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身损害

无人身损害（精选10篇）

无人身损害 篇1

一、农村自建房涉及到的法律关系

(1) 房主与农村建筑队的法律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落后, 使用无资质建房班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农村工匠闲时做工, 农忙时务农。既不耽误农业生产, 又能增加经济收入, 是一种天然的小农经济模式。我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抢险救灾及其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 不适用本法。”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排除农村自建房房主与建筑队不管有无资质, 都不是建筑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农村自建房的房主和建筑队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

1. 一种承揽法律关系。

通过口头或简单的书面协议, 房主把建房工程交给建筑队负责人, 可以整体承包, 也可以分包, 或承包后再转包。房主在房屋建成后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建房款交于建筑队负责人, 由建筑队负责人给工人发放工资。以一定的工作成果作为合同标的, 构成承揽法律关系

2. 另一种是雇佣关系。

房主直接雇佣工匠、小工。直接指派任务, 并直接给工人发工资。这种以提供劳动为标的合同, 应该认定为雇佣关系。

(2) 建筑队负责人与其雇佣的工匠、小工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雇佣关系, 因为工匠、小工的工资都有固定的标准, 工资发放人为建筑队的负责人。应该成立雇佣法律关系。

(3) 建筑队作为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 农村建筑队可能把全部的建房工作都承包下来, 包括旧房的拆除, 内部装修等, 并把部分工作转包给更小的建筑队, 比如拆房或砸墙班, 打夯班, 装修队。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关系, 雇佣和承揽。笔者认为如果将一部分工作整体转包给另一建筑队, 应适用承揽关系。如果按天结算工资, 应定性为雇佣关系。区分标准同上。

(4) 房主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 房主与工匠、小工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在雇员受害的情况下, 房主与受害方可能会产生侵权的法律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原则为过错原则, 所以在认定房主对没有直接雇佣关系的建筑队工人受害承担的责任的要求是, 房主具有过错。

二、农村建房事故中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由于农村建房的特殊性,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涉及到房主与建筑队承包人的关系, 建筑队承包人与下面工匠、小工的关系等等。一旦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确定房主与建筑队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责任的承担就显得至关重要。

(1) 雇用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判定

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的分歧点在于房主与建筑队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上。传统的区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工作对于雇主的商业行为而言是否完整和不可缺少, 不过这些工作不是临时应急的就应当认定为雇员;第二, 报酬的确定是以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一般一工作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标准, 而承揽一般是以整体的工作效果来确定;第三, 工作时间、地点、进度是否由劳务提供方来决定。如果能自行决定则为承揽人;第四, 又谁提供工具、设备。雇员一般使用雇主的工具、设备, 承揽人一般自备工具、设备。第五, 领取报酬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雇员领取报酬的方式一般比较固定, 承揽人一般是一次性。雇佣关系的雇员一般收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雇主的权利受到限制, 而承揽关系的双方地位平等。

法经济学的角度下也能提供全新的思路。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是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利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引用汉德法则, 在一个事件中, 一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小, 该当事人就应当采取措施, 控制风险, 即风险责任由其承担。换句话说, 风险成本小的当事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发生事故, 责任由其承担;如果他已采取适当的措施, 然事故仍然发生, 他不承担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相等, 行为人自担风险责任。房主和建筑队的负责人的风险成本就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在二者相等而其他因素亦相似的场合, 人们肯定更倾向于那种能够提供最经济地避免损失的方法的责任规则。经济预防原则, 即对于不经济的损害, 应通过对能够最廉价地避免风险的人课以责任的方式予以防止。在雇佣与承揽很难区分的个案中, 引用汉德法则也许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2) 各方责任的承担

事实上, 无论是按照承揽合同还是雇用合同来确定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的关系, 均是为了分清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事故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1. 雇主责任的承担

如果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系雇用关系,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这符合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雇员为雇主完成工作, 雇主为受益人, 让雇主获利的同时负担风险, 符合民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

2. 房主责任的承担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自建房必须需要资质, 因此以无资质建房认定房主存在过错, 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以及第十条的规定。但是, 《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来看, 国务院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要求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范围仅限于“村庄、集镇规划区内”, 而非全部建筑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很难操作, 因为很多地区并没有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如果教条的执行将会在客观上加重房主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只有在村镇规划区内建房, 并且当地存在在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的才有可能适用《解释》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做、指示者选择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选任有过错, 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择有明显过错, 如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而选任。如果需要个体工匠有资质, 而房主明知个体工匠没有资质而使用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房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建造活动中由他人召集或介绍施工人员, 报酬由房主直接支付, 召集人或者介绍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同工同酬, 发生伤亡的, 房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召集人对建造活动进行指挥、管理, 由于指挥、管理不当造成伤亡的, 房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召集人追偿。

3. 事故受害人自身应当承担责任

(1) 依法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施工的, 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伤亡,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在施工中发生伤亡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存在过错的应由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 对于建筑队中的力工、小工因为不具备专业技能, 无法办理个体工匠资质的, 应该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自身有过错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3) 对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结成合伙关系的, 应按照合伙关系分担民事责任。

结语:除极特殊情况可适用雇佣关系外, 农村中没有资质的建房班与房主之间的建房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 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对于雇员受害责任的承担问题不能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应主要依据雇佣关系, 雇工之间存在合伙情形的适用合伙关系, 同时参照《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各方赔偿责任。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农村建房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但是农村自建房还存在大量采用无资质的建房班的现象。由于无资质建房班缺乏必要的建筑资质, 工匠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考核。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而对农村自建房时, 由于将建房发包给无资质的建筑队, 导致发生了大量的雇员受害案件的发生。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自建房的雇员受害并没有明文规定使用何种法律, 导致出现伤亡事故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时出现困境。本文试图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结合法理为解决这类案件找到依据。以期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自建房,房主,建筑队负责人,资质,责任承担

参考文献

[1]邵世星;侵权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反思[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05期

[2]刘海红, 刘永军;雇员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特殊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2005年07期

[3]杨立新;;制定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J];法律适用;2006年10期

[4]汉彩霞;雇佣关系认定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0年

[5]苗春刚;雇主责任制度研究[D];河北大学;2010年

无人身损害 篇2

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的单据或病历、处方认定。

2、误工费

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受害人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法医鉴定或者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等认定。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的赔偿应当按照其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海南省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3、伙食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元/天)×住院天数赔偿。

