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损害（共12篇）
环境损害 篇1
“十三五”发展规化描绘了中国今后5年发展的蓝图, 提出要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赶快改造生活皇室, 主席围绕环境治理, 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全面提升环境质量进行研讨, 以改善环境为核心, 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与大家交流开发。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环境保护, 上世纪80年代保护环境做一项基本国策, 治理解决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改革开放30多年了,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环境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战略。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环境。推动绿色生活方式, 天蓝、地绿、水清的中国。继续出台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等,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用硬措施应对硬挑战。环境保护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加速推进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污染治理方面, 中国的城市污水治理能力, 由1.25亿吨增加到1.82亿吨, 成为了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煤电5.8亿千瓦增加到8.9亿千瓦, 安装率从83%增加到99%以上。随着燃煤发电机组的推进, 中国煤电行业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成为世界上最大清洁的体系。加快生态保护红线, 全国6省市基本完成了生态红线划定工作, 加强战略和规划评估, 发展定底线, 划框子, 过去5年中国完成了西部大发展, 完成了3千多项规划环境审查, 加强标准引导,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 现行有效国家环保标准达到1700多项, 加快产业调整, 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水泥6.5亿吨, 平板玻璃1.6亿箱, 二氧化硫排放下降47%。氨氮排放强度下降42%, 在生态和环境保护方面, 我们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环境, 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成自然保护区2740个, 高于12.7%的世界平均水平。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全国7.8亿村庄完成任务。通过上述措施, 2015年, 中国化学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10年下降12.9%、18.5%, 减排带来了变化, 中国的酸雨面积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整体趋好, 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法的地方PM2.5下降13.1%, 中污染的比例大将6.8个百分点, 大河大流稳定改善, 这些进步增加了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为解决环境问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帮助提升环境保护和能力, 十二五时期, 中国环保部主办了环境保护班,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认同, 并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理念和行动。
环境保护大有作为, 又负重前行的关键时期, 也是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攻坚期, 我们要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的短板, 长期以来中国依托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 以及后发优势, 走的是压缩性、追赶型的快速道路, 各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
大家看环保的发展史, 发达国家工业化一二百年后逐步显现和解决的, 中国在现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传统的煤炭污染、臭氧、PM2.5, 生产与生活、城市与农村, 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快的速度, 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压力都大, 中国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解决复杂的问题。美国推动PM2.5控制在1996年, 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 煤炭、工业能耗占比仅为20%, 7%左右。中国2011年提出PM2.5控制时煤炭占28.4%, 工业能耗占70%, 能源和经济发展阶段差距较大, 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更大。还要看到中国是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实现小康的时候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国到2020年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在进行。在人类迄今为止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 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 人口不超过10亿, 主要是经济合作和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另外十几亿人口的现代化。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限制。难度极大。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产业结构由低端向中高端,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 污染物排放强度, 另外一方面, 产业结构偏重, 发展模式粗放的问题, 仍然是这些地区具有锁定效应, 经济总量仍然上升, 污染物新增量处于高位, 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特别突出, 一些地方解决环境问题的动力会削弱, 我们既不能一蹴而就, 要扎实而为。十三五紧紧围绕四个全面布局,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开放发展的理念, 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 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三大防治战役, 强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联动协调, 不断提高环境管理法制化、社会化、科学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 加强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保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对我们来讲, 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发展, 关键是加快推动环保工作实现三方面转变, 从抓污染物减排向改善质量为核心, 以毒气为起, 从既抓毒气又抓毒政为主,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建立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升机制, 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治理体系。落实政府环保体系, 中央环保督察巡视, 三年内完成国家大气、水和土壤点位的建设, 为保证经济和强化环境质量硬约束推进支撑。2016年在一些省开展试点, 力争2018年政府换届前基本完成此项改革。党政领导干部损害环境责任追究, 自然资源私产离任审计。二是强化企业环保责任, 新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推进水污染防治, 土污染防治各方面法规的制定和修订。让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 促进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 环保标准等管理制度, 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试点开展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工作, 推进环境损害赔偿评估, 解决企业污染、群众受害的情况。鼓励各类投资进入环保市场, 推行环保标识管理, 打造绿色供应链, 鼓励环保资源运营管理专业化服务。推动核心环保技术, 加强环保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 构建受信制度。四是全民参与, 加强环境资源环境国情, 推动绿色消费革命, 引导群众向勤俭节约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排污单位公开, 完善环境评价, 信息公开, 对政府工作和企业排污行为进行监督。我们将坚持改革创新, 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着力改善环境质量, 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 为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环境损害 篇2
一、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比较考察与制度核心
环境损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物，其民事责任体系构建始于20世纪中叶之后。罗马法以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均没有关于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关于不可量物侵害①、《法国民法典》规定的近邻妨害与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接近，或者就是对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定②，但因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的时候，环境问题尚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而，以上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是基于传统不动产相邻关系所作的规定③。在环境问题凸显，受害人需要法律救济而又缺少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援用民法关于相邻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时，人们便将《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可量物侵害与《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关于环境损害的规定。但是，不论不可量物侵害还是近邻妨害，均不能完全解决基于对现代环境问题深刻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公害损害赔偿问题，因而，德国于1976年制定的《联邦公害防治法》，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与《德国民法典》相呼应的解释，明确指出，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对人体、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足以产生影响的大气污染、噪声、振动、光、热、放射性以及其他类似的环境破坏现象。另外，德国还于1991年专门制定了《环境责任法》，就环境相关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有关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问题在民法典中并没有系统完整的规定。
美国侵权行为法将各类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囊括其中，环境污染损害也不例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之民事责任承担适用普通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不过美国的特点在于：受害人基于个人利益损害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适用普通法，但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则可以适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立法。日本是20世纪环境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污染给公众造成人体伤害的巨大压力，日本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颇具创造性。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不仅可以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日本国会还通过了《公害法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这两部立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对于及时救济受害者、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要晚一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制定较早的几部法律中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但是，《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所颁布的环境立法中均没有涉及环境民事责任。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最早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如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此后，有关的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见，当前我国有关环境污染损害立法是采取民事基本立法与环境部门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与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同。
