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精选8篇）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1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矛盾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要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深刻理解“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人们不可能主观选择；但对其判断必须及时准确，认识超前或滞后都会干扰社会发展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

过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成熟定型。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相应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不仅表现在落后地区、农村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平衡；而且表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如高质量的医疗、教育还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刚刚起步，有的城市还存在不少“城中村”。因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与物质文化需要相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更广泛。它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要”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其衍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权利等具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既有的“硬需要”没有消失，并呈现升级态势，人们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生的“软需要”则表现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对共同富裕，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

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是巨大的，也是极为深刻的，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而不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仍然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对于这一点，必须有足够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着力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顺应“变”、促进 “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安排适时进行调整变革，以“变”应“变”；另一方面，立足“不变”、坚守“不变”，咬定青山不放松，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动摇，继续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夯实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2

秦朝时期, 赋税沉重, 政府强迫农民把收获物的交给政府作赋税, 兵役和徭役更加繁重, 人民不堪重负。

在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下, 西汉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 调整统治政策, 如西汉初年针对秦的暴政, 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又经过文景之治, 将田租先后降为十五税一和二十税一。但农民仍须服徭役和兵役, 并要上交人头税, 即算赋和口赋。

南北朝时期,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 出现大量无主荒地, 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更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北魏政府遂将此种土地收为国有, 并于485年颁布均田令, 将政府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 农民受田分为露田 (后称“口分田”, 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须归还国家) 和桑田 (后称“永业田”, 可世代相传) 两种。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为租调制, 受田农民须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租粟、调帛或麻, 并服徭役和兵役。

可见, 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制, 得以实行的必要前提为国家手中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劳动人口。它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较为安定, 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 北魏政府将土地授予少数民族, 也推动了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向农耕经济的转化和封建化的进程, 是推动民族融合的根本性措施。

隋唐政权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 均田制被破坏, 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 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780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它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它并没有限制土地兼并, 因此唐朝后期阶级矛盾不断尖锐, 导致农民战争发生。

明朝后期, 商品经济发展, 白银已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加剧, 自由农民大量佃农化, 国家户籍混乱, 赋税征收发生困难。为增加政府收入, 1581年, 大学士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 将田赋、徭役和杂税折合成银两, 分摊于田亩上, 按田亩多少来收税。从此农民的主要负担即为地银和丁银。这种制度沿用了唐朝两税法的以田亩为主的收税标准, 规定田多多收, 田少少收, 无田不收, 使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税种的合并, 简化了征税手续, 限制了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盘剥, 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 增加政府收入。特别是统一征收白银的收税方式, 使中国的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 使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 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3

内容摘要：气候文化建立在人类与气候长期形成的相互关系中，我国多源的气候文化对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发展、政治进程、习俗文化三方面论述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文明的互动关系，从而得出结论，气候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传承和发展，并运用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而建立人与气候之间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气候文化 经济发展 政治变迁 习俗文化

气候在地球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生变迁，对于生物的演变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国的气象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刀耕火种的上古，人类就与气象接下了不解之缘：新石器时代的古人利用气象知识制陶，创造了仰韶文明；上古先贤利用夯土柱观测日光规律以识别农时节气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春秋时期设立了掌管气候和农桑的太常，周时编黄历，定节气；劳动人民根据经验创作了颇有特色的气象谚语和歌谣；近代则建立物候所、测候所对大气运动的现象进行观测，指导工农业生产。在所有地理环境因素中，气候是一个较为活跃的因素。特别是在人类早期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人类活动更容易受到气候及其变化的影响。气候虽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但它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

