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共12篇）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1

0 引言

博弈论是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发展最迅速和影响最大的分支学科。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 博弈论从一种不为一般经济学家知晓的应用数学理论, 一跃变成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 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工具和共同语言。但是, 博弈论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它所隐含的一些问题, 其中对博弈论的发展威胁最大最严重的问题是它的理性基础, 即古典博弈论假设“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1“完全理性”的困境

“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这是博弈论的公设, 然而理性人假设却导致了诸多博弈困境, 这些困境主要体现为:

“完全理性”假设: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一个熟知的博弈困境是囚徒博弈。有一天, 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 财物被盗, 警察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 甲和乙, 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 但是他们都否认曾杀过人, 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 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个人隔离, 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 由警察和他们两个人单独谈话。警察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的刑期。但是, 我可以和你们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 我只判你半年的刑期, 但是, 你的同伴要被判十年。如果你拒不坦白, 而你的同伙坦白, 那么你将被判十年的刑期, 而他只判半年的刑期。但是,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坦白交代, 那么, 你们都将判五年的刑期。”

众所周知, 这个经典博弈案例的结果是双方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 都选择坦白, 都判五年的刑期。

与囚徒困境类似的案例还有“公共地悲剧”, 囚徒困境与公共地悲剧所反映的是个体的理性行为产生的集体的不合理性行为, 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2) 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之间的冲突

有这样一个动态博弈———A、B两个人分100元钱。规则规定:A提出方案, B对之进行表决。如果B对A提出的方案表示同意的话, A、B就按照A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B不同意A的方案, 那么A和B均将一无所有。这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dynamic game with perfec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让我们分析这个过程。

A提出方案时, 他知道B是理性人。B的行为是可被A预测的。A将提出这么一个方案:A和B的所得比例为99.99:0.01, 即给B留1分钱, 而将其余99元9角9分留给自己。此时B面临“同意”和“不同意”的选择:如果B“同意”, B所得为1分钱;如果B“不同意”, 他将一无所得。理性的B将选择“同意”———这个选择是A所能够预测的。

因此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理性的B只能得到1分钱!而A正是根据B的理性的选择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当然这不是实际情况, 有博弈论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实验研究 (在经济学中实验研究已成时尚,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尔曼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先驱) 。根据宾谟 (K Binmore) , “实验结果呈现多样化, 但是参与人A提出的方案很可能在50:50附近;而对参与人B而言, 如果其分配的数额不少于三分之一, 他将趋向于接受。”

现在, 我们假定B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理性。他会向A发出威胁“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份额, 我将不同意。”A知道B确实不是完全理性的人。A想, 如果不给B足够数额的钱, B将不同意。因此, 在提出分配方案时, A会考虑B的非理性的程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 如果A是理性人, 而B极端非理性, 那么一个可能的分配方案比例将是0.01:99.99。即A得到1分钱, B得到99.99元!

这个例子中, 我们看到, 人的理性程度与其所得是呈反比关系的。在博弈论中理性人是努力使自己的收益最大的人, 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越理性的人得到的利益越低。

理性人假设导致如此多的困境, 而这些困境好多与实际相违背。博弈论想要作为一门科学发展下去, 除了能够用它的理论解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还要能够对个人或团体作出正确决策有理论指导。而单纯的假设“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 显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2 完全理性的修正———有限理性下的博弈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进入博弈论, 实验博弈论用实验研究策略行为的一般原理, 而演化博弈则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博弈论, 它假定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 由此与此前的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古典博弈论形成区别。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 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 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 (Simon) 。西蒙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关键是确定博弈主体学习和策略调整的模式, 或者说机制。由于有限博弈主体理性层次的多样性, 使得博弈主体的学习和策略调整的方式和速度相差甚远, 要对有限理性博弈做出有效的分析预测, 必须发展适合分析博弈主体的学习和策略调整过程, 适合分析这种学习和动态调整过程中的稳定性, 必须用不同的机制来模拟博弈主体的策略调整过程。

目前, 采用较多的两种分析机制:一种是理性层次较高、学习能力较快的群体, 其分析机制是“最优反应动态”;而对于理性层次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行为主体, 相应的分析机制是“复制动态过程”。事实上, 不仅不同博弈的博弈主体的理性和学习能力有差异, 需要多种动态机制来模拟, 甚至同一个博弈中的不同博弈主体在理性方面也会有较大差异, 同样需要不同的动态机制来描述和分析。所以, 生物进化中生物性状和行为特征动态变化过程的“复制动态”, 在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中正是模拟有限理性博弈主体学习和调整策略过程最主要的动态机制之一, 而生物进化理论所具有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恢复或者达到的稳健性均衡———“进化稳定策略”, 恰是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中最核心的均衡概念。

正因为上述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与生物进化理论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种博弈分析理论也称为“进化博弈论”或“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下面分析这个鹰 (H) —鸽 (D) 进化博弈模型。在一个生态环境中的一群动物, 可以采用两种策略一鹰策略和鸽策略, 围绕着有限的生存资源进行博弈。其中的鸽策略 (D) 是指比较温顺, 面对强敌就逃跑的策略, 而鹰策略 (H) 是指比较强硬, 碰到对手就一直与对方战斗, 直至对方逃跑, 或自己受伤的策略。V代表双方争夺的利益, C是争夺中失败一方的损失。

这个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表示如表1:

可以看出, 如果双方都采用鹰策略, 那么双方获胜和失败的概率都是1/2, 因此各自的期望利益都是V—C/2;如果一方采取鹰策略, 另一方采取鸽策略, 则采取鹰策略的一方获得全部的V, 采取鸽策略方得0;如果双方都采用鸽策略, 那么双方能够分享利益或各有一半机会获得利益但没有损失, 因此各有V/2单位得益。

设战略分布已知, 即集体内采取鹰策略的比率为P, 采取鸽策略的比率为1-P, 则采取鹰策略的个体的期望收益为:EU (H) =p (V-C) /2+ (1-p) V;采取鸽策略的个体的期望收益为:EU (D) =p (1-p) V/2。

当V>C时, 无论P为多少, EU (H) >EU (D) , 因而鹰策略为支配策略, 所有个体均会采取鹰策略。这也是惟一的一个纳什均衡, 但它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 类似于囚徒困境。

当v<C时, 情况要视P的大小而定:

(1) 当P<P﹡时, EU (H) >EU (D) , 采取鹰策略者将获得更高收益, 采取鹰策略的个体数目将会增加;

(2) 当P>P﹡时, EUH<EUD, 采取鸽策略者将获得更高收益, 采取鸽策略的个体数目将会增加。

这里, P﹡为稳定地采取鹰策略的个体占总体的比例, 可以证明P﹡=V/C。所以, 当我们从最佳响应动力的角度出发, 社会中的策略分布无论从哪一点出发, 采取鹰策略的个体比率最终都将收敛到P﹡上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 P﹡具有进化稳定性。

上述进化博弈分析方法, 可用来分析由有限理性博弈主体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筛选、演进, 特别是各个策略在群体成员采用频率、比例意义上的动态稳定性;研究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长期通过学习和模仿调整策略最终会达到的策略频数意义上的均衡及其效率意义;在长期意义上或者对已经延续了相当长时期的问题, 也可用于对相关问题的预测。这种进化博弈分析对完全理性博弈分析的纳什均衡也有一种检验和筛选作用。进化稳定策略是纳什均衡的一个精炼概念, 进化稳定策略必然对应完全理性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包括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但完全理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在进化博弈中并不一定是进化稳定策略。更重要的是, 虽然完全理性是唯一的, 但有限理性却有多种情况和层次。对学习速度较快的小群体有限理性博弈主体的动态策略调整, 描述他们的进化博弈过程的有效动态机制主要是“最优反应动态”。而在最优反应动态中还存在各博弈主体究竟是对哪个范围的其他博弈主体的策略进行反应, 是对其他博弈主体的前期策略进行反应还是对过去的平均策略进行反应等的区别。事实上, 进化博弈的动态策略调整机制是很多的, 究竟采用哪种应该根据对具体问题中博弈主体的理性和行为方式的判断而定。

3 结论

由于对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引来了诸多的博弈论困境。于是有限理性应运而生, 通过对目前有限理性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说明,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出现给博弈论的发展带来了曙光。“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往往不能或不会采取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博弈主体间的策略往往是通过学习调整的结果, 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 并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能够更大程度的反应现实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承性对于人类做决策的影响。

摘要：“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这是古典博弈论的基本假设, 是博弈论发展的理性基础。但是这个假设却产生出一系列博弈困境和悖论。这促使古典博弈理论理性基础的修正-有限理性下的博弈理论诞生。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 是划分古典博弈论和现代博弈论的分水岭。

关键词：博弈,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参考文献

[1]潘天群.博弈论中理性人假设的困境[J].经济学家, 2003 (4) :99-104.

[2]肯·宾默尔.博弈论教程[M].谢识予, 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谢识予.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理论[J].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1, 3 (5) :3-9.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2

法硕 0356 翦诞

没有比不正当竞争法更具可塑性的法律了，25年前一个不被认为可诉的错误如今却成为可能。在“竞争”这个单词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衡平法的启动主要建立在“不正当的事实”基础上的.许多早期的权威论断，可能是一些早期的判决，已非现在的安全指南。这些使用旧的商标保护理论而大力做的司法表达所反映的急切心情表现出人们希望法律的步伐赶上现代商业发展的需要，并为其服务。他们反映出一种意识，既在应付商业腐败的进革新创造力中需要表现宽容和慷慨。但商标保护的发展是通过诉诸“善意”和“司法情感”而取得的，而非依靠从一个包含的真正的侵权行为的批判性的分析所得到的严格的法律原则。但是，这些司法情感本身是对关于商标的本质与功能及对其保护的必要性的特定历史先见所做的一种设想。这些设想的现实有效性和实际含义就是本文所涉及的内容。

传统的关于“商标基本及固有的功能”的界定是由联邦最高法院在指导Hanover Star Milling公司诉Metcalf案中给出的。即：“为确定商标所附货物的原产地或所有权”。被商标标识的“原产地及所有权”必须是“自身的原产地及所有权”。这个定义已经被法院在实践中统一适用，只是语言的最细微的不同，但这些不同并无任何意义。为了检测该定义的适当性，定义必须十分简略并考虑一定的历史数据以及贸易的实际运用。历史数据现为作者在他处做更详细的研究。

.现代商标有两个历史根源：（1）所有权标识，它虽是任意性规定，但经常被所有者附于商品上，为的是方便不识字的店员或万一在海难或海盗抢劫货物时能为所有者确认以及收回。标识本质上是商人的而非制造者的标识，并且与有争议的商品的生产来源无关。（2）规范性的生产标识，它由法律、行政命令或市政及协会规章强制附于货物上。所以工作中的瑕疵能被追溯到有过错的员工并处以重罚，或者在协会垄断的地区能发现并充公外地走私货物。这个标识是关于原产地标识，指明货物的实际生产者。

400年前，商标显示它所附货物的原产地或所有权。商标现在的功能在何种程度上与过去一样？事实上，一点也不相同。法院再三指出定义商标依照所有权或原产地，是因为现代贸易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上从制造商那通过批发商或进口商和零售商销售货物至消费者的过程中，持有著名商标的货物的来源或原产地鲜为消费者熟知。20多年前，第七巡回法院指出“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千分之一的人知道或渴望购买Baker牌可可粉或Baker牌巧克力，但他们并不知道Walter Baker 有限公司”。可口可乐和Yorkshire Relish也是一样，关于后面的标识，皇家法官Lindley认为：人们可能被欺骗，把某类货物误认为是其他种类，尽管他们不知道其中任意一种货物的生产者。不知道该人的名字，但他的标识是仿冒的，如果他的名字与他的标识同样为他人知晓，将使他的生意受到很大的损失。他所使用标识，赋予他的货物一种信誉。他的生意很大程度依赖这种信誉。他的商标有助于出售货物。

多年前曾Cheney Bros的员工身上在进行的一项实验。结果表明（1）接受测试员工中的66.6%，通过著名商标识别一定的产品；但是（2）仅28.4%的员工知道是谁生产了持有该著名商标的产品；37.7%知道拥有这些商标的公司具体是哪些。该结果显示的只是在单个地方实施的单个实验的结果。毫无疑问，该结果与普通的经验相符合，并形象的说明了根据所有权或原产地界定商标时所使用的古语。

商标为距离消费者千里之外的生产商，或者由进口商、批发商或委托商贴附于货物之上。进口商或批发商不是生产者，仅挑选货物并将他们投放到当地市场，委托商甚至不挑选货物或提供相应的服务，而仅仅是将所有者发给他的货物出售出去。此外，在GREAT WAR期间及其以后，国外敌方的商标由购买者从外国财产管理人那里在无须同意的情况下完全取得使用，更不用说是与原商标所有权者合作而取得使用。即使这些商标有可能是通过欺诈或由购买者和外国财产管理人串谋取得。

无视商标或贸易名称可使消费者知晓有关货物的真实来源或原产地的观点，意味着什么并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不仅意味着所说的商品有一个确定或特定的来源，它的特点或与之相关的特色被消费者所熟知，并且使用相同商标的货物来自相同的——这一现象几乎是普遍的——原产地或通过相同的渠道到达消费者那里，就象其他已令消费者满意并贴有相同商标的商品一样。几年前Learned Hand法官在关于“Shredded Wheat Biscuit”案件中写道：

