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真理性

科学的真理性（共12篇）

科学的真理性 篇1

当前, 广泛持有的常识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 科学是客观的, 科学理论是可靠的, 因为它是在客观上被证明的知识。同时, 在许多科学哲学问题讨论中, 都反复牵涉到“真理”“科学”的概念。比如, 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真理观与科学进步观、科学理论的评价及检验等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科学并不是真正的普遍适用真理。那么, 是什么造成了科学和真理之间的差别呢?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一、科学、真理的含义

关于科学和真理的定义及其划分, 科学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本文重在分析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 为了避免在词语上争议, 本文将对一些重要词语的意义进行必要的说明: (1) 科学: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理论, 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 (2) 真理:适用于一切现象、事件的理论。 (3) 公理、先验理论:经过人类长期反复实践的考验, 不需要再加以证明的命题。

二、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

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通过对科学的划界和对真理性的分析, 本文认为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 公理、先验理论。

科学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公理和先验的理论之上的。这些理论可分为以下两类:学科内公理和形而上学范围内的先验理论。公理和先验理论是证明其他一切理论的基础, 但是其自身的正确性却不能从证明中得出, 而有赖于人们的广泛认可, 况且即使得到广泛认可的东西并也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发展的历史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些公理并非是真理, 例如黎曼几何证明了平行公理的否命题并没有导致自我矛盾和错误,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修改了原先的质量守恒定律等等。因此我们不难看出, 基础的不牢固必将导致科学大厦的不稳定, 这些公理和先验理论的可错性制约着科学的真理性。

(二) 观察活动容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因而观察的正确性不能保证。

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经验, 来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 一般理论如此, 公理也不例外, 但是, 观察的正确性却并不能得到保证。首先, 复杂的环境因素无法完全把握。在观察某一现象、进行一项实验时, 人们无法排除一切的外部干扰。其次, 观察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观察结果, 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 观察之中必然掺杂着理论, 不存在绝对客观中立的观察。再次, 观察本身是一种行为, 它也会影响观察结果。在考试中, 当监考人员站在身后的时候, 即使他没有做什么, 也没有说什么, 一般考生仍然会感到紧张, 严重者甚至会影响考试成绩。既然我们不能保证观察的正确性, 又怎么能保证以观察结果为依据的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呢?

(三) 观察的范围是有限的, 有限不能说明无限。

人类不可能观察着一切。宇宙是无限的,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界限, 也不能到达它的界限, 这就意味着人们能观察的事物永远只是整体中一个十分微小的部分。人类能够观察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 因此追求普遍适用的科学理论必须求助于归纳法, 但归纳法并不符合严格的逻辑证明, 因此以归纳法的正确性为基础的科学理论很难成为普遍适用真理。

(四) 对现象的观察有赖于感觉, 但我们的感觉并不总是可靠的。

人们的认识以观察为基础, 而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观察, 都必须依赖于人的感觉, 人的各种感觉是观察的必要手段也是唯一手段。但是, 感觉并不总是正确和符合事实的。人有幻觉、有梦境, 但在幻觉和梦境中我们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感觉的虚幻性, 实验表明, 通过直接刺激神经可以使生物产生错误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可能是虚幻的。而且, 人的感觉总有误差, 每个人的感觉也并不相同, 色盲患者眼中的红色就是灰色。感觉是可错的, 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是可错的, 科学理论也是可错的, 它远不是真理。

(五) 语言表达不精确。

无论是科学理论的陈述、对观察到的现象的纪录、还是逻辑的推理, 都需要借助于语言。然而, 人类的语言是不精确的, 很多词语在概念上就是模糊甚至有争议的。例如对于名词“科学”的定义与划界, 科学家哲学家们就争论不休, 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此外, 对同一词语的不同解释也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 按照传统的对于质量的定义, 光没有质量, 所以原子核裂变或聚变时质量不守恒, 但是如果修改质量定义, 认为光子有质量之后, 质量守恒就又成立了。因此, 语言不精确, 用模糊的语言描述观察结果、逻辑过程和科学理论, 必然会影响理论的真理性。

三、科学理论真理性的确认方法

从上述影响科学真理性的分析中,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科学不是真理,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科学的意义。因为科学中包含无数真理的颗粒,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科学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

由于具体科学理论都只能是似真的, 完全需要根据以后科学探究的进步情况做出调整和改变, 为了使科学探究活动朝着越来越趋真的方向迈进和发展, 从而逐步揭示未知的知识, 在这里提出了确认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进步评价法观点。

对于科学理论的确认或评价, 科学理论的进步评价方法是最好的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能够使科学探究活动朝着越来越趋真的方向迈进和发展。当拥有的假说为真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渐渐确认这点:当拥有的假说为似真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改进这假说, 使之向真理的方向进步;当拥有的假说为假时, 这种方法会让人将它排除。

科学理论进步评价法的本质在于强调科学进步, 着眼于未来, 通过科学进步的评价而说明科学的目标是真理。在任何现实中的科学探究所提出的科学理论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它可能只是似真的。推动科学探究进一步发展并非要求现有的假说为真不可, 只要所拥有的假说具有相当的似真性就能有效促成科学进步。随着科学探究的发展, 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也会拥有更多的假说, 原来的近似为真的假说能够逐步得到调整, 使它们渐渐趋近真理。就这个意义上说, 在某个科学探究阶段, 只能通过理论的成功来初步确定它的可接受性, 那种非要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想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只要理论似真到足以推动科学探究的进步和发展, 就不应该抛弃它, 而是在进步中调整和修正它。科学评价不能拘泥于对阶段性的科学成果做出真假评判, 而是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科学是否朝着真理的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 科学不是真理。由于人的思想和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再加上影响科学真理性的一些因素, 因而真理是永远在途中的, 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 人们探索科学的过程, 也是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只要理论似真到足以推动科学探究的进步和发展, 就不应该抛弃, 而是在进步中调整和修正它,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2].查尔莫斯.科学究竟是什么[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 1999

[4].柳延延.科学在当代的处境[J].哲学研究, 2010

[5].殷杰.从科学逻辑到科学语用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

[6].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7].洪谦.逻辑经验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8].罗素;何兆武译.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科学的真理性 篇2

环境伦理: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

如何从科学走向伦理学,从生态学走向环境伦理学?在科学理性挑战价值理性面前,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它们各有其真理性一面,但却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与说明.

作 者：黄爱宝 Huang Ai-bao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09刊 名：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年，卷(期)：1(1)分类号：B82-058关键词：科学理性 价值理性 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科学的真理性 篇3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理性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它使古希腊人养成了思辨的精神和宇宙是有秩序的这一信念。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他们只是在反复追问、辩难，不是为了获得答案，只是在追问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乐趣，他们具有对万事万物究根寻底的思辨精神。

除了促使思辨精神的产生之外，希腊的地理特点还导致了对秩序感的信仰。怀特海认为：“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仰，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古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秩序则有其内在规律，并且人、神、宇宙完全处于同一层次，都受着自然的必然律的支配。

有了对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秩序的这一信念，加上有了思辨精神这一科学的方法作工具，发现这一秩序并把它应用到所有的事情上就有了可能，理性的曙光在古希腊第一次出现了，用理性来进行科学和艺术的探索也就有了其合理性。

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思想是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知识从生长、积累进而成熟，达到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科学理性精神推进了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从对自然的零散的直观或猜测，到探究自然的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形成系统知识。

科学研究离不开理性的指导是毋庸置疑的，但艺术创作却并不是时时与理性为伍，更多的是在有意识地回避理性，因为艺术更多的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和自由释放，是感性的，理性的过度干预只会扼杀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强烈的理性倾向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一是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一是它所倡导的艺术种类的独特性——人体雕塑。

希腊古典美的内涵，都包含在一种静态形式的“和谐美”之中。古希腊重视理性、偏爱和谐的美学观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正是因为希腊人对理性的创造，他们才对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的形式法则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讨和追求。希腊古典和谐美的典范形式是雕塑，它集中体现了那种“和谐、庄严、恬静”的美。希腊雕塑将单纯、合理、端庄的和谐美作为其基本原則，只有这些达到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希腊艺术的最高理想，那就是和谐。

人体雕塑的兴盛也是理性倾向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需要准确比例的人体而是山水画或是静物画得到推崇，艺术上的理性倾向可能将不会这样突出。人体雕塑的产生也与希腊地理条件有关，特别是裸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对理性、和谐的推崇在艺术上有鲜明的例子，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就是讲究比例的一个典型。这具雕像造型优美，身体略微倾斜，各部分的起伏富有音乐的节奏感。

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主义的理想之上的，科学、艺术与其他学科在理性的基础上得到整体发展，表现为热爱智慧，发挥理智能力探求宇宙、艺术、社会与人生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之中，希腊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也达到较高的程度。希腊人的文化第一次被放在了以知识为首位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有丰硕内涵与悠久生命力的古典文化新传统。科学在理性的基础上获得大发展，艺术也在历史上第一次与理性携起手来，科学与艺术便以理性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篇4

合理性(rationality)一词来自reason(理由,推理、思考),它指的是有理解的、有智力的,讲推理的,特别是讲按照一定的形式规则进行推理的。具有这种性质的人们的信念、语言、论证和行动就称为有理性的或合理性的。反之不体现这种性质,例如只凭热情和冲动的言行就叫做非理性的。(当然合理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按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被称为理性的,所以经济人即理性人,本文不着重讨论这个问题)。以上的合理性概念主要来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将合理性划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简称为工具合理性。它是服务于一定目的的,是期望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这些目的“是理性地被追求和计算过的”。这种工具合理性表现在“有意识的和非常有计划的,根据经验和深思熟虑”[1]进行的。另一类型的合理性称为价值/信念合理性(value/belief-oriented rationality)。在这种合理性中,行动承担了行动者的内在理由,包括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以及其他的合理动机,而不论它们是否导致成功。韦伯说:“纯粹按照价值合理行动,就要不考虑预先设定的结果,行动要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就是说,为权利、尊严、美满、宗教指示,虔诚,或者一种‘事业’的重要性进行行动,即按照行动者认为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进行的行动”。[1]226这种不问效果只问动机纯正、价值与规范恰当的言行怎样可以被称为一种合理性?韦伯认为问题不在于这种价值的内容上,而是因为它论证了一个基本原则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是有基本原则的,忠于我们的基本理念的,不是胡来的,所以在形式上便有了一种合理性,这种价值合理性是相信一定的行为具有无条件的内在价值。但是,韦伯本人回避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他在上面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表述暴露了这个问题。怎么可以不问效果、不顾成败而只顾目的或动机而去行动呢?其实,韦伯和发挥他的合理性理论的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价值合理性是因为他们看出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就在于工具理性(特别是经济和经济学上的对效率追求、技术和技术学上的对自然的统治)的过分扩张,“异化”或“蜕变”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工具,当代世界的贫困与饥荒问题以及当代世界的环境问题就是一种表现。于是批判工具理性的膨胀,唤起人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便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当代许多学术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激烈争论问题,连科学哲学也卷入这场争论,于是科学合理性便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附带说一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翻译已广为流传,依我个人的看法,准确的翻译应是“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出现,主要来自以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首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对传统分析学派的科学观提出挑战。库恩开出了“历史——范式的进路”代替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逻辑——理论的进路”。核心的概念是理论之间、特别是范式之间、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世界观不同,价值标准不同,所用的基本词语和意义不同,因而理论是不可通约的,连观察以及观察的语句也是不可通约的。这样便产生了两个合理性问题:(1)理论评价与选择的合理性问题:对于不同的理论,有没有一组合理性的方法论原则与标准来做出优劣的评价与选择?如果有,这组合理性标准原则是什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2)科学变化与革命的合理性问题。既然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则科学变化与革命无进步可言,因而库恩被批判为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那么一个信念的改变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是合理性的呢?如果是合理性的,它是工具意义的合理性还是价值意义的合理性?这两个问题几乎涉及到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价值、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所有领域,这些问题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发生了有关科学合理性的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本文不可能全面解决这些问题,我的进路是想理清不同程度和不同层级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不同的科学问题要求不同程度或不同等级的合理性论证。仅仅有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区分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