经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气温、降水和季风是气候的三大要素。研究表明，温暖期常常是降水较多的时期，而寒冷期则降水相对较少。中国的历史气候变迁明显表现出暖湿与干冷交替出现的波动式变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农耕社会初期，例如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很小，随着进入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耕地面积逐渐扩大，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环境的能力有所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整个农耕社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民族文化的渊源是多源的，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珠江和辽河流域等。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与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根据《中国文化概论》，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非常适宜作物生长和人类繁衍，有利于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再加上竹林茂密、水网纵横，草原覆盖，森林茂盛，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黄河灾害较少，于是中华文明的仰韶文化便诞生于此。此外，黄河流域细腻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以及栗、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而长江流域的红土层粘性太强，又多为水田，不易耕作，也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酷热潮湿的气候导致瘟疫横行，容易引发海侵或江河湖泊水位大幅度上涨，于是长江流域沦为不适于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因此，虽然我国的古代文明是多源的，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西汉末年，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尤其是西汉，凭借有利的气候条件，仅用六七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战后休养生息的经济恢复过程，迅速发展成经济强大、实力雄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享誉世界的封建王朝，其中心，正是在黄河流域。

西汉之后，气候变迁，长达600年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第二个寒冷期。寒冷干旱的气候使北方草木肃杀，灾害增加，不利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南迁”，从而使长江流域得以开发，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唐朝和北宋前期的温暖气候使得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再度兴盛，农作物品种多样化，生长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和提高，一些亚热带植物也普遍起来，带来了国家强盛的经济力量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同时，这一时期的兴盛深得南方经济的支持，《新唐书》指出：“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都充分说明彼时长江流域的兴旺发展。

两宋以来，中国经历了几次冷暖交替，但总体来说以寒冷期为主。直接受寒冷气候影响的，正是处于中高纬度的黄河流域。史载“河患萌于周季，侵淫于汉，横溃于宋”，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黄河肆虐，人民流离失所，生产受到极大损失；而低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但受干冷气候影响的幅度较小，也有利于南方水域面积的减少和沼泽地区土壤的熟化，有利于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到南宋时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人口数量和密度、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等，都以南方占绝对优势。而明清时期，随着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沙漠化进一步向南推进。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而南方的经济则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于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转移，不可逆转。

二.气候变化与政治变迁

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是相互影响的，纵观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转变往往与一些气候事件不谋而合。在经历变化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气候事件的同时，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一系列对人类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演化阶段。气候变迁尤其是气候变冷，导致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局的演变。中国历史上的暖时期，大部分是国家统一的强盛时期；相反，干冷期则大多是国家分裂、政治多元时期。中国古代的寒冷期出现在殷末周初（公元前1000年）、六朝时期（公元400年）、南宋（公元1200年）以及明末清初（公元1700年）；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周灭商，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对于先进的商文明的征服。周民族在商末的寒冷期向南扩张，代商而起。周王室虽然天下共主，但采取分封诸侯的统治，全国政权趋于多元化。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南迁至关中甚至渭水流域，直接威胁都城镐京的安全，终究也为少数民族所灭。蒙文通在《古族甄微》中谈到了由于气候原因当时向东南方的移民：“系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旱灾，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而“江域雨泽独丰”，“宣幽继世南向移民”。同样，气候干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因寒冷而致生态恶化，水草减少乃至枯竭，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游牧民族纷纷向气候相对暖湿的南方农业区进犯，致使黄河流域出现“五胡乱中原”的政治分裂局面。

而西汉和唐朝前期的两大盛世中，暖湿气候则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暖湿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在几十年间，即由战争之后的残破局面发展为经济上强盛的王朝，西汉和唐朝前期都是如此。而这一气候也对同期的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有利，他们“逐水草迁徙”，暖湿使其传统生活区域内的水草肥美丰足，保证了他们车马为家，转徙随时，在自己的生活地域内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他们也不免与南方的农业经济区发生摩擦，但因各自能够自给自足，双方还不至于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大规模斗争。在这种主客观条件的汇合作用下，西汉和唐朝前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势强盛。

三.气候变化与习俗文化

人类的文化习俗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了颇具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习俗，其中，气候条件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大陆气候强，气温年差大，从南至北既有热带，又有寒温带；而东部地区又受季风气候影响明显，四季分明。多样化的气候特征对于我国的饮食、服饰及建筑等习俗文化的影响巨大。

