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责任（精选12篇）
损害责任 篇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 对医患双方予以平等保护, 不仅明确了医疗机构对医疗损害的责任, 而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 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 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可以说,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 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 既为患者一方受到损害给予有效救济, 又为制止“医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提供了保障。
一、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
我国目前实行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 是由三个“双轨制”构成的二元化结构。这个结构的表现是:第一, 医疗损害责任的称谓实行双轨制, 一是医疗事故责任称谓, 二是医疗过错责任称谓, 两种医疗损害责任并存;第二, 适用法律法规确定的医疗赔偿标准实行双轨制, 一是医疗事故责任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 其标准很低, 赔偿数额不足, 二是医疗过错责任依照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赔偿, 赔偿数额较高;第三,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实行双轨制, 一是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二是其他法律鉴定机构如法医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责任鉴定。
因此, 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 但是, 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规定处理。”然而, 从医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上说, 一般来说医疗事故侵权比非医疗事故侵权要严重 (例外的是在医疗中故意侵权的, 不认定为医疗事故, 但其性质较医疗事故更恶劣) , 但由于对于医疗事故侵权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对于非医疗事故侵权适用《民法通则》, 从而在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得到的赔偿额一般却反而低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侵权的情况下可得到的赔偿额。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侵权责任法为消除上述不合理现象, 在第7章统一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 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 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 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构成医疗侵权的, 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因此, 患者一方要求医疗损害赔偿的, 不必再为是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医疗损害鉴定而纠缠, 而直接根据医疗损害就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二、确立了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
对于医疗侵权责任是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还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学者中曾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主张应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只要发生医疗损害, 不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都应承担责任。其主要理由是, 患者方属于弱者, 医疗方较患者更具有承担损害的能力, 同时医疗方可以通过保险等方式转移风险。这种观点并未被接受。因为若实行无过错责任, 赋予医疗机构过重的责任, 最终并不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 不利于让公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按照一般过错责任原则, 受害人一方应负被告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而医疗服务是技术性很强的专家服务, 若由患者一方证明医疗方的过错, 会给患者一方造成举证上的困难。因此,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原则上实行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 “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的,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1) 违反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2)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3)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这是因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则, 是对其在医疗活动中应注意的诊疗义务的基本要求, 因此,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诊治活动中只要违反这些成文法规定的行为规则, 也就应认定其有过错。而有关的病历资料是记载医疗活动过程的书面证据, 是认定医务人员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即是否有过错的依据。依《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述病历资料的, 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因此, 医疗机构只要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或者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 也就表明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责任作为一种过错推定的特殊侵权责任, 对医疗机构的过错实行过错推定。因此, 在发生医疗损害时, 受害人只要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不同情形下有相应的行为, 也就证明了医务机构一方的过错。这有利于充分保护患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医疗活动是有风险的, 只要医疗机构没有过错, 即使患者受有损害, 医疗机构也不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这有利于保护医疗机构的利益从而最终使公众受益。
三、医疗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
在医疗损害责任专章中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但该章第五十九条中规定了在涉及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血液造成患者损害时, 相对患方而言医疗机构是赔偿义务人之一, 甚至可以是唯一的赔偿义务人, 尽管它有权利向生产者或提供者追偿。在医方出现“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销售”情形时, 患方提出惩罚性赔偿要求成为一种权利选项。
《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血液及制品、医疗美容产品确有其不同于其他产品的特殊性 (其产品的本质属性不容置疑) 并均有层级不同的规范规定。以药品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 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特别法规定了赔偿责任, 但并无区别于《侵权责任法》的特别规定。因此, 在药物损害纠纷中, 适用惩罚性赔偿不存在法律冲突。因此, 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 在涉及医疗产品造成的损害诉讼中, 如医方“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销售”, 医疗机构将面临惩罚性赔偿。
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补偿, 到《条例》的限额赔偿, 到《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等额赔偿, 再到《侵权责任法》使惩罚性赔偿成为可能, 体现了法律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程度的提高。
相对于美国而言, 惩罚性赔偿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不涉及医疗产品, 单纯因诊疗行为过错造成的医疗损害, 尚无实现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消法》施行后出现的为1倍赔偿诉讼的“专业户”, 不会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医疗纠纷中出现, 医疗纠纷的“轻浮诉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是要防范的对象, 而是应当在关系到生命健康的领域更广泛地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
四、侵害患者隐私的医疗损害责任
我国早已存在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性规定, 但在民事诉讼中直接以隐私侵权起诉的和判决的案例并不多见, 其缘由是隐私权从未入法。直接将“隐私权”三字写入法条, 《侵权责任法》是第一次。除该法第二条规定隐私权是民事权益之一外, 在医疗损害侵权一章中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 造成患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知在医疗纠纷中, 除生命健康权侵权这一常见的损害赔偿纠纷外, 隐私侵权纠纷将成为医疗纠纷中的一种。
五、不必要诊疗的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只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其实过度检查只是过度医疗中的部分内容, 过度治疗是更严重的情况, 这无疑是立法中的缺憾。过度医疗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常常只作为案件中的一个事实被陈述, 单纯以过度医疗为由起诉的案例罕见。《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将使过度检查成为医疗纠纷中的一种。
过度检查中可能造成患者人身和/或财产损害, 在有关过度检查的民事诉讼中, 既涉及到财产损失的赔偿, 也可能同时涉及到生命健康权损害的赔偿。
笔者之所以仅限于讨论《侵权责任法》对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的影响, 是因为在《条例》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早已边缘化[5]的今天,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有被广泛援引、适用的空间和需要。中国法律实务的惯性和渐变特点, 决定了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一段不太短的时间里, 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现阶段法律适用“二元化”的格局仍将保持, 《条例》仍顽强地在不同的地域或多或少的影响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侵权责任法》的施行肯定会为医疗纠纷的处理带来正面影响, 尤其是有利于患方的影响, 但真正落实到实处, 还有待法律实务界尤其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更新观念, 不受过时的内部指导性文件的束缚, 不断的积累审判经验, 使《侵权责任法》的“实惠”真正体现在一个又一个判例之中。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自实施以来对医疗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其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 较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 既为患者一方受到损害给予了有效救济, 又为制止“医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提供了保障。由于我国法律实务的惯性和渐变特点, 决定了在《侵权责任法》施行后的一段的时间里, 医疗纠纷民事诉讼现阶段法律适用“二元化”的格局仍将保持, 《条例》仍顽强地在不同的地域或多或少的影响医疗纠纷民事诉讼, 但真正落实到实处, 还有待法律实务界尤其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更新观念, 不受过时的内部指导性文件的束缚, 不断的积累审判经验, 从而使《侵权责任法》的“实惠”真正体现在一个又一个判例之中。
关键词：损害责任,过错推定,惩罚性赔偿,隐私,过度医疗
参考文献
[1]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事卷[M].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219
[2]郭明瑞.简论医疗侵权责任的立法[J].政法论丛, 2008 (6)
[3]王岳.医事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39-140.
