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损害（精选4篇）
校园损害 篇1
一、事实简介
2015 年10 月初, 学生黄某看到宿舍门口的纸箱里蜷缩着一只长毛猫, 名大白 ( 大白是一只流浪猫, 常徘徊于某大学某女生宿舍楼内。不定期有不特定的人在宿舍楼门口的固定位置给大白投喂猫粮、布置猫窝, 大白可随意进出宿舍楼, 常于厕所、水房、不特定女生宿舍停留。前一系列行为招致不特定流浪猫狗在楼门口觅食) , 伸手抚摸却被大白挠伤, 伤口有少量血迹渗出。后去学校医务室问诊, 北京某医院治疗, 接种疫苗等, 共花去费用近1000 元, 未启动任何救济程序。
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本文将采用侵权行为四要件说, 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及因果关系。鉴于前两项于本事实中基本无争议, 故仅讨论过错及因果关系。
( 一) 分析要件之一: 过错。在该法律事实中, 可能担责的主体有: 流浪猫的投喂人, 宿舍管理人员, 学校安保人员, 而后两者又由于是职务行为的过失, 故最后的担责主体有可能是学校, 其从属的安保公司等。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8 条及82 条的规定, 根据特殊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 该侵权案件的实际责任承担者应是该流浪猫的原饲养人或管理人。但是根据笔者数日的走访调查, 该流浪猫在某女生公寓生活已有数载, 靠历届学生投喂食物生活。这样说来, 大白的原饲养人及管理人自然无从确定。那么, 谁是新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呢?
分析投喂者的行为, 笔者更倾向于其成立无因管理之债。这里, 大白的原饲养人、管理人无从确定, 故该投喂行为不可能基于与原猫主的约定或任何法律上的义务, 纯粹是基于善心替原猫主履行喂养义务, 故成立无因管理之债。而在无因管理的情形下, 因为管理人出于善心, 且无先法律义务的规束, 故无因管理人仅需尽到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即可。譬如, 投食于流浪猫时, 要提醒过往的行人不要触碰进食中的动物, 因为部分动物由于护食的本性在此时容易伤人。鉴于此, 投喂人的无因管理行为并不要求其时时刻刻蹲守在其所投喂的流浪动物旁对其进行全面看守, 防止其伤人行为的发生。进而, 不特定学生的投喂行为无过错。
分析宿管人员的行为。对于流浪猫长栖于宿舍门口甚至随意进出宿舍, 宿管人员是知情的。根据其工作职责的要求, 笔者认为宿管人员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首先, 对于流浪猫在宿舍门口长期栖住, 且招致其他流浪猫狗一同前来, 宿管人员对此应有警觉, 即可预见性。因为流浪动物毕竟有潜在的危险, 这点不因其曾被人类驯养而消除。其次, 对于放任流浪猫随意进出宿舍, 宿管人员更不能免责。其职责, 就是管理整个宿舍, 解决其中存在的安全、卫生等问题。宿管人员值班室正好在楼道门口, 距离流浪猫的长住窝仅两三米, 且室内装有各楼道的监控影像视频仪, 宿管人员对于流浪猫随意进出宿舍是放任的态度。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作为宿舍管理人员, 应该注意到流浪猫可能带来的卫生问题和可能伤人的安全隐患, 有可避免性, 但是却没有对此予以重视。鉴于此, 宿管人员未完全履行工作职责和尽到注意义务, 存在一定过失。该过失, 来源其工作职务要求, 也基于法律规定。
再分析学校安保人员, 根据《侵权法》第37 条的规定, 大学校园是一个公共场所, 那么学校的管理人员及安保人员应该尽到一定的职责。对于校园内的流浪猫、狗等应进行定期的管控。鉴于此, 学校安保人员存在工作上的不到位, 亦有过失。
( 二) 分析要件之二: 因果关系。首先,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联, 所以可能为黄某损失担责的主体有: 投喂人、宿管人员、学校安保人员。其中, 投喂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流浪猫狗在宿舍楼固定地点聚集; 宿管人员放任流浪猫在宿舍楼门口长住且任意进出宿舍楼; 安保人员未对学校内的流浪动物进行严格的规范化管理。三者共同作用导致了损害事实的发生。笔者认为, 后两者的行为是更直接的原因力, 因果关系更明确。