二 科学的假说-演绎合理性和归纳-概率合理性

在西方思想体系中,理性占有很高的地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称人为理性的动物,康德与黑格尔认为只有合理性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行动。尽管如此,但到底什么叫做理性、理性的能力和合理性?不同的哲学家和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合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但是合乎演绎逻辑的论证是合理性的?还是除演绎合理性之外,合乎归纳的论证也是合理性的?这就立刻有不同见解了,首先,休谟要将“合理性”的概念只运用于合乎演绎逻辑的范围里,对于归纳论证,他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我们怎样能够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呢?”我们怎样能够从过去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推论出明天或以后太阳每天早上也会升起呢?休谟说,这是本能与习惯而不是理性的,他说“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2]它是“我们和畜牲所共有的那种实验的推理,虽是全部生活所依据的,可是它也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内在活动而为我们所不知晓的一种本能或机械的力量”。[2]96用巴甫洛夫的术语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而已。

卡尔·波普尔基本上坚持这个立场,即认为不存在什么归纳的合理性。但他又指出,并不是说来自经验的科学都是不合理的或非理性的。因为个别的经验,单称的命题虽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但它却可以(演绎地)证伪一个理论,而可证伪性正是经验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经验科学之所以是合理性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假说演绎合理性的基础上,波普尔说:“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3]所以波普尔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也就是只承认演绎方法是合理性的那个“主义”。

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合理性,合理性的概念就相当狭窄,几乎一切经验科学,除了运用假说演绎法之外,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经验科学是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寻求比较普遍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是不断地在经验的洪流中进行修改的,如果归纳是不合理的,那么科学也是不合理的。而近代以来,科学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承认归纳的概括和归纳检验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采取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难道是不合理的吗?反归纳主义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休谟和波普尔对归纳问题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想用演绎逻辑,演绎合理性的要求来要求归纳推理,而当他们发现达不到这个要求时就否认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因此合理性应有多副面孔,它的第二副面孔就是包括“不确定性的、归纳的和实践的”推理和论证。这些论证是建立在概率基础上的。怎样建构一套归纳逻辑,怎样确定一个假说相对于证据(或相对于证据以及其他信念)的概率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归纳概率推理以及遵循归纳概率推理的实践推理和决策逻辑也应该属于科学合理性的范畴。下面我们暂不讨论实践推理的合理性和决策逻辑的合理性而集中讨论关于概率推理的合理性问题。

普特南说过“许多哲学家会说,人应该由概率来指导的理由是如果这个人这样做,那么他享有成功的频率比较高。观察到这种情况并非在那些概率自身完全不确定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概率,而归纳问题就是确定概率的问题在此不加讨论。此处的论题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做x,则成功的概率高,如果一个人做y,则成功的概率低。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应该做x?”[4]普特南在《实在论面面观》一书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继续举了一个例子:有两组各有25张洗好的牌的排列,排列A在25张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痛苦”,而24张代表“永恒的快乐”。而在排列B的25张牌中,只有一张代表“永恒的快乐”,其他代表“永恒的痛苦”,则选择A组进行抽签是合理性的。为什么这种按概率推理是合理性的呢?我认为普特南的下列回答是正确的,他说:“这里之所以被称为合理性的唯一理由是:如果一个人是有理性的,则他将可能在理论上达到真理,在行动上取得成功。”[4]84它之所以合理的,因为它是“可靠的”。所以他甚至建议用“可靠的方法”这个概念取代“合理的”方法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以高相对概率成功的结果的方法。”[4]84普特南最后说:“我认为,而我确实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按概率行动’是唯一要做的合乎理性的事,甚至在不可重复的情况下,一个人也应该去做合乎理性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4]85普特南的论证自然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但是如果注意到他的相对高概率的方法论不只是为了行动的成功,而且为了达到真理,他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他说,按概率行事(包括认识真理)之所以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已到达了问题的底部。“这正是我的铁锹翻转的地方”[4]86,这已到了没有什么可进一步解释的地方了。

不过在这个“铁锹应该翻转的”“底部”,著名的与时俱进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亨普尔对于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探索为什么是合理性的却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解释。他说“一个程序的模式(mode)或要求这种程序的规则(rule)可以被称为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只是相对于这个程序想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的。方法论理论因而建议的规则或规范,这些规范必须认作是工具性的规范(instramental norms);它们的适当性必须对于它的目标做出调整”、“因此,让我们假定科学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不断增长的融贯的与精确的经验知识系统的序列。每一个这样的知识系统可以通过语句的集合K来表示”、“给定这个目标,就有一定方法论规范,它们作为变化着的系统K的必要条件有资格作为理性的程序”[3]94-97。这里亨普尔明确指出,归纳概率的推理和科学方法论的其他规范一样,如果它们是合理性的,则这种合理性是工具理性或工具合理性。①它是相对于科学的目标(他将这目标定位在经验知识的增长)来说的;②它是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的;③它是知识增长的必要条件,虽然它不是充分条件。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因为证据对于假说或理论本来就具有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所以以概率为基础的归纳推理,是具有自己的科学合理性。它的合理性与(演绎)逻辑的合理性不同。后者是前提是结论的充分条件,前者是前提只是结论的必要条件。显然,关于归纳-概率论证的合理性的理由,亨普尔讲得比普特南更充分、更全面。他的意思是说,有了归纳推理,我们按它要求的一定规则行事不能保证我们一定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则没有它却绝对不行。这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的论证比较符合人类认识真理的实际情况与能力。这就是暗含了一个开放问题,除归纳之外,对于发现和确证科学规律,除了演绎与归纳之外还有什么必要条件?

三 科学理论选择的认知价值合理性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科学哲学中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这里主要讨论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但如果包括波普尔在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分析经验主义者)和历史学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争论。

逻辑经验主义者亨普尔说,虽然我们的理论很少讨论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的问题,但我们有一个明确而精确的经验对假说的确证与概率的理论,包括卡尔纳普的概率逻辑,所以科学理论的选择和变革问题完全取决于证据的支持度以及它在逻辑上的内部协调性和一致性。因此理论选择与科学信念变革的合理性标准就是演绎的合理性和归纳的合理性,不需要在科学理论选择和变革问题上扩展科学合理性的概念。这种观点,叫做基础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在科学上的信念,划分为两组:一组是需要其他信念经过逻辑来证实或确证的,它可以被称之为派生的信念;另一组是证实或确证其他信念而本身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信念。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被看作是确定可靠的信念,它就是经验。逻辑经验主义之所以被称和自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主义主张:他们认为,科学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能为经验所证实的科学规律是从观察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经验地可证实的或经验地可检验的。当然,随着测量与观察日益精确,科学命题也是需要修改的。但观察、实验、经验事实,却是科学归纳过程的没有问题的出发点与真理标准。不过这种基础主义观点,一开始就遇到难题:他们的归纳逻辑始终未能建立,又怎样能武断地说科学不要其他评价标准,只要观察就行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研究归纳逻辑时发现,从科学事实的证据到科学的普遍命题之间根本没有演绎逻辑通道。这就是说给出一组有关观察事实的资料与数据,能否找到能行的归纳程序与步骤,运用一种算法机械地将普遍规律推导出来?归纳逻辑证明是不可能的,如果可能,那么关于研究很多的关于癌症的原因也会找到了。这不妨将它称为第一类归纳机器不可能。在归纳法则上,如果跟着逻辑经验主义走,我们退而求其次,即假定已经有了几种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假说h1,h2…给定一组证据e=e1,e2,…我们能否判别hi或hj相对于e成立的概率有多大,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同假说之间加以比较,毫无疑义地决定选择hi还是hj呢?很不幸卡尔纳普毕生追求这样解决问题的归纳概率逻辑始终未能建立。至少目前并未证明它是可能的。因为根据统计学中的贝叶斯定理,假说h相对于证据e的条件概率为:

undefined

即,假设的后验概率undefined在这个公式中P(h)是先验概率,按照主观贝叶斯主义的解释,它就是在进行新实验以获取证据之前研究者对假说h所具有的主观信念度,它带相当的主观随意性。因此,我们也不能通过有限的计算步骤,确定地将一个假说对证据成立的概率无歧义地计算出来。我们不妨称它为第二类归纳机器不可能,因此在进行科学研究,确定科学命题和科学假说,评价它们的优劣时,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经验事实判断,而且还要依靠其他标准。

另一方面,虽然波普尔反对归纳逻辑,认为通过经验概括为科学定律这种方法是不存在的,所以他认为科学不是什么定律的集合,而由一系列猜测所组成。这些猜测为经验事实所反驳或证伪。这些经验事实组成“基本陈述”(basic statements)。但是问题发生了,这些“基本陈述”是不是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呢?如果不可以证伪,就会与他的证伪主义和科学划界理论相矛盾,而如果能被证伪,那么用来证伪它们经验观察也可以被证伪,就需要寻找更基础的东西,这就会陷入无穷倒退,于是波普尔还是走上了基础主义的道路。他说:“一个理论的每一次检验,不论它的结果是验证还是证伪,都必须中止于某个我们决定接受的基础陈述。”波普尔很明白,中止于基础陈述,而且中止于这个而不是那个基础陈述(或卡尔纳普所说的“记录语句”)是没有逻辑根据的,因为“这个程序并没有自然的终点”。所以他说:“基础陈述是作为一个决定或一致意见的结果而被接受的;在这个程度内,它们是约定”(Basic Statements are accepted as the result of a decision or convention; and to that extent they are convention)[5]。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在确定基本陈述或观察语句时,波普尔不得不令人吃惊地做出价值判断,即为了奠定一个基础,他求助的不是严格遵守一个规则(rule)而是求助于追求某种目标与价值,这个价值是科学家同行们所偏好并达成协议的,并因而就被约定了。