不论各国环境污染损害立法采取何种模式与体例，但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规定是共同的，即如果想让污染受害者获得赔偿，必须对传统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为此，各国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等为契机，在传统过错民事责任之外，强调民法的社会化，侵权人因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造成之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据此对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进行了相关调整与修正。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困境与成因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都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状况，不仅严重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从根本上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立法规定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赔偿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以及归责原则的规定并不一致。多数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但是，研究其规定并非如此。按照“违法性包括过错”的理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均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这意味着，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由于《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一致， 给执法者思想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为到底应该给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什么样的地 位而争论不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法官理应选择适用《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是，在没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受害人面前，法官在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就可能故意钻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空子”，适用 《民法通则》，从而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
第二，有关立法的程序性规定不明确。环境损害赔偿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 有利于受害人的诉讼形式和程序。然而，我国相关立法规定要么欠详细、明确，要么干脆没有规定。首先，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环境损害赔偿中当事人如何分担举证责任没有特别规定。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规定，对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但这个规定仍比较原则，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应当包括什么？被告承担多大 范围的举证责任？均没有涉及。因此，导致法官适用法律随意性较大。其次，《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释均对在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因果
关系，及对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的集团诉讼形 式没有任何规定，更加增大了救济成功的难度。
第三，忽视利用行政手段处理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 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个规定已经遭到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的 批评。因为从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的确具有许多优点，给当事人带来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 门解决环境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原因学者多有诟病。纵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程序中行政部门的作用，我国现行规定的确存 在较大的问题。
第四，环境司法存在严重问题。尽管我国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严重影响环境司法的公正。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较多情况下是站在保护污染者的立场上，严重影响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和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援助的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④、陈氏三兄弟诉两家水泥厂损害赔偿案⑤等大量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都是久拖不决，即使法院判了，结果也是原告败诉的多。其次，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也影响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正确适用和环境案件的高效与公正处理。北京市某区27户居民诉某煤炭收储和运销站一案⑥中，一审法院故意对27户居民的起诉设置障碍，在审理过程中回避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别规定，甚至曲解法律。
三、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倡议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 笔者以为，通观上述造成环境损害赔偿纠纷难解决的原因， 立法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还必须对环境损害民事赔偿问题 进行综合治理，寻求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内在的救济策略和 制度外的多重救济途径。
（一）完善立法。完善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外乎三种选择：
其一，修改现行法，对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针对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实体性条件规定的差异，必须在立法上予以统一。《民法通则》关于环境损害赔偿侵权责任的规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我国正在 制定的《民法典》（草案）已经考虑了对环境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定。对有关环境损害的程序性规定 如举证责任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诉讼资格问题等 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可以进一步完善。
其二，制定专门的程序法。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和环境立法尽管在环境损害赔偿有关方面的规定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经过修改基本上不会影响解决环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而程序性的问题反而是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困境的焦点和难点，这也是各国的.共同特点，所以，日本专门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我国也有学者呼吁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笔者认为，这个选择困难不是太
大，也比较切合现实。
其三，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这种方式集实体法与 程序法为一体，试图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所有问题进行 系统全面的规定。其优点当然十分明显：一是可以极大地便利受害者的诉讼。受害者只需要按照《环境损害赔偿法》 的规定就可以明确所有的实体问题和程序性问题，无需再到众多的民事立法、环境立法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规定； 二是也有利于立法的统一和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也会遇到较大的困难：首先，在现行立法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规定的情况下，有无必要另起炉灶再搭台？其次，将要制定的《民法典》会对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比现有规定更详细的规定，如果再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就涉及到如何与《民法典》相协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如果《民法典》对相关实体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定，制定一部《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所以难度可能最大。
（二）对环境损害赔偿实行综合治理。虽然立法的不 完善是造成环境损害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其他一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损害赔偿的成功。所以，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需要采取多种办法进行综合治理：
第一，对各级政府及政府负责人进行“科学发展观” 和“政绩观”的教育。各级政府和行政首长要正确处理人 与自然、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各级政府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自觉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第二，进一步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判的干预。国家 必须通过加快司法制度改革，提高法院独立审判能力，排 除地方政府的干预。
第三，建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鉴于行政主管部 门处理环境纠纷有许多优势，笔者建议，在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中，设立独立的、专门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 机构，以提供环境损害赔偿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并赋予其 裁决以法律效力，以利于快速解决纠纷。
第四，对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 培训，增强法官的环境司法意识。考虑到法官对环境法律 学习系统性的欠缺，对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的培训也 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不可量物侵害，也称作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害，参见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版，第269页。
②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209页、第229页。
③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以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中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版，第269页。
④韩祥：《一起艰难的大气污染诉讼――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版，第269-273页。
⑤ 吕忠梅、江涛：《环境诉讼初探》，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第68-69页。
⑥ 张义平：《从一件诉讼案的审理看我国环境法的适用》，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50页。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及其赔偿 篇3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体系建设
一、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相比于传统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其有着赔偿范围广、损害评估难，赔偿方式多样，责任救济的公益性等特征。
二、国外关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相关立法
1.美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面制定了相对完善的法律，美国模式值得效仿。主要有《清洁空气法》（CAA）、《石油污染法》（OPA）、《清洁水法》（CWA）和影响较大的《超级基金法》（CERCLA），都规定了突发性环境事件的风险管理措施和环境损害赔偿及责任追究方式。《谢尔曼法案》、《克莱顿法案》及《联邦消费者信用保护法》均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规定。
2.俄罗斯
俄罗斯在生态损害救济立法方面的突出成绩体现在救济主体和方式、生态损害的评估和计算方式上。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082条对自然环境损害的赔偿规定实物赔偿，和支付金钱的方式赔偿。生态损害的评估和计算方式上，致害人都必须按照依法定程序规定的专门价格（ТАКСА）和计算损失的专门办法，计算并赔偿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
除此之外，挪威1981年颁布的《污染控制与废弃物控制法》、芬兰1994年颁布的《环境损害赔偿法》、丹麦1994年颁布的《环境损害赔偿法》和瑞典1998年颁布的《环境法典》都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作出了法律规定。
三、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及赔偿机制建设的不足
1.立法存在的问题
第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民法》、《侵权法》、《物权法》缺少对生态利益保护的原则性规定，《环境保护法》又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专章系统规定，部门法如《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涉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部分规定不够细致明确；第二，立法未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及案件适用范围，对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赔偿方式、赔偿范围等具体要素未做系统规定；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未被引入。将其引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有着良好的惩罚作用、预防作用和激励作用。
2.司法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案源不足，现实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常有发生，但由于法院不予受理此类案件，使得生态环境常常未得应有的保护；第二，案件执行难，一是环境公共利益一般标的额较大，穷尽所有手段，用尽污染者的所有财产也难以弥补污染造成的损失；二是环境公共利益还存在污染和破坏容易，恢复和重建困难的情况，三是环境公益案件的执行常会受到不当的干扰。
3.审判保障机制运行不畅
主要表现在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和特别程序缺乏两方面。
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相关环境监测机构和鉴定评估机构的缺位或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使得监测数据以及鉴定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和法律效力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了环境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和法院采证的困难。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损害纠纷要求短期内迅速控制和解决已发生的生态污染和破坏情况，然而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的诉讼周期长，证据保全制度不能适应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特点。探索针对突发性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特别程序十分必要。
