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损害

人身损害（通用12篇）

人身损害 篇1

摘要：针对实践中医疗损害和其他人身损害是否存在区别这一问题, 作者通过比较总结出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在行为目的、行为对象、行为属性、过错形态和过错认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并分析了医疗损害自身独有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医疗损害,人身损害,医疗损害责任

《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前, 医疗损害区别于其他人身损害, 有其独立适用的法律制度。现行《侵权责任法》中亦将医疗损害责任单列一章, 将其作为特殊的侵权责任。这种法律制度上的设定, 表明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存在区别。作者认为, 医疗损害应当包括无过错医疗损害和有过错医疗损害, 通过对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二者的比较, 探讨在实践中医疗损害和其他人身损害存在何种区别。

1 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的区别

1.1 两种损害目的不同

其他人身损害因故意或过失而产生损害行为;而医疗行为是以救治患者为前提, 不得不以小的伤害换取患者的康复为目的。任何医疗行为尤其是手术、特殊治疗检查, 都是对人体采用以侵入性为前提的操作方式来治疗患者疾病。这种损害无法避免, 是诊疗治疗的必需过程。医疗诊治实施过程, 可以给患者带来疾病治愈、缓解的快乐和希望;同时又会因技术的局限、药品不良反应, 产品、试剂、设施的科学水平不完善, 患者体质对治疗的敏感度等, 出现对患者人体损害。这种伤害的出现一定是基于必须为患者治病, 而不是出于其他目的。

1.2 两种损害作用对象不同

医疗服务和因此可能产生医疗损害的对象是有疾病、或生理发生变化的人, 不是健康的人群。患者本身具有健康问题才会问诊就医, 医疗服务是基于患者到医院诊治, 而非医师主动进行诊治;而其他人身损害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受到不法侵害, 造成伤害、残疾、死亡及精神损害, 其作用对象不受此限制。

1.3 两种损害行为属性不同

医疗损害行为具有合法性和违法性共存的状况, 而其他人身损害具有违法性。医疗损害的发生是基于医师为患者治病的过程, 如手术行为虽然也是对患者的损害, 但却是治疗的必须, 具有合法的授权;如果手术中违反诊疗常规, 这就具有了违法性。因此当患者出现医疗损害时一定是存在着合法性与违法性交织的情形, 往往较难区分, 故需要业内专家判断分析;而其他人身伤害只是存在违法性, 较为单一, 容易区分。

1.4 两种损害归责原则存在差异

医疗行为主要适用过错原则, 没有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其他人身损害包括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失责任原则以及公平责任原则。鉴于医学科学的复杂性, 《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不适用其他人身损害可能出现的过错推定原则和公平原则。

1.5 两种损害主观过错不同

医疗损害的主观方面一定是过失, 不存在故意, 否则质变为刑事犯罪;而其他人身损害的主观方面则既可能是故意, 也可能是过失。民法理论中的过错概念包括故意和过失。医疗过错是特指医疗诊疗行为中, 医务人员虽然违反法律法规, 但其并不想也不愿意出现对患者不利后果, 而是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导致患者出现损害后果, 一定没有产生医疗损害的主观故意。

1.6 两种损害责任认定方法不同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特殊性和复杂性, 医疗损害赔偿以医疗损害鉴定为依据, 而其他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度一般通过法官判断或者自由裁量。医疗损害中的因果关系很复杂,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 损害结果往往是由多个原因造成。很多案件到最后实质上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而是一个医学问题。审判实践中, 医疗鉴定是责任认定的关键;而其他人身损害责任认定相对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容易许多, 不及医疗损害责任认定对专业性和复杂性的要求程度, 一般由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常识通过自由裁量决定。

1.7 损害发生几率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的创新性、探索性, 决定了医疗损害发生的必然性。随着医学的探索, 对疾病治疗的方案也在更新、创新, 受到科技水平的制约、实验条件的限制等因素、任何药物、医疗器械产品的发明都具有一定的使用风险。医疗服务本身就存在缺陷、不完美的服务, 医疗损害的发生是世界各国都难以规避的难题。

2 医疗损害特点

2.1 医疗行为的局限性

医学科学是经验性科学, 医疗损害源于医学的局限性。临床医生精准的诊疗水平离不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完善的医学理论基础。但是, 现代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建立发展, 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学科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的局限性, 致使医学学科理论建设尚不够完善, 至今医学科学仍然存在大量未知。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很多疾病难以准确诊断, 还有的疾病即使诊断清楚也暂时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有时即使是治疗措施完备, 由于患者个人体质及病情的差异也难以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

2.2 损害的不可预知性

疾病的发展常常伴随不可预知的突变或者并发症, 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例如急性心肌梗死形成不可逆坏死时, 即使得到医生的及时施救, 愈后也会产生不良后果。另外如手术后卧床、产后和创伤之后易形成静脉血栓和栓子脱落, 导致肺大面积梗死, 常常因来不及救助发生猝死。

2.3 损害的难以避免性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具有难以避免性。许多不良医疗后果是疾病存在发生发展的自然转归, 大部分对疾病进行医学干预的作用有限, 如果把握不好甚至有害。另外, 医疗损害的侵害性还体现在药物本身具有毒副作用上, 此种毒副作用无法避免。明知有损害也要用, 一般人身损害则不涉及这个问题。药物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 即使是具有特定作用、特殊靶细胞的药物, 也同样存在其他作用。其在发挥药物作用时, 可以对病理组织发生作用, 调整异常功能, 但也可能损害正常组织, 干扰正常生理机能。因此, 药物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药物剂量, 严防药物毒副作用出现, 或者使用拮抗药物, 避免、减轻毒副作用。

2.4 损害的普遍性

人体遗传基因不同以及体质的特异性, 使得医疗损害的发生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 更具有普遍性。就人的因素而言, 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殊性, 具体表现在性格差别、体质差别、基因差别、解剖变异等。疾病在发生、发展和演变中, 在每个人身体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正是人类个体的普遍差异性导致医生需要考虑每个患者对疾病的不同表现, 进行不同的处置行为, 治疗的结果也就千差万别。同时, 疾病发生、发展和演变, 除了受患者个人特殊体质影响以外, 还会受到病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治疗时机、治疗方式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 由于疾病的转归、患者的体质特异性的存在, 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普遍性。

2.5 损害的复杂性

两种损害相比, 医疗损害具有复杂性。医疗专业知识具有不断更新性、探索性, 疾病表现特征具有交叉性和混杂性。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 单学科人员难以全面掌握, 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疾病, 专科医师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医疗损害的发生与其他人身损害相比具有复杂性。随着分子生物学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 医学将进一步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进一步发展, 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多学科交叉渗透性和发展性等显著特点, 这些特点使医务人员在专业性面前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医务人员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精湛的技术, 了解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能适应医学科学迅猛发展。

3 讨论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 医疗损害和其他人身损害在行为目的、行为对象、行为属性、过错形态及过错认定、责任归责原则、损害结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另外, 医疗损害因医疗行业的特殊性, 其自身又具备诸如损害发生的必然性、损害后果的不可预知性等特点。因此, 笔者认为, 比较医疗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差别的基础上, 从医疗损害的认定、医疗赔偿的范围及标准、医疗损害赔偿形式及支付方式等方面出发, 应当考虑建立一套区别于其他人身损害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

人身损害 篇2

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治疗费、住院费的单据或病历、处方认定。

2、误工费

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受害人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法医鉴定或者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等认定。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的赔偿应当按照其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海南省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3、伙食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元/天)×住院天数赔偿。

4、护理费

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护理费的赔偿可以按照本意见关于误工费的规定计算。

护理人员无收入的，护理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计算。

5、交通费

交通费的票据应与就医次数相符。票据少于就医次数的，一般可根据实际票据认定;票据多于就医次数的，应以实际就医次数认定。

6、住宿费

住宿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以住宿费的收据为凭。

7、营养费

营养费的赔偿，可以按照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标准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比例计算。

8、残疾赔偿金

(1)受害人在60岁以下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伤残赔偿系数

(2)受害人在60-74岁之间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受害人实际年龄-60岁)]×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受害人实际年龄-60岁)]×伤残赔偿系数

(3)受害人在75岁以上

城镇居民残疾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5年×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5年×伤残赔偿系数

9、残疾用具费

因残疾需要配制补偿功能的器具的，应当根据治疗医院的证明或法医意见，结合使用者的年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器具使用年限等因素，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赔偿数额。