[4]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三联书店, 2010:199-203
[5]王良钢《.条例》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的边缘化[J].当代医学, 2005 (10) :26-30
损害责任 篇2
一、基本事实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经一、二审法院判决，甲应付乙货款95万元。后甲另案起诉乙，要求乙退货款200万，同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作出裁定，冻结甲缴至法院的执行款95万元（前案）。经审理，法院驳回甲起诉。乙认为甲另案起诉系故意引起不当诉讼，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乙财产损失，起诉甲赔偿因财产保全错误造成乙的损失，包括律师费、被保全款项的利息损失等共计30万元。
二、本案焦点
1、甲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是否存在错误；
2、若存在错误，该错误是否导致乙的损失。
三、抗辩理由
1、甲依法申请财产保全，不存在错误。
1）申请财产保全是法律赋予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在立法意旨上，也是将申请财产保全错误这种损害责任归于一种过错责任。申请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是认定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的核心要件。
2、甲申请财产保全与乙遭受经济损失之间有无因果关系。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财产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作为案件的当事人，在法院下达裁定查封合同标的物时，乙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并要求进行复议。乙对财产保全无异议且放弃复议权利。
2）乙主张的损失中包括律师费7万元，对于律师费的承担应有法定或约定，在无法定或约定的情况下，不能成立。且乙主张的其他费用均与财产保全不具有关联性。
四、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般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须申请人存在过错。判决驳回乙全部诉讼请求。
五、办案心得
侵权责任法视角下的疫苗损害责任 篇3
【摘要】随着山东疫苗事件的出现，疫苗损害的相关问题再受关注。疫苗损害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损害，损害请求的基础规范何在，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其不仅仅受公法调整，也应当受私法调整范畴，由侵权责任法规范调整。通过对医学上疫苗接种不良反应的类型分别探讨，认为受害人得向疫苗生产企业及医疗机构请求承担产品责任，向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接种单位）请求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关键词】疫苗损害；侵权责任法；不良反应；产品责任；医疗损害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疫苗损害案件的私力救济主要依据《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对受种者予以补偿。然而对于受害者的损害，尤其是在受种者一方经济困难的情形，仅通过有限的补偿难以弥补。对于此类预防接种损害案件，在尊重当前法律体系现状的同时，亟需为受损害的受种者探求一套完整的私法法律救济方法。因此，从侵权法的解释论角度对此予以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一、疫苗损害产生的不良反应类型
依据疫苗接种的特点，我国卫生部门在其出台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将疫苗接种产生的不良反应分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非异常反应两类。
所谓异常反应，即合格的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所谓非异常反应，包括以下六种情形：（1）接种疫苗本身特性引起的一般反应；（2）接种疫苗质量不合格导致的损害；（3）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等导致的损害；（4）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产生的损害；（5）受种者存在疫苗说明的禁忌情形，接种前未如实提供或者隐瞒相关情况导致的损害；（6）因心理因素引起的个体或群体的心因性反应。
二、疫苗损害的侵权责任法分析
（一）产品责任方面
以产品责任为请求权基础，接种疫苗是否属于产品成为前提，对此，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依据该法第59条，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属于医疗领域类的产品，由此可知，该争议的核心是疫苗是否为药品。
笔者持肯定观点，理由有二：其一是尽管疫苗中的第一类疫苗的接种非属于营利性质，但其始终存在一种疫苗生产企业与医院（实质是国家卫生医疗财政支付）等价交换的关系；其二是在《药品管理法》第102条第1款存在对药品的立法解释，明确列举疫苗为药品。
（二）医疗损害责任
在非异常反应中，除了疫苗本身的原因外，存在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情形，存在适用过错的医疗损害责任的情形，应当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医疗机构是否尽到当时接种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二是医疗机构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三相关病历资料的提供义务与注意义务。
三、疫苗损害案件的侵权责任法救济途径
（一）异常反应的救济
异常反应引起的损害，只要不能排除疫苗不存在缺陷，而疫苗生产企业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对于即便由合格的疫苗接种引起的异常反应，只要对受种者造成损害，也应当认定为疫苗有缺陷，在疫苗缺陷与受种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9条无过错的产品责任。
（二）非异常反应的救济
对于非异常反应引起的损害，根据先前区分的六种不良反应的情形，也对此予以分析。
1、对于第（1）种情形，由接种疫苗本身特性引起的一般反应。一般而言，一般反应只是一时性的短暂的，不会存在较为严重的损害，但如果确实存在对受种者造成某种非异常的损害的情形。
2、对于第（2）情形，由接种疫苗质量不合格导致的损害。毋庸置疑，此种情形能够说明疫苗存在缺陷，当然能够满足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即也可适用适用医疗产品责任。
3、对于第（3）情形，由接种单位违反预防接种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等导致的损害。该损害的产生是由于作为接种单位的医疗机构未尽相关义务存在过错，因而受有损害的受种者一方可以向有过错的接种单位主张医疗损害责任。
4、对于第（4）种和第（6）种情形，受种者在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者前驱期，接种后偶合发病产生的损害和因心理因素引起心因性反应的损害，可以参照适用无过错的医疗产品责任予以处理。
5、对于第（5）种情形，因为受种者存在疫苗说明的禁忌情形而接种产生的损害。笔者认为，如果作为接种单位的医疗机构明知存在禁忌情形仍旧进行接种或者受种者在医疗机构事先予以接种检查且在当时医疗水平可以发现而没有发现，此时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关的医疗损害责任。
四、结论
对于疫苗接种产生的损害，通过对前述引发损害不良反应的不同类型予以探讨，受种者可以《侵权责任法》第54条、第59条为请求权基础规范，向相关的行为人主张医疗產品责任或医疗损害责任，以获得私法上较为全面的救济。对于前述引发疫苗损害的不良反应情形，其中的异常反应以及非异常反应的第（1）（2）（4）（6）种情形，可以适用第59条的医疗产品责任；非异常反应的第（3）（5）种情形，可以适用第54条的医疗损害责任。
参考文献
[1]参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第2条，对接种产生的异常反应作了文中的规定.
[2]参见傅远泓：《预防接种损害的侵权法思考》，载自《法制与经济》，2015年第7期，第92页.
损害责任 篇4
1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采用了总分的结构形式。总则性的规定具有法律适用时的一般效力, 在审理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应当普遍适用[1]。分则是对各种特殊侵权类型的规定, 第七章的“医疗损害责任”就属于其中的一类。仔细研读第七章, 不难发现该章所有条款均以“诊疗活动”为其规范的环境前提。也就是说, 《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全部针对的是诊疗活动中发生的侵权纠纷, 而非因诊疗为目的的活动如药物临床试验、健康体检等, 尽管也发生在医患之间, 尽管也具有侵袭性和高危性, 从文义解释的结果上看却无法被《侵权责任法》所调整。以药物临床试验为例, 试验过程由医师操控, 患者时刻要接受医师的观察, 但由于临床试验的目的主要是确认药品的疗效和功用, 所以并不属于“诊疗活动”, 字面上很难落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可是, 作为一种试验性医疗行为, 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程度远远高于诊疗性医疗行为, 并且临床试验的受试者很多情形下就是患者, 在医疗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甚至诱骗患者参加试验时以及医疗机构违反临床试验方案进行试验时, 患者极可能遭受严重的身体损害, 并且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患者又极难证明医务人员的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存在。近年来随着临床试验活动数量的增加, 药物临床试验纠纷屡见报端, 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发生在2004年的“韩国人参丸事件”。这些纠纷如何解决, 现行法律规范并无明示。所以《侵权责任法》对于这些非诊疗活动应采取包容的态度, 而第七章广泛使用的“诊疗活动”的字眼显示出《侵权责任法》适用范围上的狭窄。因此, 法律适用时应作扩大解释为宜。
2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的类型划分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全面规定了诊疗活动中的各种侵权责任。细致数来,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损害责任;违反诊疗义务的损害责任和医疗用品的损害责任。从各条款的规定来看, 三种类型的损害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和赔偿范围上存在着差别。
2.1 侵犯知情同意权的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不仅是对医务人员告知义务的重申, 也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再次确认。该条款的重要意义表现在, 一是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患者对知情同意权的享有, 二是对侵犯知情同意权的事实给予法律救济。可是, 知情同意权乃属人格权的范畴, 对知情同意权的侵犯会导致3种不同的结果: (1) 侵犯知情同意权并进而导致了患者的身体损害; (2) 侵犯知情同意权, 虽未造成身体损害, 但造成了患者的精神损害; (3) 侵犯了知情同意权, 未造成患者的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显然, 不同情况下是否赔偿以及如何赔偿均有不同, 需要细致研究。
根据第55条的规定, 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下的责任问题较易解决。具体来讲, 在第一种情况下, 医方要对侵犯知情同意权并进而导致患者身体的损害加以赔偿。赔偿范围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主要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 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或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在第三种情况下, 由于患者不存在损害, 医方自无赔偿的责任。有必要讨论的是第二种情形, 即医方侵犯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虽未给患者造成身体损害, 但患者因此感受到精神痛苦, 医方是否承担责任?笔者认为, 在此种情况下, 患者并未受到身体损害, 但由于选择权因医务人员的行为而被剥夺, 患者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权的丧失和人格尊严的贬低, 即一种现实的精神损害。对于这种精神损害, 《侵权责任法》第22条已经明确规定为损害一种类型。所以在第二种情况下, 患者依然可以以侵犯知情同意权为由要求损害赔偿, 只不过其请求的是精神损害赔偿, 而非人身损害赔偿罢了。
2.2 违反诊疗义务的损害责任