四、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建议
201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际问题提供了政策方面的依據，《方案》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和适用范围，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义务人、赔偿权利人作出明确规定，创新开展赔偿磋商机制，完善赔偿诉讼规则，加强监督。以下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的建议：
1.加强立法工作，尽快出台地方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单行法规、规章
地方性环境保护单行法规、规章其内容相当广泛，规定得也比较具体，可操作性强，在地方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中起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作用，还为国家环境保护法的完善提供了立法经验。应加快立法进程，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法规、规章，填补目前立法空白，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2.加快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专业平台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指国家或地方设置专门的审判机关，或者现有的人民法院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审判机构或组织对环境案件进行专项管理，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客观需要。其有着审判机构专门化、审判程序专门化、审判主体专门化的特点。通过建立环境法庭，完善和优化审前调解，拓宽案件来源，完善审判的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强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
3.完善监督机制，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裁判提供保障
完善的监督机制是确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维护社会公众环境利益的重要保障。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监督应体现在审判监督、执行监督、信息公开三方面。
4.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保证有效赔偿
要求在完善环境责任保险、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基础上，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适用。做到既能对主观恶性大、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人进行有力的惩罚，又能保证受损生态环境有足够的资金予以赔偿，不能因为填补性赔偿无法实现而忽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第5版
[2]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中国法学
[3]李集合，李军波主编.《环境法适用的理论、实践与欧盟经验》.人民法院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4]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5]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论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 篇4
一、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性质
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是指行政主体依其环境管理职能,要求责任人赔偿因其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纵览现行各种环境行政行为,不难发现,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最为接近。责令改正的具体形式有: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试生产,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责令限期建设配套设施,责令重新安装使用,责令限期拆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治理,责令恢复原状,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责令进口者消除污染,责令采取补救措施,等等。借用民事侵权责任形式,归结起来,责令改正即为责令停止侵害、责令排除妨碍、责令消除危险、责令恢复原状,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即为责令赔偿损失,二者本质上都是行政主体责令相对人承担其对国家(或者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事责任,且同属于以恢复环境、修复生态为目标的补救性行政责任承担方式,应作为同一属性看待。〔2〕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2条将包括责令改正的制度归属界定为行政命令。这一规定反映了学界的主流观点,例如行政法学者胡建淼认为,“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对违法行为人发出的作为命令”。〔3〕据此,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也应纳入行政命令制度。也就是说,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不同于行政处罚的行政命令措施,是一种补救性的环境行政责任形式。
二、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损害不确定性、继续性等特点决定对其的救济必须及时彻底。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包括私法路径和公法路径,前者主要表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后者主要以行政处罚等行政措施为保障。但当前,两者都无法满足及时彻底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需求。
1. 民事救济效用受限
生态环境损害民事救济,主要体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21条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不仅可以请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修复生态环境或支付生态修复费用,还可以请求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这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至高境界”了。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定机关和组织具备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环境保护法》第58条只明确授予了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但在我国本土资源中,关注环境公益的社会氛围,足够数量、发展成熟的环境公益组织,具备环境公益诉讼审理能力的审判机关等要素还不健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仍面临诸多困境,举步维艰。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生效至当年11月,全国法院受理的由环境公益组织作为原告提起43起民事公益诉讼,只有9家环境公益组织参与。这与全国具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环境公益组织达700多家形成鲜明反差。〔5〕
而赋予环保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呼吁,不仅面临着“怠于履职”等质疑,更是在效率上远不及行政手段。首先,司法救济依赖于诉讼的终裁性判决,而行政手段常常具有先定力。其次,生态环境损害具有原因复杂性、后果不确定性、识别专业性、救济技术性等特点,与拥有专门设备、专业人士的环保部门相比,司法机关在科技能力上的欠缺常常成为司法救济难以逾越的障碍。现行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试图通过强调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配合义务来解决这一问题,(1)这就更加印证了司法救济相较于行政手段的局限性。
2. 行政救济措施不足
我国行政处罚方式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暂扣、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证件,行政拘留等。不难看出,这些行政处罚方式都属于惩罚性行政责任形式,难以填补责任人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害。
除行政处罚外,我国环境法律法规还规定了责令改正。责令改正的功能,在于恢复被侵害的权利秩序或使侵害不再继续,属于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其“救济性、教育性、恢复性及相对惩罚性正好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违法的正当性、高违法收益性及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相对应,因此相较传统的环境行政处罚罚种具有特殊的意义”。〔6〕但是,现实中常常会出现生态环境损害实际发生,而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适用不能的情形,例如,松花江水污染事故,此时行政机关无权要求责任人支付费用,交由国家综合治理,使得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常常陷入“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困境。可见,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弥补环保部门行政措施不足,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必然选择。
三、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行性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的可行性,体现在:第一,“损害担责”原则与责令赔偿国家损失的相关立法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责令改正、环境行政代履行为其奠定了制度基础。
1.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于法有据
(1)“损害担责”原则。“损害担责”原则,是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2)它对应的是学理上发展了的“污染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最早只要求保证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而并未要求污染者承担其行为的全部环境后果。〔7〕随着这一原则为国际环境法和各国环境法广泛接受,其主体和责任范围不断扩大,发展出了“开发者养护、污染者治理”,“受益者负担”等新主张。〔8~9〕但是,直至当前,“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责任范围仍未涵盖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
新《环境保护法》第5条———35年的环境立法史上首次以立法明文宣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了“损害担责”原则。参与《环境保护法》修订的学者将“损害担责”原则定义为“对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行为人,包括因利用环境造成环境超出其自身自然恢复能力之退化的行为人,应承担恢复环境、修复生态或支付上述费用的法定义务或法律责任的原则”。〔10〕
从“污染者负担”到“损害担责”,体现了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和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意味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得到环境法“背书”。理应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第一性主体的政府,没有道理无所作为,既然私法路径———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于法无据、于理不合,那么,公法路径———赋予环保部门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之职权,便成了实践“损害担责”原则的可能选择。
(2)责令赔偿国家损失。从立法变迁和现行立法中看,我国部分环境法律法规存在行政主体责令相对人赔偿国家损失的相关规定(见表1)。
有学者认为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是对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11〕还有学者认为,通过在“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的表述前加上“责令”变为行政责任,有以行政手段干涉民事法律关系之嫌,而《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森林法》的修改则体现了立法对责令赔偿国家损失这一责任形式的否定。〔12〕
但是,“责令赔偿(国家)损失”改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依法赔偿损失”,只是弱化了其行政手段色彩,并不足以证明法律只允许私法救济路径。首先,《矿产资源法》及《自然保护区条例》仍保留有“责令赔偿(国家)损失”的规定。其次,依《环境保护法》(1989年,已失效)第6条(3)的规定,并结合环保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将《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解释为对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认,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后,第58条未对环保部门的公益诉权予以确认的情况下,依法律体系解释,现行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依法赔偿(国家)损失”更具“责令赔偿(国家)损失”之意。
而“以行政手段干涉民事法律关系”的质疑,其预设前提是:赔偿损害是一种民事责任形式,环保部门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承担这样一种民事责任,说明环保部门与责任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无疑是颠倒了因果。民事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私法关系,其主要特征是当事人相互独立、法律地位平等。〔13〕显然,环保部门基于保护环境公益的法定职能而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形成的法律关系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正因如此,责令赔偿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责任形式。反而,环保部门采用民事手段———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才是将其与责任人的行政法律关系硬性扭曲为民事法律关系,将会带来违背民事诉讼“当事人处分原则”、证据平等独立获得规则等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后果。〔14〕
2. 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具备制度基础
(1)责令改正。当前,责令改正作为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已经得到法律法规的认可,可见,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也是传统的行政处罚方式的重要补充。因此,在立法中明确将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一同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救济方式是适宜的。