节气是华夏祖先历经千百年的实践创造出的宝贵科学遗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利用平面上竖起的杆子，也就是土圭，来测量正午太阳影子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随着不断地观察、分析和总结，节气的划分逐渐丰富和科学，到距今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地球和月亮的运动变化所制定的一种计时方法，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来划分的。我国古人把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叫黄道，把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设为360度，太阳从春分点（太阳垂直照射赤道处）出发，每隔15度就是一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从二十四节气的命名可以看出，节气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季节、气候、物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不仅指导了我国古代农事，更深深融入我国民族风俗习惯和文化之中，有的节气还成了民间重要节日。

四.结语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多尺度的和多层次的，我国的气象文化是一种以气象科技为前提的亘古未绝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也是“当代性”在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化。气候文化建立在人类与气候长期形成的相互关系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文化类型的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不仅是人类认识、理解和维护气候环境的重要基础，也是应对与治理气候变化的核心。气候文化蕴含着多元的价值观、丰富的知识体系、友好的行为方式以及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这些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灾害。因此，气候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进行传承和发展，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治理气候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去，进而建立人与气候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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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4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一）从需求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人的需求往往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这五类需求是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排列的。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人们总是尽力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在较低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又会开始竭力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产品的不断丰富，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基本物质文化需求满足之后，人民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正在转向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首先，人民群众需要的内涵不断扩展。一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有戏看”，而是追求“吃好、穿好、用好、行好、住好、看好”，正在追求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人民需要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出了更多需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起来了。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大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其次，人民需要的层次极大提升。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后，人民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比如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好的教育、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优美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等。这些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二）从供给来看，“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我国社会生产确实比较落后。但是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社会生产局面。例如：我国经济总量已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连续七年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我国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二百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原油和棉花、大豆、菜籽油、甘蔗等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一些产品甚至出现了大量过剩。这些情况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

现在中国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虽然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是在某些领域的生产能力上还相对落后，而且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不均衡，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上也还存在许多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在许多领域许多方面。首先，从发展的区域上来看，不同区域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上存在不小差距，有的地方发展非常快速，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的地方则发展非常缓慢，如西北地区；生产力布局也不平衡，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还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其次，从发展的领域来看，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很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好，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建设还有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落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很多，特别是在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保障方面，保障水平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尚存在一定差距，在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同是在经济领域，有些领域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但也有一些领域中还存在许多原始的落后的生产力，有些领域产能过剩，如钢铁、低端装备制造业等，有的领域则有效供给不足，如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再次，从收入分配来看，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收入不平衡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群体在收入分配上存在较大差距，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还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发展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目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难以满足全国人民对不同产品结构、质量及各种服务的要求，实体经济尚未完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许多企业创新能力弱，在发展质量效益及发展能力水平上仍有待增强提高，社会保障、民主法治、生态环境等方面仍有很大空间需要提升。

二．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确立主要任务的依据

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需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一）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最终都要依靠发展来解决。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必须要坚决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突出科技创新，综合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学创新、文化创新等。要注重发展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绿色发展，改变“三高一低”发展模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对外贸易，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二）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必须把经济发展的侧重点放在提质增效上，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壮大实体经济，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鼓励、支持、保护创新，坚持以创新带动发展，以创新带动经济提质增效。

（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5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何谓“经济全球化”?就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最本质、最一般的含义，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9o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科学，对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一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有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积极扩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历史趋势的角度看，如果说开放的过程是全球化，那么改革的过程就是多元化。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障碍，首先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推翻某种社会制度或某个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通过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深刻程度和深远影响，又相当于一次革命。

事实证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拉动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内涵要深化

