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精选12篇）

国家赔偿法 篇1

国家赔偿制度是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我国宪法第41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依法保障公民这一宪法权利的实现, 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1994年5月12日制定了《国家赔偿法》, 这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正式建立。从立法目的看, 《国家赔偿法》兼有权利救济功能和权力监督功能, 兼顾了权利保护与职权监督。这有利于充分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和“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法治理念, 有利于落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现代法治精神, 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从构成要件看, 国家赔偿必须具备五个要件, 一是主体要件, 国家赔偿的侵权主体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二是行为要件, 国家对侵权主体实施的职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三是损害结果要件, 有损害才有赔偿。确定损害的存在是取得国家赔偿的第一要件;四是因果关系要件, 损害后果必须是职权行为导致的才能获得国家赔偿;五是“有法律规定”要件, 国家赔偿的范围、赔偿程序、赔偿方式、赔偿标准等, 都必须在《国家赔偿法》或其他法律中有明确规定, 这是国家赔偿责任的一个重要特点。

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赔偿费用由财政支付, 赔偿义务机关具体履行, 而实施职务侵权行为的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实行“谁行为, 谁负责”、“行政主体原则”、“有损害必有承担责任的主体”原则。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包括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

《国家赔偿法》被誉为“国家保护人权之法”, 但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旧《国家赔偿法》存在赔偿范围过窄, 赔偿程序对赔偿义务机关约束不够, 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 赔偿经费不到位等问题, 以致《国家赔偿法》被人们戏称为“国家不赔法”。为解决这样突出问题, 2010年4月29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这次修法主要修改了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监督程序、精神损害赔偿、赔偿费用支付保障等方面, 从而大大完善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为与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相衔接, 2012年10月又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 这次修法只修改了《国家赔偿法》第19条第三项。

2010年4月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 修法亮点明显, 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五大修法亮点:

一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多元化, 不再强调“违法”, 拓宽了国家赔偿范围。行政赔偿实行违法归责原则, 以职权行为违法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和标准。这与依法行政强调的职权法定、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行政法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相一致, 也与行政诉讼法确定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相符合, 可以避免过错原则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 便于受害人取得国家赔偿, 也便于区分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刑事赔偿实行违法归责原则与结果归责原则相结合。结果归责原则, 又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原则, 指在公务活动中, 只要有损害结果发生, 国家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是取消了刑事赔偿中的确认程序。旧法规定的司法赔偿的违法确认程序饱受诟病, 常被赔偿义务机关用来阻止权利人获得赔偿。因此, 修法删除违法确认程序, 有利于公民求偿权的顺利实现, 恢复《国家赔偿法》的救济功能。新法规定赔偿请求人在2年内可直接要求赔偿义务机关赔偿, 畅通了刑事赔偿请求渠道。

三是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强化了赔偿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发现违反《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应依法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意见,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依法重新审查并依法作出决定。

四是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五是明确了赔偿决定的履行期限, 完善了赔偿费用支付方式。赔偿请求人凭生效法律文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依法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 财政部分依法支付赔偿金。

总之, 尽管《国家赔偿法》只有42条, 但《国家赔偿法》的出台仍是我国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的重大进步, 具有里程碑意义。经2010年和2012年两次修改后,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对于更好保护被侵权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规范和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国家赔偿制度是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修改,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逐步完善, 对于更好保护被侵权人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规范和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国家,赔偿,修法,亮点

参考文献

[1]陈国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适用与实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 2013.4.

国家赔偿法 篇2

各位领导，各位普法战线的战友们：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国家赔偿法》。我今天是诚惶诚恐、坐立不安，只因本人才疏学浅，现学现卖，恐贻笑于大方之家。讲的不好，请大家多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于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4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其作了修正。现国家赔偿法共六章42条。该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积极意义。据统计，从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我国公检法共计承担国家赔偿金额6.8亿元，其中法院系统3.6亿，检察院1.5亿，公安机关1.7亿。

第一章 国家赔偿概念与构成

一、概念：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依法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国家补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基于合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了损害，所给予的补偿。国家补偿与国家赔偿的区别，在于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同。违法行使国家职权产生损害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合法行使国家职权产生损害的，国家承担补偿责任。

比如，两刑警在追击某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租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不幸被犯罪嫌疑人炸毁，司机被炸伤，犯罪嫌疑人被刑警击毙。该司机应通过下列哪条途径获得救济？（答案C）

A．请求两刑警给予民事赔偿

B．请求两刑警所在的公安局给予国家赔偿 C．请求两刑警所在的公安局给予国家补偿 D．要求犯罪嫌疑人的家属给予民事赔偿

国家赔偿的范围，包括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司法赔偿一词在国家赔偿法中并未出现，是一个学理概念，其下位概念又包括刑事赔偿和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损害赔偿（38条）。由于刑事职能和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三种措施属于司法职能，故概括为司法赔偿。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不赔，但措施违法的要赔。

二、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

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它虽没有表现为集中的条文规定，但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构成国家赔偿。归纳起来有以下五条，简称“五必须”。

第一、致害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委托行政机关。

第二、致害行为必须是行使职权的行为。个人行为、与职权无的行为是不产生国家赔偿的。如某民警下班后在外面吃饭时，与他人发生争吵，将人打伤是不应国家赔偿的。比如，某工商局郑某借执行公务之机，以销售伪劣商品为由将与他素有积怨的王某营业执照扣押，查封其货物造成损失。虽郑某滥用职权，但他是职务行为，应由工商局对王某的损失负责赔偿。

第三、致害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行政赔偿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但刑事羁押除外（结果责任：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四、必须有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造成损害的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不能是尚未发生、主观臆断的。

第五、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直接、内在、必然的联系！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有影响的国家赔偿案例 案例1：佘祥林案

1994年1月2日，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佘祥林妻子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同年4月11日，村堰塘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经张家确认和县公安局排查，认定死者为张在玉，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和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9月22日，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2日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

案例2：赵作海案

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4 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农历9月29日)夜里，其对赵作海到杜某某家比较生气，就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了村里。

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 元，并表示对赔偿满意，要开始新生活。

第二章 行政赔偿

一、行政赔偿的含义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其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国家赔偿。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

1.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政赔偿范围。

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期限为1日以上15日以下，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20日。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只有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才享有，其他任何行政机关都没有行政拘留的权力。二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强制传唤、强制隔离戒毒、留臵盘查和其他的强制措施如将扰乱公共秩序人员带离现场的措施或传染病人的隔离治疗措施等。）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6 的；

（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三项增加了“虐待”的方式，比如受冻、挨饿等非暴力的虐待行为。修订的的国家赔偿法将不作为违法也纳入了行政赔偿的范围，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国家也应承担赔偿责任。是这次国家赔偿法修订的突破，同样也是对实践发展的理性回应。

2.侵犯财产权的行政赔偿范围。

第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

（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

（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征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以强制方式无偿 取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如《税法》规定的各种征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征收超标排污费等。征用，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经强制方式取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财产使用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待应急处臵工作结束后予以返还。征收、征用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征收、征用的前提；二是必须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征收、征用；三是必须给予公正补偿。

3.国家行政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如果行政机关与受害人均有过错，也即双方混合责任，应按双方各自过错的大小，分担责任。行政机关应对其负责的部分赔偿损失。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这里所讲的“法律”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方法程序制定、通过和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不能规定免责情形。目前，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的免责事由主要包括：不可8 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第三人过错、意外事件或者受害人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等。

二、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第六条确定了赔偿请求人：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有权要求赔偿。

根据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可以确定赔偿义务机关： 一般情况下的赔偿义务机关，即单独赔偿义务机关。根据“谁侵权，谁赔偿”的原则，实施致害行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种情形是最普遍也是最普通的。

特殊情况下的赔偿义务机关：

一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这是指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对其侵权行为负连带责任，受害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先予赔偿，赔偿后可要求其他有责任的行政机关负担相应的赔偿费用。

二是被授权的组织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这是指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 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三是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里指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果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致害行为与行政机关委托的职权之间不存在实质性联系的，或者超越委托范围的，则不产生国家赔偿责任，受害人只能依法要求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是原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情况下的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并不因为行政机关的调整而消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五是经过行政复议的赔偿义务机关：①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没有改变或者减轻了原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的，赔偿义务机关为最初造成 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② 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了原行政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的，原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与复议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对复议决定加重损害部分承担行政赔偿义务，原侵权行为实施机关对没有加重损害部分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1： 某市开展网吧专项治理工作，一日，市工商局工作人员林某与黄某来到该市的日月网吧检查，经检查发现该网吧的实际电脑台数超过额定的台数10台，于是决定对多出的电脑处以没收，网吧老板非常气愤，盛怒之下，自己举起电脑摔到地上砸坏，事后老板想对摔坏的电脑寻求国家赔偿，是否构成？为什么？

案例2：

2011年8月，某区公安分局对辖区内常住人口进行摸底调查。由于警力有限，区公安分局将这项工作委托给各居民管理委员会和各单位。8月21日，为民居民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刘某对张某家的情况进行调查，逐一核对张家人口,张妻左某不满，让刘某出去，两人发生争执。左某随口骂了刘某一句，刘某大怒，猛推左某，左某站立不住，头部碰在墙上，当即昏了过去。经医院检查，左某为脑震荡，住院20余天。左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居民管理委员会赔偿其住院期问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

1、本案是否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答：本案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理由是：《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4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居民管理委员会是否是本案的被告？理由？ 本案属于行政委托，在行政委托中，受委托的机关、组织或个人不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在委托范围内行使行政职权时，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行为的后果归属于委托的行政机关。当受委托的组织违法行使职权致人损害时，由委托的行政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故居民委员会不是本案的被告。

3、本案的当事人应当如何确定？

本案中，受害人左某是原告。居民管理委员会受区公安分局的委托，行使公安分局的职权,对常住人口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工作人员刘某正是因调查行为与居民发生争执，殴伤居民，应由委托机关即区公安分局应进行赔偿。因此，区公安分局是被告。