违反诊疗义务的损害责任主要发生在医疗技术实施过程中因医务人员的过失导致患者损害的情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7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此种损害责任中, 对医疗过失的判定采取的是客观标准说, 即以某种客观的行为标准来衡量医务人员是否有过失, 这种客观行为标准即是57条所言之“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然而, 57条对于医疗过失的判断仅仅规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时间因素, 要求判定医疗过失时应以诊疗活动当时的医疗水平作为参照, 而不能以诊疗活动之前或之后的医疗水平作为参照。此点规定相当合理。可是57条却忽略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不得不说是《侵权责任法》存在的疏漏。这些因素应当包括: (1) 地区医疗水平的差异; (2) 不同类别和不同级别的医务人员之间的差异; (3) 客观环境的差异。例如地震灾区的医疗环境客观上造成了医务人员注意义务的降低。此外, 在各国的通常实践中, 对于急诊医生注意义务的要求一般都较普通临床医生的注意义务为低[2]。法官在实践中应对上述因素加以考虑, 在综合上述因素的基础上再来判断医疗过失, 才算合理。
2.3 医疗用品的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 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 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 医疗机构赔偿后, 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从实质上看, 该条规定实际上属于产品侵权的规定, 自然也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章“产品责任”的规定。因上述医疗用品造成患者损害的, 赔偿主体包括生产者、医疗机构和销售者, 患者可以从中选择。当患者直接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时, 医疗机构应当赔偿。在此, 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的归责原则。
3 医疗损害责任中因果关系的举证分配
《侵权责任法》中的医疗损害责任主要适用两种归责原则, 通常情况下以过错责任为原则, 例外情形下适用过错推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2002年以来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下称《证据规定》) 所确立的医疗侵权一律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按照《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之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事实上确立了过错和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双重倒置原则。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当提供证据, 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且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不能举出反证, 医疗机构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对于这一套逻辑规则, 《侵权责任法》正式公布时, 只继承了侵权责任法草案设立的主观过错、过错推定和过错损害举证责任倒置相结合的过错认定模式, 却摈弃草案设立的过错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制度[3]。
显然, 在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中, 过错和因果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 而关于它们的举证责任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的利益问题。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规定从侵权责任法草案中删除, 由此可见立法者有意回避这一问题, 似乎需要将来出台相关规定加以明示。但从目前来看, 《证据规定》中关于医疗机构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并未被《侵权责任法》所修改或废止, 所以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因果关系仍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即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
4 医疗损害的赔偿项目与标准
《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赔偿方面的一大贡献是统一了医疗损害责任。“依该章规定, 在医疗活动中不论是基于医疗事故还是非医疗事故, 也不论是积极行为还是消极行为, 只要使患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构成医疗侵权的, 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赔偿标准是一致的[4]。
4.1 关于赔偿的项目
在赔偿项目方面, 理应遵循《侵权责任法》总则部分的规定加以确定。据此,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 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16条) 医务人员侵害患者人身权益, 造成患者严重精神损害的, 患者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22条)
在这里不得不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侵权责任法》中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关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我国学说和立法态度在《侵权责任法》 出台之前, 一直处于犹豫不决中[5]。这两项赔偿金性质的确定, 不仅关系到赔偿项目的选择、赔偿计算的标准以及赔偿请求权主体的确定。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然而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6]在此又变成了财产损失。那么, 《侵权责任法》是怎样看待两种赔偿金的性质的?
综合《侵权责任法》第16和第22条的规定, 不难看出《侵权责任法》有意将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分离, 其中第22条明显规定的是精神损害赔偿, 第16条理应理解为财产损失赔偿。且第16条将两种赔偿金与丧葬费和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并列, 而后者均属财产性费用, 所以判定两种赔偿金为财产性赔偿的证据已十分充分。
4.2 关于赔偿的标准
上述项目的赔偿标准, 《侵权责任法》未予规定。据此, 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定的标准计算;精神损害的赔偿, 理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规定, 综合受害人的请求以及以下6项因素进行认定: (1) 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2) 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3) 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4) 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5) 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6) 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有必要讨论的是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问题。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 受害人伤残或死亡时, 加害人只需承担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或者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无需再承担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是因为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已被吸收计算在了受害人的“收入损失”中[5]。目前来看, 由于最高院尚未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以确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标准问题,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仍有适用的余地。但未来有必要出台新的解释以明确残疾赔偿金和死亡及赔偿金的赔偿标准, 一是有利于民众对“被抚养人生活费”去向的理解, 二是从根源上缓解“同命不同价”的现实难题。
5 个别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5.1 第57条与第55条之关系
前已述及,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的是违反知情同意权的损害责任, 第57条是关于违反诊疗义务的损害责任。两个条款看似不存在关联, 但真正适用时却引发了困惑——57条能否构成55条的例外?
一些医生和学者认为57条可以构成对55条的例外, 即如果医师未履行告知义务, 但尽到了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就不必承担责任。例如, 有学者称:“依此规定, 不论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经患者一方同意, 只要在诊疗活动中, 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医疗机构就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相反, 只要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即使造成损害, 也不发生医疗损害责任。” [4]对此笔者持有不同意见。知情同意权和身体健康权是患者在诊疗活动中所享有的两项独立的权利, 第55条是针对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责任承担的规定, 第57条则是针对侵犯患者身体权、健康权的责任承担的规定。两项权利相互独立, 均受法律保护。如果认为医师已经尽到了适当的诊疗义务, 就不去追究其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剥夺, 有违《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
知情同意权体现着患者的人格尊严, 诊疗活动中患者的人格尊严同样受到保护。尽管患者的这项权利具有无形性, 较之身体权、健康权更加难以把握, 但决不能认为知情同意权劣于身体权和健康权, 或者可以被身体权和健康权所吸收。《侵权责任法》对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不仅说明《侵权责任法》是一部救济法, 而且首先是一部权利的确认法, 彰显的是人本主义的精神。
5.2 第63条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63条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所进行的专门性规定, 要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然而, 医务人员实施了不必要的检查, 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责任, 63条未予明确。这就使得63条的规定成为了一个宣示作用的条款, 操作性较差, 实践中难免会因上述问题的不明确而导致司法实践的困惑。至于检查何以是“不必要”的, 63条提供的判断标准是“医务人员是否违反了诊疗规范”。但是, 诊疗规范主要是针对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制定的, 作为辅助医务人员实施医疗行为的各种检查, 事实上是无法通过“诊疗规范”来确定是否是“必要”的。所以, 这里的“必要”不仅需要考虑“诊疗规范”, 还要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 具体应当由医学专家和法官来共同认定。而一旦认定构成了“不必要”的检查, 那么对于不必要检查所耗费的全部财产损失则要由医疗机构赔偿。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法官适用《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把握的几个问题[J].法律适用, 2010, 2:32-36.
[2]王岳.医事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92.
[3]常纪文.医疗损害纠纷处理的若干法律问题——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不足及其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0, 2:85-91.
[4]郭明瑞.《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社会公正[J].法学论坛, 2010, 2:14-17.
[5]丁海俊.论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死亡赔偿制度——兼谈对《侵权责任法》第16、17、18条和第22条的理解[J].法学杂志, 2010, 3:13-16.