以改革而论，应立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显著成果。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矛盾和困境也会在中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有些方面甚至还更为突出。一是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目标与经济规模已很庞大，人口、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瓶颈等制约趋紧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以及区域、阶层之间分化加大之间的矛盾；三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与人民群众政治表达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矛盾；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与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滋长之间的矛盾；五是在西强东弱长期存在，必须与资本主义共处并存、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六是中国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其他大国力图维护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七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之间的矛盾，等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建立起来，但还不完善，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无论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目前，改革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按照十七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排除干扰，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各方面体制的改革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四、从身边生活变化看科学发展观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就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究竟什么才是“科学发展观”呢？今天单位组织学习，看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之所以把“以人为本”放在第一位，顾名思义，它才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对于党来说，“以人为本”就应该是以百姓为本，这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十七大以来，我们党不断把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落实到百姓的生活起居当中，真正做到了为百姓谋福利、谋发展。在我的老家，当地政府就认真的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相关精神，现在科学发展观带来的变化可以从百姓生活变化中看出来，科学发展体现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收入水平、教育文化、居住条件、交通通讯、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变化历程中看出来，可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是生命之源，生活的变化涉及到方方面面，水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这里就以水为例吧。儿时的记忆里，爷爷起床后，就挑起扁担去村头的井旁担水，遇到农活忙的时候，就改到晚上。吱吱呀呀的扁担声里，爷爷的脸上添了皱纹，头上生出了白发，背也变得微驼，那条扁担陪伴爷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去年，爷爷的扁担退役了，院里的自来水龙头哗哗响着，爷爷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传了好几代的扁担，见证了祖辈辛苦劳作的扁担，立在角落里布满了灰尘。爷爷乐滋滋的跟我说：丫头，这个物件就传给你了。以后不是用来用，而是用来给你的孩子讲讲咱们的生活是如何改变的。

以前总以为科学发展观很远，很宏观，很政策化，没想到科学发展观就在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中，这一点点的变化正是体现了党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点点累积起来就是那个宏大的科学发展观！

五、从社区变化看我们的生活

今夜的风越吹越凉爽，越吹越让人舒服，中午还酷热难耐，现在却凉爽袭人，变化得真快！可是，这一点也比不上社区生活变化的快。

比如说建筑吧！以前的房子是又破又矮，而且电话没有，电脑没有，电冰箱没有，电视机没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经济发达了，电话、电冰箱、电视机等都有了，房子也变得又高又漂亮了，而且城市变得干净美丽了，高楼大厦亭亭玉立，看上去仿佛是一个个训练有素的士兵，站得笔直。

中国的变化 篇6

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人不再是闭门造车。9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从那以后，中国人那顽强不屈，奋勇向前的气势不可阻挡地爆发了。从中国沿海到沿江，从东部到西部，从农村到城市，都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了。从封闭半封闭的生活中走出来。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很快并一步步和世界接轨。

改革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使中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拟。

纵观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人无不自豪，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入市场经济，从落后走向富强。“一国两制”，载人航天，西气东输，“天路”的建立，使国貌大有改观；世界不再小看中国；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这称霸世界的强国不得不对中国这发展中国家刮目相看。这都取决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否则不会有今天。

站在三十年后来观望中国，科技、文化、经济都挤进世界强国。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南方雪灾，西部地震，9届奥运会，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都冲着中国而来，然而中国人以他不屈的身躯，倔强的性格，没被困难吓倒；却成为世界上最亮眼的一角。

社会主义中国的变化 篇7

一、改革的内涵

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改革内涵的界定是以“革命”为参照的。在他看来, 在发展中国家, 改革是一种不同于革命, 在范围、程度、速度、规模上均受到限制的社会政治变迁;改革意味着对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 使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合理, 利益分配更公平;改革意味着人们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总之, 改革中的国家是朝着社会、经济、政治上更多平等, 社会和政治参与日益扩大的方向发展和变化的。

实际上,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浪潮, 就其对社会的触动程度、对国内发展的推动以及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而言, 其意义远超越亨廷顿所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 改革伸向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各方面体制的重建与重构。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典型代表。

二、影响改革成功的因素

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如何才能在稳定的基础上展开呢?亨廷顿认为, 这主要取决于改革先后顺序的确定、时机的选择以及改革对象的选择。