再者,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有着很强的互动性。如前所述,当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救济方式无法实现生态修复时,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才是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最佳途径;当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能实现部分修复时,同时适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与责令赔偿则可解决问题。此外,即便适用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能够实现生态修复,责令赔偿有时也会是更为妥当的选择,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较为严重,责任人存在恶意等情形下。毕竟,后果严重或责任人存在恶意时,国家或公众对于责任人更多的是不满和难以信任,此时将受损的生态环境再度交托给责任人治理,并不妥当;相反,责令责任人支付费用,由环保部门依法律之规定或公众之意见选择信赖可靠之第三方则更为稳妥。
(2)环境行政代履行。环境行政代履行,是指“当环境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决定的可替代履行的义务时,由环境行政机关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的义务,并向当事人收取履行费用的执行方式”。〔15〕当前,《森林法》(1998年,第39、44条)、《海域管理使用法》(2001年,第47条)、《草原法》(2002年,第71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第56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年,第55、76条)、《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第76、80、83条)、《水土保持法》(2010年,第55、56条)等7部法律对此作出了规定。
在环境行政代履行中,履行费用的实现形式本质上就是由环保部门责令责任人向其或其指定的代治理单位支付。主要证据,就是责任人不支付代履行费用时,环保部门可处以行政处罚,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4)而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在形式上亦是表现为责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支付恢复环境、修复生态的费用。可见,两者在立法逻辑上不存在本质区别。
再者,确立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这一责任形式,在实际效果上能够克服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局限。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环境行政代履行还不是一项基本环境法律制度,现行制度框架仅限于上述单行法的规定。通过梳理相关条款可以发现,环境行政代履行的适用是有前提的———责令限期改正未实现,具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逾期不改正:《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7条,《草原法》第71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56条,《水污染防治法》第76、80条,《水土保持法》第55条,《水土保持法》第56条;另一类除了逾期不改正,还包括改正效果不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森林法》第39、44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其弊端在于:一则,限期改正、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的期限未予规定,容易助长环境执法实务中不愿意适用行政代履行的倾向;二则,大部分条款只以逾期不改正或不采取治理措施为行政代履行适用的前提,在这种情形下,只要采取了治理措施,而不论是否实现治理目标,都无法适用代履行。而一旦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与责令改正一同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形式,则可根据具体情形选择单独或合并适用责令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等责任形式,相较于行政代履行,无疑更灵活、便利、有效。
四、结语
环境损害 篇5
追究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底线思维，设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二、责任追究的范围及原则
（一）切实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关工作部门及其有关机构领导人员按照职责分别承担相应责任。
（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坚持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三、责任追究的内容
（一）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县（市、区）级相关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的责任：
1、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不力，致使本地环境污染、矿产资源开发、农产品产地、风景名胜和自然遗产地、自然保护区、城市绿地、林业、渔业、水土保持和地下水等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突出或者任期内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恶化的；
2、作出的决策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相违背的；
3、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盲目决策，导致环境容量、能源消耗总量、水资源消耗总量、土地开发强度、林业资源消耗量等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4、不制定本辖区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等规划，或者开发建设规划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水资源论证的；
5、作出的决策严重违反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的；
6、地区和部门之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等方面推诿扯皮，主要领导成员不担当、不作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7、本地区由于主要领导成员未履职尽责，发生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或者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处置不力的；
8、对公益诉讼裁决和资源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执行不力的；
9、违反产业政策，盲目引进高污染、高耗能建设项目造成不良后果的；
10、因环境保护机构人力、物力、资金保障不足，导致无法正常履行环境监管职能的；
11、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出现重大生态环境损害需要承担责任，或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被发现存在重大生态环境损害需要承担责任等情况的；
12、本辖区连续三年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
13、不按规定加强城乡饮用水水源保护，造成严重后果的；
14、因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力，导致国家对本地区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区域限批的；
15、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存在上述情形的，在追究相关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成员责任的同时，对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及相关部门领导成员依据职责分工和履职情况追究相应责任。
（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县（市、区）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成员的责任：
1、指使、授意或者放任分管部门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建设或者投产（使用）的；
2、指使、授意或者放任分管部门实施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行政许可、处罚、强制、征收等违法行政行为的；
3、对分管部门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监管失察、制止不力甚至放任、隐瞒、包庇纵容的；
4、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应当依法由政府责令停业、关闭的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停业、关闭的；
5、对高污染、高耗能建设项目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
6、对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组织查处不力的；
7、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三）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的责任：
1、制定的规定或者采取的措施与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相违背的；
2、批准开发利用规划或者进行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
3、批准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高污染、高耗能建设项目的；
4、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许可、处罚、强制、征收等行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5、执行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不力，不按规定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中敷衍塞责的；
6、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不按规定查处或者查处不力的；
7、不按规定报告、通报或者公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灾害）事件信息的；
8、对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不按规定移送或者故意出具虚假材料的；
9、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有上述情形的，在追究政府有关工作部门领导成员责任的同时，对负有责任的有关机构领导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四）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责任：
1、对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2、对辖区内违反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建设项目隐瞒不报的；
3、对辖区内违法实施资源开发、生态破坏行为隐瞒不报的；
4、对辖区内秸秆禁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森林灾害防控管理不力的；
5、对辖区内企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等方式实施违法排污行为隐瞒不报的；
6、对辖区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灾害）事件隐瞒不报的；
7、对环境纠纷调解处置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8、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五）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其责任：
1、限制、干扰、阻碍生态环境和资源监管执法工作的；
2、包庇纵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充当被检查对象保护伞的；
3、干预司法活动，插手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具体司法案件处理的；
4、干预、插手建设项目，致使不符合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的建设项目得以审批（核准、备案）、建设或者投产（使用）的；
5、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和监测数据、相关规划的；
6、其他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四、责任追究的主体及程序
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责任追究。各级政府负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发现有本实施意见规定的追责情形的，必须按照职责依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问题进行调查。
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问题的调查；
2、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
3、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市污水、垃圾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
4、水务部门负责水资源、水土保持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
5、农业部门负责农业用地、渔业水域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
6、林业部门负责森林、林地、湿地和陆生野生动植物等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
7、涉及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损害问题的调查，由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行。
8、其他部门按《韶关市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要求，按职责依法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问题进行调查。
9、责任追究的程序：相关部门在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其他处理决定的同时，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应负责任和处理提出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有关材料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由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需要给予诫勉、责令公开道歉和组织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司法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等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有本实施意见规定的追责情形的，应当向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人事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五、责任追究的方式和类型