4、护理费

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护理费的赔偿可以按照本意见关于误工费的规定计算。

护理人员无收入的，护理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计算。

5、交通费

交通费的票据应与就医次数相符。票据少于就医次数的，一般可根据实际票据认定;票据多于就医次数的，应以实际就医次数认定。

6、住宿费

住宿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以住宿费的收据为凭。

7、营养费

营养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比例计算。

8、残疾赔偿金

(1)受害人在60岁以下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伤残赔偿系数

(2)受害人在60-74岁之间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受害人实际年龄-60岁)]×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受害人实际年龄-60岁)]×伤残赔偿系数

(3)受害人在75岁以上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5年×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5年×伤残赔偿系数

9、残疾用具费

因残疾需要配制补偿功能的器具的，应当根据治疗医院的证明或法医意见，结合使用者的年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器具使用年限等因素，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赔偿数额。

10、丧葬费

丧葬费，按照侵权行为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

11、死亡赔偿金

(1)受害人在60周岁以下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

(2)受害人在60-74岁之间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3)受害人在75岁以上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5年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5年

12、生活费

(1)被抚养人在18周岁以下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18-被抚养人实际年龄)÷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18-被抚养人实际年龄)÷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2)被抚养人在18-60周岁之间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20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20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3)被抚养人在60-74周岁之间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4)被抚养人在75周岁以上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5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5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13、抚慰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研究

随着侵权案件的数目上升为仅次于离婚纠纷案件的第二大案件，而侵权案件中又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为主，因此作为影响我国立法制度、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已经成为最富有争议的问题。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自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颁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有了明显发展，尽管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未能达到完全同意，只能说是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从该解释规定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在某些方面放映了我国侵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进步，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些赔偿项目的具体赔偿标准也需要改进和统一。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我国虽然在立法思想上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为不同。在此立法思想影响下，导致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规定不系统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成体系。其中最完整、最具操作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已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尽管该《解释》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

（二）计算基数标准规定不合理

我国现行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采取城乡双重标准，即“按照受诉法院居民人均纯收入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立法者考虑的主要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差距，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命不同价”及“撞了城里人不如撞了农村人”，难以解决“农村人难以承担侵害城里人后所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等问题。

（三）回避了所失利益中机会丧失的赔偿问题

大陆法系规定，因为劳动力丧失或死亡导致丧失本可能获得的利益，按其是否与契约的内容或法规保护的意旨相同而定，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主要以主观计算为主，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以客观计算为主。由于机会损害具有不确定性，且不易量化，为了防止不确定性的扩张，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赔偿金计算的准确性，保守的规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国有必要修正对机会利益丧失的救济态度。

（四）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规定不明确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及其近亲属除了有权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数额参照《解释》予以确定。但依据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该是死亡赔偿金和残疾 ，他们分别为独立的赔偿请求内容。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未得到确定。

（五）对于定型化赔偿关于年限的规定不合理

大陆法系采用传统做法，按照平均寿命计算定期给付。我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虽然《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受害人享有再次起诉的权利，但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远远不够，即使如该《解释》的起草者所说的，由于该解释未规定可以请求的次数，可以重复请求赔偿，但与正常的语意理解不符合。所以，此赔偿标准明显不符合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与要求，应予修改。而且对0岁以上至60岁以下的人的残疾赔偿金都采用赔偿20年的做法不符合客观的损失，使得不同的年龄的人获得相等的赔偿，看似公平实则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很难认定具有合理性。

二、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制定侵权法典，统一人身损害赔偿规定

1、尽快制定《侵权行为法》。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内容，在制定《侵权行为法》的时候，一定要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作出完整、全面、完善的规定。

2、《侵权行为法》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应当统一、具体、可操作性强。

3、在立法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实践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形成基本制度由立法规定，具体问题由司法解释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格局。司法解释的内容，不是基本制度的规定，而是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怎样实施和操作，使《侵权行为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贯彻执行，真正发挥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作用和功能。

（二）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废除城乡双重标准

现行解释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受害人的户籍所在地来区分，明显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城乡双重标准，建议仿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即第一，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标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20倍；造成死亡的赔偿20倍。第二，赔偿减少收入的标准，确定为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最高额为5倍。

（三）对机会丧失赔偿建立损害赔偿制度

由于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机会丧失损害赔偿问题，因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该参照大陆法系对机会丧失的相关规定根据全部赔偿原则，计算机会丧失赔偿时应以主观计算为主，但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采用客观计算，当事人能够举证可以采用主观计算时，则采用主观计算。

（四）通过斟酌的具体情节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

关于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的基本原则，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方法是由人民法院斟酌案件的全部情况，确定赔偿金额”，这一意见对于确定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也是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斟酌的情节又规定为：“（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水平。”在决定人身损害赔偿抚慰金的数额时，应当根据这些情况，酌定抚慰金数额。

（五）采用人均存活年限作为赔偿年限

我国确定赔偿期限为20年的原因有：（1）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相一致，我国《国际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2）由于赔偿金需一次性给付，且不扣除期前利息；（3）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缺点是期限过长难免加重实际生活与实际利益不一致的情形，可能造成不当得利。（4）赋予赔偿权利人就赔偿期限届满后再次起诉的权利。因此，对年限过长可能导致不当得利一项，可以通过大陆法系因果修补原则给付定期金的赔偿方式得以弥补；而对应与现行法律相一致一项，可通过法律位阶效力来解决，且因为此规定是法律制度中一直存在的漏洞，应当予以改正。对再次起诉权已无必要且诉讼成本过高，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作者单位：沙县人民法院监察室）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1版，第260页。

[2]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3]张新宝：《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赔偿问题的质疑与探讨》，《民商法学》，2005年第5期。

[4]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民商法学》，2005年第6期。

无人身损害 篇4

1 我国药品损害赔偿概况

1.1 有人身损害药品损害赔偿

1.1.1 有人身损害药品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

有人身损害的药品赔偿责任是一种产品责任, 即药品的生产经营者将有缺陷的药品 (假药、劣药) 提供给药品消费者, 同时造成药品消费者健康损害, 甚至死亡。药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侵犯了使用者的生命健康权, 其承担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同时从药品生产经营者与药品使用者都是民事合同当事人的角度出发, 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不符合合同约定商品 (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威胁) 的行为构成加害给付, 作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药品消费者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因此, 有人身损害药品赔偿责任构成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的竞合。

1.1.2 我国有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立法概况

我国在药品领域中的宪法非《药品管理法》莫属, 《药品管理法》的第九十三条规定: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违反本法规定, 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只要药品存在缺陷并给药品使用者造成损害, 药品使用者就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我国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也明确规定了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与经营者对遭受损害的产品消费者的赔偿责任。在明知产品存在缺陷, 仍然的生产、销售的情况下, 被侵权人甚至可以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同时我国《产品责任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也规定了产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情况下, 生产者、经营者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从整个立法体系来看, 这类药品损害赔偿涵盖了特殊法和一般法, 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现实的维权中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依据。