正当分析的经验主义者不自觉地试图扩大的合理性概念使之适用于理论的选择和科学的变革之时,以库恩为首的历史——范式学派已经兴起了。库恩提出了哲学界甚至学术界被引用最多的概念,叫做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或不可比较性。那么理论的选择和范式的转换有没有合理性的原则或标准可言呢?早期的库恩和一直坚持自己激进观点的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在他们二人著作中都有一些言词说明这一点。如“这取决于说服的技巧”就像“转换宗教信仰,皈依另一种宗教信仰一样”,“科学家怎样想就怎样干”。这些论点好像要打烂科学哲学家的饭碗似的,激起强烈的反应,说这是“非理性主义”、“暴民准则”、“强权即公理”、“彻底的相对主义”。这使得库恩十分惊讶,也引起了库恩对过去的观点或言词进行反思。这个反思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淡化他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改成“局部不可通约性”“类词的不可翻译性”或“沟通阻碍”;另一方面是对到底什么是理论选择和科学变革的合理性标准进行重新建构。1973年,即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11年之后,他写了《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全面提出了理论选择的五条合理性标准。我认为,它是我们所看到的科学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表述得最好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要将这五条标准列举出来并略加论证。

库恩说:“我一开始就要问:一种好的科学理论(a good scientific theory)有些什么特征?我从一系列通常回答中挑选出五条来,不是因为这五条可以穷尽一切,而是因为每一条都很重要,而总的又是以从各个方面说明问题究竟在那里。”[6]请读者注意这个good字。

“第一,理论应当精确(accurate):就是说,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这是科学哲学家们通常都将它列为第一条的。这是因为科学本来就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事业,这是区别于其他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理论应当一致(consistent),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或者说,与它的背景知识相一致。为什么燃烧氧化学说比燃素说更好呢?因为后者不能定量解释气体在燃烧中的作用,并导致自相矛盾:(燃素从木材中挥发出来的燃素有正重量,而燃烧水银时挥发出来的燃素则有负重量)而违反了“内部一致性”的原则。为什么在宇宙学中恒稳态模型尽管能解释许多现象但却不能替代大爆炸的宇宙学呢?因为它主张的宇宙的物质比较均匀的分布是由于物质不断创生出来的结果,这违反了能量守恒的公认原理。

“第三,理论应有广阔的视野(broad scope):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于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即它具有统一的解释力,解释该领域的各种现象。例如地理学的板块学说就能做到这一点。板块学说在它提出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不但解释了大陆的浮移,而且解释了火山、地震、海啸以及各种地表的变化。尽管对于板块运动的机制还没有查清楚,但已为科学家和世人所公认。

“第四,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simple),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为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比托勒密的地心说要“好”而被认为是“真”的呢?在开普勒以前,它并不比托勒密地心说更能精确预测和解释天文家的数据和预报天象、制定日历,是因为有许多天文学家看重它比托勒密地心说更具有“简单性”而被接受为真理的。对于这种简单性可以有各种解释,但不能排除它的美学的特征。

“第五——尽管不那么标准,但对于实际的科学判定却特别重要——理论应当产生丰富的(fruitful)新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这就是说,它能否产生新的预言,这些预言不属于它最初能解释的现象之列。例如,黑洞的理论解释了恒星在银河系中的运动以及银河系在星系团中的运动等等。

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融贯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成果丰富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适当性的标准准则。[6]316

不过令逻辑经验论和证伪主义者大失所望的是,库恩早在1965年就声明“这些理由所构成的是用来进行选择的价值,而不是选择的规则”,[7]更不是一组“算法”(algorithm)或一组算法的标准。1973年,当他写上述五条标准时又坚持了这个立场。他说:“当然,我提议的这种选择准则,其作用不同于决定选择什么的规则(rules),而在于影响选择的价值。两个人都完全接受同一种价值,但仍然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实际不同的选择。”[6]325

“精确性”、“融贯性”、“简单性”、“丰富性”和“科学的美”这些东西,之所以属于价值的范畴,不仅因为它们是一些规范判断,评价标准,用以评价不同理论的“好”、“坏”,而不是“对”、“错”或“真”、“假”;而且这些标准的实现,是因人而异的,尽管科学家们都同意比如说库恩提出来的价值表,但他们由于个性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经验与训练各异,对于那个价值标准更重要的看法和不同标准的具体运用就不同。“有的科学家比其他人更重视创造性,从而更愿意冒险;有的宁要综合统一的理论,而不喜欢那种显然只是在更小范围中才更为精确而详细的题解”[6]319。有一组规范的评价的准则,这种准则及其运用因人因地因主观的偏好和理论的范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显示出价值冲突的特征,这表明这五条认知价值具有典型的价值判断特征,它渗透于事实判断和科学陈述的各个方面,影响这些陈述的形成和它们的被选择以及进化和发展。所以库恩提出的五条标准,不是决定一个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组规则(rule)或一组算法(algorithm)而是对科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一组价值。如果这五条标准只是一组规则与算法,则在理论选择上发生争论的双方,可以通过检查理论选择赖以出发的前提有没有错误,然后检查争论双方有没有违反或误用先前大家公认了的步骤和规则(这里是五条),于是最终必能确定哪一方发生错误。可是理论的评价与选择并不是这样进行的。那些标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规则与算法,而是一组价值。有关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和玻尔对量子力学的争论很典型。他们两人也许都会同意库恩所说的科学理论的以上五项价值标准。但二人在如何运用这五项标准上都导致了彼此对量子力学的不同评价。二人都认为量子力学具有惊人的预言的精确性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因未能指明量子测量的内部机制而具有理论的不完备性并与其他物理论发生不一致性,并且还不具有他要将之列入首位的理论简单性。玻尔承认它与经典物理学是不协调的,但这一点并不太重要。他显然将量子力学对微观现象预测的精确性的成功这个标准比爱因斯坦看得重要得多。另外在对世界的本体论信念上二人的分歧是很明显的,爱因斯坦是决定论者,他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而玻尔则是非决定论者,认为不可能有一个隐变量来决定量子所呈现的概率。所以爱因斯坦与玻尔对量子力学看法上的一致是价值上的一致,而他们的分歧是价值上的分歧,不是规则与算法的分歧,这才会引起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如果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那就是价值合理性上的分歧,不过我们可以称它为认知价值合理性上的分歧,而且不是工具合理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争论影响了几代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的发展上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现在看来,科学理论选择和科学理论发展的价值合理性模型概括出理论发展的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科学是通过科学工作者们的激烈争鸣并将这种争论渗透到科学的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面和所有的难点上而得到发展的。如果科学发展的逻辑合理性和算法程序观是唯一的科学合理性,则在科学上的一切争论都会降格为简单的算法的运用,来决定哪一个理论通过逻辑而被推出并为证据很好地确证。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这将是科学发展的一场灾难和大悲剧,因为百家争鸣消失了,理论的多元化消失了,科学工作完全可以由几个拉普拉斯“程序员”和“逻辑或证据检查员”来加以完成。但科学发展决没有采取小数权威和超人决策的形式,而是采取基于科学共同体的多维度的认知评价价值和科学工作者深受其影响的社会文化价值标准支配之下通过自由竞争而达到理论的选择和进化。这是科学认知价值合理性的模型,它与科学逻辑合理性(演绎理性与归纳理性)相辅相成,构成科学合理性的几个层级。

四 科学理论选择合理性有没有一个算法的层面?

但是,在科学理论选择问题上,科学哲学的逻辑学派与历史学派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据战,在这拉据战中,他们之间的观点相互接近起来,真可谓真理愈辩愈明。在1965年和1973年库恩的理论选择标准“是价值,不是算法”的观点发表之后,年近75岁高龄的亨普尔于1979年发表了《科学合理性:分析的进路和实用主义的进路》,又进一步批评了库恩的观点。1983年,年近80高龄的亨普尔与库恩联合举行多次专题讨论会。库恩一再回应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主要观点是关于理论的选择的辩论,不能通过“证明”来解决,不能“塑造成与逻辑或数学证明完全类似的形式”,借助于“逻辑的明确和精确化”来解决[8]。所以不存在一个充分决定性的理由,最终决定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选择。“在这里还须依靠由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特征性因素”。[6]323但库恩又认为,个人的选择不免是异质的和主观的,只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共同体活动的结果会达成比较客观的共识。这样观察与实验的证据加上假说演绎推理是不足以说明科学理论选择的,只有附加上一些上节所说的其他因素、其他的价值(不仅是共有准则的非证据因素,而且包括个人经历和个性所决定的因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价值也是科学合理性的必要因素。我想库恩的这个立场应与分析学派的理论选择立场有所接近,因为后者也不能证明单用演绎合理性和归纳合理性能解决理论选择问题。我当然没有参加这个讨论班,不过沙尔蒙(Wesley C.Salmon)参加了,并力图想在这两个学派之间在理论选择问题上搭上一座桥梁,他在1990年的一篇论文《科学中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中写道:库恩承认“每一位科学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时,要运用某种贝叶斯算法,以便计算P(T,E)的值,也即基于证据E的理论T的概率,这是对于他和他的专业集团其他成员们在特定时期中都是有效的。”[9]他认为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理性的科学家都使用同一个算法并产生一个唯一的P值呢?还是不同的科学家,依照理性,每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算法从而产生不同的P值呢?逻辑经验论主张第一种意见,库恩主张第二种意见,请读者注意他的话:“我姑且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算法,而所有他们的算法又有许多共同点”。[6]323而沙尔蒙认为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不同的科学家使用同一种算法,但达到不同的P值,而这个算法就是经沙尔蒙诠释过的贝叶斯公式,这就是沙尔蒙的意见。我个人认为,按照这个思路,还应有第四种可能性。在确定理论选择和评价上,每个科学家运用的是两个算法公式,第一个是不带个人变量的算法公式,贝叶斯公式P(h|e)=P(e|h)P(h)/P(e)部分地起到理论选择与评价的这种算法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它概括了理论评价标准的相当多的内容。例如证据对于假说的似然性P(e|h)表达了假说能导出(或预期)证据的概率,而证据e的成立概率P(e)表达了证据成立的新奇性。验前概率P(h)表达了先前实验证据对于假说的支持度,以及假说h的简单性与融贯性等等,因此,贝叶斯公式无论其概率作主观信念度的解释还是作客观的频率解释,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理论评价框架的作用。但是请注意贝叶斯的公式,只有两个变量,就是h与e,因此,我们要看到贝叶斯公式对于反映评价与选择过程与特征的不充分性和局限性。由于证据对理论或假说的不充分决定性不仅对于后者的成立具有不充分决定性,而且对于后者的成立概率也具有不充分决定性。因此,讨论理论评价问题除了讨论证据与假说或理论的关系之外,还需要有第二个算法公式,着重讨论非证据的因素对于确证一个理论或假说的作用。如果与第一个算法公式联系起来看,它主要与确定理论的先验概率P(h)相关。以c表示理论的一致性,以b表示理论解释的广泛性,以s表示理论的简单性和对称性,o表示其他非证据因素,则P(h)=f(c,b,s,o)。在该函数可线性化的情况下,P(h)=αc+βb+γs+λo。这里α,β,γ,λ表示与个人特征和个人价值相关的变量,而c,b,s,o表示决定P(h)的概率分量,不过库恩对此有特殊的解释,它将这些因素列入广义证据的范畴。他说“我们对证据(evidence)作了广义解释,包括简单性和丰富性等考虑”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没有后一“算法”是不可能算出任何P值的,而有了后一个算法,科学家们各自算出的P值是不同的。这是科学合理性中的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方法论层次,一个是科学价值论层次,科学合理性中包含价值合理性,它称之为认知价值合理性。这两个层次可以用二阶行为控制系统来表示,第一阶行为系统的基准信息是科学理论选择的一般评价标准。第二阶控制系统是由科学家的理念、风格与价值体系控制的行为系统,它赋予一般评价标准以不同的价值权重。如果可以用“计算”一词,科学家们首先运用第二个算法,算出P(h)值或e值,然后运用第一个算法算出各自不同的P值。这个P值的求得有算法层面,也有价值层面。费耶阿本德当年问库恩:你关于科学发展的论述是一种描述还是一种规范的方法?库恩回答道:“它们应当被看作是兼而有之的”[7]270,319。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们科学合理性是逻辑合理性还是价值合理性,我们只能像库恩那样回答“二者兼而有之”。

