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科学

理性与科学（精选12篇）

理性与科学 篇1

2006年2月, 财政部正式颁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目前已在我国全面执行。在这38项具体准则中, 第18号准则———所得税会计准则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由于该准则制定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由原来的利润表观转变为资产负债表观。新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与原有的建立在利润表观下的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法相比, 不仅在会计处理、信息披露和核算程序上不同, 更重要的是二者在基本理念上也发生了本质的区别。这一处理方法的转变, 是我国所得税会计的重大改革。

一、所得税会计的涵义及成因

所谓所得税会计, 通俗地说, 就是研究如何对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 (或亏损) 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 (或亏损) 之间的差异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所得税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差异所致。会计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的总收益或总亏损, 一般就是财务报告中的税前利润总额;而应税收益是指按照税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出来的一定时期的应税所得。会计收益是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得出的, 而应税收益是根据国家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计算确定的, 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相对独立, 二者规范的对象不同, 体现的要求也不同, 往往存在差异, 所以, 分别依据其计算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存在, 产生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处理的所得税会计。

二、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变化

(一) 计税基础方面

计税基础是一项资产或负债据以计税的基础, 也是新所得税准则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概念。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 就要求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也就是说, 按照税法规定, 该项资产在未来使用或最终处置时允许作为成本或费用于税前列支的金额, 如果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不需要纳税, 那么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按照税法规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额。计税基础是新旧所得税会计在规范基本理论上的差别。

1. 旧准则主要强调从损益表的角度进行分析。

在这种计税基础上, 计税差异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对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在口径上和时间上的不一致, 将根据会计准则确定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根据税法确定的应纳税所得税额之间的差异区分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永久性差异产生于当期, 以后各期不做转回处理, 如企业发生的超标准业务招待费和公益救济性捐赠等;时间性差异发生于某一时期, 但以后一期或若干期可以转回, 如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广告费等。

2. 新准则以资产负债表为会计重心, 计税差异部分源于会计准则和税法确认的资产或负债的金额不一致。

新准则引入了资产的计税基础、负债的计税基础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暂时性差异概念, 即资产负债表内某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按照税法规定的资产或负债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主要是从余额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这种计税基础上, 新准则强调的是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所存在的暂时性差异, 并将这种暂时性差异对企业的影响分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加以处理。

3. 新准则计税基础改变的合理性分析。

新准则颁发前, 企业在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时, 可以选择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 这两种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都不影响本期应交所得税的计算和缴纳, 即对国家所得税收入没有影响。新准则强调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侧重从资产和负债角度分析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揭示的是某个时点上的差异, 更强调差异的内容和原因。从暂时性差异的内涵来看, 它比时间性差异的范围更广泛, 不仅包括所有的时间性差异, 还包括不是时间性差异的暂时性差异。由于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造, 企业重组、合并现象大量出现, 资产重估越来越频繁, 必将对所得税产生重大影响, 而原有的核算方法无法反映和处理这些方面的暂时性差异。在我国经济逐步国际化的同时, 加强会计的国际趋同化, 使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费用将极大地提高企业财务报告的透明度及实用性。

(二) 会计处理方面

1. 所得税费用计算内容不同。

旧准则以损益表为中心, 允许企业在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 (包括递延法和损益表债务法) 之间进行选择。应付税款法不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 在这种方法下, 当期所得税费用等于当期应交的所得税。纳税影响会计法是指企业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 按照当期应交所得税和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影响金额的合计, 确认为当期所得税费用。新准则是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 按企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税法规定的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计算暂时性差异, 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 再确认所得税费用, 由此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费用 (计入利润表) 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计入资产负债表) 。

2. 对亏损的处理不同。

新准则规定:企业对按税法规定能够结转后期的可抵扣的亏损, 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于抵扣的未来应税利润为限,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也就是说, 转回时需要具备会计利润大于应税所得的前提条件, 如果预计未来会计利润不能大于应税所得, 那么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就是虚增资产。因此, 新准则设定了可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上限:企业应当以可能获得的应税所得为限, 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难看出, 新准则不仅沿用了谨慎性的会计原则, 而且将其加以丰富。如在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上限的规定中, 剔除了一个例外情况:该交易既非企业合并、同时交易的结果又不影响会计利润或应税所得。又如, 企业对能够结转后期的尚可抵扣的亏损和税款抵减, 应当以可能获得尚可抵扣的亏损和税款抵减抵扣的未来应税所得为限,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这些内容都是首次出现在所得税会计规范中, 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在新所得税准则中的运用。

3. 信息列报与披露不同。

第一, 在资产负债表中区别于其他资产和负债单独列示, 新准则是“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旧准则是“递延税款”, 并在“递延税款”下设“递延税款借项”和“递延税款贷项”项目, 反映企业期末尚未转销的递延税款的借方或贷方余额。第二, 企业在损益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新准则包括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而旧准则仅包括企业本期所得税费用。第三, 对所得税会计信息披露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诸如“所得税费用 (收益) 的主要组成部分”、“与计入权益的项目相关的当期和递延所得税的总额”、“所得税费用 (收益) 与会计利润之间的关系”、“当期适用税率变化的说明”等内容。

尽管详细的信息披露会增加企业会计核算的工作量, 但这些信息将为使用者提供更为有用的决策资料。新准则所得税项目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和披露内容更详尽、完整、规范。

三、新所得税准则对企业的影响

(一)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

新准则要求上市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处理, 取消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使用的应付税款法。两种方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暂时性差异的处理, 应付税款法将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全部在当期利润中予以确认, 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将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由此可见, 如果企业存在较多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按照应付税款法应全部确认为当期所得税费用;而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其影响金额计入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这就会导致暂时性差异发生当期利润和权益的增加以及差异转回时利润和权益的减少;反之, 若企业存在较多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变革会导致暂时性差异发生当期利润和权益的减少以及差异转回时利润和权益的增加。

(二) 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对所得税会计而言, 企业应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 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所得税进行会计处理, 计算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并相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而期初留存收益的调整自然影响到期初股东权益。因此, 所得税是股东权益调节表的项目之一。

(三) 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递延所得税资产是一项可抵减暂时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 以后转回时是通过抵减应缴所得税的金额来实现的, 从而能够减少以后时期的应纳税金额。但以后转回时需要具备会计利润大于应税所得的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 在实际工作中, 对由于可抵减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依靠职业判断来衡量。这种职业判断需有合理地证据说明预期未来的所得税利益将会实现, 如果在暂时性差异的转销期间内, 企业没有足够的应税所得可供抵扣, 则意味着不能转销这项所得税资产。为了体现稳健性原则, 企业可以设置“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账户, 用来核算企业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而不能实现的税收收益。如果有证据表明, 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 应将预计不能实现的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以反映当前有关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实现情况, 同时确认本期所得税费用。另外, 我国的新会计准则规定, 资产减值是不可以转回的, 这项新规定截断了上市公司调解利润的途径, 将会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原则。

(四) 对企业会计处理成本的影响

新准则颁布实施以后, 必然有大量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从应付税款法和递延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这就要求企业按照会计政策变更的规定, 重新梳理所得税费用, 采用追溯调整法, 调整“递延税款”账面价值。如果企业原来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递延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 在税法税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其账务处理和债务法的结果是一样的。一般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 只是注意以后的账务处理应改用新的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但是, 如果在此之前采用递延法, 并且遇到了所得税税率的变化, 则对于两种方法产生的递延税款差异应当进行计算, 并按照计算的结果将差异额调整“递延税款”账户和“所得税”账户余额。企业在刚开始实施新所得税准则的过渡阶段, 上述计算方法的调整会增加企业会计处理的工作量, 进而增加企业会计处理的成本。但是, 当企业调整之后, 在以后所得税的处理中均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时, 都会减轻企业会计处理的工作量, 因为新准则所采用的方法较为简便, 而且更加直观。

(五) 对企业财务人员的影响。

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对顺利实施所得税会计准则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理念和做法与现行会计实务有着较大的差异, 会计人员面临着专业技术和实务操作方面的挑战。新所得税会计准则中增加了职业判断和信息披露方面的内容, 如判断递延所得税资产可确认上限、判断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等, 这些都需要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

四、新所得税准则变革的积极意义

(一) 新准则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适应了会计和税法相关规定

由于会计的目标是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税法的目标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种经济现象的增多, 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法也在向各自的目标不断靠拢、不断完善, 这将产生更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其中包括许多非时间性的暂时性差异。而递延法或损益表债务法不能处理非时间性的暂时性差异, 如企业合并按公允价值确认资产和负债的购买成本, 而在计税时不作相应的调整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能处理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能适应这种发展趋势。

(二) 新准则规定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增强了企业之间会计信息可比性

旧准则规定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可以在几种方法中任选一种, 虽然适应了我国实业界会计人员水平的参差不齐, 但由于不同的所得税费用核算方法对损益影响重大, 众多方法选择使得我国企业之间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而目前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来看, 会计准则发展的潮流是尽量减少会计选择, 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况且, 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和世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 不仅国内企业间的会计信息需要具有可比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也需要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五、结论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相对于其他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更科学、更合理。主要表现在:

(一) 提高所得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可以揭示报告日存在的资产或负债在未来期间因所得税导致现金流入或流出企业的情况, 有助于信息使用者根据财务报告对企业财务状况和未来现金流量作出恰当的评价和预测。

(二) 提高所得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将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分门别类地进行处理与披露, 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详实、明确, 并增加了各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易于理解与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

(三) 有助于企业改善财务管理

资产减去负债后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体现的是企业价值的增加、股东财富的增长, 这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利润观念, 有助于促进企业贯彻科学发展观, 改善资产负债管理, 优化资产和资本结构, 提高决策水平。

(四) 新准则体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充分协调

目前, 无论是从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还是从各国的实际操作来看,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世界范围内已越来越普及。我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有利于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及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总之, 现已开始执行的所得税准则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旨在真实体现资产 (或负债) 未来可收回金额, 真实、公允地反映资产和负债未来为企业带来的实际的现金流量, 既符合会计要素的确认条件, 又科学合理, 相信一定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2]豆晓荣.企业会计准则——所得税解析[J].中国农业会计, 2006, (11) .

[3]樊千, 王宏华.新准则背景下公司财务呈报环境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7, (4) .

理性与科学 篇2

关键词 语文学科;世纪反思;科学态度;理性精神

清末禁八股(19)、废科举(19)、兴新学，标志着我国科举语文教育的终结，和古典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由此发端的现代语文教育迄今已经历了将近百年。历史何其相似，世纪初学界先进讨伐“八股”教育祸国殃民的呼声犹在，而今国人谴责“新八股”教育“误尽苍生”的声浪又起。世事沧桑，而“八股”阴魂不散，且“新八股”比“老八股”影响更广、为害更烈。――语文界已到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世纪回眸：现代语文教育的最大功绩是教育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实用”，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将文字交给大众”;最大弊病是教育目的从为“实用”又回到了为“应试”，基本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步入“伪语文”“伪科学”的歧途。

从20世纪初以来，语文教育带根本性的变革与存在的误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语文教育的目的从为“功名”转向为“生活”、为“实用”。世纪初一批文化精英对“八股”教育的弊害作了否定和批判，倡言实用、应用、求真、立诚，语文教育开始从旧式文人教育向新式平民教育转变。诚如鲁迅所言：“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①]但由于政治、教育机制上的种种负面因素的惯性与导向作用，与语文教育本身的认知上的偏颇，使这一变革“名至而实末归”，并未真正达成向为生活，为实用、应用的转变。

二、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地位。追求“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以言语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使语文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了现代性。“国文”界着力于白话文教育的学科建设，编制了注音字母，尝试建立“国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编辑了多种形式的“国语”“国文”文选类教材，为实用、应用之需，1920、1930年代，独立的白话文写作教材的编写曾盛极一时，“国语”教学法和“国语”的作文教学法研究也随之兴起。但汉语语言学研究与教学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三、“以阅读为本位”取代科举教育“为写择读”的教学范式。清末民初的语文教学，一反“八股文”教学写什么模仿什么的“为写择读”法，对从“揣摩依仿”到“穿凿附会”的急功近利的教学观作了批判，对“阅读”的重要性重新加以确认，这对于增加学生的学养自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矫枉过正”，把阅读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分，末能辩证地认识读、写关系和语文教育的主要矛盾，未能正确认识阅读与写作各自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将写作教学放在阅读教学附庸的地位，放在事实上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处于无序、放任的状态，致使语文教育成效不彰，长期在低谷徘徊。

四、试图以“科学化”改变“神而明之”的蒙昧主义。语文学科的科学化，从现代语文教育开创以来，语文界几代人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陈望道、梁启超、黎锦熙、叶圣陶、阮真、吕叔湘、张志公等均积极倡导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对学科基本理沦的研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致思方法盛行，对汉语文教育的特殊性缺乏深刻的体认，往往这种求索就变得十分的盲目。例如教学体系和方法的全盘苏(前苏联)化，语法系统的西化，文章解读的统一化，测评的标准化等等，均被视为“科学化”，而实际上并无科学性可言，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给语文教育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变革，真正达到目的、取得实效的，只有第二条，即以白话文教育取代了文言文教育的主导性地位，语文教育因而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时代性和全民性。“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而其他三条，这些变革在不同时期也曾发挥过较大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均不尽如人意：从科举语文教育中走出来，倡言实用、应用，又陷入实用主义，重蹈“应试”教育的复辙;打破科举教育急功近利的“为写择读”的范式，又走进“重读轻写”的死胡同;力求摆脱语文教育的混沌状态，倡导科学化，却误入“盲目化”、经验主义、唯心论的歧途。