损害责任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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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及责任范围
近几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连续发生的一些房屋、构筑物倒塌事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于是,建设工程质量缺陷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以及法学界的关注。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对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国家的利益不受侵犯,以及丰富我国民法中的侵权责任理论,产生积极的意义。
一、建设工程质量缺陷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
早在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根据这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而且实行的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很显然,当时的规定并没有考虑到,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倒塌、脱落、坠落是由于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情况下,除建筑物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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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之外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等质量责任主体对这类侵权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及这些责任主体如何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免责问题。同时,这条规定还忽视了另一种情形:如果由于质量问题,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脱落、坠落造成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自身受到损害的,如何处理?由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的规定工程质量相关问题的处理方法,使得司法实践中此类侵权行为的受损害者只能诉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至于与造成损害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则被视为仅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有关的另一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样的规定,对于保护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及确定侵权责任人都是不利的。
1993年2月2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3款明确规定:“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这一规定表明由于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给他人造成损害的,除非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存在质量瑕疵,否则受损害人不能依据《产品质量法》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1998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开始施行。该法作为我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的一部大法,将确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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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作为一个重点内容加以严格规定。这部法律通过承包方资质管理、建筑施工许可、招标投标、禁止肢解发包和转包工程、建筑工程监理、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竣工验收、保修等制度,使工程质量有了切实的保障。同时,为了使由于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受害人能够获得赔偿,《建筑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了几种损害赔偿的情况。可以说,《建筑法》的颁布实施,完善了我国关于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损害赔偿制度,为受害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为了与《建筑法》相配套,2000年1月10日国务院通过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件》(以下简称《条例》)。《条例》以参与建筑活动各方主体为主线,分别规定了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确立了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等内容,对违法行为的种类和相应处罚作了原则规定,同时,完善了责任追究制度,加大了处罚力度。该《条例》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建设工程的质量责任主体,明确了责任主体的质量责任和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对受损害者的赔偿责任,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关于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损害赔偿制度。
二、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及归责原则
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从建设单位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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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侵权责任考虑,建设工程质量责任与一般的侵权责任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归责原则的适用方面。一般侵权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作为特殊侵权责任的建设工程质量责任,则大多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受害人无须证明加害人有无过错,而只需证明建筑产品的缺陷和受到的损害,以及有缺陷的建筑产品之使用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加害人即承担赔偿责任。但加害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以及自然原因造成的,可以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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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
《建筑法》第80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关于“责任者”的范围,该条并没有明确。《条例》第3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可见,建设工程质量缺陷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包括了上述五个单位。因这些主体的原因产生的建筑质量问题,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这些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损害人可以向上述主体中对建筑物缺陷负有责任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各方共同提出赔偿要求,在查明原因的基础上由真正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件》第16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因建设工程质量缺陷而受到损害的除建设单位以外的受害人,可以直接向建设单位要求损害赔偿。建设单位向受害人承担责任后,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再由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其蒙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的问题,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合同的约定处理。
(一)建设单位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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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有: 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造成损失的;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造成损失的;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造成损失的;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造成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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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发展 篇6
【关键字】跨界污染；环境损害；国家责任
为确保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各国均致力于高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但技术革新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危害，一系列由现代工业和科技活动引起的灾难性事故，如意大利赛维索化学污染事故、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瑞士巴塞尔赞多兹化学公司莱茵河污染事故等，无一不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使国际法中的国家责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很大冲击。
一、跨界环境损害概念的界定
跨界环境损害的概念经历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不断更新、扩大的过程，不少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仍缺乏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界定。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中，专题工作组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将跨界损害定义为：“在起源国以外的一国领土内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有关各国是否有共同的边界。①”相较于1982于蒙特利尔通过的《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中的相关规定，此定义有了明显扩大的表现，其一，在《适用于跨国界污染的国际法规则》中，将污染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仅仅限定在一个或是几个国家领土范围之内，此规定过于狭窄并早已不符合现今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不是所有跨界环境损害行为都发生在某一国家领土范围之内，而极有可能发生在国家行使控制权的区域，例如专属经济区。在意识到此问题后，《草案》将造成跨界环境污染的范围扩大到“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地方进行的活动”，扩大了各国承担环境责任义务的区域，减少了各国利用法律漏洞拒绝承担责任的情形，当然也增强了国家在遭受跨界环境损害时获得赔偿的可能性。但定义仍存在缺陷，例如在公海或是两级地区这些并不属于某一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公共区域所发生的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是否能直接适用定义、如何适用和规制的问题并没有涵盖，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环境变暖等一系列经济、环境问题，这一漏洞势必为今后可能波及到这些人类共同所有区域的环境损害事件的处理带来隐患；其二，将“跨国界污染”改为“跨界损害”，涵盖的范围更广。总体上说，跨界环境损害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高科技的开发和利用产生的污染、污染转嫁以及运用核武器等化学武器给他国造成的损害。②
与其他一些国际社会绝对禁止的违法行为所不同的是，跨界环境损害行为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且此行为是否违法往往难以确定。为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国存在的很多关于环境利用、经济提速、高科技开发等政策都对周边国家甚至其他国家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不利影响，例如森林过度砍伐和工业化发展造成的荒漠化和酸雨，外太空物体发射、原子弹或其他化学武器的实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这些行为并不被禁止，有些甚至是被大力资助和提倡的，但这些行为确实造成了受害范围极大的跨界环境损害。从特雷尔冶炼厂案、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美国墨西哥湾深海漏油事故等一些环境事件中归纳出，跨界环境损害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特征：其一，损害必须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后果也必须是可以进行实际和客观衡量的有形后果。其二，损害后果具有跨界性。这里所说的“界”乃是领土界限、管辖界限和控制界限。③其三，造成的损害后果是极其“重大”的。
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
（一）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界定
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是国家因违反其国际环境法中的国际环境义务造成损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也可以表述为“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法律责任”或“国家违背环境保护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首先，责任承担主体是国家。尽管在国际环境法上，条约和司法实践等已经或正在为其他主体承担责任提供依据，但还不能说各种主体已经在国际环境法上享有了相同的地位。④国家仍是国际环境法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义务主体，这是由于其在国际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家不但是国际环境法最主要的立法者，其平等分立的模式也是许多国际环境保护制度设立的基础。
其次，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是违反国家应承担的国际环境义务的法律后果。国际法委员会从不同功能出发，将责任分为两种性质：一种称为初级规则，是规定“一国根据国际法应当承担的义务”的规则。⑤另一种称为次级规则，是以赔偿、权利和最终表现为补救的特点的进一步的后果。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相关责任规则属于次级规则，即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便是因国家违反其实体性的初级规则的国际环境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
最后，对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本身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受害国能得到相应的赔偿，更重要的是强调加害国的预防义务和减少实际损害的措施，如预先通告、磋商谈判、搜集并交换有关资料和情报等程序性义务，当然对违反这些程序性义务是否直接产生国际责任则有不同主张。⑦
（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与传统国家责任的关系
传统上，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以违法国际法的行为或不行为为前提的，而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环境损害事件更多的是由于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所引发的，但倘若对这些活动的行为主体没有任何方式的制约和惩罚，显然是对受害国的不公正。可见，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不仅包括国家的不法行为，还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产生损害后果的国家责任。两者有很多相同点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区别。