第三章 刑事赔偿

一、刑事赔偿的范围

１．侵犯人身权的刑事赔偿范围。

第十七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12 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刑事拘留引起赔偿的情形包括两种：一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的；二是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法定期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传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包括整个拘留期间，既包括法宝期限内的拘留，也包括超过法宝期限的拘留。对于依法采取拘留措施，并且没有超过法宝期限，其后予以释放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对此类国家赔偿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经再审改判无罪。如果经再审改轻判或者认定罪行轻微应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原判刑罚已执行，即该案属错案，但刑罚已实际执行了，包括全部执行和部分执行，国家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法院判处管制、有期徒刑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即使被错判但没有被羁押的情况下，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判决生效前被羁押的，国家应当给予赔偿。

（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 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２．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范围。

第十八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包括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采取扣押、查封措施给申请人造成损失的；扣押、查封与案件无关财产的；查封、扣押案外人财产的；宣告无罪的案件仍继续查封、扣押不予解除的；未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使用或毁损给当事人财产造成损失的；在案件终结前没有按法律规定采取措施而随意处理造成财产损失的。

（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３．刑事赔偿的免责范围。

第十九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14 的人被羁押的；

《刑法》第17条、第18条是关于不负刑事责任的人的规定，主要指不满14周岁的人和行为时因精神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对这两类人采取了措施，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２、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３、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４、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６、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适用以上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其确有违法犯罪事实，只因符合法定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则国家也不需要对其被羁押承担赔偿责任。

（四）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但是，是由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如 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等不堪忍受肉体或精神痛苦，而自伤、自甚至自杀的；滥用职权，殴打、虐待或者唆使他人殴打、虐待被监管人员，造成其难以忍受而自杀或自残的，对于此种情况造成的损害，不能免除国家赔偿责任。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其他情形包括不可抗力、紧急避险、他人过错等。

二、刑事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１．刑事赔偿请求人。是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殊情况下，受害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为赔偿请求人；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其权利承受人为赔偿请求人。

２．赔偿义务机关。第二十一条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给予国家赔偿的，作出拘留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16 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包括如果一审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被告未上诉，检察院也没有抗诉的，判决生效后在再审被宣告无罪的，作出有罪判决的一审法院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而如果一审法院本作出判决后，被告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或者对一审法院判决虽予以改判但仍判决为有罪，经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有罪判决的二审法院维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即法院不仅要对生效判决后所执行的刑罚予以赔偿，而且要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对其在侦查、起诉阶段因拘留和逮捕所造成的损害一并赔偿。但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的赔偿范围不包括事实行为，如在拘留阶段公安人员刑讯逼供造成的损害由公安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

第四章

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一、赔偿方式

第三十二条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也就是说，我国国家赔偿采取以金钱赔偿为主，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为辅的赔偿机制。同时根据本法第35条的规定，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中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所以，我国的赔偿方式中，还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形式。

1.支付赔偿金。赔偿请求人凭生效的判决书、复议决定书、赔偿决定书或者调解书，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7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15日内支付赔偿金。

2.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这是一种辅助性的赔偿方式，主要适用于对财产权损害的赔偿。

3.精神损害的赔偿方式。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是本次《国家赔偿法》修改中的又一大亮点。在原来规定的基础上，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增加了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规定。有本法第3条或者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国家将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方式有：一是消除影响，二是恢复名誉，三是赔礼道歉，四是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二、赔偿标准

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标准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对于财产的损害赔偿，原则上赔偿受害人的直接损失；二是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仅的损害赔偿，原则上赔偿由此引起的公民财产上和身体上的损失，但赔偿标准不以个人实际情况为标准，而是适用统一标准，18 如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或年平均工资以及民政部门有关救济的标准等；三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原则上以造成严重后果的，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标准。总体来说，我国的国家赔偿采用的主要是抚慰性标准，即支付的赔偿金不以补足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目标，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按此标准，国家支付的赔偿额往往少于受害人实际所受损失。

1.侵犯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指国家机关违法或者非法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主要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错拘、错捕、错判，从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具体计算方法是

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公民因错拘错捕而被限制人身自由天数

“上”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额为42452元，日平均工资为162.65元。

2.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

第三十四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 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 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3.侵犯财产权的赔偿标准

第三十六条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返还财产；

（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依照本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赔偿；

（三）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五）财产已经拍卖或者变卖的，给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的价款；变卖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六）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七）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八）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案例１：

县工商部门以办理营业执照存在问题为由查封了张某开办的美容店。查封时，工商人员将美容店的窗户、仪器损坏。张某向法院起诉，法院撤销了工商部门的查封决定。哪些损失属行政赔偿的范围？

美容店被损坏仪器及窗户所需修复费用，美容店被查封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不包括被查封停业期间 的利润损失。

注：赔偿请求人要求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得向赔偿请求人收取任何费用。对赔偿请求人取得的赔偿金不予征税。

案例３：

仇某系县复合肥厂聘任厂长。2010年6月6日，县人民检察院以仇某有挪用公款嫌疑而决定立案侦查。从6月8日起实施监视居住并被关在县农科所，限制人身自由，8月1日被刑事拘留，8月11日被以涉嫌“挪用公款罪”，并被录相在县电视台新闻节目和有线广播中播放。县人民检察院对仇某的存款2.1万元作为“赃款”予以追缴。2011年12月28日，仇某在看守所被同室关押的犯罪嫌疑人打成重伤，2012年1月7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日下午县检察院认为仇某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决定不予起诉。

（1)本案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是谁? 本案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是县人民检察院和县看守所。本案属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最后检察机关又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属于《国家赔偿法》第1７条规定的错拘、错捕行为。对于受害人被错误羁押的损害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但仇某在看守所被打致死，看守所有失职之错，应对其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2)对仇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应当如何计算? 22 仇某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应当自20１0年6月8日起，20１2年1月7日止计算。每日赔偿金为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上为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

天数579天×日平均工资为162.65元﹦94174.35元(3)对仇某死亡应当如何赔偿? 应当赔偿仇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其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新国家赔偿法存憾 篇3

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王立勇专程到农民赵作海鞠躬致歉,此前的5月9日,蒙冤入狱11年的赵作海被宣告无罪,随后他拿到了国家赔偿及生活困难补助共计65万元。

1952年出生的赵作海是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刑2年。直到今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才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

赵作海如此神速地得到赔偿,在2010年4月29日之前还是不可想象的,若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当日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他的不幸或将继续延续。经过四次审议,实施15年之久的《国家赔偿法》在首次修订后虽然相比16年前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法律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有遗憾,其是非至今争议不断。

被打了折扣的“归责原则”

自《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不仅获得国家赔偿者屈指可数,而且国家赔偿的金额总共不过5000万元,即便是获赔者,也大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煎熬。这部法律一直饱受“门槛高、标准低、范围窄、程序乱”等问题困扰,甚至被戏谑地指责为“国家不赔法”。

2001年,19岁陕西少女麻旦旦被公安局以“卖淫”为由拘留,被迫两次做处女鉴定后方还清白。麻旦旦随后将泾阳县、咸阳市两级公安局告上法庭,最终却仅获74.66元国家赔偿。类似案例不胜枚举,施行多年未曾修改的《国家赔偿法》一次次被推至风口浪尖。直至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门开始着手对《国家赔偿法》进行调研。一年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该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2008年10月,《国家赔偿法》修正草案被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修改《国家赔偿法》从前期调研到最后通过人大审议,前后历时五年之久,可见该法立法之慎重、修法之艰难。原本按惯例将三读通过的修正草案,还经历了一次意外“流产”。

2009年10月31日,各界寄予厚望的新《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如期交付表决。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包括《小康》在内的众多媒体到场后却接到临时通知:关于《国家赔偿法》表决情况的新闻发布临时取消。这令到场的记者颇感意外。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虎向《小康》记者透露,由于相关部门在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程序等问题上争议过大,新《国家赔偿法》暂时未提交表决,还将继续修改。

实际上,洪虎提到的“归责原则”,正是学界争议最大、赔偿法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所在。“根据什么原则把责任归给国家,就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国家赔偿委员会主任陈春龙教授对《小康》记者介绍,归责原则有很四种:主观过错原则、客观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和违法原则。

修改之前的《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则是“违法原则”。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其前提是 “违法”行使职权权利,也就是如果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受害人将无法取得国家赔偿。

陈春龙称,原来的赔偿法列举了十几种赔偿的情况,在“违法原则”框架下就很麻烦,因为有的情况是违法,有的情况不违法,所以“原来的赔偿法从理论上讲本身就是矛盾的、不科学的、不全面的。”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亮点之一就是在总则部分删除了“违法”二字,即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做出的行为,只要损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哪怕并不违法,受害人也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

陈春龙说,删去“违法”二字,实行无过错原则,也就是结果责任原则,不管违法不违法,只要结果错了就要赔。”这使得“违法”不再是国家赔偿的唯一必要条件。以赵作海案为例,即便司法机关能证明自己办案的法律程序没有错,但结果错了,也要给予赵作海国家赔偿。

将“违法归责原则”修改为“结果责任原则”,是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一大进步。但同时,学者认为,“归责原则”的修改是打了折扣的,并不彻底。

因为在新法某些法条中,“违法”二字依然得以保留。如第三条第四款规定:“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受害人有取得賠偿的权利。” 言下之意,只要是合法使用武器、警械,即使造成误伤,受害人也很有可能无法获得国家赔偿。这是新法的遗憾之处。

“结果原则”成了妥协的产物

《小康》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国家赔偿法》在2009年10月进行三审时就删去了“违法”二字,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如果在赔偿法中全部去掉“违法”二字,那么在处理一些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和严重打砸抢烧事件时,将很难执行。

比如,在新疆“7•5”事件中,出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当时可能会拘捕很多人,但事后经过甄别,其中一部分是属于错拘错捕。如果按修改的国家赔偿法来执行,可能会造成赔偿范围过大。因此,有人大代表非常不赞同,这也是三审时未能交付表决的一个原因。

在四审时,虽然总则部分删去“违法”二字,实行结果原则,但在某些方面,变成了“有条件的结果原则”。“刑事拘留附有条件,没有把条件限定在最小范围内,这是很大的不足。”陈春龙说。