分期考察：转型奠基期：白话文教育开端基本面尚好，却以“没有成绩”告终;曲折前进期：重“道”轻文，“道”盛则文衰，走上“泛政治化”一途;困顿倒退期：有“道”无文，背离了语文规律，道、文俱败;发展迷失期：教改有所进展，“应试”教育导致前功尽弃。

一、转型奠基期(1901―1949)

这一时期始于清末民初社会、文化和教育的转型期，其后社会环境始终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战事不断。现代语文教育规范处在艰难创构之中，“以阅读为本位”的教学范式逐渐形成;所作的教研和教改，大多是或直接或间接引进国外教育观念和方法。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立足于对汉语文教育规律和特点进行较为深入地理论探讨的成果尚不多见。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认知方法初见端倪

我国语文教育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语言文字载体形式的改变。从清末民初开始，就已经有了面向大众的白话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一些领风气之先的学校在19代就率先尝试白话文教育。及至19，教育部令初等小学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初等小学四年均为语体文教学。而中等教育，仍是文言、白话并存。阅读教材，随着年级的增高，白话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写作教学先是文言、白话两种体式的写作训练并重，直至1940年代，文言写作训练才不再作统一的要求。在1930年代，经历了一场“文言、白话、大众化论战”，改革派驳斥了守旧派的回潮，白话文教育逐渐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在四个时期中，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也是研究质量较高、成果较显著的一个时期，这方面情况将在下文“问题之二”部分详述。

这一时期的主流教学范式是“以阅读为本位”、“以读带写”。这一范式的基本体制，一以贯之，至今仍为主流教学范式。

在这一教学范式下，这一时期语文教育质量不高，学生语文程度低落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文界。早在1920年代，夏D尊就谈到：“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②]王森然更是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③]到了1930年代，此类抱怨和非议更是有增无已。1934年11月至1935年6月，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学生》杂志上开展了一场历时8个月之久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认为中学生“国文”程度“行”的，与‘不行”的，各执已见，未能达成共识。作为这场讨论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叶圣陶，是持肯定的态度的。到了1940年代，“国文”教育的问题益发受到各界的关注。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改两周作文一次为每周作文一次。也于同年9月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连一直认为持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观点是守旧派的偏见的叶圣陶，也终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另有一部分学生虽然在学校里修习了国文课程，可是看书不能了了，作文不能通顺，国文教学的目标原在看书能够了了，作文能够通顺，现在实效和目标不符，当然是国文教学没有成绩。”[④]

戴西·芮诺等《科学与非理性》 篇3

从地平学会说起，本书一共介绍了七种伪科学(Pseudoscience)。其他六种是：古太空人(Ancient astro-naut)，生物周期说(Biorythm)，创造论(Creationism)，歪理克服斯基学说(ImmanuelVelikovsKy)，心智两开说(Bicameralmind)，灵学(Parapsy-chology)。这七种伪科学都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说法。当然，以地平论来说，稍具现代知识的人都能识其荒谬。创造论也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可是象生物周期说，古太空人之类则信仰者迄今仍大有人在。有关这方面的书籍能不断畅销就是证明。

伪科学提倡者也往往从科学发展史上找例子来支持他们的信念。他们自比为伽利略(Galileo)、巴斯德(Pas-teur)、哥白尼(Copernicus)。这些人的理论在得到公认以前也曾被斥为异端，遭到迫害，但那些伪科学提倡者也是如此吗？他们真能有一天变成公认的科学巨人吗？作者接下去用了本书最长的篇幅不厌其详地驳斥了这种情形会发生的可能性。

接下去作者又以皮尔当人(Pilt-downMan)为例，说明伪科学与科学骗局(Scientifichoax)的分野。同时他更进一步说明，即使科学本身也会有错误发生［这是迷信科学万能和动不动就以科学二字唬人的人特别应该知道的］，但那和存心欺骗的科学骗局或缘木求鱼的伪科学完全是两码事。

但是有没有介乎真伪科学之间(BorderlineCases)的情形呢？有的。作者并举了两个例子：大陆漂流说(Continentaldrift)；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这么一来作者岂不是自括耳光，把花了半天功夫去阐明的本书主旨(科学是科学，伪科学是伪科学，二者不容混淆)给泡了汤？并不！作者打了个很妙的比方说明这种情形：以男女有别为例，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二者不容混淆。可是我们知道，除了男、女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阴阳人(Hermaphrodites)的存在。我们不能说因为有阴阳人的存在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男女之别。

本书最后一章讨论到，既然伪科学是一条此路不通的无谓寻求，为什么还有许多人，甚至头脑很现代的人(modernrationalmind)甘心花时间，花精神去搞这些玩意呢？关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杰隆(LawrenceE.Jerome)在《拆穿了的占星学》(Astro-logydisproved)一书中所作的解释：这是由于人性有反理性的一面，研究占星学是对科技渐趋不满的表现，是对大量生产及现代社会制度的无人性的反抗。

如果说这个解释有些道理的话，那么在努力从事各种现代化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未雨绸缪，注意到人们心灵的提升和丰富，使人们不致流于用无聊的伪科学等等作为反抗空虚，打发日子的手段。

理性与科学 篇4

(一)羊肉价格变动情况

决定羊肉价格的关键价格点主要包括:屠宰企业胴体收购价、出厂价和市场批发价。屠宰企业胴体收购价2013年最高25-27元/斤,2016年最低17-18元/斤,同比下降了8-9元/斤,降幅32-33.3%;出厂价2013年最高28-30元/斤,2016年最低22-23元/斤,同比下降了6-7元/斤,降幅21.4-23.3%;羊肉市场批发价2013年最高35-36元/斤,2016年最低30元/斤,同比下降了5-6元/斤,降幅14.3-16.7%。而餐饮企业的羊肉价格一直保持了高价位不变,据调查,部分火锅店的羊肉130-140元/斤,普通餐饮业羊肉也在70-80元/斤。

价格变化情况表明:一是从2013-2016年,市场羊肉价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羊肉价格从2013年后半年开始逐渐下降,2015年达到最低,2016年稍有所回升,终端餐饮行业羊肉价格基本不变;二是羊肉价格的下降幅度从终端市场到养殖经营主体呈逐层扩大的态势,屠宰企业胴体收购价的降幅超过了市场羊肉批发价的降幅,表现为产业链最底层的基础母羊繁育户和以繁育为主体的企业损失最为惨重。

(二)养殖成本的变化情况

根据巴彦淖尔市不同地区养殖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五大类,养殖成本如下:一是牧区养殖户,基础母羊养殖成本800元/只,羔羊成本150元/只;二是农区养殖户,基础母羊养殖成本400元/只,羔羊成本80元/只(不包括粗饲料费和人工费);三是规模养殖场,基础母羊养殖成本960元/只,羔羊成本280元/只;四是自繁自育户,基础母羊养殖成本1000元/只,羔羊育肥成本700元/只;五是规模化育肥场,育肥成本800元/只。2013-2015年,每只基础母羊养殖成本未发生显著性变化。从2016年初开始,受玉米价格下降的影响,养殖成本略有下降。

(三)养殖效益的变化情况

在2013年养羊效益最好的情况下,农区基础母羊养殖户利润在400元/只,单一育肥场育肥利润140-150元/只;2015年农区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基础母羊,年产羔2.3只,赔150-200元/只,单一育肥场育肥利润60-70元/只。巴彦淖尔市农牧业局调研数据表明,在目前养殖和价格水平下,60%的基础母羊养殖低于平衡点,30%处于平衡点,只有10%超过平衡点盈利;育肥羊30%在平衡点以下,50%处于平衡点,20%超过平衡点。

效益变化结果表明:一是整个调研地区2013年养羊效益最高,从2014年开始效益呈下降趋势,2015年部分基础母羊养殖户及养殖企业的利润已经下跌至零利润以下;二是基础母羊每年产2.5只羔子,活羊收购价8元/斤,胴体收购价17元/斤,为目前产业的效益平衡点。

二、胴体收购价的降幅远大于市场羊肉价降幅的原因分析

2013-2016年,屠宰企业胴体收购价降幅为32-33.3%,羊肉市场价降幅为14.3-16.7%,价格波动对养殖基础母羊的经营主体影响最大,造成养殖基础母羊平均赔150-200元/只。2015年与2013年相比,养殖基础母羊收入减少550-600元/只。企业胴体收购价的降幅远大于市场羊肉价降幅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副产品价格下降是农牧民养羊亏损的主要原因

2013年农区羊皮、小肠和下货的价格分别为105元/张、27元/根、80元/副,2016年的价格分别下降至35元/张、5元/根、40元/副;2013年牧区的羊皮40元/张,下货60元/副,2016年分别降至羊皮5元/张,下货15元/副。以农区为例,羊皮、小肠和下货价比2013年高峰期分别下降70元/张、22元/根、40元/副,平均每只羊减收132元。

(二)肉羊从养殖到餐桌整个产业链条过长,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尚未建立,屠宰企业具有定价权,导致了农牧民的亏损

目前从羔羊到餐桌,共经历了七个环节:基础母羊养殖户(企业)→经纪人→育肥企业→经纪人→屠宰加工企业→物流运输业→市场批发零售业→餐饮业。由于产业链条过长,市场终端羊肉价格稍有下降,各个产业链环节在保证自己利润的前提下,利润空间逐级缩小,最终导致了产业链最底层基础母羊养殖户(企业)利润大幅降价,甚至出现养殖赔钱的现象。

从羊肉市场价格变动调研情况来看,从2013-2016年,屠宰企业胴体收购价格平均降幅8-9元/斤,而出厂降幅只有6-7元/斤,说明屠宰企业不但利润未减反而平均挣2-3元/斤,平均每只羊(40斤)利润增加了80-120元,企业总体效益下降是由于总体市场销量下降导致,而这部分利润弥补了企业由于羊肉价格下降导致的部分损失。

综合以上分析,羊肉终端市场价格没有显著变化,养殖基础母羊在2013年利润至少在400元/只,而在2016年赔150-200元/只。2016年与2013年相比,养殖基础母羊收入减少550-600元/只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受副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平均每只羊副产品损失132元/只,这部分损失企业和终端市场未承担,直接转嫁给了养殖户;二是屠宰企业具有价格定价权,养殖户没有议价权,在出现羊肉价格下降时,屠宰企业通过调整胴体收购与出厂价格,不但单只利润没有下降,收购屠宰每只羊的平均利润反而增加了80-120元,这部分利润主要通过压低胴体收购价转嫁给养殖户;三是农区养殖基础母羊四季均衡出栏,年平均繁殖可达2.3只,即在羊副产品上每只基础母羊年损失303元;屠宰企业通过降低收购价格节本减收转嫁给每只基础母羊184-276元;同期羊肉市场批发价、零售价也有小幅下降,养殖户养殖基础母羊剩余20-60元的利润由消费者分享。

三、羊肉价格下降对巴彦淖尔市肉羊产业的影响

(一)农区部分农户弃养,基础母羊存栏数下降,农牧民养殖积极性受挫

由于目前养殖基础母羊不挣钱甚至赔钱的原因,自2015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屠宰基础母羊的现象,部分农户退出养羊转向种植业;部分育肥场出栏后不再补栏,大量羊圈闲置。

(二)以经营畜牧业为唯一经济收入来源的牧区农牧民收入严重下降,影响牧民生存

养畜收益是牧区牧民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但草原畜牧业受自然气候(干旱、雪灾)影响明显,如果再遇上肉羊收购价格不高,不仅会影响牧民生活,甚至会影响牧民的生存与边疆的稳定。

(三)部分养殖及屠宰企业在价格下跌的冲击中逐步被淘汰

农区规模化、标准化养羊成为肉羊养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未来也将成为肉羊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调整方向。伴随着前两年羊肉价格一路猛涨的市场环境,部分民间资本盲目投入养殖产业,此次羊肉价格的下降,对部分管理水平及技术落后的企业造成了打击,势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四、巴彦淖尔市肉羊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一)研究出台羊肉目标价格指数保险政策

建议出台合理可行的羊肉目标价格指标保险政策,政府及时制定公布目标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由保险公司对于肉羊养殖户进行理赔,保费由政府出80%,养殖户出20%,保额定在100元左右。

(二)明确区域规划,扶持重点,走标准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政府应重点进行优势主导产业规划,明确发展方向、发展规模、投资领域,利用差别化的扶持政策,做到扶优、扶大、扶强,在保证羊肉品质的前提下,保持一定数量的稳步增长,走标准化、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三)建立基础母羊保护制度,适时出台合理可行的基础母羊补贴机制和羊肉收储机制

制定合理的肉羊收购保护价,当市场价格低于养殖成本时,启动基础母羊补贴制度。同时将活羊储备纳入国家储备体系,建立区、市、县三级羊肉战略储备制度,扩大储备规模,并发挥平抑市场的作用。

(四)将肉羊养殖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根据实际情况将基础母羊、种公羊优先纳入,逐步扩大到育肥羊。通过政策性保险进一步减轻广大养殖户(企业)在肉羊饲养过程中因病死亡或市场变化而带来的损失。