现在看来,关于科学理论的选择,科学合理性可以划分出四个层次:(1)假说演绎逻辑合理性。(2)归纳概率合理性。(3)科学理论评价的规则和算法合理性。(4)科学理论评价的价值合理性。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J.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223.

[2]休谟.人类理解研究[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2.

[3]波珀K.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6-17.

[4]Putnam H.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M].LaSulle:Open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7:80-81.

[5]Hempel C G.Scientific Rationality:Analytic vs.PragmaticPerspectives.Rationality[J].Klemke E D,et al.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3rd.ed.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1998:456.

[6]库恩T S.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315.

[7]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52.

[8]Kuhn T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econdEdi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199.

继受法律的理性科学化 篇5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着民法法典化的工作，这不仅是一个民法体系化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体制度构建的问题。中国民法在根本方面是属于继受法律。在法律继受以及法律演进过程中，当然要考虑到逻辑的、历史的、习惯的等诸多因素，但在法律继受初期，对一个国家的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继受，逻辑的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本文试图从部门法，即民法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法律继受的问题与对策，并指出当代法学家的任务。

一、法学以及法学家的使命

法学的研究是与人相关的、与周围的人的范畴关联在一起的客体，这个客体的意义不在于作为纯粹的材料，而在于其内涵与表现。研究者要阐释该表现，并加入与其个体不可分的认知行为，即使该表现以前已经在社会内部被广泛地探求了价值观念，他还是赋予其个人的价值判断。如果人们对于一个研究客体，通过有效的方法获得一定的认知，并将该认知整合入一个一体的秩序之中，那么法律就成为了科学。在这个秩序中，涉及的不是各个规定之间是否相互可以推导，而是彼此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可以说，获得认知的方法以及探求在一个秩序中单个法律规则之间的关联是法学者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一个法学领域可能的规则之理解的构建以及对该领域现有规则的分析决定着法学家的科学工作。〔1〕

在历史上有争议的是，法学家能否成为立法者？虽然萨维尼也强调体系化，但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自下而上的概念金字塔，而是认为自由是内在体系的核心，围绕它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而普赫塔除了认为法律科学是习惯法的体现者，通过法学家的训练将之成为法律意识，而且，法学也是法律的渊源之一，并且是最高的渊源，实证法也要服从于它，只有法学才能揭示法律的真理。法学是内部的权威，而法律只不过是外部的权威，他将概念法学推向了极端，法学是一个自足的封闭金子塔式的体系，在他的体系中，法学家成为了立法者。〔2〕很多同时代的法学家都批评他的这种法学家的自大，认为，法学家不过是将处于萌芽发展状态的事物加以完善并予以发展。所以，法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认知与法律的体系化、科学化。

在历史上，有很多法学流派，概念法学、利益法学与自由法学，可以说，概念法学是法律科学化的极端，在概念法学理念下，案例事实是抽象的基本素材，通过法学金字塔以及对最初原始概念的逐步抽象，观念漏洞与规则漏洞得以消除，在这里案例事实包含的价值判断不被顾及，〔3〕相反，价值法学进行抽象的素材是利益冲突，对于许多利益冲突适用一个统一的命令，该命令通过法律上的事实构成得以建立。〔4〕自由法学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放任，侧重于法律的漏洞补充，而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的构建。可以说，自由法学解决的是如何在审判实践中以及在法律科学构造中解决法律漏洞的问题。〔5〕这些都是法学家对人以及社会的认知，其目标都是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统一和谐的法律体系。中国自己的法学流派显然还未形成，但以上述各法学流派的`法律体系作为自己学术支撑的事实确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们的研究尚须系统和深入，寻找中国法律体系的灵魂。为此， 我们首先研究萨维尼的自由核心的民法体系及其对我们的启迪。

二、萨维尼以自由为核心的民法体系

法学是法学家对社会现象以及人的行为的认知，以及体系化的思考。那么对《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化影响最大的萨维尼又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呢？

（一）萨维尼的内在体系

萨维尼的内在体系并不源自于罗马法，而是源自于康德的自由体系（所谓自由构成了道德上的人[Pers nlichkeit]的本质），〔6〕其出发点就是自由的道德原则之建立。人、自由以及意志是贯穿萨维尼整个体系的规范。对人的规定在于，按照其本质，人内在所固有的进行道德的行为的自由。〔7〕人作为自由的生物，在道德法则的确定控制下，存在于他的行动的任一方式之中。〔8〕如果人遵循他的本能，比如自利，〔9〕或者他将服从道德的法则仅仅作为他人决定的、处于必要性的法则来运用的话，那么他就是在不道德地行为。道德行为只存在于义务感为动力（Triebfeder）、以自由同意方式归入意思之中的地方。只有在该义务意义（Pflichtgesinnung）上，人才找到了他的规定性。

那么，法律与按照其规定性自由之人的关系是如何的呢？法律的出发点是对到处都相同的道德尊严以及人的自由的承认。〔10〕如果要使自由生物相互存在，在发展中相互地促进，并无阻碍，就要承认一个看不见的界限，在此界限范围内，存在体以及每个个体的有

理性与科学 篇6

太多的问题，即便是最博学的科学家也难以回答。如果你曾经因为一场考验而紧张不安，因为一句无知的话语而无比尴尬，因为不了解生存的这个世界而感到困惑，那么，试着放任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索学习吧！在这里，你将看到世界上最卓越的想象力和最非凡的创造力。

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澳大利亚Classroom Video、德国Deutsche Welle、加拿大Distribution Access、英国BBC，这些已经在科技与教育这条路上走了很久的创造者们，将最丰盛的精神文化大餐带给了整个人类社会。光影只是一刹那，但科学和智慧却能永恒。我们将刹那光影定格，把代表国外顶尖科学水平的视频资源凝成书籍，让思想沉淀，让科技与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所观察到的一切，思考所面对的或者即将面对的现实，一起去品味那些久远的故事，一起去探索那些神秘的未知。我们将发现，原来智慧和思想一直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有我们思考，它才会显现。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

《科学的航程》丛书中不只有星空，还有世界上最快的风、最缜密的设计，挖掘物质世界内在旋律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梦想，以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科学的真理性 篇7

(三) 强化综合实践活动加深感知课程内容

为了更好解读《科学》知识, 通过综合实践活动, 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在探究过程中, 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了解事物的表象、概念基础上, 让学生在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过程中认识所进行的科学现象和本质。

重视强化综合实践活动, 既是对课本知识的深入, 又是对课程的深入, 有利于多元化地解读《科学》课程。

三、巧妙运用辅助手段———多维度评价

在多元化解读《科学》时, 要巧妙运用辅助手段———多维度评价。在解读时, 我们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 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既关注学生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 更关注学生在学习科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情感与态度等方面的发展。所以,

彩L!2008.1

我们在多元解读过程中, 要关注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同需求, 促进其在原有水平上的提高和发展的独特性。

在解读中运用多维度评价, 注重学生个性差异的客观性, 评价目标也要有差异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各自的知识、能力起点上获得发展, 体现出教学目标人性化、弹性化特点, 体现出形成性评价的新课程的评价理念。

同时, 我们的评价主体也应“多维度”, 开展参与互动自评与他评等评价方法, 增进生与生、师与生之间的了解和理解, 形成积极、友好、平等、民主的评价关系, 有助于在评价过程相互促进, 加深对科学意识的理解与掌握, 获得共同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 对初中《科学》的多元化解读, 全面和谐发展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的真理性 篇8

以制造业发展为例, 装备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将决定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与合作能力, 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毫无疑义, 中国的制造业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装备制造在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技术水平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尽管如此, 在许多关键技术环节,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制造过程中的高速化和精密性方面。专家指出,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0 -20年, 成果虽然很多, 但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较少, 一些高精密度的机床 ( 或其中关键零部件及软件系统) 和测量仪器仍依赖进口。是什么原因束缚着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呢? 除了基础差, 底子薄外, 是否还有深层次的其它原因?

