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价值理性

人文价值理性（精选6篇）

人文价值理性 篇1

摘要：基于大学人文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要求理性思考人文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 本文就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途径做出探讨和设想, 试图为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大学,文化自觉,人文教育,问题,途径

一、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众所周知，我国大学教育重科学轻人文，重知识轻能力，狭隘、封闭的功利思想导致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当前大学生人文知识匮乏，文化自觉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人文素质、道德修养较差，审美人生与积极的人生观教育实效性低，有些学生殊不知“为何而生”，对前途感到茫然；人与人之间靠外部的契约维持在一起，而无内在人格灵魂的沟通，其结果是道德的边缘化、道德秩序的崩溃，使受教者在生活中产生了许多扭曲的异化现象；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有可能一无所知，对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厮守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3]。由此看来，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迫切需求。

当今大学教育的根本弊端毋庸置疑，即施教者给予学生基本知识、技能、技法训练及政治思想和行为规范，至于最为根本性的东西，人文素质、道德修养、审美人生、民族使命感、积极人生观等教育在高校中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学生的物质化、功利化表现越来越明显。想要扭转局面，人文教育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是要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只有这样, 才能唤起学生内心深处的人的自信, 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 人的理想。有人会说这些本该在义务教育阶段解决的问题不应拿到大学来谈，但要明白文化自觉和人文教育都是对人的关心，塑造人格的完美，以人为最终目的，贯穿人的一生。因此，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都应有它所承担的责任，其终极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这一点上不应相互推脱责任。

二、中国大学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内在困难，追本溯源，我们可以试图在其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寻求症结所在。

(一) 人文教育课程的“纲”与“目”问题

中国大学目前对人文教育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亦即不把人文教育课程看成是学校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而是把它看成仅仅是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不是有效利用目前学分有限的“通选课”来着重建设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片面追求不断扩大选课的范围和数量，似乎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因此可供选择的通选课门类越全、课程数量越多，那么人文教育就搞得越好。这是抓目不抓纲的做法。目前的实际结果往往是，通选课的数量越多，学生就越不当回事，因为反正不是主课，而且一般都很容易混学分，而各院系对这些通选课同样不重视，学校本身也不重视。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发展人文教育，我国大学发展人文教育的努力实际将只能流产，再过十几二十年，也不大可能有什么结果。

(二)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分离问题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在精神层面上是一致的，而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文理分家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文科、理科、工科等几大门类之间，各自封闭，泾渭分明。加强人文教育不是简单地增加人文类课程，更不是凭人文类课程教师的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人文教育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性思维，而科学教育也要探索和挖掘丰富的人文内涵。只有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和谐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文教育。

(三) 人文教育中的“西学与中学”问题

推动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必然会重新面临一个问题，人文教育应该着重中国的人文教育传统，还是西方的人文教育理念，或是走晚近美国时髦的所谓“杂多文化主义”教育[4]？笔者主张人文教育要中西并举，但反对将多种没有经过检验过的东西塞到课程里的所谓“杂多文化主义”教育。在本土文化意识淡薄的背景下，做好传统文化的发掘、传承、创造、转化工作固然是重中之重，但如果盲目排斥优秀外来文化，过度追捧本国文化，不免矫枉过正，流于狭隘。对一切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文化都应本着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态度，使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将学生培养成民族的人、世界的人。

三、加强大学人文教育的途径与设想

今天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在学习美国模式，但实际只是学其皮毛，并未学到其根本。因为中国大学从未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其实问题极易回答，是文化之根。而大学的人文教育又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所以大学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如何构建它的人文精神。从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出发，笔者认为要实现人文教育的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优化课程设置，注重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

在课程设置上，将科学与人文、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课程门类、学时数、学习要求、课程建设等方面，关注人文学科及人文教育，保证人文学科的教学要求[5]。在教学计划中，有意识地设置一定的跨学科课程，开设兼顾人文与科学的综合性课程，打通文、理、工相互隔阂的壁垒，强调知识的融合，方法的贯通，将科学与社会、知识与责任、专业与历史联系起来，使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渗透、竞相辉映，给学生更加广阔的视野，促使学生对科学起源、本质、发展及其社会应用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现象、伦理进行思考[6]。