所以, 笔者认为, 应该为黄某损失担责的是宿舍管理人员及学校安保人员。其二者对于工作义务的懈怠在一定程度上为流浪猫伤人提供了先决条件, 从而为后续事件的发生埋下隐患。但是鉴于二者都是履行职务过程中的失职行为, 所以最后学校及安保公司将为这二者的职务行为担责, 承担一个最终责任。
三、笔者的看法
( 一) 针对案件, 分析如下。首先, 不特定学生不因偶尔的投喂行为而成为新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投喂区别于饲养和管理, 饲养是一种基于所有权的物权行为, 管理是基于饲养人的委托等; 其次, 投喂的主体不特定, 并不是固定一人对大白进行投喂, 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处分原则又明显不妥; 再次,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好心学生不能因为偶尔的投喂行为就让其承担与所有人同等的责任, 这样有违法理; 最后, 站在公序良俗的角度分析, 给流浪动物投喂食物是一项善举, 投喂行为本身是一种好善乐施, 不能因此让善人担责,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从业者, 没有人会觉得做了好事还要承担做好事之后的一系列后续责任, 这有违相当因果关系原则。本案的宿管人员及学校的安保人员, 其不作为本身已是过失, 且构成了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之一。
( 二) 针对流浪动物侵权的法律条文, 分析如下。纵观《侵权法》第十章, 总共7 条, 竟然涵盖了对于饲养动物侵权领域的所有规定, 且章末兜底性条款并无实际操作意义。在司法实践中, 具体的法条含义、目的等大多通过学理解释来扩充, 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再者, 对于流浪动物侵权仅在第82 条提及, 将责任简单归至“原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但是在中国对于动物的饲养、领养, 流浪等均没有严格管理, 流浪猫狗等随处可见。正是由于流浪动物数量极多, 又缺乏前期的登记体制, 真正在流浪动物侵权后确定原饲养人、管理人根本不切实际。针对以上情况, 笔者对《侵权法》第十章规定提出如下见解:
首先, 对于流浪动物的界定不全面。“遗弃”、“逃逸”动物是《侵权法》对于所有流浪动物的统称。但是, 诸如“走失”的动物及上述几种动物自然状态下产生的后代性质并无界定。笔者认为, 这三个词的区分可以从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对于所饲养的动物丢失的态度和被饲养动物的习性来着手分析。态度决定主观恶性大小, 习性决定该类动物是否适合人类饲养。通俗来讲, “遗弃”是主人不想要动物, 而动物并不想走; “逃逸”是主人想要动物, 动物自己跑了;“走失”是主人想要动物, 动物也不想走, 但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力作用, 丢了。试假设, 如果主人主观上不要动物, 那其主观恶性比较大; 如果某一类动物频繁逃逸, 那就要考虑该类动物是否适合人类饲养。综合考虑这两项因素, 才能更好地判断流浪动物侵权时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责任大小。
其次, 对于饲养人和管理人的界定也不清楚。特别是当管理人作为责任主体时, 具体应满足的要件并未提及。对此笔者建议, 将管理人的责任细化: 管理人应为有因管理人, 且为合法占有。
最后, 关于流浪动物侵权的责任承担主体, 应该将一定区域的安保人员、城市管理部门考虑在内, 并不能只局限于动物的原饲养人、管理人, 甚至好意施惠的人。
我期待, 流浪动物管理措施的出台, 也期待更多具体可操作措施的问世。这样, 不管是对于流浪动物还是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都是约束, 也是保护。
参考文献
[1]李汶龙.刍议流浪动物侵权与投喂人赔偿责任——以北京流浪猫伤人案为例[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4 (4) :116-128.