在科学技术、教育及经济建设领域内, 围绕发展存在一些共性的东西, 其中若干已经成为制约事业发展的消极因素。本文将立足科学研究领域, 对其中的一些现象, 从几方面用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力求对科学发展观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1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发展

内容与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一[2 -3]。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里所谈的内容的发展和形式的发展是指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做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关系、各自的作用以及对待内容和形式的态度。

1. 1内容的发展起决定作用

在内容与形式这一对矛盾的运动中, 内容是主要矛盾, 是物质的, 它的发展是比较活跃、不断变化的[4]。任何工作的开展, 都应该强调内容, 把具体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没有内容的工作就是空洞的工作。

科学研究的理论性、应用性, 研究水平的前瞻性、前沿性, 都是由具体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科研人员在申请科研课题时, 其研究内容的先进性、新颖性、实用性, 是否适应国家或地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需求, 是其能否获得研究资助的重要前提。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数学模型的建立, 命题定理的推导证明, 实验数据的获取, 理论及实验图形的描绘等等, 都是研究内容的具体体现。研究课题在学科领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来反映的。

一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应该有充实的研究内容, 并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笔者阅读过许多国外学者写的研究论文, 长长的篇幅中体现出一种基本一致的研究思路, 即对某一问题建立数学模型, 然后设计实验验证数学模型, 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取得一致, 得出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过程每得出一个结论, 往往会浸透科研人员多年的心血和汗水, 其研究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应用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

内容的充实同样体现在内容的真实性上。在国外知名大学, 处处体现出研究人员对研究结果追求诚信、追求真实的治学思想。一个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过程中要做大量的实验。实验结果受较多因素影响, 部分数据点偏离理想结果较远, 他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实验, 直到结果满意。应该说, 在诚信为本的治学环境中, 研究内容的主导性地位会得到极其充分的体现。

科学研究内容的发展表现在从研究目标的确定到得出研究结果的整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研究路线的确立和调整。很多研究人员都有体会, 在研究过程中, 实验结果与设想不符以至相去甚远, 因此需要调整研究路线。这就说明科学研究内容发展的动态性。从宏观上看, 科学研究内容的发展还体现在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近年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发展, 为各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的补充和更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1. 2形式的发展起辅助润饰作用

强调内容的主导地位, 并不否认形式所起的重要辅助作用。任何具体内容都要靠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内容与形式的辨证关系。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一项好的研究成果要真正为社会所承认, 取得良好的效益, 必须做到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论文格式, 科研成果研究报告, 会议科研信息发布等都是阐述内容的具体形式。好的形式对于提高科研成果的声誉, 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实现科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会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科研成果的发布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了传统的印刷形式外, 幻灯片、声像制品、网络课件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研究人员为了获得科研经费, 也越来越注重对自已所研究课题进行形式上的精美包装。

1. 3内容与形式的发展在我国科学研究领域的存在现状

内容与形式及其发展的辨证关系强调内容的主导地位和形式的辅助作用, 二者的关系是固定的, 不可颠倒的。一但错了位, 将会给科学研究过程、 科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 在我国的科学研究领域, 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错了位。

科学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使科研成果最终服务于社会, 促进生产力, 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在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 受体制的影响, 为了完成指标, 为了晋升和获得经济利益, 教师及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及科研成果的数量, 急功进利的思想倾向越来越严重。可以说, 每年我国的科研论文及成果遍地开花, 但细想想, 结果的有多少? 在这种思想左右下, 一个科研人员一年发表十几篇甚至几十篇论文的天方夜谈变成了现实; 科学研究追求的创新变成了 “创薪”; 国家和地方基金资助的攻关项目变成了 “公关项目”; 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变成了心浮气躁的不良思潮, 追求名利的思想已经成为学术腐败的滋生温床。

置身国外知名高校, 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频繁的学术报告使你无暇顾及学术之外的杂事。而在我国, 如果研究人员不花精力去处理人际关系, 不刻意追求形式, 对自己所做工作进行包装, 就很难在学术界相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以上所述及的各种现象, 都属于在科学研究中内容和形式的颠倒。忽略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 片面地追求形式, 把形式的发展放在主导地位上, 热衷于在形式上搞花样翻新, 其结果是必然脱离内容、阻碍内容的发展, 从而成为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危害表现在科学研究领域, 就是与学术上严谨求实的作风相背离, 表面上成绩裴然, 实际上虚假成风。精美的形式误导人们满足现状, 空洞的内容给国家造成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认识到科学研究领域内容与形式及其发展的辩证关系, 了解了我国科学研究领域内容与形式发展的存在现状, 应该促使相关人员理性地思考一个问题: 科学研究的终级目标是什么? 相信多数人都能给出正确答案, 就是发展生产力。但真正要达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如何去做? 从内容与形式的角度回答也很简单, 就是正确把握内容与形式及其发展的辩证关系, 摆正其相互位置。

2人的发展与物质的发展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人与物质条件是决定研究项目进展的关键因素。人的发展与物质的发展同样是一对辩证的矛盾统一体。充分的认识它们, 给它们以合理的定位, 对于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1人的发展占主导地位

马克思指出: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社会、自然发展的辩证统一。人的发展既取决于历史中形成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又取决于人在历史发展中对物质文化条件的批判, 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条件, 互为因果[5]。一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要受到社会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社会的物质文化条件的制约, 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的水平越高, 它为人全面发展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也越来越丰富, 提供的发展空间也越广阔, 人获得的自由就越多, 人的发展程度就高。另一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程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人的发展就意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 而人的全面发展又会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6]。

人的发展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不断地利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创造社会的财富, 提高人类自身的生存质量。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利用自己的智慧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的影响将贯穿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 研究人员的主动思考, 个性发挥, 动手实践, 才能展示, 会直接推动科研成果的产生。提出问题, 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 是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这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人在科研活动中所占的主导地位。人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培养人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科学研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使其自身得到发展, 即自身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中,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 尽管在重视人才、人才的年轻化知识化等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但在具体部门运作中, 仍存在一些误区。在科学研究领域, 束缚人的发展的现象十分普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 1. 1研究人员之间的矛盾。当研究成果初显成效时, 研究人员缺乏大局意识, 对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认识的侧重点不同, 过于强调自身所作工作的重要。由此产生的的矛盾有时是很尖锐的。

2. 1. 2研究人员与管理者之间的的矛盾。对局部工作和整体工作的认识不同, 对工作思路、研究路线的看法不一致, 是造成这方面矛盾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常见原因是在科学研究中, 当外行领导内行时, 这方面的矛盾有时会很突出。

2. 1. 3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党政领导之间的矛盾。

无论是哪一种矛盾, 都会危害到人的发展, 进而危害到科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做为科学研究的主体,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科研成果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在科学研究中无论是哪一类人, 都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理性地思考人的发展问题, 从而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工作中做到识大体顾大局。这样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整个事业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2物质的发展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物质条件在科学研究中是一项必要条件, 它对取得科研成果起必要的支持作用。有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科学研究的过程可以少走弯路。这里还要强调, 在科学研究领域, 人和物质这一对矛盾体, 人是绝对的, 物质是相对的。在恶劣的条件下, 特别是在计算技术不发达的年代里, 我国 “两弹一星” 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物质条件的发展, 也是在人的刻意追求, 不懈努力下实现的。物质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同样也是人主观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的主观努力, 针对课题的仪器设备就无法购进, 即使购进了, 也会闲置浪费。在我国, 昂贵的的仪器设备多年闲置的现象并不少见。由此可见, 物质的发展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但它是建立在人的发展基础上的。认识到人与物质及其发展的辩证关系, 就要求起主导作用的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树立艰苦创业的思想, 勤于思考, 善于思考,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作。

3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

科学研究分两大类,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将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发展, 而应用研究着眼于实践的发展, 更强调科研成果的实用性, 在短期内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这里将主要论及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的辩证关系及我国现阶段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存在的问题。

3. 1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相辅相成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 理论指导实践, 同时接受实践的检验, 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仅科学地说明世界, 更强调革命性地改造世界[7]。

在科学研究领域, 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学科、行业乃至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和深厚的[8]。尽管有时它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但是在它的指导下, 相关的应用领域可能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许多生产行业, 其生产工艺的确定, 往往完全凭借经验。改进工艺的研究, 一般仅是单纯的实验研究。如果能把对事物的认识从经验上升到理论, 用理论方法进行分析, 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推动模拟彷真、快速成型技术的广泛应用, 对于影响因素繁多的许多生产工艺及设备的改进提供了一条快捷的研究途径。

在应用研究方面, 由于它能够给经济建设带来短频快的效应, 能够更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人们往往更加注重在这方面给予投入, 以求能够尽快得到回报。

由此可见,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不能片面地强调哪一方更重要, 应该具体条件具体分析。一般来讲, 理论和实践及其发展的辩证关系也是这样, 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不能说哪一方占主导地位。

3. 2我国现阶段科学技术理论实践发展的几点思考

3. 2. 1在人才培养方面应特别注意实践能力的发展。这对于科学技术理论实践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片面强调外语、 计算机能力, 而忽略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现象十分普遍。

3. 2. 2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应关注两类人才的培养, 即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研究型人才将来主要在科学研究领域工作, 应注重其理论的发展。 而应用型人才主要面对企业, 应强调其实践的发展。

3. 2. 3在科学研究领域应重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工作, 其目标都应该是对生产力有促进作用[10]。一般来讲, 理论研究的影响是浅在的、长远的, 而应用研究往往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一些科研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忽略了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

4总结

内容与形式、人与物质、理论与实践是影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认识这些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细致地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探讨, 把握其内存规律, 对于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辩证地对待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合理定位, 有机结合, 应该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准则。 针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进行哲学思考, 理性地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寻找解决方案。唯有这样, 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才能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春娟, 等.邓小平理论概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赵光武, 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1

[5]韦莉莉, 徐念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统一性[J].人民论坛, 2012 (7) :111-112

[6]万资姿.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到指标体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7]陈先达, 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8]陈均泉, 等.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9]何万国, 漆新贵.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形成及其培养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 2010 (10) :62-66

科学的真理性 篇9

一、树立先进的采购理念, 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前提

科学理性采购不仅仅是物资供应部门的事情, 需要技术部门把关, 设计部门设计、装备部门选型、生产部门信息等多部门协调配合, 要有全新的采购理念, 统筹规划, 整体安排, 企业上下树立“一盘棋“的大局意识, 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1、以“集中统一采购”为指导, 树立集团化采购意识。

总部持续推行集团化采购, 今年四月, 调整采控模式与采购目录, 提高集中统一采购的力度, 由原先的组采品种升级为直采品种, 如:材料科的胍尔胶;部分自采品种升级为组采品种, 如:螺纹钢、焊管、陶粒、三次采油助剂等11各品种物资, 由物装部及其授权采购中心负责采购管理。这些都体现了集团公司“四个统一”的总体思路, 集合各企业需求, 优选优化供应商, 统一调配资源, 实施战略采购、联合采购, 形成集团化规模采购。同样道理, 在油田内部树立一盘棋的思想, 否则, 多头采购, 分散采购, 无法集成批量, 难以形成规模采购和专业化采购。

2、以“标准化采购”为引导, 树立专家联合采购意识。

科学理性采购需要设计标准化、采购标准化。物资供应部门不仅要考虑新产品、新技术先进性, 更要考虑物资的功能性、通用性和互换性, 尽可能避免设计“冷门物资”, 否则会给采购造成一定的难度。在工程设计时, 充分考虑产品功能性问题, 要合理适用, 性价比最优, 否则“大马拉小车”, 功能过剩也是浪费。

3、以“绿色环保”为理念, 树立正确的绿色采购意识。

中石化去年提出“绿色采购”新概念, 是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基础之上的。某石化企业, 在业务采购过程中, 采购一批化工原料, 价格合理, 可在数月之后, 该套炼化装置被严重腐蚀, 由此造成装置报废而停产数月, 损失惨重。这就是“因小失大”, 为节约一点采购成本, 却造成巨大浪费。