(一) 改革的速度和顺序的确定, 即改革的战略选择。

亨廷顿认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来说, 有两种重要的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闪电式战略”, 即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就使人们了解全部改革目标, 然后竭力尽可能促使其实现, 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成功。另一种战略是“费边式战略”, 即隐瞒改革的目标, 将改革项目互相分开, 一个时期只推行一项改革。由于改革者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进程中谁是盟友、谁是敌人的问题, 这样改革者就不宜一下子提出许多改革的目标, 并期望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加以实现, 而应该将闪电式战略与费边式战略结合起来使用。具体地说就是为了实现改革的总目标, 改革者应把一个个问题分隔开, 一俟时机成数便尽可能迅速地解决每一个问题。在反对派尚未组织其队伍反对改革之前就将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政治议程中抹去。“一个企图一下子得到一切的改革者到头来总是少有甚至毫无建树的。”

(二) 改革时机的选择是指政府进

行改革是如何抓住最有利的时机, 使改革成为革命的替代品而不是催化剂。亨廷顿认为, 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 无论是在激进的革命者力量很小或很大时, 改革者所进行的改革都不会有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因为, 前者由于改革者的改革目标与革命者重建社会的期望相比差距太大而不被接受;后者则由于革命者将取得全部政权, 而不屑于改革者的让步, 只有当双方力量相当时, 旨在将革命者纳入现有政治体系的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政治稳定。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方都难于垄断全部权力, 而优势在改革者一方, 如果改革者作出让步, 革命者是会接受的。

(三) 改革对象是对革所要满足的社会集团的需求的性质而言。

亨廷顿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 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特别易于迷恋于乌托邦式的现代化, 尽管改革对于一般群众而言, 意味的是满足他们逐渐增长的生活需求, 而在这个意义上或本质上改革也确是一项形而下的事业;但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现代化却恰是一种形而上的文化价值, 这就是他们特别易于与所谓“标准现代化”的一些抽象原则发生认同, 并不自觉地以这种乌托邦式的文化骚动, 来抵拒实际发生的, 非理想化的现代化过程。而以满足农民的物质性要求为目标的改革, 则有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由于农民的目标是具体的, 他们要求再分配, 这就意味着只要政府强大并足以硬性推行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 那就能使农民获得革命的免疫力。

三、以中国的视角看亨廷顿的改革理论

亨廷顿的改革理论, 是值得包括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深入研究的。改革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 以改革推动现代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待亨廷顿的改革理论, 对于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以及评价这个理论, 都是颇有裨益的。

亨廷顿对于改革速度、时机以及顺序的重视应归因于改革的本质, 它实际上是一种对社会各阶层、各个方面的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和再分配, 这种再调整、再分配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不断的、持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改革或深入改革的对象。对改革者来说, 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改革说成是有得无失的变迁;对于在中国改革大潮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 则应正确看待改革的得与失, 要有整体的、长远的战略眼光, 认识到改革乃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认识到我国的改革道路的渐进性和长期性。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渐进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前苏东地区的全面衰退与几近崩溃。这不得不使人们将目光集中于不同转型方式背后隐藏的利益集团政治之谜:中国之所以转轨进程比较顺利, 就在于其渐进主义改革一直处于作为社会“共容利益”代表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 着眼于社会总体产出水平的增长, 避免了在改革初期出现地方政府、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等“狭隘利益”集团对社会“共容利益”的激烈瓜分与侵蚀。事实上, 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路径之下隐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渐进发展模式, 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进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是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的对各种利益进行协调的有效方法, 是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

在关于改革对象的论述中, 亨廷顿的笔调是超然的、一丝不苟的。这对于传统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许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但亨廷顿确实说对了不少。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追求, 往往高悬在理想的层面上, 他们所欲获得的是“国家尊严、进步的感觉、国家有一个总目标, 以及个人有参与社会重建的机会以达到声明的满足感”。然而这些听来无可非议的价值理想在现代化初期只是一种激进的企望, 因为社会的现代化并不与政治的现代化直接地合二为一。而试图将这种乌托邦推广为一场实际的运动, 其结果便不仅使知识分子放弃了对社会的创造性的、引导的责任, 而且客观上容易将社会健康的运动推向极端。这对于青年知识分子也许尤为如此。青年学生对自己社会的状况感到羞愧, 急切地盼望加以彻底改造, 但他们以极尽完美的标准来评价社会的变化, 以理想化的运动来代替曲折复杂的现代化过程, 因而极易陷入挫折、失落的群体心态;而他们的过激行动, 也会为社会规范的和平转变造成裂缝。我国七九年民选、八六年学潮两次招致的反自由化运动, 以及其时的经济改革政策停顿和调整, 都是这一类激进主义的注脚。因此, 改革是需要用理性来引导的, 这也是亨廷顿改革理论的中心观点。改革是改革者的事业, 将失败的原因归于“反动势力太强大”其实是一种软弱的托词;改革又是头脑清醒的事业, 冷静的思考比之噪嚷“球籍”或提倡“硬碰”于今天或许是更为必要的。