10、丧葬费

丧葬费，按照侵权行为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

11、死亡赔偿金

(1)受害人在60周岁以下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

(2)受害人在60-74岁之间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3)受害人在75岁以上

城镇居民死亡赔偿金=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5年

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农民人均纯收入元×5年

12、生活费

(1)被抚养人在18周岁以下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18-被抚养人实际年龄)÷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18-被抚养人实际年龄)÷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2)被抚养人在18-60周岁之间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20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20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3)被抚养人在60-74周岁之间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20年-(死亡人实际年龄-60岁)] ﹜÷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4)被抚养人在75周岁以上

城镇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元×5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农村居民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金额=(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额元×5年)÷对被抚养人承担扶养义务的人数×伤残赔偿系数(受害人死亡的，不乘以伤残赔偿系数)

13、抚慰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研究

随着侵权案件的数目上升为仅次于离婚纠纷案件的第二大案件，而侵权案件中又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为主，因此作为影响我国立法制度、司法实践、学术研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已经成为最富有争议的问题。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自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5月颁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有了明显发展，尽管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未能达到完全同意，只能说是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从该解释规定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在某些方面放映了我国侵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进步，但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的操作中，人身损害赔偿的一些赔偿项目的具体赔偿标准也需要改进和统一。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立法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我国虽然在立法思想上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极为不同。在此立法思想影响下，导致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存在以下具体问题：

（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规定不系统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成体系。其中最完整、最具操作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已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尽管该《解释》有一个目的就是力图解决我国目前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状况，但仅仅在某些范围内达到了有限的统一。

（二）计算基数标准规定不合理

我国现行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被抚养人生活费采取城乡双重标准，即“按照受诉法院居民人均纯收入在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立法者考虑的主要是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存在着差距，却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同命不同价”及“撞了城里人不如撞了农村人”，难以解决“农村人难以承担侵害城里人后所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等问题。

（三）回避了所失利益中机会丧失的赔偿问题

大陆法系规定，因为劳动力丧失或死亡导致丧失本可能获得的利益，按其是否与契约的内容或法规保护的意旨相同而定，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主要以主观计算为主，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以客观计算为主。由于机会损害具有不确定性，且不易量化，为了防止不确定性的扩张，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赔偿金计算的准确性，保守的规定就成为当然的选择。然而，这样的选择，是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我国有必要修正对机会利益丧失的救济态度。

（四）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规定不明确

《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受害人及其近亲属除了有权请求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其数额参照《解释》予以确定。但依据新的司法解释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应该是死亡赔偿金和残疾 ，他们分别为独立的赔偿请求内容。因此，精神损害抚慰金未得到确定。

（五）对于定型化赔偿关于年限的规定不合理

大陆法系采用传统做法，按照平均寿命计算定期给付。我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虽然《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受害人享有再次起诉的权利，但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远远不够，即使如该《解释》的起草者所说的，由于该解释未规定可以请求的次数，可以重复请求赔偿，但与正常的语意理解不符合。所以，此赔偿标准明显不符合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与要求，应予修改。而且对0岁以上至60岁以下的人的残疾赔偿金都采用赔偿20年的做法不符合客观的损失，使得不同的年龄的人获得相等的赔偿，看似公平实则并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很难认定具有合理性。

二、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建议

（一）制定侵权法典，统一人身损害赔偿规定

1、尽快制定《侵权行为法》。人身损害赔偿是侵权行为法的重要内容，在制定《侵权行为法》的时候，一定要对人身损害赔偿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作出完整、全面、完善的规定。

2、《侵权行为法》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应当统一、具体、可操作性强。

3、在立法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就实践中存在的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形成基本制度由立法规定，具体问题由司法解释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格局。司法解释的内容，不是基本制度的规定，而是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怎样实施和操作，使《侵权行为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贯彻执行，真正发挥保护自然人生命健康权的作用和功能。

（二）统一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废除城乡双重标准

现行解释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受害人的户籍所在地来区分，明显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城乡双重标准，建议仿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即第一，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标准，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20倍；造成死亡的赔偿20倍。第二，赔偿减少收入的标准，确定为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最高额为5倍。

（三）对机会丧失赔偿建立损害赔偿制度

由于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机会丧失损害赔偿问题，因此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应该参照大陆法系对机会丧失的相关规定根据全部赔偿原则，计算机会丧失赔偿时应以主观计算为主，但当主观计算有困难时，采用客观计算，当事人能够举证可以采用主观计算时，则采用主观计算。

（四）通过斟酌的具体情节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

关于确定人身损害抚慰金赔偿数额的基本原则，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方法是由人民法院斟酌案件的全部情况，确定赔偿金额”，这一意见对于确定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赔偿数额也是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斟酌的情节又规定为：“（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水平。”在决定人身损害赔偿抚慰金的数额时，应当根据这些情况，酌定抚慰金数额。

（五）采用人均存活年限作为赔偿年限

我国确定赔偿期限为20年的原因有：（1）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相一致，我国《国际赔偿法》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都规定了20年的赔偿期限；（2）由于赔偿金需一次性给付，且不扣除期前利息；（3）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缺点是期限过长难免加重实际生活与实际利益不一致的情形，可能造成不当得利。（4）赋予赔偿权利人就赔偿期限届满后再次起诉的权利。因此，对年限过长可能导致不当得利一项，可以通过大陆法系因果修补原则给付定期金的赔偿方式得以弥补；而对应与现行法律相一致一项，可通过法律位阶效力来解决，且因为此规定是法律制度中一直存在的漏洞，应当予以改正。对再次起诉权已无必要且诉讼成本过高，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作者单位：沙县人民法院监察室）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1版，第260页。

[2]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3]张新宝：《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若干赔偿问题的质疑与探讨》，《民商法学》，2005年第5期。

[4]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研究》，《民商法学》，2005年第6期。

在园幼儿人身损害典型案例分析 篇4

一、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幼儿园的办学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园内的教育教学设施也不存在危险或不合理之处。“老鹰捉小鸡”游戏通常是安全的且适合本案刘某、杨某年龄段的幼儿玩耍,游戏现场亦有教师带领指挥,园方尽到了教育、管理义务,对发生本次损害后果无法预见,主观上没有过错。且事故发生后,幼儿园及时救助了受伤的刘某并及时通知了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因此对刘某所受伤害,幼儿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杨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加“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幼儿园的规章制度,其对玩游戏时被甩出进而撞倒刘某致其受伤的后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幼儿园和杨某对刘某所受伤害均不构成侵权,但在起因上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刘某的受伤给其家庭造成了较大损失,根据公平原则,幼儿园和杨某应对刘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终判决幼儿园和杨某分别补偿刘某40%和30%的损失。

二、裁判结果分析

1. 幼儿属于法律上的特殊群体,幼儿园应承担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

在教育机构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即幼儿园对幼儿伤害事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且这种过错是推定过错,证明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幼儿园,只要幼儿园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即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

在本案中,幼儿园只有证明了其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才可能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而实际情况是,幼儿园教师带领幼儿做游戏的场地位于教学楼周边、操场的一个角上,该位置旁有园医务室的一级台阶,整个场地活动范围有限。这才导致刘某和杨某都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伤害。“老鹰捉小鸡”游戏由于其跑动性强、活动范围广,因而要求活动场地应平整、富有弹性且场地范围足够大才能满足游戏本身可能发生的脱手、追逐等情形的要求。幼儿园教师对于游戏场地的选择显然存在很大的疏忽大意。同时,对于未参与游戏的刘某等幼儿,教师也未另行合理安排其活动场地,而是任其自由活动,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案一审法院在认定幼儿园是否尽到教育、管理义务时,忽略了对组织游戏过程中幼儿园应尽的安全保卫义务的审查,对幼儿园作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 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杨某的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在教师的带领下做游戏被甩出,撞倒了刘某。在这一过程中,杨某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也没有违反幼儿园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杨某对刘某受伤的后果既没有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即其对损害的发生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因此,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意见》第十条规定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其中之一为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杨某撞倒刘某的过程中,杨某家长没有表现出任何疏于管教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杨某的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他们对刘某人身损害的后果没有任何过错。

人身损害调解协议（定稿） 篇5

甲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妻子： 身份证号码： 证明人：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就乙方于【2017】年【9】月【29】日在洪都南大道同步集团拆除楼顶钢结构发生的人身损害相关事实进行确认，并经过友好协商，就赔偿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自愿承担乙方因上述人身损害而发生的合理必要的前期医疗费用人民币元(凭甲方认可的医院有效票据结算,如乙方弄虚作假,甲方有权追回乙方虚报的费用)。

