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共12篇）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一直被政府部门所高度关注,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但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仍然在不断地拉大,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已经超过了1.5: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仅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而且还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是构建和谐社会、现伟大中国梦的途径之一。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 并且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纵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数据分析, 可以从中看出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表现:

1.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大。

据相关资料表明:我国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33.6元, 而城镇居民为343.6元, 而到了2011年农村人均收入为6977元, 但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却达到了21810元, 由此可见虽然实施改革开放提高了居民的人均收入, 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却有了明显的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虽然近些年国家加强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但是就社会公平角度出发,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2. 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明显。

居民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换句话说居民的消费能力越高, 居民的人均收入就越高, 相反则反之。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资金大约为3993.45元, 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64.45元, 他们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为8271.1元, 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城乡居民消费能力的差距也直接体现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质量的差距, 以农村居民生病住院消费为例, 虽然农村地区普遍实施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但是相比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言, 其补偿比例过低结果出现了有病不敢治的畸形现象。

二、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分析

1. 初次分配造成的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的发展遵循帕累托定律, 即重要的部分往往那个只会占到一小部分, 但是其地位非常的重要, 因此受该定律的影响, 使得市场很难有效的公平调节劳务和商品的合理关系。同时受到我国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就存在失效和公平的现象。其具体表现在: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城乡居民之间在身份上存在差别, 这种差别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 比如户籍上的限制, 使得在城镇就业的居民没有办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利益, 结果造成他们的基本权益没有办法得到有效保障;二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同。相比城镇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要更早, 但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缺乏持续性, 结果导致农村经济的后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撑。

2. 自然和历史原因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首先自然条件奠定了农村和城镇的差异。城镇的生存条件相比农村生存条件要优异的多, 其不仅交通便利、资源丰富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快, 纵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只要自然条件优异的地方都属于城镇范畴, 而那些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多数属于农村范畴;其次工业化生存方式的出现使城乡差距不断拉大。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 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家为了构建现代化国家, 国家加快了工业现代化发展, 为此国家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了城市工业方向, 受此影响城乡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再次国家强制性的行政整合造成城乡隔离。为了发展工业, 国家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阻碍城乡一体化发展, 比如过去的农业税, 使得农民的负担要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最后建国以来工农业产品实施行政定价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在过去我国通过行政命令的强制方式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据相关数据统计, 在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期间, 我国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811亿元, 由此可见因为行政价格的因素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 我国财政支持的不足。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加, 但是从总量上分析, 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 根据世界农业发展规律分析, 在农业发展中期, 农业投资率值应该接近或者超过1:0, 但是截止到2002年我国农业投资比重在0.2以下, 由此可见我国财政部门对农业的投入资金是严重缺乏的;另一方面农村信贷支持严重不足也影响到农民的增收。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是受到传统政策影响,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并不理想, 用于农业发展的信贷体系还不完善, 虽然近两年我国明确了农村土地可以流转、可以用于抵押贷款等政策, 但是其远远不能达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对策

1. 统筹城乡发展, 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

统筹城乡发展, 强化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相互联系是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经济的必然选择, 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客观必然, 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加大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力度。实施“多给、少取、放活”的政策, 促进资源流向乡村。当然统筹城乡发展并不是一味的向城市索取, 而是要通过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实现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其次政府部门要发挥其职能, 成为推动城乡发展的主体。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 比如依靠行政手段实现社会的第二次分配, 同时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解决城乡区域之间的差异, 尤其是要合理解决地区差异的问题, 比如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 在此方面要尤为侧重;最后城乡统筹发展不能忽视粮食安全。由于当前注重经济发展, 尤其是农村地区为了发展经济, 忽视了粮食安全, 比如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 很多耕地处于荒废状态, 这种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因此在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同时要侧重对粮食的安全保护。

2.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比如通过新建公路基础设施不仅可以完善农村交通, 而且还可以带动当地农民的就业, 因此要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强关于农村民生的基础设施工程, 比如水利灌溉、农村道路建设等工程, 并且要将这些建设项目纳入到公共财政中;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增加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 比如提高农村师资队伍, 定期对农村教师进行在岗培训, 新建功能完善的校园等基础设施;三是提高农村医疗卫生环境, 使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