二、强化采购策略研究, 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根本

采购策略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关键, 直接影响着物资采购的效率和效果。“策略”就是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 预先根据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若干对应的方案,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来制定出新的方案, 或选择相应的方案, 最终达成目标。具体到物资采购, 就是为了实现科学理性的采购, 根据需求和货源情况, 将所辖物资的性质进行梳理, 针对不同料性的物资制定不同的采购策略, 在采购的实施过程中, 根据市场供求态势的发展和变化制定出新的方案, 或选择相应的方案, 达成物资采购的科学理性之目的。之后由相应业务操作人员根据所掌握的资信情况确定具体的采购战术即采购方式的选择。推行策略采购, 采购策略的制定和选择尤为重要, 担当此任的采购管理人员应当统筹安排, 在确保供应工作“安全、及时、经济”的价值取向得以体现的前提下, 坚决贯彻“性能价格比最优、物资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最低”的原则是彰显策略采购是实施科学理性采购的根本的核心。在每年的煤炭采购中部分企业在市场宽松时, 过多考虑成本因素, 一味降库存、压价格、限制大矿煤炭进厂、进货向流通商倾斜, 严重影响了与战略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而市场供应紧张时, 一方面又只顾算小账, 反应跟不上市场节奏, 决策缓慢, 抓不住有利采购时机, 另一方面煤炭供应面临威胁时又不计采购成本, 导致无论煤炭供应紧张还是宽松, 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承受着“冰火两重天”的煎熬。此例说明部分企业在煤炭的采购供应问题上, 未作统筹安排, 没有充分认识到采购供应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的辩证关系, 没有充分认识到煤炭这项物资的战略性, 没有认真分析与研究煤炭的历史供求态势和目前市场供需形势的关系, 是典型的无策略采购, 显然谈不上科学理性了。另一个例子是:在2006年11月份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乙烯裂解气压缩机、丙烯制冷压缩机、二元制冷压缩机采购中, 三菱重工、埃理奥特、GE三家公司参与竞标, GE公司因业绩较差和价格不愿让步而退出, 剩下埃理奥特和三菱重工。从历史业绩看, 燕山、齐鲁、扬子、金山乙烯机组均由三菱重工供货, 但都出了叶轮根部断裂的相同问题。虽然三菱重工比埃理奥特报价低280万美元, 但专家组对供应商业绩、技术方案、运行维护成本及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综合对比后, 仍然选择了埃理奥特, 至今运行良好。三菱重工和埃理奥特的机组设计使用年限都是20年, 如果仅仅从价格上看, 选择埃理奥特增加了采购成本280万美元, 但埃理奥特的机组设计余量大, 比三菱重工约高20%, 有利于今后的进一步扩能改造, 加上埃理奥特机组运行能耗低, 与三菱重工相比每年可节约81.57万美元, 不仅3.4年就可以弥补报价之差, 而且按正常使用20年计算, 还可以再节约1354万美元。此案例充分考虑了性价比的关系, 单从采购成本来说不是最低的, 但从采购供应总效益来说达到了最高 (1345万美元) , 此采购行为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其科学理性的特性跃然纸上。

上述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有力地说明了采购策略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根本途径。

三、运用科学分析方法, 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手段

科学理性采购必须要运用科学先进的分析方法作为工具。当前开展“五个分析”, 大力推行框架协议采购, 不断完善招标采购, 动态竞价采购, 询比价采购, 联合谈判采购, 联合专家采购等具体措施前两种属于基础分析, 后三种属于专项分析。

(1) 开展“需求计划分析”,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数据依据。借助ERP系统和《物资需求计划提报系统》, 分析历史消耗数据, 结合油田生产任务需求, 掌握本岗位物料的消耗规律, 集合需求计划, 综合平衡利库, 科学编制采购计划,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合理数据。

(2) 开展“市场调研分析”,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市场依据。业务员要了解物资市场动态, 把握市场供需态势, 判断市场价格走势, 对比分析采购价格, 根据市场变化, 抓住最佳采购时机,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有效的市场依据, 确保采购价格不偏离市场。

(3) 开展“成本构成分析”,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参考依据。做好成本构成分析, 掌握所管物资的真实生产成本, 原材料成本、加工费成本、制造费用、间接成本费用、管理费用等, 掌握物资的“真材实料”, 牢牢把控采购主动权, 否则被供应商牵制, 如何能实现科学理性采购。

(4) 开展“全生命周期分析”,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客观依据。物资的全生命周期分析, 是指从设计选型, 采购供应, 配套产品, 更新维护, 使用年限, 到最终淘汰等整个供应链全过程, 综合考虑到以上各环节“大成本费用”, 不能局限于采购供应环节最低价,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高强详实的客观依据。

(5) 开展“项目后评估分析”, 为科学理性采购提供检验依据。对于重要设备与关键物资, 有必要开展项目后评估分析, 也是评价与检验采购业务是否科学理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提升采购人员专业素质, 是实现科学理性采购的保证

针对本单位的实际, 采购人员应该包括采购管理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在多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论, 采购人员不需要多高的文化 (学历) 。这种说法本身就隐含了肯学习, 善于积累等之类的外加条件, 在此, 我不能说他绝对错误, 但至少有点持专业文化知识无用论, 将物资采购平庸化的嫌疑。大家知道, 所有行业中, 起中流砥柱作用的终归是具有专业素养的专业人才或是积累了专业素养的精英人才。可以看出:物资采购并不是不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而是如何拥有此类人才并挖掘其潜能的问题, 采购人员专业素质的提升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吸纳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第二、加强现有队伍的专业培训。目前的实际应将现有队伍的专业培训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专业培训中尤以采购管理人员的培训为重, 因为他们既是物资采购的组织者又是掌握实际采购权的灵魂人物。

综上所述, 要做好科学理性的采购工作, 必须要彻底转变观念, 力戒在采购工作中片面追求低价格、忽视采购质量的错误倾向, 切实为企业做好获取资源、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和提升质量的智能, 冀对安全供应、及时供应、经济供应起到推动作用。

摘要：科学理性采购是一种策略型专业技术经济行为, 其核心是以“安全供应、及时供应、经济供应”为供应理念, 以“性能价格比最优、物资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最低”为采购理念。本文从树立科学理性采购理念、强化策略研究、运用科学分析法——对供货商的管理, 科学理性采购, 提升采购人员专业素质方面对采购管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科学理性采购的对策。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解读 篇10

关键词：科学乌托邦主义,历史合理性,科学

自近代以来,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与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潮。1627年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标志着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孕育,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科学工业实践、欧文的工业化理想国“新兰那克”(New Lanark)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等是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早期萌芽。这些科学乌托邦的特征是,已经不像以往的理想社会那样单纯依托人性改善、制度民主化和伦理规范化,而是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变革来建构理想社会,让人类未来在可见的视域内趋于进步和完善。科学乌托邦主义在20世纪沿着多条路径绽放其彩:从优生学、科学教育、行为工程的科学乌托邦到机器神话、人工智能、媒介、机械主义建筑的技术乌托邦,从生产乌托邦到消费乌托邦,从技术统治运动一直到唯科学主义。其基本内涵也因此形成:以现代科技为根本依托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想设计,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相信科学技术必定可以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梦想。

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于16～17世纪,崛起于18～19世纪,涌动于19～20世纪,但在20世纪经受到了来自乌托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哲学等各个领域的质疑和批判。然而,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实践基础上萌芽和崛起的社会文化理念,并且应时而生、蔓延几百年,表征着特定的时代精神,彰显着自然科学发展的人文诉求,因此,无论它在现当代遭受何等质疑和颠覆,都不能抹杀其历史合理性。作为生活于当下、但是永远不满足于当下的社会存在物,人具有“追求真知”与“叩问理想”的双重追求,各种历史、文化条件在适当时机交汇灌溉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之花,因此,发掘其历史合理性,解析其理论蕴含,是理论研究的首要之务。

一科学乌托邦主义:科技时代的历史性诉求

从科学技术自身的本质和社会地位来看,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意义在于它是对现代科技力量的哲学社会反思,历史地突显科技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认识到了知识和技术、科技专家和工程师与人类乌托邦期望之间历史性的合理联系。科学乌托邦主义反映了科学技术在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崛起和地位变迁,反映了理性时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实际生活变革的呼声,是让人类的世俗化理想在现实的科技与社会的进步和互动中得以实现的理论尝试。近代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科学精神和技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生活秩序和现代生活的意义。科学技术创造的客观成就,既包括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类社会组织结构与整体面貌的变革,也包括人类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和伦理道德的祛魅与理性化。因此,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产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合理反映。

第一,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和主导的解读世界的文化样式,在科技主导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之下,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哲学思维和社会理论对人类文明独有的和崭新的社会和文明现象予以反思的结果,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要求,反映出这个时期人类对理性与进步的必然性产生了不容置疑的信念,对于科学技术负载人类历史进步和幸福理想的能力所寄予的厚重希望,尽管这种寄予可能超乎其客观能力,是人们主观上的一厢情愿。科学乌托邦主义借助乌托邦小说和科幻小说、科幻影视和哲学思维等文艺和理论形式反思我们所处的时代、反思科学本身,以科学技术为绘笔,以幻想为灵感,在特定的时空场域建构未来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找和维持一种历史张力,从而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更疏离化和陌异的方式,来解读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我们由此得以在不同于现在的过去和设定现在重要景况的未来之间进行时空转换,把现在以一种陌生的、异在的,然而动态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以批判的眼光比较现在与未来,从而审思和鞭挞现在。

第二,对于科技、理性与人类进步之间必然联系的信念与乌托邦、未来学相结合,在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产生出轰轰烈烈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社会潮流,反映出现代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在人类历史进步中的不同地位和功用。16世纪培根的《新大西岛》或许只能算作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引子,是对复苏科学和加强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社会预测和希望。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圣西门和孔德实证主义的科学乌托邦则说明科学和技术在工业革命初期已经初显其威,从而让思想家对于实证科学赋予人类前景和文明进步的能力怀有乐观信念和强大希望。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科幻小说和电影等文艺形式为载体的科学乌托邦主义磅礴蜂涌,反映了科技发展及其社会应用日渐完善和全面。这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从凡尔纳洋洋洒洒一系列的科幻预言,到贝拉米的社会主义技术乌托邦《回顾》,从H.G.威尔斯的《时光机器》到B.F.斯金纳的行为科学乌托邦《沃尔登第二》,这些科技乌托邦或者侧重于技术预测,或者偏重于人类文化的科学设计,或者强调科学技术对人类整体图景的变革,都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新趋势,以及关于应用科学技术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坚定信念。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未来学汹涌成势,将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未来学研究相结合,掀起又一波科学乌托邦主义巨浪。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信息社会论和超工业社会论、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提出后工业社会发展趋势,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到威廉·J·米切尔的《比特之城》和《伊托邦》等系列之作,这些科技乌托邦反映了信息技术飞飙发展所相继衍生的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些类似欢快症的乌托邦设想。

