收货地为菲律宾帕纳博堆场，交货地为中国上海堆场。海上运输期间，冷藏箱箱内温度数据基本正常，但4月18日5时，冷藏箱温度记录出现代码“H006”，提示检查温度传感器，彼时记录器送风温度（以下简称DSS）为16.3℃、记录器回风温度（以下简称DRS）为15.3℃、即时送风温度（以下简称SPOT SS）为13.5℃、即时回风温度（以下简称SPOT RS）为15.1℃。当日5时9分，该代码自行消除。其后至货物于卸货港堆场交付，冷藏箱箱内温度亦保持在正常范围内，无明显异常。
4月21日，货物抵达上海港卸船。4月22日，货物在上海港堆场交付原告。交付后，货物仍装载于被告提供的冷藏集装箱内，经入境检验检疫后运往原告仓库。4月25日12时起，SPOT SS数据出现异常，显示“***”，表明SPOT SS传感器探测到的箱内温度非常高。此后SPOT RS、DSS、DRS等温度数据均持续走低，并自4月28日1时起保持在0℃左右。4月29日，货物运抵原告仓库，开箱即发现香蕉结冰。4月30日，被告委托保险公估公司对货物进行查勘，发现香蕉表面有霜冻和冰珠，香蕉内部温度在0℃以下，存有严重冻伤现象。冻损香蕉最终作垃圾处置。5月6日，冷藏箱空箱返还堆场。
另查明，提箱前，被告于2014年3月30日对冷藏箱进行了航行前检查（以下简称PTI检查），结果为“通过”。返箱后，被告于5月6日对冷藏箱进行了PTI检查，结果为“不通过”。5月8日，珉钧集装箱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珉钧公司）对冷藏箱进行了修理并出具机组修理证明书，载明故障为SPOT SS显示83.5℃，修理方法为更换送风温度传感器一支。
就货损原因，原、被告双方确认系冻伤。根据被告提供的集装箱温度记录及珉钧公司员工证言，可以认定自4月25日12时起，送风温度传感器失灵，无法探测箱内实际温度，误以为箱内温度很高，故持续发出制冷指令，以致冷藏箱箱内温度不断下降至0℃左右，造成货物冻伤。
就货物价值，原、被告双方同意以报关单记载的货物CIF价格为准，即10 465.50美元。
原告常瀛公司诉称，2014年4月，太平船务受原告委托将一批香蕉由菲律宾帕纳博港运往中国上海港，并签发了装船清洁提单。4月29日，货物送至原告仓库，开箱后发现香蕉已遭冰冻损坏。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货物损失10 465.50美元。
被告太平船务辩称，货损并非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且被告对涉案集装箱及货物已尽到谨慎处理和妥善管货义务，对于货损的发生没有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因被告为境外法人，且货物运输装货港在菲律宾，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庭审中，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纠纷。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原、被告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为收货人，被告为承运人。涉案运输为冷藏箱运输，运输货物为新鲜水果。运输过程中，货物品质完好有赖于冷藏箱的正常运作。运输合同项下，被告既是承运人，同时也是冷藏箱的提供方，其提供冷藏箱的行为，是招揽业务、赚取运费的对价，因此确保冷藏箱处于符合运输合同目的的使用状态是其履行运输合同义务的一部分。现冷藏箱因自身部件故障造成无法正常运作，并最终导致货物冻伤，被告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故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货物损失及利息。
〖评析〗
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涉及货物损失发生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承运人是否绝对免除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在承运人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货物损坏，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没有明确承运人责任期间届满后发生货物损失，承运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文试结合冷藏集装箱运输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一、从举证责任角度解读海商法第四十六条
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灭失或者损坏，除本节另有规定外，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从文义可知，海商法并非规定承运人仅对责任期间内发生的货物损坏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责任期间外的货物损坏一概不承担赔偿责任。
从举证责任角度来看，海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体现了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货损赔偿纠纷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情况下，受损货方与承运人的举证责任按顺序可表示为：
农民养老:社会公平与国家责任 篇12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日前曾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要以中华民族的孝道做重要的道德保障。”此话一出，引爆民间孝道与国家责任一番辩论：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养老，孝道真的能成就中国特色吗?