(二)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培育人文教育的土壤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载体，在人文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开拓人文环境，浓厚文化氛围，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受到熏陶。注重人文讲座，有计划地聘请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等担任学校的兼职教授，为大学生进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讲座，调动学生学习相应知识的兴趣和积极性。此外，通过社会实践，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深人生活，在具体的亲身感知和体验中学习人文精神[7]。

(三) 去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实现人文教育的中西并举

有人提出，中国的大学不应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作为必修，应该只以中国文明和中国经典作为核心课程。但笔者认为：第一，我们应该有更开放的文化心态；第二，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是处在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主的世界，必须花大力气了解和研究西方。因为越是深入西学的人越是会形成自己的批评性看法，反而不易流入盲目崇拜，设立西方文明和西方经典的课程恰恰是要引导学生从深入阅读而形成自己的分辨和批评能力；第三，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社会心态而言，如果单纯规定“中国文明和经典”作为共同必修核心课，很可能反而让人有强制灌输的感觉而引来学生反感和反弹，而以中西学并举作为共同必修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有较好效果的。

(四) 全面渗透人文教育意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

人文精神的培育应当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人文学科承担人文知识的传授和道德信仰体系的建立，其他课程则寓人文精神于教学中，将其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从而形成整体效应和局部效应良性互动，

循序渐进地促进青年学生的成长[8]。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尊重每一个具体的教育对象，尊重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人格，关心其内在潜能、需求、遭遇和困惑，对学生的喜怒哀乐多加了解、关怀和引导。人文精神有一种对自身、他人及整个人类都充满信心的关爱，通过教育，使学生树立一种真诚的信仰，培养自主自治的愿望和向善、求美、求真的欲望和能力[9]。

四、总结和展望

总之，大学的发展必须着重软实力的培养，即加强人文教育，而不是一味地用扩地扩招来体现气派，那样只会显得腹中无物、徒有其表。要以人文精神塑造学生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知荣耻、明是非、审美丑”，让受教者在获得现代知识技能、学习生活方式的同时，更具备一种健康高尚的道德心态、精神与气质，构筑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杨振宁.大学教育与文化自觉[M].三联书店, 2007 (第二版) :2.

[2]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7:176-177.

[3]孙海瑞.从文化自觉谈大学人文教育[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4) .

[4]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三联书店, 2007 (第二版) :9.

[5]包丽萍, 孟丽波.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和谐发展问题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5, (4) .

[6]黄清玲.论大学的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 (理论) , 2007, (2) .

[7]王华云.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内涵及实现途径[J].莱阳农学院学报 (社科版) , 1999, (1) .

[8]黄紫华.美国大学人文精神的思考与借鉴[J].中国高等教育, 2005, (20) .

[9]余净植.论法学教育中的人文精神[J].中国成人教育, 2006, (5) .

人文价值理性 篇2

人文阅读：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理性与审美境界

作者：张勤敏

《一个人的遭遇》里的索科洛夫、凡尼亚都失去了家人、家园；《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中的“我”失去的是双臂与右腿；而《安妮日记》中的安妮，失去的是自由和生命。

可是，在让学生了解战争对这些“小人物”的外在损伤的前提下，还可以让学生深入探讨：战争对他们的内在伤害是什么？战争不能摧毁“小人物”的又是什么？

在这种“整合式阅读”的铺垫之后，可以将平面文本阅读拓展到更加立体多元的视听领域，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几部关于战争的电影：《生于七月四日》《拯救大兵瑞恩》《集结号》《上尉的曼陀铃》《魂断蓝桥》《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但在观摩电影的途径上，可以灵活处理：可截取影片的片段，亦可让学生在家中自由观看，关键是起到一个拓展文化视野的作用，并且使其在宏大的历史题材的视听阅读中，获得一种灵魂的救赎。

再次，高中语文阅读教学应尽可能提升高中学生的母语素养。要在对中华文化经典和精品的解读中，引导学生形成一种“同情的理解”，在与大师的对话中，培养学生的母语意识，针对现代社会中浮躁的写作现状，我认为阅读教学应尽可能地让学生学习借鉴优雅、优美、质朴、幽默的母语作品。例如老舍先生的《想北平》、郁达夫先生的《江南的冬景》、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不妨让学生通过饱含深情的吟哦，去体会文本中现代汉语本身的美；也可推荐学生多读一些孔孟选读、老庄选读，以及一些美学论著选读、文化名著选读、语言论著选读等等。