二、双方依据法律或者合同协商确定的，甲方赔偿给乙方的所有费用，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后续的全部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人民币元。

三、甲乙双方经过协商确定：甲方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向乙方另行支付以上两项费用元人民币。

四、乙方在收到甲方全部款项后，应向甲方出具收到该款项的收条。

五、乙方收取上述费用后，本协议中乙方人身损害赔偿事宜即处理终结，乙方不再向甲方及相关人员、单位主张任何权利，乙方出现任何问题均与甲方无关。

六、乙方对甲方表示宽容和谅解，乙方不再追究甲方的相关法律责任，也不再向法院诉讼。

七、本协议的签订并不直接或间接的表示甲方认可对乙方此损害负有过错或法律责任。

八、乙方如违反本协议，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甲方支付的全部费用并承担全部费用20%的违约金。

九、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签字并按手印后生效。

甲方：乙方：公证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年 月 日

证明人：

在园幼儿人身损害典型案例分析 篇6

一、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幼儿园的办学条件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园内的教育教学设施也不存在危险或不合理之处。“老鹰捉小鸡”游戏通常是安全的且适合本案刘某、杨某年龄段的幼儿玩耍，游戏现场亦有教师带领指挥，园方尽到了教育、管理义务，对发生本次损害后果无法预见，主观上没有过错。且事故发生后。幼儿园及时救助了受伤的刘某并及时通知了刘某的法定代理人，因此对刘某所受伤害，幼儿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杨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教师的带领下参加“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未违反法律规定和幼儿园的规章制度，其对玩游戏时被甩出进而撞倒刘某致其受伤的后果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幼儿园和杨某对刘某所受伤害均不构成侵权，但在起因上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刘某的受伤给其家庭造成了较大损失，根据公平原则，幼儿园和杨某应对刘某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终判决幼儿园和杨某分别补偿刘某40%和30%的损失。

二、裁判结果分析

1.幼儿属于法律上的特殊群体，幼儿同应承担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

在教育机构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民法通则意见》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丰日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即幼儿同对幼儿伤害事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且这种过错是推定过错，证明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幼儿园，只要幼儿园不能证明其无过错，即推定其有过错并承担民事责任。

在本案中，幼儿园只有证明了其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才可能免除其民事赔偿责任。而实际情况是、幼儿园教师带领幼儿做游戏的场地位于教学楼周边、操场的一个角上，该位置旁有园医务室的一级台阶，整个场地活动范围有限。这才导致刘某和杨某都在此次事故中受到伤害。“老鹰捉小鸡”游戏由于其跑动性强、活动范围广，因而要求活动场地应平整、富有弹性且场地范围足够大才能满足游戏本身可能发生的脱手、追逐等情形的要求。幼儿园教师对于游戏场地的选择显然存在很大的疏忽大意。同时，对于未参与游戏的刘某等幼儿。教师也未另行合理安排其活动场地。而是任其自由活动，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案一审法院在认定幼儿园是否尽到教育、管理义务时。忽略了对组织游戏过程中幼儿园应尽的安全保卫义务的审查，对幼儿园作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杨某的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在教师的带领下做游戏被甩出，撞倒了刘某。在这一过程中，杨某的行为既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也没有违反幼儿园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杨某对刘某受伤的后果既没有预见到，也不可能预见到，即其对损害的发生既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因此，杨某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意见》第十条规定了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其中之一为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杨某掩。倒刘某的过程中，杨某家长没有表现出任何疏于管教的行为。这足以证明。杨某的家长已经尽到了监护职责。他们对刘某人身损害的后果没有任何过错。

人身损害 篇7

(1) 房主与农村建筑队的法律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落后, 使用无资质建房班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 农村工匠闲时做工, 农忙时务农。既不耽误农业生产, 又能增加经济收入, 是一种天然的小农经济模式。我国建筑法第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抢险救灾及其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 不适用本法。”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排除农村自建房房主与建筑队不管有无资质, 都不是建筑合同关系。

笔者认为农村自建房的房主和建筑队之间可能存在两种法律关系。

1. 一种承揽法律关系。

通过口头或简单的书面协议, 房主把建房工程交给建筑队负责人, 可以整体承包, 也可以分包, 或承包后再转包。房主在房屋建成后一般情况下是直接将建房款交于建筑队负责人, 由建筑队负责人给工人发放工资。以一定的工作成果作为合同标的, 构成承揽法律关系

2. 另一种是雇佣关系。

房主直接雇佣工匠、小工。直接指派任务, 并直接给工人发工资。这种以提供劳动为标的合同, 应该认定为雇佣关系。

(2) 建筑队负责人与其雇佣的工匠、小工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应认定为雇佣关系, 因为工匠、小工的工资都有固定的标准, 工资发放人为建筑队的负责人。应该成立雇佣法律关系。

(3) 建筑队作为发包人与分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 农村建筑队可能把全部的建房工作都承包下来, 包括旧房的拆除, 内部装修等, 并把部分工作转包给更小的建筑队, 比如拆房或砸墙班, 打夯班, 装修队。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关系, 雇佣和承揽。笔者认为如果将一部分工作整体转包给另一建筑队, 应适用承揽关系。如果按天结算工资, 应定性为雇佣关系。区分标准同上。

(4) 房主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般情况下, 房主与工匠、小工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在雇员受害的情况下, 房主与受害方可能会产生侵权的法律关系。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原则为过错原则, 所以在认定房主对没有直接雇佣关系的建筑队工人受害承担的责任的要求是, 房主具有过错。

二、农村建房事故中责任承担问题分析

由于农村建房的特殊性,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涉及到房主与建筑队承包人的关系, 建筑队承包人与下面工匠、小工的关系等等。一旦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确定房主与建筑队负责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责任的承担就显得至关重要。

(1) 雇用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判定

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的主要观点的分歧点在于房主与建筑队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上。传统的区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 工作对于雇主的商业行为而言是否完整和不可缺少, 不过这些工作不是临时应急的就应当认定为雇员;第二, 报酬的确定是以工作时间还是工作效果为标准。雇佣一般一工作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标准, 而承揽一般是以整体的工作效果来确定;第三, 工作时间、地点、进度是否由劳务提供方来决定。如果能自行决定则为承揽人;第四, 又谁提供工具、设备。雇员一般使用雇主的工具、设备, 承揽人一般自备工具、设备。第五, 领取报酬的方式是固定的还是一次性。雇员领取报酬的方式一般比较固定, 承揽人一般是一次性。雇佣关系的雇员一般收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 雇主的权利受到限制, 而承揽关系的双方地位平等。

法经济学的角度下也能提供全新的思路。风险责任的承担问题就是风险责任的分配问题。利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引用汉德法则, 在一个事件中, 一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小, 该当事人就应当采取措施, 控制风险, 即风险责任由其承担。换句话说, 风险成本小的当事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风险, 发生事故, 责任由其承担;如果他已采取适当的措施, 然事故仍然发生, 他不承担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的风险成本相等, 行为人自担风险责任。房主和建筑队的负责人的风险成本就是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 在二者相等而其他因素亦相似的场合, 人们肯定更倾向于那种能够提供最经济地避免损失的方法的责任规则。经济预防原则, 即对于不经济的损害, 应通过对能够最廉价地避免风险的人课以责任的方式予以防止。在雇佣与承揽很难区分的个案中, 引用汉德法则也许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2) 各方责任的承担

事实上, 无论是按照承揽合同还是雇用合同来确定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的关系, 均是为了分清在建房过程中发生事故各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1. 雇主责任的承担

如果房主与承建人之间系雇用关系, 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用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这符合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雇员为雇主完成工作, 雇主为受益人, 让雇主获利的同时负担风险, 符合民法权利义务一致的基本原则。

2. 房主责任的承担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村自建房必须需要资质, 因此以无资质建房认定房主存在过错, 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的支持。因此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以及第十条的规定。但是, 《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规定来看, 国务院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要求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的范围仅限于“村庄、集镇规划区内”, 而非全部建筑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定很难操作, 因为很多地区并没有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如果教条的执行将会在客观上加重房主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只有在村镇规划区内建房, 并且当地存在在个体工匠资质审查机构的才有可能适用《解释》第十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 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做、指示者选择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谓选任有过错, 是指定作人对承揽人的选择有明显过错, 如明知承揽人没有从业资格而选任。如果需要个体工匠有资质, 而房主明知个体工匠没有资质而使用的,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否则房主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建造活动中由他人召集或介绍施工人员, 报酬由房主直接支付, 召集人或者介绍人与其他施工人员同工同酬, 发生伤亡的, 房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召集人对建造活动进行指挥、管理, 由于指挥、管理不当造成伤亡的, 房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召集人追偿。