来自一线的公安、检察机关坚持“有条件的结果原则”的原因在于,如果“依法错拘”也给予国家赔偿,会束缚公安机关手脚,影响其采取措施的积极性和果断性。“这纯属是为自己推脱责任的一种托词。”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检察院检察长安卫东对此有不同看法,“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强化责任意识、证据意识,慎重采取措施,是不会束缚手脚的。”

最后的结果是,在刑事赔偿方面,仍然坚持“错拘在法定时限内不赔”以及“捕后酌定不起诉的不赔”两项内容。

“这样的规定是妥协的产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原来可能是错捕、错拘的都赔,现在是错拘在法定时限内不赔,错捕的酌定不起诉的不赔,这就很容易成为司法机关拒绝赔偿或不愿意赔偿的借口。安卫东则认为,新法有了很大的完善和进步,但也有些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有些表述不明确、不规范,如对情节严重、不起诉类型等的认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和操作。

为此,陈春龙建议,应该尽快制定《紧急状态法》,正常时期使用《国家赔偿法》,而在特殊时期则启动《紧急状态法》,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他说,紧急状态很复杂,应该单独立一个法。针对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制定《紧急状态法》,在紧急状态状况下,国家有权临时依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当然法律限制也要很严格,不能乱抓人。

“《紧急状态法》是针对国家非正常的紧急状态情况,《国家赔偿法》是针对国家正常状态下的情况,不能用来赔偿紧急状态情况下的错拘错捕。”陈春龙说。

然而,制定《紧急状态法》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不过目前也有解决的办法。陈春龙建议,新《国家赔偿法》要在今年12月1日才开始实施,立法机关可以在实施前做出立法解释,说明错误刑事拘留仅限分裂国家、分裂民族、严重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才不予赔偿。

“举证倒置”范围不够大

新《国家赔偿法》正式引入举证责任倒置,明确规定“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这一点是国家赔偿法重大的进步。”陈春龙解释说,“以前嫌疑人如果说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嫌疑人要拿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现在反过来,即公安机关要拿出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如果拿不出,就要赔偿。这就是举证倒置。”

按照原来的《国家赔偿法》,如果公民去找法院要求国家赔偿,法院要求他先找公安机关书面承认抓错人了,然后才能获赔。如果公安机关认为自己没有违法,没有过错,那么没法赔偿。“让国家机关认错,还要书面确认,这对老百姓来说难度太大了。”尤其是“躲猫猫”等非正常死亡事件,要由受害人及其家属自己举证,证明羁押机关有责任,难度太大了。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法中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在被行政拘留或者羁押期间,公民如果死亡或者丧失了行为能力,有关机关就要负责举证。

“如果嫌疑人在羁押期间被打死了,他无法拿证据证明是被你打的,那么你就要举证证明不是你打的,如果证明不了,那就是你打的,这有利于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因为它只局限于打死人和打成丧失行为能力这两种,陈春龙建议,打成轻伤以上的都要举证责任倒置,这样范围就更大了,公安也就不敢再刑讯逼供了。

“精神赔偿”难题未解

相对于财产赔偿,精神赔偿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一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将精神赔偿列入其中,规定致人精神损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一项修改,毫无疑问旨在强调尊重公民的人权,但同时,也将“精神赔偿”这一话题推向了尴尬的境地。

什么情况才可称作精神受到损害?哪些情形算是造成严重后果?精神赔偿的标准如何确定?目前对于精神赔偿具体的划分和界定,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这可能使得“精神赔偿”在具体执行中随意性过大。

对此,洪虎认为,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不宜在法律中做出具体规定,可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陈春龙告诉《小康》记者,在民事赔偿领域中写入精神赔偿也是近几年的事,早年间,民事赔偿中也没有精神赔偿这一项。第一例民事赔偿中的精神赔偿始于20多年前,当时有一位女孩在北京吃火鍋时因发生爆炸而被毁容,其家属要求赔偿住院费、整容费,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后首开先河,宣判除赔偿这位女孩住院费、整容费之外,还要给予5万元的精神赔偿,成为民事赔偿中精神赔偿第一案。

此后,直到2003年,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才规定民事赔偿里面有精神赔偿。

因此,陈春龙认为,此次将精神赔偿写入《国家赔偿法》同样是一个进步,虽然写得不是很具体但可以理解,只能在今后依靠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积累更多的案例后再做出司法解释。

安卫东检察长表示,虽然新法对“精神赔偿”规定的不具体、较模糊,具体执行中存在难度,但有此依据,通过不断实践,还是会总结出符合当地实际的经验标准。

国家赔偿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新兴的法律学科,在很多方面还需要研究和完善。“中国的国家赔偿法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虽然还有些小小的遗憾,但修改就比不改好。”陈春龙说。

将“违法归责原则”

修改为“结果责任原则”,

是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

一大进步。

但同时,学者认为,

“归责原则”的修改是打了

折扣的,并不彻底。

以前嫌疑人

如果说公安机关刑讯逼供,

嫌疑人要拿出

被刑讯逼供的证据,

现在反过来,

即公安机关要拿出

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

国家赔偿法 篇4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定义

精神损害, 是指因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而使得受害人遭受生活和工作上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包括心理创伤和情感压抑等, 如精神上的悲伤、忧虑、失望等。通常, 精神损害是由于侵犯人身权而造成, 但也不排除因侵犯有特定人格意义的财产权而引起。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在对其概念涵义的界定上, 学术界存在争议, 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因其人身权遭受侵权行为侵害, 致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遭受损害或精神创伤, 进而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制度, 从其本身法律性质的角度来说, 精神损害赔偿是一种财产性赔偿责任;[1]有的学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公民因侵权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其人格权利造成非财产性权益损害而要求行为人承担财产给付的责任;[2]还有的学者认为,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的精神损害所承担的责任。[3]尽管以上三种观点在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概念的理解方面有所不同, 但从实质上来讲, 都是主张通过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方式来达到减轻其精神痛苦并对其予以精神抚慰的目的。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构成要件和特殊构成要件

1. 一般构成要件。

根据国家赔偿构成要件的一般原理, 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构成要件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3] (1) 职务侵权行为。职务侵权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因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 其中也包括国家机关不积极履行义务致公民损害的行为。从实施主体上讲也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2) 精神损害。职务侵权行为已经导致精神受损。这是公民要求国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3) 因果关系。“国家赔偿中的因果关系, 实质上是受害人与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国家机关没有履行其对相对人的法律义务, 相对人也因国家机关的行为遭受损害, 且受害人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赔偿的, 一般就认为存在国家赔偿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即这里所讲的因果关系要求国家机关的行为与相对人的损害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原因力。”[4]

2. 特殊构成要件。

纵观现行《国家赔偿法》中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满足三个具体条件: (1) 是自然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了损害,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而因财产权受到侵犯导致精神损害的,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2) 必须是法定职务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必须是其第3条或第17条规定的职务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才可能产生精神损害赔偿。 (3) 精神损害必须“造成严重后果”。[5]

二、国家赔偿法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

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来看, 1995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规定, 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对人的人格权利受到损害时, 受害人可以请求国家承担非财产性质的责任, 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该条款中规定的几种责任形式虽然是有关精神损害的赔偿, 但却没有像民法通则那样规定以物质的形式来赔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 即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而没有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我国缺乏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 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社会需求并不迫切, 精神损害赔偿理念不发达;另一方面是过多考虑国家经济承受能力。

由于原《国家赔偿法》对于精神抚慰金没有任何规定, 这就导致实践中许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无法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赔偿, 合法权益便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立法阙如在学术界泛起的涟漪之一是, 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国家赔偿案件中因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而被不少学者指责。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2001年轰动全国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 在原告提起的索赔500多万的诉讼请求中, 要求支付50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但一审法院则判决被告赔偿74元。后二审法院要求公安局赔偿原告74.66元, 但没有对其提出的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给予答复。在本案中, 受害人麻旦旦不仅仅是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 更重要的是人格权被侵害了。类似案件的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外界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 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 2010年4月29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赔偿法首次对“精神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国家赔偿法, 更好地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但由于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粗糙, 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无需讳言的是, 在今后的实践中仍需在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法制度加以完善。

三、国家赔偿法中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极其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 它在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以及监督制约国家公权力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是非常必要的。其必要性有以下三点:第一,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是贯彻落实宪法理念的要求。第二,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是实现法制统一的需要。第三,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是顺应世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6]

四、精神损害赔偿在国家侵权行为中的局限性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模糊

范围的确定关系到相对人的哪些权利在遭受国家侵害时可以要求国家机关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同时也确定了公民在国家公权力行使中受到的损害, 在多大范围内和程度上可以求偿。但是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权利包含在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内,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国家侵权行为给公民造成损害时应承担的责任形式, 但并未明确说明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所对应的侵权范围。所以, 为了明确国家赔偿责任和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今后的实践中, 要进一步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未做具体规定

我们知道, 精神损害不同与其他损害, 它是无形的、无法测量的, 但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受害人而言, 有些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要远远大于物质损害, 当人在精神方面受到损害时, 同样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而与其他损害赔偿一样, 精神损害赔偿也应该有一个赔偿标准的问题, 并通过这一标准来确定赔偿数额的多少。但由于法律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这就间接赋予了司法机关认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自由裁量权。其后果是, 在现实审判中, 经常会出现法官臆断的情形, 从而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合理维护。

(三) 实际赔偿形式规定模糊

法律尽管明确规定了侵权人要对受害人承担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 但在什么情形下、通过什么方式承担上述责任, 则没有作出明确说明。[13]例如侵权人没有对受害人做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赔偿方式, 法院会不会对侵权行为方作出相应的处罚, 这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说明。

五、完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 明确精神损害是否属于“严重后果”的范围

笔者认为, 国家侵权造成精神损害的严重后果, 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 侵犯自然人生命权、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 导致自然人因精神受到创伤而造成的可以用金钱进行赔偿的直接损害事实。一般来说, 判断健康权受到侵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主要看受害人身体、健康被伤害的严重程度;判断人身自由权受到侵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可以结合侵权人的主观意识、行为方式、实施手段及受害人的精神感情状况来衡量;如果对生命权的侵害已导致受害人无法进行正常生活, 则可以认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关于“严重后果”仍很难脱离实际作出定义, 因此, 还需要司法者借鉴国内外优秀实践经验, 对个案进行具体衡量, 逐步积累出一般的适用规则。