原告至少证明公众已经习惯辨认他的小麦饼干，如果不是通过名称，尽管是通过匿名的方式，但至少是从同一生产者发出的。后者与前者的所追求的目的是一样的。

因此，尽管公众购买这种饼干是出自喜欢它，但原告在其他动机，例如由于习惯生产者驱使购买时也同样有厉害关系。

表面上来看来认为当消费者不知道一贴有商标的商品的具体来源，但他知道贴有同样商标的两种商品是由同一渠道发出的观点有点吹毛求疵。尽管，细微的区别在现在的联系中意义重大，因为它产生创造性区别，而不仅是现代商标或商品名称的象征意义。这种区别的强制力在最近的英国McDowell申请注册NUVOL商标案中，有显著的表述，该申请遭到Standard油料公司的反对，该公司是用语医药油上的著名商标NUJOL的所有者。申请者争论的焦点是由于Standard油料公司没有以自己的名义把NUJOL出售给英国社会，而是通过它在英国的代理商Anglo-American公司出售了，所以英国公众并不知道NUJOL的真实来源。Duncan Kerly爵士支持Standard石油公司的意见，认为：事实上NUJOL发自Standard油料公司并不重要，当人们看到NUVOL时，无论 NUJOL来自哪，他们都可能会假设它与NUJOL来自同一渠道。Duncan爵士的观点被低等法院认为是“十分古怪”且毫无根据的，但在上诉中皇家法官Warrington认为：我认为注册商标所产生的欺骗在于两个产品都由同一渠道发出，在我看来，讨论目前的问题的目的不在于公众是否知晓它们的来源。

商标的实际功能是把产品当作令人满意的，因此刺激公众消费继续购买。事实上，并不能过分强调制造商或进口商通过他的商标越过零售商而直接到达消费者，因为那里关键是要对商标保护进行有效的安排。仅把商标定义为商誉的象征，而没认识到商标中包含了代理机构为它创造和保存了商誉，这样就忽视了商标本质中最重要的方面及最需要保护的阶段。认为商标“仅仅是可视的更重要的商业信誉的显示，这种商誉是一种应被保护起来的财产，以免受侵害”，或认为“商誉是本质，商标仅是它的反映”，上述观点并没有正确的指出现代商标的功能，并忽视了对它进行充分保护的问题。在驿站马车的年代，当金色的狮子或绿色的鹦鹉对于又饥又累的旅行者来说象征着一位微笑的房东，一顿出自特别厨师之手的美味，一杯美酒和一张舒适的床时，一个旅馆的招牌仅仅是信誉“可视的表现”或可能是家庭的习惯，但在现在，商标不仅是信誉的象征，但常常最具效率的代理商对商誉的创造，深印在公众脑海中产生匿名的、非个人担保的满意，并产生一种期望，希望能得到更多满意。商标事实上出售商品。不言而喻，商标越有特色，商品的销售能力越强。

商标的保护源起一项警察措施用来阻止因销售伪劣商品而产生“令人悲愤的欺骗行为”，并保护集体商誉和行业垄断。通过一桩欺诈起诉案，将抵制对商标的侵害写入了普通法，尽管受欺骗的是公共而不是商标的所有者，普通法中的商标法案也是欺骗。另一方面，衡平法起到“帮助”和“补充”普通法的作用，拥有商标被认为是“法律权利”，这一法律权利首先被认为是在本案中保护原告商标权利的司法权，而不是考虑欺骗的问题。因此，在伟大的Millington 诉 Fox, Lord Chancellor Cottenham案中记载道：结合先例得出结论，本案中充分显示了原告对该争议商标享有权利，毫无疑问，他们有权利在衡平法院的帮助下执行该项权利。

尽管，后来衡平法方面的决定指出：从商标保护所有权方面到实际上普通法的相同原理的转变——多次引用的Lord Langdale在1842年发表的附带意见中有提及：“我认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原理十分易懂，一人出售伪装下的商品并非他自己的，而是其他人的商品。衡平法并不是为帮助一项确定的法定所有权，而继续对商标进行没有限制的保护，但它在英国“仿冒”学说或美国的不正当竞争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作用。衡平法的本质是“诈骗法的发展，它的目的仅是预防欺诈销售或冒充货物由他人生产但却是由此人或公司生产的。”同时代的专业陈述也清楚的证实了这点。“交易习惯的转变”是在“仿冒”或“不正当竞争”的起诉案中的控诉要旨。最高法院认为：“不正当的实质包含于生产商或供应商在销售中冒充是他人的商品。”在商标案件和未伴随侵害商标的不正当竞争案中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

在我国和英国的最近的判决中超出 “交易习惯的转变”案例，扩展了“不正当竞争”的含义。但这是一个制造异议而不是坦诚认可商标保护真实基础的过程。除以下情况外，在非竞争货物上似乎没有必要或理由对其进行商标保护：（1）在没有发生实际贸易，有可能会混淆侵害货物的来源时；（2）受侵害商标或名称的使用可能对原告产生信誉危机和财政负担或其他类似的具体伤害时。因此，最近一位作家写道：“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让公众认为相同品名的产品来自同一公司，司法就不能责怪这种“错误”的行为，Ainsworth诉 Walmsley案给出一个经典的例子：如果他没有将商标贴于铁制品上，而是贴在了亚麻制品上，并在上面印上了狮子的图案，其他人可能就会将狮子图案印在铁制品上，这同样为法律所允许。”不负责任的错误的结论是基于一种认为商标的功能仅是表明“来源或原产地”的古老观点。它假定“这一主题的所有法律是建立在衡平法的基本原则上的。这一基本衡平原则额是指别人将不会把自己的货物冒充是他人的”。以及在亚麻制品和铁制品上使用同样的“狮子”标志造成的单一的侵害结果可能会混淆两种不同商品的来源。它忽视了习惯的创造和保持是现代商标的最主要的目的，而不是原产地的确定，商标的独特性或特征的保存对与它的所有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最近最高法院重申了同一商标可能用于不同等级的商品上这一观点，这个观点与一重要原则相关，该原则认为“除了与使用其相关的商业或贸易之外，商标本身不具有财产性质”。但为什么对同种商品的商标保护的局限性逻辑上且必须在总体上遵守商标中不包含财产性这一规则呢？后一规则是建立在公共政策之上的，即一人不能把商标作为他商品质量的保证在交易中之外，将商标的使用权出售或“出租”给利用他的商标出售大量劣质产品的人。这一有益的原则它的基础并不是普通法，而是更早前的“行业法学”，该原则正是在300多年前从伦敦的刀具商们得到强化，他们在1624年规定：“除非他是名炼制者或他自己能够像一名工匠那样炼制刀具，否则他不能拥有适当的商标。”

然而，商标必须属于一现有的公司这一原则，无论如何不能对商标的保护范围设限。除了由于将商标用在其他货物上破坏其独特性，这点将稍后讨论，一旦商标开始为公众指示令人满意的持续并统一的货物来源，商标所有者应被允许最广范围的将“他的商标的自然延伸”至企业的其他领域。这一观点在“GREAT WAR”之后的Remington Arms公司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Winchester Repeating Arms公司和Dupont公司，该公司需要立即在保持商标和名称不变的情况下由战时资料生产商转型为完全性质不同的和平产业。按照商标功能之一的“来源或原产地”理论，以及“相关商品”模糊定义，法院仍在“同一种类”或“同一声明的质量”短语上做出了最严格的书面解释。因此面包和面粉，烤薄饼粉和糖浆属于同一种类。另一方面，粗制小麦粉和“精制粉”——如烤薄饼粉——被认为不属于“同一类商品”。口香糖被认为的是种“食物”，烟草被为认为是种“毒品”，冰激凌和牛奶，奶酪和黄油有可能不属于同一种类。法院在满足交易需要和商标功能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疏忽，并自然引申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没有竞争，就不会有不正当竞争。”该原则认为商标或商品名称只能与它的使用范围一致，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为不同的公司所使用。这样一来：波士顿和普罗维登斯的商标不能扩展到乌斯特，NEW HAVEN和恩沙克特。全国有名的连锁剧院在波士顿的分院，不能将它的市场或观众扩展到林城、劳仑斯、波特兰或非其堡。原告在新泽西北部的商品不能使用其仅在20到30英里之外的在新泽西南部的商品名称。而无视近年来覆及全美的这种连锁形式组织的需要，此外，这些判决是建立在过时的邻近交易理论上的，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消费者通过电话、汽车、电机车、高速城际运输和铁路的存在可在远在居所的地方计划购物，并且越来越依靠商标和商品名称作为商品质量和满意度的象征。

我们已经认识到关于商品功能及商标保护的需要这两个过时的观念阻碍了商标法的发展。一开始就假定商标标明原产地或所有权——即来源——即使是在目前商标法中最宽松的解释中，商标法仅能在滥用商标造成实际混淆导致转变行业或具体财政负担或有害交易信誉时才能防止此类滥用。然而，我们认为将商标运用到所有无关的商品上，即使缺乏上述损害要件也可能对商标所有者产生实际侵害，若是如此，侵害是什么，程度如何，如果存在某些侵害法律是否应审理这种侵害？

商标盗版越来越狡猾和精细，他们通过暗示和类似，周详的进行盗版，而不是直接、精确的复制受害者的商品和商标，近年来，重要的商标诉讼历史显示在非竞争货物上使用相似的商标是普通而非例外的侵权案。在英国著名的K ODAK（柯达）案中，照相机和自行车是争议的对象，在AUNT JEMIMA案件中的薄煎饼粉和糖浆，在VOGUE案件中时装杂志和帽子，在ROLLS-ROYCE案中的汽车和收音机零件，在BEECH-NUT案中的农产品和烟草，在每例中，被告并没有从原告那里“直接复制商标”，而法院认为在缺乏“直接复制商标”时，他们必须非常费力的提出另一项对原告的侵害以支持他们的判决。每一例中的实际侵害只能依据商标功能有关的结论来评估。商标自身在逐渐消减其影响力，而只能通过在非竞争产品上适用，从而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印象。商标越具有特色和独特性，给公众的印象越深，要将其保护起来免于受与之相关的某类产品的损害、分裂的需要就越迫切。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如今法院误认为商标在交易中只能做为附属品使用，而不愿将对商标的保护明确的建立在“原告商标的价值很大程度上由它的独特性决定”这一原则上来。

另一方面，有可能在法制历史的其他阶段，法院是间接达到这一结果的，例如以“BLUE RIBBON”商标案件为开端，一方面是普通的或半描述的商标或名称，另一方面是垄断性的或富有想象力的商标或名称，法院在这两者之间逐渐但已非常明晰的做了区分。关于一般的商标，美联邦最高法院最近认为专利委员驳回允许在刹车头、刹车杠、刹车鞋等上注册SIMPLEX商标的申请，理由是同样的商标已为绝缘电线所注册这一判决是错误的。法院指出，SIMPLEX这字包含近60项由许多不同商家已向专利局注册登记的并运用到不同产品上的商标的全部或部分，如窗户、电线、水泥桩，高尔夫球练习器，空气制动机、墨水和纽扣。巡回法官HOUGH在GOLD MEDAL这个词上也强烈的表达了同一观点。

GOLD MEDAL显然不是与KODAK 和AUNT JEMIMA这类新型、垄断或富于想象的商标同类，“它是个褒义词，暗示着价值，为权威组织承认并授予奖励，它仅与一些显著的、不断宣传的特定商业或个人有关，名称本身没有新意，就像词“blue ribbon”一样，运用极为广泛多样。有人设计了一个新的字“catching”来形容他的商品可能常常正好用来防止其他人用他这个字或造词用于其他完全不同的商品以扩大知名度．．．但有人用blue ribbon 或gold medal这些词就可能满足一些无须有特色名称的特殊领域。

与一些半描述性或褒义商标的受限制保护相比，例如simplex，blue ribbon或gold medal 仍比用于墙板上的注册商标duro保护更全面。法院承认两类产品属于“技术性差异”，通过指出二者“均运用于居所”，遵从相关商品的古老惯例。但法院更进了一步，在它的判决中我们找到了第一个暗示，即：商标本身损害的可能性本身应当构成救助的基础。

在当前的案例中，当加里弗利亚木材制品公司采用“duro”做为它的商标，这个字就变得与特定公司（duro公司）有关联了，无论何时使用，都使人想起“那个特定的公司”，而两家公司产品所描述的差异仅是技术上的，但都是用于居所，迹象显示，我们将受缚于这样一个观点：他们同时使用这一商标将导致混淆duro公司。如果加里弗利亚木材制品公司为公众所知晓的已成为duro公司及其产品的代表而被允许使用这一商标，其他公司也可以时使用，这样将对duro公司造成损失。

对垄断性的或富有幻想的商标或名称应给予比普通符号、字或短语更深程度的保护这个规则，看上去完全正确。如blue ribbon这样的商标或名称不管是否注册，已为各种商标或服务所使用，超过60次。Simplex已超过60次，star商标从1896年起，已近400次，anchor在1896年就以注册超过150次，至1923年起，bull dog已过100次，gold medal超过65次，3-in-1和2-in-1有79次，noxall有50次，universal超过30次，lily white超过20次——所有这些商标和名称现如今在公众的印象中只有微小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通常意味着价值、优质或商品其他的品质，而不是指贴有标明其来源的商标的产品或服务本身。另一方面。Rolls-royce,aunt jmimas Kodak mazda corona nujol blue goose是它们的所有者新创的、垄断性或富有幻想的词或短语，而非人类词汇中选取的。很早以前，在公众印象中指代特定产品，而不是各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留下该特殊产品十分优秀的印象。最高法院明确宣布的“一个商标可以在不同商品上使用”这一规则是否应严格遵守。这并不是仅一个富裕幻想的商标可以，若在不同的商品上使用，或为不同服务做广告，最后必将逐步丧失效用和独特性，正如STAR blue ribbon gold medal一样，如果KODAK可以在浴盆和蛋糕上同时使用，MAZDA可用于照相机和鞋子，或RITZ-CARLTON用于咖啡。那么这些商标不可避免的成为普通的词汇，尽管它们的设计十分新颖，有创造力，并花费巨大去宣传它们，法院承认对这些商标的保护就象给予工厂和机器的保护程度是一样的。或者以动物的名称作为商标名举例说明，回到将LION用于亚麻制品和铁制品的经典案例上来，LION是华丽与优质的象征，并没有在公众印象中与某一产品的优秀品质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它用于各种产品，如亚麻制品和铁制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的个性，另一方面，一家水果种植公司最近用一种不知名或只具有普通特征的动物“BLUE GOOSE”作为商标并使之推广。当公众听到或看到BLUE GOOSE这个词时，就不会想到是率领年轻的白天鹅迁徙到密西西比河的有灰色羽毛的野鹅，而是想到了有特定商标和特定著名品质的橘子或柚子。若将它用在钢琴、剃须膏和喷泉上口，这一新型商标将很快丧失它的独特性和促销能力。