[2]杨立新.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一般条款的理解与适用[J].法学, 2013 (7) .
[3]张娟.流浪动物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兼议“流浪猫伤人”案[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3 (9) :51-53.
[4]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再论对物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 篇2
【关 键 词】对物损害 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赔偿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对物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刍议》中,对于对物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但是,并没有对于其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提出看法,而这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中,笔者将分析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对实践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主要是针对人身权作出的规定。2001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突破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它不仅包括人身权以及特定的人身性利益,还涉及特定意义的财产权。这是我国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进步和发展。但是,这里的物必须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物,对于人格意义不明显的物,也可能造成精神损害,如果对该精神损害作出司法保障,则法律根据不太适合,如果不进行司法保障,则有失公平。
《刑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里规定“遭受经济损失”,显然排除了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失要求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1款:“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被害人有权对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则不被《刑事诉讼法》所保护。
在实践中,国家对于主体实施的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对主体进行了错误的拘禁和对主体行为作出了錯误的决定两种情况。对于该两种行为进行补救,仅仅是从物质方面,而对于上述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没有进行赔偿。这是对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损害,对于物的损害而带来的精神损害,要取得精神损害赔偿则更困难。这从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可以得到证明。如《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1990年10月1日生效的《行政诉讼法》以及其司法解释也对国家赔偿的问题做出了规定。不过,上述立法所规定的国家赔偿也仅仅是指物质意义上的损害赔偿,而不包括精神方面的损害赔偿。
从以上规定来看,我国的法律在对物损害从而造成的精神损害方面的制度没有规定,对于其是否成立此种赔偿、请求权人为何人以及要赔偿的数额等方面均没有涉及。接下来笔者对这些问题逐一探讨。
要确定是否成立对物损害从而引起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必须是特定的物受到不可弥补的毁损,即完全毁灭或者所受损害无法修复。只有这种损害,才能够给主体的精神方面带来严重的伤害。如果能够恢复原状,即使对于主体的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主体对物寄托精神没有太大的影响。
第二,精神损害后果必须达到“严重”程度。“严重后果”,主要靠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自由裁量。但要注意,不一定非得导致肉体伤害或神经上的打击才能被看成是严重的精神损害。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表现,将之认定为“严重”:侵害行为的情节恶劣,影响很坏和损害结果严重;行为人采取公然手段,在公众中造成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损害他人精神健康,造成受害人精神受创,得了精神疾病。
第三,精神受创与毁损的物品密不可分。即受害人的情感依附于该物品,如果其情感可以转嫁与其他物品之上,则对其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没有必要。关于两着的“密不可分”,应当由受害人举证。