(二) 明确和细化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

精神损害赔偿与其他损害赔偿一样, 他们都要求有一个明确的赔偿标准, 并通过这一标准来确定赔偿数额的多少。因此, 明确损害赔偿的标准是实现国家赔偿的条件之一。《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标准进行细化。这就表示, 在实际的司法操作过程中, 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需要参考与之有关的其他制约因素和借鉴其他法律规定来衡量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具体而言, 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 判断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及其大小。其次, 考量侵权行为的实施过程及侵害情节。再次, 集合受害人情况鉴定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程度和后果。最后, 适度的对给付的赔偿金数额作出规定。这不仅对于赔偿义务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限制, 还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促进法律的公平正义。

(三) 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 发布指导性案例

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但由于一些概念表述比较模糊, 在立法上也有些空白, 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但不可否认的是,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 不仅进一步彰显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而且反应了社会正义和效率的要求, 进而更是法律对人权的关注和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此, 伴随国家赔偿法的出台, 有关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应该相伴而生。为此, 在相应司法解释未制定之前, 且相应立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指导性案例的方式, 积极整合各地法院的经验及其做法, 及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逐步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体系。

摘要：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中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内容, 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民主政治的进步。但原来的《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粗糙, 文章立足于现行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通过了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过程, 总结现行法条和实践经验, 指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存在赔偿范围不明确、赔偿标准规定不具体、实际赔偿形式规定不清等不足之处, 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关键词：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杨立新, 薛东方.精神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5.

[2]逯雅娟.浅谈<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J].政法论坛, 2011, (2) .

[3]马怀德, 张红.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05, (1) .

[4]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157.

[5]石佑启, 刘嗣元.国家赔偿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263.

国家赔偿法模拟试题 篇5

一、填空题（每空2分，共16分）

1、赔偿的基本作用是使受到损害的权利或利益得到

2、综观世界各国的赔偿制度，国家赔偿可分

为、、。

3、行政赔偿的事项范围包括侵犯的违法行政行为与侵犯的违法行政行为两种。

4、行政赔偿请求人单独请求赔偿应当先向提出。

二、判断题（每个判断2分，共24分）

1、王某在广州承包一间建材店经营木材，于1994年10月15日从某木材厂购进松木138条。同月21日，某区林业局到王某的建材店检查上述松木的来源，要求王某交验木材的运输放行证。该林业局经查验王某提交的运输放行证发现：运输放行证上写的单位是某木厂，购货发票上的单位是某工艺厂；运输放行证起止地点是开平至东莞，原告在广州卸货；运输放行证上的数量是200条，现只有138条。据此该林业局认定王某所售木材“货证不符”，作出没收王某138条松木的处罚决定。原告不服，于1995年1月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该林业局赔偿其已支付的松木款、运输费、过桥费、卸车费共3000元的经济损失。法院审理查明：被告验的运输放行证上所写的单位与购货发票的单位不一致，是由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签发放行证时没有按发票的单位(工艺厂)填写，只填写当地对工艺厂的习惯称呼(木厂)。省、市林业主管部门认为，木材运输放行证起止全程有效，中途卸车是允许的；只要求木材品种、规格不变，实际数量少于放行证上的数量亦属合法。诉讼中，被告某区林业局于1995年)月21日撤销了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将木材交还原告王某。由于王某已不再经营木材，因此不同意接收已变质的138条松木，要求被告某区林业局赔偿经济损失。对于本案，判断：

(1)被告某区林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非法的。()

(2)被告不可以在诉讼期间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3)原告王某没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2、某乡某村村民黄某于1995年1月22日骑车到镇上采办年货，回来较晚，大约7时许，某县公安局某乡派出所民警陈某从外面喝酒回来。因路上没灯，看不太清楚，黄某的车碰了陈某一下，黄某赶紧下车，向陈某道歉。陈某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在黄某头上，致使黄某头上缝了32针。黄某出院后，要求派出所承担医疗费并给予一定的损害赔偿，遭到拒绝；黄某又要求某县公安局给予赔偿，也遭到拒绝。黄某于1995年3月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对于本案：某县公安局应承担行政赔偿义务。()

3、某厂职工杨某于1994年3月12日向某乡水利管理站(以下简称水利站)申请在某某外滩建房。1994年9月26日水利站在杨某的建房申请表上签字同意建房。同年10月18日，乡土地管理所(以下简称土管所)未到现场勘查，就在杨某申请建房用地勘查登记表上签字同意。当天乡政府分管土地的副乡长龙某颁发了地批字第98号城乡居民建房用地批准通知书，并收取管理费、勘查费、工本费共计580元，佣金335元。同月，土管所、水利站派员到杨某建房现场丈量地基。11月19日，杨某动工建房。12月4日地区长江修防处发现杨某在提防保护地建房，遂责令停工，当时杨某因故外出未归。12月18日，杨某回来后正式停工。12月28日，地区防汛指挥部电台县防汛指挥部，立即拆除杨某违章建筑。1995年1月4

日，县防汛指挥部以防指(1995)l号文件作出责令杨某清除违章建筑物的决定，并植防浪林300株。对此，杨某不服，于1995年1月中旬继续建房，至2月底完工。杨某在水利部门做工作拆除房屋的过程中，于1995年3月10日正式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县防汛指挥部(1995)1号文件，否则，要求第三人(水利局、土管局、乡政府)赔偿经济损失13，000元及拆除工资费用2000元。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县防汛指挥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作出防指(1995)1号文件正确合法；县河道管理主管机关水利局的派出机构乡水利管理站违反水法规定批准杨某在河外滩占地建房，该局应负杨某停工前拆除房屋经济损失的主要责任；乡政府、县土地管理局的派出机构乡土地管理所负有一定责任。对于本案，判断：

(1)杨某可获得行政赔偿。()

(2)杨某的所有损失都可得到赔偿。()

4、个体运输户刘某因经营不善，无力交纳公路管理费。1994年11月23日、12月6日，县交通管理局派出机构镇交通管理站两次通知刘某，限其在1994年12月31日前交清所欠公路管理费13400元，刘某未能按时交纳。1995年1月17日，刘某驾车路过交通管理站，被值勤人员拦下。值勤人员不听刘某解释，把刘某带进交通管理站，三人轮流用棍棒殴打刘某。刘某再三求饶，但三人不听，说：“你不交钱，就打死你！”3小时后，几人看刘某没有声响，心里害怕，把刘某送到医院。途中，刘某死亡。在本案中，判断：

(1)对于刘某的死亡，县交通管理局没有赔偿义务。()

(2)刘某的继承人有权要求赔偿。()

(3)县交通局管理局赔偿损失后，对三名值勤人员责令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

5、“某市某县税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税务局)派出机构某镇税务所所长朱某因个体户刘某春节没有送东西给他,心里不满，于1995年3月12日以刘某隐瞒经营情况少交税款为由，处刘某以500元的罚款。刘某不服，在交纳罚款后向市税务局申请复议。市税务局只听朱某一面之词，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作出复议决定，不但维持税务所对朱某的罚款决定，同时决定刘某停止生产、销售2个月。刘某不服，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市税务局的复议决定违法并赔偿自己的损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撤销了市税务局的复议决定。在本案中：刘某有权获得赔偿。()

6、1993年4月某农民韩某等二人在县城开了一家饭店，从事餐饮服务。1994年11月22日，县税务局工作人员胡某到该饭店收缴税款。胡某发现该饭店帐目不清，询问韩某，韩某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于是怀疑该饭店有偷漏税的行为。11月23日，胡某进一步核对帐目，发现韩某果然有偷税行为。11月25日，县税务局以韩某偷税为由，作出决定，处韩某5000元罚款并责令该饭店“停止营业1个月”。韩某不服，向市税局申请复议，要求裁决县税务局决定违法并赔偿因强制饭店停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市税务局认为县税务局无权作出“停止营业1个月”的决定，于是于1995年1月8日作出复议裁决，维持县税局对韩某的罚款处罚，撤销其“停止营业1个月”的决定。1月10日，韩某向县税务局要求赔偿，县税务局不予答复。2月25日，韩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本案判断：

(1)韩某可在申请复议时提出赔偿要求。()

(2)韩某从3月10日起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三、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共6分）

1、张某重伤他人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公安机关查明张某尚未满14周岁，遂依照《刑法》第17条释放张某。张某的父亲提出赔偿要求，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安局应如何处理 ?()

A、给予适当赔偿

B、不予赔偿

C、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标准给予张某一个月的损失赔偿

D、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2、1994年12月18日晚大约8时许，某村村民杨甲之子杨乙从外面回来。杨乙见到杨甲高兴地喊：“爸，给你一个好玩的东西。”说着随手扔给杨甲一只人的耳朵。杨甲赶紧问是怎么回事。杨乙说他在路上玩，见到一个人，就把她打倒在地，把她耳朵割下一个。杨甲心里害怕，跑到当地派出所“自首”，说他一时生气，把一个人的耳朵割下来了。12月19日，县公安局将杨甲拘留。讯问时，杨甲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2月22日，县公安局经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将杨甲逮捕。但进一步侦查时，发现杨乙是真正的凶手。12月27日，将杨乙依法逮捕，同时将杨甲释放。对杨乙进行讯问时，发现杨乙行为言语有些古怪。侦查人员认为杨乙有意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因此，使用了一些暴力手段，给杨乙身体造成一定伤害。后经过进一步访问群众，才知道杨乙有精神病。经司法鉴定，杨乙在作案前后一段时间内是精神病最猛烈最危险的时期。

(1)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哪一个正确 ?()

A杨甲有取得赔偿的权利B．杨乙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C杨甲杨乙都有权取得赔偿D杨甲杨乙都无权取得赔偿

(2)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下列四个哪一个正确 ?()

A．杨乙被羁押，有权取得赔偿

B、杨乙身体受损，有权取得赔偿

C、杨乙被羁押、被伤害都有权取得赔偿

D．杨乙被羁押、被伤害都无权要求赔偿

四、多项选择题（每题3分，共9分）

1、国家对下列行为不负赔偿责任。()