IV 从上述现代商标保护的必要性来看，判决强调对新造词的保护比一般商标的保护程度更深，需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现代商标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促销能力；（2）促销能力取决于公众心理，不仅仅是所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同样也取决于它的独特性和奇特之处；（3）将商标用于其他相关或非相关商品上会破坏或损害这些独特性和额奇特之处；（4）商标的保护程度反过来取决于商标所有者的努力或创造力的程度，该商标与其他商标相比确有其独特之处。

我们关于商标独特性的保护应构成商标保护的理性基础的结论是由近年来德国法关于同一问题的原理发展而来的。1905年，汉堡高等法院认为，KODAK相机的商标所有者无权撤消在浴缸上注册同一商标，该法院所持的理由与我们法院在同样情况下给出的理由相同。也就是说，公众不会认为浴缸是由KODAK公司制造的，撤消的申请是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26条作出的，该条纹说“若有有人预谋恶意伤害他人，就必须赔偿他人的损失”，尽管1924年牙刷的著名商标ODAL的所有者向另一德国法院提交了同样的问题，该商标所有者请求撤消将该商标用于其他铁制品上，法院认为将ODAL商标即使用于非竞争商品上有是GEGEN DIE GUTEN SITTEN，并指出，当公众听到或看到ODAL时，就想到原告的牙刷，一个标有ODAL的产品，导致公众认为它有是品质优良的，所以，该法院的结论是，原告有最大限度的权利“防止自己的商标效果弱化”，若有人使用该商标在自己的商品上就会使该商标丧失销售能力。

被告为铁制品注册了该商标，很明显是利用该商标的促销能力的优势来销售自己的产品，这里还有很多悦耳的词可供被告选择作为自己的商标，它使用ODAL很明显是由于该商标通过原告已付出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口碑。

当然，由于双方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同，同样不具有竞争性，但那不是问题的重点。原告在他商品上享有请求权，随即使用的这个商标的吸引力是由于原告一年的努力而取得的促销能力，如果该商标的价值减少了就会损害到原告对其他牙刷生产商的竞争力。

如果我们法院最终采用了ODAL案中的原则，该原则是由于他们区分新造或普通商标间接达成的。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去欧陆军工厂购买武器用来对付商业海盗。若反对者认为ODAL原则缘起的国家里，一经注册就创造了“无可争议的权利”，而在英美国家注册仅是程序上的要求而没有任何权利，应该指出ODAL判决所确立的原则不是建立在特定的德国注册理论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一般原则上的。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3

关键词基础教育 学业质量标准 研制对策

一、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背景

关于学业质量标准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杨向东副教授在其文章中已有明确界定，学业质量标准是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完成各学段教育或者结束基础教育阶段教育时，应该具备的各种基本素养以及在这些素养上应该达到的具体水平的具体界定和描述。[1]

在学业质量标准的类型划分方面，从当前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学业质量标准的编制和设计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模式，跨年级的连续性尺度模式、能力水平的案例例证模式和分年级的成就图模式。[1]

英国是跨年级的连续性尺度模式的代表，其学业质量标准的编制成果主要体现在《国家课程》上。英国《国家课程》主要是依据核心能力和内容领域确定该国公立学校体系内5～16周岁（小学1年级至11年级）的学生每个学科的成就目标。每个成就目标又被划分为九个不同等级的成就发展水平，这九个不同等级要求的难度依次递增。根据制定者的描述，学生个体可以跨越该标准所规定的不同层次的关键阶段，从而出现低于或者超越对应年级表现水平的情况。最终形成的发展尺度不仅跨越了不同年级，并且保持了连续性。

澳大利亚从2008年起开始了新一轮的国家课程标准研制，其中的学业质量标准采用的是能力水平的案例例证模式。该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设计思路和框架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公民形象来展开的，其设计核心主要是为了培养本国青少年成为成功的学习者、充满自信和有创造力的个人、见多识广的公民。在每个年级的水平学业质量标准中，都包含有内容标准、成就标准和样例。样例分为满意以上、满意和满意以下三个等级，并在每个等级后附上了学生评价样本，样本主要是以视频或者文本的方式进行展现。

加拿大安大略省是分年级的成就图模式的代表。安大略省的课程标准的系统性和前后的连贯性很强，该模式是在学业成就图的大框架下，把每种类型的学习结果依照水平的不同劃分成四类，其主要的优势在于这种成就图的研制过程相对简单，但是在同一水平上不同年级无法进行比较。同时，该模式可以对学生发展到哪种程度和水平进行评估，但是在纵向上无法了解学生个体的变化情况。

二、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现状

有学者将课程标准与学业质量标准直接等同。例如夏雪梅在其《澳大利亚国家学业质量标准的设计和反省》一文中就是将二者通用。[2]课程标准是确定一定学段的课程水平及课程结构的纲领性文件。[3]从当前来看，我国颁布的课程标准以课程的内容标准为主体，主要缺点是在学生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方面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而学业质量标准是对学生在完成某一阶段的学习以后应该具备的各种基本素养以及在这些素养上应该达到的具体水平进行具体界定和描述，优点在于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较强，是对课程标准缺点的完善和必要补充。所以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

当前我国还未颁布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但是一些地区已经提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上海以其在2011年颁布的《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试行）》为主要代表成果。该标准包含的指标内容有学生学业水平指数、学生学习动力指数、学生学业负担指数、师生关系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指数、学生品德行为指数、身心健康指数以及上述各项指标的跨年度进步指数共十个方面。[4]此指标在制定的过程中受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监测指标影响较大，该监测中心的六项监测指标分别是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公民素养，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学习素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影响学生发展的教育环境与社会环境。[5]广州地区主要以2009年颁布试行的《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学业质量评价标准》为代表成果，该标准主要包含的内容是各学科的学业质量评价。而大连地区的学业质量标准建设主要成果在《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有明确阐述，“十一五”期间，“大连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学业质量评价标准，并依据标准对学生的学业质量情况实施监测”[6]。

我国当前这些地区进行的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和探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还是存在着以下问题和困难。

第一，我国当前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基础薄弱。从澳大利亚的发展经验来看，该国从1989年就着手开始研制统一的国家学业质量标准，至今已有20余年，发展得已经相当完备。从学业质量标准的框架设计、核心价值观和内容选择到标准中的通用能力、跨学科能力内容与各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课程标准中的内容描述、成就标准和样例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当前我国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处于地方实践阶段，国内关于中小学学生质量标准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成果主要是专著和论文。[7]因为标准的研制涉及到教育学、教育评价学、教育测量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领域，跨度大、综合性强，我国恰恰在这些领域的本土化发展较弱，这就给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二，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专业人才和专家匮乏，研制水平有限。如果需要达到学业质量标准研制国际水准，就需要国家组织大量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学者参与。由于我国注重思辨而忽视实证研究，这就造成专家队伍在研制学业质量标准上存在很大的不足和缺陷。由于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国情，缺少实证研究和分析就会造成对本国国情的复杂程度考虑不充分，就会加大标准在全国推行的困难，最终得出的研究成果也就丧失了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的初衷。同时，我国教育研究发展水平和质量与世界教育强国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从当前来看，我国对西方思想照搬、照抄的现象较多，没有做到很好地与本土相融合，这也给我国学业质量标准的顺利研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三，学业质量标准研究缺乏立体思维，造成研究不全面。在国内研究方面，我国现在注重的是理论角度，这虽可以引导我国学业质量标准的构建，但是缺乏实证研究就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在国际比较研究方面，我国当前较多地介绍了国外学业质量标准编制的经验和发展现状，但是缺乏对制定过程的关注和介绍。在构建质量标准体系方面，基于统计学、心理学和教育测量学构建的基础教育监测系统，缺乏对教育哲学与社会学的关注。

三、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对策

第一，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导下，制定出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顶层设计。在此背景下加强对国际和国内文献和实践的研究，特别注意和关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上学业质量标准研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和领域，如教育学、教育评价学、教育测量学、社会学等的最新发展成果。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必须立足于实践，要注重地方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为全国性的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二，国家要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对学業质量标准的研制予以扶持。在宏观层面对现有资源进行规划、整合，统筹、协调相关研究部门和机构，加强竞争机制，促进学业质量标准研制水平的提高。鼓励和加强对我国学业质量的实证研究，了解当前我国各地、各民族、各城乡的基础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的发展现状。同时注重培养国家自己的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专家和人才，做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聘请国外优秀的专家参与指导、审议我国标准的研制。

第三，在学业质量标准研究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各地的实际情况和教育发展规律，尽量做到标准的研制能够将所有情况都覆盖到。在与国际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专家和学者应该做到对国外学业质量标准研制过程加以关注和介绍，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它们采用了哪些政策和方法来解决研制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借鉴的。构建学业质量标准体系方面，应让教育监测系统充分与社会学、教育哲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相联系，实现学业质量标准体系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四，正确处理学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之间的关系。杨向东副教授认为：“在现有课程标准之外研制一个独立存在的学业质量标准用以补充和完善现有课程标准，更加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1]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雷新勇副院长认为：“现在制定的国家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必须以课程标准为基础。”[8]综合来看，由于我国新一轮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版）才颁布实施不久，专家和学者都主张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不可以脱离当前的课程标准，这样可以达到两个标准作用的加强，形成有效的合力，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也可以达到目标更加明确、内容更加清晰、过程更易把控的效果。

四、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建议

从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程序的规范性发展情况来看，设计思想越来越趋同。整体思路大致可以分为计划动员阶段、组织研究阶段、研制开发阶段、征询意见并完善阶段。在计划动员阶段，要明确的是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总体架构、顶层设计、参与人员，所需时间等，同时要充分调动参与人员的积极性。在组织研究阶段，应该明确所需的理论和技术，确定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价值导向、素养模型、基本框架等，同时也须划分责任和权限，合理安排时间、人力和资源。在研制开发阶段，应做到理论和实证研究并重，分阶段和层次进行各学科的学业质量研制，并保证标准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同时，在实际测试的过程中，要注重对标准撰写的调整，以期达到理想的效果。在征询意见并完善阶段，要充分尊重和征求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和其他专家学者的意见，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合理的修改。

在学业质量标准的推进方面，由于标准本身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在推进策略上注重整体规划和把握推行的节奏。在推行的过程中，要选择先开展试点研究再进行全国推广的方法。开展试点工作是要进行探索和完善，为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推行奠定基础，避免出现不顾基本国情和当地的实际而“一刀切”的情况。同时，参照国外学业质量标准研制的经验和过程方法，可以先开展科学、数学、英语等一个或者几个学科的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因为国际上关于这几门学科的标准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实施保障方面，国家应该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保证后期标准的推进和学习、学员培训等方面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需要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以保证学业质量标准有法律层面上保证。

在标准研制参与主体多样性方面，学业质量标准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还需要基础教育学校自身地主动参与。国家层面的学业质量标准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如何在后续继续深入发展和贯彻实施，需要学校参与其中。学校需要支持和鼓励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加入到本校学业质量标准的研制和实施过程中。本校教师应勇于承担标准的推进责任，积极参与学习和培训，在专家和学者指引下开展思考和实践。此外，学校还应考虑学生和家长的意见，通过座谈会或者问卷调查等方式让他们也参与其中。在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得到保证以后，才有可能实现不断地对标准研制进行有效地调整，并且使标准的实施能够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 杨向东.基础教育学生质量标准的研制[J].全球教育展望，2012（5）.

[2] 夏雪梅.澳大利亚国家学业质量标准的设计与反省[J].全球教育展望，2012（5）.

[3] 张斌.“课程标准”含义的演变与解读[J].教育学术月刊，2010（6）.

[4] 关于《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试行）》的实施意见[EB/OL]. http：//www.shmec.gov.cn/html/xxgk/201111/40215201100

7.php.

[5] 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中心概况[EB/OL].http：//www.eachina.org.cn/eac/zxjj.htm.

[6]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EB/OL]. http：//www.dl.gov.cn/gov/detail/file.vm？diid=100D05000110814492811081249&go=affair.

[7] 崔友兴，向春晓，李森.中小学学业质量标准的历史检视与现实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22）.

[8] 雷新勇.构建国家基础教育学业质量标准的思考[J].基础教育课程，2012（7）.