3. 加强宏观调控, 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

首先改革土地经营制度, 明晰土地所有权。土地制度是当前农村深化改革的焦点,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制明确了土地的经营权, 但是并没有将所有权划分清楚, 因此要进行土地经营权制度改革, 明确农民享受的权利, 为此国家明确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的制度, 使得农民的权利更加扩大;其次完善农村财政和金融机制, 支持农业发展。建立有效支农财政体制, 确保国家新增财力向农业倾斜, 并且要尽快出台投资法, 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种子工程”、畜牧良种、优质饲料、区域化优质农产品基地、产业化龙头企业、退耕还林等方面的支持;最后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机制, 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 采取农产品保护价和支持价大力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参考文献

[1]陈云.王浩.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研究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3年01期

[2]温涛, 王小华, 宜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 2012年11期

[3]吕炜, 储德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1年12期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2

作者：李亚玲

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4期

摘要：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难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有政策因素、人口因素、教育因素、信息因素和农业生产因素。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需要针对以上几个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4001807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1]。这段表述充分说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对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发展将始终存在障碍。从经济角度看，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相对较低者的劳动积极性会大大减退，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角度看，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否，如果收入分配问题得不到改善，极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这些可预见的后果都迫切要求政府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概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逐步攀升。相较于1978年，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3.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52.2倍。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渐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水平，使中国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综观图1，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加到21 809.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6 977.3元，增幅明显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57倍扩大为3.16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图1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比

龙源期刊网 http:// 图2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比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上同样存在较大差距。综观图2，尽管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都呈现出稳步下降的趋势，但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始终大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78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67.7。到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6.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0.4，二者一直存在较大差距。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如果经济的发展伴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就会被收入差距带来的负效应部分甚至完全掩盖，这种经济发展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分好。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政策偏差 1.户籍制度的限制。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制度由此建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也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现有的户籍制度却与城镇化目标背道而驰。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得出，中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指标计算却只有35%左右，这一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接近80%的平均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农民工大量涌入城镇工作，在为自己的生活谋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后并不能转入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市人的福利，而城镇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户籍制度的保护，享受城市人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在各项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进行高效的学习和工作，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的生活情况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2.对农业生产投入不足。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作用。多年来，政府一直非常关注农业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还不够充分。综观图3，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农业收入占比58%，超过一半多，可见农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经营性收入。但从图4看出，政府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仅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9%，这个数字相对于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来说，显得十分渺小。

图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经营性纯收入

龙源期刊网 http:// 图4201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农业生产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而政府对此投入太少，对于满足农业充分发展远远不足，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

（二）人口数量的差异

温总理曾说过：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这段话表明人口数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为中国的发展积蓄充足的力量，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也受到了人口因素的影响。据调查，在2010年前，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直到2011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才降为48.7%，依旧接近一半的比例。综观图5，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一直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很大比例。其中，1978年，城镇人口为17 245万人，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7.92%，而农村人口为79 014万人，占全口人口总数比例为82.08%。从两个方面分析，可得出人口因素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存在紧密联系。第一，由于农村绝对口数量过多，而农村经济发展又跟不上城镇，进一步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下。第二，城镇人口绝对数量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比较少，能充分保障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分充足。

图5城乡人口分布

综合以上分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受到人口数量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有限增加不能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到有效增加，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可直接反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上去，这样的双向影响只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教育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接受教育实际上是在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此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直接导致由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不同，即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同。另外，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从事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有直接联系。劳动生产率是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因素，高劳动生产率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低劳动生产率必将被市场淘汰。受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生产技术的能力越强，劳动生产率就会越高，从而从劳动中获得的收入也会越高。

中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之于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较低。据调查（见表1），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人口数占城镇人口比例的10.9%，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达到大专以上的人口数仅占农村人口比例的0.7%，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高学历的农村居民相对于高学历的城镇居民来说十分匮乏，用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中专）程度的数据考察，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综观表1，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大多处于初中（小学）程度或小

龙源期刊网 http:// 学程度以下，这些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92.2%，而城镇居民中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口数仅占城镇总人口的63.4%。

由以上数据可知，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为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农村居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依据，所以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

（四）信息化水平的差异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获取信息的能力和机会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往往与个人收入水平的差异有一定的联系。引起信息化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信息资源利用程度的差异以及信息传播的差异等。下面，笔者将根据城乡宽带接入用户的数量和城乡电话用户的数量两个指标来对城乡信息化水平的差异进行说明。

综观表2，城乡宽带接入用户的数量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我国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为9 963.5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为2 475.7万户，城乡差距较大。到2011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都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城市宽带接入用户为11 691.4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为3 308.8万户，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不仅与当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相差甚远，而且与2010年城市宽带接入用户数也存在很大的差距。