第四,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是其他手段无法弥补其精神方面的损害。其他手段,主要是指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精神损害不同于物质损害,这种损害很难像物质损害那样可以用数字来统计。精神损害可以用物质赔偿的目的在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和或解除受害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对受害人起到抚慰作用。对于所损害的物的赔偿,本身就起到了一定的精神抚慰作用。如果再用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手段,还是无法使得其精神恢复,那么就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一旦确认对物损害造成了精神方面的损失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一般来说,请求权仅仅被所有权人所拥有,排除他物权人行使该请求权。这里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他物权人对于该物的精神联系远低于所有权人,对于该物的毁损,造成他物权人精神方面的损害的可能性极低。二是这里可能造成精神损害的物,其上设立他物权的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极低。三是他物权人对于该物对于所有权人的意义纵然在理智上可能清楚,但情感上不一定感同身受。四是如果该请求权能为他物权人所行使,可能会造成该请求权的滥用。因此,该请求权只能被所有权人所行使。另外,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应当与对财产损害的请求一起行使,不可分离。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物,需要专门讨论,即对坟茔的损害。坟茔是一种特殊的物,因修建坟茔、占地等需要财产投入,所以它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方面的价值(这里就和普通的物在经济价值方面是通过交换所体现相区别),所以,对坟茔的毁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坟茔的主要意义在于寄托生者对于死者的追忆和哀思,其精神意义同样巨大。目前,我国对于坟茔毁损的赔偿请求权是由死者的近亲属所行使。
在民法上,物的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人。人一旦死亡,就变成了遗体,不是民法上的人,所以死者不能对于其遗体享有所有权,当然也不能对于埋葬其遗体的坟茔享有所有权。死者的近亲属也不能享有对坟茔的完整所有权,因按照所有权的一般规则,如果其近亲属享有了完整的所有权,那就意味着其近亲属对坟茔可以自由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显然违背了公序良俗。但是,死者近亲属对坟茔享有极大的权利,如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决定决定是否修建坟墓,修建在何地,何时修建,坟墓的样式,规模、何时搬迁等,即死者近亲属对坟墓是有一定的处分权的,只不过这种处分权有一定的限制,不得随意处分,其界限就是公序良俗。所以,死者近亲属对坟墓不享有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一种受限的所有权。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的“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的理论根据。
至于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赔偿,应包括两个方面,即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财产因容易确定数额,通常按照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赔偿。如何确定该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邵坤,试论精神赔偿权利的扩展[J].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校园损害 篇3
关键词：医疗损害,人身损害,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 医疗损害区别于其他人身损害, 有其独立适用的法律制度。现行《侵权责任法》中亦将医疗损害责任单列一章, 将其作为特殊的侵权责任。这种法律制度上的设定, 表明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存在区别。作者认为, 医疗损害应当包括无过错医疗损害和有过错医疗损害, 通过对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二者的比较, 探讨在实践中医疗损害和其他人身损害存在何种区别。
1 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的区别
1.1 两种损害目的不同
其他人身损害因故意或过失而产生损害行为;而医疗行为是以救治患者为前提, 不得不以小的伤害换取患者的康复为目的。任何医疗行为尤其是手术、特殊治疗检查, 都是对人体采用以侵入性为前提的操作方式来治疗患者疾病。这种损害无法避免, 是诊疗治疗的必需过程。医疗诊治实施过程, 可以给患者带来疾病治愈、缓解的快乐和希望;同时又会因技术的局限、药品不良反应, 产品、试剂、设施的科学水平不完善, 患者体质对治疗的敏感度等, 出现对患者人体损害。这种伤害的出现一定是基于必须为患者治病, 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
1.2 两种损害作用对象不同
医疗服务和因此可能产生医疗损害的对象是有疾病、或生理发生变化的人, 不是健康的人群。患者本身具有健康问题才会问诊就医, 医疗服务是基于患者到医院诊治, 而非医师主动进行诊治;而其他人身损害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不法侵害, 造成伤害、残疾、死亡及精神损害, 其作用对象不受此限制。
1.3 两种损害行为属性不同
医疗损害行为具有合法性和违法性共存的状况, 而其他人身损害具有违法性。医疗损害的发生是基于医师为患者治病的过程, 如手术行为虽然也是对患者的损害, 但却是治疗的必须, 具有合法的授权;如果手术中违反诊疗常规, 这就具有了违法性。因此当患者出现医疗损害时一定是存在着合法性与违法性交织的情形, 往往较难区分, 故需要业内专家判断分析;而其他人身伤害只是存在违法性, 较为单一, 容易区分。
1.4 两种损害归责原则存在差异
医疗行为主要适用过错原则, 没有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其他人身损害包括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失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鉴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不适用其他人身损害可能出现的过错推定原则和公平原则。
1.5 两种损害主观过错不同