1.2 无人身损害药品损害赔偿

1.2.1 无人身损害药品损害赔偿的责任性质

在无人身损害的药害案件中, 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的药品虽然存在缺陷, 甚至危及药品消费者的生命与健康, 但药品消费者并没有遭受到现代医学条件下所认为的人身损害, 或者不认为损害与药品的使用有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无人身损害药品赔偿责任不是产品责任, 而是产品质量责任 (药品的生产经营者没有向药品消费者提供的符合明示或者暗示质量标准的产品) 。由于药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没有遭受损害, 也没有遭受缺陷产品以外其他财产的损失, 其不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药品生产经营者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但从合同的角度出发, 药品生产经营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没有按合同约定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符合质量安全要求的药品, 其行为构成加害给付,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 无人身损害药品赔偿责任的本质是合同责任。

1.2.2 我国无人身损害药品损害赔偿的立法概况

我国现行的《药品管理法》并没有涉及无人身损害药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款。《侵权责任法》对于这方面的规定也是含糊其词。只有在《产品责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生产经营者在提供不符合质量或者标准的产品后的修理、更换、退货、赔偿损失的义务。或者将药品作为一般商品看待, 让药品消费者得以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双倍赔偿”的权利。

上述的立法状况表明我国目前缺乏专门保护无人身损害药品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条款。只有在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中, 我们才依稀找到了这类药品赔偿责任的依据。这类的药害事件的显著特征就是药品的消费者所受的人身损害程度并没有达到现代医学的要求, 或者不能由现代医学检验手段发现。但在我国当前的医药监督体制下这类无人身损害的药品安全事件占有很大比重。一方面, 药品消费者由于医药学知识的缺乏, 即使身体状况受到一定影响, 只要该损害是可逆的, 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 我国药品消费者用药安全意识淡薄, 根据上海市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上海有80%左右的家庭备有存药, 其中72%的家庭从未注意过药品的储存条件, 23%的人服药时从未注意查看有效期[1]。在患类似感冒、发烧等常见病时大多不去医院, 往往选择在药店购买非处方药进行自我治疗, 购买后也不会积极索取发票或者保留原包装, 这也使得很多药品消费者失去了维权的证据。因此无人身损害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亟需我国通过立法加以保护。

2 惩罚性赔偿相关概念辨析

2.1 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及作用

惩罚性赔偿又被称为示范性赔偿或者报复性赔偿, 指当被告以非善意的方式实施加害行为而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法院判定的超出原告的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2]。

美国学者大卫·欧文提出惩罚性赔偿具有四个功能, 即补偿、惩罚、吓阻和执行法律。由于补偿性赔偿的存在是惩罚性赔偿成立的基础, 而且民事损害赔偿最主要功能就是使被害人能够处于如同损害行为未曾发生的情况[3], 因此惩罚性赔偿的补偿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其主观必有恶性动机或者鲁莽地置他人权利于不顾的情形, 法律确立这种制度以示惩罚也是体现正义的需要。惩罚性赔偿的吓阻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必须保证违法行为的当事人不会再进行类似的违法行为;其次, 对社会上潜在的将要进行违法行为的人予以震慑, 使其放弃违法意图。由于受害人进行维权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有的还要聘请律师。法律通过规定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害的赔偿, 可以鼓励其积极维权, 从而保证法律的执行。

2.2 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的可行性探析

2.2.1 惩罚性赔偿在合同案件适用的法律基础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合同案件历来都有争议。我国学界对惩罚性赔偿的应用范围也有不同观点。持否定意见的学者认为, 惩罚性赔偿会严重妨碍交易的进行, 在某些情形下市场应当鼓励一些有效率的违约, 一方面违约方可以更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资源, 另一方面非违约方在获得违约方的补偿性赔偿后也得到了缔约前的预期利益或者至少没有损失。王利明教授也认为, 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主要应限于侵权行为责任, 在合同责任领域应当尽量限制其适用范围[4]。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 只要违约方因违约可获得的收益将远远大于非违约方得到的赔偿时, 就应该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3]。学者王立峰进一步认为, 当违约方有机会逃脱违约责任时, 可适用惩罚性赔偿[5]。

笔者同意肯定说的观点, 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 有些合同责任案件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已经不是单纯的违约责任, 违约方不仅有违约行为, 还有侵权行为。只是该侵权行为并没有造成侵权损害。显然, 违约方已经有了侵权的故意或者至少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极端漠视。国外学者库克等也在其论著中指出:“违约行为发生时, 同时有侵权行为的存在, 而被告主观上又具有欺诈、过失或者鲁莽的忽视他人权利心态时, 即可判给惩罚性赔偿[3]。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违约行为的结果可以看作是侵权行为的“未遂”状态, 因此对其施以超过实际损害的赔偿责任符合公平原则。其次, 从违约责任的作用角度看, 违约责任的目的就是让非违约方能够在对方违约时, 获得原合同在得以履行情况下相同的利益。但在一些特殊的合同案件中, 违约责任的作用不可能实现。以无人身损害的药品赔偿案件为例, 假药、劣药的生产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不可能使药品使用者的健康利益得以实现, 非违约方与违约方的利益出现了失衡。再次,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笔者认为仅从责任的性质来判定是否应当对相对人施以惩罚性赔偿是值得商榷的。应当对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 探析其是否符合惩罚性赔偿的要求, 并达到惩罚性赔偿的功效。《布莱克法律辞典》将惩罚性赔偿解释为:“当被告的行为具有肆意的、恶意的或者欺诈性时, 由法院判决的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金, 以期对不法行为人进行惩罚或者对其他人予以警示, 其目的是对可谴责的行为的惩罚和阻遏。”[6]在类似医药领域, 其产品质量的合格与否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益息息相关。在这些领域的生产销售者的制假贩假行为是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的完全漠视, 完全符合惩罚性赔偿所要求的“肆意的、恶意的或者欺诈性”。而对其施以惩罚性赔偿能够起到补偿、惩罚、吓阻和执行法律的作用。综上所述, 惩罚性赔偿有其在合同案件中适用的法律基础。

2.2.2 与现有法律规范的契合性探析

我国是较早引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之一, 我国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双倍赔偿”原则。《合同法》第113条也对上述条款的适用进行了重申。在我国2003年《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规定了对出卖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了生产者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情况下承担十倍价款赔偿金的责任。在同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 “惩罚性赔偿”的称谓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了我国的法律条文中。