(五)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保障羊肉品质和食品安全

从源头上建立统一标识可追溯的物联网系统;坚决打击假、烂、次羊肉的市场流通与销售;坚决打击哄抬肉价,价格垄断等不正当竞争的出现;加强监管和预警力度,发挥养殖协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对羊肉市场的监管和预警作用。

(六)设立内蒙古肉羊产业发展基金

由政府牵头筹集部分引导资金,由牵头龙头企业设立内蒙古肉羊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市场、做大品牌。

(七)推广先进繁育技术和“节本增效”养殖技术,提倡福利养羊新模式

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加大科学养羊技术培训,提高农牧民养羊技术水平,加快推进动物福利法规建设,倡导福利养羊。

(八)加快经营体制创新探索,推进肉羊产业联盟建设

目前羊产业有效的利益联盟尚未真正建立,因此下一步要密切企业与养殖户在规模养殖、基地共建、品牌共享、市场销售等方面的合作关系,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九)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和领域

积极引导合作社、家庭牧场和龙头企业注册和培养一批无公害、绿色高端羊肉品牌,发展高端羊肉消费群体,抢占高端羊肉市场;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胆探索线上线下交易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我区优质羊肉及产品的力度,拓宽交易模式,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十)提高羊肉深加工能力,加强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提高优质羊肉深加工技术水平,按照不同产品分类定价,提高单位羊的利润;加强羊皮、羊头、羊蹄和下水等副产品的本地销售、转化、加工的能力;对羊血、羊胎盘、羊角、肠衣、下货等副产品进行深加工,积极研发熟食品、速食品、保健品、化妆品、休闲食品,提高养殖综合效益。

理性与科学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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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08（1）班 ****** 指导老师：***

摘要：本文考虑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证券市场代理问题及信息不对称严重和投资者非理性状况的特征，将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结合起来分析两者对股价的影响，进而分析两者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本文发现在不同的时期，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导致的错误定价关系两者趋势并不总是一致；盈余管理和投资者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主导着股价与公司投资的关系。从盈余管理的手段看，可将盈余管理分为披露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类。披露管理是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的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安排真实交易进行的盈余管理。

关键词：盈余管理;理性投资;平静时期

引言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作为财务揭示的热点话题,受到中外会计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基本理论正日渐成熟、日趋完善。在研究时我们必须弄清楚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公司财务研究从企业内部出发，关注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对公司融资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兴的行为公司财务研究却关注到了外部资本市场非效率性对公司投融资的影响，认为投资者的情绪对公司投资产生影响。

一、盈余管理的涵义

在会计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盈余管理定义,按照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普的定义,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而另一美国会计学家斯考特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P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盈余管理有了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研究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这个定义的几方面值得讨论。第一,管理当局在编制才财务报告时实施职业判断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为了对大量的未来经济事项,诸如长期资产的预期寿命和残值、递延税款、坏账损失和资产减值进行估计,都需要职业判断。为了报告同一经济业务, 管理当局也必须在被允许的会计方法之间(诸如直线折旧法和加速折旧法,存货成本计价先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作出选择。管理当局必须在确认期间费用或递延支出(诸如研究与开发费用、广告费和维修费用)之间进行选择。最后,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规划公司交易,例如,可通过规划公司合并使之符合权益入股法或收买法,通过规划租赁契约将租赁负债在表内列示或表外披露,通过规划股权投资以避免或编制合并报表。

需要指出的第二点是,定义认为盈余管理的目标是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如果管理当局认为利益关系人无法发现其盈余管理行为时,则会发生盈余管理。如果管理当局掌握了外部利益关系人根本无法掌握的信息,以致盈余管理不可能被外界所识破,因而会发生盈余管理。再者,利益关系人可能会预期(并容忍)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

二、投资者情绪、股价与公司投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后，keynes认为股价“泡沫”反映了投资者的非理性因素，这些非理性因素会导致企业的权益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方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另外在研究投资者情绪引致的非效率定价对理性管理决策的影响时，进一步指出管理者在基础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一个目标是使当前企业股票价值最大

化，即通过某些投资项目“迎合”（catering）短期投资者的需要从而影响短期的错误定价；另一个目标是利用当前的错误定价为长期投资者争取利益，采用“市场择机”（marking timing）策略，即在股价高估时卖出或者发现股票，在股价低估的时候回购股票。即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时，新股发行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扩大企业投资规模。

考察投资者情绪导致的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时，一大难点就是衡量投资者非理性程度。前者源于信息不对称，是管理者主导。而后者关注投资者情绪，是投资者主导。然而，在研究公司投融资的市场择机问题时，难以辨别“机会”（股价高估）究竟是管理层操控引起的还是由投资者非理性造成。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可以操控投资者的部分行为来影响股价，而投资者本身存在的非理性也会直接影响股价，因此股价波动是管理层操控和投资者非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加以区分。

谭跃、夏芳《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的交叉研究》研究中国上市公司后提出，在中国股市平静时期（2003~2005股指波动幅度较小），相较于投资者情绪问题，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上市公司管理者可通过盈余管理影响投资者判断导致错误定价。因此，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趋势可能趋同；而动荡期（2006~2009股指波动幅度较大）投资者自身情绪问题严重，即使上市公司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对投资者的影响也很小。此时，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趋势可能相异。

因此，在平静时期（2003~2005）盈余管理的作用相对重要，管理者可以通过盈余管理引导投资者情绪，让股价走势有利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在动荡时期（2006~2009），投资者情绪的作用相对重要，投资者情绪引起的错误定价对上市公司投资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而盈余管理的作用较小，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引导投资者的情绪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的作用很小。本文将重点阐述平静时期管理层理性盈余管理。

三、常见盈余管理的手段

从盈余管理的实施手段看，可将盈余管理分为两类：披露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前者是通过会计手段实现的，而后者则是通过安排真实交易实现的。目前对盈余管理手段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披露管理，本文则在简要分析披露管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真实盈余管理。

（一）会计手段

公司实现盈余管理的会计手段主要是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的。这类盈余管理手段通常只影响不涉及现金流量的应计项目(应计项目是权责发生制的结果)，而不影响各期实际的现金流量，所以又可称为应计项目管理。这些通常只影响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而不影响各期的会计盈余总额。

1.利用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由于各公司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多样化，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某些经济业务有多种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其中一种，并且规定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应遵循一贯性原则，一经选定，不得随意变更。但由于公司所选用的会计政策直接影响当期盈余，因而根据需要在不同时期选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成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如根据固定资产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可采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当公司需要提高当期盈余时，会选用能够降低折旧费的年限平均法或工作量法；而当公司需要降低当期盈余时，会选用能够增加折旧费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再如根据存货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可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在物价上涨时期，当公司需要提高当期盈余时，会选用能够降低销售成本的先进先出法；当公司需要降低当期盈余时，会选用能够相对提高销售成本的加权平均法。

2.利用会计估计进行盈余管理。会计人员在对某些不确定性交易或事项进行账务处理时，需要根据职业判断进行会计估计。由于会计估计具有主观性，因而人们很难对会计估计的合理性进行准确评判。众所周知，会计估计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当期盈余，因而根据需要在不同时期作出不同的会计估计成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如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需要估计折旧年限和净残值。这使得公司在经营业绩差时延长折旧年限和高估净残值，而在经营业绩好时缩短折旧年限和低估净残值。再如公司利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应根据谨慎性原则，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其短期投资、应收款项、存货、委托贷款、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发生减值的资产相应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由于计提多少资产减值准备需要根据判断和估计确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留下了很大空间。公司可在业绩好时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作为秘密储备，而在业绩差时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平滑利润。

（二）安排真实交易

安排真实交易进行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者通过构造具体交易并控制交易发生时间所进行的盈余管理。这类盈余管理手段通常既影响各期盈余，也影响各期实际的现金流量。并且通常不会增加公司价值，反而在某些非正常的情况下还会损害公司价值。以下对一些主要手段进行具体分析。

1.负债转为股东权益。公司的资金按来源可划分为债务资金和股东权益资金。根据现行财务会计制度，企业在计算利润时，扣除了债务资金的成本（利息），却不考虑股东权益资金的成本（股利）。同时，公司负债的利息必须按期支付，而股利却可以不支付。因此，当公司经营业绩差时，通过与债权人协商，将债权人的债权转为股权，可减少财务费用开支和现金流出，提高企业盈利水平。

2.股票回购。在资本市场中，公司的股票价格包含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因此，当公司公布的业绩没有达到证券分析师的预期时，股票价格将大幅下跌。每股收益是证券分析师预测公司业绩的重要指标，当公司管理者预计公司每股收益水平达不到证券分析师的预期时，为防止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可通过股票回购减少发行在外的股票规模，以提高每股收益水平，从而达到或超过证券分析师的预期。国外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公司通过股票回购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我国以前不允许公司回购股票，2006年修订后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上市公司在一定条件下可回购股票。因此，股票回购是否会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新手段。

3.减少酌量性费用开支。酌量性费用是指费用开支水平可由公司管理者决定的费用项目，如研究开发费、职工培训费、维修费等。这些费用开支通常是面向未来的开支，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对当期生产经营活动影响甚微。当公司经营业绩差，面临亏损或业绩滑坡时，管理者为提高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可以减少当期的酌量性费用开支。国外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很多公司通过减少酌量性费用开支进行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手段虽然可使公司短期利润增加，却削弱了公司长期发展的能力，损害了公司价值。

4.增加产量。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成本由企业在生产该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生产耗费构成，具体包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机器设备折旧费、维修费、车间管理人员工资及办公费等。在这些生产耗费中，有些费用属于固定费用，当产量在一定范围内变动时，固定费用总额不变。因此，当产量增加时，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会下降，并直接导致相同销量的销售成本下降，使利润水平上升。由此可见，在销量无法增加时，仅通过提高产量即可增加利润。但通过增加产量进行盈余管理对公司有害无益。因为公司增加的产量转变为存货，占用了公司资金，降低了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过多的存货还可能面临由于产品过时或毁损而减值的风险。

5.资产处置。资产处置是指企业将其拥有的子公司、经营部门或其他长期资产和投资的所有权有偿让渡给第三方，并以此获取现金或其他有价证券的行为。当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时，可通过转让持有的无形资产、已经增值的有价证券或某个经营部门等获取收益，使利润达到预期水平。陈信元、叶鹏飞、陈冬华（200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有通过资产出售

提高公司利润，以达到配股或增发条件的行为。白云霞、王亚军和吴联生（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公司会通过资产处置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或避免业绩下降的目的。

（6）放宽信用政策或给予销售折扣。公司在临近年末时，看到当年经营业绩不佳，可能会通过放宽信用政策或给予销售折扣促进销售，以改善经营业绩。放宽信用政策包括延长客户的付款期、向信用不佳的客户赊销商品等。销售折扣则主要是通过价格优惠吸引客户大量购买。这种年末的促销活动，会暂时性提高公司利润水平，但是会损害公司长期利益。放宽信用政策会增加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而销售折扣促使客户年末大量购货，会导致下一年购货量减少。另外，如果销售折扣后价格再复原，客户的购买意愿可能下降，因为销售折扣使客户对公司商品降价形成预期，会等到下次降价时再购买。

（7）关联方交易。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购销商品、购销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复杂，存在大量的关联方，因此，关联方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如在关联方之间购销商品时，上市公司低价买入、高价卖出；关联方将自己的优质资产租赁给上市公司经营，收取较低的租赁费，或者租赁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向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租赁费；上市公司将持有的劣质股权转让给关联单位；上市公司将劣质资产或股权与关联单位的优质资产或股权进行置换；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提供贷款并收取高额利息等。

四、平静时期的公司盈余管理

适度的盈余管理对于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来说，是有益的行为。借助盈余管理的适度调节效果，可以支持公司股价的稳定和上扬，还可以实现筹划节税，甚至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恶性盈余管理等同于会计操纵，它往往突破会计政策底线和商业底线，只能暂时表面上满足管理层的利益诉求，而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相违背。玩弄操作利润的数字游戏只能蒙骗投资者于一时，不论其手段如何高明，总会留下蛛丝马迹，最终落得“伸手必被捉”的命运。中国的银广夏、蓝田股份，美国的安然、世通即是明证。良性盈余管理则限定于会计政策底线和商业底线的范围之内。适度的盈余管理对于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来说，是有益的行为，借助盈余管理的适度调节效果，向资本市场传递收益稳定的会计信息，从而支持公司股价的稳定和上扬。良性盈余管理还可以实现筹划节税，甚至可以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管理层要善用良性盈余管理。从良性盈余管理的实现手段而言，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会计盈余管理、财务盈余管理、运营盈余管理和战略盈余管理。

（一）会计盈余管理

会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会计政策的合理选择使会计报表呈现期望的结果。会计盈余管理使用最多、最为人们熟知，也是成本最低、最简洁的盈余管理手段。会计盈余管理对企业经营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却可以改变经营的会计结果。会计盈余管理要求对会计准则灵活把握和应用。

2007年，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全面得以应用，在上市公司中报或年报中至少可以“窥出”以下四种会计盈余管理手段的有效运用：一是运用公允价值。新会计准则与原会计制度相比的重大变革，是引入了公允价值理念，在金融工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投资性房地产、公司合并的非共同控制类型中和债务重组等方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虽然准则对公允价值的使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制，但这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和资产评估机构的报告，公司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二是会计估计变更。例如，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由账龄分析法变更为迁移模型法，计提坏帐准备时对