尽可能让学生从畏惧经典的心理中走出，开始接近辜鸿铭、张中行、季羡林、陈寅恪、傅斯年、钱钟书、陈之藩、朱光潜、宗白华、董桥、杨绛这样一些大师级的作家作品。让学生通过这种深度阅读的尝试，更深地体悟母语精神。

三、提升高中生阅读的理性和审美境界

说句实话，现在的高中生作文普遍存在浮躁文风，对于生活经验、阅读经验都很匮乏的当代高中生而言，其想象力处于无根浮游的困境。他们的习作大多伪饰而滥情，缺乏细腻、温柔、清新、纯朴的质地；他们的情感过于淡漠，缺乏对自己日常熟稔的事物的拿捏和文字的冶炼，更缺乏平和达观的悲悯情怀。因此应让学生潜下心来入情入境地读一读归有光、张岱、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关于童话和内心，还有一类作家是不引经据典的，他们的作品出自纯净的本性，比如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是一定要建议学生看的，那是一种纯净的忧伤和欢喜，学生读过之后，心灵会在宁静中梦想和寻觅。

当然，也可尝试引领学生结合阅读积累，为其专业发展做准备。

高中生不仅在兴趣爱好上各有偏好，而且随着知识积累的增加，思维的逐渐成熟和自我意识的增强，开始显示出不同的未来专业发展方向。就语文学习领域而言，有实用、审美、研究这三个方向。教师可以在平时的阅读交流与作文面批等过程中适当点拨，让学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多拓宽研习，为今后在大学里进一步发展（包括高考提前招生时的面试）打下基础。

例如一些有志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平时不妨让他们对“股票热”“外企热”“托福考试热”“学车热”这些社会热点话题进行演讲、辩论活动，让其各抒己见，表达其远见卓识。

例如一些有意于艺术院校播音、编导等专业的学生，可以让他们积累一些朗诵、表演和影评的经验，甚至可以鼓励他们尝试将经典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总之，开创性地采用一些新颖而灵活的阅读呈现方式，促使学生由被动的、单纯接受式的、封闭的阅读，转向自主、合作、探究、多元的阅读；而不脱离文本的语言探究和充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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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情怀的拓展延伸，会让高中生尝到阅读的甜头。

【参考文献】

理性宗教凸显人文精神 篇3

佛教中所谓的因果报应，并不是让人屈服于前世的安排，而是主张今生的命运要由自己掌握。

明代一位文学家叫袁黄，字了凡。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身体很差，母亲建议他放弃仕途，学些医术，这样既可以养家，又能为人治病，于是他努力学习当上了医生。一天，了凡在路上遇到一个道士，告诉他你有做官的命，应当好好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还告诉他，你何时会中举，何时会当官，一辈子都不会有子嗣，在53岁那年必死。袁了凡听后信以为真，便回家苦读，果然中了举又当了官。

一次他去庙中探望云谷禅师，与他一起坐禅。云谷见他定力很好，便夸奖他心境平和。他说因为自己的命运早已注定，再如何努力也无用，所以心境反而平和。大师说：“原本以为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现在看来你再平凡不过。命怎么能让人算住了呢？”于是便向他讲述了佛教的因果教义是“命由己造”，如果是不平凡的人，就一定会突破束缚，创造更好的命运。袁黄听后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做了很多善事，最后不仅生了两个儿子，还活到了74岁，突破了所谓命运的安排。

说起命运，很多人都会有疑问，佛教宣扬的因果理论不就是告诉我们前世种因、今世得果吗？一切好像都是“业”和“报”，既然今生都是前世注定，那我们还需要努力吗？这不正是一种宿命论吗？

其实佛教是告诉我们要超越自我，要学会在今生造新的善因、结新的善果。这正是改变人命运的好方法。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努力付出，就一定会有丰硕的回报。佛教中常讲“自作自受”和“自性自度”，就是说因和果都是自己造成的，出现了恶果也必须由自己去解决，所以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来解决问题。这么看来，佛教宣扬的正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

很多文化人信了佛教，反倒没文化起来，相信宿命，其实佛教并不强调笃信神灵，而是强调自强自立。

从科技到人文

有个人苦恼极了，走到一个地方喝茶，想清静一会儿。茶开始很热不能喝，过一会儿就慢慢凉下来了。看到茶不管怎么热，最后必会凉的现象，他从中悟到了佛教万法无常的道理，悟到了一切执着其实都是自寻烦恼。真所谓求不得也苦，舍不得也苦。