通过对上述法律规范的梳理, 我们发现惩罚性赔偿早已体现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 并已经基本融入我国的司法实践。近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 使得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也意味着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的基本法中得以确立。从适用责任的性质看, 惩罚性赔偿已经涵盖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 而且从立法的时间看, 惩罚性赔偿首先在合同领域确立。通过借鉴与利用, 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可以与现行法律规范相得益彰。

3 无伤害药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3.1 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的必然要求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将药品定义为: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我国古代就有“药、毒同源”之说,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具有不可再生性, 药品成分质或者量的不达标都构成对生命健康权的威胁。药品生产经营者作为药品这种特殊商品的提供者, 不仅从药品中获得的可观的经济, 而且从社会道义来看也应尽最大的善意保证药品的质量。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药品的商品属性一览无余, 但不管社会经济制度如何变化, 药品最根本的作用永远是治病救人。近年来我国药害事件频发, 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我国医药市场亟需强有力的措施加以整顿。虽然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已经列入我国的刑法典, 但是仅对假药、劣药生产经营者施以公权力的处罚显然还不够。药品生产经营者生产假药、劣药的行为是对药品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的极端漠视, 即便药品消费者没有遭受“现有医学证明”的身体伤害, 生产经营者的主观恶性也应当予以严惩。从严肃药品市场、重新审视药品特殊属性的角度出发, 确立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3.2 维护药品消费者合法权益并鼓励其积极维权的需要

本文所谓的“无人身损害”主要是针对现有的医学检验手段而言。众所周知, 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具有其阶段性和局限性, 很多的疾病或者症状并不能通过现有的检验技术加以体现。但药品使用者的身体已经或多或少受到假药、劣药的损害, 亦或是当时的身体损害并不明显但以后会加以显现。因此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有一定的预后保险作用。

同时由于药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经济、信息地位的不平等, 药品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一般需要从新认识我国医药方面的法律规范, 遭遇本职事业与维权工作的冲突, 有时还需要聘请律师。这些时间、劳务、金钱的耗费会让很多药品消费者望而却步, 从而姑息药害事件的发生。若对药品生产经营者施以惩罚性赔偿, 让消费者获得额外的经济补偿。必然会鼓励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维权活动, 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医药领域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吸引药品消费者进行社会监督作为政府行政监督的补充是更快、更好解决药害问题, 提高药品质量的有效途径。

3.3 防止“履行偏差”的有力手段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 个体受害者在维权时会遭遇“履行偏差”, 即一个事件造成很多人损害时, 往往只有一部分人索权并获得补偿[7]。这种现象会被一些商家利用, 预先计算出可能的补偿金额并计入生产或者营销成本, 大胆放肆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这种情况在药害案件中尤为突出。首先, 《药品管理法》并没有无人身损害药害问题的相关规定;其次, 药品消费者往往也缺乏维权意识。一些药品生产经营者利用的这些可乘之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 侵害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药品惩罚性赔偿能够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 这增加了药品生产经营者的机会成本。而且从国外的立法实践看, 惩罚性赔偿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 这也使得药品生产经营者不能预先计算出可能的补偿金额, 从而有效防止“履行偏差”现象的出现。

4 相关建议

4.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中体现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

《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是规制我国医药行业直接参照的法律规范, 因此确立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将其写入《药品管理法》。我国现行的《药品管理法》颁布于1984年, 曾在2001年进行修订。医药行业经过10年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卫生行政机关在依据现行《药品管理法》执法时往往也感到力不从心。行业内外对再次修订《药品管理法》的呼声很高, 我国卫生部及食品药品监管局也已将修订该法的立法计划及说明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已经提上了日程。在假药、劣药没有造成人身损害情况下, 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护, 如何追究药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 无疑是此次《药品管理法》修订的热点问题之一。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应当对药品领域新出现的情况予以高度重视, 在相关条款中体现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 大力规范药品市场的同时切实保护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2 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

从国内外的立法实践看, 惩罚性赔偿往往是在补偿性赔偿金额的基础上确定一定比例, 作为最终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以及《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的“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也体现对上述计算方式的体现。因此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第一, 补偿性赔偿金额的确定;第二, 比例的确定[3]。

4.2.1 补偿性赔偿金额的确定

补偿性赔偿金额的确定主要有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以及消费者实际遭受的人身损害两种计算方式。由于在无人身损害药害事件中, 药品消费者并没有遭受到现代医学认为的人身损害, 因此补偿性赔偿金额的确定应当以消费者购买药品的价款为宜。如果消费者在得知其购买使用的是假药、劣药后去医院做了必要的医学检查, 该医学检查费用的赔偿可以单独提起独立的补偿性赔偿, 但不宜加入作为惩罚性赔偿基准的那一部分补偿性赔偿金额。这样的规定也是为了防止消费者滥用权利, 侵害药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造成新的权利义务失衡。

4.2.2 惩罚性赔偿金额与补偿性赔偿金额之间比例的确定

与确定补偿性赔偿金额相比, 比例的确定相对复杂。从国外的审判实践看, 比例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加害人的主观过错、加害人的获利程度、加害人的财力状况、加害人在损害发生后采取的防止危害进一步扩大的措施、加害人已经被施以的行政处罚或者刑罚、事件的社会影响、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等因素[3]。总之, 惩罚性赔偿金额与补偿性赔偿金额之间的比例一方面要能够阻却药品生产经营者的不法生产经营行为, 另一方面也要能够让药品消费者在积极维权后得到合理的赔偿。

美国作为最先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 其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由于美国是普通法系国家, 其并没有统一规定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法典, 但美国的许多州已经通过立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要求。从立法实践看, 各个州并没有采用固定的比例, 而是通过规定一个浮动的比例让法官实行自由裁量权, 但立法也往往会规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上限。例如, 印第安纳州规定惩罚性赔偿金额不得超过3倍补偿性赔偿金额或者5万美元中的较高者;新泽西州规定其不得超过5倍补偿性赔偿金额或者35万美金中较高者;北卡罗来州规定其不得超过3倍补偿性赔偿金额或者25万美元中较高者等等[3]。浮动的比例使得药品生产经营者不能预先计算出其可能承担的赔偿金额并计入生产经营成本, 从而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由于不同种类药品的假、劣药对人体的损害程度也不相同, 例如普通感冒药与血液制品, 显然不合格血液制品对人体的伤害更大, 其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也理应更高。而且为了体现公平原则、防止消费者权利滥用, 法律有必要对惩罚性赔偿的金额设置上限。浮动的比例配之惩罚金额的上限能够让法官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 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