单项重大应收账款进行单独减值测试，单项不重大应收账款按“逾期”与“未逾期”的特征划分资产组合等，这些手段都可以对利润产生一定影响。此外，采用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也较多。三是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新会计准则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科技开发支出可以资本化，而不是像原会计制度全部记入当期损益。2007年众多高科技型中小板上市公司净利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幅，从这些企业的年报中发现，这主要得益于新会计准则中关于研发费用资本化的规定。四是预计负债，《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对预计负债核算进行了规范，但不管是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职业判断的空间都很大。在会计准则新颁布伊始，会计盈余管理的空间一般较大。这时的会计盈余管理很难界定清楚是“良性”范畴还是“钻空子”，盈余管理结果是否能得到公众和监管部门的认同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业绩为主，盈余管理为辅”是明智之举，如果本末倒置，盈余管理往往适得其反。

（二）财务盈余管理

财务盈余管理是指通过财务活动（筹资、投资、分配等）的合理安排使会计报表呈现出期望的结果。和会计盈余管理不同，财务盈余管理关键不是会计政策的选择（甚至不涉及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而是通过财务活动有效安排来影响会计报表。

最典型的财务盈余管理是债务重组。很多*ST公司都将债务重组当成了“摘星”撒手锏。2007年A股105家*ST公司（包括S*ST公司）中，有28家*ST公司成功扭亏。但在这28家公司里，仅有14家的营业利润为正值，大多数扭亏*ST公司的利润真正来源集中在债务重组和政府补助利得。

通过融资渠道选择和融资方式的安排，去影响财务结构，进而影响EPS（每股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也是财务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总资产报酬率不变的情况下，负债占总资产比例不同，由于负债的“杠杆”作用，EPS和净资产收益率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因此，公司财务高管可以根据公司的EPS和净资产收益率目标、一般总资产收益率这些数据，倒推出期望的负债比率，然后针对性地组织相应的融资活动。

带有利润分配性质的员工股权激励也会对利润产生重要影响，在利润丰厚的年景推出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利用股权激励费用摊销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利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7年的伊利股份。根据伊利股份测算，公司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为14.779元/份，公司预计所有激励对象都将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按照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将对公司等待期内的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损益影响总额为73895万元。尽管证券市场对伊利股份的做法褒贬不一，伊利股份此举的主要目的可能也并非盈余管理，但股权激励是盈余管理重要手段之一却毋庸置疑。

（三）运营盈余管理

运营盈余管理是指通过运营模式（包括交易方式、定价、企业合并等）合理安排使会计报表呈现期望结果。通常的运营盈余管理实现手段包括委托经营、合作经营、关联交易、资产转让，但这四种手段往往以非公允的交易价格（或合同条款）为基础才能达到影响会计报表的目的，往往滑入“操作利润”的深渊，也是监管部门重点关注和打击的领域。本文就不再涉及。

企业合并是政策底线范围内运营盈余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按照《新会计准则》，企业合并分“同一控制方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方下的企业合并”两种。同一控制方下的企业合并下，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包括被合并企业合并前所实现的利润和现金流量。这样，选择同一集团系统内当年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实施合并，就可以将其利润合并入公司财务报表，拉升公司业绩。此外，在同一控制方合并下，由于在账面上不需要重估购入资产的价值，可通过合并资产价值被低估的企业，在合并后处置价值被低估的资产，获取收益。非同一控制方下的企业合并适用于当前利润丰厚、管理先进的领先企业，选择因机制问题暂时经营困难，但具备一定“激活”潜力的企业，以低成本或无成本实施兼并，一方面在合并后初期可以利用被兼并企业的亏损递减所得税，起到节税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理顺和“激活”，最终使被兼并企业起死回生，产生利润。

此外，通过增加当期产量的方式，可以有效摊薄单位产品要负担的固定成本，从而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即规模化效应），提高毛利率和利润率，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当然，在市场没有相应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盈余管理方式会导致库存增大和资金占压，管理层需要系统考虑。放宽信用政策和提高销售折扣标准、以及大规模降价，可以促进当期销售的显著增长，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会计报表产生影响。但这种方式和增加产量一样，盈余管理的效果是多方面的，操作不慎，就会导致坏账和亏损。

相对于会计盈余管理和财务盈余管理，运营盈余管理的实施难度更大，而且也超越了企业财务高管的职权范围，需要公司运营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筹划，运营盈余管理基本不会触及到政策底线，但规划不当却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四）战略盈余管理

战略盈余管理是指通过通盘的战略考虑与规划，辅之以会计政策选择、运营模式选择和财务安排等多种手段，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相对于以上三种盈余管理类型，战略盈余管理实质上不是盈余管理的新方法，而是在一种系统思维模式下，对以上三种盈余管理手段的灵活搭配和综合应用。

GE（通用电气）是战略盈余管理应用的典范。1983年——1993年，通过有效的盈余管理，GE的利润和股价都出现了稳步增长，树立了证券业“不落太阳”的良好形象。GE的产业规模和多元化经营的业务结构赋予它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第一波士顿公司分析家Sankey指出，GE资本公司有着“非凡的在需要的时候创造利润的能力”，因为它“多元化的业务组合”提供了“极大的如何报告盈余的弹性空间”。一方面，GE不断并购和重组形成了始终良好搭配的三层面产业（业务）组合：第一层面，核心业务：直接影响近期业绩，提供现金流维持企业存在的业务；第二层面，增长业务：正在崛起的新业务，具有高成长性，有代替第一层面的潜力，并将最终代替第一层面；第三层面，种子业务：需要重点选择，精心培养的项目。三层面业务彼此转换：当现有的核心业务在“明天”衰退时，“今天”的增长业务就变成“明天”的核心业务，而“今天”的种子业务也会转变为“明天”的增长业务，并准备在“后天”为企业提供得以维系运行的基本现金流。GE通过合理规划，实现业务的彼此替代，避免了利润的大起大伏。另一方面，GE在通过出售优势业务获取高额投资收益的同时，有意识地安排一些劣势业务的清算和退出，从而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

战略层面的盈余管理适用于涉足多个领域的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以及并购重组为特征的金融控股公司。战略层面的盈余管理基本不会触及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政策底线，其要点是对业务的合理组合和对业务买卖、清算时间的合理安排。

从创造价值的角度而言，投资决策是公司财务决策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本文认为在资本市场平静时期，公司应当理想应用盈余管理，合理引导投资者情绪，促使向公司有利方面发展。在会计、财务、营运、战略层面合理使用良性盈余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1]陈信元、叶鹏飞、陈冬华 机会主义资产重组与刚性管制 2003（5）

[2]谭跃、夏芳 会计研究（2010.8）30~39

[3]陈华 试论盈余管理

理性选购　科学使用 篇6

认识误区解析

不锈钢并非绝对安全

不锈钢炊具以其漂亮的外观、耐腐蚀特性、不易损坏等优点受到人们喜爱。不锈钢的主要成分是铁、铬、镍，此外还含锰、钛、钴、钼和镉等微量元素，其中铬能够防锈，镍可防腐蚀，众多金属元素的组合使不锈钢性能稳定同时具防锈和耐腐蚀性。很多消费者据此认为不锈钢是万能和绝对安全炊具的代名词，这是误解，是不科学的。

使用误区解析

使用不当致金属元素析出

不锈钢炊具使用前应该用清水将其煮沸半小时，接着浸泡数小时，再换用新水重复煮沸、浸泡，一般重复3次。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醋水浸泡，因为酸性溶液会破坏其金属表层促进重金属迁移。

使用不锈钢制品时注意事项有不少，例如尽量不要让酸性、碱性或较咸的食物如菜汤、剩菜等长时间留在不锈钢炊具中，不锈钢也不适合作为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的容器，如果长时间盛放，不锈钢中的金属元素会与之发生化学反应。如果不锈钢炊具用于烹饪，注意不能空烧。空烧会造成炊具表面镀铬层老化、脱落，导致金属元素析出。

不锈钢炊具使用后的清洁也是一门学问。切勿用小苏打、漂白粉、次氯酸钠等物质洗涤，这些物质会与不锈钢中的金属元素发生化学反应。

选购误区解析

太便宜太轻的产品勿买

一般情况下，合格的不锈钢炊具比不合格的不锈钢炊具的重量要重些，高品质的产品比低品质产品的重量会更重些。

董金狮还特别支招，在选购不锈钢炊具的时候，除了要认真查看外包装上是否有生产厂家的厂名与厂址、容器的卫生标准等标志外，还可以用磁铁来判断质量。拿一块磁铁，试着吸不锈钢产品的底部，吸附不上的产品质量较好，反之能牢牢吸住的肯定不是高品质的产品。

消费支招

根据用途科学选锅

面对琳琅满目的锅，究竟该如何选择?用什么锅最安全?专家提醒，根据用途选锅最科学。

铁锅：宜炒菜忌煮汤

炒菜时最好用铁锅，用铁锅烹饪是最直接的补铁方法。

专家提醒：铁锅易生锈，不宜盛食物过夜，也不适合煮汤。刷铁锅时应少用洗涤剂，轻微锈迹可用醋清洗。新买的铁锅最好先用盐水泡，再用色拉油擦拭以去除异味，也可把锅烧热后用生姜块擦拭。

不锈钢锅：用途多忌酸碱

选不锈钢锅时要选正规企业的产品，不合格的不锈钢锅会损害健康。

专家提醒：不锈钢容器不应长时间盛放盐、酱油、菜汤等，也不宜用强碱物质洗涤。

不粘锅：宜炖煮忌煎炸

不粘锅有特富龙涂层，因清洗方便、油烟较少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但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远不及铁锅。不粘锅如果干烧或油温达到300℃以上，涂层就可能被破坏。

专家提醒：许多菜肴需要煎炸，油的沸点是320℃，这很容易导致不粘锅中的有害成分分解，所以煎、炸食品时应避免使用不粘锅。

玻璃锅：宜煲汤熬药

目前市场上还出现了玻璃锅，玻璃锅隔热效果较差，易碎，移动时须格外小心，避免与硬物撞击。

专家提醒：使用玻璃锅熬制中药或药膳更安全，也没有异味。

陶锅：宜煲汤忌酸食

很多人喜欢用陶瓷、沙锅等来煲汤，但是有些劣质陶锅可能含较多的铅，应予注意。

在文本批判中建立科学理性 篇7

苏教版语文第十册《神奇的克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介绍了克隆技术的特点及对人类的益处。文中洋溢着对克隆技术的崇拜之情。“克隆技术是一项可以造福于人类的科技成果”“神奇的克隆技术正向人类展示它诱人的前景”。事实上,克隆作为一种改变生物伦理的技术从诞生起就饱受争议。文中还说:“人们将克隆技术与其他科技成果结合,可以根据需要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粮食、蔬菜新品种;也可以培育大量品质优良的家畜,大大提高饲养效率。”克隆的滥用必将因违背生物进化的规律而导致某一物种种群退化,这其实是在剥夺某一物种在地球上的自由生存权。面对文本中的科学迷信,教师有义务批判纠偏。

师:请大家根据课文内容罗列一下克隆技术在哪些方面造福于人类。

(生根据课文内容自主学习、讨论。)

师:克隆技术确实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好处,但是老师这儿有几则关于克隆羊多利的报道,同学们看过之后讨论一下自己的想法。(出示克隆羊多利早夭的几则报道)

师:对多利的早夭你们有什么想法?

生:我认为克隆羊的技术还需要完善。

生:克隆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给多利的生长带来了麻烦。

生:我认为多利的早夭是因为生病,和克隆技术没有关系。

……

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多利早夭的原因,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克隆作为一种新兴技术,我们并没有完全掌握,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才对克隆技术应用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师:(出示克隆技术争议观点摘录)你读出了什么?

(通过阅读,学生说出了克隆技术的利与弊:一方面有利于人类获得食物,延长寿命,另一方面也破坏了自然遗传、进化的规律,甚至对人类自身发展也有影响。)

师:克隆是科学,面对科学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态度?

生:(在教师引导下)让科学服务于我们,人类要控制科学技术。

生:人与科学也要和谐相处。

试论科学的真理性 篇8

一、科学、真理的含义

关于科学和真理的定义及其划分, 科学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本文重在分析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 为了避免在词语上争议, 本文将对一些重要词语的意义进行必要的说明: (1) 科学: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理论, 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2) 真理:适用于一切现象、事件的理论。 (3) 公理、先验理论: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 不需要再加以证明的命题。

二、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

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通过对科学的划界和对真理性的分析, 本文认为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 公理、先验理论。

科学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公理和先验的理论之上的。这些理论可分为以下两类:学科内公理和形而上学范围内的先验理论。公理和先验理论是证明其他一切理论的基础, 但是其自身的正确性却不能从证明中得出, 而有赖于人们的广泛认可, 况且即使得到广泛认可的东西并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些公理并非是真理, 例如黎曼几何证明了平行公理的否命题并没有导致自我矛盾和错误,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修改了原先的质量守恒定律等等。因此我们不难看出, 基础的不牢固必将导致科学大厦的不稳定, 这些公理和先验理论的可错性制约着科学的真理性。

(二) 观察活动容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因而观察的正确性不能保证。

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经验, 来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一般理论如此, 公理也不例外, 但是, 观察的正确性却并不能得到保证。首先, 复杂的环境因素无法完全把握。在观察某一现象、进行一项实验时, 人们无法排除一切的外部干扰。其次, 观察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观察结果, 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观察之中必然掺杂着理论, 不存在绝对客观中立的观察。再次, 观察本身是一种行为, 它也会影响观察结果。在考试中, 当监考人员站在身后的时候, 即使他没有做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 一般考生仍然会感到紧张, 严重者甚至会影响考试成绩。既然我们不能保证观察的正确性, 又怎么能保证以观察结果为依据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呢?