A．某乡长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借口仇人超生而将其仇人拘禁，以示惩戒。

B．某甲因调戏妇女而被带到公安派出所，刚到不久，便有一警察从外面进来，看到某甲态度不好，便踢了某甲一脚，不想却造成某甲脾脏破裂。

C，某行政机关违法作出没收公民张某录像机的决定，张某气愤至极而砸毁了自己的录像机。

D．铁路行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

2、国家应负刑事赔偿责任的行为有()。

A．对符合逮捕条件，但正在怀孕的妇女实行了逮捕

B．在派出所实习的警校学生违法执行公务打伤案犯

C、某地公安干警为搜捕一名盗窃犯到旅馆调查，当调查到某律师张某时，就因为张某坚持让对方先出示证件，便要“好好教训”张某，而用电棒将其打伤

D、某司法机关因某一公民提供伪证行为的误导而羁捕或错判了另一公民

3、据1992年9月8日某报载：“今年4月21日和5月27日，本报就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法院，在受理四平制革厂与辽宁省丹东市黄海制鞋厂货款纠纷一案中的违法行为作了披露。7月24日，此案的初步审理有了结果。铁东区法院虽然承认了对黄海制鞋厂财产保全超标的、商业承兑汇票原告方有不托收承兑等情况，但对其违法财产保全等行为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字未提。”该报载：“财产保全过程，四平铁东区法院执行人员采取了打人、砸物等行为；把黄海制鞋厂领导哄骗到丹东元宝区法院，又到当地公安派出所谎称黄海制鞋厂厂长

逃跑，继而砸开该厂库房大门拉东西。他们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到外省执行民事拘留措施的有关规定。在当地法院院长主动找上门来协调时，他们还当面将黄海制鞋厂纪振生副厂长骗出并强行铐住，伪造黄海制鞋厂法人委托书。找不到法人公章，就将该厂供销科公章上的“供销科”三个字用纸片盖住，从而使伪造的委托书上出现了伪造的“黄海制鞋厂”字样，又从黄海制鞋厂银行帐户划走3万元作为‘罚款”’。

问：(1)如果报导属实，则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四平市铁东区院至少应该承担哪些赔偿义务 ?()

A、超标的保全的，返还

B．打人如致人身伤害，应当赔偿医疗费用和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C．砸物(包括砸门)，如能修理恢复原状的予以修理，不能的，折价赔钱

D．赔偿纪振生自由权损失(从丹东铐住开始计算，一直到释放为止)

E．返还罚款3万元

F．对伪造委托书造成的财产损害，还应赔偿

五、案例分析（每题15分，共45分）

案例1

××市××机电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华××与总经理助理郭××于××年3月8日至3月20日率领代表团一行6人去香港洽谈机电进出口业务。在港期间，港方某公司总经理从郭××那里得知华××准备自费从香港购买一台摄像机，为促使业务谈成，他便授意该公司公关部经理将每台价值人民币16000元的6台摄像机送到华××一行人下塌的饭店，并有意让与华××等一行一同来港考察的××市另一代表团的有关人员看见。华××深知国家外事纪律不能违反，当即拒绝了港方的贿赂，并明确指示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均不得收受港方的任何礼品。港方总经理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以工作太忙无暇宴请代表团为由，再次授意公关部经理以每天每人100元港币伙食补助为名，由该公司补贴华××等一行每人12000元港币。考虑到经费比较紧张，加之当地伙食确实太贵，郭××在未经华××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接受了港方的补贴，准备回国后再设法将华××名下的12000元港币交给他太太。回国后，检察机关接到举报：华××在赴港洽谈业务期间，为收受港方一台摄像机和1万多元港币的贿赂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等等。经××市检察院立案侦查，认为举报属实，于××年4月12日以受贿罪对华××提起公诉。

此案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华××受贿事实成立，以受贿罪判处华××有期徒刑四年，并没收其带回的摄像机及家中现金，存折共12000元。

华××认为一审法院根本未弄清事实真相，对其判决不服，当即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而××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未认真审查案情便驳回华××的上诉，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

华××在服刑半年后再次提出申诉，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审理，认定华××在赴港洽谈生意期间既未收受港方的摄像机，更对自己名下的12000元港币的存折毫不知情，且郭××回国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将此款交付给华××。因而华××的受贿罪不能成立，按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后，华××被改判无罪。

问题：本案中赔偿义务机关是哪一级人民法院？应如何赔偿？

案例2

××县××乡有一中型造纸厂，经营状况良好，产品供不应求，成为该乡的主要经济支柱和利税大户，因而备受乡政府的重视。邻县××印刷厂长期以来一直是该造纸厂的主要用户，按照约定，两厂之间的供货与结帐也一直都很正常。

××年2月××印刷厂调整领导班子，换了厂长，从此，××乡造纸厂的货款便长期难以收回。每次托收都被拒付，派人去要，厂长也是以种种理由解释、推托，一句话，就是不

肯付款。这样，从当年2月到第二年4月，长达1年零两个月，××印刷厂已累计应付××乡造纸厂货款108万元。

巨额货款不能收回，严重影响了××乡造纸厂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转，致使其经济效率逐月下降，由盈利大户变成了亏损大户，为此，厂领导和乡政府都十分焦虑。

第二年5月12日，造纸厂以十周年厂庆的名义将××印刷厂厂长余某及供销科长刘某接到了厂里，随后由乡政府出面将他俩“请”到了乡政府保卫科，由四名彪形大汉在门口看守，不许他俩走出大门一步。当晚，乡长在造纸厂厂长的陪同下到保卫科“看望”他俩，并明确告诉他们：哪天付清108万货款便哪天放他们回去。余某出于无奈，只好成天电话催促厂里筹款，厂里经过整整半个多月才筹齐108万将款托收到××乡造纸厂的帐户上。第十六天，余某和刘某才被放回。

问题：本案中余某和刘某应找谁索赔？为什么？

案例3

××年9月8日，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关于禁止占道经营通告，该市所辖各区均由区政府牵头分别从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清理违章占道检查大队。××区负责在该区××地段执行任务的王某等四名工作人员见个体摊贩许某在人行道上贩卖服装，两张钢丝床横在路上严重影响了行人的通行。王某等便上前向许某大声吆喝，并说如不赶快撤走，就要掀他的摊子，收他的服装。许某赌气不收，与王某等人发生争执。在争执中，双方均出言不逊。王某等仗着人多，对许某又是推又是骂，许某气极之下，便骂了他们一句：“你们简直比国民党还坏”。于是王某等四人便一拥而上，揪住许某的头发，捉住许某的双手，对其拳打脚踢，还将许某的头部往水泥电线杆上猛撞。

经法医鉴定，许某遭王某等人暴力殴打后，身上十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被打断三根，头部严重脑震荡。为治疗，许某在医院住院3个月零10天，出院后严重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

国家赔偿法 篇6

随着百姓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申请国家赔偿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2009年,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1840件,审结1531件。然而,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国家赔偿比例并不高,2009年决定赔偿的案件仅占审结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

德衡律师集团(北京)事务所律师张兴宽表示:“因为程序复杂等原因,整体而言打国家赔偿案件的官司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进程的加快,对国家赔偿制度提出新要求,各方对修改国家赔偿法的意见比较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介绍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關负责人表示,这次就是针对法律实施中最突出、最急需的问题进行修改完善,主要以完善赔偿程序、畅通赔偿渠道为重点,兼顾其他问题,以进一步保障和便利公民实现自己的权益。

根据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对犯罪嫌疑人错误拘捕、错判的,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这是法律修改中最大的亮点,删除‘违法’二字,将减少大量的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权益而得不到赔偿的情况。”

姜明安指出,法律修改的另一大亮点是取消国家赔偿的确认程序。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公民要求刑事赔偿须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中涉及的行为是否违法进行确认。“这相当于要国家机关‘自己打自己耳光’,这太难了。”确认程序成为老百姓申请赔偿的一个“高门槛”。

对此,国家赔偿法进行了修正。根据新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或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这增加了公民赔偿请求的渠道,保障了公民的救济权利。”武增说。

首次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这也是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中引人注意的内容。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这一规定,赔偿决定书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的类似表述将成为历史。

“国家机关以公权力来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有时精神上的痛苦是很严重的。”姜明安说,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人是一种补偿和安慰,对致害者是一种警戒和教育,将会减少损害他人人格、人身权的侵权行为的发生。

针对受害人难以及时拿到或拿不到赔偿金的问题,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增加了保障赔偿费用支付的条款: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这意味着,受害人递交支付赔偿金申请后,最多22天就可以拿到国家赔偿金。

此前,赔偿费用是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垫付,然后再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核销赔偿费用。但是由于财政困难以及部门预算细化,一些地方的国家机关没有先行垫付的资金,导致了公民难以及时得到赔偿金。武增说,新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将有望改变这一现状。

此外,针对现行的国家赔偿程序比较原则、缺乏明确的期限要求、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增加了保障和便利赔偿请求人及时获得赔偿的程序性规定,对协商程序也作了规定。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将于12月1日起施行。国家赔偿法将根据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浅析国家赔偿法中的归责原则 篇7

一、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条总的原则明确了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原则, 因此, 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只有违法侵权的, 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并不违法, 即使给他人权益造成损害, 也不由国家负责赔偿。由此可以发现, 违法原则只是以行为违法为归责的标准, 而不考虑有无过错, 这必然会引起在法律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

违法归责原则容易导致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如我们所知, 从国家豁免到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是对以前的绝对主权观念的一次超越, 它使得受到国家侵害的个人能够得到救济。尽管各国在不同程度上仍有一定的保留, 但总的看来, 国家赔偿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违法归责原则的理论起点是国家职权行为的可被司法审查性, 除赔偿机关主动做出赔偿的情况以外, 只有经过司法审查程序被确认为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家职权行为的违法形式与方式是极其多样的, 而可被司法审查而确定为违法的职权行为是有限的。特别在我国,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 国家行政机关需要不断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 不断扩大行政立法的范围, 来加强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可是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速度很快, 而立法部门的立法速度有时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因此必然在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法律空白或者由于行政立法部门所立的法律存在着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漏洞。而违法原则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审查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的规定, 这必然造成国家赔偿法上大量无法以违法标准加以衡量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的局面。