反方认为，老有所养，是过去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现实中的福利国家也做到了，中国政府没有理由达不到。更何况，现在60岁的老人都是年轻时奉献了青春，在改革开放中，丧失了国家曾经承诺的所有福利，或者像农民从来就没有什么福利的。基于这个现实，中国当前养老问题的解决之道就该是国家。
正方认为，养老实行政府全包的本就是少数，而且还逐渐被抛弃，比如2004年前的瑞典。中国人口基数大，国力并不富裕，要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的养老问题，还得有中国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孝道。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两方观点：
反方(中国青年网)：孝道，当然应该提倡，但不能带有功利的色彩，变成政府拖延或不履行责任的手段。中国这些年财政殷实，社会保障却长期薄弱，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仅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2%，离国家“十五”规划提出的15%～20%距离不小。养老首先是政府先偿还欠账。
正方(北京青年报、珠江晚报)：除了财力因素之外，我国的一个国情是，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而农村养老保障目前覆盖人群范围窄、水平低，靠政府投入无异于临渴掘井，必须依靠家庭，提倡“养儿防老”度过这个阶段，坚持到政府能够负起责任的时候。
反方(华商报)：孝已撑不起中国的养老。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目前99%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但老人获得福利却呈下滑趋势。50%的子女没法顾及老人的感受，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孝的培育是一个长期过程, 远不如政府手段见效快。
正方 (中国青年报) :正因为稀缺, 才更要培育。家庭结构一旦被破坏了, 要想再恢复那几乎是不可能。如果社会保障和服务机构没有发展起来, 传统家庭结构又被破坏了, 那必将发生一场悲剧。幸好, 我们目前还有孝的文化因子。
这场争议本不该出现。就中国传统而言, 孝敬父母, 天经地义。从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而言, 老有所养也是其基本价值之一, 它们本不冲突, 如果制度调配得当, 甚至相得益彰。之所以最终引发这么大争论, 恰恰是政府长期欠账, 又有人突然强调孝道, 让人产生了政府想“继续推卸责任”的怀疑和误解。历史证明, 凝聚国家与社会力量, 实行共同负担、共同受益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迄今仍是最成功的制度设计。从政府开始给农民发养老金, 我们能够看到政府的努力。如果有孝, 无疑更能锦上添花。
辩论背后的历史渊源
48岁的老张是来自湖北的农民工，在福州一建筑公司当“小工”已经7年了。虽然每月收入仅1000元，但他还是觉得城市比农村好，在农村也许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身体吃饭的他唯一担心的是：现在年轻有力气，但老了怎么办?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愿回农村，但城市没有他养老的可能。
老张的担心是眼下农民工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隐忧——农村无法养老、城市拒绝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子女赡养，或依靠土地收入。然而这两种传统的方法难让农民工养老，由于几十年实行计划生育，“四二一”家庭格局加上抚育子女，实在难以承受。农村人多地少，即使是壮劳力，完全依靠土地也难维持温饱，老年人想依靠土地养老更加困难。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依靠土地养老也不现实。
近年来，许多省市制定相关政策，对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提出要求，但制度设计上存在缴费门槛高、异地接续困难等。多数企业主能躲掉不买就不买，实在躲不掉就少买一些。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存在较大矛盾。有的市社保部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后，城市居民可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农村居民则不行。有的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单位，只有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即使务工期间月月缴费不止，也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这道门槛，晚年还是与养老保险无缘。
“终于进了看守所:我在这儿挺好的, 已经胖了10斤。”《法制晚报》2008年12月22日报道的一篇题为《69岁老人为进监狱养老抢劫》的文章广为流传，同时也颇引起社会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69岁的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持刀连抢两名旅客，与其他抢劫犯不同的是，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在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接受审讯时，付达信要求办案民警把罪行写重些，当法官宣布因犯抢劫罪付达信被判决2年有期徒刑时，他竟认为判得太轻了，要求法官再好好审审。之所以想让法官多判几年竟然就是为了在监狱“养老”!
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一直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但却相对特殊的群体。其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 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形成的价格“剪刀差”中提供了巨额的工业化资金, 以低廉的工资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与此同时, 我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建立之初走的就是一条城乡分割的道路,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险的项目、覆盖率及保障水平等方面均大大高于农村。从目前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实际来看, 只有免费义务教育是全民的, 其他的都主要体现为与身份相联系的救助和福利项目和与正式就业相联系的社会保险项目。
及早谋划, 让老年人口大国养老无忧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空巢家庭”。目前，我国农民工达到2.2亿，60岁以上农村老人已经超过1.2亿。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养儿防老”的意义日渐衰微，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无劳动能力、又无人赡养的贫困老人来说，晚景更堪忧。上文提到的69岁老人来到北京当众抢劫，就是为了入狱养老，享受监狱的“福利”。这虽然只是一起令人心酸的极端事件，却折射出我国农村养老制度的困境。让亿万农民实现老有所养，不仅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家的公平正义。
新农保指导意见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将实现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的历史性的跨越，标志着中国正在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亿万农民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长期以来，这个群体义务多权利少，负担多福利少，付出多回报少，在很多方面被排除在国民待遇之外。虽然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却难以与城市人沐浴同一片阳光，同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农民的期盼出发，我国政府适时推出新农保制度。它强调了国家对农民养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政府投入比例，这与过去农民自我储蓄式养老有很大区别。因此，新农保不仅是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更是整个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如果说市场天然追求效率，社会福利则天然追求公平。这种公平性意味着，社会福利作为国家对公民的应尽的义务，国家必须承认所有公民在充分享有社会福利保障上的权利，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范围中，没有理由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以往社会福利制度设计上的“分而治之”的状态，直接以受保障状态将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国家政权一直深入到了农村基层，但社会福利却没有随之到达。不仅国家未对农民承担起足够的养老责任，农民也不被认作是一种职业，在职业保护等保障上也处于空白。在农民与国家关系上，基本陷入了义务多而权利少，责任重而福利轻的境地。
将所有的公民纳入社会福利体系，不仅是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在完成国家对国民的承诺。随着国民基本福利到达农村，农村社会发展、农民观念变革也将深入，例如仅就农民养老金这一项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要求每一个农村家庭破除“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意识，但要农民彻底摆脱老无所养的担忧，就必然要求国家切实担负起对农民的养老义务，确立长久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