(三) 观察的范围是有限的, 有限不能说明无限。

人类不可能观察着一切。宇宙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界限, 也不能到达它的界限, 这就意味着人们能观察的事物永远只是整体中一个十分微小的部分。人类能够观察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因此追求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必须求助于归纳法, 但归纳法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证明, 因此以归纳法的正确性为基础的科学理论很难成为普遍适用真理。

(四) 对现象的观察有赖于感觉, 但我们的感觉并不总是可靠的。

人们的认识以观察为基础, 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观察, 都必须依赖于人的感觉, 人的各种感觉是观察的必要手段也是唯一手段。但是, 感觉并不总是正确和符合事实的。人有幻觉、有梦境, 但在幻觉和梦境中我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感觉的虚幻性, 实验表明, 通过直接刺激神经可以使生物产生错误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虚幻的。而且, 人的感觉总有误差, 每个人的感觉也并不相同, 色盲患者眼中的红色就是灰色。感觉是可错的, 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是可错的, 科学理论也是可错的, 它远不是真理。

(五) 语言表达不精确。

无论是科学理论的陈述、对观察到的现象的纪录、还是逻辑的推理, 都需要借助于语言。然而, 人类的语言是不精确的, 很多词语在概念上就是模糊甚至有争议的。例如对于名词“科学”的定义与划界, 科学家哲学家们就争论不休, 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此外, 对同一词语的不同解释也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 按照传统的对于质量的定义, 光没有质量, 所以原子核裂变或聚变时质量不守恒, 但是如果修改质量定义, 认为光子有质量之后, 质量守恒就又成立了。因此, 语言不精确, 用模糊的语言描述观察结果、逻辑过程和科学理论, 必然会影响理论的真理性。

三、科学理论真理性的确认方法

从上述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分析中,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不是真理,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科学的意义。因为科学中包含无数真理的颗粒,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科学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

由于具体科学理论都只能是似真的, 完全需要根据以后科学探究的进步情况做出调整和改变, 为了使科学探究活动朝着越来越趋真的方向迈进和发展, 从而逐步揭示未知的知识, 在这里提出了确认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进步评价法观点。

对于科学理论的确认或评价, 科学理论的进步评价方法是最好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能够使科学探究活动朝着越来越趋真的方向迈进和发展。当拥有的假说为真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渐渐确认这点:当拥有的假说为似真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改进这假说, 使之向真理的方向进步;当拥有的假说为假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将它排除。

科学理论进步评价法的本质在于强调科学进步, 着眼于未来, 通过科学进步的评价而说明科学的目标是真理。在任何现实中的科学探究所提出的科学理论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它可能只是似真的。推动科学探究进一步发展并非要求现有的假说为真不可, 只要所拥有的假说具有相当的似真性就能有效促成科学进步。随着科学探究的发展, 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也会拥有更多的假说, 原来的近似为真的假说能够逐步得到调整, 使它们渐渐趋近真理。就这个意义上说, 在某个科学探究阶段, 只能通过理论的成功来初步确定它的可接受性, 那种非要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想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要理论似真到足以推动科学探究的进步和发展, 就不应该抛弃它, 而是在进步中调整和修正它。科学评价不能拘泥于对阶段性的科学成果做出真假评判, 而是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科学是否朝着真理的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 科学不是真理。由于人的思想和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再加上影响科学真理性的一些因素, 因而真理是永远在途中的, 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 人们探索科学的过程, 也是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只要理论似真到足以推动科学探究的进步和发展, 就不应该抛弃, 而是在进步中调整和修正它,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2].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4].柳延延.科学在当代的处境[J].哲学研究, 2010

[5].殷杰.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6].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洪谦.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篇9

合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自reason(理由,推理、思考),它指的是有理解的、有智力的,讲推理的,特别是讲按照一定的形式规则进行推理的。具有这种性质的人们的信念、语言、论证和行动就称为有理性的或合理性的。反之不体现这种性质,例如只凭热情和冲动的言行就叫做非理性的。(当然合理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按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被称为理性的,所以经济人即理性人,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个问题)。以上的合理性概念主要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将合理性划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简称为工具合理性。它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是期望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是理性地被追求和计算过的”。这种工具合理性表现在“有意识的和非常有计划的,根据经验和深思熟虑”[1]进行的。另一类型的合理性称为价值/信念合理性(value/belief-oriented rationality)。在这种合理性中,行动承担了行动者的内在理由,包括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的合理动机,而不论它们是否导致成功。韦伯说:“纯粹按照价值合理行动,就要不考虑预先设定的结果,行动要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就是说,为权利、尊严、美满、宗教指示,虔诚,或者一种‘事业’的重要性进行行动,即按照行动者认为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进行的行动”。[1]226这种不问效果只问动机纯正、价值与规范恰当的言行怎样可以被称为一种合理性?韦伯认为问题不在于这种价值的内容上,而是因为它论证了一个基本原则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是有基本原则的,忠于我们的基本理念的,不是胡来的,所以在形式上便有了一种合理性,这种价值合理性是相信一定的行为具有无条件的内在价值。但是,韦伯本人回避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他在上面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表述暴露了这个问题。怎么可以不问效果、不顾成败而只顾目的或动机而去行动呢?其实,韦伯和发挥他的合理性理论的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价值合理性是因为他们看出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和经济学上的对效率追求、技术和技术学上的对自然的统治)的过分扩张,“异化”或“蜕变”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工具,当代世界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就是一种表现。于是批判工具理性的膨胀,唤起人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便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当代许多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激烈争论问题,连科学哲学也卷入这场争论,于是科学合理性便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附带说一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翻译已广为流传,依我个人的看法,准确的翻译应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出现,主要来自以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首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对传统分析学派的科学观提出挑战。库恩开出了“历史——范式的进路”代替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逻辑——理论的进路”。核心的概念是理论之间、特别是范式之间、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价值标准不同,所用的基本词语和意义不同,因而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连观察以及观察的语句也是不可通约的。这样便产生了两个合理性问题:(1)理论评价与选择的合理性问题:对于不同的理论,有没有一组合理性的方法论原则与标准来做出优劣的评价与选择?如果有,这组合理性标准原则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2)科学变化与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既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则科学变化与革命无进步可言,因而库恩被批判为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那么一个信念的改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合理性的呢?如果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这两个问题几乎涉及到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价值、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所有领域,这些问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发生了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本文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我的进路是想理清不同程度和不同层级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不同的科学问题要求不同程度或不同等级的合理性论证。仅仅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二 科学的假说-演绎合理性和归纳-概率合理性

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理性占有很高的地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称人为理性的动物,康德与黑格尔认为只有合理性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行动。尽管如此,但到底什么叫做理性、理性的能力和合理性?不同的哲学家和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合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但是合乎演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还是除演绎合理性之外,合乎归纳的论证也是合理性的?这就立刻有不同见解了,首先,休谟要将“合理性”的概念只运用于合乎演绎逻辑的范围里,对于归纳论证,他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我们怎样能够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呢?”我们怎样能够从过去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推论出明天或以后太阳每天早上也会升起呢?休谟说,这是本能与习惯而不是理性的,他说“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2]它是“我们和畜牲所共有的那种实验的推理,虽是全部生活所依据的,可是它也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内在活动而为我们所不知晓的一种本能或机械的力量”。[2]96用巴甫洛夫的术语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而已。

卡尔·波普尔基本上坚持这个立场,即认为不存在什么归纳的合理性。但他又指出,并不是说来自经验的科学都是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因为个别的经验,单称的命题虽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但它却可以(演绎地)证伪一个理论,而可证伪性正是经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经验科学之所以是合理性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假说演绎合理性的基础上,波普尔说:“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3]所以波普尔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也就是只承认演绎方法是合理性的那个“主义”。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合理性,合理性的概念就相当狭窄,几乎一切经验科学,除了运用假说演绎法之外,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经验科学是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寻求比较普遍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断地在经验的洪流中进行修改的,如果归纳是不合理的,那么科学也是不合理的。而近代以来,科学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承认归纳的概括和归纳检验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采取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反归纳主义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休谟和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想用演绎逻辑,演绎合理性的要求来要求归纳推理,而当他们发现达不到这个要求时就否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因此合理性应有多副面孔,它的第二副面孔就是包括“不确定性的、归纳的和实践的”推理和论证。这些论证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怎样建构一套归纳逻辑,怎样确定一个假说相对于证据(或相对于证据以及其他信念)的概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归纳概率推理以及遵循归纳概率推理的实践推理和决策逻辑也应该属于科学合理性的范畴。下面我们暂不讨论实践推理的合理性和决策逻辑的合理性而集中讨论关于概率推理的合理性问题。

普特南说过“许多哲学家会说,人应该由概率来指导的理由是如果这个人这样做,那么他享有成功的频率比较高。观察到这种情况并非在那些概率自身完全不确定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概率,而归纳问题就是确定概率的问题在此不加讨论。此处的论题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做x,则成功的概率高,如果一个人做y,则成功的概率低。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做x?”[4]普特南在《实在论面面观》一书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继续举了一个例子:有两组各有25张洗好的牌的排列,排列A在25张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痛苦”,而24张代表“永恒的快乐”。而在排列B的25张牌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快乐”,其他代表“永恒的痛苦”,则选择A组进行抽签是合理性的。为什么这种按概率推理是合理性的呢?我认为普特南的下列回答是正确的,他说:“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合理性的唯一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是有理性的,则他将可能在理论上达到真理,在行动上取得成功。”[4]84它之所以合理的,因为它是“可靠的”。所以他甚至建议用“可靠的方法”这个概念取代“合理的”方法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以高相对概率成功的结果的方法。”[4]84普特南最后说:“我认为,而我确实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按概率行动’是唯一要做的合乎理性的事,甚至在不可重复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应该去做合乎理性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4]85普特南的论证自然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但是如果注意到他的相对高概率的方法论不只是为了行动的成功,而且为了达到真理,他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他说,按概率行事(包括认识真理)之所以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已到达了问题的底部。“这正是我的铁锹翻转的地方”[4]86,这已到了没有什么可进一步解释的地方了。

不过在这个“铁锹应该翻转的”“底部”,著名的与时俱进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对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探索为什么是合理性的却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他说“一个程序的模式(mode)或要求这种程序的规则(rule)可以被称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只是相对于这个程序想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的。方法论理论因而建议的规则或规范,这些规范必须认作是工具性的规范(instramental norms);它们的适当性必须对于它的目标做出调整”、“因此,让我们假定科学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融贯的与精确的经验知识系统的序列。每一个这样的知识系统可以通过语句的集合K来表示”、“给定这个目标,就有一定方法论规范,它们作为变化着的系统K的必要条件有资格作为理性的程序”[3]94-97。这里亨普尔明确指出,归纳概率的推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其他规范一样,如果它们是合理性的,则这种合理性是工具理性或工具合理性。①它是相对于科学的目标(他将这目标定位在经验知识的增长)来说的;②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的;③它是知识增长的必要条件,虽然它不是充分条件。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因为证据对于假说或理论本来就具有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所以以概率为基础的归纳推理,是具有自己的科学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与(演绎)逻辑的合理性不同。后者是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前者是前提只是结论的必要条件。显然,关于归纳-概率论证的合理性的理由,亨普尔讲得比普特南更充分、更全面。他的意思是说,有了归纳推理,我们按它要求的一定规则行事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则没有它却绝对不行。这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论证比较符合人类认识真理的实际情况与能力。这就是暗含了一个开放问题,除归纳之外,对于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除了演绎与归纳之外还有什么必要条件?