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技越发达，宗教也会随着发达。

在北京大学的众多社团中，由佛教文化爱好者组织的“禅学社”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现在全国的许多高校中，比如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等都设有自己的佛学社团。

很多人认为，只要科技一发达，宗教就会消亡。其实科技越是发达，宗教也会跟着发达。一方面，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必然会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宗教便有其存在的土壤。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越来越自我异化、越来越受到由自己创造的科学技术制约的时候，也就越是需要人文的关怀。宗教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它可以使人们在这种高速度的、十分枯燥的生活中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

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它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还是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文化。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宗教是一种社会道德体系，它有助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建设，有利于人们心灵的健康成长。相信宗教也必会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和谐，使人们的内心越来越净化。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佛教文化也是有机的组成部分。

佛教一传入中国，曾与中国的传统礼仪和观念发生很大冲突，一度使古人觉得佛教信徒是异类。但是，佛教从东晋以后就渗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与中国的儒学、道家融为一体了，但它并没有丧失自我的特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你是你，我是我。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营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概念，工具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价值理性则体现出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一度批判并没有折损其锋芒，它反而随着社会对物质效率的不懈追求而更加膨胀。

关于营销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并没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定论。随着市场的飞速发展，消费者行为的不断变化，传统营销也在不断吸收多个学科领域的丰富成果来完善自身。在中国，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那些及早领悟了“大市场才能创造大企业，大企业需要靠营销”的创业家们赢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可以说，所有从西方引进的管理学科，唯有在营销的功能延伸上我们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施展得淋漓尽致。营销需要竞争，竞争就是以自己之长攻他人之短。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发展历史不一样，规模实力不相同，资源能力不可比。然而，在本土作战，生产成本与人力资源是我们的优势，营销服务是我们的地利，文化背景是我们的天时。只要对近中国营销熟悉的人都不会怀疑，营销是中国市场最富于创造性的一个行业，也是中国市场最容易误闯雷区的一支兵种。很多人善于总结历史，认为中国营销的伟大成就是用了30年走完了西方200多年才走完的路。姑且不说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样的自捧至少说明我们在营销领域的确有着惊人的业绩。在一些主张知识无用的企业眼里，什么营销真理不真理，只有按照中国人自己的套路才能打败跨国公司。姑且不说这话对不对，但真正能够打败跨国公司的中国企业则未必会这么想。当我们不断总结中国营销的巨大成就时，还应该反思一下那些形而下的非凡创造对于营销的健康发展已经付出，或者将要付出的昂贵代价，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它追求行为的合目的性，它并不回避功利目的，但它并不以功利为最高目的，而是肯定功利又超越功利。在营销界，我们一方面批判跨国公司把工具理性和研究模型视为圭臬，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不分良莠，对营销工具的使用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跨国公司更多地在研究和使用战略工具，中国企业则更多地在发明战术手段。基于价值理性，企业无论大小，只有一种目的，这就是为顾客创造价值。然而，在中国市场，企业被人为地分为多种类型，企业的目的也变得多种多样。在很多强调短期目标的企业看来，营销就是战术，因为只有战术才能在市场中见效最快。对战术的执著往往使这些企业转向对战略的另一种误读，诸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思考方式常常使自己陷入“白马非马”的逻辑。一旦企业把赚钱当成目的，企业的一切便是成本，营销只能背上沉重的枷锁，因为只有营销才能转化成本，获取利润。如此一来，营销的职能往往被扭曲，企业也因丧失正确的目的而变成手段的附庸。

近年来，消费者谈“乳”色变。食品行业的营销竞争已经从产品、价格、服务层面的有形资产竞争上升到品牌、声誉等无形资产的竞争。在互联网时代，竞争更加复杂，企业积累多年的声誉资产，可能因为一次网络曝光而在旦夕之间烟消云散。而工具理性却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竞争也从市场前方转向后方，最出奇制胜的手段就是搞臭对方的名誉，这远比消耗对手的物质资源、抢占对手的市场份额、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等传统竞争更加快速有效。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营销战悄悄拉开帷幕，营销的功能再一次被网络公关的黑手们放大和扭曲。

早在1971 年，菲利普•科特勒等营销学家就提出了“社会营销”的观念，此后营销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人道营销”、“社会责任营销”等概念。在全球化浪潮无所不在的今天，企业营销不仅要以顾客价值为前提，还要以利益相关者的意愿为条件，这是营销背后的普世价值，企业必须正确对待。否则，营销在中国将难登科学与艺术的大雅之堂。