第三,科学乌托邦主义不仅从理论上反映了科学技术这一社会力量的时代变迁和主要作用,赋予科学技术引航乌托邦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反映了科技专家和工程师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历史崛起,意识到知识和知识创新主体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培根的所罗门之宫是一个科技专家执政的组织结构,但那时宗教和国家的力量同样重要。随着科技共同体的成长及其社会地位的攀升,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在工业社会的实际运转和变革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科技专家和工程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的愿望在科技乌托邦中得到了愈益丰富的表现,不仅表现为主观的理论反映,而且掀起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的泰罗“科学管理”运动和工程师运动首先为技术统治运动作了铺垫,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是技术统治论思潮的始作俑者,主张由直接负责机器有效运转的技术专家来统治现代社会,并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一股热烈的技术统治运动。随着新技术革命在全球勃然兴起,20世纪50～60年代技术统治运动进入新阶段,技术统治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技术统治论的反复兴起是以现代科技和知识对于文明发展的决定作用为背景的,反映了知识和技术专家作为一个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的新阶层的崛起,以及知识和技术精英意识的产生。苏联学者Э.В.杰缅丘诺克在《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中总结说:“技术统治论的幻想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科学技术革命能保证如此活跃的经济增长,能使物质消费方面的‘物的’福利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足以‘消除’社会上的种种冲突。”[1]

二科学乌托邦:对传统乌托邦的超越和发展

从乌托邦思想史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长为一种历史进步力量,科学乌托邦超越了以往的理想社会类型,超越了纯粹的道德乌托邦、神学乌托邦或者人文乌托邦,既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也体现出独特的社会批判力度。自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日益成长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和变革力量,因此乌托邦与科学技术的近代联合,是一种历史必然。因为无论何时,乌托邦和人类理想都不可能无所凭依,都需要载体和工具,而近代历史上的先进生产力就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人类历史中,安乐乡、闲适乡、道德共和国、千年王国都曾经是人类寄予希望和幸福的理想社会类型,但无论是虚构的神话、难以回归的自然乐园,还是此世无望可抵的彼岸世界和来世天堂,或者依托人性改善的道德共和国,都在自己无法了解、把握和控制的对象上寄寓幸福和慰藉,寻觅失落的伊甸园和理想福地,这时候人的地位是卑微的、无法自主的,甚至是绝望的。

乌托邦的始祖柏拉图开启了世俗乌托邦的门楣,开始构想一个组织井然、等级严格、由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共和国;近代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世俗道德乌托邦贯穿着人类理性精神,并且从此引发了乌托邦的思想热浪。源于对超越性的彼岸天国的失望,思想家坚持用独立的理性精神抨击现实,在乌托邦中编织自由、平等和文明的人类理想,理性和道德的人文力量逐渐成为主要的乌托邦依凭力量。近代早期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已经隐约认识到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用,但其时伦理-宗教的道德情感依旧是保证乌托邦王国幸福有序的根本力量。世俗乌托邦已经慢慢摒弃了对权威的服从和对启示、奇迹的希冀,废弃了神性的法则和对彼世生活的信仰,而确立了纯粹理性的自我意识,尝试依据人性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和此世的法则设计和实现未来的理想。人文和道德乌托邦超越了神话和宗教乌托邦的虚无性和陌异性,把未来的希望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和上帝身上转置在人类自身上,依靠人性进步和道德完善来实现人类乌托邦,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以托马斯·莫尔为首的人文学者虽然开辟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乌托邦或人道主义乌托邦,却和以往的乌托邦具有共同的缺陷:它们依靠的仍然是一种精神性力量,而精神力量虽可以无穷,却难以切实地把握、控制;它诉诸于普遍的、单一的人性和良心,诉诸于自觉的伦理意识和超越人格,而人性是复杂异质的、良心也时刻处于利害的冲突和善与恶的对抗煎熬之中。

弗兰西斯·培根代表着理性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的旗帜,它们不再依托人性的转变和改善创造一个行思合理的新型社会,转而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变革建构理想社会,在技术框架的运营下让人类未来在可见的视域内趋于完善。恩斯特·布洛赫因此评价说,《新大西岛》不仅是第一个反思技术的乌托邦,而且是唯一一个将技术生产力看作是为人类提供美好生活的古典乌托邦。在其他的早期乌托邦中——和在现实中一样——机器和经济生产没有被联系在一起。[2]科学乌托邦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在科学乌托邦中,科学和技术及其普遍的社会应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导力量,并且它现实地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非凡的文明成就和社会变革。这样,它克服了传统乌托邦中科技力量和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局限,寻找到了沟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和手段,将人类消除贫困、创造巨大财富的主观愿设在实践中转变为客观的现实,以往的种种乌托邦实际上是用宗教期望和道德情感来填补物质匮乏和对财富的欲念,用虚拟的和谐生活状态取代真正的生活质量,因为以往的乌托邦中生产力水平不高,最多也就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却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前提,物质福利是人类幸福的基本保障。第二,科学乌托邦不仅满足于科技本身的进步和经济物质的增长,它同时允诺这种未来的乌托邦社会在道德上也是随同科学技术一起进步和完善的,因此它是科技与道德相结合、人性和物性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是力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乌托邦理想。尽管现代学者指出科学乌托邦存在进步与封闭、自由与极权、物化与人性等诸多悖论,但当时它确实允诺要通过科技进步来通达理想社会,在科学和技术的创造性中藏匿着进步和完善的无限空间,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相似的趋向。

从理论层面上看,科学乌托邦主义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乌托邦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对现状的批评,一个是对现状的一种实际行动。批评是行动的原则,是的,面对苦难,我们不能背身不顾。也就是说,乌托邦是行动的起步,是一种永远的现实主义。首先,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直视现实的社会落后状况和落后的宗教-伦理观之后提出的反思和批判,它认识到了科学和技术在改变这些方面的潜力,并且寄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的努力改善人类物质生活,提升人类精神状况。第二,科学乌托邦主义是对传统的理想社会、宗教乌托邦和道德乌托邦的理论超越,面对社会苦难和生活现实,拯救之路在方向侧重上各有不同,科学乌托邦主义摒弃了传统理想社会和乌托邦的虚无性和空置性,运用切实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实践来扭转乾坤,改变人类生活的命运。第三,科学乌托邦主义不仅在理论和构想上设计和规划了许多理想的幸福途径,而且在现实中实现了许多科学乌托邦中的理想愿景。因此,它不仅是对现状的理论批判、对其他乌托邦形式的超越,而且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

三科学乌托邦主义:利用科技理性规范社会秩序和塑造人类未来

从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根基和需要的角度看,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科学与乌托邦相结合的产物,它以仿真于自然界的方式寻找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追求秩序,对人类未来着手自己的设计、规约和范导,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关于自身和科技时代的想象,从进步——向前看的乌托邦思路为人类寻找希望,排解焦虑。古往今来的理想社会,除了寄望来世彼岸的宗教千年王国,都把过去景象视为最美好的理想状态。这些理想社会是回溯式的,但历史在前进,要毫发无损地回归到原始状态几乎不可能,因此,在人类心灵中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古希腊人向往的黄金时代和犹太人相信的天堂,只是怀旧“乡愁”的自然表现。悲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总是把现代与过去相比,认为随着文明的增加,罪恶遂多,世界下坡,道德沦丧。然而,我们固然需要见微知著、思往忧前,但始终蟹居于“老年时代”,人类如何可能进步向前?正如弗兰克·梯利所说,世界并不是越来越坏,原始社会也并不是一个极乐的道德世界,“想返回到过去生活并赞扬过去,这是老年人的特点,这不为别的,也许就因为那是过去。现在的罪恶明显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过去的罪恶却很易被我们忘记,我们只想到过去光明的一面”[3]。时代的好恶评价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关于较好较坏的概念如何。

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人对于自身命运的看法及其希望的空间和结构,影响人对于社会的看法和对自身的看法。自然哲学的思想状态与乌托邦思考的社会组织概念是一脉相承的,近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这反过来直接建构了人类社会可臻完善的可能性空间。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只有当运用他的理性并与他的同伴合作,致力于为人类需求的技术供给建立秩序时才能生活。”[4]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原始时期,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自然的力量是随机的、不可测的和威严如神的,因此,不仅要膺服自然、附庸自然,还要敬重自然,人对自身的命运捉摸不透,自主性和能动性十分有限。随着生产力渐进发展,铁、银等金属的发现和使用、耕稼技术的发明、家畜培育的发明,人类慢慢掌握了自然运行的基本规律,学会了主动地驾驭自然,于是开始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关心社会发展的状况,并且产生了某些新的社会设想。待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呐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把自然与社会直接挂上了钩,科学直接有力地参与人类社会的前景,孕育了新形式的乌托邦结构和模式。

乐观和进步的科学乌托邦主义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未来描绘出别致的蓝图,因为它“立足于这样的假设:无知是人类苦难的基本根源,以科学知识减少无知,将为人类的无穷进步铺平道路”[5]。韦伯认为,科学在理性化进程中的角色扮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人民获得技术性知识,通过计算来把握外物和支配行动;第二,给人提供思维训练和思维工具;第三,使人获得自我清明的认识,形成理智的人格。[6]著名乌托邦专家J.C.Davis则指出,对于乌托邦者来说,科学有两个好处。第一,确立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统治。第二,把自然规约为一个规律性的、因而具有可预测性的王国。也就是说,科学提供了力量、确定性和稳定性,由此映射和投影,提供了人对人类社会的规律性把握和控制的前景和希望。[2]人类在理性、科学,也因此在人自身上,看到了变革现实和把握未来的现实力量,科学成为崇拜对象,也是人类心灵的安慰剂。因此,梯利说:“如果你相信人类的理想是相互和谐地根据环境发展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力量,使人更有理性、更富于同情心,使他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支配自然,给最卑微和最被轻视的人也带来文明的福音——如果你相信这就是人类的理想,那么你必定要承认我们的时代比过去的时代都要好。”[3]科学一直以来都给世人提供一种确定性的保障和慰藉,因为,人类心灵常因对未来的无知而处于恐惧和害怕当中。

四科学乌托邦主义:前瞻科技进步与人类未来,凸显问题意识

从社会设计和未来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具体化建构,科学乌托邦把乌托邦从不在场的空间落实到具体历史时段的、不太遥远的某个城市或地点,把同时代的虚化理想国具体化为或遥远、或切近的未来时段,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景和人类未来进行细致具体的描绘,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路向做了估量,也先知先觉地提出了崭新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