但是, 亨廷顿的这些分析都是从维持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稳定出发的, 这在他看来是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因而他不惜在政治策略上走向极端, 断然主张不妨采取一党专制和独裁的政治形式, 而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运动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镇压”, 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这在西方世界无疑是大胆的和颇具新意的, 但在东方社会却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这司空见惯的现象至少在中国的近百年来, 带来的只是现代化努力的不断受挫和越来越强烈的理想化的意向。亨廷顿的这一“政策建议”, 与他自己的“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体系, 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的判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立。显然, 一个“独裁的”和“镇压”的政治权威可能会有推广创新政策的力量和权威, 但同时却少有获得新政策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机会, 因为权威在本质上总是保守的、反对创新的。因此, 在权威和创新之间须有一个合理的评价标准, 应寻求一套可确定的边界条件。中国的改革也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当权威流失过速且社会因无力建立新规范而陷于混乱的时候, 对强权的呼唤便可能成为上下一致的要求。然而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最易于支持的往往是一个“专制”的和“镇压”的集权政府, 于是与现代化、民主化的理想也就更为遥远。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系统里, 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这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 仍然要坚持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 并且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都要以改革总揽全局, 以不妨碍改革为前提。不管反左还是反右, 我们都要团结大多数, 把人们团结在改革的旗帜下, 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更好地推进改革, 推动发展。

关于农村的作用, 亨廷顿的观点可以用“得农村者得天下”来概述。他认为, 在现代化的政治斗争中, 农村扮演着“钟摆”的角色, 如果政治制度得到农村支持, 政府就免于遭难, 如果农村处于反对地位, 政府和政治制度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这个结论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相吻合的, 更是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瞩目成就所印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亿万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 他们成了现行制度和政策的衷心拥护者。改革以来我国农村所呈现的稳定局面, 正是由于农村改革带来的农村经济空前繁荣的结果。农村实现了稳定, 则中国最主体的组成部分实现了稳定, 这就为中国整体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 中国正经历着体制转换、结构重组、利益调整和社会整合的过程, 农村中也有出现土地征用不规范、贫富分化、失地农民安排不妥等问题, 成为不安定因素的滋生点。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把农村的改革推向深入, 要把深化农村改革摆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正确处理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维护农村的安定团结。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8页。[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318页。

[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319页。[2]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319页。

[3][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苏长和、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4页。[3][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苏长和、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4页。

[4]孙景宇:《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对转型之谜的一个解析》,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第82-89页。[4]孙景宇:《利益集团与制度变迁——对转型之谜的一个解析》, 《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第82-89页。

见证中国的变化 篇8

从1993年起，我一直生活在中国，青岛、上海和北京，目前定居东莞。我经常遇到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必然会问我这个问题：“你在中国有多久了?”“将近20年了。”我这样的回答通常让一些人震惊。而另外一些人则立刻对我生出敬畏和尊重：“哇，你见证了那么多的变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还有一些人则把我当疯子：“我的天哪，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待了这么久，我已经把它当成我的家了。我在中国感觉比在加拿大还自在。不能否认的是，在中国生活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和不便如果放到加拿大要么根本不是问题要么会迎刃而解。例如，创业。我先后在中国参与开办了3家公司，在开办公司和公司运营中所遭遇的官僚主义和种种困难令我非常沮丧，要是换做在加拿大，根本不会遭遇这么多波折。