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理性思考 篇4

一、农村基础教育公平的提出

什么是教育公平?石中英认为: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其主要内涵包括人人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利;人人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不平等”的矫正);反对各种形式的教育特权。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教育公平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公平,教育公平的实现和扩大对于促进整个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保障人发展的起点公平、消除知识鸿沟以迎接知识社会的挑战都具有重要意义。[1]应该说,这个提法在教育界是权威的。

同时,学术界有多个学科对教育公平问题进行研究,不同的学科研究的角度不同。在伦理学上,公平被理解为公正、正义,被用做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做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它要求国家应尽量平等地分配各种教育基本权利和义务,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公平合理地对待和正确地评价每一个受教育对象。要从社会性教育公平和道德性教育公平这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公平的基本结构以及教育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实现教育公平问题时必须把握平等性和差异性、合规律性和相对性、优先性和补偿性三对道德原则,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我国的教育不公平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与享受联系在一起的;从法学视角看,就是受教育权利的普遍化问题,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只有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各种组成成分和各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往往通过研究这些关系来揭示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公的等级差异。如此形成的社会学视野中,便包括了以社会平等为核心的一系列范畴,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变迁等等。

对于农村基础教育来说,公平不公平具有特殊性。首先,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起点公平的重要内容,但起点公平不等于教育过程、结果的公平,“微型班级”大量存在,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其次,地理条件、文化背景等决定了同样的投入,产生的效果可能大不一样;第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挑战。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陷入了新的困境,农村儿童和学生在教育各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严重不公平,他们因不能获取与城市儿童和学生大致平等的教育,而不能去追求正常向上的社会流动,不能摆脱原来的生活环境,导致社会差别越来越大。

二、怎样看待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

有学者指出,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核心,是社会公正的反映,其主要内容涵盖了入学机会均等、受教过程机会均等和受教结果机会均等三个方面。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问题源于教育政策,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应从教育政策入手。由于教育政策主体的多元性,导致了教育决策价值标准的多元性。而多元化的教育决策价值标准客观地影响了教育政策的公平性。要解决教育政策公平性问题,就应该将“公平”作为教育决策的首要价值标准,进而化解多重利益冲突,实现义务教育的公平。[2]

我们通过广泛的调查,认为,看待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需要理性思考。什么是理性思考呢?张维迎(2006)认为,理性思考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要学会换位思考;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其与可行的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3]据此观点来分析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是比较恰当的。

1.从教育的基本规律上分析

教育本身是科学,教育的规律很复杂,但是就基础教育而言,基础性是基本规律。孙喜亭认为:基础教育应奠定好儿童、少年健康身体的基础、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专门人才的基础、从事劳动的基础。而这四方面基础的统一点就是文化科学知识,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失去基础和轴心,所谓的“五会”“创新”“能力”等,皆是虚幻的。学校首先是读书求学的地方,把特定的知识结构教给学生是学校工作实体。但是,现实给我们相反的答案。以某区农村小学为例,为了公平,区里进行了小学布局调整,布局调整后有定点小学67所,其中定点村小学49所;小学教职工2 267人,其中村小学1 088人,占48 %;小学在校生32 052人,其中村小学及其教学点11 539人,占36%。全区定点村小教师富余情况突出,师生比仅为1∶10,但是,老龄化问题严重,专任教师50周岁以上的达600多人,55周岁以上的达250多人。并且学科不配套,英语、信息技术和音体美等学科教师紧缺,基本无专职。调整后教师整体素质不高,教育理念落后,知识结构老化,教学能力不强,教育质量不高。这样的调整有何意义,根本没有解决农村教育教学质量低的问题。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公平的重点之一应该放在“文化科学知识”教学的提高上,把构建学生的现代知识结构拿到公平的评价指标中,而不是单一学校布局的调整。

另外,在小学、初中阶段受教育期间,如何促进学生身体良好地发育成长,奠定好一个人健康的身体,应是基础教育基础性的标志之一。使学生身体得到良好的发展应包括“成长”和“发育”两个方面。农村基础教育是否公平,就要看是否满足了基础教育适合儿童成长的基础性。但是,现在大量存在“超微型班”,几人一个班的学校怎么能够让儿童正常成长呢?上学走几个小时不利于儿童成长和发育,上学一点路不走就有利于儿童成长和发育吗?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人都具有社会性,两三人一个班的学校教育与在家受教育有什么不同?而有的村级小学是6个班7个人。像这样的农村小学绝大多数学校根本没有体、音、美、英语等专业性较强的教师。“开齐课程”对农村中小学来说也只是一句空话,何谈全面发展。

总之,作为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这个基础是知识基础、人格培养基础、身体成长发育基础。农村基础教育公平不但需要起点公平,而且需要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公平。

2.从社会发展的现实分析

我国正处于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全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其本质是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础教育公平呈现如下特点:农村基础教育公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在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在政策要求上是公平的,但是具体结果是不公平的。

法律上教育公平,反映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享有不同法定的教育权利和义务,是国家对教育公平的根本规定,具有导向性和强制性等特点,这也是人权的最基本反映[4]。对于义务教育而言,强调了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并严格规定,凡适龄儿童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法律还对受义务教育者的监护人做了具体规定。但是,法律的规定仅仅是文字上的东西,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由于受到遗传、环境、经济、性别、家庭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远远未达到教育机会均等,一些适龄儿童并不能按时入学接受教育,特别是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既是农村基础教育不公平发展的表现形式也是必然结果。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违背教育公平的原则,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教育发展涉及千家万户,改变民生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成功的教育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层次的人才,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找到适应自己的岗位,并在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改变教育的最好办法是改造社会,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他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只有社会公平才能有教育的长久公平。所谓社会公平是指全社会公民能够平等自由并遵照一定的法律规范,享用社会所提供的各类有效资源的一种状态。社会公平具有四个特征:(1)公平的对象是面向全社会的所有成员;(2)公平的前提条件是平等自由;(3)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条件和范围内;(4)享用的资源具有开放性和全面性。作为社会有效资源和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教育资源,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主体人有效发展和提升人价值的必要前提,离开了教育资源,就不可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素质的全面提升,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同样,对于个体而言,要想完善道德,获取充分发展,实现伟大抱负,就必须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否则个人的发展便无从谈起。对于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平等自由地享用教育资源是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说,要解决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教育本身,而要从医疗、住房、社保劳保等方面入手。

3.农村基础教育公平应该是相对的公平

教育公平的发展有一定的相对性。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受限制、完全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它必然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存在,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对教育公平观念认识程度的影响而产生变化。教育公平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理念,是人类奋斗的方向与目标。

教育公平的真正实现必须是教育普及和教育质量的统一,全社会所有成员,都应获得机会均等的教育,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获取教育结果的平等。但是,对于农村基础教育公平来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它是相对性概念。强调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现在谈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平发展,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实际情况,需要我们广大农民朋友改变一些自己的想法、观点和态度。有的人愿意在深山老林里生活,不顾孩子的受教育条件这是不对的;一味地要政府满足自己的愿望是不可取的,要知道为一两个孩子就“大兴土木”也是一种不公平。

对于中国的现状,教育属于一种比较缺乏的社会资源,是需要科学设计、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和整合现有社会资源。我们教育一方面投入不是很多,但另一方面又存在本来较少的资金没能好好利用的问题。现在农村大量的校舍闲置就是一种浪费。事实上是有许多方法,可以使教育资源更有效的利用。比如“少盖学校多买交通车、一校多区办学”等都是一种新思路。

三、解决农村基础教育公平问题也需要理性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必须找到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关于教育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由历史形成的城乡、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平衡发展造成的;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是形成这种差距的深层原因。这种发展性的差距,只能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加以改善和缩小[5]。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并未涉及问题的根本[2]。作为公共产品的义务教育,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完全受政府的管理与调节。因此,教育公平与否应该归咎于政府的教育政策。最有说服力的是韩国与日本采取的教育标准化政策,实现了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每个学龄儿童都能享受到同样的义务教育,就连最偏僻的小学都能如此。

国际社会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给我们很多启发:确立以教育公平为教育持续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充分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提高经费利用效率;深入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建构合理有效的学业评价体系;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水平,均衡配置师资资源;有计划地发展超常教育。[6]

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往往处于难以兼得的冲突状态,教育发展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但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的是,教育领域的这一矛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教育权利平等的前提下,我们还必须着重考虑经济的合理性,要求在资源配置和教学过程中,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他们享受平等的教育;同时,又以承认个体差异、发展的不平衡为前提,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另外不同的教育,使其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最终保证他们教育过程中的公正待遇和教育质量。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术界便提出了“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平等,而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每个人特点的”观点,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公平是使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并突出学生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个性。这应该是解决教育公平理性思考的结果。

在理性思考中,就能够认识到: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公平,不是必须搞什么更大的硬件建设,而是主要从以下方面抓起:(1)国家应加大对国民教育的宏观管理、指导力度。用法律形式确保农村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对受教育情况进行重点督查,确保适龄儿童全部有机会上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农村人口的教育,对于特殊需求群体教育施行保障性倾斜;关注缩小教育差距,倡导提供“有质量的全民教育”。(2)保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益,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公正分配与高效管理;兼顾公平与效率,均衡配置、合理流动师资,提高农村教师教学专业能力。(3)结合影响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定政策及教育公平评估框架和指标。以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持续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扎实推进课程改革,优化教学过程,实践有利于学生学业进步的评价制度;在农村学校开展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教育探索,为把农村儿童培养成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4)坚持多种形式办学。由于人口分布、语言文化、性别、民族、地理环境、学校分布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都制约着办学形式,因此在不同地区建立什么样的学校班级必须考虑和适应当地的情况。在小学阶段,为满足农村、边远地区、山区等地儿童和家庭的需要,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策略,确保教育教学的高质量。

参考文献

[1]石中英.教育公平的主要内涵与社会意义[J].中国教育学刊,2008(3):1-6.

[2]朱永坤.教育决策价值标准: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影响因素———兼论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成因及策略[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24-130.

[3]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J].财经界,2006(6):72-79.

[4]孙新.教育公平的社会学分析[J].教育探索,2006(1):59-60.

[5]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兴趣做基础 理性思维学考研数学 篇5

关于考研数学的几点总结：本人系理工科应届毕业生，所以数学基础一般，但由于对数学的喜爱，所以在这次的入学考试中数学(三)取得了149这相对于我还不错的成绩。下面是我对数学复习需要注意的几点总结：

一、大纲的重要性

当然在没发布大纲之前，可以按照上年大纲进行复习，毕竟每年的大纲变化并不是很大。若大纲发布后，首先通读大纲，了解对各类知识点的要求。2003 年，大纲对考研初试课程进行了调整，数学满分由原来的 100 分增加到 150 分，即在总分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数学的分数增加了 50%，极大地加大了数学在总分中的分量。而数学由于其自身学科的特点，一直都是拉分的科目，即高分考生和低分考生之间的分差比较大，数学成绩往往决定着考研的.成功与否。

二、通读教材。

有很多同学认为读教材是浪费时间，只是埋头做题，结果题目做了很多，但效果并不好。我认为知识点是不变的，变的只是出题的方式和角度，只有对基本概念、基本定理有充分的理解、把握和运用，以不变应万变才是取胜之道。我将教材精读了三遍，定理的证明及课后的习题也已熟练掌握，为考高分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其后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也经常重翻课本。因此，对教材的脉络熟透理解，对做题速度和质量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三、适量做题

大四上学期开学后，课业负担不很重。9月至11月是考研数学复习中最重要和最累的阶段，即在该阶段内要有针对性地适量做题，这个阶段基本就决定了你的考试水平。题目做得越多，往往越能一眼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有的放矢。在第一遍复习过程中我把曾经做错的和不会做的习题都抄在一个笔记本上，并且随身携带、经常复习，了解自己错误的根源所在，搞清楚问题是出在理解得不透彻，还是思维出现了误区。开始的时候一天能抄30道错题，那自然是非常郁闷的，后来随着水平的提高，一天只有十几道了。这是一个蛹化蝶的过程，很漫长，也很痛苦，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四、做模拟试题和真题

到了12月份的冲刺阶段，主要任务是做模拟试题和真题。我一般规定自己每天在15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套试题，每次都当成真正的考试，认真地在答题纸上做一遍，做完整套试卷以后严格按照标准答案批改，给自己打分，将所犯错误抄在一个专门的错题集上 。将错题再认真地做一遍，这样一天做一套模拟试卷，周末专门拿出一整天来研究错题，查漏补缺。真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经过十几年的考试，相当多的题目模式已经定了下来，很多考研题目都是类似的。考研真题经过千锤百炼，在思想性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需要多加揣摩。尤其是近两年的考题，反映了命题者出题的方式和思路，更需要注意。关于考试时的做题习惯问题，这需要平时的积累。在平时答题时，要注意培养好的习惯，如需根据题意注意是否需要分类讨论，分类讨论的结果最后记住要做一个总结，不定积分的结果不要忘记加一个常数，与实际有关的题不要忘记加单位等等。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地方，都可能导致你的失分，如果是填空题，那就一分得不了了，被扣这样的分数是很冤枉的。一分的差距可能决定你录取与否，为了自己的理想，应该每分必争，不放弃任何成功的机会。

五、心态调整

考研与高考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考。随着考研日期的一天天逼近，看到已保研和找到工作的同学整日悠闲自在，自己却早出晚归，累得头昏脑涨，心理不平衡是难免的。但转念一想，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心情自然就会平复下来。还有一些同学复习的效果不怎么好，就怨天尤人，对自己失去信心，最终放弃了考研，放弃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实，考研并没有像大家认为的那么难，基础题还是占多数的，如果将会做的题全都做对，及格还是不成问题的。要有一定的压力，但不要太大，要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在临场考试中，一定要细心冷静，沉着应对，由易到难，该放弃时就放弃，不要寄希望于超水平发挥，毕竟能超水平发挥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

理性经济人的爱情 篇6

为什么不论男女失恋了都会容易陷入抓狂的境地?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恋人争吵的时候, 女性更容易哭泣? 这些常见的情感现象我们需要把人作为一个感性的个体去考量,或是从男性女性不同的身体特征等角度去考量。

但是, 为什么大学的校花往往嫁不了特别出类拔萃的老公? 为什么男生经常说女博士是不能娶的? 为什么女明星往往会嫁男明星或是选择豪门呢? 为什么在国外取不到好妻子的外国男性在中国往往会有市场呢? 面对这些常见的行为模式, 我们需要从理性的经济学角度抽丝剥茧地去考虑背后的动因。

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 希克斯(John Hicks) 说过:“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智力游戏”。因此对于我们而言, 多读读与经济学有关的书,做做智力体操, 能够帮助我们明了爱情和生活中原本解不开的一些疙瘩。

有一次, 太太告诉我, 她的一个好友提醒她, 跟我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可能会不幸福。朋友的理由很简单, 说我这个人整天和财经打交道, 肯定很理性,不知道怎么去浪漫地对待爱情。

听罢, 我会心地一笑。之所以“会心”, 一方面是因为这反映了大多数人的一种看法, 那就是认为经济是纯理性的学问, 而爱情是纯感性的范畴, 两者水乳交融的概率极低。另一方面, 正如梁小民在《活学活用经济学》中指出的那样,“人不能纯理性地生活”, 我时常提醒自己, 任何人, 尤其是一个喜欢经济学的人, 都应该学会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视角来看待生活, 尤其是生活中最绚烂的爱情。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事实一再证明, 男性制造浪漫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往往会得到“溢价”回报。热播连续剧《奋斗》中继承母亲“铁算盘”衣钵的杨晓芸竟然在向南破财买了束香水百合之后, 一感动脑热之际, 把自己的1万元私房钱都掏了出来。因此, 聪明的男性知道, 在爱情世界中制造浪漫会得到物超所值的收益, 因而懂经济的人会有更强制造浪漫的意愿。我也知道, 爱情的甜蜜往往来源于双方感情的契合、世界观的合拍、相处中的克己自律和坦诚沟通的努力。