科学乌托邦在近代初期延续了乌托邦传统的不在场性和虚构性,所设想的国家和景象相对于其时代和社会现实来说,是超前的、批判的,也是遥不可及的。随着科技社会力量的增长和社会影响的扩张,科学乌托邦从理念性的自然科学乌托邦转向实践性的技术乌托邦,对未来的设定也从遥远的人类未来逐渐和更多地转变成具体的年份、城市和国家,而且对于未来科技及其理想国的发展状况也不再囿于抽象的想象或理性原则,而是具体化和复杂化为各种技术预测和技术社会应用,从培根《新大西岛》的简单农业、耕种和动植物培育技术,发展为凡尔纳的海底技术、威尔斯的时光机器,一直到20世纪末发达的信息和网络技术。这些科技乌托邦相对于人文乌托邦、宗教乌托邦和道德乌托邦,利用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能性和创造性空间,各种建设性构想对具体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并且科学乌托邦的预测和实际的科学发展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例如原子弹的发明。

另外,由于科学乌托邦主义等于是在人脑中对未来进行模拟和虚构,实际上是用“文本实验室”的形式开展某种关于未来的“思想实验”,在各种各样具体的科学乌托邦时空虚构当中不断地预言、展望和建构未来伦理,提出了许多未来可能面对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并且设定了相应的社会规范和伦理原则。通过科幻文艺等形式,科学乌托邦主义探讨了主要的科技伦理问题域:(1)生存空间探索型题材——环境伦理;(2)异类生命反思型题材——生命伦理;(3)科技异化社会批判型题材——元伦理学[9]。如《弗兰肯斯坦》率先提出了人造人与造物者之间的伦理问题;阿西莫夫通过“机器人三定律”提出了机器人伦理问题等等。这些都给实际的社会发展提出了预警,使我们得以对科技社会未雨绸缪,先预后防。

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不可置疑,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着社会理想、变革动力、批判武器等积极思想功能。但是,历史的潮汐同样无情地颠覆其辉煌,披露其缺失和问题,揭示其现今的时代局限性和滞后性,需要我们重新省思。

参考文献

[1](苏)Э.В.杰缅丘诺克.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M].赵国绮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08.

[2][7]Everett Mendelsohn,Helga Nowotny.Nineteen Eighty-Four: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C].Dordrecht,Holland: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149,22.

[3][8](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M].何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1,202.

[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0.

[5]Robert Hollinger.Post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M].Sage Publication,1991.7.转引自梁孝.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西方技术统治论的文化本质及其趋势[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1).

[6]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3.

科学复习 理性备考 篇11

其次，要重视课本复习。要对所有课本内容进行全面扫描，从词语到句子，从篇章到文采，不放过任何细节。特别是文言文，更要逐字逐句过关，不能有丝毫马虎。要把所有课本中的文言文通读一遍，重点篇目甚至要逐字逐句翻译，这样既熟悉了课本内容，又训练了文言文的翻译能力。

再次，要建立完整的基础知识系统，整理、完善语文知识各个系统。

最后，作文备考要遵循“先死后活”的原则，首轮作文复习应遵循规范行文的原则，即作文备考要先“死”。具体来说，要注意两点：一是文体规范；二是结构合理。所谓“活”就是把文章写得精彩，有新意，有深度。考生可以在作文的命题、立意、文体、谋篇布局、文采等各个方面一一去突破、创新。

在这一轮复习中，要按照高考《考试大纲》和近几年本省市高考题涉及的知识能力要点将各个考点的知识点分成专题进行整理和训练，并做一些提升综合能力的训练题，强化知能融合，全面提高综合应用能力。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名篇名句、文学常识等做归纳分类、强化记忆；二是对实词、虚词、成语、标点符号等，要结合语境，辨析细微；三是对辨析并修改病句要熟记类型，掌握方法；四是对诗歌鉴赏要掌握方法，善于表达；五是对文言文阅读，要注重迁移，举一反三；六是对一般论述类文本阅读要警惕陷阱，弄清题旨；七是对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阅读要分清类型，有的放矢；八是对于作文，要勤于动笔，规范训练。

在复习方法上，要做到五个结合。一是“训练点”与“能力点”结合。要把“能力点”作为训练的目标，注意总结“类型题”的解题思路，解题训练要着眼于提高某種能力或某几种综合能力，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摸索更多的解题技巧。二是“着力点”与“考查点”结合。做每一道题，都要清楚这道题和《考试大纲》中哪一部分有关系，弄清试卷结构，清楚每一部分的考查重点和每一道题的“考查点”。除要关注考试范围、新增内容外，更应该关注题型示例及样卷。三是“常考点”与“新特点”结合。“常考点”是重点，不要因为已经考过而忽视它。同时，每年的高考题也有创新的一面，应该密切关注每个考点的“新特点”。四是“得分点”与“失分点”结合。考生平时训练，关注得比较多的往往是“得分点”，很少注意失分点。就拿高考作文来说，很多考生往往把重点放在如何审题立意和语言表达方面，而忽视了减少“失分点”，造成已经得到的分数又一点点地流失。有的不拟题目，造成丢分；有的无视字数要求而失分；有的错别字多，卷面不整洁，结果被扣分。本轮复习时，要建立自己的“错题本”，把错误的地方分类记下来，经常对薄弱环节进行训练，有的放矢，提高复习效率。五是“解题训练”与“心理训练”结合。高考复习不要只关注解题，还要关注心理训练。在第二轮复习中，有些学生可能会产生一种焦虑和急躁的心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处处是漏洞。有些考生无法建立知识网络，无法形成系统，总觉得自己掌握的知识是一盘散沙。其实，语文学科虽然涉及面广，但是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不断积累，反复训练，认真梳理，就可以使语文知识系统化。

在这一轮复习中，着重点应该放在查漏补缺、提高应用能力、找准增长点上。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考生不可能对所有考点都掌握得很好，所以考生必定会存在或多或少的知识盲点和能力提升空间，因此在第三轮复习中，只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薄弱环节并付诸具体行动去弥补，很多盲点是可以扫除的。

对于知识上的盲点，考生应对照考纲说明上的“题型示例”和近五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上的题目，列出一个知识清单，找出自己短缺的知识，然后进行专门训练。

立足城市建筑弘扬科学理性 篇12

关注城市:承担杂志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 杂志个性的丰富与显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建筑期刊的繁荣因应了建筑学科发展的需要。然而, 浏览各种学术期刊, 我们会发现, 即便是名校办刊, 也难免“心胸狭隘”, 把对地域视野的局限当作特色, 把无病呻吟、故作姿态的小资情结作为建筑发展的方向。《城市建筑》依托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科, 有着久远、务实的传统。哈尔滨作为近代都市也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传统。《城市建筑》杂志在哈工大的诞生因此具有必然性。

一本建筑期刊关注城市, 说易行难。特别是出于建筑教育的原因, 对城市的关注也往往流于对建筑形式的关心。以《城市建筑》刊名所用的urbanism一词为例, 由于没有专有的汉语名词与“城市”对应, 则其中文内涵较为空泛, “-ism”的词尾又令人与“主义”挂钩, 建筑的“主义”又多与形式相关, 导致urbanism的许多内涵被忽视, 或误为某种主义。最为明显的是“New Urbanism”在中国的异化过程, 作为美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城市建筑运动, 其意义在于反思美国现代城市的弊端, 建筑师对城市形态提出了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使其具有深刻的内涵。但几经转化城市的意义却被弱化, 甚至成为房地产行销的工具了。

由于不能在专业领域坚持立足城市的建筑研究, 以致城市重大建设的无章可循。相关学科发展也面临后续动力不足。

城市空间理念教育的缺失, 导致建筑设计流于形式至上。过去5年, 人们对建筑形式的关心热度空前。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使建筑“象什么”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建筑设计界也热衷于手法与情趣, 众多建筑专业期刊也随风起舞, 建筑与城市更加脱节, 教育的缺失变本加厉。由于忽略建筑的城市本质, 重大建设往往缺乏对城市层面的研。以国家大剧院为例, 因其地段拆迁而形成的基坑达数十年, 在如此重要的地段, 却没有城市设计层面研究, 使国家大剧院工程招标时没有基本的“周边地区城市设计控制”框架与合理的导引, 几轮的设计投标周而复始, 标准不一。最终结果又引发了强烈的争议, 这一过程凸现了建筑设计脱离了都市框架的危害。

“城市设计”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遵从城市研究应有的科学性, 由于缺乏有深度的城市研究作为依托, 而面临了同样的“异化”问题, 短短数年, 城市设计迅速地沦为以城市尺度宣示政客或设计师个人意志的工具, 新城建设产生的城市问题将比旧城问题更加复杂和沉重。《城市建筑》 (Urbanism&Architecture) 历史地承担了立足城市、强化对城市的关注、引导建筑师关注社会责任的重任。回首过去5年, 就其内容来说,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还需要持续地努力。

植根理性:满足当今的社会需求

从20世纪下半叶起, 国际上的发达国家大型建设活动已趋减少, 相关科学研究重心也日渐转移。西方国家建筑思潮中对理性与社会责任感的关注度下降, 非理性甚至是怪诞的建筑形象已成为竞争数量有限设计项目的法宝。相形之下, 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各类建筑需求巨大, 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人民对建筑的需求标准不断提高。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国建筑工业化水平仍较低, 导致建筑业整体技术水平与工程手段的落后, 建筑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成现代建筑技术的比例较低, 现代建筑材料和构造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从而对高标准、大批量的建筑需求形成巨大制约。

以大型公共建筑中的体育建筑为例, 由于现阶段体育产业运行机制的落后, 体育建筑普遍存在运营问题和建设的盲目性。由于许多城市将大型体育场馆作为标志性工程建设, 项目决策由主观肇始, 建设初始便缺乏科学论证, 以致建筑标准定位不当, 建设主体内容不准确, 规模确定随意, 项目策划不科学, 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严重的情况。在各类运动会申办的推动下, 国内城市体育设施建设积极性不断高涨, 但由于行政意志对建设标志性的渴求, 体育建筑追求怪异的形态、浮华的表皮, 导致造作的结构重复、夸张的表皮构造, 设计标准不断升高, 建设成本也不断攀升。我们提出加强科学决策, 关注体育场馆建设的全过程, 强化前期策划与科学定位。特别注意提高场馆布局的科学性, 加强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的论证与分析。新建场馆要贴近城市, 返回市民中间, 成为城市社区的有机组成。

在我国城市建设和大型建筑兴建方兴未艾的形势下在高密度城市环境条件下, 研究公共建筑的可持续设计, 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建筑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为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有力地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而且也能使我国抓住良好机遇, 在短时间内实现建筑学科赶超国外先进水平的目标。

伴随成长的脚步, 《城市建筑》应承接更多的责任, 把握时代的要求, 持续不断地关注和满足社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