（一）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共同负有领导责任。负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工作部门及有关机构党政领导干部既要负责分管范围业务工作，又要负责分管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
（二）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选拔任用工作中，应当按规定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情况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
（三）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形式有：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党纪政务处分。
组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同时使用。
追责对象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负责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和部门，一般应当将责任追究决定向社会公开。
（四）政府负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对发现本实施意见规定的追责情形应当调查而未调查，应当移送而未移送，应当追责而未追责的，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五）责任追究与职务调整相结合。
1、受到责任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
2、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党政领导干部，至少一年内不得提拔；
3、单独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处理的党政领导干部，至少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至少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
4、受到降职处理的党政领导干部，至少两年内不得提升职务；
5、同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六）具有本实施意见“责任追究的内容”所列情形，并且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责任：
1、一年内受到两次以上责任追究的；
2、唆使、强迫他人违纪违法的；
3、具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的。
（七）具有本实施意见“责任追究的内容”所列情形，并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从轻追究责任：
1、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责任追究问题的；
2、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者阻止严重危害后果发生的；
3、检举其他应当受到责任追究的问题，情况属实的；
4、违纪违法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的；
5、具有其他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情节的。
（八）受到责任追究的人员对责任追究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和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作出责任追究决定的机关和部门应当依据有关规定受理并作出处理。
申诉期间，不停止责任追究决定的执行。
六、沟通协作机制
建立健全沟通协作机制。负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责任追究的沟通协作机制。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县（市、区）、乡镇（街道）党委、政府，市、县（市、区）有关工作部门及其有关机构的领导成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有关机构领导人员。
环境损害 篇6
关键词：环境侵权；损害赔偿
一、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缺陷
环境侵权是指由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环境保护法》中第四十一条规定，污染者证明环境污染损害结构由受害人自己或者第三人责任引起的可以免责。对于我国目前来说，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还存有很多的缺陷的困境。
1.“行为违法性”的认知混乱：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冲突
对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的合理性，首先是在确定无过错责任原则并肯定“有排污行为”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的。对于这一说法，国内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与建议，其主要观点有三要件说和二要件说，所以他们对于这一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两者的分歧在于是否将“行为违法性”作为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对于这一观点，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都有指出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举证责任倒置的操作难题，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多重选择
在环境侵权的诉讼案件中，对环境侵权举证责任的转移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四十七条有提出明确的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在下列侵权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诉讼”。这就说明，当原告提出损害事实证明的时候，如果被告人否认，那么举证责任就会转移到被告方，如若被告人不能提出免责事由或者是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就会承担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
3.损害赔偿的获得：救济途径的不完整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作出的规定，对于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在理论上虽然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当多的，主要从以下两点体现：
（1）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数额不明确。在《环境保护法》中造成环境污染侵害的损失，应当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而损失的类型有三种，人身、财产以及精神损害，对于这些损害应当对其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的解释》第八条中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后的出的结论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成立中，决定取决于法官的裁量。而环境污染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体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很难作出产生损害赔偿的计算问题，所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数额。
（2）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实体利益不对等，诉讼成本巨大。在诉讼的过程中，想要赢得胜利就必须要花费很大的资金，而且诉讼的程序也是相当复杂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断案，甚至还会出现不了了之的案件，而受害人往往都是比较渺小的，加害人通常都是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企业，所以对于受害人来说，想要获得赔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存在不可能因素的，因此造成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利益不对等。
二、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之完善
1.社会层面
效仿欧美发达国家，促进成立环境公益性的诉讼组织。因为环境污染是一种公害事件，受害者不仅是当事人，还可能波及到周边老百姓，对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日常生产造成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疾病，对老百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由于我国环境保护力度不够而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一般需要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方可上诉，否则上诉很可能以不适格的原告作为理由驳回上诉，这其实也限制每一位公民的诉讼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可以代表公民权益的组织帮助公民出面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宪法层面：公民环境权的明确界定
环境权理论是在环境立法、执法、环境行政管理与环境诉讼的前提下，在环境法律中的基础性与核心问题范围内确立的。我国现在在环境立法上已初成体系，其突出的是过于强调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过多的强调环境监督机关的权利的管理型立法特点，从而忽视了公民的环境权利，与有关机关部门应尽的责任义务。因此，为了明确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应该将公民的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才能达到环境权的明确，为公民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作出有力的证据。
3.民法层面：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理论的更新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理论的更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违法性要件的抛弃，大多学者认为违法性要件可归纳为道义责任的范畴，但是在某些事件上，环境侵权加害人可以根据环境侵权的适法性规则，从而避免自己的主观过错，否定自己的道义责任，从而也否定了自己环境侵权的责任。二是因果关系推定理论的问题，在诉讼中，原因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决定公害诉讼成立与否的重点。在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理论的改进也是与无过错责任替过错责任的问题，也是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中的重要方面。所以我们应正视环境问题带来的环境侵权，并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理论中不断的更新，从而建立一个科学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体制。
4.环境保护法层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执法权的加强
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环境执法权的加强主要从完善执法体制，加强执法监督；强化执法手段，赋予其强制执行权；提高执法技能，增强环境纠纷调处能力，这三个部分去进行加强。在完善体制方面我们应建立环境保护工作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提高环保主管部门的独立性，明确的分工职责，强化部门的执法监督，在执法手段上我们应改变对污染企业的责令停业、关闭决定由政府部门作出的规定，赋予环保主管部门强制执行权，在执法技能的提高上，我们应遵从以下三点来执行，一是对环境执法的设施进行完备，二是要具备在环保主管部门管理下的损害赔偿额度评估机构，三是建立在环境强制执行权基础上的行政救济实施权。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篇7
我国法律对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就是说, 无论侵害人——污染环境者主观上有无过错, 也无论国家对此是否已经收费或处罚, 只要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受害人就可以请求获得赔偿。《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所说的“依法”, 就是国家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 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规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 被追究污染环境者, 一般在三种情况下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一是因不可抗力 (战争、自然灾害等) 而形成的环境污染;二是由于受害人自身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三是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那就要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申请处理。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的, 再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另外, 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 污染环境, 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等严重后果的, 司法机关还可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论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 篇8
1 外空环境的权利归属
简单的说, 空气空间以外的整个空间被称之为外层空间, 从严格的科学观点来说, 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而是逐渐融合的。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指出, 目前还不可能提出确切和持久的科学标准来划分外层空间和空气空间的界限。近年来, 趋向于以人造卫星离地面的最低高度 (100-110) 千米为外层空间的最低界限。
国际法上, 一国对其领土上面一定高度的空间为其领空, 该国对其领空拥有绝对主权, 国际法对领空以外的外层空间的权属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外层空间法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 尽管有些学者曾经提出过领空无限的主张, 但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 以及整个太阳系的运动, 认为国家主权无限制地延伸到宇宙中去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外空的探测和利用以及数以千计的人造卫星不断地在围绕地球的轨道上运行的事实, 表明外层空间依其性质是难以成为国家主权控制的对象的。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在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的宣言》, 确定了外层空间供一切国家自由探测和使用, 以及不得由任何国家据为己有这两条原则。除此之外, 外空委员会还先后草拟了5项有关外空的国际条约, 即《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1966, 简称《外层空间条约》) 、《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 (1967) 、《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 (1971)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1974) 和《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它天体上活动的协定》 (1979) , 中国于1983年12月加入了《外层空间条约》。