4.2.3 确立递退式的惩罚性赔偿金额

药品安全事件的受害人一般人数众多, 往往会出现多个人就同一案件请求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的情况。多次重复适用相同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显然对药品生产经营者不公平, 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因此当原告方是不确定的多数人时, 法律应当优先保护先诉人的利益, 对于后诉人的赔偿金额应当逐步减少。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药品生产经营者不会一时间承担过高的赔偿责任, 使得尽可能多的药品消费者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药品消费者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积极维权, 与药品安全事件作斗争[8]。

5 结语

面对药品安全事件出现的新问题,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并不能对无人身损害情况下药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其本质是一种合同责任。在合同案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既符合法理要求, 也能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相契合。药品的特殊商品属性, 鼓励药品消费者积极维权并参与监督的需要, 以及防止“履行偏差”现象, 都显示了我国建立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由于《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已经提上了日程, 建立该制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药品管理法》的相关条款中加以体现。同时为了符合公平原则和防止权利滥用原则, 无人身损害惩罚性赔偿金额应当以药品消费者支付的价款为基础并配之以浮动的比例。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也应当采用递减模式为宜。无人身损害药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能够切实保护药品消费者和药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发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是我国未来司法改革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黄碧燕, 刘萍.医药卫生领域建立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研究[J].中国药事, 2010, 24 (1) :14-18.

[2]许丹丹, 邵蓉.试论药品侵权事件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立[J].卫生经济研究, 2011 (5) :19-22.

[3]关淑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第1版.

[4]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4) :112.

[5]梁慧星.民商法从论[M].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第15卷:101-102.

[6]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 , West Pub.Co, 1979:354.

[7]陈云, 邵蓉.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思考[J].中国药事, 2008, 22 (2) :99-102.

人身损害调解协议（定稿） 篇5

甲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妻子： 身份证号码： 证明人：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就乙方于【2017】年【9】月【29】日在洪都南大道同步集团拆除楼顶钢结构发生的人身损害相关事实进行确认，并经过友好协商，就赔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自愿承担乙方因上述人身损害而发生的合理必要的前期医疗费用人民币元(凭甲方认可的医院有效票据结算,如乙方弄虚作假,甲方有权追回乙方虚报的费用)。

二、双方依据法律或者合同协商确定的，甲方赔偿给乙方的所有费用，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的全部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人民币元。

三、甲乙双方经过协商确定：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另行支付以上两项费用元人民币。

四、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款项后，应向甲方出具收到该款项的收条。

五、乙方收取上述费用后，本协议中乙方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即处理终结，乙方不再向甲方及相关人员、单位主张任何权利，乙方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

六、乙方对甲方表示宽容和谅解，乙方不再追究甲方的相关法律责任，也不再向法院诉讼。

七、本协议的签订并不直接或间接的表示甲方认可对乙方此损害负有过错或法律责任。

八、乙方如违反本协议，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并承担全部费用20%的违约金。

九、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

甲方：乙方：公证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年 月 日

证明人：

在园幼儿人身损害典型案例分析 篇6

一、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幼儿园的办学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园内的教育教学设施也不存在危险或不合理之处。“老鹰捉小鸡”游戏通常是安全的且适合本案刘某、杨某年龄段的幼儿玩耍,游戏现场亦有教师带领指挥,园方尽到了教育、管理义务,对发生本次损害后果无法预见,主观上没有过错。且事故发生后,幼儿园及时救助了受伤的刘某并及时通知了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因此对刘某所受伤害,幼儿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杨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加“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幼儿园的规章制度,其对玩游戏时被甩出进而撞倒刘某致其受伤的后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幼儿园和杨某对刘某所受伤害均不构成侵权,但在起因上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刘某的受伤给其家庭造成了较大损失,根据公平原则,幼儿园和杨某应对刘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终判决幼儿园和杨某分别补偿刘某40%和30%的损失。

二、裁判结果分析

1. 幼儿属于法律上的特殊群体,幼儿园应承担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

在教育机构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即幼儿园对幼儿伤害事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且这种过错是推定过错,证明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幼儿园,只要幼儿园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即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

在本案中,幼儿园只有证明了其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才可能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而实际情况是,幼儿园教师带领幼儿做游戏的场地位于教学楼周边、操场的一个角上,该位置旁有园医务室的一级台阶,整个场地活动范围有限。这才导致刘某和杨某都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伤害。“老鹰捉小鸡”游戏由于其跑动性强、活动范围广,因而要求活动场地应平整、富有弹性且场地范围足够大才能满足游戏本身可能发生的脱手、追逐等情形的要求。幼儿园教师对于游戏场地的选择显然存在很大的疏忽大意。同时,对于未参与游戏的刘某等幼儿,教师也未另行合理安排其活动场地,而是任其自由活动,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案一审法院在认定幼儿园是否尽到教育、管理义务时,忽略了对组织游戏过程中幼儿园应尽的安全保卫义务的审查,对幼儿园作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 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杨某的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在教师的带领下做游戏被甩出,撞倒了刘某。在这一过程中,杨某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也没有违反幼儿园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杨某对刘某受伤的后果既没有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即其对损害的发生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因此,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意见》第十条规定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其中之一为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杨某撞倒刘某的过程中,杨某家长没有表现出任何疏于管教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杨某的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他们对刘某人身损害的后果没有任何过错。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问题研究 篇7

1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

1.1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处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以下简称《电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

行政法规:《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

部门规章:《供电营业规则》《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等。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由于出台时间跨度长, 缺少统一、完整体系, 导致多部法律法规之间在审理触电人身损害案件时存在适用困难等问题。

1.2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审理中存在的法律分歧

(1) 确定触电人身损害的责任主体困难。《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主体是“经营者”;《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高度危险作业人承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电力运行事故责任主体为电力企业、用户及第三人。以上法律中的“经营者”“作业人”“电力设施产权人”等概念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重合, 在适用法律时, 极易让人误解。

(2) 确定触电人身损害的归责原则困难。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 高度危险作业造成高压触电人身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而《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电力企业的电力运行事故责任包括了高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 适用过错责任。上述不同法律中规定的不同归责原则, 在确定归责原则时出现较大争议。

(3) 确定触电人身损害的免责事由困难。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 免责事由主要有三种常见情形: (一) 受害人的故意; (二) 第三人的过错; (三) 不可抗力。《电力法》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相似。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则只规定了受害人故意是高度危险作业的免责事由。由于上述法律中的免责事由的出发点不同, 往往导致法院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存在较大非议。