综合以上数据知，城乡居民信息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间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

（五）农业发展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众多成就，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农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局限性。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采用传统方式进行生产，机械化水平不高。另外，农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这种偶然性因素可能使农民的收入直线下降。这些局限性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下面，笔者将着重就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情况说明农业发展存在的局限性。

综观表4，中国农业器械拥有量逐年增加，2011年，农用器械总动力达97 734.7万千瓦，农用大中型拖拉机4 406 471台，小型拖拉机18 112 663台，农用排灌柴油机9 683 914台。从绝对数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总体情况还不错。但一旦考虑到中国的耕地面积，这个数字就显得有点单薄。据统计，中国耕地面积为14.9亿亩（注：较实际面积可能偏低），约为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目前中国农业的机械化水平太低。

以机械化水平低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局限性直接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效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自然而然得不到提高。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存在困难，城镇居民收入平稳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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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一）调整相关政策 1.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使农村居民很难转入城市户口，农民的社会保障得不到满足，收入水平得不到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成为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户籍制度是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服务的，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应侧重对农村居民权利的维护。要想使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首先就要废除现有户籍制度中关于农民进城后不能转入城市户口的规定，应该放宽要求，使在城市长期居住的农村居民有可能转入城市户口。仅仅只是转入城市户口还不能完全解决户口问题，为了确保农村居民在城市安居乐业，政府应针对转入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制定相应的政策，完善这个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他们能真正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障、退休福利和免费教育等等。只有确保农村居民享有城镇居民同等福利，才能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2.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三农”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政府正以实际行动一步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笔者认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应该抓住重点，有针对地进行。

第一，政府应向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农民进行集中培训。向农村地区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产量，但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农民学会这种生产技术，熟练运用其进行生产。这就要求政府采取相关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安排专门人员深入农村，进行一对多培训，直到农民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这门技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一些地理环境恶劣的农村地区的投入。基础设施是农民进行生产最关键的载体，只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第三，政府应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用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节省农业生产的时间，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对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多可以有效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二）控制农村人口

庞大的人口数量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

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方面，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控制农村人口的增加。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地区执行的管理，确保每一位居民都不违反政策。由于农村居民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往往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出

龙源期刊网 http:// 于人性角度的考虑，管理者的工作也困难重重，所以这项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完成。另一方面，控制农村人口的数量需要确保城镇化建设平稳进行。城镇化建设能够使一部分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减轻农村的负担，让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从而平衡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两项措施能够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

（三）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

在这个高速发展并且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高低的首要因素。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远远比不上城镇居民，这就导致了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比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为了改善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状况，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首先，政府应该确保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将其切实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需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去，保证农村地区教学设施齐全，教学资源丰富，师资力量强大，保证农村学生能够在舒适的环境里学习。最后，政府应该关注农村居民对子女接受教育的观念与想法，尽量让每位居民意识到教育不分男女，女孩读书也能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收益。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的方法，需要每位公民的共同努力。

（四）缩小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

由于城乡存在许多差异，必然会导致城乡信息化水平不同。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信息化水平差异有关的结论，因此，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要求政府大力扶持，政府应该降低农村信息服务价格，给予农民接受信息服务相应的优惠，使农民能负担起信息服务的费用，享受信息服务的便捷，从而融入到这个信息化时代当中，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另外，政府需要关注农村居民接受信息服务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尽量改善农村居民接受信息服务的现状。

（五）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由于中国耕地分布比较分散，难以集中进行规模化生产，所以耕地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生产效率较低。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国家鼓励私人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进行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侵害；其次，土地由私人承包使得农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这两处弊端都不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另外一种方案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实现土地立体利用。目前，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的还是农业生产，要实现土地立体利用就需要农村居民从事多样化生产，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进行养殖业、渔业、畜

龙源期刊网 http:// 牧业生产。在多样化生产的条件下，农村土地的利用率将大大提高，居民的收入也会随着从事的产业种类增多而有所增加，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

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发展前景令人堪忧。惟有处理好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才能取得长期稳定的发展。要缩小成居民收入差距需要深度分析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制定相应措施并将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去。但是我们深知，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阻碍和困难，因此这注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只有通过政府、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继续腾飞才存在可能性。

参考文献：

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篇3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 收入分配