相关性上，首先，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起源于传统国家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传统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适用和规制的，是从传统国家责任中慢慢分化出来的，是对传统国家责任的发展和完善。在传统国家责任制度中就存在着国家在其行为排除了不法性的情况时仍可能要承担一定赔偿或补偿责任的规则。⑧其次，从发展趋势上来讲，传统国家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已不能解决受害国遭受环境损害后得到应有赔偿的问题，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以其特殊的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规定对其进行了的补充。关于国家责任，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认为，在国际社会，国家具有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内部和外部动机，法律与秩序是国际体系的理想和它的主要价值，并支持着其他价值。⑨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对其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危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社会基础。在许多的跨界环境损害活动中，例如核材料的和平利用、太空探索、化学武器开发、远洋石油运输等，国家并未违反任何国际义务，其行为也并不被为国际法所禁止，但结果确实对域外的人身、财产或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如果加害国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显然不符合国际法公平善良原则。
区别方面，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责任性质的不同。传统国家责任是国际法律责任主体故意或过失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其性质是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而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产生并不取决于行为的不法性，其行为既无过失也无故意，而应考虑的是实际发生的损害事实，当这些损害事实足够重大时，受害国理应具有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加害国也理应承担赔偿的义务。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必要性，即便潜在的危害性非常明显或巨大，只要国际社会未明令禁止，行为国在给予受害国适当赔偿后，仍具有继续进行开发试验的权利。随着国家经济、科学技术竞争的白热化，宁肯高额赔偿也不会放弃探索的行为在各国普遍存在，也十分合理。
三、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制约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但目前的国际条约中关于国家责任归责原则问题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国家责任的理论基石是过失责任与严格责任。
受格老秀斯“无过失即无责任”思想的影响，传统国家责任理论认为国家只对其在有“过失”或有“故意”的主观因素下从事的不当行为才承担责任。过失责任论长期以来占据国家责任的主导地位。
例如我国台湾学者雷崧生在引起国家责任的三个要素中认为：“引起国家责任的事实必须是一个国家的过失，换言之，它必须是不合法的。它或是一个积极的事实（行为），或是一个消极的事实（行为），如疏忽、遗忘或不慎等。⑩”过失责任论作为传统国家责任的基础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也基本能解决责任的认定问题，但如今越来越多学者认为故意或过失并不能成为国家承担责任的先决条件。斯塔克认为：“蓄意的或严重的过失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概念与国家责任法应依据的科学而实际的考虑，是相当矛盾的。”特别是高科技发展迅猛、经济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些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行为，不可能被禁止时，以国际不当行为为基础的过失责任论的局限性已经显而易见了。
目前，作为适用于极端危险活动的例外原则，环境损害责任的严格标准在各国的妥协中得到了支持，但在如何判定极端危险活动的标准上是有分歧的，只有在特定领域，例如《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中，规定了国家对地球造成损害的绝对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公约第1条在规定“损害”时没有包括对“自然环境”的损害，第1条a项认为“损害是指生命丧失、身体受伤或健康的其他损害；国家、自然人法人的财产，或国家政府间组织的财产受损失或损害。”但不少学者解释：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然是对国家财产的侵犯，自然环境潜在价值的损失以及对其还原、修复的支出，无一不涉及国家财产。但在具有相似损害程度的核事故等条约中，严格责任并未得到肯定，究其原因不外乎各国并不想过多的承担环境义务，在环境保护谈判进程中还未得到有效的妥协，以及严格责任原则是否能作为习惯国际法得到确认仍具有很大争议。
大部分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中并没有环境损害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规定，因为在条约谈判中，严格责任是否能作为国家对于跨界环境损害承担责任的一般原则这个问题始终是争议的焦点。不仅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意见不一，国际法学界也是各执一词，无法达成一致。赞同的观点认为，只有严格责任原则的确立才能使受害国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主张将其发展成一般性原则；反对的观点认为，严格责任的概念目前仅仅是某些特殊领域公约的产物，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地位，任何使其一般化的企图，都会被认为是不当侵犯主权国家的行动自由而遭到拒绝。从目前的国际判例、条约实践来看，严格责任原则还并未成为国家责任的一般原则。
在判例实践中，很多人将“特雷尔冶炼厂案”的裁决认定为是支持严格责任的范例。此案中，根据相关国际法的规定结合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庭的裁定并没有根据过错责任原则强调加害国是故意还是过失，此裁定表明一国有义务在其管辖的领域内防止对他国环境造成损害，且只要损害发生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该裁决并非确立了一项国际法责任的标准，更未把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原则。1978年苏联宇宙号坠落案，此案中苏联核动力卫星在加拿大领域内坠毁，导致严重的核污染，受害国加拿大请求苏联政府对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最终苏联政府给予了300万加元的赔偿。有学者认为这是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所确立的准则所得到的结果，但也有学者认为苏联并没有明确承认其在《空间实体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条款下的损害赔偿义务，所以本案是以加拿大接受苏联“出于恩惠（ex gratia）”的赔偿得以终结。
四、跨界环境损害中国家责任的发展趋势
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家责任在跨界环境损害确立和应用上具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观点。消极的观点认为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在制度体质上具有严重的缺陷。首先，国家本身并不愿意为自身增加承担责任的重担，为自己将来的行为套上枷锁；其次，国际法庭裁判国家承担责任后，执行力和强制力也是问题；再次，国家责任承担的过程效率非常低，费用也很昂贵。加之目前在归责原则上的不甚明确也给国家责任的判定带来阻碍。民事赔偿责任机制和保险机制似乎成为个体和国家获得赔偿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直接可行，避免了纷繁复杂的国际诉讼或仲裁程序，将国际问题转换成私人之间，从国际公法转到国际私法，即不运用国际程序，而是使污染损害的有关个人在国内法院直接面对面。
积极的观点认为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正在稳步的向前发展。司法实践上，涉及或专门规定跨界环境损害国家所应承担责任的国际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不断增多。在一些特殊领域，诸如具有高度的潜在危险性行为的公约中开始慢慢渗透严格责任原则作为国家责任的归责原则。换句话说，跨界环境损害的国家责任制度，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已经成形，也已经被国际实践和国际司法判例所广泛接受，是对国家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注 释】
①③联大第51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1/10）《国际法委员会第48届会议工作报告》第211；208页.
②邢丹，赵军.国际环境污染问题中的国际责任[J].当代法学，2000，（3）：25.
④⑥伍亚荣.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的国家责任及其实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5；14；61.
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53届会议，2001年4月23日至6月1日和7月2日至8月10日，大会，A/56/10，第77段，（3），第41页。
⑦⑧林灿铃.国际环境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60；253.
⑨（美）路易斯·亨金著.张乃根等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7.
⑩雷崧生著.国际法原理（上册）[M].台北：中正书局，1986：97.
林灿铃.论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J].比较法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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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灿铃.论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J].比较法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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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产品责任损害赔偿 篇7
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们的需求也随之增多。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自然就会有成千上万种类繁多的产品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这样随即发生了。由于存在缺陷的产品造成的产品责任损害纠纷也随之不断增加。
与此同时立法也要与时俱进,先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立法来看。它们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开展了针对产品损害赔偿问题的责任立法,并逐步完善建立了以无过错责任为原则的产品责任法体系。
再来看看我国的有关规定,这其中也制定了一系列的产品责任法律法规 , 包括《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建筑相关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单行法规和司法解释。尽管我国有了上述规定,但是在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我们仍然需要从学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总结分析,从而完善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更好地维护经济市场的发展、促进和谐法治社会的建立。
1 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和缺陷
1.1我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体现在规定有产品责任损害赔偿条款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1条、《民法通则》第122条、以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这个赔偿体系建立起了由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害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在立法体现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都一致被接受理应包含在产品责任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只是在实施方面需要有些强制性的规定和处罚机制。
经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第五十一条中规定了运营商已经侮辱诽谤,查体,如个人自由对消费者或者其他个人行为受害者的利益的侵害,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应该都知道精神损害赔偿本事就是一种无形的损害赔偿,从此款规定中我们应该很高兴的看到,立法制度已经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制度总是在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进行发展的,有了初步的规定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只不过是在司法实践中给予了司法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在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它明确的规定在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其中提到经营者明知有缺陷的货物或服务仍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严重危害健康的消费者,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2 产品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缺陷
2.1一方面从《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1款的规定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在我国的立法中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排斥了产品自身的损害。这就使社会司法实践中出现如果消费者以销售者为追诉对象时存在产品责任竞合的情况。比如销售者出卖的标的物如果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既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又可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2.2第二点《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表述与《民法通则》对产品责任中的缺陷产品的定义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对缺陷产品认定的一个很大的困难。一个是“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一个是“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这自然就不难会出现两者标准矛盾的情况。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看,制订这种缺陷的标准的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这就似的使得制度的设置有利于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从此不利于客观的保护消费者权益。
2.3最后一点来谈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现行规定,虽然产品责任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它的赔偿范围也仅仅限于致残和致死以及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况,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规定。
3 国外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
从国外产品责任的立法来看,除了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之外,大家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大都对缺陷产品引起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来予以赔偿。
很典型的体现在《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在它的法规中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损害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含财产损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指令中规定的人身损害方面,明确将精神损害涵盖进财产上的损害。但是具有其狭义的范围,通常只是限于用于个人使用的财产损失,或主要由用于个人使用或消费的财产的受受害者。
美国产品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
3.1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
痛苦与疼痛;精神上的苦恼;收入的减减少与生存能力;医疗费用;身体残废:
3.2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
(包括财产以外的其他产品由于对产品品本身所造成的间接损失的缺陷的缺陷损损伤)
3.3商业上的损害赔偿
3.4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4完善我国的产品损害赔偿责任
4.1完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围
虽然在我国对产品责任人身伤害赔偿偿的规定中明确出现了精神损害抚慰金,但但比较国外的立法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数数额明显偏少。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身伤伤害的赔偿范围窄,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法律律法规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没有包括了受受害人的远期利益。这都是我国立法需要努努力完善的一方面。
4.2完善精神损害和惩罚性赔偿
4.2.1在完善产品责任精神损害赔偿制制度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疑难难问题就是怎样来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和标准?