医疗损害的主观方面一定是过失, 不存在故意, 否则质变为刑事犯罪;而其他人身损害的主观方面则既可能是故意, 也可能是过失。民法理论中的过错概念包括故意和过失。医疗过错是特指医疗诊疗行为中, 医务人员虽然违反法律法规, 但其并不想也不愿意出现对患者不利后果, 而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患者出现损害后果, 一定没有产生医疗损害的主观故意。
1.6 两种损害责任认定方法不同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医疗损害赔偿以医疗损害鉴定为依据, 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度一般通过法官判断或者自由裁量。医疗损害中的因果关系很复杂,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 损害结果往往是由多个原因造成。很多案件到最后实质上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医学问题。审判实践中, 医疗鉴定是责任认定的关键;而其他人身损害责任认定相对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容易许多, 不及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对专业性和复杂性的要求程度, 一般由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常识通过自由裁量决定。
1.7 损害发生几率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的创新性、探索性, 决定了医疗损害发生的必然性。随着医学的探索, 对疾病治疗的方案也在更新、创新, 受到科技水平的制约、实验条件的限制等因素、任何药物、医疗器械产品的发明都具有一定的使用风险。医疗服务本身就存在缺陷、不完美的服务, 医疗损害的发生是世界各国都难以规避的难题。
2 医疗损害特点
2.1 医疗行为的局限性
医学科学是经验性科学, 医疗损害源于医学的局限性。临床医生精准的诊疗水平离不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完善的医学理论基础。但是, 现代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建立发展, 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的局限性, 致使医学学科理论建设尚不够完善, 至今医学科学仍然存在大量未知。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很多疾病难以准确诊断, 还有的疾病即使诊断清楚也暂时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有时即使是治疗措施完备, 由于患者个人体质及病情的差异也难以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
2.2 损害的不可预知性
疾病的发展常常伴随不可预知的突变或者并发症, 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例如急性心肌梗死形成不可逆坏死时, 即使得到医生的及时施救, 愈后也会产生不良后果。另外如手术后卧床、产后和创伤之后易形成静脉血栓和栓子脱落, 导致肺大面积梗死, 常常因来不及救助发生猝死。
2.3 损害的难以避免性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具有难以避免性。许多不良医疗后果是疾病存在发生发展的自然转归, 大部分对疾病进行医学干预的作用有限, 如果把握不好甚至有害。另外, 医疗损害的侵害性还体现在药物本身具有毒副作用上, 此种毒副作用无法避免。明知有损害也要用, 一般人身损害则不涉及这个问题。药物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 即使是具有特定作用、特殊靶细胞的药物, 也同样存在其他作用。其在发挥药物作用时, 可以对病理组织发生作用, 调整异常功能, 但也可能损害正常组织, 干扰正常生理机能。因此, 药物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药物剂量, 严防药物毒副作用出现, 或者使用拮抗药物, 避免、减轻毒副作用。
2.4 损害的普遍性
人体遗传基因不同以及体质的特异性, 使得医疗损害的发生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 更具有普遍性。就人的因素而言, 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殊性, 具体表现在性格差别、体质差别、基因差别、解剖变异等。疾病在发生、发展和演变中, 在每个人身体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正是人类个体的普遍差异性导致医生需要考虑每个患者对疾病的不同表现, 进行不同的处置行为, 治疗的结果也就千差万别。同时, 疾病发生、发展和演变, 除了受患者个人特殊体质影响以外, 还会受到病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治疗时机、治疗方式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 由于疾病的转归、患者的体质特异性的存在, 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普遍性。
2.5 损害的复杂性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具有复杂性。医疗专业知识具有不断更新性、探索性, 疾病表现特征具有交叉性和混杂性。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 单学科人员难以全面掌握, 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疾病, 专科医师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医疗损害的发生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具有复杂性。随着分子生物学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 医学将进一步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 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多学科交叉渗透性和发展性等显著特点, 这些特点使医务人员在专业性面前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医务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精湛的技术, 了解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医学科学迅猛发展。