三 科学理论选择的认知价值合理性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科学哲学中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但如果包括波普尔在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分析经验主义者)和历史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争论。

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说,虽然我们的理论很少讨论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的问题,但我们有一个明确而精确的经验对假说的确证与概率的理论,包括卡尔纳普的概率逻辑,所以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问题完全取决于证据的支持度以及它在逻辑上的内部协调性和一致性。因此理论选择与科学信念变革的合理性标准就是演绎的合理性和归纳的合理性,不需要在科学理论选择和变革问题上扩展科学合理性的概念。这种观点,叫做基础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在科学上的信念,划分为两组:一组是需要其他信念经过逻辑来证实或确证的,它可以被称之为派生的信念;另一组是证实或确证其他信念而本身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信念。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被看作是确定可靠的信念,它就是经验。逻辑经验主义之所以被称和自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主义主张:他们认为,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能为经验所证实的科学规律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经验地可证实的或经验地可检验的。当然,随着测量与观察日益精确,科学命题也是需要修改的。但观察、实验、经验事实,却是科学归纳过程的没有问题的出发点与真理标准。不过这种基础主义观点,一开始就遇到难题:他们的归纳逻辑始终未能建立,又怎样能武断地说科学不要其他评价标准,只要观察就行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研究归纳逻辑时发现,从科学事实的证据到科学的普遍命题之间根本没有演绎逻辑通道。这就是说给出一组有关观察事实的资料与数据,能否找到能行的归纳程序与步骤,运用一种算法机械地将普遍规律推导出来?归纳逻辑证明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么关于研究很多的关于癌症的原因也会找到了。这不妨将它称为第一类归纳机器不可能。在归纳法则上,如果跟着逻辑经验主义走,我们退而求其次,即假定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假说h1,h2…给定一组证据e=e1,e2,…我们能否判别hi或hj相对于e成立的概率有多大,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假说之间加以比较,毫无疑义地决定选择hi还是hj呢?很不幸卡尔纳普毕生追求这样解决问题的归纳概率逻辑始终未能建立。至少目前并未证明它是可能的。因为根据统计学中的贝叶斯定理,假说h相对于证据e的条件概率为:

undefined

即,假设的后验概率undefined在这个公式中P(h)是先验概率,按照主观贝叶斯主义的解释,它就是在进行新实验以获取证据之前研究者对假说h所具有的主观信念度,它带相当的主观随意性。因此,我们也不能通过有限的计算步骤,确定地将一个假说对证据成立的概率无歧义地计算出来。我们不妨称它为第二类归纳机器不可能,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确定科学命题和科学假说,评价它们的优劣时,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经验事实判断,而且还要依靠其他标准。

另一方面,虽然波普尔反对归纳逻辑,认为通过经验概括为科学定律这种方法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认为科学不是什么定律的集合,而由一系列猜测所组成。这些猜测为经验事实所反驳或证伪。这些经验事实组成“基本陈述”(basic statements)。但是问题发生了,这些“基本陈述”是不是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呢?如果不可以证伪,就会与他的证伪主义和科学划界理论相矛盾,而如果能被证伪,那么用来证伪它们经验观察也可以被证伪,就需要寻找更基础的东西,这就会陷入无穷倒退,于是波普尔还是走上了基础主义的道路。他说:“一个理论的每一次检验,不论它的结果是验证还是证伪,都必须中止于某个我们决定接受的基础陈述。”波普尔很明白,中止于基础陈述,而且中止于这个而不是那个基础陈述(或卡尔纳普所说的“记录语句”)是没有逻辑根据的,因为“这个程序并没有自然的终点”。所以他说:“基础陈述是作为一个决定或一致意见的结果而被接受的;在这个程度内,它们是约定”(Basic Statements are accepted as the result of a decision or convention; and to that extent they are convention)[5]。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在确定基本陈述或观察语句时,波普尔不得不令人吃惊地做出价值判断,即为了奠定一个基础,他求助的不是严格遵守一个规则(rule)而是求助于追求某种目标与价值,这个价值是科学家同行们所偏好并达成协议的,并因而就被约定了。

正当分析的经验主义者不自觉地试图扩大的合理性概念使之适用于理论的选择和科学的变革之时,以库恩为首的历史——范式学派已经兴起了。库恩提出了哲学界甚至学术界被引用最多的概念,叫做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或不可比较性。那么理论的选择和范式的转换有没有合理性的原则或标准可言呢?早期的库恩和一直坚持自己激进观点的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在他们二人著作中都有一些言词说明这一点。如“这取决于说服的技巧”就像“转换宗教信仰,皈依另一种宗教信仰一样”,“科学家怎样想就怎样干”。这些论点好像要打烂科学哲学家的饭碗似的,激起强烈的反应,说这是“非理性主义”、“暴民准则”、“强权即公理”、“彻底的相对主义”。这使得库恩十分惊讶,也引起了库恩对过去的观点或言词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淡化他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改成“局部不可通约性”“类词的不可翻译性”或“沟通阻碍”;另一方面是对到底什么是理论选择和科学变革的合理性标准进行重新建构。1973年,即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11年之后,他写了《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全面提出了理论选择的五条合理性标准。我认为,它是我们所看到的科学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表述得最好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要将这五条标准列举出来并略加论证。

库恩说:“我一开始就要问:一种好的科学理论(a good scientific theory)有些什么特征?我从一系列通常回答中挑选出五条来,不是因为这五条可以穷尽一切,而是因为每一条都很重要,而总的又是以从各个方面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6]请读者注意这个good字。

“第一,理论应当精确(accurate):就是说,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这是科学哲学家们通常都将它列为第一条的。这是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事业,这是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理论应当一致(consistent),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或者说,与它的背景知识相一致。为什么燃烧氧化学说比燃素说更好呢?因为后者不能定量解释气体在燃烧中的作用,并导致自相矛盾:(燃素从木材中挥发出来的燃素有正重量,而燃烧水银时挥发出来的燃素则有负重量)而违反了“内部一致性”的原则。为什么在宇宙学中恒稳态模型尽管能解释许多现象但却不能替代大爆炸的宇宙学呢?因为它主张的宇宙的物质比较均匀的分布是由于物质不断创生出来的结果,这违反了能量守恒的公认原理。

“第三,理论应有广阔的视野(broad scope):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于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即它具有统一的解释力,解释该领域的各种现象。例如地理学的板块学说就能做到这一点。板块学说在它提出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不但解释了大陆的浮移,而且解释了火山、地震、海啸以及各种地表的变化。尽管对于板块运动的机制还没有查清楚,但已为科学家和世人所公认。

“第四,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simple),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为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比托勒密的地心说要“好”而被认为是“真”的呢?在开普勒以前,它并不比托勒密地心说更能精确预测和解释天文家的数据和预报天象、制定日历,是因为有许多天文学家看重它比托勒密地心说更具有“简单性”而被接受为真理的。对于这种简单性可以有各种解释,但不能排除它的美学的特征。

“第五——尽管不那么标准,但对于实际的科学判定却特别重要——理论应当产生丰富的(fruitful)新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这就是说,它能否产生新的预言,这些预言不属于它最初能解释的现象之列。例如,黑洞的理论解释了恒星在银河系中的运动以及银河系在星系团中的运动等等。

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融贯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成果丰富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适当性的标准准则。[6]316

不过令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者大失所望的是,库恩早在1965年就声明“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7]更不是一组“算法”(algorithm)或一组算法的标准。1973年,当他写上述五条标准时又坚持了这个立场。他说:“当然,我提议的这种选择准则,其作用不同于决定选择什么的规则(rules),而在于影响选择的价值。两个人都完全接受同一种价值,但仍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实际不同的选择。”[6]325

“精确性”、“融贯性”、“简单性”、“丰富性”和“科学的美”这些东西,之所以属于价值的范畴,不仅因为它们是一些规范判断,评价标准,用以评价不同理论的“好”、“坏”,而不是“对”、“错”或“真”、“假”;而且这些标准的实现,是因人而异的,尽管科学家们都同意比如说库恩提出来的价值表,但他们由于个性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经验与训练各异,对于那个价值标准更重要的看法和不同标准的具体运用就不同。“有的科学家比其他人更重视创造性,从而更愿意冒险;有的宁要综合统一的理论,而不喜欢那种显然只是在更小范围中才更为精确而详细的题解”[6]319。有一组规范的评价的准则,这种准则及其运用因人因地因主观的偏好和理论的范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显示出价值冲突的特征,这表明这五条认知价值具有典型的价值判断特征,它渗透于事实判断和科学陈述的各个方面,影响这些陈述的形成和它们的被选择以及进化和发展。所以库恩提出的五条标准,不是决定一个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组规则(rule)或一组算法(algorithm)而是对科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一组价值。如果这五条标准只是一组规则与算法,则在理论选择上发生争论的双方,可以通过检查理论选择赖以出发的前提有没有错误,然后检查争论双方有没有违反或误用先前大家公认了的步骤和规则(这里是五条),于是最终必能确定哪一方发生错误。可是理论的评价与选择并不是这样进行的。那些标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规则与算法,而是一组价值。有关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和玻尔对量子力学的争论很典型。他们两人也许都会同意库恩所说的科学理论的以上五项价值标准。但二人在如何运用这五项标准上都导致了彼此对量子力学的不同评价。二人都认为量子力学具有惊人的预言的精确性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因未能指明量子测量的内部机制而具有理论的不完备性并与其他物理论发生不一致性,并且还不具有他要将之列入首位的理论简单性。玻尔承认它与经典物理学是不协调的,但这一点并不太重要。他显然将量子力学对微观现象预测的精确性的成功这个标准比爱因斯坦看得重要得多。另外在对世界的本体论信念上二人的分歧是很明显的,爱因斯坦是决定论者,他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而玻尔则是非决定论者,认为不可能有一个隐变量来决定量子所呈现的概率。所以爱因斯坦与玻尔对量子力学看法上的一致是价值上的一致,而他们的分歧是价值上的分歧,不是规则与算法的分歧,这才会引起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如果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那就是价值合理性上的分歧,不过我们可以称它为认知价值合理性上的分歧,而且不是工具合理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影响了几代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的发展上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现在看来,科学理论选择和科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合理性模型概括出理论发展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学是通过科学工作者们的激烈争鸣并将这种争论渗透到科学的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面和所有的难点上而得到发展的。如果科学发展的逻辑合理性和算法程序观是唯一的科学合理性,则在科学上的一切争论都会降格为简单的算法的运用,来决定哪一个理论通过逻辑而被推出并为证据很好地确证。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这将是科学发展的一场灾难和大悲剧,因为百家争鸣消失了,理论的多元化消失了,科学工作完全可以由几个拉普拉斯“程序员”和“逻辑或证据检查员”来加以完成。但科学发展决没有采取小数权威和超人决策的形式,而是采取基于科学共同体的多维度的认知评价价值和科学工作者深受其影响的社会文化价值标准支配之下通过自由竞争而达到理论的选择和进化。这是科学认知价值合理性的模型,它与科学逻辑合理性(演绎理性与归纳理性)相辅相成,构成科学合理性的几个层级。

四 科学理论选择合理性有没有一个算法的层面?

但是,在科学理论选择问题上,科学哲学的逻辑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据战,在这拉据战中,他们之间的观点相互接近起来,真可谓真理愈辩愈明。在1965年和1973年库恩的理论选择标准“是价值,不是算法”的观点发表之后,年近75岁高龄的亨普尔于1979年发表了《科学合理性:分析的进路和实用主义的进路》,又进一步批评了库恩的观点。1983年,年近80高龄的亨普尔与库恩联合举行多次专题讨论会。库恩一再回应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主要观点是关于理论的选择的辩论,不能通过“证明”来解决,不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借助于“逻辑的明确和精确化”来解决[8]。所以不存在一个充分决定性的理由,最终决定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选择。“在这里还须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征性因素”。[6]323但库恩又认为,个人的选择不免是异质的和主观的,只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活动的结果会达成比较客观的共识。这样观察与实验的证据加上假说演绎推理是不足以说明科学理论选择的,只有附加上一些上节所说的其他因素、其他的价值(不仅是共有准则的非证据因素,而且包括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因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价值也是科学合理性的必要因素。我想库恩的这个立场应与分析学派的理论选择立场有所接近,因为后者也不能证明单用演绎合理性和归纳合理性能解决理论选择问题。我当然没有参加这个讨论班,不过沙尔蒙(Wesley C.Salmon)参加了,并力图想在这两个学派之间在理论选择问题上搭上一座桥梁,他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科学中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中写道:库恩承认“每一位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时,要运用某种贝叶斯算法,以便计算P(T,E)的值,也即基于证据E的理论T的概率,这是对于他和他的专业集团其他成员们在特定时期中都是有效的。”[9]他认为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理性的科学家都使用同一个算法并产生一个唯一的P值呢?还是不同的科学家,依照理性,每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算法从而产生不同的P值呢?逻辑经验论主张第一种意见,库恩主张第二种意见,请读者注意他的话:“我姑且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算法,而所有他们的算法又有许多共同点”。[6]323而沙尔蒙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同的科学家使用同一种算法,但达到不同的P值,而这个算法就是经沙尔蒙诠释过的贝叶斯公式,这就是沙尔蒙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按照这个思路,还应有第四种可能性。在确定理论选择和评价上,每个科学家运用的是两个算法公式,第一个是不带个人变量的算法公式,贝叶斯公式P(h|e)=P(e|h)P(h)/P(e)部分地起到理论选择与评价的这种算法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它概括了理论评价标准的相当多的内容。例如证据对于假说的似然性P(e|h)表达了假说能导出(或预期)证据的概率,而证据e的成立概率P(e)表达了证据成立的新奇性。验前概率P(h)表达了先前实验证据对于假说的支持度,以及假说h的简单性与融贯性等等,因此,贝叶斯公式无论其概率作主观信念度的解释还是作客观的频率解释,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理论评价框架的作用。但是请注意贝叶斯的公式,只有两个变量,就是h与e,因此,我们要看到贝叶斯公式对于反映评价与选择过程与特征的不充分性和局限性。由于证据对理论或假说的不充分决定性不仅对于后者的成立具有不充分决定性,而且对于后者的成立概率也具有不充分决定性。因此,讨论理论评价问题除了讨论证据与假说或理论的关系之外,还需要有第二个算法公式,着重讨论非证据的因素对于确证一个理论或假说的作用。如果与第一个算法公式联系起来看,它主要与确定理论的先验概率P(h)相关。以c表示理论的一致性,以b表示理论解释的广泛性,以s表示理论的简单性和对称性,o表示其他非证据因素,则P(h)=f(c,b,s,o)。在该函数可线性化的情况下,P(h)=αc+βb+γs+λo。这里α,β,γ,λ表示与个人特征和个人价值相关的变量,而c,b,s,o表示决定P(h)的概率分量,不过库恩对此有特殊的解释,它将这些因素列入广义证据的范畴。他说“我们对证据(evidence)作了广义解释,包括简单性和丰富性等考虑”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没有后一“算法”是不可能算出任何P值的,而有了后一个算法,科学家们各自算出的P值是不同的。这是科学合理性中的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方法论层次,一个是科学价值论层次,科学合理性中包含价值合理性,它称之为认知价值合理性。这两个层次可以用二阶行为控制系统来表示,第一阶行为系统的基准信息是科学理论选择的一般评价标准。第二阶控制系统是由科学家的理念、风格与价值体系控制的行为系统,它赋予一般评价标准以不同的价值权重。如果可以用“计算”一词,科学家们首先运用第二个算法,算出P(h)值或e值,然后运用第一个算法算出各自不同的P值。这个P值的求得有算法层面,也有价值层面。费耶阿本德当年问库恩:你关于科学发展的论述是一种描述还是一种规范的方法?库恩回答道:“它们应当被看作是兼而有之的”[7]270,319。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科学合理性是逻辑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我们只能像库恩那样回答“二者兼而有之”。

现在看来,关于科学理论的选择,科学合理性可以划分出四个层次:(1)假说演绎逻辑合理性。(2)归纳概率合理性。(3)科学理论评价的规则和算法合理性。(4)科学理论评价的价值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J.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23.