2011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今后五年，我们将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温总理指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3月3日，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序幕，两会首日，“收入分配”话题在人民网排名第一。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各方面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普遍出现的“民工荒”问题日益严峻，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一、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过去的十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我国基尼系数一度超过国际警戒水平0.4，最近更是已经接近0.5，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比达13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比较严峻。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和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五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城乡居民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0.4，但如果按城镇与乡村分别计算，情况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还是乡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都还没有达到0.4，均在合理、正常的区间。由此可见，在这五个方面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最严峻的。实际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已上升到3.33:1，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高。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从2010开始就已经波及全国，甚至出现了中西部与东部激烈争抢农民工的现象。这些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提高农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诸多学者也纷纷开始讨论我国是不是已经或者正要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我国农村仍有3亿多人在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超过6000多万的35—50岁之间的富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就业。

据白南生对安徽省和四川省71个县的分县外出劳动力进行调查，发现各县外出务工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被调查的71个县中，有11%的县外出率不到10%，有23%的县外出务工率在10%。

由此可见，并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过快。实际上，农民工在城市长期从事“脏、苦、累、险”工作的同时却仅能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还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才是导致“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居民收入出现差距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必然要求，只有存在竞争、居民收入之间存在差距，才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激励功能是有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甚至会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

1、影响消费需求

马克思曾经指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致使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倾向越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总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在我国仍然占较大比重的农村人口，本身就是提高我国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到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就已经扩大到5713元，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1。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社会保障又不完善，其消费能力增长缓慢，消费意愿较弱，必然会制约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我国经济的增长。政府和诸多经济学家一再提出要扩大内需，但是，如果不尽快采取相应措施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能全面提高我国整体消费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2、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需求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出口驱动，其中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长期居于50%以上。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投资存在着很大的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降低投资乘数，抑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发挥。第二，由于农村缺乏收入支撑，我国中档消费品在农村出现明显断层，导致相关产业投资效率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城乡消费断层，在城市市场饱和后，没有农村市场的接纳，便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及相关产业的萎缩。最终导致大量企业在产业结构的波动中倒闭，形成资本的巨大浪费，制约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导致整个社会效率低下

收入差距过大往往会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富人可以运用其财富换取更多的机会甚至权力，以加强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并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财富的源泉。而穷人的生存环境极其脆弱，这必然使其所面临的收入下降的压力大大超过他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从而产生沮丧心理和强烈的失落感。我国现阶段如此之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居民竞争机会和起点的不平等，致使二者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与各自努力和能力的相关性大打折扣，从而挫伤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率。另外，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会削弱大多数经济主体的信心，从而破坏社会信用和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增加交易费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效率的低下。

4、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收入差距过大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会使社会成员之间产生种种隔阂、抵触和离心因素，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普遍的认同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依奇罗·卡瓦奇和布鲁瑟·肯尼迪研究表明，不公平会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孤独，更容易苦恼和精神不安，所以收入差距大的社会比收入差距小的社会显得更少亲善、更低信任度和更多的敌意。在中国，历来也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一旦收入不平等超过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将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威胁。胡鞍钢（2005）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对社会和谐稳定运行造成了严重危害。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增多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如果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在通过合法途径很难缩小差距的情况下，有人就会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来转移财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牺牲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利益为代价的。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重工轻农和重城轻乡的发展战略，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采取恶化农产品对工业品的交易条件的政策，使得收入和资源由农村部门源源不断地转移到城市部门，由农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据计算，价格剪刀差在1950—1978年间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亿元—8000亿元的代价。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继续剥夺农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我国又出现了另外两种形式的“剪刀差”：城市职工与农民之间工资收入“剪刀差”，以及政府低价征用农民耕地，高价批给非农生产者的土地收入“剪刀差”。如果这些资金用来进行农村建设和农民分享，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不会如此悬殊。

2、户籍制度壁垒

按照新古典理论，如果人口是可以自由迁移的，那么人们会自主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向收入高的地区流动，从资源条件差的地区向资源条件好的地区移动。但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工农、城乡关系对立恶化，阻碍了社会良性运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针对农民工和城市工的诸多歧视，包括工资、就业和福利等方面。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工工资差异的15.73%、行业分布差异的50.00%、养老保险的59.48%、失业保险的51.82%和医疗保险的17.23%。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社会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制度基础，剥夺了农民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城乡教育制度不公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所说，教育是影响人们获得收入能力的一种重要投资，它可以间接地对财产的分配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今，由税收收入资助的公立教育，基本上体现了向穷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倾向，有利于公平。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可以给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缓解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尽管我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从2005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学杂费，但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教育投资比重严重失调的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城乡教学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进城务工子者子女上学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大。