“精神损害”是通过一定的货币补偿,对对受害者的痛苦的精神慰藉,从而降低其受受损害。对于它的范围而言,只要受害人由由于侵权行为客观上造成了精神损害,不论论精神还是其特定财产都应予以补偿。再者者它的赔偿标准,应该要从损害赔偿制度的的制定初衷考虑是否起到了对受害人精神神损害慰藉的作用。
4.2.2“惩罚性赔偿”顾名思义就是对加加害人以恶意欺诈等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害所必须要承担的一种惩罚性规定。因为这这种惩罚性赔偿程度本身就是很难确定的的,也为了对产品责任案件的处理起到积极极效果,故不宜对惩罚性赔偿金设置最高限限额。
损害责任 篇8
1 《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新规定
1.1 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
《侵权责任法》用专章11条(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第54-64条)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本章对医疗损害责任的一些重要内容作了规定,包括医疗损害责任的界定与归责原则、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医务人员的过错界定、医疗机构的过错推定、药品和血液等造成患者损害的责任、医疗机构免责事由、病历资料的查阅复制、患者的隐私保护、制止过度检查以及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等。这一章总的指导思想,体现了既要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凸显了医患利益关系的合理平衡,体现了在医疗民事法律关系中医患主体地位平等的特征。在当前医患纠纷案件逐年上升,医患关系面临诸多冲突,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现状之下,这些规定不仅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医患纠纷,及时化解医患矛盾,也有利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1.2 统一了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界定。
《侵权责任法》以“医疗损害责任”作为本章的名称,说明立法机关采用医疗损害责任这一概念作为医疗侵权行为的统称[1]。《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条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侵权责任[2]。近年来,医疗纠纷逐年上升,社会广泛关注。但在医疗纠纷案件实际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成为解决医疗纠纷中的突出问题。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的这一规定比国务院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范围,已有明显扩大。但是,在医疗活动中仍有可能存在“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况。同时《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样,关于医疗纠纷的责任范围,实践中就出现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的二元现象,医疗纠纷案件处理中法律适用也出现了二元现象。各方普遍认为,“二元化”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影响了司法公正,加剧了医患矛盾,亟需通过立法加以解决。《侵权责任法》增加了“医疗损害责任”一章,调整范围涵盖了医疗事故和非医疗事故。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统一适用本法的规定,从而有利于消除“二元化”现象[2]。
1.3 明确了医疗损害侵权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统帅和灵魂,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3]。关于医疗侵权的归责原则,美国、德国、日本这些法治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基本上都倾向于将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认定为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4]。但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活动中,举证责任的分担是依据2002年4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即“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因医疗侵权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这一“举证责任倒置”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遭致了许多非议。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应采何种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该条规定表明,在确定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上,与《侵权责任法》中“产品责任”的第41条、“环境污染责任”的第65条,采用了不同的归责原则,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就应体现“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侵权责任法》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既可以依法追究有关侵权者的责任,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维护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1.4 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及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医务人员的说明告知义务,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条规定明确了以下几点:(1)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的全过程都应尽说明告知义务;(2)在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需要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3)如虽未尽说明义务或未取得书面同意,但并未造成患者损害的,不承担赔偿责任;(4)在已造成患者损害的情况下,虽已尽说明告知义务并征得书面同意,但并不一定可以免除责任;(5)在有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情形下,书面同意中预先免责条款也属无效。在《侵权责任法》之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涉及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上述法律、法规对知情同意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也存在冲突。应当说,《侵权责任法》作为新法实际上吸收了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内容。
1.5 规定了在诊疗活动中如何界定医务人员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体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注意义务。在现代侵权责任法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理解过失的关键在于对注意义务的界定。注意义务包含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回避义务,即行为人对其行为将产生的损害后果有预见的义务以及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后果的义务[5]。依照本条规定,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就是应当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尽到诊疗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诊疗行为符合卫生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的有关要求。然而,医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未知性、特异性等特点,医务人员即使完全遵守了具体的操作规程,仍然有可能作出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或治疗。所以,不能仅凭事后被证明错误这一点来认定医务人员存在诊疗过错。关键要看在通常情况下其他的医务人员一般是否会犯这种错误。因此,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2]。
1.6 明确了过错推定责任的特殊情形。
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是过错责任的一种特殊形态[6]。《侵权责任法》第58条明确规定了可以适用过错推定的情形:(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就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因此,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只要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有关诊疗规范,就可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2)伪造、篡改或者销毁以及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在医疗侵权案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经常采取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以及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的方式,以阻止患方获取证据,掩饰逃避自身责任。这些做法不仅损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形象,加剧医患关系的对立,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1.7 规定了医疗机构使用缺陷产品应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结合《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有关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的规定,本条规定表明,医疗机构在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有缺陷,以及血液不合格的情况下,与生产者和血液提供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1.8 加强了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是《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的之一。《侵权责任法》加强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保护。具体表现在,第一、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免责的法定条件。《侵权责任法》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上述情形中,即使存在患者受损害的后果,医疗机构也可免责。这些规定有利于发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体现了对医务人员和医学科学的尊重。第二、强化了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权利的保护。《侵权责任法》第64条进一步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9 明确了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
《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法律赋予了医疗机构履行必要程序后的单方行医权,也排除了医疗机构未经患方签字而拒绝抢救的理由,医疗机构有不得拒绝抢救的义务。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的医疗处置权规定与《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的内容是相一致的。
1.10 规定了医疗机构其他应尽的义务。
一是,妥善保管病历等资料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1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二是,隐私保密义务和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2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三是,不得实施违规检查的义务。《侵权责任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中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有关规定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依法行医、依法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依法解决医患纷争、促进医学科学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医疗侵权法律制度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毋容讳言,《侵权责任法》尚有一些“漏洞”,需要弥补或完善。
2 《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规定存在的漏洞
2.1 《侵权责任法》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何谓“当时的医疗水平” 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认定的问题。由于医疗水平受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医疗设施、医疗场地以及医疗行为本身的专业性、变化性、时代性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难作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定,如何将其认定更加科学化、准确化、规范化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此条在实务中可能会产生争议。
2.2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条规定可以理解为:若医务人员尽了告知的义务,并取得了患方的同意,对患方选择的方案造成的损害就不承担责任。对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条款表面上实现了患方的知情权,实际上可能会加重患方的义务。其原因有三:第一、医方是专业人员、是医疗方案的制定者,对于医疗方案存在的利弊比患方清楚;第二、医方在说明医疗方案利弊的信息时,可能会进行诱导,引导患方选择医方制定的方案,从而使患方的选择权形同虚设;第三、因为医生不是自主决定选择方案,而是以取得患方的同意为前提。所以,医方把治病救人的职责,变相地转移给了患方。《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条规定似乎可以弥补前条规定的不足,即医方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然而,此条用了一个“可以”,也就是说医方也可以不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且造成危害后果的,医方不承担责任。这样的规定是对医方“不作为”行为的默认。我们认为,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或配合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主治医生的批准,就“必须”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否则医方将承担相应责任。