3. 事故受害人自身应当承担责任

(1) 依法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施工的, 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伤亡,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个体工匠在施工中发生伤亡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存在过错的应由自身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 对于建筑队中的力工、小工因为不具备专业技能, 无法办理个体工匠资质的, 应该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自身有过错的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3) 对于建筑队的工匠、小工结成合伙关系的, 应按照合伙关系分担民事责任。

结语:除极特殊情况可适用雇佣关系外, 农村中没有资质的建房班与房主之间的建房合同应属于承揽合同, 而不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对于雇员受害责任的承担问题不能适用《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应主要依据雇佣关系, 雇工之间存在合伙情形的适用合伙关系, 同时参照《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确定各方赔偿责任。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农村建房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但是农村自建房还存在大量采用无资质的建房班的现象。由于无资质建房班缺乏必要的建筑资质, 工匠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培训、考核。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而对农村自建房时, 由于将建房发包给无资质的建筑队, 导致发生了大量的雇员受害案件的发生。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自建房的雇员受害并没有明文规定使用何种法律, 导致出现伤亡事故导致的民事赔偿案件审理时出现困境。本文试图从现有的法律法规中结合法理为解决这类案件找到依据。以期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自建房,房主,建筑队负责人,资质,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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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 篇8

志愿者是指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 自愿以智力, 体力、技能等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经注册、登记或者通过招募的个人。其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无偿性。在国家积极转变社会管理模式的当今, 志愿者及志愿组织在灾难救助、日常公益服务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 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损后, 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补偿。这严重影响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 进而论证国家对志愿者人数损害进行补偿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必要性, 尝试探讨建立相关的制度以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

二、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

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 承担责任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 由志愿服务组织承担责任。当志愿者受到人身损害后, 根据相关法律, 志愿组织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志愿服务组织不存在过错时, 其有提供相应协助的责任;二是志愿服务组织存在过错时, 其应承担过错责任。

在志愿者组织不存在任何过错的情况下, 志愿者受到侵害时, 该组织也有提供相应的救济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再根据民事诉讼第十五条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服务过程中, 志愿者是与志愿服务组织有紧密的联系, 因此, 当志愿者的人身受到侵害时, 其应向造成损害的主体主张赔偿责任, 而志愿服务组织应支持其起诉, 并在必要时承担民事责任。《广州市志愿服务条例》也明确规定, 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遭到接受志愿服务的单位、个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侵害的,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协助志愿者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

志愿服务组织存在过错时, 其应承担过错责任。当志愿者受到人身侵害并且不能获得保险理赔或在保险范围内保险金额不足以弥补损失的, 其可以将索偿的目光投向志愿者组织。这种情况下, 志愿者组织承担责任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 即在志愿者组织存在过错时, 应对志愿者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志愿者组织克尽职责地履行了其基本义务, 就不能算其有过错, 也就不应当承担责任。

第二, 由志愿服务对象承担责任。当志愿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产生纠纷 , 发生人身损害行为时 , 如果属于志愿者依照志愿者组织的安排 , 在向服务对象提供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 , 应由做出侵权行为的服务对象承担法律责任 , 赔偿志愿者的损失。或者基于无因管理关系, 则应由服务对象给予补偿。

第三, 由第三人承担责任。这里所指的第三人是指除了志愿者本人、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对象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或者组织, 当然还包括志愿活动中的其他志愿者。若是第三人侵权造成志愿者的意外的人身伤害, 那么应由侵权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志愿者购买了保险时, 则可以获得保险人的理赔。

第四, 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如果志愿者本人受到人身侵害时, 是由于其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则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

需要指出, 侵权行为不可避免地还会存在混合责任的情况, 即以上四类主体中的任意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承担责任的情况。但因为混合责任的情况的主体依旧是以上四类, 故不赘述。

可以看出, 以上四类主体承担责任的情形并不能涵盖所有志愿者人身受损的情形。例如, 志愿者在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被突如其来的冰雹砸伤, 而冰雹的发生是事先未能预见的。这一类的意外事件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 无论按照特殊侵权或者一般侵权, 都无法归责于上述四种主体, 我们不妨将这类情况称之为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针对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国家补偿制度, 探索建立由国家对志愿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并且因无可归责而得不到救济的志愿者给予补偿的制度。

三、建立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

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的性质是补偿责任。然而, 关于国家补偿责任, 现行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之所以称之为“补偿”, 是为了与国家赔偿概念区分。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行使职权过程中有法律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 依法应给予的赔偿。可见国家赔偿是与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笔者所探究国家补偿责任并不以违法行为为基础, 而是基于制定的规范产生。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成果不仅使服务对象收益, 也归属于整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人身损害, 是为了维护他人利益、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特别牺牲。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管人。为维护志愿者个人权益, 国家应对这种损失做出适当补偿。

笔者之所以认为应当由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给予补偿, 具体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 从法理上看, 根据公平负担理论, 国家应当给予补偿。

公平负担理论, 又称社会比较理论, 是法国的主流公法理论之一。公平负担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民主文明社会中, 人人平等地享受权利, 也应平等地分担社会负担;如果有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者收到了特别的损害, 国家应给予其以特别的补偿, 将这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 从而使社会负担均衡。18世纪的普罗文斯说:“如果居民为整个社团蒙受损失或为止提供物资, 那么他理应受到补偿。但如果他仅承受了施加于每个居民的普通负担, 则又另当别论。”

志愿服务具有公益性, 即是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为了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们本已经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虽然志愿服务具有无偿性, 志愿者是自愿无偿地承担这部分特别的义务, 但如果因为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招致人身损害, 显然属于受到了特别的损害, 假设有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无因管理等途径可资救济, 这种损害可以得到充分填补时, 我们认为没有运用公平负担理论要求国家补偿的必要。但是, 当出现意外事件等情况而不存在上述这些救济途径, 这些既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又受到了特别的损害的志愿者则当然应当按照公平负担理论由国家予以补偿。

第二, 与社会救助的对象相比较, 志愿者更应当得到国家经济救济。

社会救助是国家面向贫困人口和不幸者组成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服务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政策, 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和义务, 采取的是无偿援助的方式, 目标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摆脱生存危机, 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救助的外延, 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和其他针对弱势群体的辅助措施。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 包括老、弱、病、残等这一类的生理性弱势群体, 以及下岗、失业等社会性弱势群体。

社会弱势群体从国家获得救济并不是基于其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也就是说一个人也许对国家对社会并未做出贡献, 但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符合社会救助的法定条件即可得到国家的救济。那么,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朴素的比较, 志愿者是在提供公益性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侵害的, 相比一般的社会救助的对象, 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或者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 因此更应当获得国家的经济救济。

第三, 从宪法上看, 国家有义务给予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

志愿者是为维护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而使自己利益受损的, 却又不无法归责于组织者、服务对象、自身或第三人时, 理应受到宪法的保护, 有权获得物质帮助。所以这些规定虽未明确地赋予志愿者以具体的权利,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此法条中推导出国家有责任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给予补偿。

第四, 由国家给予补偿有其现实必要性。

法律具有导向功能, 即指引人们行为的功能, 法律通过肯定、限制或者禁止某些行为使人们事先衡量法律后果, 从而促使人们多为立法者鼓励的行为, 少做、不做立法者反对的行为。笔者认为, 志愿服务具有弥补政府服务、市场服务不足的功能:不仅直接维护了国家、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福祉。同时, 志愿服务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中华民族“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互相融合, 有利于全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风尚和互助精神, 对培育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美德, 在弘扬社会正气、维护公共秩序, 引导社会风气、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 志愿服务无疑属于立法者应当肯定的行为。

而志愿者是志愿服务的核心, 他们在整个志愿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任何志愿活动的圆满完成都是由志愿者脚踏实地工作才能完成。志愿者为社会的福利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志愿者的付出获得了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回报, 这样良性的反馈机制引导着志愿服务的健康发展。如果国家不对因志愿服务受有损害且没有其他救济途径或者其他救济不足以填补损失的志愿者给予补偿, 放任这些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 又受到了特别的损害的人自生自灭, 显然令社会心寒, 使人们不敢于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不利于志愿服务的发展。