2 外空环境损害国际责任中的求偿主体
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 它属于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因此, 外空环境损害责任制度中, 求偿主体的确定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1) 完善联合国外空委员会职能, 使其具备求偿主体资格。
有特定受害国的外空环境损害中, 受害国即为当然的求偿主体当无疑问。但是, 外空环境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特定受害国的, 而只是对外空环境造成了污染, 这种情况下, 该由谁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呢?既然外层空间属于人类共同财产, 当共同财产受到损害时, 当然由人类共同的机构来代表全人类进行求偿, 但是, 由哪一个机构代表全人类向这些产生空间活动的国家主张责任呢?目前的国际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对此, 学者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 可以借助于国内法中的“公益诉讼”理论, 任何国家都可以代表全人类提起赔偿诉讼请求。另一种认为, 只有国际社会集体才有求偿资格, 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管理中, 就设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来代表全人类对国际海底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并且该机构可以在国际海底资源受到损害时代表全人类作为求偿主体在国际海洋法庭进行求偿。笔者认为, 以上两种观点, 以第二种为优。空间活动是以高科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的, 目前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科技和经济大国。这种状况导致各国在空间环境保护中地位的实质不平等, 其参与外空环境保护的能力及积极性都有很大差距, 因此, 赋予各国都有代表全体人类利益提出空间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可能面临不现实和不公平的情况。根据1959年联大第1472号决议, 联合国成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COPUOS) , 外空委的宗旨是制定和平利用外空的原则和规章, 促进各国在和平利用外空领域的合作, 研究与探索和利用外空有关的科技问班和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根据此宗旨, 该机构仅仅是一个审议机构和国际协调机构, 它在国际法上也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 属于联合国大会的下属分支机构。有鉴如此, 有学者主张, 应单独成立一个类似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构来作为代表全人类利益对外空的环境损害提出求偿的主体。笔者认为, 与其另行成立一个行使求偿权的机构, 不如在既有的联合国外空委员会的基础上, 对其职能和职权进一步完善, 使其成为一个类似于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机构。因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职能并非单一的行使海洋污染损害求偿权, 甚至该请求权不使其主要职能。所以如果另行成立一个仅仅行使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机构, 缺乏必要性, 而且在空间活动实力极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 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就该机构的成立达成一致。
(2) 没有空间活动能力中小国家的求偿权利保障。
众所周知, 外空活动能力是以强大的经历实力为保障、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的, 所以在发生外空环境损害时, 似乎仅仅涉及少数大国强国的赔偿责任问题, 其实不然, 《外空条约》规定, 外空环境是全人类共同财产, 鼓励任何国家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 虽然从科学角度上讲, 外空环境是无限的、外空资源也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我们人类能掌握的毕竟有限, 如果不规制大国损害空间环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尚不具备外空活动能力的中小国今后进行空间探索的范围就很是有限了,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关系的存在, 而且中小国往往是受害一方, 所以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制度中更不能忽视对没有空间活动能力中小国家的求偿权利的保障。
(1) 赋予中小国家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求偿诉讼的权利。
中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 在实际情况下, 联合国机构的诸多决议是由实力强国控制的, 而这些大国强国又往往是造成外空环境损害的罪魁祸首, 这样中小国家获得赔偿几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都没有启动损害赔偿诉讼的能力, 笔者认为, 这里可以借鉴我国《公司法》的制度: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比例时, 赋予中小股东诉讼主体的资格。在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中, 允许一定比例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诉讼主体, 既有足够的影响力启动诉讼程序, 又有可能使责任主体真正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 在缤纷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此制度也可以有效防止少数小国为了非公益目的对空间活动国施加压力而进行恶意诉讼。
(2) 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建立准确、及时、详细的信息公开制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中小国家不具备足以与大国抗衡的科技能力, 不能掌握与外空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关的诸多信息, 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求偿过程将异常艰辛。笔者建议外空委员会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及时向全世界公开可能引起空间环境污染的重要信息并做到准确、及时、详细, 当然这种新闻性质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以不泄露他国技术秘密为前提的。
3 外层空间活动的责任基金制度
外空环境损害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损害, 致害物体的归属在实际中很难确定。目前, 在空间环境损害的认定中, 主要是依赖联合国秘书长对空间发射物体的登记来认定空间碎片、使用核动力源的航天器的归属, 从而确定空间环境损害的责任主体。但是, 由于外空空间的浩瀚, 准确界定无数的无法辨认或没有登记的航天核废料、空间碎片及不明航天器的归属国实属不易, 所以要将目前的空间环境损害归属于哪一个国家或哪些国家十分困难。对此, 国际法学界提出了责任基金的方式实现责任内化。针对外空环境损害赔偿实现困难, 尤其针对不明责任主体造成的损害无以救济这种情况, 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国际保证基金。所有发射国以及发射的私人企业, 均须按每年发射次数的多少交存一定数目的款项作保证金。以此为基础, 在条件成熟时, 可以设立一个专门针对责任主体不明的外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建立责任基金的做法对责任人不明情况下的外空环境损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空间物体的发射主体作为外空活动的受益人, 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也符合“受益者承担风险”的原则。
由于外空环境损害的高风险性, 与一般环境损害相比较, 一旦发生损害, 去除损害、恢复原状的成本要高出很多, 所以仅仅依靠发射主体交纳的保证金, 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涉及到责任基金的运作。笔者认为, 应该遵循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 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的原则进行运作。按照这一原则, 应该严格限制利用基金进行商业投资的比例, 主要部分应流向银行存款, 以此保证基金的赔付能力。
总之, 外空环境损害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已有的空间法则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人类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活动将更加深入。相对而言, 外空的国际立法却远远落后于各国实践, 表现在空间环境保护方面更是如此。因此, 各国在从事外空活动中, 不但要从科技实践能力上加以提高, 更要在法律体系上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制度予以完善, 并能从世界的角度出发对外空环境进行和平的开发与利用, 运用自己的高科技水平帮助联合国组织进行外空环境的治理与维护工作, 在惠及世界的同时也为自己进一步进行外空探索活动提供了前提, 真正做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 各国空间活动逐渐频繁, 在各国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外空探索能力的同时, 空间活动引起的矛盾与冲突也日渐明显, 由此引发了诸多国际责任问题, 2009年2月发生的美俄卫星相撞事件, 更加将这一矛盾推向激化, 外层空间环境损害的国际责任问题一时间备受关注, 已有的国际空间法则显得更加苍白与滞后, 学者们开始不断探索完善外空环境损害国际责任制度, 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认真研究, 总结现存法律框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从求偿主体和责任方式两方面提出构建空间环境损害国际责任制度的建议, 为外层空间的探索活动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对于保护外空环境、规制人类的太空探索行为、解决由外空环境损害的责任认定引发的国际争端,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外空环境,求偿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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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 篇9
1 环境监测的主要作用
1.1 运用有效监测构建完整的污染损害鉴定体系
环境监测是评估鉴定个的基础,是技术分析层的主要支撑。当前,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环境下,环境监测与鉴定评估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新的技术也代替了旧有的管控思路,在推行新的环保政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环境监测与污染鉴定评估体系拥有多重的控制指标,需要多层级的成套管理方式才能有效实现。
1.2 明确了环境监测体系内的根本权益
多层及的区段污染评价指标,在量化污染造成的损失方面具有精确性,对有效的实现赔偿十分有利。在增进公众的环保意识和污染鉴定的关联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1.3 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息息相关
在环境污染鉴定评估中,监测的原数据是后续相关工作的根本参考依据,这类数据具有技术特性,是在常规环境鉴定框架内评价的数值。在环境监测和管理控制中,有利于加快污染损害鉴定的效率。基于现代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新型环境监测与污染损害鉴定体系,对区域环境的过程监测与控制密切相关。
2 环境监测中的相关指标选择
2.1 大气污染监测指标
当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时工厂废气、供暖、发电和运输等带来的排放气体。主要是燃烧排放,根据污染形成的机理可以分为:氧化特性损害、气体还原危害、酸碱危害和粉尘危害。在筛选这些指标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注重工业密集区的同时也要重视居民生活方面的排放。气体污染物中主要有硫化物、氧化物、其他污染气体以及碱性气体和粉尘等。其代表性指标有甲醛、二氧化硫、硫化氢、氯气、臭氧、二氧化氮、氨气以及重金属和粉尘等其他氧化物。
2.2 水体污染检验指标
水体污染的路径较为复杂,主要有大气附带着的杂物随同降水排下进入水环境;工矿废水、农药污染,固体废弃物流入水体也会造成污染。水体污染的主要检测指标有酸碱度、总盐分含量、溶氧量、生化必备氧量以及氰化物、还有重金属含量。这里的指标筛选需要采用双重的步骤,先收集样本,采用色谱仪器获得相关的数值。再由计算机仪器设备所显示的相关数值进行多层级的定量指标筛选。
2.3 土壤污染监测指标
重金属关联污染是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监测土壤污染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比水体和大气污染的指标。土壤污染的监测在样本选择方面更加的复杂,检验过程更加的繁琐,需要消耗诸多的化学制剂来进行解析和实验。故结合土壤污染监测的特征,在筛选样本的过程中,可首先明确区域内的土壤污染现状,再筛选相关指标。
3 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以及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3.1 监测点布设精准
在监测大气污染的过程中,考虑到李东态势下的线性排放,固定点的排放都密切关系着作物的生长。监测点的布设应凸显典型性特征,能够代表相应区域的污染表现特征。同时,在布设监测点的时候还应考虑到风向、扩散浓度,以此选择定位最优的监测点。显然,监测点布设的精准程度与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在布设水体污染监测和土壤污染监测的过程中,也应考虑到实际的监测环境。在选择水体污染监测点时,需要拟定多重机井,综合考虑深度以及水体本身的特征。同时还需要有效的收集区域内农田使用农药和化肥的现状。对残存的农药进行估算,以此为参照,对监测结果进行帅选,进一步设定细化的指标。
在设定土壤污染监测点的时候,因结合大气、水体监测的情形,并考虑到土壤污染具有长期累积和持久污染的特征,对监测结果进行有效的处理,获取关联的监测数据。而在作物生长的时节与作物收获之后的时间,对土壤污染的监测应进行持续的监测,并进行对比分析。下列表1、2、3即为监测点获取的相关数据。
3.2 选择最佳监测频次鉴定污染损害
根据不同对象监测的相关特征,在环境计划监测之前,便应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监测进行基本分析。比如:土体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并未受到污染,那可以在下一年度再去进行监测;若是某区域新增工矿企业,便需要加强对这一区域的监测频率。并结合相关的信访、投诉来增减部分区域的监测密度。
而对区域环境污染的损害鉴定便是结合这些相关的数据而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和分析。在当前计算机运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形下,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环境监测中的生物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十分敏锐。
摘要：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在环境监测中有了新的广泛运用。环境监测对环境污染损害鉴定有着重要的作用。该文将主要阐述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以及环主要指标的筛选,并对环境监测的实施过程和损害鉴定的实现进行论述。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损害鉴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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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界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篇10