(本文为《销售与市场•管理版》12期卷首语)

人文价值理性 篇5

重庆卷作文题的材料，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命题者给出这则材料的意图是告诉考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急着下结论，与人为善，耐心地等一等，或许事实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在这则作文材料中，命题者引导考生思维的主要是这一句文字：“车上乘客开始埋怨，说母子俩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对此，笔者要问命题者：车上的乘客有错吗？错在哪里？

在今天这个高效率的社会，一分钟可以创造惊人的价值，当然也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时间对每一位赶着上班的乘客而言都是宝贵的，所以守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准则。再者从通常的乘车经验来看：等人是最为着急的，尤其是在没有准确的时间预期的情况下。因此本题中，车上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一些埋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应当受到批评。非但如此，笔者以为：应当点赞车上的乘客。因为“这时，那位腿有残疾的母亲一瘸一拐地上了车，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一句说明车上的乘客对残疾人都是有同情心的。

这个材料中真正应该受到批评的是小男孩与公交司机。小男孩应该主动向司机说明他妈妈的特殊情况；纵使小男孩不知道主动说，公交司机从反光镜中也应该能看到那位一瘸一拐走过来的母亲，他应该主动向埋怨的乘客说明情况。

很纠结命题者将这样一个极偶然的材料放到了高考试卷上，更遗憾的是命题者的意图与材料本身的客观事实相违背。命题者太看重这则材料中的人文性了（由“沉默”一词所带出的对人性的观照、反思），以至于他的思维全落在了人文性上，而忽略了去推敲一下基本的事实。笔者以为：人文性固然是语文学科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但是高考作文既是选拔人才，同时也是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一次教育；既是教育，首先就得保证教给学生的是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思维方式——不该批评谁？应该批评谁？

总之，重庆卷的高考作文题，你弄巧成拙了。

人文价值理性 篇6

几年前网易新闻中心曾有这样一则报道,某外语外贸大学文秘专业老师在有关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等方法,以抢劫银行为目的,制定“打劫银行”计划。学生们为完成这一极具创新意义的作业煞费苦心,不少方案模拟影视作品相关内容,使用炸药、催泪弹、假车牌和冲锋枪等工具、武器。两周后,该任课教师又组织学生进一步讨论、完善该策划书。该任课教师表示,这个策划书写作作业借鉴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实际的人力资源配置技能;并且认为,由于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

这种标新立异、甚至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课堂教育,典型地反映了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在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工具理性,造成人文素质和价值理性教育缺失的功利性倾向。

一、高等职业教育“工具理性”倾向明显,价值理性缺失

1.高职教育目标定位强调培养“高技术人才”,忽视人的全面素质

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各类高职院校抓住机遇,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面向服务生产第一线,把培养大量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第一线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目标,强调培养并形成学习者的技术应用能力,使之进入社会就业。这种办学指导思想体现在专业设置、课程模式、教学模式等方面,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工学结合的开展、资格证书的获得等看得见的工具和技术,对于高职学生的人格素质、思想情操、审美能力等方面,相对不够重视,甚至避而不谈。

2.高职教育课程内容强调技术的实用性,忽视技术的人文性、社会性

职业技术教育是技术发展的产物,技术也就成为了职业教育的基石。技术的过程是物的要素(工具、材料)、人的要素(知识、能力、素质)和技术本身目的的有机结合的过程。技术有实用性,也存在人文性和社会性特征,这表现在: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客观的技术要起作用,人的自主意识也要起作用,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因素、人文文化也起作用;另一方面,运用技术进行生产活动,其结果有实际的物的产生,也必然创造一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如对人类心理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目前的高职教育在实践上,强调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价值,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利益的更大化。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教学目的,本文开头所述任课教师在讲评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理论作打劫银行策划书时,提醒学生思考如何有效配置人员、合理安排时间以使打劫行动更安全、更高效。

3.高职教育对能力的认识强调职业岗位操作技能,忽视综合职业素质

高职教育无疑是非常重视能力的,从专业课程的设置到教学模式的选择,从教学运行过程到配套设施保障,都强调要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根本出发点。然而,这种“能力”在实际中有被简单化理解的倾向——把单一的岗位操作技能等同于全面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关注确定工种的需要,关注岗位技能的训练,忽视适应较广泛职业群的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高职教育的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行为,使得部分在专业不对口岗位就业的毕业生,很长时间内不能胜任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面对职业发展时后劲不足。