正如知名经济学者梁小民写到的那样: 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 有成本( 恋爱、结婚的金钱与时间支出, 婚后个人自由的限制及责任), 有责任( 通过婚姻获得财产与责任等), 也有收益( 通过婚姻获得财产与地位, 家庭生活的乐趣, 两个人共同生活比一个人生活更为节约资源)。

爱情经济学

经济学把人看做“理性经济人”,如果基于这个逻辑来研究人的爱情就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蔚泓在《如何让我遇见你——爱情经济学随笔》中提及的那些问题: 女孩为何越优秀越难嫁? 巧妇为何常伴拙夫眠?到底是找“期货男人”好, 还是找“现货男人”实在? 为什么在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独身的女性人数比例反而越大呢? 这些让人感到困惑的情感问题, 通过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的解释, 让我们知道看似迷乱的情感世界其实是有章可循的, 这就给迷茫的人点亮了一盏灯, 也让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如何更好地把握自己和把持自己。

就以为什么男生经常说女博士是不能娶的这种看法为例。如果把爱情看做一个市场, 我们每个人都是商品, 商品质量的高低自然影响着销路的好坏, 因此人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精品, 在适当的价格下求得畅销。但是, 我们一旦变成了超级精品, 就难以逃脱橱窗精品的命运了。有学问、有气质而且收入颇丰的女博士往往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爱情对象。

如果说婚姻的收益包括实际收益( 两人一起生活降低生活费用、增加家庭收入等效用) 以及心理收益( 浪漫、温馨、稳定感) 的话, 一个人是否需要组建家庭取决于结婚形成的收益大小,而结婚形成的收益取决于男女双方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工资差别以及各自的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智力条件、身材、相貌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女博士本来就得到相当高的收入, 也具有很好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条件, 因此对方能带来的心理收益就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与女博士相处男性也往往有不如人的受挫感, 因此往往优秀的女博士不容易嫁, 男性也不敢要。

还有, 对于为什么在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独身的女性人数比例反而越大这个问题, 蔚泓把这个“自由婚姻市场”比做一个“易货贸易市场”,交易的各方都要付出调研成本( 包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经济学家认为新郎新娘掀起红盖头才知庐山真面目的情况, 往往发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时代, 当时当地的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善自己甚至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

但是现代女性追求婚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精神层面的, 经济因素不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因此, 现代女性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气质、涵养、脾气、习性及是否忠诚、值不值得付出全部的爱, 而这种调研不仅时间漫长, 而且调研成本会很大。最后的调研成本之大甚至会导致谁也看不惯谁而且谁看自己也都不合适的地步, 而且也付出了耽误很多新机会的机会成本, 落得自己孑然一身, 最后“独身”成为自己必须负担的巨大成本。

说到底, 人的举动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 以自己的心理解读作为支撑,是以追求效用实现为动力、理性与感性特质兼有的综合行为体。董志勇在《行为经济学中》一书中谈到, 要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为理性的经济分析提供忽视已久的心理基石, 还原人性中某些非理性本质, 以更准确地把握经济现象。

理性反思基础教育改革 篇7

一、热闹中的担忧:基础教育改革的“热”现状

1.被污染的基础教育。

现在的教育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中最好的教育, 但同时, 顾明远先生却指出“现在的教育是被污染的教育”。基础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部分, 还依然是适合孩子们身心健康发展的“净土”吗?生机勃勃、热闹喧哗的教育场景下总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都说实行新课程了, 没见到孩子们有什么变化”“基础教育整天改革, 究竟改革了什么呢”……基础教育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普遍让渡权利, 使学校承担起培养学生的“全部”责任, 即除了承担自身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 还承担起家庭和社会本应培养和塑造学生的责任。同时, 相较于高校面对成年学生,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不仅要增长学生智识, 还必须培养学生行为习惯、道德情操、法律法规意识等, 基础教育压力可想而知。

2.改革导向性经常被曲解。

基础教育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 每一次改革总是力图给基础教育“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 但是改革导向性经常在实施的过程中偏离本来的方向。奖励在心理学上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汇。奖励本来可以在行为的改变中作为诱因条件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经常发现奖励使用不当的情形:很多学校将奖励与教师的福利待遇等联系, 在一些情形发挥了奖励的作用, 但往往挫伤了另一些教师的积极性。同时, 学校错误追求“推陈出新”的改革模式和改革中的“声名鹊起”, 使基础教育改革导向往往成为一纸空文, 这无疑需要引起重视。

3.改革落实中存在表演倾向。

现实中基础教育改革多是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推动的, 因此, 有时候学校落实改革便成为“任务”, 被迫出现表演倾向。其中原因有二:一是改革自身的问题;二是落实改革的问题。从改革自身看, 一般改革出发点均是好的, 但改革是服务大局的, 对于很多学校而言是适应的, 而对于一些学校却可能不相适应, 因此, 一刀切说改革自身没有问题是不科学的。从改革落实情况来看, 学校可能缺乏落实改革的条件, 比如, 缺乏人、财、物条件或者教育生态中的一种或几种, 改革都不能顺利推进, 但很多学校为了应对检查或者压力, 表演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而这种表演对学校的长期发展和整个教育系统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4.改革与日常教学可能脱节。

基础教育改革涉及面广、方式多样, 可能是新教学方式的应用, 可能是新课程理念的实施或新评价方式的运用, 也可能是新教师能力的养成, 还可能是涉及各个方面的综合改革等。但是, 说到底, 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落实到日常教学中才能发挥作用。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因此, 改革实质是对教师提出要求。现实中基础教育改革与日常教学存在可能的脱节, 这种脱节源于基础教育改革不能影响教师, 进而不能影响教学, 最终导致改革效果不佳。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改革所提目标对于教师而言不能操作或难以操作, 导致教师不能改革;基础教育改革效果实则不如有些教师沿用原有教学方式的效果, 导致教师不想改革。

二、归于教育常态:基础教育改革的“冷”思考

1.操作转换, 改革理念和实践的中介桥梁。

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但令很多教师的困惑是, 改革专家们提出的理念很先进, 但作为一线教师的他们或因为能力不足, 或因为实际与理念相距甚远, 往往对理念的实施束手无策。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在改革中就表现为理念与实践的脱节。如何沟通二者是关键问题, 笔者以为, 操作转换应该成为沟通理论与实践的中介桥梁。那么如何操作转换呢?要有能承担操作转换的人并相互沟通, 专家或者改革政策制定者要能“下得去”, 教研员和优秀的一线教师甚至一些普通教师要能“上得去”, 专家、教师和教研员等协动研究出理念转化的可操作方案, 选教师试点后逐渐推广。

2.日常教学, 改革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

教学是师生间的互动, 是联动师生的核心活动, 应该是教育性教学。赫尔巴特曾指出, 教育活动中有管理、训育和教学三种活动, 我们认为教学活动是核心活动, 管理和训育都应该配合教学的开展。正因为教学活动如此重要, 日常教学应该成为改革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当教育改革理念被操作转换成可操作的方案时, 教学就应该发挥自身作用。教师基于对学生、学情必要的教学诊断后, 将操作方案具体细化到教学目标中, 通过有效的师生互动, 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也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这样, 课堂会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乐园, 改革会逐渐真正发挥作用。

3.本色出演, 改革对教师的德行底线要求。

基础教育改革要想真正落到实处, 依赖于有效的日常教学, 而教学的顺利实现全在教师身上。对于一些教师而言, 可能存在着或不能或不想改革等问题, 加上来自于同行的竞争压力、学校或上级的督查压力、家长和社会的压力等, 容易使得教师被迫选择不能坚持本色演出, 使改革不能真正落实下去。教师作为真正的改革承担者, 必须在德行上有底线要求, 必须坚持本色出演, 即必须在心理上接受并认可改革, 在实际的操作中尽可能去落实改革, 为学生营造出充满改革的课堂氛围。教师专业化要求就是教师要有智慧、有德性, 而首要重视的就是德性问题, 面对改革即应该坚持本色出演。

4.核心能力, 教师能营造课堂精神空间。

教师德性达标以后, 就要求其有智慧。现在, 对教师教学能力的核心要求就是在课堂上营造出师生交往的精神空间。这样的精神空间是基于师生身份认同与心理归依的生成域, 师生基于这种空间能获得对“我群”的认同, 从而增进彼此的亲密感、归属感、安全感和依赖感, 进而培养他们的本体性安全和集体记忆。这样的精神空间不单单是各种物质力量的展示, 比如安排不同的座位、墙上的各种标语、名人画像和学生创作的作品等, 还应该是蕴含班级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新式空间, 教学活动必须充满生命气息, 师生间能精神境遇, 能敞开心灵对话与交流。班级文化的物质表现可以流变, 但蕴含在师生间的班级文化精神内核才应该是共同追求。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8

一、薄弱学校自身要挖掘潜力, 走“内发式”改进之路

内因是关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基础薄弱学校在改进的过程中, 主要应该走内发式之路, 应充分发挥校长为首的管理者的领导作用、一线教师的关键作用和主体地位、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对于薄弱学校的发展来讲更是如此。薄弱学校校长素质的高低决定学校改进的成败。因此, 应加大薄弱学校校长的选拔培养力度。要通过改进管理作风和领导方式, 使他们真正成为薄弱学校运行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改进规划的执行者。校长的角色包括第一执行者、实时的监控者、全员的发动者、坚定的保证者。校长作为学校的一把手, 对学校的各项工作负主要责任。对于学校规划的落实和执行, 校长当然要坚决地维护和执行。校长要在规划执行的过程中, 适时地进行监控。要不断地观察和思考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监控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关注各项任务的目标达成情况。同时, 校长要积累经验, 加强应对变化的能力。校长和学校管理者要认清学校环境的可变性和实施的渐进性, 并不失时机地依据多方反馈对规划进行补充和修正。

规划的执行需要有一个协作的团队, 薄弱学校的各级组织、全体教职工都是落实规划的主体。学校发展规划从研制到实施, 都不能是校长一个人的事情。尤其在规划的实施阶段, 校长要做好发动者的角色。只有全员参与, 全程监控, 才能防止规划文本成为抽屉文件, 避免规划工作仅仅停留于制订阶段。其中, 校长尤其要重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因为广大教师是各项工作实施的一线人员, 发动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践行, 可以保证规划的有力执行。需要注意的是, 要达到人人参与、时时监控, 学校及校长就必须制定合理的激励和督导制度, 并竭力使制度深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薄弱学校改进, 关键在教师, 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主体。一是学校要以师德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教师行为规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 深入开展师德教育活动, 大力倡导“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尚精神, 引导广大教师自觉甘愿扎根农村、服务薄弱学校, 成为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二是大力加强教师培训, 提高教师素质。薄弱学校要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 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光盘等方式, 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提供高水平、专业性的培训。三是充分发挥特岗教师和强弱校交流的机会,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加强校本培训力度, 深入研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低效问题, 提高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质量。尤其是要加强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工作, 提高教师驾驭新课程改革的能力, 全面深入地推进农村新课程改革。四是要千方百计地落实好薄弱学校教师的待遇问题, 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五是提高教师的领导力。教师的领导力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备的素质之一。在薄弱学校改进过程中, 教师的领导力尤其是教学课程领导力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 在教师的培训中, 应将教师教学领导力的提升作为主要内容予以重视。

二、薄弱学校要加强制度建设, 形成良性运行环境

为了更好地执行薄弱学校改进的规划, 必须要加强学校内部管理,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在评估学校人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配备合适的人员, 完善规划执行的组织机构, 确保规划的执行和及时修正。学校管理的薄弱和师资队伍的薄弱是薄弱学校的两大顽疾。改造薄弱学校除了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外, 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造。薄弱学校的管理往往处于盲目和随意状态, 这种状态必将导致管理上的混乱, 造成教师与学生在工作和学习时无章可循, 无法可依, 这样必然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些薄弱学校虽然有一些管理制度, 但由于这些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需要, 甚至制约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因此, 校长必须把学校的制度建设当作一项重要工作长抓不懈, 找出管理方面的不足和漏洞, 及时地加以纠正。

学校管理改进对整个学校的改进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管理出效益, 管理出质量。作为薄弱学校, 在改进中应将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作为主要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农村中小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完善校长负责制, 积极推进教师聘任制, 全面实行教师岗位责任制。通过深化校内管理体制改革, 要使现有的办学潜力得到充分发掘, 办学活力得到充分激发, 学校管理水平显著提高。从制度管理走向人本化管理, 是激活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动力。人本化的学校管理, 就是要更加重视人的尊严, 遵循人性形成的规律, 开发人的潜能, 发现人的价值, 把教师的主体发展与学生的主体发展有机地在教育过程中统一起来, 使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从而激活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动力。

第一, 建立各项管理制度, 完善运行机制。薄弱学校要制定教学常规管理制度、目标责任制度、考勤、考核评价制度、奖罚激励制度、分配制度、校本培训制度、教科研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在实践中逐步予以充实和完善。对一些已经不适应当前教育发展需要的制度及时加以纠正。各项管理制度要尽可能地使其科学化, 符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使其有利于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有利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还不能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实践证明, 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是薄弱学校改造的坚强后盾, 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 没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薄弱面貌。

第二, 严格执行管理制度, 做到奖罚分明。学校仅仅有规章制度还不够, 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学校各管理机构要将各项制度切实落实到位。一些薄弱学校的管理之所以薄弱, 是因为学校管理机构和校长缺乏制度管理的意识, 往往是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 随意地、毫无目的地破坏学校的规章制度, 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给各项工作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为了杜绝上述现象, 薄弱学校应规定无论是校长、其他领导还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职工, 都要严格执行制度, 使制度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只有校长和所有的教职员工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学校才能由人治转向法治, 也只有依法治校, 才能使学校的面貌发生根本上的转变。