传统的国际法理论认为, 国家责任是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 引起国家责任的条件, 一是国家的作为或不作为违背了该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是该行为归责于国家[1]。引起跨国环境污染的危险行为, 大都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首先, 这些行为因为并未受到国际法禁止, 所以很难说是违背国家义务。其次, 如何判断这些行为可归责于国家, 是很困难的。国家对损害的发生, 既非故意, 又很难说有过失, 而且很多损害事故的直接行为主体是私人经营者, 对私人行为造成跨国环境损害是否应由国家承担责任, 究竟如何规范责任的承担方式, 国际社会尚无明确统一的态度。
国际社会深感该问题的严重性, 意识到应制定相应的规则, 使国家或其他主体对此类行为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1976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1/97号决议, 敦促国际法委员会尽快研究审议“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国际法委员会在1998年8月通过了《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国际责任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for injurious consequences a rising out of acts not prohibi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预防有害活动的跨界损害)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damage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条文草案》 (下文简称草案》) [2]。
一、跨界环境损害的归责原则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 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制度已不仅仅指国家为不法行为承担国际法律责任, 它还应当包括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对损害的补偿。我们需要从过失责任与严格责任两方面厘清国际环境损害中的国家责任理论的发展脉络。
1. 过失责任。
传统国际法中, 只有当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可以归咎于该国时, 才引起国际责任。在过失责任理论下, 国际法上的责任问题是以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不行为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引起国家责任的条件一是该行为违背了该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 二是该行为可以归责于国家。
2. 严格责任。
传统理论认为, “过失”是产生国家责任的基础。然而, 对于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变动的客观现实而产生的跨界损害责任而言, 其行为乃既无“过失”, 也无“故意”。那么到底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呢?对此问题, 不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意见不一, 在国际法学界也是各执其说, 观点不一。其中, 分歧最大的是能否将“严格责任”作为跨界损害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
一种观点认为, 严格责任是取代基于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制度的唯一途径。否定严格责任往往会导致不当地保护了损害活动行为国的利益而使受害国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与此相反, 另一种观点反对在跨界损害责任中引入严格责任的概念, 认为这一概念目前仅仅是某些特殊协议或制度的产物, 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地位, 任何使其一般化的企图, 都会被认为是不当侵犯主权国家的行动自由而遭到拒绝。国际法委员会中不少委员主张严格责任原则上可以作为跨界损害责任的基础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 可以说是一种变通了的严格责任。
总的说来, 以国家责任作为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方式, 其发展一直都不能令人满意。至20世纪末, 该问题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 亟须一种新的方式、理念来应对环境责任与国际环境损害赔偿的现状, 使之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大背景下, 国际法委员会1999年报告和2001年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引起的责任问题的报告”, 脱颖而出。两份报告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私法化定下了基调, 赢得了国际社会和法学界的普遍好评。
二、跨界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从国际社会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趋势来看, 国际损害赔偿责任需要尽快完成从国家责任向私法责任的转变, 由经营者主要承担赔偿责任, 而以国家责任形式作为某些特殊情况的例外, 以期更好地保护受损害者的利益, 也使合法经营者免于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
2004年特别报告员彭马拉朱·斯雷尼萨·拉奥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交了《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担法律制度第二次报告》, 报告属于“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活动所致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赔偿责任 (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 ”的专题项下。在这次报告中, 拉奥拟定了《关于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案件中损失分配的原则草案案文》。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了该案文, 期望将来以此作为基础制定条约。这份草案虽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却是国际法委员会最新的工作成果, 反映了将来的发展方向。
结合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 笔者简要构建出国际损害责任的损失分配模式。
1. 损害责任的承担者。
跨界活动的经营者应当主要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样将跨界风险活动的成本内部化, 进而激励跨界活动的经营者采取积极措施来避免损害的发生。同时也更能保障跨界损害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国家责任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损害责任原则已经行不通, 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比如核能损害、空间物体损害等, 还需要国家承担责任。在这些情况下, 一般而言直接行为人就是国家, 也只有国家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损害赔偿的范围。
首先,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是最主要的损失, 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范围的损害赔偿中都应当包括进去。其次, 还应当包括环境本身的损害。因为环境问题是涉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问题, 所以对环境造成损害要承担赔偿责任, 也促使各国在进行跨界活动时注意对环境的保护。再次, 由于跨界损害中每一类损害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形式, 因此赔偿的范围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出规定。
3. 责任的承担原则。
在确定责任主体承担损失的份额时, 既要考虑到不能让无辜的受害者承担不应该的损失, 也不能让致害者承担不应该由其承担的责任, 以体现公平的原则。因此, 损失的承担机制应当既能保证损害能被合理的赔偿, 又是一种有益的经济刺激手段, 形成良性循环。
4. 责任的豁免。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普遍承认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是承担国际损害责任的基础, 那么在制定赔偿机制时, 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就是承担责任的条件, 有无豁免的理由, 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获得豁免、进行抗辩。如损害是武装冲突行为、敌对、内战或叛乱的结果;或者具有例外、不可避免、不可预计和不可抵抗性质的自然现象的结果;或者完全是遵守受害国公共当局的强制性措施的结果;或者完全是第三国国际不法行为的结果等。
5. 关于补充基金的问题。
由于其自身的特性, 跨界活动所产生的损害往往都是特别巨大的, 行为者或者直接责任人可能没有赔偿的能力 (如油污损害) , 因此需要设置责任限额。但是损害超过限额的部分若不加以赔偿, 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公平的, 因此国际条约采取了赔偿基金的做法。笔者认为, 要使损失分配机制有效运行, 有必要规定相关赔偿基金的设立、基金来源等问题。如可以作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公共财政支出。换言之, 国家可以在分担损害造成的损失中承担一个份额。另外, 还可由同一类危险活动的经营人或所进行危险活动的直接受益实体缴款设置一个综合基金。
6. 关于预防措施与恢复措施及其费用。
恢复措施指的是采取措施国家的主管部门已批准的各项合理措施, 他们旨在恢复或修复受损害或毁坏的环境组成部分, 国内法律应当指明何人或何机关有权采取此类措施。为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而采取的措施的费用, 应当限于已实际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所涉及的费用;预防措施, 指任何人为应对某一事件而采取的旨在尽量减少或缓解损失或损害或进行环境清理的任何合理措施。预防措施所涉费用, 包括这些措施本身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而引起的费用。
7. 关于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法院。
享有管辖权的法院, 应当具有如下条件: (1) 已遭受损害国所在地法院; (2) 事件发生地法院; (3) 被索赔者的惯常居所或主要经营地法院, 相关国家必须确保其法院有受理此类索赔要求的必要的管辖权。
摘要：环境损害责任是国际责任制度的新领域, 其理论基础和具体制度与传统的国家责任有较大的区别, 是对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完善。两种责任制度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共同构成国际责任制度的内容。对于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为损失的分担, 出于保障受害者利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探析了如何构建跨境环境损害的损失分担制度。
关键词：跨界环境损害,国家责任,归责原则,损失分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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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 篇11
关键词：农村；群体性；社会危害；环境公益
伴随我国国内农村经济的逐步繁荣与建设新农村步伐的推进，农村生态污染与环境破坏愈为显著，演变成制约农村经济有序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突出因素。据统计，因环境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正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期。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除了具有一般农村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主体具有特殊性、处理的困难性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征。本文即对此展开论述，对我国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特征进行探析，为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救济途径提供借鉴。
1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群体性的特征
所谓群体性是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纠纷类事件的最基本特征。国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 “集合行为”。这一概念指的是在集体一起影响与推动下产生的个人活动，本质上是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提出，集群活动是自发形成的，相对而言不具备组织性，甚至难以预料的，它依靠对参与者的朴素刺激的信任。总体上来说，在环境损害纠纷中，当前农村区域参与数量人数呈上升态势，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数量通常有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这在国内都比较普遍。
2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地域特性
在此类纠纷中受害者通常都是居住于环境污染地区的农民，因此也让群体性纠纷衍生出地域性的特点。由于我国经济迅速繁荣，部分较为发达的区域由于频繁受到污染从而开启整治污染的序幕，针对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企业在该区域的发展实施限制，或采取环保治理的措施，甚至将三高企业迁至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发展愿望强烈的农村地区。这其实是一种污染的转移。污染项目落户农村后，经过长年累积，不仅威胁到了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耕地、水源的严重污染更是威胁到了农民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广大农民群体沦为“环境难民”。农民们忍无可忍，别无选择的时候就极易集结起来，此时则会爆发一定地域的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有时甚至会演变成为社会影响恶劣的暴力性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
3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环境公共利益特征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群体性及地域性的特征更加使得其具有环境公共利益性。环境共同利益既不是单个个人所欲求利益的综合，也不是人类整体利益，而是一个社会透过个人合作生产出来事物价值的总和。对于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涉及不特定过数人的群体性的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不仅威胁到了广大农民的生命健康权，更是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导致了水源、耕地受到严重的污染。由于生态环境有着公共物品属性的特点，环境权益的利益主体体现出社会性，无法将其划分成农民个人的损害，它的利益内涵不甚明确，损害耗时长，损害无法确定，而且不满足可诉求的侵权损害的标准与要求。对于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而言，如何有效保护其中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4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可预见性