违法归责原则在现实之中的不可操作性。依据违法原则, 在追究国家赔偿责任时, 首先必须判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是否违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三类:一类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法律行为, 这种行为可以用合法与违法对其加以判断;另一类是与法律上规定的职权无关的事实行为;还有一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法律行为。对于后两类则不宜用合法与否加以判断。例如, 警察在追捕逃犯过程中, 开枪误击路人, 或边防机关在检查物品时不慎造成的损坏, 对于这些情况都很难确定是合法还是违法。有的学者认为, 对于上述情况, 可以通过国家补偿的方法来弥补损失。但是, 国家补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的合法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而把上述情况下的行为说成合法, 未免过于牵强。

因此有必要引入其他的归责原则来解决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而过错原则在解决上述问题中有着独到的优势, 并且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

二、过错归责原则及其特征

所谓的过错原则, 一般来讲, 是指致害行为人存在着故意或过失或者致害行为本身存在着某种欠缺, 从而成为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过错原则是民事赔偿的主要归责原则, 许多国家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都援引了这一原则。肯定过错原则在国家赔偿法中的地位, 是由其功能和作用所决定的。首先, 它有助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 确立了对某行为进行法律价值评判的标准。存在过错, 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符合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标准, 对过错的否定和惩戒, 自然会制约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其次, 过错原则确定了国家赔偿的范围, 有过错则予以赔偿, 无过错则不予以赔偿。这样, 一方面能为受过错致害的相对人提供充分的补救, 另一方面又避免国库负担过重。第三, 过错原则可以较好地解决共同侵权行为和混合过错的责任承担问题。任何国家机关都必须对自己的过错负责, 承担责任的大小与过错程度是成比例的。

在民事侵权理论中, 过错有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之分, 这一纷争同样体现在国家赔偿中。

主观过错。指致害行为人具有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 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之所以应受非难, 原因在于行为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过错是由行为人内在意志决定的, 主观过错表明行为人具有道德上应受非难性。主观过错奠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基础, 也便于分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 对主观方面的判断较为困难, 不易把握, 尤其是在国家管理活动中, 致害行为常常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加上程序公开程序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要判断行为人有无主观过错是很困难的。

客观过错。指致害行为不符合一定的模式和标准, 具有非难性。其着眼于致害行为本身, 从行为上判断是否具有过错。例如, 在法国, 客观过错具体表现为公务过错, 也就是公务活动缺乏正常的标准。公务过错原则是在法国一百多年的赔偿诉讼中建立起来的, 它明显优于主观过错原则或过错违法双重标准。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通过纳税把公共管理职能交给国家, 国家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那么国家就承担着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必须履行注意义务, 否则公共利益必将受到损害。因此可以认为国家的职能更多是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更多的是对人权的保障。在法国, 公务过错的形式很多, 可表现为行政活动组织不良和管理不善, 也可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疏忽、怠惰、自私。归纳起来有三种形式:第一, 公务实施不良, 如警察抓捕犯人, 误伤行人。第二, 不执行公务, 如海港当局不维修航行标志, 造成船舶损伤。第三, 公务实施迟延,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义务忠实执行职务, 不得疏忽、怠惰、无故迟延。就算法律对于某一活动没有规定固定期间, 国家机关也必须在合理的期间以内做出决定, 否则具有过错。总之, 公务过错是以公务活动是否达到中等公务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中是否有过错存在, 主要在于判断实施公务机关的责任。在这里, 公务员个人责任是次要的, 第二位的。法国的公务过错理论是非常有特色的, 它避免了主观过错理论在主观方面的判断困难, 适应了国家赔偿的特点, 同时为受害人提供了较多的救济机会。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客观过错原则和违法原则非常相似, 都是从行为出发, 对行为进行评判, 甚至于提供的行为模式接近于重合, 但是这两个原则还是有区别的:第一, 违法原则虽然在广义上包括违反诚信原则等, 但法律法规的规定仍是最重要的标准;而客观过错原则的标准比较灵活, 主要由审判人员掌握。如在法国, 公务过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同一事实根据不同的情况, 可以认为具有过错或不具有过错。第二, 违法原则在解决共同过错或混合过错致害的赔偿问题时不如客观过错简洁、明了, 后者常以过错程度来确定责任的大小。至于违法原则与主观过错原则的区别较为明显, 违法原则是一种客观归责, 而主观过错原则则是主观归责。由于主观过错原则在判断上的困难, 现已被许多国家所抛弃, 转而由违法原则取代。

通过比较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国家赔偿法上归责原则所存在的问题, 可以通过以违法原则、客观过错原则、主观过错原则这三者相互结合原则来解决国家赔偿法的法律实践问题。

三、引入过错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的必要性

首先, 在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 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损害, 在进行归责时, 采用行为是否违法作为归责原则。这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理念。

其次, 当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法律、法规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 我们要结合客观过错的原则。客观过错原则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决策选择过程弥补不变规则的僵化, 既可以为国家责任范围的扩大提供可能性, 又可以在具体的案件中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其重要意义在于, 不仅可以为受害人提供较多的救济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确立国家公务活动的标准, 那就是国家公务活动必须达到中等公务水准, 这种中等水准是国家公务活动的最低标准。这种标准实质是一种注意标准, 也就是说国家公务活动必须履行注意义务, 国家不能因为公务活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如果低于这一标准那就意味着国家公务活动必然会损害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可见公务过错原则主要是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模式和标准, 督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其相应职责。不过在法国, 公务是否存在过错是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个人进行判断的, 这对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较高, 而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下法官受社会不利影响较大, 司法不能保证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因此只有随着司法体制的不断改革, 同时法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公务过错原则才能在法律实践中发挥相应的特点。此外, 公务过错原则基本解决了以前主观过错原则在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时易陷入追求主观意志过程的困境, 解决了过错原则的一个重大难题, 使确定过错的过程变得更为客观。

最后, 主观过错原则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虽然主观过错原则在法律实践中对主观判断较为困难, 不易把握, 但是对于那些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国家公务人员有明显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 受害人不仅可以从国家获得赔偿, 同时也可以从侵权公务人员获得赔偿, 这样主要是为了使具体侵权公务人员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 使其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约束自己的行为。

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篇8

从世界范围看，国家赔偿制度是近代人民主权、保障人权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理念不断发展的产物。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方面起步较晚，直到1994《国家赔偿法》才正式出台。但是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摸索，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决议，适应了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满足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新的《国家赔偿法》亮点之一就是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从一元归责原则转变为二元归责原则。“归责”一词是最早来源于民法学，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或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据何种根据使其负责”，其实质是一种根据，是把致害行为与赔偿责任连接起来的桥梁。[1]而所谓归责原则，是指在法律上确定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依据的标准，即在损害事实发生后，以何种标准判断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归责原则能直接反映国家赔偿的立法政策与价值取向，并影响和适用于国家赔偿进行的各个环节，所以被看作是国家赔偿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此次国家赔偿法确立的二元归责原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尽管所造成的赔偿范围还是十分有限，离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至少它预示了一个发展方向，且与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本文试从归责原则的分类、所决定的赔偿范围与我国构架责任政府的角度探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一、关于归责原则的分类

1、过错责任原则，此项原则是从民法中演绎而来，其强调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如果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着故意或过失，并造成损害，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法国行政法院自“佩尔蒂埃”（Pelletier）案件审理后，通过判决形成了过错责任原则。而根据我国现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暂无相关过错归责原则的条款。

2、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存在任何过错和违法时，也可能导致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从而导致责任的承担。它从结果出发，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也不推定侵权行为人的过错，只需要判断行为或物件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国家就承担赔偿责任。总的言之，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作用和范围上都是有限的。[2]然而，无过错责任原则最大的功能在于体现其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其主要是为了补充过错责任的不足而设立的。

3、违法原则也是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一种，它是以职务违法为归责的构成要件，不问其主观思想状态。而根据我国赔偿法修改前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显然，我国赔偿法采用了违法归责这一原则。并且，所设定的“违法”中的法不限于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还包括一部分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规章，还包括国际公约、条约。

二、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之发展及其价值意义

上述归责原则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和功能，不能完全肯定和否定其价值。针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之际，为了强调把控制权力作为重点，立法者采取了违法归责原则。

首先，违法归责原则克服了过错责任中的不确定性，便于操作。[3]在实践中，人们很难把握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例如对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受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赔偿请求人难以知晓其实施侵权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因此，违法归责原则更能确定的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违法归责原则有利于责任政府的构建，责任政府要求人们依法行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以法律规范的明确界定为依据。在其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使职权，超出法律权限就意味着承担着相应的责任。这与我国推行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宗旨也是一致的。

违法归责原则自1994年确立以来，大量事例表明，违法归责原则在控制权力的行使，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确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以违法归责原则为基础的赔偿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强化政府责任意识，促使政府成为责任政府，[4]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违法归责原则毕竟只对违法行为的一种责任追究，其范围毕竟有限，而对于合法但却实实在在的损害了相对人合法权益领域的行为却无能为力。因此，新修改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该条证明结果归责原则已纳于到了国家赔偿法的归责体系中。该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讲，结果归责原则的内涵范围是一个极广的概念，包括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公平责任等。而针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确立的结果归责原则是应当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我国的结果归责原则并不与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而设立，而是在违法归责原则的基础上，对违法归责原则作一种补充。

第二，结果归责原则的设置也是为了更好的对违法归责原则的辅助，一种补充。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我国仍然得以建立违法归责原则为主，其他归责原则为辅的归责体系。违法归责原则强调对其行为的合法权益进行的一种法律评价，在实践中确定存在不少漏洞，不利于受损害的合法权益的救济。而以结果归责原则为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种补充作用，从而更好的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从归责原则逻辑演绎，我国国家赔偿法之赔偿范围的缺陷探讨