3 讨论
校园损害 篇4
产品自伤, 即产品本身存在缺陷, 并且因该缺陷而使得产品无法使用、毁损或灭失。产品自伤的损失样态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因缺陷而减少的价值;二是因修缮缺陷而支出的费用;三是因缺陷而丧失的营业利益或其他可得利益, 四是因缺陷所导致的产品本身的毁损灭失;五是因缺陷而导致给付受领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损害赔偿责任。[1]
在《民法通则》, 已经有了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 第122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 条文中的“财产损害”, 其范围应是因产品缺陷而造成的其他财产上的损害。由此而产生的产品自身的毁损、灭失以及给受害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 不能依据该条请求获得赔偿。因为产品自身的损害及因此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 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 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 其是否赔偿, 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定约定。[2]随后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 更明确的将产品自身损害排除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 该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 《侵权责任法》中, 对于产品责任损害的范围又有了新的表述:“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文并未明确地将产品责任的损害限定为“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而是使用了“他人损害”的表述, 从而使得对于产品责任中损害的概念有了不同的理解。相关立法者的解释认为:“本条的财产损害, 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 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 这样, 有利于及时、便捷地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这一解释是立法者的观点, 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产品质量法》与《侵权责任法》之间关于产品责任损害概念规定的冲突。有学者认为, 自《侵权责任法》生效时起, 《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即应失其效力。[4]但《侵权责任法》和《产品质量法》的制定者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就关于产品质量的规定而言, 《产品质量法》为特别法;但从时间上看, 《侵权责任法》为新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这两个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两部法律的位阶也有所不同。[5]因此, 只是简单的断定《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损害范围的规定因《侵权责任法》的生效而失去效力, 并无充分依据。
要想判断产品自伤究竟是否属于产品责任的范围, 必须要说明的问题是产品自伤的性质, 即此时的损害究竟是绝对权受到了侵害, 还是一种纯粹经济损失。依照当今大多数国家的规定, 产品自伤属于典型的纯粹经济损失, 因为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并没有侵犯买受人的财产权, 因为缺陷自始存在, 并非侵害了本来不存在的缺陷的产品。[6]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都将纯粹经济损失归到违约责任的范畴, 受害人不能依据侵权向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
二、产品自伤损害赔偿的比较法观察
(一) 德国
德国民法的传统见解一向认为, 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不能认为是对所有权的损害, 仅发生物之瑕疵担保责任, 买受人不得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向出卖人或制造者请求损害赔偿。[7]在审判实践中, 德国将损害法益作为请求权基础, 并且逐渐发展出了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 在产品责任纯粹经济损失案件中有一类案型, 由于产品本身存在的缺陷, 在消费者购买该商品后, 产品质量发生了进一步的恶化, 此即所谓的“后续损害”案件。[8]德国法由判例发展出了“同质料性”理论来解决这一问题。即损害是否属于对所有权的侵害, 能否适用侵权法的规则请求赔偿, 以损失和缺陷是否具有同质料性来判断。但对于“同质料性”的判断并没有一个明确有运用价值的区分标准, 使得该学说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 无法在实践中得到实际应用, 因而一直受到学者的严厉批评。[9]然而, 这一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法院通过区分产品的不同部分, 使一部分的纯粹经济损失可以基于侵权诉讼得到赔偿。
(二) 法国