2 我国现行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

2.1 高压触电人身损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高电压作业是被《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列举的高度危险作业之一, 由于这些作业现场周围环境具有高度危险性, 法律规定由其引起的民事责任应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追究作业主体的特殊侵权责任。实际上, 当发生高压触电人身损害事故时, 只要不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 高压作业主体就不得以无过错主张免责, 而是应当承担特殊民事侵权责任。《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电力运行事故给用户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害的, 电力企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电力运行事故引起的损害统一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明显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相冲突。笔者认为, 高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 一方面可以促使作业人等责任主体增强责任心, 加强安全措施;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社会公民的保护。

2.2 低压触电人身损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及《民法通则》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的,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电力运行事故致他人损害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由于该条文没有区分电力运行事故的电压等级, 应包括低压电力运行事故。正因为《电力法》第六十条没有细化相关规定, 导致法院在审理低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 更多的是适用《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3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免责事由的分析

3.1 不可抗力

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但是, 《民法通则》一百二十三条并没有规定不可抗力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 如果行为人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而承担责任, 有违公平。后来颁布的《电力法》明确了不可抗力可作为触电人身损害行为的免责事由。

3.2 受害人故意

受害人的故意行为必然构成免责条件,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发生的案件中, 受害人多因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等犯罪行为而导致其自身受到触电伤害, 这些行为完全是出于受害人的主观故意, 受害人应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3.3 受害人的过错

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钓鱼、搭建房屋等行为造成触电人身损害事故, 受害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在电力设施保护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是否作为责任人的免责条件, 法官的理解将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审判结果。

4 触电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4.1 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必须由受害人承担以下举证责任。第一, 加害人从事高压电作业行为的事实。第二, 受害人因高压电作业而受到的损害事实。第三, 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事实与加害人的高压作业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 加害人在高压电作业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是因低压触电造成的人身损害, 则必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加害人存在过错的责任。高压触电人身损害的事故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 受害人无须承担举证责任。

4.2 加害人的举证责任

在高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加害人对独立的抗辩负举证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电力法》第六十条等规定, 加害人如果能够证明触电事故是由“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等事实所造成的, 可免除加害人的侵权责任。损害结果是由“第三人过错”“监护人监护不周”等事实造成的, 可免除或者减轻加害人的侵权责任。

无人身损害 篇8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立法现状,统一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一) 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渊源的多样化

目前, 我国有关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标准、计算办法等规定多散见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的部分内容之中。目前仍有效适用的法律渊源主要有:《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国家赔偿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项目不统一

同样是造成生命权的丧失, 死亡原因不同, 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 赔偿的范围和项目各不相同。医疗事故死亡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是:丧葬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工伤死亡的,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则是:丧葬补助金、一次性死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而如果是适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 则赔偿的项目是: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办理丧事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费等。由此可见, 我国现行人身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和项目上是不统一的。

(三) 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基准和方法不统一

以死亡赔偿金为例,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单独列死亡赔偿金项目, 而是依据第五十条规定, 以精神抚慰金名义按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6年;《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 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20年。

(四) 伤残鉴定标准不统一

在残废等级鉴定标准方面, 在我国目前最少有三个标准:一是工伤事故人身损害残废等级鉴定标准;二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残废等级鉴定标准;三是由全国残联等五单位颁布的鉴定标准。

二、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构想

(一) 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项目

1.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 可归为一类, 统称为“医疗等必要费用”。此类赔偿项目已在理论与实践中达成共识。

2. 单列精神损害抚慰金, 其具体适用条件和计算方法可依照《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

3. 明确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项目。可以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项目统称为“伤亡赔偿金”, 并明确其作为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 将其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明确的区分开来。

4. 被抚养人生活费。《侵权责任法》颁布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 对于这一条如何理解, 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看法不一, 笔者认为有必要统一做出规定, 保留这一项目。

(二) 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基准和方法

医疗等必要费用及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基准和方法可以仍依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来执行, 伤亡赔偿金的计算基准和方法需要做统一调整, 即统一调整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定型化计算基准和方法, 以“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为统一标准。该规定充分考虑各地适用赔偿标准的具体情况, 且可以符合实际地加以数额变更, 计算方便, 可以较好地实现法院裁判标准的统一, 也有利于平息纠纷。另外, 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等采取的“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之计算基准相比较,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采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的计算基准显然要高, 这有利于保障人身权利, 符合立法本意。

(三) 建立统一的伤残鉴定标准

为了促进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基准及赔偿数额的统一, 应当综合现有的各种行业或部门伤残标准, 结合伤害案件的伤情特点、法医学理论,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76年编制并通过的《残缺、病缺和残废的国际分类手册》中的标准, 尽快制定统一的《人身伤害伤残鉴定标准》。

三、分阶段逐步建立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现状, 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 统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标准需要经过以下两个阶段:

(一) 统一适用《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阶段

在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建立之前, 应当说《工伤保险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因其赔偿标准不高, 赔偿范围和项目较混乱, 因此, 为了公正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现阶段应统一按照《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来解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二) 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阶段

我们应总结司法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并借鉴国外立法例, 最终制定统一、完备的《民法典》, 在《民法典》中全面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项目、赔偿基准和计算方法等详细内容, 实现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备和统一。

参考文献

[1]郭明瑞, 丁乐超等.中国损害赔偿全书[M].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庄洪胜, 刘志新.人身伤残鉴定与赔偿指南[M].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无人身损害 篇9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的责任属性, 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设备致人损害;另一种是定性为作业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作业致人损害。 (1)

从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出发, 可以推导出关于高压触电致人损害责任主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自然就是物件的所有权人, 即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也是《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将责任主体规定为电力设施产权人的理论前提。如果定性为高危作业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就应当是高压电作业的实施者———在我国通常是供电企业,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责任主体为“经营者”, 也正是这种思路的逻辑结果。

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道理, 但如果深究触电损害的致害原因, 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触电损害虽然与接触或接近输变电设备 (输电线路、变压器等) 固体物件有关, 但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物件本身, 而是使用这些物件的输、变、配电等作业。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物件不承担输变电作业, 那么即使发生倒塌、脱落、坠落, 也不会引发触电事故。所以, 高压触电致人损害的本质是高危作业致害, 其责任主体应该是高危作业的经营者而不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电力设施本身存在缺陷, 那么电力设施的产权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如果应该承担, 那么承担的又是什么责任呢?接下来, 本文将从法律规定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前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一) 《民法通则》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中侵权主体问题, 在实践中也始终存在分歧, 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对应, 实践中也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侵权人为电力企业, 主要是指供电企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侵权人为电力设施的产权人。这两种观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