尽管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从单一走向二元的归责责任体系。但不可否认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仍然狭窄。且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的价值取向依旧不能失去控权目标。因此，至少目前，违法归责原则仍然应该是一项主要归责原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毫无疑问，国家赔偿法做了肯定的回答。但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相应的抽象行政行为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术界尚存在分歧，并且各国的具体情况的规定也不一致。但违法行使的抽象行政行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并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害的主要救济途径有：1、追究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责任，通过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或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同时一并提起；2、对于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被有关权力机关及司法机关宣布无效或撤销。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所造成的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损失却无相关规定。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有必要规定在行使抽象行政行为是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的责任，不能仅仅规定确认违法、撤销等措施。责任政府的构建更需要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民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对违法的不作为而导致公民合法权益损害是否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我国对不作为违法的责任规定体现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其规定可以责令不作为机关履行相关职责，如果其履行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人民法院应当做出确认其违法。但是，对因行政不作为违法给公民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具体的损害时，却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规定赔偿责任，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国仅有《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似可类推适用。该条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做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那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依法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另外，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对公安机关有关保护公民人身权的行政不作为违法的行政赔偿责任问题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建立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存在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如行政不作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等，但有学者还是提出了建立行政不作为赔偿制度的必要性，并提供了合理的建议：一是直接侵害人先行赔偿；二是没有直接侵害人，无法找到直接侵害人或直接侵害人无力赔偿的，可由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机关负一定的赔偿责任；三是可赔偿的必须是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就能避免的直接财产损失。[5]

还有，针对不当行政行为，根据违法归责原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实实在在的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失应否承担责任呢？一般认为应坚持有限制的责任豁免原则，即对一般的不当行政行为，可以不负赔偿责任，但对明显不当或显示公正的行为，国家必须承担责任。[6]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职权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时，各国都规定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德国，无论滥用自由裁量权还是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共机构都必须对个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在美国，如果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已经形成惯例，一旦偏离这种惯例并造成损害，国家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国也存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明显不当，给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国家应予赔偿的类似规定。如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公民给予的治安管理处罚有错误的，应当向受处罚人承认错误，退回罚款及没收的财物，对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损失。”

三、结语

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是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相应职权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在限制公权力，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上对责任政府的构建作了很好的回应。尽管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国的国家赔偿范围仍然很狭窄以及不完善，但总的来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从一个封闭的体系走向开放的体系的过程，从一元归责原则走向二原归责原则甚至将来走入多元归责原则体系的过程。针对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现状，公权力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权力明显大于私权力的时代背景下，新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仍然确立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结果归责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既然强调控权，并同时注重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其国家机关之职权行为的外延就应该更广泛，更准确的纳入到国家赔偿中，这样才能更好的适用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构建责任政府的需要，也使一部国家赔偿法能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和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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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建淼违法行政问题探究[m].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60页

国家赔偿法 篇9

我国国家赔偿责任主要在《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但其中大多为物质所害赔偿,精神所害赔偿极为少见。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1)第一次明晰的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在赔偿范围、赔偿确认程序上作出了较大改变。

二、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的不足

(一)赔偿范围规定不明

我国国家赔偿包括主要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但这并不能涵盖所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为种类,即使有“其他违法行为”这一条款兜底。《国家赔偿法》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由此可见,法条只是列出部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并不全面,从这里不难发现立法的不严谨之处。再看具体条款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如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对于受害者人身自由限制的期限没有给出具体说明,这极有可能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认定困难。.

(二)赔偿标准较为模糊

精神损害本就是一个抽象概念主观色彩较为浓厚,如何将精神损害产生的损失具体化成为较为合理的赔偿数额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具体操作,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抚慰金计算的地点标准、时间标准等计量标准存在空白区域,从而致使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难以统一。

(三)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所应遵循的原则不确定

新《国家赔偿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相应”该如何定位,法条中没有给出我们答案,这将给予法官在赔偿程序中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原则的制度必会引起制度混乱,产生诸多不良现象,如受害人可能会漫天要价损害行为人利益;法官在审理程序中任意决定赔偿的数额,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影响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和统一性。法律原则具有普遍应用性,那么在缺乏具体法律规定情形下,形成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基本原则显得尤为重要。

三、对于完善新《国家赔偿法》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的对策

(一)明晰赔偿范围

对于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笔者借鉴了发达国家相关立法并参照我国民事相关规定作出了如下总结:

1. 人格权范围。

人格权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物质型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精神性人格权以物质性人格权为基础,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身体自由和内心自由权。

2. 财产权范围。

这里所称的财产权是具有一定人格利益的物质性权利。如具有纪念意义的或特定用途的物品,私人信件,个人收藏等,对当事人有重大意义,毁损之后不可恢复的物品。行为在损害财产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当事人蕴含在物品中的精神利益。国家行为也应包含其中,如果导致了上述物品的毁坏,国家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强制拆迁古建筑。

3. 其他权利范围。

在这里我们就受教育权作出举例说明。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但是在法律中并没有关于其具体规定,这就导致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向法律寻求救济。笔者认为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公民的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范围难以做到具体确定,但对于公民生存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基本权利理应在《国家赔偿法》中体现出来。

(二)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设定

就我国而言,笔者认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要有具体的标准,标准的设立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损害程度,过错责任承担等,以此将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定在程度范围内。与此同时还要将人格权和财产权作区别对待,分别设立标准,以此达到公平公正。

(三)明确精神损害抚慰金相关原则

原则是前提和基础,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划分来说也不例外,它贯穿在精神损害赔偿的始终。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不完善,于此可知讨论国家赔偿领域精神损害赔偿标准的原则势在必行。《国家赔偿法》中的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与民事侵权相对区分,笔者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相关原则的确定应当向民事侵权领域的规则和制度进行借鉴。如侵权损害程度、主观过错归责等。对此,笔者就《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作出以下总结:

1. 遵循适当限制的原则

2. 遵循赔偿与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相适应的原则

3. 遵循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

4. 遵循补偿、抚慰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参考文献

[1]曾世雄.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M].台北:台北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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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浅议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篇10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始见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其他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为加强对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 抚慰受害人, 引导公民尊重他人权利, 提高公民法制意识, 保护司法公正, 200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 明确了赔偿确定办法, 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已得到重大突破。被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誉为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中国民法对人身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 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 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 (一) 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 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 (一) 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二) 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三)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 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 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二、从个案看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

案例链接:

1. 孙万刚冤案。

关押一天“折价”不足60元。1996年1月2日晚, 云南省财贸学院陈兴会被人残忍杀害并分尸, 其同学和男友孙万刚被认定为唯一的嫌疑人。此后, 孙万刚3次被判处死刑 (包括一次死缓) , 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时光。2004年5月28日, 云南省高级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孙万刚共被错误关押2961天, 按照2003年全国在岗工人日平均工资计算, 共应获得16.56万元的赔偿。

2. 处女嫖娼案。

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未获支持。2001年1月8日晚, 陕西省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将19岁少女麻旦旦带回派出所讯问, 要求麻旦旦承认与某男有过不正当性行为。1月9日, 泾阳县公安局以“嫖娼”为由对麻旦旦拘留15天。麻旦旦作了处女检查, 证明自己是处女。此后麻旦旦将泾阳县、咸阳市两级公安局起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 但仅获赔74.66元,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

3. 钟祥投毒案。

关押近两年每人获赔3万余元。2001年5月6日, 湖北省钟祥市原贺集二中 (现石牌三中) 在早餐时发生严重中毒事件, 警方认定是人为投毒, 4名老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逮捕。2004年8月, 该案因“证据不足”被撤案, 4名老师提出国家赔偿请求。2005年1月19日, 钟祥市有关部门决定向4名老师每人支付国家赔偿金3万余元。对于4人提出的20万元精神及名誉损害金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这三个个案的判决结果, 不仅原告难以接受, 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国家名义作出的违法行为侵害时, 受害人受到的侵害, 不仅表现在肉体上, 同时表现在精神上, 因此当侵权行为纠正以后, 仅给受害人物质损害补偿, 不给其精神损害补偿的做法是不公正的。虽然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并不违背现行法律, 但法律的正确执行, 并不代表事实上的公正, 立法上的残缺必将导致执法上的狭隘。

三、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关于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具体建议, 有关专家设计了两种方案, 一是直接修改国家赔偿范围、原则、标准, 扩大国家赔偿责任的覆盖面, 使国家承担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来;第二种方案是简单的修改, 只需笼统地加上“除依本法规定外, 适用民法规定”的规定, 即可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因民法与国家赔偿法存在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的差异, 上面第二种观点看似简单, 却很难实现。2008年10月23日, 《国家赔偿法 (修正草案) 》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草案首次明确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明确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草案第十二条) 。可见经过首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草案采用了第一种方案。

1. 赔偿范围。

国家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相联系。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 而非主导性, 我国的法治状况、财力充裕程度、精神损害侵权数量以及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违法原则等决定我们不能对每一桩国家的精神侵权行为进行赔偿, 也不应对应予赔偿的侵权行为而不赔偿。这就有一个赔偿的范围问题。此范围的界定, 对于国家侵权受害人、赔偿义务机关和法院赔偿委员会, 均有现实意义。

对于我国国家精神损害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30条规定这一赔偿范围只限定在名誉权和荣誉权, 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而言过窄。

国家侵权与民事侵权不应因主体的不同而使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有如此大的差异。因而, 本人认为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在吸收《解释》中关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以及发明权、发现权等权利被非法侵害时, 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名誉权受到非法侵犯时所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 赔偿原则。

由于法律只是对于社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现象的静态规定, 当某一新的情况出现后, 法律又往往不能适应其要求。我国将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统一规定进一部国家赔偿法, 赔偿法总则将违法责任原则规定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共同原则, 但在刑事赔偿范围中又规定有不以违法为前提的不少事项, 引起了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我国赔偿法原则的热烈讨论。现在看来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 并且将虽不违法却明显不当的行为赔偿责任排除在外, 法律中肯定的某些行为有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损害, 而根据归责原则又找不到承担责任的根据, 很明显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 违反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应取决于侵权行为本身, 如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的实施手段、方式、影响范围等具体情节。理论上, 民事精神损害赔偿与国家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统一的原则, 不应因侵权主体不同而在民事侵权和国家侵权上分别适用不同的赔偿原则。但实际中, 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的确定与选择既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又受传统观念的左右, 所以又不能完全适用民法中的责任原则。