对于不具有契约关系的当事人间产品责任的赔偿问题, 法国在理论和时间中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 最为典型的有两个。其一是契约群理论或称连锁契约理论, 该理论使每一个商品买受人均与制造人成立契约关系。另一个理论在法国被称之为可移转的缺陷担保责任, 这一理论认为, 在缺陷产品上存在着第三人向最初出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这一诉讼的性质是契约性的诉讼。该权利附属于产品之上, 并不因产品所有权的移转而丧失, 取得该产品即取得了此种诉讼的权利。由该诉讼产生的第三人向最初出卖人的索赔范围包括纯粹经济损失的部分和仅由该产品自身缺陷而导致的损害。[10]这种请求权已经完全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 在本质上是侵权责任请求权。在产品流通过程中, 生产者、分销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之间各自订立合同, 其对产品质量、价格等的约定都不尽相同, 因而给予受害人依据合同关系向任一前手追偿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这种人为的在当事人间制造契约关系的方法有违合同自由的原则, 是对合同法体系的一种破坏, 并不可取。
(三) 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 学术上的主流观点也认为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属于契约关系的范畴, 应依买卖契约、瑕疵担保、不完全给付等契约责任主张, 而不能依产品责任请求赔偿。如王泽鉴教授认为, “台湾民法典第184条第1项前段所保护的法益, 限于权利, 不及于因买卖标的物具有瑕疵而生的纯粹经济上损失, 此属买卖契约固有的规范领域, 侵权行为法不应介入, 以免破坏现行民事责任体系;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7条所谓财产, 应作限制解释, 不包括具有瑕疵 (安全上危险) 商品本身的损害及其他纯粹经济上损失。”[11]将产品本身损害此类纯粹经济损失排除于产品责任范围之外, 主要是基于维护私法自治, 契约自由等原则的考量, 商品交易自身固有的风险应通过契约法来合理分配;其次, 明确侵权法与契约法的界限, 避免侵权法适用范围过度扩张妨碍行为自由也是重要理由之一。
(四) 美国
产品自身损害在美国法上通常被认为是纯粹经济损失, 而非侵害所有权。主流观点认为, 作为纯粹经济损失, 产品自身损害不允许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在East River Streamship Corp.v.Transamerican Delvaval Inc., 476 U.S.858 (1986) 的判例中, 美国也确立了纯粹经济损失不予赔偿的原则。在该案中, 法院同样基于商业行为风险分配的考量, 认为交易双方应当通过协商和保险来分配交易中的风险, 被告没有义务防止类似商品自身瑕疵的纯粹经济损失, 并且即使该产品存在着突发性和灾难性的危险及故障, 对于产品自身的损害, 法院也拒绝予以侵权赔偿。[12]
三、对我国产品自伤损害赔偿模式构建的设想
笔者认为, 对于产品自伤的损失通过违约责任救济更为合理。合同法和侵权法有着不同的保护范围, 基于这一点, 区分产品自身损害和缺陷产品以外的财产损失尤为必要。按照传统的民法理论, 合同法所保护的是当合同依约履行时债权人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 此即履行利益。履行利益的损失, 就是由于债务人不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 而使得债权人无法获得依合同应该得到的利益。法律之所以保护履行利益, 即是由“契约严守”的原则出发, 敦促债务人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从而保护在合同严格履行下应获得的全部利益。而侵权法保护的是固有利益或维护利益, 此种利益是债权人现有的财产和人身利益。侵权法的作用就在于保护债权人的该现有利益不受债务人及其他任何人的侵害。[13]
支持将产品自伤纳入侵权责任范围的理由之一是完全赔偿原则。根据《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 在同时存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情况下, 我国立法采取了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在此种情形, 必须由受害人自己选择提起诉讼的请求权基础, 选择后则排除另一请求权的适用。这一规定对受害人十分不利, 因为受害人经常会因为该种选择而不能获得完全的救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近年来产生了改良的责任竞合说的观点, 即在承认违约和侵权竞合的前提下, 扩大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 使之可以兼顾纯粹经济损失和固有利益赔偿。[14]笔者认为, 在解决这一问题时, 采用扩大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途径更为可取。首先, 这一解决途径是《合同法》122条关于请求权竞合规定的应有之意。因为如果将固有利益排除于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之外, 那么在缺陷产品本身有损害, 另外还造成受害人人身和其他财产损失的情形, 依据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得到的赔偿将有着巨大差距。这一结果对受害人来说极为不公, 也不符合该条款的立法初衷。其次, 这也是避免侵权责任过度扩张, 明确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界限的必要。将产品自身损害纳入合同法规制范围, 可以将诉讼仅限于合同相对人之间, 以免责任泛滥, 限制行为自由。
《合同法》虽未明确使用“非财产损害”或“精神损害”的用语, 但第112条中的“其他损失”可以解释为包括非财产损害。[15]同时, 根据《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 因违约侵害他人的固有利益 (包括人身和财产所有权) 所造成的损失, 只要属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 也应包括在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内。因此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履行利益和可得利益。依照此种解释, 在一个违约诉讼甚至可以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样, 通过一个违约诉讼仍然能够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