当前, 不少志愿者从事志愿活动过程中遭受损害却因无可归责而只能自力承担的情况日益增多, 这无疑已经成为志愿服务发展的一大隐忧。

四、构建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的具体建议

第一, 明确补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 在建立国家责任制度时, 必须对国家责任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定:必须满足志愿服务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 并且无可归责的要件。严格限定国家补偿责任范围, 只对无可归责的、因志愿服务受损的志愿者给予补偿, 将可以通过对其他主体进行追责而得到补偿的情况排除在外。原因如下:

首先, 财政资源是有限的, 要将所有的志愿者损害涵摄在内, 显然国家无力承担。

更重要的是, 国家没有必要承担所有的志愿者损害。笔者强调, 国家补偿责任是建立在在现有法律框架中赔偿责任无法涵盖的那一部分基础之上的, 它是兜底制度, 只救济现有法律不救济的对象。根据现有的法律框架, 前述四种志愿者受损害的情况是分别由组织方、服务对象、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责任, 便无须国家补偿的介入。

这样严格限定国家补偿责任范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 防止国家责任无限延伸;第二, 保障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补偿真正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 应当同时具备以下要件才属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范围:

1、损害事实的存在。即造成志愿者人身损害的客观情况, 此处的损害事实类似于侵权行为法中的“侵权行为”概念。但因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原因多不存在“行为”即人的参与, 故称之为“损害事实”。

2、受损害者是从事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这是国家补偿责任对象的主体要件, 必须是志愿者才有资格获得国家补偿。

3、受损害事实发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此处的“志愿服务过程”应当作适当扩张解释, 除了包括志愿服务过程本身, 还应当包括前往志愿服务地点的途中、志愿服务的前期准备过程、离开志愿服务地点返回途中。因为这些过程是志愿服务过程必备的前提和适当延伸, 虽不为文义解释所涵摄, 但从论理上应当包含更为合理。

4、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 即志愿者的身体、健康受到的损害情况。之所以将国家补偿责任只限定于人身损害, 不包括财产损害, 是因为我们认为人身损害的严重性超过了任何财产损害, 人身损害无可归责时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建立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是法律上无可救济却亟待救济的情况下, 系突破原有框架新创制度, 不应当一下子涵盖救济紧迫性较低、操作难度更大的财产损害, 所以财产损害应当让位于人身损害。但不意味着今后财产损害也不能纳入该制度。

5、损害事实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即损害事实客观地、直接地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6、按照现有法律, 属于无可归责的情况。将可以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无因管理等途径对其他主体进行追责而得到补偿的情况排除在外。

第二, 设立有效、可行的补偿程序。

在给付国家补偿时, 必须进行严格审核, 确定申请者确实满足上述要件, 既要做到真正使国家补偿制度的目标对象得到救济, 又要有效防止不满足条件者得到救济。笔者认为, 应当探索建立与之配套的行政确认程序作为国家给付补偿的前置程序, 必须先由相关行政确认主体确认申请者满足上述要件, 才能由国家补偿主体给付补偿。

因此, 应当设立新的专事受理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确认申请的行政机关或者在现有的行政确认机关中设立新的专门部门从事此事。

第三, 国家补偿的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保障是实施国家对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责任制度, 发挥制度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应当将国家补偿的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按比例划拨“志愿者人身损害的补偿专项资金”, 以保障受到无可归责的人身损害的志愿者能够得到国家补偿金, 使其损失得到充分的填补。

要真正实施无可归责的志愿者人身伤害补偿制度仍有许多值得思考和解决的地方。本文仅是抛砖引玉, 以引起学者和专家的关注与讨论, 进而能共同促进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要：随着志愿服务的发展, 志愿者人身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但有时却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和补偿。在志愿者人身损害责任主体无何归责的情况下, 国家对志愿者的补偿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志愿者,人身损害,无可归责,国家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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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 篇9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的责任属性, 目前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是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设备致人损害;另一种是定性为作业致人损害责任, 即高压电作业致人损害。 (1)

从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出发, 可以推导出关于高压触电致人损害责任主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果定性为物件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自然就是物件的所有权人, 即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也是《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将责任主体规定为电力设施产权人的理论前提。如果定性为高危作业致人损害, 那么责任主体就应当是高压电作业的实施者———在我国通常是供电企业,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责任主体为“经营者”, 也正是这种思路的逻辑结果。

两种思路似乎都有道理, 但如果深究触电损害的致害原因, 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触电损害虽然与接触或接近输变电设备 (输电线路、变压器等) 固体物件有关, 但是造成损害的原因并不是这些物件本身, 而是使用这些物件的输、变、配电等作业。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物件不承担输变电作业, 那么即使发生倒塌、脱落、坠落, 也不会引发触电事故。所以, 高压触电致人损害的本质是高危作业致害, 其责任主体应该是高危作业的经营者而不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如果电力设施本身存在缺陷, 那么电力设施的产权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如果应该承担, 那么承担的又是什么责任呢?接下来, 本文将从法律规定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

二、《侵权责任法》实施前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一) 《民法通则》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关于高压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中侵权主体问题, 在实践中也始终存在分歧, 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对应, 实践中也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侵权人为电力企业, 主要是指供电企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侵权人为电力设施的产权人。这两种观点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

1986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采取的是第一种观点, 由高度危险作业的“从事者”即供电企业承担责任。

但这样的规定有些问题, 因为现实中有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并不属于供电企业, 而是由电力用户自己投资形成的资产并由自己使用和维护。如果是由于电力用户疏于对自己的电力设施进行维护从而导致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压触电事故的发生, 那么完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侵权责任显然并不公平。 (2) 从物权法的角度看, 一方面电力用户作为电力设施的所有权人, 有责任确保自己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的安全运行;另一方面, 供电企业在正常情况下也不得随意进入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并进行操作, 因为这是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行为。从合同法的角度看, 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系供用电合同法律关系, 双方在供用电合同中通常都明确约定了电力设施的产权分界点, 以划分各自的运行维护责任。如果在电力用户所有的电力设施上发生触电事故全部由供电企业来承担责任, 既不利于电力用户积极维护电力设施安全, 对供电企业而言也有些强人所难。

(二) 《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人

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触电案件解释”) , 其中第二条规定“因高压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 由电力设施产权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将高压触电的侵权主体解释为电力设施产权人。

这样的规定显然对供电企业有利, 但反过来对电力用户又不太公平。因为高度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而电力用户并不完全符合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理论基础。

关于无过错责任, 一般有以下四种理论。一是风险说。为自己的利益而经营某项事业者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二是公平说, 认为从其所支配的物或作业中获利, 则对此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三是遏制说, 认为由事故原因的控制者承担责任, 可以促使其采取防范措施遏制事故的发生。四是利益均衡说, 认为适用无过失责任, 以实现损失的合理分配。 (3) 依次来看, 在高压电作业中, 风险说和公平说似乎更适用于供电企业, 遏制说倾向于指向电力设施产权人, 利益均衡说则指向双方。综合比较, 供电企业似乎更应该承担高压触电事故无过错责任。

综上所述, 高压触电案件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应当是供电企业, 但是电力设施产权人在特定情况下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也就是说, 高压触电案件的侵权主体的确定, 并不是在供电企业和电力设施产权人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的问题, 而是需要做更细致的考量。

三、《侵权责任法》中高压触电案件的责任主体

(一)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

2010年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 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明确了高度危险作业的侵权主体是“经营者”, 具体到高压电作业, 同样还是指向供电企业。电力用户尽管是部分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但并非从事电力经营活动, 而仅仅通过使用这些电力设施来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所以电力用户并非电力经营者, 供电企业才是高压电的经营者。

那么, 我们前面提到二难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呢?如果没有, 那么《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问题上就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照搬, 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二) 《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的主体

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 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管理人”。“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 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 可以减轻或不承担责任”。

先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在高压电作业中, 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是指电力设施本身及其在一定物理空间内的延伸, 比如, 架空输电线路的下方和杆塔的周围等。再说到管理人, 高压电活动区域的管理人是否一定是供电企业呢?未必。前面说到, 电力用户产权范围内的电力设施属于电力用户所有, 电力用户对其也负有运行维护管理的责任。相应地, 如果他人需要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活动的, 也应当经过产权人的许可。另外, 对于在电力设施周围从事特定作业可能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 除需要产权人许可外, 也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前采取安全措施。 (4)

从责任性质来看, 本条所规定的管理人的责任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过错责任, 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即管理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减轻或不承担责任;相反, 如果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 就应当承担责任。