4、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

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融机构逐步成为了重要的市场主体，风险规避和利益最大化是金融机构的必然选择。因此，国家将金融资源集中于城市，这样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使得农户的农业生产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金融制度不仅没有起到限制农村资金外流的作用，反而推动农村资金的外流。由于金融歧视所造成的金融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得资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参与不足，产生了城乡发展能力的差异，进而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举措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与其他资源的配置一样，也应该坚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基本观点。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必须要有政府宏观调控相匹配，才能符合理性要求。随着“十二五”规划从今年开始起步，收入分配改革作为未来改革的突破口，已经成为改革的共识。特别是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制约，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很大的难度，必须加强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要加大改革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调控，防止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作为低收入群体，农民工的收入一般都在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徘徊。尽管我国各地政府在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与各地平均工资水平相比仍然偏低。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提高一方面会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并不会对失业产生太大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短期内将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不仅有利于尽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民工荒”问题的作用。从长期来看，由最低工资标准导致的劳动力增加的幅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不会对就业产生太大影响。

2、发挥政府在维护公平中的作用

在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上，市场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一观点在国内外都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理论界一般都认为，初次分配交由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再分配时才考虑政府来解决公平问题。然而我国农村居民人数要大于城镇人口数，与如此庞大的低收入人群相比，国家的财力显得非常有限，单靠政府在再分配领域注重公平的调节，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所以，政府要在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上有所作为，就不能仅仅在再分配阶段发挥作用，还应该在初次分配时就发挥政府的作用，保证公平。

3、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告诉我们，个人收入差距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城乡人力资本差距。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如果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不仅要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施，还要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4、促进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民工荒”的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全国性的“民工荒”，东西部之间激烈“抢工”，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找不到就业出路。正是受户籍政策的限制，才使得对农民工的劳动分配严重不合理，使得他们只能在城市工作而不能定居，使得他们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最终让“民工荒”问题日益严重。只有促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取消户口界限、建立城乡统一户籍登记制的同时，彻底剥离附加在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才能真正做到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孙健芳、席斯、张向东：改革的现实路径[N].经济观察报，2011-03-07.

[2] 李萍、陈志舟、李秋实：统筹城乡发展与效率公平权衡[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 J·A·奥尔贝奇：收入、地位与健康[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4] 张世伟、郭凤鸣：东北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问题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

[5] 张馨、杨志勇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4

一、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

1.西部地区的整体收入水平较低

目前, 我国西部十二省区在居民收入上, 表现为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偏低。据报告显示, 2005年, 西部所有省、市、区城镇居民收入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4%的只有内蒙古、宁夏两地, 有一半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不足10%。从东西部间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来看, 2005年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 城镇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2005年的66.7%, 农村则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1]

2.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其他地区更大

一直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整体上普遍高于农村居民收入, 西部地区也是如此。在计算各地城乡收入差距方面, 采用城乡收入比指标。统计显示, 到2008年底, 全国平均城乡收入比达到3.05倍。部分省市的城乡对比情况见下表。 (表1) [2]

上表所列的是各地收入对比指标的前六位和后六位的省市,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均为西部省市, 较小的均为东部省市, 其中, 云南城乡收入差距达到4.27倍, 位居全国首位, 而北京、天津、上海3直辖市城乡收入差距较其他地区稍低, 排在全国后三位。西部十二个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3.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严重偏低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显示, 2005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最高, 为12884元;其次为西部地区, 为9633元;最低是中部地区, 为8691元。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 东部地区最高, 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 为2815元;西部地区最低, 为2508元。由此可见, 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虽然存在差距, 但相对于农村居民收入与全国相比的差距而言, 相差并不是很大, 造成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农村居民收入严重偏低。我国西部地区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 主要来源于日常的农业收入, 其增幅趋缓, 单一的农业收入将继续拉大于其与城市间的收入差距。

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源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有别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和城乡有别的投入机制。这种政策上的差别最终导致了我国目前这样的一种城乡格局:城市经济以现代化大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 农村的人口要远远多于城市。对于落后于其他地方的西部内陆地区, 其二元经济表现得更加突出。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更为独立的社会单元, 农村的经济建设更为落后, 基础设施建设更为不健全, 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更低。这使得我国西部农村很难吸引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资源, 生产和工作条件落后, 机械化程度低;教育资源匮乏, 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农村剩余劳动人口转移困难, 劳动者增收的途径有限, 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 城乡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