但是，这也正是我想指出的一点：当我们在评估一个特定环境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拿先前的经验与它做比较。因此，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老外习惯于拿“现在的中国与现在的我国相比”，要是这样比较的话，中国在很多领域当然暴露出了不足和劣势。但是，不要忘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许多法律规章还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进程中。中国仍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工作，逐步理清这些头绪并使各种程序变得更加精简且更具预见性。

我认识中国的参照物跟其他大部分老外是不一样的。跟我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一样，我不拿现在的中国与现在的加拿大做比较，我拿1993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做对比，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1993年。这样前后做个对比，我能看到中国在很多方面有巨幅提升，不在中国经历这一较长跨度的时间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这一巨变的。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993年，中国实际上流通着两种不同的货币：人民币和外汇券(FEC)。FEC是“老外的货币”。去银行换钱的时候，我们无权买人民币而只能买FEC。根据官方规定，FEC和人民币的汇率是一样的，但在市面上，FEC的价格却是人民币的两倍多。为什么呢?

当年，很多奢侈进口产品仅在少数指定地点出售，比如“友谊商店”。这些指定地点只接受FEC。这是中国刚刚开始对外开放时的权宜之策，因为当时政府担心涌入太多的外来影响，同时又希望挣到更多外汇(对老外销售进口产品当然是挣外汇的好办法)，不过政府又不想把这些资本主义产品提供给当地人民。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创建一个两级市场，在两个级别的市场里分别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货币，这样就能控制由谁来买什么产品。自然有许多中国人想买进口产品，但他们不能在银行购买FEC。因此，他们得出高价从外国人手里买FEC。这种制度注定要失败，中国政府在1994年终于完全废除了FEC。今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购买相同的产品，而且可购买产品的种类和质量也出现了惊人的变化。

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1993年，未得到当地警方的许可，外国人不得留宿中国人家。当年，一位中国朋友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后来因为席间喝了不少白酒，朋友留我过夜。结果朋友的邻居举报了我们，警方在当晚大约11：30时出现在朋友家门前，请我立即离开。

事实上，当时外国人能够合法居住的地方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小一点的城市(我当时在青岛)。当时城市里有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区域，我们不能自行租住这片区域以外的地方，在中国购房更是想也别想的事情。今天的情形则迥然不同。我们差不多想住哪儿就能住哪儿(仅有极少数的例外)。我们可以在中国购置房产。我们还可以与中国朋友自由互访而不受管制。

当年几乎没有西餐厅这回事儿。1994年首家肯德基餐厅在青岛开业。在此之前，唯一能吃到“西餐”的地方就是当地一家四星级酒店，这家餐厅的饭菜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价格却又贵得离谱。1995年，一个中国人在青岛开了第一家比萨饼店，半年后這家店惨淡关门，自始至终店主和厨师好像也没弄清楚比萨饼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另外，想要在北京和上海以外的其他任何城市里买到奶酪或者黄油则比登天还难。每次我到北京都会买上20公斤的奶酪，回到青岛后再高价卖给我的老外朋友们。

今天的中国则已成为国际美食的大都会，不光是肯德基、必胜客这种典型的美国连锁店比比皆是，那些来自法国、意大利、希腊、泰国、日本、韩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美食也相当普遍。即使在小型城市，想要找到一家体面的非中国餐厅也相当容易。除了超市没有把我在加拿大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搬过来，目前在中国，我差不多能找到任何需要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的中国真的很了不起。虽然中国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她还是源源不断地给我送出惊喜，中国变化程度之大以及发展速度之快令我惊叹。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机会和自由，在1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就是我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我留下来不是因为一切都很完美，而是因为我看到中国已经走了多远的路，我带着兴奋也满怀渴望，期盼看到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

重要的文化变迁

我热衷于学习不同的文化，对文化的热爱也是最初吸引我到中国来的一个原因。很快我就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入了迷，最令我神往的是摩梭文化。摩梭文化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她是世界上目前少数存在的母系氏族文化之一。最令摩梭文化声名鹊起的就是走婚制，这—文化特性对我们通常所认知的“正确”或“正常”是一种挑战。