2.3 《侵权责任法》中没有专门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也许立法者以为这仅是个程序问题,但实质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个重要的事实认定问题,也是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是医疗纠纷案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侵权责任法》对此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普遍认为,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双轨制”鉴定模式,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2005年9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卫生部复函《关于法医类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关系问题的意见》规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二条规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类鉴定的鉴定人和鉴定结构实行等级管理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方式与一般法医类鉴定有很大区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也不都属于法医类鉴定,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如尸检、伤残等级鉴定等,属于法医类鉴定范围。对此类鉴定事项,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由已列入鉴定人名册的法医参加鉴定为宜。”此解释说明了医学会鉴定和法医学鉴定两者是有明确分工的。《侵权责任法》应当明确规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只能由医学会组织,司法鉴定不能参与;同时也可授权法院独立组织医学专家进行鉴定。2008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中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是有明确规定的,即“患者有权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务人员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医院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可以由医学会组织进行,也可以由法院组织医学专家进行。[7]”草案的这一规定是可行的。当然,也可以通过制定《侵权行为法》的“实施细则”或“配套文件”形式具体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问题。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卫生立法和司法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必将为最终形成医患关系的良性循环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实施《侵权责任法》,避免与妥善处理医疗纠纷,立法机关应当以修正案形式或者最高审判机关以司法解释形式对于《侵权责任法》中的不足之处或者不明确之处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解释,以保障《侵权责任法》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和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督促医疗机构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制订医疗规范;要指导医疗机构加强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医疗机构应当认真组织医务人员学习《侵权责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对医疗纠纷的认识,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维权意识;重视病历资料的书写与管理;切实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等各项权益;遵守医务人员应尽的各项义务,恪守医疗规范和常规;加强与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医疗工作制度建设,构建诚信与平安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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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篇9
我国法律对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说, 无论侵害人——污染环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 也无论国家对此是否已经收费或处罚, 只要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受害人就可以请求获得赔偿。《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所说的“依法”, 就是国家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 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规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 被追究污染环境者, 一般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一是因不可抗力 (战争、自然灾害等) 而形成的环境污染;二是由于受害人自身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三是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那就要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处理。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 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污染环境, 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等严重后果的, 司法机关还可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论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 篇10
1 外空环境的权利归属
简单的说, 空气空间以外的整个空间被称之为外层空间, 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说,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而是逐渐融合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指出, 目前还不可能提出确切和持久的科学标准来划分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的界限。近年来, 趋向于以人造卫星离地面的最低高度 (100-110) 千米为外层空间的最低界限。
国际法上, 一国对其领土上面一定高度的空间为其领空, 该国对其领空拥有绝对主权, 国际法对领空以外的外层空间的权属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外层空间法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尽管有些学者曾经提出过领空无限的主张, 但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以及整个太阳系的运动, 认为国家主权无限制地延伸到宇宙中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外空的探测和利用以及数以千计的人造卫星不断地在围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的事实, 表明外层空间依其性质是难以成为国家主权控制的对象的。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在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的宣言》, 确定了外层空间供一切国家自由探测和使用, 以及不得由任何国家据为己有这两条原则。除此之外, 外空委员会还先后草拟了5项有关外空的国际条约, 即《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1966, 简称《外层空间条约》) 、《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 (1967) 、《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1971)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1974) 和《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它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1979) , 中国于1983年12月加入了《外层空间条约》。
2 外空环境损害国际责任中的求偿主体
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 它属于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因此, 外空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中, 求偿主体的确定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完善联合国外空委员会职能, 使其具备求偿主体资格。
有特定受害国的外空环境损害中, 受害国即为当然的求偿主体当无疑问。但是, 外空环境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特定受害国的, 而只是对外空环境造成了污染, 这种情况下, 该由谁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呢?既然外层空间属于人类共同财产, 当共同财产受到损害时, 当然由人类共同的机构来代表全人类进行求偿, 但是, 由哪一个机构代表全人类向这些产生空间活动的国家主张责任呢?目前的国际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对此, 学者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可以借助于国内法中的“公益诉讼”理论, 任何国家都可以代表全人类提起赔偿诉讼请求。另一种认为, 只有国际社会集体才有求偿资格, 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管理中, 就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来代表全人类对国际海底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并且该机构可以在国际海底资源受到损害时代表全人类作为求偿主体在国际海洋法庭进行求偿。笔者认为, 以上两种观点, 以第二种为优。空间活动是以高科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 目前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科技和经济大国。这种状况导致各国在空间环境保护中地位的实质不平等, 其参与外空环境保护的能力及积极性都有很大差距, 因此, 赋予各国都有代表全体人类利益提出空间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可能面临不现实和不公平的情况。根据1959年联大第1472号决议, 联合国成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COPUOS) , 外空委的宗旨是制定和平利用外空的原则和规章, 促进各国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的合作, 研究与探索和利用外空有关的科技问班和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根据此宗旨, 该机构仅仅是一个审议机构和国际协调机构, 它在国际法上也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 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下属分支机构。有鉴如此, 有学者主张, 应单独成立一个类似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构来作为代表全人类利益对外空的环境损害提出求偿的主体。笔者认为, 与其另行成立一个行使求偿权的机构, 不如在既有的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基础上, 对其职能和职权进一步完善, 使其成为一个类似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构。因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职能并非单一的行使海洋污染损害求偿权, 甚至该请求权不使其主要职能。所以如果另行成立一个仅仅行使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机构, 缺乏必要性, 而且在空间活动实力极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 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就该机构的成立达成一致。
(2) 没有空间活动能力中小国家的求偿权利保障。
众所周知, 外空活动能力是以强大的经历实力为保障、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的, 所以在发生外空环境损害时, 似乎仅仅涉及少数大国强国的赔偿责任问题, 其实不然, 《外空条约》规定, 外空环境是全人类共同财产, 鼓励任何国家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 虽然从科学角度上讲, 外空环境是无限的、外空资源也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我们人类能掌握的毕竟有限, 如果不规制大国损害空间环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尚不具备外空活动能力的中小国今后进行空间探索的范围就很是有限了,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 而且中小国往往是受害一方, 所以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制度中更不能忽视对没有空间活动能力中小国家的求偿权利的保障。
(1) 赋予中小国家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求偿诉讼的权利。
中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 在实际情况下, 联合国机构的诸多决议是由实力强国控制的, 而这些大国强国又往往是造成外空环境损害的罪魁祸首, 这样中小国家获得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都没有启动损害赔偿诉讼的能力, 笔者认为, 这里可以借鉴我国《公司法》的制度: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时, 赋予中小股东诉讼主体的资格。在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中, 允许一定比例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诉讼主体, 既有足够的影响力启动诉讼程序, 又有可能使责任主体真正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 在缤纷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此制度也可以有效防止少数小国为了非公益目的对空间活动国施加压力而进行恶意诉讼。
(2) 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建立准确、及时、详细的信息公开制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小国家不具备足以与大国抗衡的科技能力, 不能掌握与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关的诸多信息, 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求偿过程将异常艰辛。笔者建议外空委员会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及时向全世界公开可能引起空间环境污染的重要信息并做到准确、及时、详细, 当然这种新闻性质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以不泄露他国技术秘密为前提的。
3 外层空间活动的责任基金制度
外空环境损害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损害, 致害物体的归属在实际中很难确定。目前, 在空间环境损害的认定中, 主要是依赖联合国秘书长对空间发射物体的登记来认定空间碎片、使用核动力源的航天器的归属, 从而确定空间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但是, 由于外空空间的浩瀚, 准确界定无数的无法辨认或没有登记的航天核废料、空间碎片及不明航天器的归属国实属不易, 所以要将目前的空间环境损害归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哪些国家十分困难。对此, 国际法学界提出了责任基金的方式实现责任内化。针对外空环境损害赔偿实现困难, 尤其针对不明责任主体造成的损害无以救济这种情况, 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国际保证基金。所有发射国以及发射的私人企业, 均须按每年发射次数的多少交存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保证金。以此为基础, 在条件成熟时, 可以设立一个专门针对责任主体不明的外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建立责任基金的做法对责任人不明情况下的外空环境损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空间物体的发射主体作为外空活动的受益人, 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也符合“受益者承担风险”的原则。
由于外空环境损害的高风险性, 与一般环境损害相比较, 一旦发生损害, 去除损害、恢复原状的成本要高出很多, 所以仅仅依靠发射主体交纳的保证金, 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涉及到责任基金的运作。笔者认为, 应该遵循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 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的原则进行运作。按照这一原则, 应该严格限制利用基金进行商业投资的比例, 主要部分应流向银行存款, 以此保证基金的赔付能力。