三、政府是改造薄弱学校的第一责任人, 政府要有所“为”

需要指出的是, 提倡内发式改革并不意味着学校改革可以完全脱离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的支持。相反, 薄弱学校在实施内发式改革时更加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外界为之提供既定的条件与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 学校强调唤起主体意识、强调内在动力机制, 继而将推动学校的发展持续向前。此外, 正是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近二十年最大限度的资源补充, 我国薄弱学校的面貌才能得以改善, 生存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发展也才作为一个新的议题能够被提上日程, 这为内发式改革提供了必要基础, 在一定意义上说, 内发式改革是改革的细胞内核, 外控式改革则起到细胞汁的作用。因此, 我们有必要呼吁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建立健全推动薄弱学校内发式改革的支撑系统。从客观上而言,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是学校改进的挑战者, 当然也应当是学校改进的支持者。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资源的提供应当是及时的、公正的、公平的, 并应当具有一定的标准。

首先, 要明确各级政府办学的责任与义务。我国采取“三级办学, 两级管理”的分级教育管理模式, 合理平等地设置公立学校是政府办学的基本责任, 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许多农村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在拿不出足够的钱办教育的现实状况下, 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管理对办好每一所学校, 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尤为重要。整体水平提高了, 薄弱学校也改进了。

其次, 政府制定有利于薄弱校建设的倾斜政策。校际间差距, 同教育经费投入、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因此, 离开合理的政策调节, 缩小校际间差距的工作将是无力的, 很难奏效。缩小校际间差距, 必须要实施有利于薄弱学校的倾斜政策。第一, 在资金投入上要体现这种倾斜政策。一方面, 或以提高原有的投入标准或以增拨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另一方面, 改变以往对重点学校投入的倾斜政策, 甚至削减对重点学校的投入, 以其所节省的资金用于条件较差的学校。否则, 缩小校际间差距的目标会遥遥无期, 甚至会使差距越来越大。第二, 人事安排上也要体现倾斜政策。改变薄弱校的面貌需要配置硬件资产, 而更重要的是软件的配置。解决好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薄弱学校面貌就可以发生很大变化。

四、建立强弱校人员的双向交流机制, 使“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

薄弱学校的教学管理得到加强, 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在强校和弱校结对帮扶改造薄弱学校工作中, 重点是帮助薄弱学校提高管理水平, 教学水平, 教学质量。结对帮扶的主要措施是:第一, 学校和学校之间领导班子成员定期进行互访, 加强交流, 共同探讨学习如何坚持德育为主, 加强德育实效, 抓好常规管理, 完善管理制度, 积极开展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第二, 教师和教师结对帮扶。强校的教师学历较高, 教学资源丰富, 组织教学的能力较强, 教学理念较新。在新课改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 强校和弱校的教师相互结成对子, 互帮互学, 薄弱学校的教师提高了业务水平, 强校的教师提高了管理贫困生、后进生的能力, 增强了爱岗敬业的精神。第三, 学生和学生结对帮扶。强校的学生和弱校的学生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强校的好学生可采取“一帮一、手拿手”工程, 对口支援弱校的学生。在具体执行强弱校教师双向交流政策的过程中, 要做到以下几点:

要培养教师对交流政策的认同和践行能力, 特别需要加强对交流教师的培训,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此项政策的意义, 以及自身在该项政策实施中的责任和价值。同时, 在交流教师上岗之前, 要加强对交流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提高选拔标准, 尊重交流教师的选择权利。要提高交流教师选拔标准。强弱校教师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均衡强弱校师资质量, 提高薄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这就要求被选派的交流教师应该是能够出色完成薄弱学校教育教学任务的优质教师资源, 否则教师交流政策也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因此, 对交流教师的选拔并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有过农村工作经验或者是否要参与职评, 而应该把其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给予交流教师和交流学校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优质教师资源只是相对的, 对于薄弱学校来说, 真正符合薄弱学校发展需要, 并能够为农村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才能称得上是优质教师资源。选拔交流教师除了满足前面提到的专业标准以外, 还需要基于教师的意愿和交流学校的需要, 这是双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 交流政策效能的真正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流教师和交流学校双方意愿的达成与否。因此, 在教师交流政策实施过程中, 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教师个体和交流学校的自主选择权, 尽量实现“供”和“需”的平衡与对应,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交流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交流学校的适应性。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9

一、薄弱学校自身要挖掘潜力, 走“内发式”改进之路

内因是关键,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基础薄弱学校在改进的过程中, 主要走内发式之路, 应充分发挥校长为首的管理者的领导作用、一线教师的关键作用和主体地位、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

1.加大薄弱学校校长的选拔培养力度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对于薄弱学校的发展来讲更是如此。薄弱学校校长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学校改进的成败。因此, 应加大薄弱学校校长的选拔培养力度。要通过改进管理作风和领导方式, 使他们真正成为薄弱学校运行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改进规划的执行者。校长的角色包括第一执行者、实时的监控者、全员的发动者、坚定的保证者[1] , 校长作为薄弱学校的一把手, 对学校的各项工作负主要责任。对于学校规划的落实和执行, 校长当然要坚决地维护和执行。校长要能在规划执行的过程中, 适时地进行监控。要不断地观察和思考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监控各项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关注各项任务的目标达成情况。同时, 校长要积累经验, 加强应对变化的能力。校长和学校管理者要认清学校环境的可变性和实施的渐进性, 并不失时机地依据多方反馈对规划进行补充和修正。

2.规划的执行需要有一个协作的团队

薄弱学校的各级组织、全体教职工都是落实规划的主体之一。学校发展规划从研制到实施, 都不能是校长一个人的事情。尤其在规划的实施阶段, 校长要做好发动者的角色。只有全员参与, 全程监控, 才能防止规划文本成为抽屉文件, 避免规划工作仅仅停留于制定阶段。

3.薄弱学校改进, 关键在教师

加强现有教师队伍的培训是教师队伍建设的主体[2] 。 (1) 学校要以师德为重点, 进一步完善教师行为规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 深入开展师德教育活动, 大力倡导“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尚精神, 引导广大教师自觉甘愿扎根农村、服务薄弱学校, 成为受学生爱戴、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2) 大力加强教师培训, 提高教师素质。薄弱学校要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 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光盘等方式, 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提供高水平、专业性的培训。 (3) 充分发挥特岗教师和强弱校交流的机会,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加强校本培训力度, 深入研究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存在的低效问题, 提高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质量。尤其要加强中小学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工作, 提高教师驾驭新课程改革的能力, 全面深入地推进农村新课程改革。 (4) 千方百计地落实好薄弱学校教师的待遇, 解决农村教师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 (5) 提高教师的领导力。教师的领导力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备的素质之一。在薄弱学校改进过程中, 教师的领导力尤其是教学课程领导力的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因此, 在教师的培训中, 应将教师教学领导力的提升作为主要内容予以重视。

二、薄弱学校要加强制度建设, 形成良性运行环境

为了更好地执行薄弱学校改进的规划, 必须要加强学校内部管理,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在评估学校人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 配备合适的人员, 完善规划执行的组织机构, 确保规划的执行和及时修正。学校管理的薄弱和师资队伍的薄弱是薄弱学校的两大顽疾。改造薄弱学校除了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外, 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造。薄弱学校的管理往往处于盲目和随意状态, 这种状态必将导致管理上的混乱, 造成教师与学生在工作和学习时无章可循, 无法可依, 这样必然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些薄弱学校虽然有一些管理制度, 但由于这些制度已经不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需要, 甚至制约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因此, 校长必须把学校的制度建设当做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 找出管理方面的不足和漏洞, 及时地加以纠正。

1.建立各项管理制度, 完善运行机制

薄弱学校要制定了教学常规管理制度、目标责任制度、考勤、考核评价制度、奖罚激励制度、分配制度、校本培训制度、教科研管理制度等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在实践中逐步予以充实和完善。对一些已经不适应当前教育发展需要的制度及时加以纠正。各项管理制度要尽可能地使其科学化, 符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使其有利于调动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有利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还不能违反有关的法律法规。实践证明学校各项管理制度的建设是薄弱学校改造的坚强后盾, 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 没有一整套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薄弱学校面貌。

2.严格执行管理制度, 做到奖罚分明

学校仅仅有规章制度还不够, 更重要的还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各项管理制度。特别是学校各管理机构要将各项制度切实落实到位。一些薄弱学校的管理之所以薄弱, 是因为学校管理机构和校长缺乏制度管理的意识, 往往是有章不循, 有法不依, 随意地、毫无目的地破坏学校的规章制度, 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给各项工作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为了杜绝上诉现象, 薄弱学校应规定无论是校长、其他领导还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职工, 都要严格执行制度, 使制度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只有校长和所有的教职员工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学校才能由人治转向法治, 也只有依法治校, 才能使学校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

三、政府是改造薄弱学校的第一责任人, 政府要有所“为”

提倡内发式改革并不意味着学校改革可以完全脱离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的支持。相反, 薄弱学校在实施内发式改革时更加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外界为之提供既定的条件与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 学校强调唤起主体意识、强调内在动力机制, 继而将推动学校的发展持续向前。此外, 正是经过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政府近二十年最大限度的资源补充, 我国薄弱学校的面貌才能得以改善, 生存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发展也才作为一个新的议题能够被提上日程, 这为内发式改革提供了必要基础。因此, 我们有必要呼吁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建立健全推动薄弱学校内发式改革的支撑系统。从客观上而言,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往往是学校改进的挑战者, 当然也应当是学校改进的支持者。因此, 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资源的提供应当是及时的、公正的、公平的, 并应当具有一定的标准。

1.要明确各级政府办学的责任与义务

我国采取“三级办学, 两级管理”的分级管理模式, 合理平等地设置公立学校是政府办学的基本责任, 各级政府责无旁贷。[3] 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许多农村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在拿不出足够的钱办教育的现实下, 扩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管理对办好每一所学校、提高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尤为重要。整体水平提高了, 薄弱学校也改进了。

2.政府制定有利于薄弱校建设的倾斜政策

校际间差距, 同教育经费投入、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 因此, 离开合理的政策调节, 缩小校际间差距的工作将是无力的, 很难奏效。缩小校际间差距, 必须要实施有利于薄弱学校的倾斜政策。[4] (1) 在资金投入上要体现这种倾斜政策。一方面, 以提高原有的投入标准或以增拨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另一方面, 改变以往对重点学校投入的倾斜政策, 甚至削减对重点学校的投入, 以其所节省的资金用于条件较差的学校。否则, 缩小校际间差距的目标会遥遥无期, 甚至会使差距越来越大。 (2) 人事安排上也要体现倾斜政策。改变薄弱校的面貌需要配置硬件资产, 而更重要的是软件的配置。解决好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薄弱学校面貌就可以发生很大变化。

四、建立强弱校人员的双向交流机制, 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

1.薄弱学校的教学管理得到加强, 教学质量大面积提高

在强校和弱校结对帮扶改造薄弱学校工作中, 重点是帮助薄弱学校提高管理水平、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结对帮扶的主要措施是:第一, 学校和学校之间领导班子成员定期进行互访, 加强交流, 共同探讨学习如何坚持德育为主, 加强德育实效, 抓好常规管理, 完善管理制度, 积极开展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第二, 教师和教师结对帮扶。强校的教师学历较高, 教学资源丰富, 组织教学的能力较强, 教学理念较新。在新课改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 强校和弱校的教师相互结成对子, 互帮互学, 薄弱学校的教师提高了业务水平, 强校的教师提高了管理贫困生、后进生的能力, 增强了爱岗敬业的精神;第三, 学生和学生结对帮扶。强校的学生和弱校的学生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强校的好学生可采取“一帮一、手拉手”工程, 对口支援弱校的学生。

2.切实抓好强弱校教师双向交流政策

要培养教师对交流政策的认同和践行能力, 特别需要加强对交流教师的培训,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此项政策的意义, 以及自身在该项政策实施中的责任和价值。同时, 在交流教师上岗之前, 要加强对交流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知识和能力的培训。提高选拔标准, 尊重交流教师的选择权利。要提高交流教师选拔标准。强弱校教师交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均衡强弱校师资质量, 提高薄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这就要求被选派的交流教师应该是能够出色完成薄弱学校教育教学任务的优质教师资源, 否则教师交流政策也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因此, 对交流教师的选拔并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有过农村工作经验或者是否要参与评职, 而应该把其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给予交流教师和交流学校更多的自主选择权。[5] 优质教师资源只是相对的。对于薄弱学校来说, 真正符合薄弱学校发展需要, 并能够为农村教育发展做出贡献的才能称得上是优质教师资源。因此, 选拔交流教师除了满足前面提到的专业标准以外, 还需要基于教师的意愿和交流学校的需要, 这是双向的。从某种程度上说, 交流政策效能的真正发挥很大限度上取决于交流教师和交流学校双方意愿的达成与否。所以, 在教师交流政策实施过程中, 应该更多地考虑到教师个体和交流学校的自主选择权, 尽量实现“供”和“需”的平衡与对应,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交流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交流学校的适应性。

当然, 薄弱学校的改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只有政府、校长、教师、社会、学生全部调动起来, 共同为学校建设献计、献策、献力, 才能实现薄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摘要：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 具有普及性、基础性、全面性等特点, 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应当均衡发展。但事实上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巨大, 出现了许多薄弱学校。为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薄弱学校要挖掘潜力, 走内发式改进之路;加强制度建设, 形成良性运行环境;政府是改造薄弱学校的第一责任人, 应有所作为;建立强弱校人员的双向交流机制, 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把内在动力和外界推力结合起来, 多管齐下, 有望使弱校变强,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关键词：薄弱学校,内发式,改进,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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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建华.作为发展过程的学校教育规划[J].教育发展研究, 2004 (11) :14-17.

[3]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68.