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采取的是第一种观点, 由高度危险作业的“从事者”即供电企业承担责任。

但这样的规定有些问题, 因为现实中有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并不属于供电企业, 而是由电力用户自己投资形成的资产并由自己使用和维护。如果是由于电力用户疏于对自己的电力设施进行维护从而导致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压触电事故的发生, 那么完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侵权责任显然并不公平。 (2) 从物权法的角度看, 一方面电力用户作为电力设施的所有权人, 有责任确保自己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 供电企业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得随意进入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并进行操作, 因为这是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行为。从合同法的角度看, 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系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 双方在供用电合同中通常都明确约定了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点, 以划分各自的运行维护责任。如果在电力用户所有的电力设施上发生触电事故全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责任, 既不利于电力用户积极维护电力设施安全, 对供电企业而言也有些强人所难。

(二) 《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触电案件解释”) , 其中第二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 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将高压触电的侵权主体解释为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供电企业有利, 但反过来对电力用户又不太公平。因为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而电力用户并不完全符合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无过错责任, 一般有以下四种理论。一是风险说。为自己的利益而经营某项事业者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二是公平说, 认为从其所支配的物或作业中获利, 则对此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三是遏制说, 认为由事故原因的控制者承担责任, 可以促使其采取防范措施遏制事故的发生。四是利益均衡说, 认为适用无过失责任, 以实现损失的合理分配。 (3) 依次来看, 在高压电作业中, 风险说和公平说似乎更适用于供电企业, 遏制说倾向于指向电力设施产权人, 利益均衡说则指向双方。综合比较, 供电企业似乎更应该承担高压触电事故无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 高压触电案件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应当是供电企业, 但是电力设施产权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 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主体的确定, 并不是在供电企业和电力设施产权人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的问题, 而是需要做更细致的考量。

三、《侵权责任法》中高压触电案件的责任主体

(一)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

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明确了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主体是“经营者”, 具体到高压电作业, 同样还是指向供电企业。电力用户尽管是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并非从事电力经营活动, 而仅仅通过使用这些电力设施来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电力用户并非电力经营者, 供电企业才是高压电的经营者。

那么, 我们前面提到二难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如果没有, 那么《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问题上就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照搬, 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二)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主体

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 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管理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 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

先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在高压电作业中, 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是指电力设施本身及其在一定物理空间内的延伸, 比如, 架空输电线路的下方和杆塔的周围等。再说到管理人, 高压电活动区域的管理人是否一定是供电企业呢?未必。前面说到, 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属于电力用户所有, 电力用户对其也负有运行维护管理的责任。相应地, 如果他人需要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活动的, 也应当经过产权人的许可。另外, 对于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作业可能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 除需要产权人许可外, 也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前采取安全措施。 (4)

从责任性质来看, 本条所规定的管理人的责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过错责任,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即管理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减轻或不承担责任;相反, 如果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就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 既然是过错推定责任, 为什么又会存在“减轻”的情形呢?笔者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供电企业的话, 其对于高压触电损害是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 如果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或者说确实没有过错,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责任;相反, 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普通的电力用户的话, 只要能够证明自身确无过错, 则不应当承担责任。只有做这样的解释, 才能将《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融会贯通, 从而正确地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压触电案件侵权人的问题上, 《侵权责任法》并不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回归, 也不仅仅是对《触电案件解释》的修正, 而是在总结了前两种规定各自的合理性及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更加合理的归责原则:供电企业作为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是高度危险作业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电力设施产权人负有对自有产权范围内电力设施进行运行维护的义务, 应当确保电力设施本身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警示, 在高压触电案件中如果电力设施产权人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这样的注意义务, 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摘要：高压触电案件中的侵权主体问题, 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无论是将供电企业还是电力设施产权人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 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中的困难。本文主要采用理论法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 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 同时结合社会和司法实践, 对高压触电损害案件中的责任主体进行了分析, 区分了高压触电事故中的两类侵权人, 一是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二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二者分别承担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

关键词：触电,高度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

参考文献

[1]李开国, 张铣.触电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研究[J].现代法学, 2012 (01) .

[2]王利明.论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使用[J].中国法学, 2010 (06) .

[3]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解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无人身损害 篇10

1. 旅客人身损害之界定

依据2007年9月1日实施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铁路运输过程中因事故发生的损害可以分为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与路外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两类。故本文所讨论之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定为与铁路运输部门订立运输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铁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非因事故造成的旅客人身或财产损失、路外人身或财产损失由于法律法规未规定限额赔偿，故不在讨论之列。因铁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旅客财产损失由《铁路法》直接规定，比较明晰，也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2. 限额赔偿理论

限额赔偿原则又称限制责任原则，指法律对某些领域损害赔偿限制其最高数额。其主要运用在国家机关在公务活动中侵害他人利益和公用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性行业在业务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赔偿。1工业文明社会广泛采用先进科技成果，各种高度危险作业活动剧增，损害事故也由此增多。如果按照全额赔偿理论则生产企业将难以为继，只能选择破产，将严重影响企业从事高危行业的积极性。2

3. 限额赔偿与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的关系

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认为：“关于危险责任，应否限制其赔偿数额，系立法政策的重大问题。”3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没有确立高度危险责任适用限额赔偿的原则，却大量存在于《海商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可以认为，我国基本确立了对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同时采用限额赔偿的做法。例如，铁路和公路企业、从事电气运输和作业的企业、机动车驾驶员、飞机驾驶员，以及原子能设施的所有人的责任等。正如德国立法者所指出的“无过失责任只有在经济上加以限制时才能为人们所承受”4。

那么为何要对高度危险责任在适用无过错原则的同时采用限额赔偿？原因在于，在侵权法中，加害人的过错对确定赔偿责任范围是有重大影响的5，它表明的是法律对加害人行为的谴责程度。在无过错责任场合，无过错责任原则仅仅表明对某种危险性特别严重的侵权领域，要给予受害人更为妥善的保护。即使加害人没有过错也要承担侵权责任，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赔偿。6此时必须出于公平，对那些在事实上并无过错的责任人予以限额赔偿的保护。可以说，在高度危险领域，无过错责任是出于公平对过错责任的补救，限额赔偿是出于公平对无过错责任的补救。这便也引出了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额赔偿的问题。

二、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额赔偿存在的问题

1. 法律位阶较低

2007年9月1日实施的《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将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赔偿责任限额提高为人民币15万元。而2010年3月16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对限额赔偿进行规定。因此，我国现行的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额赔偿便完全依据《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一部国务院行政法规实施。尽管理论上限额赔偿制度确有合理之处，但仅凭一部由铁道部拟定国务院批准的行政法规作为我国唯一的铁路人身损害限额赔偿依据有失妥当。