总之, 外空环境损害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已有的空间法则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人类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活动将更加深入。相对而言, 外空的国际立法却远远落后于各国实践, 表现在空间环境保护方面更是如此。因此, 各国在从事外空活动中, 不但要从科技实践能力上加以提高, 更要在法律体系上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制度予以完善, 并能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对外空环境进行和平的开发与利用, 运用自己的高科技水平帮助联合国组织进行外空环境的治理与维护工作, 在惠及世界的同时也为自己进一步进行外空探索活动提供了前提, 真正做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 各国空间活动逐渐频繁, 在各国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外空探索能力的同时, 空间活动引起的矛盾与冲突也日渐明显, 由此引发了诸多国际责任问题, 2009年2月发生的美俄卫星相撞事件, 更加将这一矛盾推向激化, 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问题一时间备受关注, 已有的国际空间法则显得更加苍白与滞后, 学者们开始不断探索完善外空环境损害国际责任制度, 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认真研究, 总结现存法律框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从求偿主体和责任方式两方面提出构建空间环境损害国际责任制度的建议, 为外层空间的探索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于保护外空环境、规制人类的太空探索行为、解决由外空环境损害的责任认定引发的国际争端,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空环境,求偿主体,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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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及其赔偿 篇11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体系建设
一、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相比于传统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其有着赔偿范围广、损害评估难，赔偿方式多样，责任救济的公益性等特征。
二、国外关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相关立法
1.美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面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美国模式值得效仿。主要有《清洁空气法》（CAA）、《石油污染法》（OPA）、《清洁水法》（CWA）和影响较大的《超级基金法》（CERCLA），都规定了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环境损害赔偿及责任追究方式。《谢尔曼法案》、《克莱顿法案》及《联邦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均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规定。
2.俄罗斯
俄罗斯在生态损害救济立法方面的突出成绩体现在救济主体和方式、生态损害的评估和计算方式上。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082条对自然环境损害的赔偿规定实物赔偿，和支付金钱的方式赔偿。生态损害的评估和计算方式上，致害人都必须按照依法定程序规定的专门价格（ТАКСА）和计算损失的专门办法，计算并赔偿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
除此之外，挪威1981年颁布的《污染控制与废弃物控制法》、芬兰1994年颁布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丹麦1994年颁布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和瑞典1998年颁布的《环境法典》都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出了法律规定。
三、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及赔偿机制建设的不足
1.立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民法》、《侵权法》、《物权法》缺少对生态利益保护的原则性规定，《环境保护法》又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专章系统规定，部门法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部分规定不够细致明确；第二，立法未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及案件适用范围，对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赔偿方式、赔偿范围等具体要素未做系统规定；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未被引入。将其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有着良好的惩罚作用、预防作用和激励作用。
2.司法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案源不足，现实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常有发生，但由于法院不予受理此类案件，使得生态环境常常未得应有的保护；第二，案件执行难，一是环境公共利益一般标的额较大，穷尽所有手段，用尽污染者的所有财产也难以弥补污染造成的损失；二是环境公共利益还存在污染和破坏容易，恢复和重建困难的情况，三是环境公益案件的执行常会受到不当的干扰。
3.审判保障机制运行不畅
主要表现在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和特别程序缺乏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环境监测机构和鉴定评估机构的缺位或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监测数据以及鉴定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法律效力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了环境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和法院采证的困难。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损害纠纷要求短期内迅速控制和解决已发生的生态污染和破坏情况，然而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的诉讼周期长，证据保全制度不能适应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特点。探索针对突发性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特别程序十分必要。
四、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建议
201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际问题提供了政策方面的依據，《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和适用范围，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作出明确规定，创新开展赔偿磋商机制，完善赔偿诉讼规则，加强监督。以下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建议：
1.加强立法工作，尽快出台地方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单行法规、规章
地方性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规章其内容相当广泛，规定得也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在地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中起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还为国家环境保护法的完善提供了立法经验。应加快立法进程，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规、规章，填补目前立法空白，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2.加快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专业平台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国家或地方设置专门的审判机关，或者现有的人民法院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管理，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客观需要。其有着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程序专门化、审判主体专门化的特点。通过建立环境法庭，完善和优化审前调解，拓宽案件来源，完善审判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强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
3.完善监督机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裁判提供保障
完善的监督机制是确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维护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重要保障。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监督应体现在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信息公开三方面。
4.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保证有效赔偿
要求在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适用。做到既能对主观恶性大、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人进行有力的惩罚，又能保证受损生态环境有足够的资金予以赔偿，不能因为填补性赔偿无法实现而忽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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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分析和思考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模式 篇12
一、当前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模式分析
随着我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 有关医疗事故责任鉴定方面的规定条款逐渐确立, 医疗纠纷责任鉴定工作模式趋向制度化发展。这位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展以及规范该项工作起重要作用。医疗事故的鉴定主要是指通过医学会或者是临床医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从事法医工作的专家对医疗事故当中的问题进行检验鉴定的活动。并为医疗事故提供必要的依据。
所谓的司法过错鉴定, 则是通过司法鉴定的专门机构对医疗组织进行过错责任的鉴定。也就是在诉讼的阶段, 通过进行医疗损害的专门鉴定, 由司法机关或者是当事人委托的方式, 向鉴定部门提交鉴定申请, 通过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按照相关程序进行鉴别的活动。上述两种鉴定方式和制度内容属于我国当前施行的双轨鉴定标准。从形式上看, 两种形式都对我国有效解决医疗纠纷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本质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纠纷困扰。
(一) 基于不同鉴定方式的法律空白情况
我国在法律方面并没有提出关于医疗纠纷过程中医患双方采用不同鉴定方式的解决处理办法, 基于这种情况, 医疗纠纷的问题就更加棘手。采用不同的鉴定方式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 不仅在程序上更加复杂, 也为双方纠纷解决制造了困扰。同时, 为法官的审判制造了难题。针对这种情况法官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法官在形成决定的过程中只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第二, 形成决定的过程中只对医疗过错进行鉴定。第三, 形成决定的过程中两种鉴定同时操作。第四, 形成决定过程中首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在确定不是医疗事故的前提下在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下法院形成结论都会令鉴定双方对结果产生怀疑。
(二) 现行“双轨制”导致赔偿“二元化”结构
在诉讼中, 如果当事人选择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方式, 那么赔偿标准则应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赔偿;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是司法过错鉴定方式, 则赔偿标准就应该按照最高院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标准赔偿。两者的赔偿标准不同, 计算方法差距很大, 于是, 同一医疗纠纷却得到不同的赔偿数额, 导致赔偿“二元化”结构。
(三) 存在着公信度问题, 有“自我鉴定”之嫌疑
医学会实际上是一个官方色彩很浓的学术组织, 是在政府指导下开展工作的。通常情况下, 医学会的成员也就是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医学专家库的成员常常具有双重身份, 导致实质上是“自我鉴定”的模式, 其公信力较差, 也正因如此, 司法过错鉴定制度才应运而生。此外, 专家鉴定组对鉴定结论实行集体负责制, 而集体负责制的根本问题就是无法追究个人的责任, 也就出现了在法律上可以追究责任而在实际上并不能追究任何鉴定人的责任的现实状况。
二、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模式改革措施
(一) 医疗纠纷中司法鉴定的规范与管理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部门应当进行规范, 形成统一的鉴定部门。也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专门性、统一性的司法鉴定机构。无论是司法鉴定单位还是医学会组织都应当作为具有权威性的鉴定部门。形成的鉴定评价应当具有可依性。另外, 就是在组织结构上看, 鉴定机构应当起到组织协调作用, 但是只起到组织功能, 鉴定工作应当有专门的鉴定专家来完成。
(二)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工作应当重新定性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工作应当重新进行定性, 作为司法鉴定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过程中, 法官应当有权对相关程序和结果进行审查。这一点上我国的司法制度可以参照德国。在确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的前提下, 法官可以对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形式决定权、组织鉴定权力以及审查的全力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司法公正。法官有权审查和决定鉴定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鉴定的公信度。
(三)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措施改革与专家责任制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集体责任鉴定体制应当被废除。责任鉴定应当采用个人负责的方式。通过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专家对医疗损害鉴定, 形成具有独立个人责任的鉴定结论。这种结论专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以此实现鉴定结论错误的推诿现象。集体责任制度对促进医疗责任司法鉴定工作的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不利于鉴定工作的发展。除此之外, 为了进一步增强鉴定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应当形成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复审制。通过外聘专门鉴定人员对鉴定的结果进行二次审核, 以此提高鉴定的结果准确性和可信度。因为责任鉴定专家与二次复审的专家之间没有交集, 各负其责, 这就能更好的避免造成责任事故。现代社会的发展加快, 社会生活当中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 二元鉴定方式不能满足人们的法律需要。更加不适用于现代社会。通过借鉴和引进先进的鉴定经验与制度, 形成更加有效的鉴定模式对促进鉴定制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更加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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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冰.医疗纠纷律师在线答疑[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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