那么, 既然是过错推定责任, 为什么又会存在“减轻”的情形呢?笔者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供电企业的话, 其对于高压触电损害是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 如果尽到了高度注意义务或者说确实没有过错,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责任;相反, 如果电力设施的管理人 (产权人) 是普通的电力用户的话, 只要能够证明自身确无过错, 则不应当承担责任。只有做这样的解释, 才能将《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进行融会贯通, 从而正确地运用到司法实践中。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在高压触电案件侵权人的问题上, 《侵权责任法》并不仅仅是对《民法通则》的回归, 也不仅仅是对《触电案件解释》的修正, 而是在总结了前两种规定各自的合理性及不足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更加合理的归责原则:供电企业作为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是高度危险作业中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体;电力设施产权人负有对自有产权范围内电力设施进行运行维护的义务, 应当确保电力设施本身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警示, 在高压触电案件中如果电力设施产权人不能证明自己尽到了这样的注意义务, 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摘要：高压触电案件中的侵权主体问题, 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无论是将供电企业还是电力设施产权人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 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中的困难。本文主要采用理论法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 从法律规范文本出发, 同时结合社会和司法实践, 对高压触电损害案件中的责任主体进行了分析, 区分了高压触电事故中的两类侵权人, 一是高压电作业的经营者, 二是电力设施的产权人, 二者分别承担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

关键词：触电,高度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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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释解与司法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人身损害 篇10

在当今社会中, 邀请专门的装潢企业进行房屋装修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 对于那些只需对房屋进行简单装修或部分修补的房主来说, 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满足这种需求, 没有房屋装修资质, 但凭借经验有一定房屋装修能力的人, 在马路边带着自己的工具等待潜在客户, 并提供上门服务的人就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马路工”。在日常生活中, “马路工”很常见, 请“马路工”进行简单家用房屋装修也是很普遍的事情。但由于“马路工”没有相关资质, 也缺少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和意识, 在工作中很容易发生人身损害, 进而产生人身损害赔偿方面的纠纷。

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一) “马路工”与房主的法律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认为“马路工”与房主之间是雇佣关系①, 有的认为二者之间是承揽关系②, 二者究竟是何关系, 还要分析雇佣、承揽各自的含义、特征及区别。

1.承揽、雇佣的涵义及区别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的规定,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 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合同的目的是完成一定的工作, 其标的物是特定的工作成果, 双方当事人应当相互协作, 承揽人应接受定作人的监督和保守秘密, 承揽人承担保管责任且对定作物享有留置权利, 另外, 承揽合同是诺成的、不要式的、有偿的双务合同。③雇佣关系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内, 为他方服务, 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规定雇佣合同, 但《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因个人劳务侵权,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了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或遭受损害的责任承担, 并指出“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 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 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 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在房屋装修或修缮活动中, 我们所指的“马路工”与房主之间的雇佣通常是指这种意义上的民事雇佣合同, 而非劳动法上的雇佣或劳动合同。我国现阶段有的雇佣合同 (如家庭用人合同、个人雇工合同等) 还未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将这类雇佣合同称为民事雇佣合同比较合适。④

承揽合同与民事雇佣活动有很大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标的物来看, 承揽合同的标的物是经过承揽人的特定技术加工才形成的物化结果, 具有特定性;雇佣的标的物是劳务, 强调的是劳动的过程而非结果, 具有普遍性和不特定性。从解除权来看, 承揽合同中定作人有任意解除权, 而在雇佣合同中不存在任何一方具有任意解除权的情况。从合同双方关系来看, 在承揽合同中, 定作人和承揽人的关系更多体现出“平等”的特征, 承揽人在工作中的行为不受定作人干涉, 对约定的工作成果是否符合要求承担全部责任;在雇佣合同中, 雇员和雇主的关系体现出“隶属”的特征, 雇主有权对雇员工作中的行为进行指示。⑤二者的这些区别, 尤其是最后一点区别, 对“马路工”人身损害纠纷案件中双方责任的划分有重大影响, 因为这涉及到双方是否存在违反某些相应义务的情形。

2.“马路工”与房主之间应为承揽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 通常“马路工”与房主通过口头约定, 由“马路工”来进行房屋装修或修缮, 房主按照“马路工”完成的工作成果来支付报酬。双方约定的核心是劳动成果的交付, 而非劳动的过程, 对报酬支付方式一般约定为全部完成工作时一次性支付。从上文承揽与雇佣的涵义及区别来看, 很明显“马路工”与房主之间是承揽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大多数案件法官都会将二者的关系定位为承揽关系, 除了个别案件由于事实模糊, 可能会被认定为雇佣关系, 如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2013年攀东民初字第917号民事判决, 但该案经过中级人民法院的进一步审理, 双方当时人之间的关系被确认为承揽关系。

(二) 多个“马路工”之间的内部关系

生活中, 多个“马路工”由于在同一地点招揽业务或由于关系较好, 常常一起为同一房主进行房屋装修或修缮。此种情况下, 他们之间具体是什么关系直接关系到各自的义务、责任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司法实践中, 通常情况下多个“马路工”之间的内部关系为雇佣关系或合伙关系。

雇佣, 如上所述, 是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内, 为他方服务, 他方给付报酬的契约。雇佣是受雇佣人对雇佣人供给劳务为目的的合同, 雇佣合同兼具有财产性和人身性, 它以当事人意思为主导, 是诺成、不要式、双务有偿的合同, 且是继续性合同, 即债的内容非一次给付可以完成, 而是继续地实现。⑥合伙, 这里指的是个人合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 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 合伙经营、共同劳动。”从该规定及《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三十三条可以看出, 成立个人合伙, 要求合伙人须按照协议, 提供了资金、实物、技术等, 并参与经营、共同劳动, 且个人合伙须有书面协议或依法核准登记。但根据《民通意见》第四十六条、五十条的规定, 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实物或技术性劳务, 不参与经营、劳动的, 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 仍构成个人合伙, 或者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协议或工商登记, 只要具备其他条件并有口头协议及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 仍构成个人合伙。当然, 个人合伙的有效除以上要件外, 还要求合伙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 合伙人意思表示真实以及合伙人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多个“马路工”之间究竟是雇佣关系还是合伙关系, 需要分别根据雇佣、合伙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看多个“马路工”之间是否有书面或口头协议, 是否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如果是, 则他们之间是合伙关系, 如果是否, 则他们之间可能是雇佣关系。在司法实践中, 很多情况是某一位“马路工”接受一房主的房屋装修请求, 然后邀请其相熟的其他“马路工”一起去完成工作任务, 并向其他“马路工”支付相应的报酬。所以, 通常情况下“马路工”之间构成雇佣关系。当然, 现实情况复杂多变, 不能根据一般情况来进行推断, 判断多个“马路工”之间的关系仍要看其具体情况是符合雇佣的要件还是符合合伙的要件。

三、“马路工”人身损害中各方当事人的责任

(一) 房主 (接受劳务者) 的责任

众所周知, 房屋装修是一项技术性活动, 从业人员需要具有一定的从业资质。房主, 即接受劳务者在明知“马路工”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仍选任其为自己装修或修缮房屋, 当发生人身损害时, 很显然房主是有一定过错的。有过错, 必然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 作为接受劳务者的房主承担什么责任呢?在房屋装修时“马路工”发生人身损害的案件中, 房主将装修或修缮房屋这一危险行为发包给明知没有资质的“马路工”,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在选任承揽人方面明显有过失, 属于违反了先合同义务, 存在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缔约过程中, 因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 造成缔约当事人信赖利益和固有利益的损失, 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这里的先合同义务是缔约过程中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协力、告知、保护、照顾、保密等法定义务。⑦在认定房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时, 有一个问题需要先予以讨论, 即合同有效时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 因为我们之前的传统理论中一般认为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才存在缔约过失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合同生效需具备以下几个要件: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当事人约定的其他要件。⑧“马路工”与作为接受劳务者的房主之间的承揽合同是诺成的、不要式的、有偿的双务合同, 符合以上合同生效要件, 且不属于合同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的情形, 所以当“马路工”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人身损害时, “马路工”与房主之间的承揽合同应是有效的。在合同有效的场合, 能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人认为不可以, 有人认为可以。我比较赞成学者孙瑞玺的观点, 即认为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 仍有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余地。因为首先缔约过失责任是建立在违反先合同义务的前提下, 只要违反该义务并导致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害, 当事人即应负缔约过失责任, 而与合同是否有效并无关系。其次, 缔约过失责任是一种独立于合同之外的民事责任, 与合同有效并不相违背。再次, 我们一般认为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 但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第43条的规定的“无论合同是否成立”更是实际上已经为合同有效型的缔约过失责任预留了法律上的存在空间。⑨综上所述, 我认为在“马路工”人身损害中, 作为接受劳务者的房主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二) 其他“马路工”对遭受人身损害“马路工”的责任