[4]课题组.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8-10.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10

1 循环经济的内涵及特征

循环经济主要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发展的经济 (Kenneth E Boulding, 1962)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其特点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 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 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2) 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 资本在循环, 劳动力在循环, 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 考虑生态承载能力, 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 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3) 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 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 更加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4) 新的生产观。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创造社会财富, 获取利润。而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

(5) 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走出传统工业经济“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误区, 提倡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 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2 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

(1) 实行绿色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起点。

推行循环经济要求在产品设计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 充分注意到物质的循环利用, 尽量采用标准设计, 使一些装备便捷地升级换代而不必整机报废。在产品使用生命周期结束以后, 也易于拆卸和综合利用;同时, 在产品设计中, 要尽量使之不产生或少产生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不使用或尽可能少使用有毒有害的原料。科学合理的设计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 是循环经济的首要环节。

(2) 推广清洁生产是推行循环经济的保障。

清洁生产的实现途径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即源削减和再循环, 包括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 重复使用原料、中间产品和产品, 对物料和产品进行再循环, 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 采用对环境无害的替代技术, 使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中等。推行清洁生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3) 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是推行循环经济的方式。

生态工业园区是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和工业生态学原理而设计成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 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建立工业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和食物链网, 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 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废物可以用作另一个工厂的投入或原材料, 实现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多级开发利用, 从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过程的工业生态系统。调查显示,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大量废料和垃圾中, 至少有60%的材料是可以再循环加以利用的。全世界钢产量的45%、铜产量的62%、铝产量的22%、铅产量的40%、锌产量的30%、纸制品的35%都是利用费、旧资源生产的。实践证明, 建立工业生态园是实现循环经济的一种有效方式。

(4) 引导绿色消费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

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绿色消费的概念是广义的, 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 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 注重环保, 节约资源和能源, 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 实现可持续消费。

(5)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推行循环经济的必然。

要建立循环经济关键就是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 建立一套“绿色经济核算制度”, 核心是改变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方法, 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绿色统计, 会使我们看到很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扣除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遭破坏的损失而大大减少。从而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走经济、社会和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甘肃位居黄河、长江上游, 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 生态功能影响全国, 同时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原料地和重化工基地, 区域位置重要。但是我省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条件恶劣, 环境污染严重, 要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 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1) 特殊的区域位置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区域位置看, 甘肃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地理交汇处, 是蒙新、黄土、青藏三大高原会合区, 位居黄河、长江和四大内陆河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哈尔腾河的上游, 是一个生态功能特殊、影响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

(2) 有限的资源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自然资源看, 甘肃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也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甘肃地处内陆, 干旱少雨, 植被特别是林木覆盖率低, 水资源居全国第30位, 人均水资源为全国人均拥有量的1/2, 是全国严重缺水的省份之一;森林覆盖率9.08%, 低于全国13.92%的平均水平。从矿产资源看, 甘肃作为西北老工业基地, 是国有老企业相对集中“东北现象”和经济欠发达“西北现象”的叠加, 一直以来, 以矿产资源为依托, 重工业占绝对比重的工业经济结构使我省走上了一条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之路。由于长期对资源的大量消耗, 我省已由原来的资源大省, 演变成资源结构性短缺省份, 矿产资源除几种有色金属外其余均缺乏, 我省煤炭探明总量86亿吨, 人均低于400吨, 低于全国人均拥有量600吨, 居全国第15位、西部五省第5位;石油储量3.62亿吨;铁矿石、水泥石灰石的年产量居全国第30位;资源滥开采导致服务年限缩短, 靖远铁矿为50～60年, 金川矿产为50～60年, 华亭煤炭储量五亿万吨, 年限最长为60年, 白银部分矿种已枯竭 (甘肃省信息中心, 2004) 。

(3) 发展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

甘肃的自然环境十分脆弱, 目前, 水土流失仍然严重, 荒漠化仍在继续, 草原超载过牧, 城市空气质量处于严重的污染水平。甘肃是一个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致“结构性”污染突出的资源开发省份。石化、有色冶金、建材、电力等支柱产业是主要污染物排放行业, 对环境压力很大。据调查, 目前全省工业废渣堆积约1.7亿万吨, 而且以每年1000万吨的速度递增。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无论从恢复甘肃的生态, 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 还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看, 甘肃的生态建设都需要加倍努力。

(4) 生态经济系统的相对封闭决定了我省必须发展循环经济。

从能值分析看, 有关专家[8]用能值分析方法对西北循环经济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甘肃经济运转投入能值的90% 以上来自于本区。这一方面说明我省经济运转的自给能力较强, 另一方面也说明有限的资源对于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封闭的、不具活力的、可持续性很低的系统, 因此应改变经济增长方式, 调整工农业产业结构, 小心谨慎的利用资源, 最有效地发挥资源能值的作用, 使整个系统的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化, 同时又不破坏环境, 是建立我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本世纪头20年, 我省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如果继续沿用目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资源将难以为继, 环境也不堪重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资源瓶颈制约和环境压力, 有利于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选择。

4 甘肃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问题

近几年, 甘肃省依靠技术进步, 通过依法加强资源开发利用管理, 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推动, 倡导由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 使原本粗放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转变, 污染得到有效遏制, 但是发展循环经济仍面临许多问题。

(1) 认识问题。

循环经济的理念意识淡薄,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投资者只注重投资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 对废弃物的再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关注不够, 使本来可以通过循环利用所得的经济利益流失。另外狭义地理解循环经济, 认为循环经济只是保护环境、改善生态, 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新世纪绿色文明背景下的一种新经济形态, 是一种追求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多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2) 企业规模小而分散, 发展循环经济缺乏规模支撑。

“五小”企业在污染密集型和资源型行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技术装备落后,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经济效益不佳, 负债率偏高, 科技基础薄弱, 自主开发能力差, 基础管理薄弱。由此导致了大量中小企业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难以自觉地实施循环经济战略。

(3) 单株移植企业多, 极大地限制了资源跨产业循环利用。

甘肃省大中型企业大多为中央各部委建立的单株移植型企业, 这些企业不仅与地方经济关联度弱, 而且企业彼此之间的关联度也很弱, 其根源在于我国仍延续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发展循环经济这一整体战略与我国长期实施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并不相融, 不仅使资源在我省范围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遇到了体制性障碍;而且使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难以通过协调实现循环利用。于是, 尽管中央在甘企业的生产废弃物堆积如山, 但地方企业很难以较低的价格收回对其加工利用。

(4) 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工作滞后。

市场经济体制下, 对于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分配, 市场运作具有效率, 能够产生足够的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理, 由于外部性, 导致市场失灵, 几乎完全不起作用。因此, 必须严格立法和执法, 可以说法律是市场经济最有约束力的手段。由于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还未完全系统化的开展起来, 目前在这方面只有一些单项法规或条例, 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节约能源法》等。我省也只相应制定了类似的单项条例, 而循环经济本身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全新经济模式, 仅仅依靠单项法规或条例, 就会留下循环经济的真空地带, 这些真空地带可能会抵消单项性法规所发挥的效用, 甚至引发单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 增加彼此之间的协调成本。

5 发展我省循环经济的对策及建议

首先,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变透支资源求发展的方式。按照科学发展观, 必须把资源保护和节约放在首位, 即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 创造相同的财富甚至更多的财富,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回收各种废弃物。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 辩证地认识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要加大合理开发资源的力度, 努力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要着力抓好节能、节材、节水工作, 实现开源与节流的统一。

其次, 应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规划, 分阶段逐步实施循环经济战略。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证明, 一个国家或区域要发展循环经济必须要制定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的内容应包含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基于目前甘肃省发展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和实施办法的缺乏, 有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并分阶段逐步实施。其次, 应按循环经济的思路建设工业园区, (相当于区域循环经济, 即丹麦的卡伦堡模式) , 组建共生企业, 促使资源在工业园区内各企业之间的反复利用, 进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再次, 应逐步完善建立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体系, 结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业强省战略, 把建设新工业化循环经济纳入未来我省经济长远规划之中。

第三, 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 (Reduce) 原则, 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自然资源;产品的再使用 (Reuse) 原则, 即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并在多种场合使用;废弃物的再循环 (Recycle) 原则, 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 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 实现资源再循环。同时, 在生产中还要求尽可能地利用可循环再生的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 如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农家肥等, 使生产合理地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尽可能地利用高科技, 以知识投入来替代物质投入, 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 使人类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真正全面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最后, 必须采取法律、经济和行政等综合手段, 促进资源的有序、高效开发和利用。 第一, 要加快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综合性法规体系, 抓紧制定各项专项法规。要致力于建立涵盖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发展循环经济的地方性法规的研讨工作, 尽早出台我省地方性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条例, 为实现从污染的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根本性转变提供法律保障。第二, 明晰环境产权, 调整资源价格体系, 建立绿色国民账户, 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走入市场, 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同时进行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 设计一种制度框架, 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 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第三, 通过政策调整, 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 使企业和个人对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

摘要：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传统经济模式、生产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 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充分考虑资源承载能力, 促进资源的节约, 降低资源的消耗,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关键词：循环经济,区域经济,甘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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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兴鹏.薛冰.基于能值分析的西北地区循环经济研究[J].资源科学, 2005 (1) :52-59.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11

【关键词】理性色彩研究 综合色彩研究 基础教学 项目课题

色彩，以其无限的魅力解读了光和物体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同时，它也暗示着一种观看之道——那就是我们对世界认知与理解的视觉呈现，渗透着观念、历史与文化等深层因素。

从视觉艺术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色彩被看作激发创作情绪的一种要素，它不仅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形式元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色彩与传达媒介紧密关联，新材料和新媒介的出现往往对我们既有的色彩理解力提出挑战，继而引发艺术形式革新，促成新的审美体验。

在艺术教学中，现代色彩观念的成型直接得益于20世纪上半期包豪斯的实践探索。伊顿、克利和阿伯斯等人的色彩实践不仅接续了塞尚以来让色彩脱离对形体的依附，构建画面独立主观色彩系统的观念，更以科学的方法对色彩规律进行理性分析，通过严谨的实验方式累积视觉经验，构建新的视觉原理，独创了“色彩构成”这一专业基础训练课程。

经过长时间的锤炼，在当代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中，色彩构成教学已然成为完整教学过程的必经阶段。但《色彩构成》课究竟怎样设计才能达成其与时俱进的有效性，避免模式化；教学执行者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基础课程与最终艺术创作、设计项目的有机关联，才能使学生将基础训练中掌握的视觉原理和技巧顺利运用到今后的项目课题实践中去，这些问题仍然是今天艺术设计基础课程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一、《综合色彩研究》介入基础教学

公共艺术专业采用综合色彩的训练方法，将色彩学看作系统的、多元叠合的、综合的、更具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课题；开设《综合色彩研究》课程，以实证性、科学性为基础，旨在解决艺术创作中的调研方法问题，着重探讨专业范畴中有针对性基础训练的途径，培养学生掌握色彩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独立研究能力，将《综合色彩研究》课程打造为可为多领域实际应用的带有色彩分析性质的课程。

在课程设置方面，公共艺术专业《综合色彩研究》共设计有前后两部分共五项训练课题。

前期课程集中于色彩关系探索，由“经典名画色彩提取练习”，“平面色彩观察、提取与分析研究”，“立体形态中色彩组合实验”三项训练构成。将色彩从写实造型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色彩不再只是传统绘画和二维视觉图像的叙述；以理性分析的方法研究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建构科学的色彩系统。我们探求有关色彩的知识，积累有关色彩美学原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但绝非概念上的公式化。对色彩近似科学的分析、对比，对色彩组合关系近乎实验的记录，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累积色彩感受，创造、发现新色彩关系与效果的经验。这样的研究方法贯穿课程的始终，一方面，课程以亲身实践的方式深化学习者对色彩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打开学生对色彩原理探究的兴趣；另一方面，色彩分析的方法、色彩体验的记录为学生以后在具体创作项目中发现色彩问题、解决色彩问题奠定了能力基础。

《综合色彩研究》的主体课程是“环境色彩调研报告与研究”、“环境色彩的更新主题创作”两项。环境色彩，是公共艺术介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创作方式，体现着理性色彩系统的影响力和价值作用。将前期课程中学习积累的色彩调研、采集与分析方法运用到环境色彩更新项目中去，理性的色彩调研与分析报告，为进一步提出建设性设计改进方案提供了可能。色彩，从一种设计手段变为设计目的，建筑与环境色彩改变了城市附加装饰者的身份，成为城市长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色彩关系探索

色彩关系探索是课程安排中学习者运用色彩能力获得提升的重要基础。

对色彩的准确命名依赖于色相、明度和纯度的数据描述，而色彩的视觉感受、心理感受和文化联想却无法得出恒定的说法。色彩在不停地流动，只有环境才能给予色彩一定的限制性；色彩与环境相互依存，通过色彩关系达成视觉呈现。

色彩的分类、结构、范围、秩序、搭配、比例、调和、冷暖以及色彩与空间、时间、光、材料、表面等等的互动都存在于色彩关系的探索之中。

色卡是进行色彩研究的有效工具，一方面它避开了调配颜料耗费的时间，使研究者能够集中精力快速观察和记录色彩搭配；另一方面，色卡的标准化、数字化为大量实验研究增加了严谨性和科学性，也便于研究者将所积累的色彩模型与实施制作相衔接。

1.经典名画色彩提取与范例存储

艺术史为我们留下了众多历代绘画大师对于自然色彩博大精深的探索与表现。课程要求学生自选一幅名画图片，对图像进行网格化处理以简化图像色彩和图形，然后在此基础上用相互关联的一组色块对原有作品色彩特征做出归纳和提取。通过学习优秀作品的最佳色彩关系组合方式，增强对色彩范例的记忆，提升对自然界色彩的观察和表达能力，帮助学生初步掌握从对象中提取基本色块组成色谱系统的色彩分析方法与研究方法。

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注重思考所选作品的色彩系统形成因素——是什么导致我们眼前的这幅作品选择此色彩而非它色彩或它材质进行表达——其所涉及的历史与文化、象征与情绪、民族与时代等多重内容；注重色彩结构分析，主导色、对比色的分配和色调提取，整体格局与局部色彩关系的研究。