[2]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

[3]波珀K.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6-17.

[4]Putnam H.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M].LaSulle:Open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7:80-81.

[5]Hempel C G.Scientific Rationality:Analytic vs.PragmaticPerspectives.Rationality[J].Klemke E D,et al.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3rd.ed.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1998:456.

[6]库恩T S.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315.

[7]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52.

[8]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econdE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199.

理性与科学 篇10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课程定位,学术英语

目前,大学英语又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大学英语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通用英语? 学术英语? 抑或还有一条更适合的道路? 这一切考验着学界的智慧。

对于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这个命题,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以后,蔡基刚 ( 2011; 2012) ,龙芸 ( 2011) ,史光孝、赵德杰 ( 2011) ,束定芳 ( 2011) ,王守仁 ( 2012) ,文秋芳 ( 2012) ,熊淑慧、邹为诚 ( 2012) ,杨慧中 ( 2012) ,丁仁仑、戴炜栋 ( 2013) ,杨枫、吴诗玉 ( 2013) ,胡开宝、谢丽 欣 ( 2014)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方向:一是学术英语方向; 二是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方向; 三是融合学术英语和通识教育的折中方向。

一、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各家之言

观点迥异、意见相左是正常的、有益的,真理不辩不明,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就是遵循着由表及里、循序渐进这一认知规律。学界对于大学英语发展方向的意见不一,正反映出人们对于我国英语教育发展、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大学英语教学现状等因素的认知不同、判断有异。

由此看来,只有理性回顾大学英语教学十二年的改革历程,正确分析我国大中小学各层次英语教育的发展,准确比较过去三十年间学生整体英语水平,客观认识当下大学英语教学状况,科学前瞻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多视角、多维度地审视大学英语课程,才能更接近于大学英语课程实质,从而真正破解大学英语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难题。

在持学术英语方向观点的学者看来,我国基础阶段英语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远高于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大学新生,其中绝大部分新生入学时就已经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合格的要求,目前许多大学因此而压缩了大学英语课程的时间和学分,大学英语课程严重稀释,学生普遍缺乏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大学英语教学仍采用应试教育模式,教材充斥着应试习题,全国统一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的现状已不适应、乃至阻碍了大学英语课程的发展,导致我国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蔡基刚 ( 2011) 主张取消全国统一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实现大学英语教学从通用英语向专门用途英语、尤其是学术英语方向的转移,同时把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造成为一个社会化水平考试。

学术英语方向观点在决策层和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获得一定的共鸣。上海市教委高度重视这一观点,于2013年2月专门就以学术英语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下发文件,要求开展试点工作,并颁发由其委托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的《上海市大学英语教学参考框架 ( 试行) 》 ( 以下简称《框架》) 。

通识教育方向观点更多关注语言的人文属性,强调包括大学英语在内的外国语教育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强素质、拓视野的作用,认为大学生不论文理,不论专业,最基本的是人文素养。人文素养至少应涵盖事业境界、逻辑思辨、文化包容等方面。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大学英语已不再把英语这门语言局限在工具范畴,而是扩展至素质范畴,在培养人文素质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折中方向观点把学术英语和通识教育类英语放在一个大环境下进行审视,既肯定学术英语的作用,又突出通用英语的人文属性。

根据丁仁仑、戴炜栋 ( 2013) 的观点,应该建立以通用英语为基础、以学术英语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多元化、特色化、个性化和本土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杨慧中 ( 2012) 坚持大学英语是工具的观点,认为必须加强语言训练,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束定芳 ( 2011) 强调大学英语教学应服务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为他们今后用英语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育部2003年制订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 ( 实验) 》实施以 来,我国中小学各层次英语教育发展显著。从整体英语水平上看,现阶段的学生比以前的学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欠平衡,从群体看,沿海发达地区的学生与内地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英语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学新生入学时英语水平两极分化,且有扩大之势。

因此,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眼光的高水平外语人才,大学英语教学应注重有效交际的能力培养。文秋芳( 2012) 结合课程论原理,提出“英语课程必修,技能目标可选,课程类型让挑; 各学所需,各尽所能”的对策。王守仁 ( 2012) 回应外语是否工具的争论和学术英语方向的观点,提出大学英语具有工具性、专业性和人文性,要实现这三大属性,应设立由三大模块组成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即普通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 、专门用途英语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和通识教育类英语 ( English for General Education) ,三大模块对应三大属性,真正全面实现大学英语的教育目标。

二、定位大学英语课程的原则: 理性、客观、科学

纵观学界诸项研究和主张,不难发现其焦点就是大学英语的课程定位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大学英语课程应该教什么。如前所述,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判断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如何评价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如何评价大学英语的现状、如何评价《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 以下简称《教学要求》) 是产生大学英语发展方向争论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六个字:理性、客观、科学。

1. 理性

理性,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的现状和《教学要求》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盲目肯定。刘贵芹 ( 2012) 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评价理性: 成绩不小、问题不少,有进展、待突破。刘向虹 ( 2011) 从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课程评估、教材建设、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和校园环境等方面,同样对十二年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行多维度的积极评价。当然,也必须理性地看到: 大学英语教学在全球化、国际化大环境下,面临着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的问题。具体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还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和欠科学等各种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纷繁复杂,只有理性地分析原因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而反应过度、一味指责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使改革的成果归零,把后续改革引入歧途。

目前,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指责声仍不绝于耳。持批评观点者因为一部分院校仍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授予挂钩,就由此判断大学英语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大学英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造成的,只要取消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学英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理性地说,这种观点缺乏逻辑思维。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授予挂钩这项政策的利弊有待进一步论证,本文不作讨论。问题是: 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要求吗? 考试的信度和效度是其基本属性,如果这两个指标出问题,可以断定考试不理想,而如何解释、使用考试所得到的结果不是考试本身的属性决定的,涉及社会、学校、个人等方方面面。用人单位要求应聘人员提交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报告单; 非英语专业人员在申请职称评定、出国进修时,如果能证明其英语水平已达到所划定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分数线,则获得相关英语考试的免试资格……凡此种种政策规定,都是机构的自主选择,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本身毫无关系,换言之,即使没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会有其他的某项考试或检测工具被选中。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被社会赋予了太多其不能、也不应承担的职责。一旦某项政策措施招致非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自然成为“替罪羊”。不去指责选择政策规定的机构,反而发难于被选择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更有因为作弊现象的猖狂而谴责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难免有不合逻辑之嫌。

2. 客观

客观,就是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数据说话。调查的样本要足够大,数据要足够完整。调查研究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样本选择,只有样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得到的数据才具有统计意义。数据是整体现象在个体样本上的间接、真实反映。全面筛选样本、客观解释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操守,容不得一丝一毫主观臆断。调查的样本既要有社会经济发展较发达地区,也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 既要有“985”“211”等重点一本院校,也要有二本、三本院校; 既要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院校,也要有专业设置单一的行业性院校。

我国基础阶段英语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英语教育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大学新生的英语水平远高于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大学新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是否就能依此推断大学英语已完全不适应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已造成大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局面? 在重点大学新生中测得的数据能否反映全体大学新生英语水平的情况? 个别重点高中学生轻松考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否说明这项考试难度设置太低且已不能代表大学英语基础阶段应达到的水平? 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答案不言而喻。这些问题的出现恰好证明在评价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的现状和《教学要求》过程中存在着主观臆断现象。

当下,有这样一种评价现行大学英语教材的观点: 教材编写以应试教育为导向,词汇范围遵循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词表,练习按照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型设计。情况确实如此吗? 但凡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教师都知晓: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其他英语水平考试不同,从未设置专门的词表。大学英语唯一的词表 是教育部 高等教育 司于2007年正式颁布的《教学要求》的组成部分。现行大学英语教材编写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命题遵循 《教学要求》这一统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是职责所在,也是无可非议的,同时,教材中的练习形式多样,涉及合理,符合规范。不知应试教材一说从何而来,不免让人怀疑得出此结论者是否真正了解大学英语、是否认真研读过现行教材、是否教授过大学英语课程。

3. 科学

科学,就是要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摒弃一切得不到科学验证的假设,用外国语教学理论指导大学英语发展方向的选择。众所周知,作为各类高校的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教学面大量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制订出台关于大学英语课程的任何一项新措施必须慎之又慎,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要以科学调研为准备,要以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结合为途径,更要以是否有利于学生、是否有利于学习、是否有利于人才培养为评价标准。提高课程要求可能会带来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这样做一定会给学生、英语学习和人才培养带来益处吗?科学的态度要求树立全局观,摆正全部与局部的关系,避免片面和狭隘的认知以及保守或偏激的观念,从国家教育的高度审慎处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诸多问题,不局限于某个区域、某个学校、某届学生。

以对大学新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评估为例。有人持这样的看法: 大学新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教学要求》所设定的基本要求,应推倒现行标准,重新编制《教学要求》,全面提高教学起点和教学目标。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存在于部分生源质量较高的“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但由此断定为全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则是谬误,进而人为拔高教学标准 ( 如将现行的较高要求定为基本要求) 对相当一部分学生而言就强人所难了,表现出对大学生英语水平不切实际的判断和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道理很简单: 基于局部的、个性的情况对全局作出的判断往往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同样道理,在部分“985”和“211”重点一本院校存在的学分压缩现象也未必能代表全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至少笔者所在学校就完全不存在此类问题。

目前,大学英语亟待破解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充分发挥这门课程工具作用和人文效应的难题。任何研读过《教学要求》的人应该能够看到: 这份统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纲领性文件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着眼于“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或二本、三本院校,它是为全国的大学英语服务的,其对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基本上是清晰和正确的,所设定的三个能力要求也是比较合理的,基本符合我国大学生的客观实际。《教学要求》确定的“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原则很重要,贯彻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成败。

在设计大学英语教学时,应着眼于本地、本校的实际。部分生源质量较高的“985”和“211”等重点一本院校完全可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将“较高要求”或“更高要求” 设为教学起点或培养目标。有人认为大学英语国际视野定位是对《教学要求》 的彻底革 命。其实不然,《教学要求》确定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包含“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一条,国际视野定位只是对其的细化和诠释,不是重新定义。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教学要求》无可挑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按照时代发展趋势对其进行修订和补充,而另起炉灶、推倒重来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了。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避免把执行《教学要求》不力而造成的问题归咎于《教学要求》 本身。

如何评价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从教育控制论的角度看,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可以被看作教师对学生学习进程的影响和控制的过程,而测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反馈信息。外语教师可以利用反馈信息及时了解学生大学英语知识能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可以利用反馈信息来改善学习方法和效率,抓住重点 和解决难 题 ( 缪学,2009) 。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学模式的有效性和教学体制的适宜性要通过教学效果来体现,而教学效果通常由学生的测试成绩来说明。因此,测试作为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搞好大学英语教学工作的重要保障条件。缺失或弱化科学的大学英语测试,就失去了真实的教育质量检查反馈,也就放弃了对大学英语教学过程的控制。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不断剔除可能会对教学产生负面反拨效应的因素,力求实现与教学的积极对接,对教学的积极反拨效应正在显现。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文科二本院校,生源情况一般,2008年以来有据可查,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425分( 含) 以上累计达线率保持在98% 以上,其中三年为100% 。反思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严格执行《教学要求》,严禁一切应试教育的措施,考试技巧不进课堂,始终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没有干扰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而是为评估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部分决策依据。一所学校的情况不具代表性,但是至少可以激发思考并带来些启示。

确定大学英语发展方向更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笔者以为,现阶段的大学英语教学应强化这门课程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强素质、拓视野的作用,至少应该通识英语教育和学术英语并重。学术英语,不论是通用学术英语,还是专门学术英语,本质上以语言技能为核心,关注工具的掌握和使用。再者,还不能断定全体大学生现在都有接受国际化课程的机会以及将来都有“用英语直接参与国际交流”( 《框架》) 的需求。因此,学术英语作为大学英语的发展方向略显苍白无力。