在认定其他“马路工”是否需对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负担一定责任时, 首先要区分二者是什么关系。如果其他“马路工”与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是雇佣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造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则其他“马路工”要对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作为雇主的其他“马路工”在工作中存在指示过错或对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的违规操作未尽到安全监管义务, 则同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果其他“马路工”与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是个人合伙关系, 则合伙人之间应当尽到相互帮助的义务, 一方有必要对另一方的违规操作进行提醒和制止, 如果违反了该义务, 就可能因存在过错而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⑩因此, 在二者是合伙关系的情形下, 其他“马路工”很可能会因违反帮助或制止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 遭受人身损害的“马路工”自身的责任

在房主装修或修缮时“马路工”发生人身损害案件中, 由于“马路工”缺乏相应资质, 没有接受系统科学的培训, 忽视安全保护知识和措施, “马路工”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 从而部分导致人身损害的发生。此种情况下, “马路工”对自身的安全未尽到注意义务,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马路工”自身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 如果“马路工”履行了合规操作、谨慎注意的义务, 在工作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或过失, 则其对自身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责任全部由接受劳务的房主或房主与其他“马路工”负担。

四、“马路工”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分担

(一) “马路工”人身损害赔偿的内容

房屋装修中“马路工”发生人身损害时, 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 是物质性、财产性赔偿。如上文所述, 在“马路工”人身损害案件中, 作为接受劳务者的房主主要承担的是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既包括信赖利益损失, 也包括固有利益损失。在侵害人身利益的赔偿案件中, 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主要是固有利益损失的赔偿。固有利益损失是在缔约过程中, 当事人违反照顾、保护及保密等先合同义务造成的。对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不以履行利益为限, 采取全面赔偿原则。当事人遭受人身损害时, 其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用具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死亡补偿费等直接、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11

在司法实践中, 遇有此类纠纷案件, 法官通常判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内容也是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12, 当然精神抚慰金并不是必须有, 要视损害严重程度, 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而定。生活实践中, 诉诸到法院进行审理的此类纠纷, 通常受损害方的伤情都很严重, 存在精神损害, 因而需支付精神抚慰金。

(二) “马路工”人身损害赔偿的分担比例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十一条虽然都规定了赔偿责任, 但并未明确指出责任的具体分担, 在实务中并没有能够确定责任的具体分担数额的办法, 司法审判中依靠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中, 针对案件的实际情况, 当可以推定出两个以上的合法结论时, 在这些结论中依据某种标准, 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 并且这种决定在特定情况下应该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13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是基于其经验、知识体系、逻辑等因素而发挥的。法官在运用自由裁量权时, 并不是任意的, 他或她必须在服从程序的前提下, 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方法, 对判决进行合理化说明, 以使得判决能够被人们认可和信服。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进行划分时, 通常会考虑责任分配的合理性和当事人的接受度, 同时也会注意对同类案件判决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五、结语

房屋装修中“马路工”人身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损害, 其特别之处在于“马路工”属于没有房屋装修相关资质的劳务提供者, 与其交易的房主存在选任过错, 违反了先合同义务, 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具体案件的分析和审理中, 还需分析其他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并据此判断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责任的具体分配中, 由于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就需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进行裁量。但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与法官的素质、司法理念及地方的司法惯例等很多因素有关, 它处于一种不稳定、不平衡的状态, 它是一把双刃剑。所以, 希望我国能尽快出台“马路工”人身损害责任承担的司法解释, 给人们及司法工作者明确的指导, 以减少此类案件的纠纷, 维护日常经济生活的秩序。

摘要：在现今家庭房屋装修中, 没有相关资质的“马路工”由于价格低廉、交易简便等原因, 对于只需简易装修的房主来说很受欢迎。但由于“马路工”没有从事房屋装修的相关资质, 也缺乏系统的安全保障知识, 在工作中很容易受伤, 随之就会产生一系列纠纷。本文试图结合司法实践案例, 通过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定位、对各方的责任分析、对具体责任分担的阐述, 来对该问题有一个清晰的梳理, 以明确各自的责任, 减少和化解纠纷。

关键词：承揽,雇佣,缔约过失责任,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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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2013) 攀东民初字第917号民事判决.

[9]湖南省道县人民法院 (2014) 道法民初字第151号民事判决.

人身损害 篇11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同命不同价一直是社会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公平、平等，是现代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人身损害赔偿，特别是死亡赔偿金，深受公民的关注。我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比较松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实践中造成较大的赔偿差距。本文主要通过讨论赔偿的目的，确定各类损害的性质，进一步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同命不同价；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65-0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口号。平等，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每个人对平等都有自己的理解。对于同一件事的处理，或许有些人认为平等，有些人便认为不平等。

案例一：2005年12月，重庆市3名户籍不同的女同学搭乘同一辆三轮车遭车祸身亡。经协商，两位城镇户口女孩的家人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死亡赔偿金。而另一位是农村户口女孩的家人只得到5万余元的死亡赔偿金和4万元的补偿金。

案例二：2005年10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同坐一辆夏利车的两名乘客死亡。男乘客金文植是城市户口，女乘客赵小英是农村户口。朝阳区法院就此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肇事方赔偿金文植家属41万元，赔偿赵小英家属17万元。

上述两个案件的判决，或许会让部分民众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并不是平等的，差距如此悬殊的死亡赔偿金，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法官违法，因为他们的判决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

一、人身损害赔偿的类型

人身损害赔偿可以分为两大类：物质性赔偿和精神性赔偿。

物质性赔偿包括因伤害或死亡直接支出的费用，如：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等；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如：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等。精神性賠偿主要是精神损失抚慰金。对于生命的不同价性主要是体现在残疾、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失抚慰金上。

因伤害或死亡直接支出的费用，由于都是受害人及其家属的实际支出，因此，只要能提供相应的证明，就可以获得足额的赔偿。此项计算标准导致的不同数额的赔偿款，民众是没有异议的。

精神损失抚慰金主要是对受害人及其家属在精神层面所遭受痛苦的补偿。如果受害人没有死亡，那么精神损失抚慰金是补偿给受害人本人的，其家属无权请求；如果受害人死亡，那么此项权利将转移到家属手中。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十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根据此条款，我们可以看出，在同一个案件中，只要侵权人使用同一种侵权方式，不同户籍的受害人完全可能获得相同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尽管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自然生命的价值和每个人人格利益都是平等的，因此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都会尽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案例一，尽管三名受害人的户籍不一致，但法官考虑到儿女的离世带给父母的伤害是一样的，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是相仿的，父母对子女感情的注入并不会因户籍、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所以法官判给三个家庭的精神损失抚慰金都是五万元。这种站在法理和情理的判决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判决，才能真正起到一个定纷止争的效果。

残疾、死亡赔偿金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两者的赔偿标准并不像直接支出的刚性费用，也不像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抽象费用。它的计算标准是受诉法院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按20年计算。由于两者的计算标准一致，下面我们主要就死亡赔偿金进行分析。首先，笔者并不赞成同命同价。笔者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工作能力、对家庭的贡献能力是不一样的。其次，我们已经在前文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对受害人家属的保障性利益。所谓保障性利益就是让死亡赔偿金起到一个代替受害人在家庭中所贡献的作用。因此，如果单纯地对所有受害人都赔偿一个相同的数额显然是不妥的。试想一个生活在农村和一个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家庭所产生的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盲目地用形式的公平来强调实质公平是不合理的，这种简单的形式平等只能带来更深远的社会问题，产生更加激烈的社会矛盾。试想，在一起既有城镇户口又有农村户口的多人交通事故中，侵权人对所有受害人的赔偿数额都参照一个较高的标准，首先会增加侵权人的赔偿压力，其次极其容易导致农村户口这方使用“碰瓷”的手法来获取高额的赔偿金。

尽管如此，笔者也不赞成目前我国实行按照户籍的不同来决定赔偿款项。户籍制度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大部分农民都已经蜕化为农村户籍的城市人，为城市的建设贡献出不可磨灭的力量。社会结构已经不像50年代那么简单，此刻，如果我们还一贯坚持旧的赔偿标准势必会引起社会的不满。