国家赔偿法的本意是要依法限制权力的专横和滥用, 但由于规则原则过于简单, 免责条款过多, 使法律控制权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为此, 许多国家的国家赔偿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推用公平原则、无过错原则、危险责任原则等原则来弥补不足。如法国在司法赔偿领域实行无过错原则辅之以过错原则。德国在刑事赔偿中实行无过错原则兼顾公平原则等。

至此, 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其他归责原则, 如结果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作为违法责任原则的补充, 进一步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权益。

此外考虑到现实中这类情况非常复杂, 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难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作出统一规定, 交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作出具体应用的解释。

摘要：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 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文章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就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地探讨。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必要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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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申请国家赔偿的艰难之路 篇11

15年前，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发生一起父子俩人被杀再被焚尸的恶性案件，案发将近两个月后，当地同一个村的青年农民郭丰群、宁五申、侯山林、刘振江、郭全林被捕。在此后的11年时间内，这起杀人案在警方手中反复折腾，经过一次又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始终无法达到起诉的条件。这使得该案虽历时11年，却未能进入司法程序。

在“嫌疑人”家属无数次上访的奔走呼号声中，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多个部门干预下，2001年6月，当地警方最终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将他们释放。悲惨的是，11年前分别只有20来岁，被抓走时生龙活虎的五个小伙子，活着回家的只有三人，且已不成人样，而刘振江和郭全林已先后于1991年、1995年在羁押期间死去。

上述简单事实的陈述，背后又是五个家庭怎样的痛苦?显然，及时、充分的国家赔偿是缓解这种痛苦的必要、甚至惟一的手段，这也是《国家赔偿法》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但是，在活着回来的三人被解除取保候审后，几个家庭从此又踏上了申请国家赔偿的艰难之路，至今又是几年过去了，所有的要求依旧石沉大海。

郭丰群等五人请求国家赔偿却无人理睬的个案，再次暴露了《国家赔偿法》某些程序的不合理。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国家赔偿法》无疑是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最多的法律之一，其措辞之激烈，实属罕见。

对一般的百姓而言，他们也许不懂得复杂的法律程序，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权力导致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及人身损害时，国家将如何进行赔偿?赔偿多少?依据法定程序，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第一道关口，必须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让他们自己确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然后才能进入实质性的赔偿程序。

作为一种保障性的程序，法律还规定，如果赔偿义务机关不确认的，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机关也不答复的，还可以向同级法院的国家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申请。乍看起来，这种一环紧扣一环的法律程序是非常严密和有保障的，但现实却不尽然是这样，否则，就不会有上述五人的家庭跑断腿、磨破鞋，到头来仍是徒劳一场的荒唐经历。

问题首先就出在第一道關口。在郭丰群等五人中，有的已经进入到被检察机关逮捕的环节，有的尚处在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阶段，依照法律，做出错误拘留、错误逮捕决定的属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但这些手中握有国家重要权力的某些强势部门中的某些人员，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呢?

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既是人性的致命弱点，也是人性的一般弱点。而有些看起来很严密的保障性程序，在不能得到真正执行的情况下，也是靠不住的。受害者先后向负有赔偿义务的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提出申请，不理，又向其上级机关提出复议，也不理：再向与复议机关同级的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申请赔偿，还是不理。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加入到浩浩荡荡的上访大军行列，寻求“青天大老爷”施恩。

国家赔偿法 篇12

一、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概述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 需要先对精神损害正确了解。广义说认为精神损害就是指受害人遭受到侵权行为而在精神上产生痛苦和精神利益减损或丧失。减损具体表现为受害人因遭受人格尊严或者是身体伤害而在心理上产生痛苦, 从而使精神上产生负面情绪;丧失则是指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财产方面的利益丧失或者是由于受害人因正常行为维护其自身的人格或财产利益而遭致他人的损害, 导致这些利益受损, 进而对受害人精神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使其在这方面的利益丧失。狭义说则认为精神损害仅仅是个人在精神方面所造成的痛苦, 范围很狭窄, 主体仅仅包含自然人。

广义说比较符合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内涵。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是不完全一样, 很有必要将这两者区分出来;其次, 若范围局限于自然人, 那么会对法人保护不利, 法人拥有商号、商业秘密等等精神利益, 对于其遭受的损害也应当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二) 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

1、范围难以确定

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则关系到哪些行为主体的哪些合法权益遭受到损害后能够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则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但是该条通过列举的方式, 未能穷尽现实中的人身权利。随着现代权利意识的增强, 人们对于各类权利都有很强的保护意识, 当这些权利遭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精神利益, 由于法律未做详细或明确的规定, 从而在实务中会对此有不同的争议甚至操作也不同, 该做法对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权益保护也不利, 更加不利于法治的完善和统一。

2、赔偿方式难以确定

精神损害赔偿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既有精神痛苦方面的减损和丧失, 也有精神利益方面减损和丧失, 因为该表现形式具有复杂性、隐蔽性以及非财产性, 在日常实践操作中因其无统一的标准, 因此对于准确确定该损害相对而言比较困难,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且复杂。

3、赔偿数额难以确定

赔偿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和弥补因侵权人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失, 通过以物质形式的补偿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因侵权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对于赔偿的数额, 即该赔偿多少, 是难以确定和衡量的, 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 受制于不同案件以及不同损害程度和地域范围, 往往相同的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

二、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

新《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规定, “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 致人精神损害的, 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 为受害人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十五条的订立, 对于我国国家佩查功能制度来说,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历史性的转变,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确立。但是由于该制度刚刚建立, 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通过慢慢的实践对其进行修改。

综合新《国家赔偿法》第三条和第十七条可以发现, 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对只限于人身自由权、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三种权利进行赔偿, 而排除了其他人格权的适用, 例如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 显然范围过于狭窄, 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与民事领域的赔偿相比, 国家赔偿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远小于民事精神损害范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比较广泛, 该司法解释既包含精神性人格权, 也含有物质性人格权。《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赔偿范围是人格权和身份权, 较之于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 该范围也比较大。所以, 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与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不一致, 易对我国法律体系产生不统一和不协调的后果, 给具体司法和执法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

此外, 新《国家赔偿法》未就婚姻自由、隐私、继承等权利作出相应规定, 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例如在实务中会出现民政局误登记离婚和结婚, 侦查机关违法搜查公民的住宅, 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等等, 这些毫无例外地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痛苦以及减损精神利益, 而法律法规未就该利益有详细的规定并对其进行保护, 所以很有必要就国家赔偿中相关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进行完善。

三、完善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想

(一) 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由此可以看出, 不仅仅是人身权、财产权受到损害可以获得赔偿, 也应当包括人格尊严等权益等。

1、关于精神性人格权造成的精神损害

精神性人格权是以物质性人格权为基础的, 其主要内容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等权益。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 通过立法机关针对相应的条款作出立法解释, 以此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也是急需的选择。随着公权力不断的扩张, 在一些程度和方面干预着私权利, 精神性的人格权很容易因为公权力的影响而受到侵害, 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侵害更普遍, 除了直接物质损害的侵犯, 还有不同程度的精神侵害。例如未经受害人同意而擅用受害人的肖像, 给受害人造成了精神痛苦;还有婚姻登记机关干涉受害人婚姻自由的权益等等, 这些情形造成的精神损害一般难以获得赔偿。因此, 有必要从精神性人格权出发, 立法机关以立法解释的形式拓宽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

2、关于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

日本学者盐野宏教授认为, 公权力机关的行为不仅给受害人在财产方面造成了损害, 同时这种损害也带有情感上的损害, 如果对其不进行救济则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那么法律救济的存在就很有必要。国家的行为既可能侵犯受害人的财产权, 也会侵犯到人格权。若侵犯财产权, 必然会使财产遭受损失, 甚至会因财产的损失而引发受害人精神方面的损害和痛苦, 例如国家机关征收具有特定人格意义的物品, 像私人信函等, 这些物品一旦因国家机关侵权行为就容易导致损害, 甚至是灭失, 这对于受害人来说不单单是财产上的损失, 对其精神感情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损失, 难以弥补。因此当财物不单只是财物本身, 而是具有或者承载着精神情感, 富含特定的价值, 且当其遭到损害时难以弥补时, 则有必要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中。

3、其他权益

新《国家赔偿法》第17条未涵盖到所有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民诉和行诉中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的所有情况, 例如在诉讼过程中, 违法使用强制措施, 违法地对受害人进行刑讯逼供等等造成的伤害或死亡, 虽然这些已经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但是对其也应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因为这些行为不仅给受害人肉体造成了重大的损害, 而且也对受害人的精神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也有必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 在现实中也很容易受到侵害, 也有很多的案例说明了“受教育权”受侵害给被害人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例如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案, 到“罗彩霞案”等等, 使受害人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虽然该项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 但是其他法律法规未对该权利有任何细化的规定, 通常一旦“受教育权”被侵犯, 难以通过有效的法律途径进行维权, 即使是通过违约方式解决纠纷, 但是完全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受教育权”被侵犯, 往往会表现为精神上的极大痛苦, 若对其不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则难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和保障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示威和游行权,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等的政治权利, 但是新《国家赔偿法》未将其纳入保护的范围, 现实当中出现的村民状告民政局侵犯其选举权, “彭水诗案”等等, 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被国家机关侵犯, 侵权之后可能对受害人的精神方面造成损害, 这些创伤是永久性的。而现行的法律法规, 除宪法之外, 没有对其如何救济有任何的规定, 这无疑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的一个缺陷, 不利于有效的保护受害人的政治权利。所以为了保护公民政治权益, 保障人权, 有必要将政治权利救济纳入国家精神损害赔偿之中。

四、结语

精神损害存在于无形, 但却客观造成了损害, 属于有形。我国精神损害赔偿起步较晚, 因此有必要在现阶段逐步完善该项制度, 不仅是顺应保障人权的需要, 也符合我国的国情, 对我国司法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新《国家赔偿法》写入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 丰富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权益。这既完善了国家赔偿的制度, 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需要。但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制度较笼统, 赔偿范围较为狭窄, 不利于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这方面亟需完善。

关键词：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