2004年，我花了几周时间与摩梭人同吃同住，深入体验摩梭人的日常生活并对他们的文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行程结束时，我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这一文化。

回到北京后，我觉得必须做点什么来帮助摩梭人。他们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山地带，那里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基础医疗在很多地方都不存在，孩子们接受教育也很成问题。而我每个周末与朋友们在北京酒吧消遣的花费就相当于摩梭人一年的收入。后来，我又回到泸沽湖与摩梭的领袖会面，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泸沽湖摩梭文化发展协会的慈善组织(2005年正式注册成立)，这个组织百分之百由摩梭人管理、运行，我负责提供资金(或者帮助寻找资金)。

不过，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自夸，也不是要宣传摩梭文化，我要讲述一个中国对慈善事业的态度正在发展变化的故事。

刚开始我为我们的慈善组织筹集资金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对慈善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对慈善漠不关心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我打交道最多的都是相当成功的商人。中国人对慈善不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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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几乎如出一辙：“我觉得你这么做很好，祝你好运，但我帮不上什么忙。”如果你跟中国的其他非营利组织聊聊，我敢肯定，你听到的会是相同的故事。相反，那些老外一般都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热情给予捐赠来帮助我们。

这一经历让我对中国人抱有一种讽刺、挖苦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只爱自己、相当自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我的很多中国学生在大学毕业后都会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拿给家里，我还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成功的中国商人回乡建学校、盖医院来回报家乡。这样看来，他们并不自私，那为什么不肯对我们伸出援手呢?

中西个体对待慈善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双方的基本文化差异。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存在一个对任何人都肩负平等责任的意识。比如我的理念就是：我是人类，我帮助的也是人类。我不会觉得“我是加拿大人，他们是中国人”。这种理念让我肩负起帮助他人的责任。但在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对身边的人会有强烈的责任感，随着与他人联系的趋少，对他人的责任感递减。因此，中国人对家人有强烈的责任感，对朋友有较强的责任感，对老乡和同宗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感……但是对那些与他们毫无瓜葛的人，则几乎感受不到任何责任感。

从某一方面来说，拥有这一文化特性是好事，家族和社区因此得以互相依赖、扶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一个劣势，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如果中国公民对帮助他人(而不仅仅是他们认识的人)有更强的责任感的话，中国将会发展得更快。

最近，我看到中国人——尤其是年纪不足25岁的一代人在这一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化始于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在汶川地震之前，我在中国见证过许多类似的灾难，面对灾难，中国人的反应总是大同小异。政府会告诉人们需要捐助。人们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尽应尽之责。但除此之外，很少有人会主动做更多，他们一般会说，“这是政府的责任。”

2008年，一切突然改变。成千上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们——大多是年轻人突然组成志愿者大军。他们没有等待政府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自发地收集食物、衣服和水来帮助灾民。还有一些人不远万里志愿来到灾区帮助当地人，他們出钱出力出时间来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从那时起，我发现中国人对帮助他人的态度有了一个大转变。在年轻一代中，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面貌。我常常接触一些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大都是大学生或者刚刚开始工作，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帮助我们时，虽然他们大都没能力资助我们，但都很乐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投入我们的志愿者活动。

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话题，关于这一话题人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我认为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中国人民决定的。中国现在有很多富豪，也有很多穷人。如果那些富豪对其他急需帮助的国人有了巨大的责任意识，不需要政府告诉他们怎么做才去做，而是使命感促使他们这样做，那么中国的发展步伐将会迈得更大。

中国青年使我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与信心，因为中国青年拥有普世价值观，他们不为眼前利益所蒙蔽，他们更关注中国的整体发展乃至世界的整体发展。

作者约翰·隆巴德是加拿大人，于1993年来到中国。约翰是北京Toastmasters club沟通与发展俱乐部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也是非营利组织泸沽湖摩梭文化发展协会(wwwmosou.org.cn)的创始人之一。1996—1997年间他曾为《21世纪英文周报》撰写专栏，主要探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