以上种种造成高职教育实践中技能、技术与人文素质的分离,技能教育被日益强化,人文素质与价值理性教育逐渐衰弱,并日益边缘化。尤其在科技至上、物质至上的社会潮流下,高职教育实践过程中工具理性得到广泛接受,淹没了对培养全面的人的呼吁。

二、高职教育发展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

“教育世界是形成自为人的意义世界,教育实践的本原、根据、最高追求和全部意义、全程价值、终极关怀是人,是学生,是通过教学不懈追寻、发现人的意义和提升人的价值。‘成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育人是教育安身立命之本。”[1]爱因斯坦曾说过,学校的目的始终应该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专家。因此,仅仅用专业知识、技能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我国著名学者徐葆耕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就两个极端而言,孤立的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可能会造就两种畸形人,不懂技术奢谈人文的“边缘人”和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欠缺工具理性和技术的人,根本无法参与到现实的发展中来,只能是怀着空中楼阁式的“崇高”“乌托邦”理想,却难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即使是面对机遇,也只能是“有遇不才”。但只有科学知识,而精神世界苍白、贫乏的人,同样是可悲的。他们的大脑被所有的公式和定理格式化了,只能使自己没有精神价值和人性;在缺少正确价值观指导的情况下,甚至导致对技术的极端运用,造成社会危害。几年前清华大学学生为了证实“熊的嗅觉敏感,分辨东西能力强”这句话的正确性,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此番“运用人力资源配置理论作打劫银行策划书”同样有这样的倾向。单纯追求价值理性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自己变为一无是处的“废品”;而单纯追求工具理性的人,则是社会的“危险品”。理性的任何一方面的单极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担负着传递、创新文化以及提高学生精神境界的双重任务,“大学教育除了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有清楚的头脑、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能理解、判断。”[2]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应当是具有健全人格体系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承载知识、存储技术的容器;应当是既掌握了较扎实的职业技能,又具有完美的精神品质的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通以及升华,是现代高职教育应当具有的重要灵魂。

三、重视高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追求

1.对技术的理性认识,改变高职教育工具理性倾向

不否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赞同职业教育对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意义。但关注技术教育的工具性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可以以忽视人文素质和价值理性为代价,而应该高度重视高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追求。

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新技术正迅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对世界的认识,推动着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与经济某些层面的片面膨胀,出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巨大断裂,片面强调与追求技术作为工具的最佳手段和途径的意义,导致了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与人格畸变、异化。因此,应该对技术进行理性认识——技术不该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利益不该是技术的唯一取向,技术的人性化和人文价值应成为更重要的追求。

人文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并不矛盾,因为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与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不同,关键在知识和技能的结合上,也就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以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为宗旨的高职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有一技之长的职业人,还要塑造完美的社会人。高职教育如果只让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没有成功地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学生的专业学的再好,这种教育也是失败的;如果不以人品优先,就会培养出善恶不分,不管是非的技术动物。以技术教育为特质的高职教育迫切需要抛弃那种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的功利性倾向,把人文素质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彰显教育过程中的人文价值,追求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融相通。例如我们的高职教师为什么不布置学生思考如何运用人力资源理论高效地抗震救灾?

2.对全面职业能力的正确认识,改变高职教育短视倾向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知识和教育的功能的理解局限于短期的“有用性”上,而这种“有用性”的内涵又是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的“有用性”就是实际的操作技能、知识、经验,再加上职业资格证书考试中规定的考试要点。这种非常实用主义乃至急功近利态度,忽视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其结果往往是造就一批卓别林时代的生产流水线上的简单劳动者。这绝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现代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职业岗位操作能力,而是从业素质的全面提升,包括职业技能、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创业能力等等。高职教育应把握能力本位和全面职业素质培养的协调,由关注岗位技能训练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转变——不仅仅为了学习者就业,还要让学习者适应社会变化和未来发展,让学习者成为会学习、有能力、有自信的人。

我国著名学者杨叔子曾说教育是“育人”非“制器”;那么高职教育更应该改变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割相离的“制器”状态,追求两者相通相融的“育人”状态。

参考文献:

[1]郝文武.教育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78.

[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64.

[3]李光.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研究——理论与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