二、国外关于死亡赔偿金的学说

同命同价，用日本学者西原道雄的说法就是定额化。他是提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定额化的第一人，他站在人类平等与尊重个人的哲学理念上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生命或身体伤害本身应视为一个非财产上的损害，而给予一致性、定额化的赔偿额。①传统的理论认为，当损害事故发生后，造成人身残疾或死亡的，赔偿金的赔偿并不是补偿生命或身体利益，而是以残疾或死亡为契机，对财产性利益的救济。西原道雄教授认为死亡赔偿应当以死亡的事实本身作为损害，其目的在于保护具有平等价值的人类生命与身体，而不应将人类视为具有生产收益的机器。②任何一种学说都会有批判的声音，定额化也不例外。日本楠本安雄法官则认为定额化的赔偿应当限制适用的主体范围，例如可以适用于幼儿。他认为死亡赔偿金理应承认个人差别，并且定额化还强行将侵权人的故意、过失心态一刀切，这对于过失侵权的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四宫和夫教授也认为定额化忽视人的能力、环境差异等受害样态的倾向。

与定额化相对的理论是多重标准制。多重标准制采用的是“差额说”。差额说是以财产的实际损失作为确立赔偿金的标准，以受害人发生损害前后费用增加或财产减少的算术差额作为原则，强调与个人的收入状况相联系。③差额说仅以条件因果关系在加害行为和损害赔偿之间创建因果关系，这种好处就是最大范围的考虑受害人的特殊情况和具体损失，流露出最大程度的人性关怀。但是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极大的膨胀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对侵权人造成了巨大的赔偿压力，而且有些损害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此时损失的金钱该如何计算，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

这两种学说是目前域外立法的主流学说。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是采纳了差额说。笔者认为采用差额说是合理的。

三、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存在的不足和完善建议

关于死亡赔偿金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目前几乎所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案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这说明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规定是以司法解释为主，没有统一的立法，这容易导致司法实践适用的混乱。第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适宜。首先，它以法条的形式加深了城鎮和农村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城镇和农村的划分标准不能解决某些特殊群体的困境。例如，有些户籍在农村的“城市人”已经在城市工作十余年，并且有固定的住所，如果依旧对他适用农村的赔偿标准，对于他这类“城市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况且这批人一直在壮大，急需立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第一，尽快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整理，形成统一的基本法律，保证立法的权威性和适用法律的统一性，这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司法实践的混乱。第二，应该修改我国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再以城镇和农村户口为划分标准，应当以经常居住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为标准并综合考虑受害人对其家庭所贡献的作用等因素作为考核的标准。以经常居住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为标准可以平衡一定区域内所有受害人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同命同价。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确立“具体情形具体对待原则”，法院应当具体考察受害人的实际情况，考察受害人生前对整个家庭的贡献比例，合理设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努力做到在最大多数人公平的基础上追求个体公平。

四、结语

人人追求平等的心理根源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但是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绝对平等，绝对平等同人与人之间在天赋和能力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很可能是不相符合的。盲目地追求绝对平等，也是不现实的。

注释：

①李蓓.侵权法上的损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

②陈聪富.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元照出版社，2008：177-178.

③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8.

参考文献：

[1]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5.

[3]佟强.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清华法学，2008年01.

[4]李蓓.侵权法上的损害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

人身损害 篇12

一、由于民众对该标准不是特别理解, 遭到普遍反对, 对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不利于社会稳定, 建设和谐社会

根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在法律地位上应该是一律平等的, 始终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二者的赔偿标准又是区别对待的, 这就形成“同命不同价”的说法。该说法引起了社会上激烈讨论, 讨论其是否合理?社会大众广泛讨论上种说法, 说明人们对它的重视, 也它已经给社会上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当中, 赔偿金额数目存在最大区别的是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标准划分, 有的人把死亡赔偿金及残疾赔偿金赔偿金额的不同看作是对生命权和健康权明确“标价”, 这种“同命不同价”是对人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权利的侵犯, 是与建设和谐社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旨相违背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死亡赔偿金是根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计算的, 而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有很大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得出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让一部分人民群众感觉很气愤, 他们认为:这是以户籍不同为标准, 对人划分三六九等, 是对生命权、健康权平等的不尊重, 是严重对农村户籍的歧视。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 逐渐对于这种“同命不同价”的标准产生了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原则, 积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充分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避免给社会带来的不好后果, 争取促进司法和谐, 建设人人渴望的和谐社会。

二、对于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 我们应当一分为二的来看待

一味地把在交通事故中对农村居民的人身损害赔偿数额的减少, 当成是对农村居民生命权、健康权的“标价”折价的观点是片面的, 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加, 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所以, 他们对法官判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使判决能够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产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

一方面, 立法上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进行划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人身损害赔偿既体现了对当事人的补偿, 也体现了对他们的保护;人身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医疗费等确切可以计算出的损失, 也包括假设他们不受伤应该获得的收益, 如:误工费等, 而像误工费等损失, 我们是可以通过根据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不同, 对损失程度进行预测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职业、学历、收入、行业、领域等不同进行预测,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问题进行划分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 现如今, 随着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律有一定的滞后性, 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因此其作用有一定局限性, 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 合理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三、有关机构应当采取的措施

随着对人身损害标准问题的划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尽量减少这些负面影响, 为了让更多的人民群众更加深入了解该标准, 更加深入思考交通事故中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的划分是否合理, 我们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 进行相关普法宣传, 积极做好相关法律宣传工作, 让大家对交通事故中侵害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问题有更好地了解, 更加深入的认识到人身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是有很大区别的, 具体说来, 它们包含的损失范围是不同的,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更广, 不仅包括可以直接计算得出的确切的损失, 也包括因此而受到减少的将来的损失, 而财产损害赔偿只包括可以直接计算得出的确切的损失。然而, 由于历史基础、制度因素、政策倾斜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省份间差距悬殊, 因此, 在我国的各个地区, 各地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 再结合每个人自身的差异, 每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差异, 从而形成了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补偿额也是有差异的。因此, 在交通事故中对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死亡赔偿金所体现的“同命不同价”不应该理解为是对生命“标价”,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而应该理解为是对于人们失去生命的一种补偿。

(二) 有关机构在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的划分进行认定时, 应该更加注重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 把好关, 更加注重对复杂案件的把关, 尤其注意以下几种情形:

1.对于进城务工或定居农村居民, 当达到一定标准或一定条件时, 应当看成与拥有城市户籍一样的, 享有“同城待遇”。现今, 城市建设不断发展, 成批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加入带现代化建设中,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定居, 甚至在城市已经连续居住或者生活达到一年以上, 实际收入并不比城镇居民低, 此时, 我们仍然按照他是农村户籍来进行赔偿, 显然是不合理的, 有失公平, 此时法官在判案时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 对于这些人赔偿金额应当有所提升。

2.当按照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标准不确定时, 当证据标准达到一定程度时, 对当事人应当按照城市户籍进行赔偿。这种情况如:农民工进城打工或者定居超过一年, 而且他们的收入、消费、生活都在城镇, 但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暂住证不连续也没有及时到相关部门更换暂住证, 因此我们不到一年以上。因此, 考虑到暂住证制度本身存在欠妥, 法院对当事人提供其它有利证据与暂住证或暂住人口登记表相互印证的, 我们也认为是可取的, 相关机构通过对其它证据的审查核准认定之后, 根据所有证据形成证据链, 然后在确定以“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进行赔偿。

3.由于有的未成年人虽然是农村户籍, 但是跟随父母在城镇上学、生活达到一年以上的, 发生交通事故时, 人身损害赔偿金额应当按照城镇户籍标准来计算。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多的是因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进城打工或者定居的, 而未成年子女就随同父母到城镇上学、生活, 并且持续时间已达一年以上, 发生交通事故时, 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未成年人在城镇达到一年以上, 在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时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来计算, 维护农民工子女在城镇的合法权益。

四、总结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不太认同“对人身损害标准问题”的划分,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 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长远目标!

摘要：从以往的案件中, 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 人们会由于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不同而差别对待, 这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同时也被人们热烈讨论, 被认为是“同命不同价”的表现。本文以下着重对于交通事故中“对人身损害赔偿歧视农村户籍是否合理的思考”,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持有理性的态度, 思考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对交通事故中人身损害赔偿金额标准进行明确划分是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歧视农村户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应当采取的措施。

关键词：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户籍,歧视,负面影响,措施

参考文献

[1]佟强.论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确定——对“同命不同价”的解读[J].清华法学, 2008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