一门课程的目标应瞄准多数学生的需求并兼顾少数学生的特殊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培养具有较强人文素质的专门人才是第一位的,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大学英语的使命就是把英语不仅仅作为工具、更是作为一种现代人的素养传授给学生,增强他们的文化意识、文化差异意识、文化包容意识,使这种意识成为学生心理情感上的一种自然。这项使命远非学术英语能够完成,必须尊重教育客观规律和外国语教学理论,下好宏观全局之棋,走好围观局部之步,科学融合以通用英语为主要内容的通识教育和以学术英语为主要内容的工具教育。

美容外科呼唤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 篇11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整复外科创始人之一，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复外科教授、国际显微外科学会委员、理事会顾问团成员，第七届国际显微外科学术会议主席。张教授在我国的整复外科领域创造了许多奇迹，正如国际整形外科主席所说：“张涤生所创立的上海市整复外科研究所的医疗水平，可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同类的专业中心媲美。”

美容外科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富裕程度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人们爱美的愿望和她(他)们经济承受能力的提高直接推动丁美容外科的技术进步和普及，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美容外科各项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结合基础医学的进展给予手术技术的革新，使美容外科锦上添花，更加兴旺发达。我国美容外科医学起步较晚，最宽松的估计，也不过是近20余年的事，但近年来发展之速，普及之快，却出人意料，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这虽是一个好现象，但仔细观察，却也藏有许多危机，值得大家进行深思和探讨。

美容外科是整形外科的一个分专业，要做好每个美容手术，必须先要具备正规的整形外科理论和临床实践基础。我国目前虽然一时还做不到像美国那样的严格要求，如要当一名美容整形外科医生，必须先有四年的普外科临床经验，然后再经过2～3年整形外科正规的专业训练，最后还得要通过全国“学部考试”，才能获得行医执照，才可以开业行医。其他西欧发达国家，亦大致相似。但反观我国目前情况，又是如何呢7我们现在既没有完善的法律规章可循，又缺乏有效合理的管理制度，以致美容医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美容外科从医混乱，管理乏术

我国目前从事美容外科的医生，实在又多又乱，几乎到泛滥成灾的地步。美容手术的医疗质量无法保证，这不但降低了美容外科作为外科医学一部分的科学性和专业的学术声誉，更因此造成许多医疗差错和事故。上海市一组非正式的统计数字表明，上海市共有二、三级医院约100余所，其中绝大部分医院都在开设美容外科门诊，除整形外科医师外，还有眼科、五官科、皮肤科和口腔外科医师参加这个行列。此外，上海市正式登记的美容美发院约有6000家，其中约有200家也在施行“双眼皮”等美容手术，甚至某些厂、校医务室也加入到美容手术行列，有的还堂而皇之地在报刊上登广告，招徕生意。上海如此，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估计情况也莫不如此。面对一支如此庞大的美容外科杂牌军，我们源于科，学、基础医学的“正规军”，该如何面对这个混乱的现实?另一个信息也是令人吃惊的。前些日子一份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某报纸上刊登了“全国知名美容美发学校(院)”共30家的联合招生广告，报上载有全国各省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长沙、西安、贵州、大连等城市，纵览一下，他们都是以美容美发为名举办的“学校”或“学院”，来培养美容人才的。我们并不反对美容美发这门非医学性的美容专业，且应予尊重和支持，但仔细观察，其中不乏是以正规的整形美容外科医师名义来冠名或作幕后支持的。如此可见，在这些学校(院)中，操手术刀的非专业的美容外科医生，恐也不在少数。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又如何能够胜任呢?

美容手术质量和数量的矛盾

美容外科是一门艺术性很强，医学和美学有机结合的人体塑形医术，除塑造就医者的容貌美和形体美外，还要保持和突出她(他)们原有的个性特征和内涵。对中国人来说，更要充分显示我们的民族神韵和特征。万不可像目前街市上流行的某些人像摄影，经过化妆和光电技术，把少女或新娘拍成千第一律的美女模式，有时甚至连亲朋好友也辨认不出来。同样，我们可以见到不少美容医生做重睑手术，术后眼睛失去了神采，一眼望去就知是“手术加工品”，甚至效果极差，几近毁容。隆鼻手术也是一样，笔直一道鼻背，不中不西，破坏了东方女性的艳丽秀色。更不说那些因手术技术差劣而导致的差错和事故了。这对就医者来说，任何美容手术都是一次性的风险“投资”，要求的是100％的成功率，容不得半点差错!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求做美容手术的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有关部门若不采取有效的管理制度，后果是令人担忧的。

整形美容外科队伍建设亟需整顿和调整

在全国整形外科队伍中，有极大比例的医生在兼做美容手术，这是不可讳言的事实。诚然，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不足为奇。但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在先进的西方国家里(包括日本)，除政府批准的私人美容诊所外，在公立医院，包括公私大学教学医院中，准许从事业余性、兼职的美容外科医师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其中只有教授、主任级医师才有资格可在周六、日外出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行医，进行美容手术，收入归个人所有(当然要纳税)。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是绝对不许可的，违者必究。一般况来，中青年医生对此规定极有自律性，除非是受教授的约请去当助手。但反观我们，情况就异常混乱。据我所知，几乎任何一级医生都可以未经批准而外出行医。有些甚至在工作日也可以离开工作岗位，走南闯北，来去匆匆，其手术质量可想而知。把高尚而受到尊敬的医学科学家降级到专业技师水平。而把医德医风抛置脑后，其动机和产生的恶劣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许许多多没有受到正规医学教育，或毫无医学基础的行医人员，在各地进行各种美容手术，就更数不胜数了。因此而造成的差错事故。小则终身毁容，严重的则是危及生命，这在报刊上已屡有所闻。固然，美容美发是一门广大群众所需要的化妆美容技术，专业性也很强，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扶持，但和属于医学科学范畴的美容外科相比，决不是一码事，也不可混为一谭，进行混合操作，再看看那张招生广告，看看我国的整形美容外科队伍，也就更加令人忧心忡忡!但令人可喜的是，国家有关部门目前已明令禁止美容院做重睑、隆胸等整形手术，这对提高美容外科的水平是个福音。

我国美容外科目前的学术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美容外科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应该说，这对美容外科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种挑战和促进。但在我国目前美容外科专业如此混乱的情况下，许多美容外科医生做美容手术的首要目的是如何得到经济利益，而把提高技术、收集资料、总结经验、改革创新置于次要地位或完全不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做一些如重睑术、鼻梁填高术、眼袋整形术及乳房假体植入术等最简单易行的几种。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疗技术水平又如何能够提高和创新呢?可以说，如果我国的美容外科医师把美容手术和个人经济收益中间划上一个等号，那么，我国的美容外科在很长一个阶段中将无法得到提高。最近，笔者收到一份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美容外科学会第15届学术讨论会的通知，在长达90位国际理事名单中，竟然没有一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的专家名字(台湾省有3位)，我对此感到十分难堪和不安。

美容外科呼唤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

谁都承认美容外科是整形外科的一个分支专业，是医学科学的一部分。美容外科医生必须在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及整形外科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才有资格去做美容外科手术。从事美容专业的医师必须进一步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美学理论基础和艺术修养，争取当好一名优秀的人体塑形艺术家。这样，不但是对求医者负责，使其达到手术完美的效果，而且自己也可以逐渐累积和总结经验，以便提高美容医学的总体科学水平。

科学发现和发明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果，是与科学家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和奉献精神息息相关的。我国的美容医学家，面对如此众多的美容外科求医者，实在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来源。整形外科医生应把美容外科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莫为小利而抹杀它的科学理性，应发扬美容外科的科学精神，而把个人得益放到次要位置。要这样做，做好这件事，看来并非易事。如果设有点个人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就不可能做到这点。抛开惟利主义，尊重科学的美容外科，把已趋向庸俗化的美容外科推回正规的科学发展的前进轨道，此其时矣!

国家卫生部已正式颁布了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我希望这两个法令精神也可以贯彻到净化美容外科医师队伍、提高美容外科医疗质量、振兴我国美容外科医学专业的发展过程中去。对合格的开业美容外科医师进行强制性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管理，并加大行政和社会检查监督力度。我们相信在国家法令的保证下，在从事美容整形外科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美容整形外科大发展的美好时刻即将出现，我们企盼着这个时刻的早日到来。

理性与科学 篇12

一、归因

大部分家长和学生都会将出错归因为粗心, 然而是什么让学生如此容易“粗心”?是知识点的掌握, 还是学习习惯上的问题?下面结合实际教学, 谈几点看法。

(一) 算理不清

算理是计算过程中的思维方式, 是解决为什么这样算的问题。只有算理明确, 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推理。例如这样一错例:

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就是学生没有真正理解算理:先用2去除4个百, 商2个百, 就在商的百位写2;再用2去除1个十, 不够商, 就在商的十位写0;最后把1个十和2个一合并, 再用2去除, 商6个一, 就在商的个位写6。学生如果能真正掌握这一算理, 就很少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二) 算法不熟

要想正确快速地计算, 还需要对算法进行提炼。很多计算错误和计算速度慢的例子都反映出学生在应用中没有熟练掌握一定的算法。如500×6=300, 如果教师能及时提炼:一算 (用口诀算出5×6=30) , 二添 (30的末尾再添两个0) ,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三) 习惯不良

有时学生可以把一道计算题的多种算法讲得头头是道, 但一旦动笔计算, 却浮躁不安, 一味追求速度, 这直接导致计算出错率居高不下。如错例9÷3=27, 1×1=2等, 是把运算符号看错了;如错例54÷9=5是把54看成了45;如200+1000=3000是把200看成了2000等等。这类视觉出错的问题也反映出学生对数学学习的重要性和严密性认识不足, 做题时心不在焉, 造成计算出错。

(四) 注意力分配比较差

受年龄特征的影响, 小学生注意力分配比较差。在计算过程中, 他们经常会转移注意, 把注意力同时分配在不同的对象上, 顾此失彼, 造成计算出现误差。在解答比较简单的题目时, 如计算7×3、21-4、7×6和42+9, 准确率还比较高;但在解答较复杂的题目时, 如计算7×3-4、7×6+9, 就容易出现错误。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不会进位和退位, 另一方面可能是第一步的计算结果记忆出错。同样, 在进行两级运算的时候,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计算方面而容易忘记考虑运算顺序, 如1+4×4=20。

二、措施

面对学生计算上的种种错误, 教师一味地指责与批评往往于事无补。基于上述原因的认识, 我们不难体会到, 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不仅与数学基础知识密切相关, 而且与学生思维和学习习惯等非智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 数形结合, 理解算理

在平时的计算新授课上, 很多教师往往只重视计算练习的数量, 而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对算理的理解。其实, 口算的计算方法多种多样, 只有理解了算理, 才能掌握多种算法。同样在笔算教学中也应该恰当地发挥直观形象的作用。例如, 三年级学生学习“用一位数除两位数”这一内容, 对于42÷3这一算式, 学生难以理解十位上余下的1个十要和个位上的2合起来继续除以3。教师在教学时可借助小棒, 让学生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体会:4捆 (4个十) 平均分成3份, 每份是1捆 (l个十) , 十位商1;剩下1捆和2根合成12根, 再继续平均分成3份, 每份是4根 (4个一) , 个位商4。通过摆小棒, 使学生感知十位上的余数和个位上的数合起来继续除的道理, 并让学生把操作过程和竖式进行对照, 数形结合。这样, 可以帮助学生在深刻理解算理的同时, 协调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二) 遵循规律, 掌握算法

心理学研究发现, 学生掌握计算法则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意识法则阶段, 此时学生的思维与动作还不协调, 会不断出现错误。教师在这个阶段要让学生“边说边算”, 尽量展示或叙述计算的过程。第二阶段是无意识法则阶段。我们可以认为第一阶段是理解算理的阶段, 而第二阶段是掌握算法的阶段。教师在计算教学中要适时帮助学生提炼一些基本的方法。如三上年级笔算有余数除法, 由于首次出现除法竖式, 学生很容易顾此失彼。因此, 在学生理解算理后, 教师可以根据有余数笔算除法的过程提炼出简捷的笔算步骤:一商、二乘、三减、四比, 帮助学生逐步达到计算“自动化”的程度。

(三) 训练记忆, 学会检查

学生在计算时经常会犯进位与退位上的错误, 教师和家长都认为这是学生“粗心”造成的, 而忽视了教给学生记忆进位和退位的方法。训练学生记忆进位与退位可以分三步:先把进位和退位标注在竖式上, 再用不写字的手的五个手指以不同的形态表示进位和退位, 最后把进位与退位自觉地记忆在脑中。为了进一步保证计算的正确率, 还要让学生养成做完后先认真校对题目、再进行验算的好习惯。另外, 教师在学生作业中发现典型问题时, 应及时呈现、讲评, 让学生自己讨论分析产生差错的原因, 养成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习惯, 达到理解算理、掌握算法、达成技能的目的。

(四) 听视结合, 激发兴趣

口算的正确率与速度和笔算的正确率与速度息息相关。如笔算整数乘、除法就要用到乘法口诀、用口诀求商和两位数加、减一位数, 尤其是“一位数×一位数+一位数”使用频率高且易出错, 应该把这个内容作为专项训练, 不仅要会视算, 还要多多听算, 力求达到正确无误。有时还可以在笔算前, 让学生估一估题目的得数。这样做, 既能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估算能力, 又能提高计算正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