2. 适用范围不明确

对于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33条之具体规定为：“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此条中“事故”一词并未区分责任人主观过错之有无，如上文所述，之所以在适用无过错责任时往往设置限额赔偿，是法律出于保护无过错责任人的考虑。在德国，“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与基于过错责任原则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是不同的。”7换言之，铁路旅客人身损害发生时，受害人既可以按照无过错责任请求权请求有限额的赔偿，也可以按照过错责任请求权请求按照实际损失予以赔偿，这样才能清晰明确的使限额赔偿制度保护应当得到保护的责任人。8

3. 限额过低且不合理

与其它限额赔偿相比，铁路旅客限额赔偿一直偏低，在2007年以前一直适用四万元的标准，07年《条例》颁布后适用15万元标准，但经过这几年时间，15万元的标准也逐渐不能满足受害人的需求。相比而言，其他运输业法律则以计算单位作为确定赔偿限额的标准，如我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际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按照下列规定执行：对每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16600计算单位；但是，旅客可以同承运人书面约定高于本项规定的赔偿责任限额。”

4. 赔偿资金来源单一

采用限额赔偿的原因之一是如果损害赔偿额度巨大，损害赔偿费用往往高于企业或个人的承受能力，企业面临破产，不利于社会经济、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并不是只有限定较低的赔偿限额才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增加赔偿资金的来源渠道也可以缓解责任企业的赔偿负担。解决方法是将过高的赔偿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即采取强制保险制度。通过强制参保的方式，将高度危险作业责任风险在广度和深度上进行分摊，通过建立行业赔偿基金方式进行理赔，避免高额赔偿和受害人无法受偿情况发生。而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赔偿金的来源中仅有两万元来自与强制保险，且缴纳保险费、承办保险业务的主题都不合理，故需要改进。

三、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额赔偿制度的改进

1. 是否限额与限额标准应由法律规定

应当修改《铁路法》，规定旅客人身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但有赔偿限额。此外，限额的具体标准也必须由法律或至少司法解释确定。

2. 明确适用标准

在《铁路法》中规定，在发生铁路事故时，旅客可以依据《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提出基于无过错责任的赔偿请求，其受偿金额受到限额的限制；也可以依据一般民事侵权法提出基于过错责任的赔偿请求，其受偿金额以实际损失进行责任分担后确定的金额为准。当受害人提出基于过错责任的赔偿请求时，铁道部门仍应承担对过错的举证责任，并且在受害人有过失时根据过失大小确定责任范围。

3. 赔偿限额的合理化

将赔偿限额确定为以全国城镇职工若干年的平均工资或以计算单位作为基本单位，而不能以货币单位作为基本单位，以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同时，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也可以适当考虑铁路部门的承受能力和当前铁路建设的发展需要。

4. 赔偿金额来源之改进

发达国家在高度危险责任赔偿中普遍建立了强制保险制度，英国是1930年建立的强制保险制度，德国是1939年建立，日本是1955年建立，法国是1958年建立。9我国也应当建立由铁路运营部门、铁路机械制造部门、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和铁路旅客共同承担的强制保险制度，由正规保险公司承保。但为避免在保险制度的支持下放松铁路部门的注意义务，还应当保留必要的赔偿份额，由法律规定铁路部门自行负担。但我国目前由铁路旅客在火车票中支付的2%的强制险则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宜改为旅客损害赔偿基金，据有限数据显示2010年1至11月份，运输总收入为4120亿元，10推测2010年客运总收入约为1800亿元，其2%为36亿元。对数目如此巨大的基金进行运作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聘请专业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并可允许基金中的积累部分有限度地投入运营。

四、结语——“有限制的责任”的相似之处与其合理化

冒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法律永远都需要鼓励冒险行为。限制那些从事有风险行业的责任人的责任正是法律对冒险行为的鼓励。随着人们权利保护意识的觉醒，债权人和消费者开始意识到这些“有限制的责任”带给他们的不公，在本文的范畴内，产生这样意识的则是铁路旅客。因此，这些“有限制的责任”必须要进行合理的变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毕竟公司的运转不仅需要股东，也需要债权人；新技术的运用不仅需要企业，更需要消费者；铁路运营离开旅客便没有任何意义。

1. 公司法之股东有限责任合理化

股东有限责任的合理化便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在治理结构上，经营权的中心由股东会转向董事会并在立法上形成以董事会职权法定为核心的董事会中心主义。现代西方治理结构则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上先走了一步，一方面经营权的中心进一步转移到经理层手中，另一方面外部董事的大量引入使董事会结构在根本上发生了转变。据SEC统计，美国上市公司中79%的董事为外部董事。即便在封闭的人合性更强的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合伙中，一旦股东使公司人格形骸化，或有限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则不能够再受有限责任之保护。

2. 侵权法之限额赔偿制度合理化

从股东有限责任的合理化可以推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便是确立一套合乎道义的能够使责任人不受“有限制的责任”保护的标准。在限额赔偿问题上，即是区分过错责任请求权与无过错责任请求权，而规定责任人仅在受害人以无过错责任请求权请求赔偿时受到限额的保护，并且在受害人以过错责任请求权请求赔偿时由责任人承担对自身过错的举证责任。

另外的一种合理化的途径则是提高限额尽从而可能的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并以经营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赔偿基金等方式扩大赔偿资金的来源，同时保证责任人在赔偿中的“必赔份”以使其不降低对危险的注意程度。简单来说，即以赔偿责任的社会化解决个体在此类赔偿中赔偿能力不足的问题。

摘要：本文从限额赔偿理论与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关系入手, 分析了我国铁路旅客人身损害限额赔偿制度的缺陷, 并提出完善建议。限额赔偿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对责任人赔偿责任的限制应当随社会发展有所变化, 使之合乎道义。

关键词：限额赔偿,无过错责任,旅客人身损害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561-564页

【2】徐凯桥:“社会本位视野下的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 《行政与法》, 2010年7月

【3】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18页

【4】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外国民法论文选》, 第18、316、317页。转引自:王利明“论无过失责任”, 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7555

【5】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438页

【6】杨立新“规定无过错责任应当着重解决限额赔偿问题”,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2009年3月

【7】同上注

【8】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209条规定:“经证明, 引起赔偿请求的损失是由于责任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 责任人无权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32条也规定了民用航空承运人的除外责任:“经证明, 航空运输中的损失是由于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 承运人无权援用本法第128条、第129条有关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9】徐凯桥:“社会本位视野下的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 《行政与法》,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