2.平面色彩观察、提取与分析研究

自然界中的色彩既相当丰富又异常微妙，而传统视觉习惯使观察者难以从特定的角度深入细致地看待事物，因此也就无法发现超出“常规”的色彩。课题要求学习者选择花卉或植物为研究对象，对植物自身特点、光源因素、季节因素、背景比例、花叶比例等做出细致记录，提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系列化的色彩层次，对微观色彩进行有序归纳、色卡比对，确定主体色调和色块取值，完成研究报告。通过这一训练，学习者得以发现细微差别，提高微观的色彩感知力，理性地解释外部色彩印象及颜色个性。

3.立体形态中的色彩组合实验

现实世界中形体（尤其是建筑、雕塑等大体量物体）的外观色彩总与其所处空间产生互动，从而影响人们的观感。深入理解三维空间中形体的色彩存在状态，有助于学习者在未来创作中综合把握和熟练运用色彩表现技巧。

课程要求学生自选三至五件现成品分别进行色彩涂装，并设置一定的空间环境颜色条件实施限制，实验其在不同光源、光照角度、改装品组合方式以及改装品与背景多种组合方式条件下的色彩氛围变化。这样的形体外观色彩存在状态观察，可以有效增强学习者对“单体形态与系统组合之间关系色彩”的认识。

三、环境色彩调研与更新

经过前期对色彩的采集、量化比例、色卡比对、确定色块、色调和色谱等一系列具有实证性的色彩分析与存储方法训练，学习者对色彩运用原理和色彩调研方法有了基本了解，获取了一种深入研究色彩规律的基本途径，为未来不断储存色彩组合范例、积累色彩表现经验奠定了能力基础。其所积累的各种色彩知识和审美经验最终都是为了在综合创作中能够具备良好的色彩控制力和表现力，在解决具体的艺术或设计问题时能够巧妙合理地运用色彩手段。课程最后在众多艺术、设计领域和媒介中选择“建筑与环境色彩”作为《综合色彩研究》的核心训练和主题研究与创作课题。

“建筑与环境色彩”承载着《综合色彩研究》课程的多向深化考量。

首先，环境色彩调研以户外群组环境（如：建筑群、街区、商业区、厂区、社区等）为主要调研对象，研究对象选择涉及建筑单体、单体之间的组合、建筑物与地面、天空、周边建筑环境等丰富的关系色彩，为课程学习者的最后色彩能力提升提供了复杂的色彩研究综合对象。

从课程渐进式深入的教学角度看，从简单的抽象形体空间向现实环境中复杂的关系色彩进阶，调研环境色彩可望实现与课题“对立体形态的色彩组合实验”的积极有效衔接，而学习者的色彩认识与调研方法也有机会获得进一步提高和优化。

公共艺术介入城市生活要面对许多现实的城市色彩问题。城市快速发展，各式亭、杆、箱等公共设施缺乏统一规划，商业广告和店面店招杂乱等造成色彩混乱，大量新建筑的兴建并未保证视觉品质反而造成千城一面、缺乏地域特点和文化审美特征的现象，新建筑与旧建筑之间无法和谐共存……公共艺术除了以雕塑、装置、壁画等传统艺术形式为城市增添视觉趣味外，要从更现实的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和整体美学氛围入手进行创作和更新。

“环境色彩更新创作”基于一套具有科学、实证特色的调研方法和理论模型——现场色彩特征取样与评估、环境色彩导向性因素分析与区域历史条件形成因素分析；以PANTONE FORMULA GUIDE solid uncoated 色卡中色谱系统为基本比照工具，通过调查、测色记录、色卡比对、取证、归纳、色彩编谱等步骤，完成对环境色彩现状的调研、问题分析，提出有建设性的色彩更新计划和未来可行性色彩规划手册。整体规划后的理性色彩系统不仅能够重组城市色调，构建和谐、均衡有节奏感的城市空间，还可以运用光照明和数字化媒体等新科技手段带来色彩影响，使环境具有更整体的色彩传播力。

附录1 学生课程作业：《佘山幼儿园色彩调研报告与研究》

《佘山幼儿园色彩调研报告与研究》（大纲）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学生 吴韵珑

指导教师：丁乙

一、色彩调研分析

1. 目标建筑在大区域中所处位置

2. 目标建筑及环境色彩调研

东南西北墙面、地面、门的取色分析；户外娱乐设施取色分析；周围环境取色分析。（图1～图5）

3.色彩调研总结

园内总体色彩比较丰富，操场在浅色背景下运用对比性较强的鲜艳明快色彩，提升了课堂活跃的气氛。

幼儿园主楼以中性色为主，缺少鲜艳的颜色，虽有些许点缀，但气氛显单薄。

主入口色彩过于沉闷，没有活泼、有序的色彩气氛。

外观色彩设计没有清晰表现出其办园特色。

园内绿化不少，但未有效分配土地面积，略显杂乱。

二、色彩设计建议

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非常重视儿童的感官教育，她认为，儿童认识客观世界是从感知觉开始的。因为有了感觉和知觉，人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从而为进行高级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打下基础。而在人的各种感知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及空间时间知觉）活动中，视觉占主导地位。

色彩，在幼儿的世界里无处不在，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到实用、经济等多种条件的制约，幼儿园建筑的形体造型往往难以实现人们的审美理想，然而色彩却具有从多方面调节建筑造型效果的功能。

建议：

1. 主建筑入口与正门的色彩更加丰富。

2. 增加暖色调，使儿童获得温暖、和谐、亲切的心理感受。

3. 用不同色彩的对比和配合，来表现各种色彩相互衬托情况下多姿多彩的视觉效果。

三、色彩设计分析解说

1. 幼儿园建筑色彩设计原则

健康性原则：已有实验证明，儿童确实易被丰富的色彩吸引，所以，幼儿园建筑采用丰富鲜艳的色彩搭配有其必然。

特殊性原则：儿童不同于成人，有其特殊的心理感受。因此，在色彩设计上，既要符合色彩心理学的普遍法则，又要满足儿童的特殊心理。

趣味性原则：儿童的注意力相对成人容易涣散，同时又易被丰富的色彩变化吸引。因此，通过合理而富于趣味的建筑色彩设计，可以避免儿童心理发展的多变性与幼儿园单调色彩搭配的矛盾，有利于保持儿童对园区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有利于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图6）

2. 周围环境的处理

法办色彩垃圾：对破坏景观的色彩垃圾进行经济处罚。

大力推广职业环境色彩规划：城市建筑的色彩运用离不开专业的指导。

建筑规划前需对周围环境进行色彩调查：建筑色彩需注重整体的和谐。创建一支保护建筑色彩的小队，定期检查、修补及维护。

3.总结

建筑色彩设计必须服从整体建筑的构成关系。

不能过分关注单体的色彩使用，而是要和周边横向比较，尽量寻找色系相近的颜色搭配，这样看起来比较和谐。

在整体色调统一的基础上，对颜色进行丰富和扩展——如果颜色太过于统一，会显得枯燥和乏味；在局部添加一些色彩变化，既照顾整体和谐，又使建筑不乏活力。

附录2 《佘山幼儿园色彩调研报告与研究》点评

丁乙

《佘山幼儿园色彩调研报告与研究》是公共艺术专业学生吴韵珑的课题作业。调研使用PANTONE FORMULA GUIDE solid uncoated色卡系统，通过现场色样比对、采集进行色号确认，以实证方法对色彩进行编谱分析和主体色彩的取值。

报告以图片、色标、列表、文字小结与更新建议作为研究框架，以整体建筑区域、不同立面、空间与周边环境，局部元素与设施等对象的调查作为基本的涉及面，以深入观察、分析为基础，提出“幼儿园色彩设计健康性、特殊性、趣味性三原则”；为业主提供“色彩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必须服从整体建筑关系”的区域色彩管理建议及更新计划。

该报告的论证结构和研究方法可行，提出的色彩更新建议有益。

报告结论推导的合理性、可靠性还可深入探究。

丁乙，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经济法的基础理性 篇12

(一)政策相关概念界定

中小学生“减负”,是指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减轻学生过重的不合理的负担,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以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1]“负担”,是指物质和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担当的责任和相关费用,如课业负担、书包负担、思想负担、精神负担和家长过重的经济负担。但“减负”并非减掉学生所有负担,作为在校学习的中小学生,无论如何减负都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合理的必要的负担。

(二)“减负”政策规范的主要内容

针对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我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减负”政策,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减负进行规范的:1.政策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从1955年后早期的相关教育政策来看,一是为解决由学校课业负担过重、卫生条件差、饮食缺乏营养所导致的学生出现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二是在国家提出“素质教育”之后,为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各项综合素质的提升,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2.政策的实施对象,规定了减负政策的实施对象。从政策初期的针对学校教育的改革,到现在更强调了政府、学校、家庭的作用,共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3.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保障机制。在完善政策的实施细则基础上,还强调了课程改革、与就近入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实施,从制度设计上解决中小学生减负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上政策虽然对于学生课业负担的进一步加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但因为我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同,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依旧存在。

(三)政策实施效果

依照政策规定,六年级和九年学生课外作业时间要不得超过30分钟和60分钟、睡眠时间要保证9个小时以上和9个小时。事实上,政策规定和实施效果始终存在着差距。根据2009年浙江省绍兴县教育局对小学六年级和九年级学生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小学毕业生的作业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甚至有38.2%的中学毕业生作业时间会长达3小时以上;只有29.5%的六年级生可以保证9小时以上的睡眠,而49.2%的初三学子只有7-8小时的睡觉时间。[2]中小学生作业时间过长,睡眠时间不足,自主支配时间不足,总体上课业负担偏重。调查结果与“减负”政策的初衷相背离,可见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收效甚微。

二、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路径,源自于美国国会制度对立法者行为的影响,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流派之一。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起点是“理性经纪人”假设,认为采取行动的个体是理性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只有制度才能对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以个体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重点,把制度作为解释个体行为的主要变量来增进个体的效用。[3]因此,行动者可以通过对政策的重新设计来完成政策的演化,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减负”政策的运用

(一)“减负”政策中行动者的行为分析

在“减负”政策中,参与政策的主要行动者有三方:教育部、各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学生和学生家长。

首先,教育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直接的决策者,把握着“减负”政策制定的整体方向和实施细节。教育部希望通过政策的实施,引导和规范各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保障学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增加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或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与机会,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国家社会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各中小学校作为“减负”政策的执行者,却对政策的决策参与有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建议权。随着学历社会的出现,各中小学校基于功利主义,希望通过提高学生成绩为学校获得良好的声誉和稳定的生源。

再次,在校中小学生和家长是“减负”政策实施的直接对象,对政策的决策控制层次最低,只有信息反馈权和极为有限的建议权。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家长受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重文轻商”思想、从众心理等效应的影响,会对学生的施加学习压力。学生与学生之间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都反映了中小学生和家长不顾一切追求优异学习成绩的需求。

教育部和学校、家长三方的行为对今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演化具有潜在的激励或者阻碍作用。参与政策的三方都是理性经济人,想要最大程度地寻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教育部和学校、家长之间存在相反的利益诉求,二者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分歧,导致整个政策难以真正执行和落实到位。

(二)行动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对教育部来说,自1986年我国实施义务教育以来,义务教育并没有完全得到普及,发展任然不均衡。而1978年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应试教育,以及单一的以分数为标准的中考等考评体制的制约,使得教育部所颁发的政策的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不一致性。政策执行之后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政策发布后往往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施,教育部循环往复地出台相关政策,成本大,但收效甚微。

其次,以单一分数为标准的中考考评制度和高考制度的双重影响下,更加重了各中小学校升学率攀比现象。考试成绩的优劣成为评价一个学校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给学校带来更多压力。此外,基于学校之间的竞争,“择校热”现象的出现,都对各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产生了不良引导。这就导致了中小学校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对执行政策时往往浮于表面,无法做到深入和贯彻实施。

再次,学生家长受望子成龙的传统价值观念、精英主义价值和名校情结的影响,加深了家长为培养孩子而对优质教育资源和高学历的渴求心理。对中小学生来说,部分中小学生基于升学的压力和学校、家长的压力、被迫接受课外作业,参与课外补习,被动的增加自己的学习负担;另一部分学生受到学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高学历门槛式”用人制度的影响,主动增加自己的学习时间与任务。对于中小学生和家长来说,“减负”政策的贯彻执行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成绩的落后,使得个体利益受损,导致“减负”政策实行愈显困难。

在“减负”政策的执行中,始终存在着政策的理性制约、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家长和学生的个体理性的出发点是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了在学校接受教师的教学外,还通过补习等其他行为实现在学习中的最大收益。这样的超额学习虽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政策相违背,但获得了更大的收益。教育部构建该政策的理性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集体利益,通过政策的实施对所有中小学校的教学进行规范,对中小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进行保障。不能处理好政策与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使得“减负”政策难以行之有效。

四、启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将政策看作是一系列的规则和激励,认为政策是能引导和限制个体行为的机制。只有当政策规定为守法行为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激励,对违反政策的行为能够得到严厉的惩罚,才能让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在作出行为选择时,充分考虑行为的后果。因此,要使“减负”政策真正行之有效,必须实现政策与各行动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更确切地说,用政策的理性规定和执法行为压制个体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良行为。因此,“减负”政策的理性制约应该成为个体理性计算行为成本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政策的制定方向必须是针对教育现状的变化对政策目标和问责监管机制进行制定和完善,政策规制的措施必须是能够抑制因个体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违背政策规定的行为。具体地说,也就是如何通过“减负”政策来引导与改进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的行为,即如何能够实现政策与各行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实现政策规制与个体利益追求二者平衡的关键。所以,在“减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以政策为引导,更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使政策真正的行之有效。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关注与需求水平也越来越高,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依然是当下教育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理性制度主义的理论为理论视角,对基础教育中“减负”政策进行研究。以“理性经纪人”的基本假设为前提,分析了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者的需要和动机,探究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不同的行为者的影响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公共政策分析

参考文献

[1]许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研究[J].学术瞭望,2014(12).29-34.

[2]徐志伟.绍兴县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调查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9(10).29-34.

[3]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