农村环境所受到的污染与破坏是量的长时间积累的一个过程。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体现出可预见性，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一旦高污染企业在农村地区落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环境的污染，这是可以预见的。虽然对环境的污染有一定的潜伏期，但最终出现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必然的结果。其次，环境是公平的，对农村环境的破坏，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而不仅仅是生活在该地区的农民。再次，农村的农民并不是从一开始发现环境问题就采取暴力手段，而是会首先通过与污染企业沟通，或投诉到环保部门，最后选择上访和其他更合理的方式提出诉求。如果这些通道可以得到很不错的解决方案来应该农民面临的环境问题，那么相信在农村环境损害中的暴力群体性事件不会爆发，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从高污染企业投资农村开始到出现高污染企业在农村环境破坏的现实，以及期待通过申诉，控告等方式解决环境损害而引起的民事纠纷等问题，这其中每个阶段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具有可预测性。因为在农村地区的环境损害所造成的民事纠纷和环境污染的强度成正比，因此，这样的事件的伤害和大小的程度，也是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的。
5 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具有社会危害性
在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危害性主要在两个角度得以体现：首先，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数量呈现剧增的态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环境污染在损害时间与结果时间上有着不同时性，也就是后者有着相当的滞后性，当互相影响经历相当时限之后，便会表现出对于人体的损害结果。现在的环境群体纠纷呈现集中爆发的局势，可以预见其社会危害之大。其次，在农村爆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比其他任何群体性事件对社会造成危害性更大。特别是那些有大量的参与者，持续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容易反复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一般是经过精心策划，明确目标，统一行动的，最终的结果是给企业，个人和政府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类纠纷中的受损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亟需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保护。
综上，在我国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日益频发的时期，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将有利于探求出一条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环境损害民事纠纷的救济途径，保护受损农民的合法群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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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思蓉, 胡美灵.法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2, 28(136): 99-102
作者简介：
廖沅，（1988～）女，汉族，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环境损害 篇12
一、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及不足
为了顺应公众对日照权利的要求,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用以规范相邻各方的权益, 《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 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 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 应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 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房地产管理法》第24条规定:“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 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国务院《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城镇个人建造住宅, 必须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不得妨碍交通、消防、市容、环境卫生和毗邻建筑的采光、通风”。《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第13条规定:“被遮挡阳光的现状居民住房, 以居室窗台中心点 (均以外墙面计) 在冬至日日照时间不足1小时的, 每户按其居室被遮挡状况给予一次性补偿800元至2 000元。《住宅建筑规范》规定, 被遮挡后的日照时间低于规范标准的, 由侵权人对被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虽被遮挡, 但被遮挡后的日照时间高于规范标准的, 可以考虑由侵权方对被侵权方进行适当经济补偿。
显然, 相关立法明确规定相邻各方日照权利不容侵害, 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 应当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但是, 相关立法在日照权利定价问题上除了北京市规定损害赔偿金额应与日照规范标准时间这一影响因素挂钩之外, 其他影响因素在立法上则是一片空白。正是因为相关立法在定价问题上的模糊性, 使其不能切实保护相邻建筑物权利人的日照权益, 也无法为因日照争议引起的纠纷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 以致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受害方日照环境拥有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臆断, 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准绳对受害人日照权利损害进行公正合理的赔偿, 受害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相邻建筑日照权的纠纷矛盾日益突出。
二、现有理论研究及不足
为了逐步消除立法在确定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定价问题上的不足, 切实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有学者提出可以采用“事前预防、事后赔偿”为受害人的求偿道路提供一个明确方向。事前, 相关立法应该明确规定土地用途地域及地区的划分, 并根据用途地域、地区种类的不同, 分别规定建筑物的容积率、间距、斜线规制、建筑物高度等指标, 并严格要求建设方在建筑规划审批前就建筑物等不动产对邻人可能造成的日照影响程度做出专门的公示和说明, 由邻人在一定期限内选择救济的方式。如果相邻方在此期限内不主张拆除, 则只能请求事后损害赔偿。“事前预防、事后赔偿”措施似乎能补偿受害者的损失,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合理、公平的矛盾解决方案, 但是影响日照权利赔偿定价的因素太多, 其中包括城市规划上的限制、周边建筑物的实况、将来的趋势、土地状况、建筑密度、建筑设计规范、建筑物用途等等, 并且这些影响因素既复杂又很难量化, 针对这些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应将影响日照权利的因素与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并运用传统的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三大评估方法来确定日照权利受到损害时受害人应该获得的赔偿金额。
首先, 通过公式tanα=H/D= (H1-H2) /D (α为太阳高度角, H1为前排房屋总高, H2为后排房屋底层窗台高度, H为H1与H2之差, D为前排房屋后檐与后屋房屋之间的距离) 来判断是否影响日照, 以及影响日照的时间、大小等, 再根据各地的土地状况、建筑密度、建筑设计规范、对日照的标准要求等, 结合城市规划来综合判断日照损害的程度。
其次, 考虑建筑物用途, 日照受侵害后的房屋价值与受侵害前的房屋价值的差额, 今后若干年房屋使用过程中为增加取暖、通风、照明等条件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并适当考虑业主在日照条件受到限制时因身体健康受到的伤害应补偿的金额。
此方案理论上确实是顾及了影响日照赔偿定价的诸多因素, 能为受害人提供一个令其信服的满意结果, 但是在牵涉到实务具体操作时, 这些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却是千差万别, 比如被害建筑物所在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情况极为重要, 区位的价值越大日照的保护便越重要。而成本法的应用是建立在可以获取许多历史资料、信息资料、相关指标的基础上, 还必须得假设被评估资产处于继续使用, 显然在这里不适合直接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则是以在未来获得用货币计量的预期收益为前提, 如果没有预期收益, 或者预期收益很少又很不稳定, 就不能采用收益法, 在此刚性前提下, 直接用收益法评估日照环境损害定价会造成评估结果严重失真。市场法需要有一个发育成熟、公平活跃的公开市场, 并且在交易市场上可以寻找到几个相同或类似的参照物进行对比、分析、作价。而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定价市场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还处在理论研究阶段, 不存在充分交易的市场。在这些“硬伤”情况下, 直接运用传统的三大评估方法不仅会导致无法着重把握重要因素, 给合理估价带来一定的难度, 而且计算出来的金额也会严重偏离实际情况。因此, 该如何取舍这些影响程度大小不一致的影响因素, 成了摆在我们面前最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
三、赔偿定价方法新思路: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针对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定价“盈千累万”的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采用德尔菲法 (Delphi) 或层次分析法 (AHP) 进行因素赋权得到加权求和值, 以此来衡量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 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消除各因素之间的共线性, 且存在因素权重确定的主观性。因此, 为了较为客观地确定赔偿定价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 笔者引入一种赔偿定价新思路:主成分分析法。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赔偿定价的各因素时能够通过数学变换将原有的多个因素因子转化为少数几个相互线性无关的主要分量, 从而实现简化数据结构, 并根据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客观地确定权重, 避免评价指标的共线性和权重确定的人为性, 使评价结果更趋客观合理, 不至于在确定赔偿金额时各种影响赔偿金额的因素不分轻重全都考虑, 不仅丧失了评估工作应有的效率, 还容易抓错重点, 致使评估出来的赔偿金额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 日照权利赔偿定价的思路为:在已取得影响日照权利定价指标范围内各个评价因子评价分值的基础上, 建立主成分分析模型。
首先, 假设影响因子有n个, 并将因子的评价集划分为p个评价单元, 采用指数衰减或线性衰减等方法计算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内各因子的评价分值, 相应的指标矩阵为X= (X1, X2, X3…XP) = (Xij) n×p, 其中, Xij表示第i个因子第j项评价指标的分值。
综合指标F=a1X1+a2X2+…apXP, 令VAR (X) =W, W为方阵, 若W的特征根为λ1≥λ2≥…≥λp≥0,
此时, 则称F1为第一主成分;F2为第二主成分…并称Fj=λj/∑λj (j=1, 2, …p) 为第j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Fj为前k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
其次, 将评价分值矩阵X中的每一个元素Xij (i=1, 2, …, n;j=1, 2, …p) 进行标准化处理, 即将所有因子评价分值的均值变为0, 方差变为1, 则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值为:X′ij= (Xij-Xj′) /Sj (i=1, 2, …n;j=1, 2, …p)
其中, X′j、Sj分别为指标范围内所有评价单元第j个评价指标分值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标准化后数据X′j组成新的矩阵, 记为n行p列标准化矩阵X′j= (X′ij) n×p。
第三, 通过坐标变化手段, 将原来含有p个变量的X′ij (j=1, 2, …p) 作线性变化, 转化为另一组相互无关的综合变量Z1, Z2, …ZP, 且Z1=U11X′1+U12X′2+…+U1PX′P;Z2=U21X′1+U22X′2+…+U2PX′P;
Z1, Z2, …ZP, 分别称为原始评价因子的第一, 第二, …, 第p主成分, 其中Z1在总方差中占的比例最大, 综合原始评价因子的能力最强, 其余主成分在总方差中占的比例逐渐减少, 即综合原始评价因子的能力依次减弱。
第四, 主成分的提取与权重确定。主成分提取的目的在于简化数据结构, 通过选择较少的几个线性无关的主成分来尽可能多地反映原始评价因子的信息。主成分的提取主要是依据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主成分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定义为方差贡献率, 即:ej=λj/∑λj (j=1, 2, …, p) 。方差贡献率描述了各主成分在反映各个原始评价因子信息量方面的能力大小, 因此在综合评价中可以用方差贡献率作为各个主成分的权重, 实现对各个主成分的客观赋权。主成分方差贡献率的累加称为累积方差贡献率, 即:Ej=∑ej (j=1, 2, …, p) 根据经验, 一般取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5%-95%的特征值λ1, λ2, …, λj (j≤p) 对应的主成分。此外, 提取的主成分原则上要求各评价因子的公因子方差 (主成分载荷值的平方和) 尽可能接近, 如果某一评价因子的公因子方差与其他各评价因子的公因子方差相比数值过小, 则说明这一评价因子在提取的主成分中信息损失较大, 可考虑增加主成分的数目。
第五, 单元综合评价分值计算。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 对提取的前j个主成分进行线性加权, 得到综合评价值, 计算公式如下:Y=∑eiZi。Zi为第i个主成分的得分;ei为第i个主成分的权重 (方差贡献率) 。
通过以上主成分分析模型的建立, 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区域日照受偿定价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方差贡献率) , 便于我们在考虑日照定价的影响因素时可以少走弯路, 有利于我们在处理一大堆线性相关的影响因子时, 既能剔除线性高度相关的影响因素, 又能准确把握哪些影响因素需要重点考虑, 哪些影响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因此, 通过引入主成分分析法不仅提高了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定价的效率以及准确性, 还能节约时间成本等。但是, 主成分分析法也只是相对科学地指出了定价问题上存在的棘手问题, 为我们在实务操作中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要彻底地解决有关房地产日照环境损害赔偿定价的问题, 还任重道远, 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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