2.我国工农业非均衡发展政策的惯性推动

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实行的是依靠农业支持, 优先发展工业的政策。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城市的产业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很快, 而农村则由于投资不足, 没有实现机械化, 主要以发展传统的手工小农经济为主。改革开放以后, 这些制度又在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下来。近几年尽管国家不断强调我国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 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同时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 城市在吸引投资方面已经形成了农村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 农村依然吸引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因此, 从客观经济情况来看, 近几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 而是扩大了。另外, 目前在西部,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是党中央在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 总体上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后提出来的, 而我国西部地区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与全国相比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上述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以贵州为例, 2005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全国的1.065%, 人均GDP仅为全国的35.4%,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的59.67%, 城镇化水平要比全国低16个百分点, 工业化水平比全国滞后10到18年, 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十分有限。[3]

3.农民负担较重

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 出台了许多惠农、支农政策, 特别是取消了农业税后, 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负担, 加上粮食、良种直接补贴, 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等的实施, 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显性负担减少了, 但隐性负担仍然较重。 (1) 农民的生产负担进一步加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 (化肥、农药等) 价格上涨;另一方面, 农村生产人力支出费用增加。这些都造成农业种植成本增大, 增加了农民负担, 不利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 (2) 农民生活负担进一步增加, 削减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主要表现在:第一, 义务教育之外的收费仍然较高。高中和高等教育收费过高, 部分农民无力负担高额的学费。第二, 医疗费用高。虽然实施了农村合作医疗政策, 但就医要受指定地点的限制, 药品费用过高, 报销手续繁杂, 报销比例低, 农民负担依然很重。

4.自然条件和农业自身脆弱性的影响

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中国农村居民按收入来源划分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纯农户。即就业和收入主要在农业的农户;第二类是以农为主的兼业户, 第三类是以非农为主的兼业户, 第四类是非农业户。每种类型农户的收入状况都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等条件密切相关。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 在这些农户中, 谁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越大, 谁的收入增长得就越慢。这是因为农业作为一个传统产业先天就存在诸多的不足, 如生产周期长, 储藏成本高, 需求弹性小, 抗风险能力弱等。我国西部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的比重更大 (全国的五大牧区全部都在西部) , 农业收入是西部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 由于我国西部正好地处内陆, 自然条件严酷, 生态脆弱, 自然灾害频繁, 加之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 使得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弱, 农村经济发展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大, 靠天吃饭的现象更为严重, 农民增收困难重重。

5.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匮乏, 人口素质较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 2004 年, 我国15岁以上的文盲率达10.3%, 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西部地区高达44%左右。调查采用当前国际上较通行的测量文盲的方法 (即受访者是否能够读懂一封普通书信) 对西部文盲率进行了测定, 按照上述测量方法, 即西部青年中文盲率为10.8%。如果从青壮年中未上过学的比例来看, 西部青年中“从未上过学”的比例仍高达 7.2%, 青壮年 (15-50岁) 中的“从未上过学”比例达到11.0%, 表明西部青年的文盲率至少为7.2%, 青壮年的文盲率至少为11.0%。这与全国 “十五”期间将我国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4%左右相比, 两者之间差距还非常大[4]。较低的人口素质, 一方面使西部农民难于掌握现代农业的高科技, 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外出打工, 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些都不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 从而也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

1.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还农民以真正的“农民待遇”

一是要继续推进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使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民权, 疏通社会流动渠道, 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 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二是要加速城镇化进程。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不仅要鼓励农民到城市务工, 安家落户, 更重要的是主动加速农村城镇化的进程。现在不少地方进入了发展误区, 认为只要进行城镇化就可以缩小城乡差距, 并没有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 结合本地区的产业格局进行城镇化, 新城镇一定要建立以相应的产业作为依托的基础上。三是各地政府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 做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信息引导和技能培训等服务性工作, 简化手续, 减免收费。最后还要创造条件, 为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

2.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工农业非均衡发展政策使得我国西部农村的工业基础及配套设施十分薄弱, 而且这种政策上的惯性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 我国西部农村在发展工业时应立足西部农村实际,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乡镇企业上。大力加强农副产品加工业、采掘业等非农产业的开发, 并通过原农产品和其他资源的深加工来提高其技术含量, 促进产品的全方位升值, 辐射并带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启动。当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后, 要鼓励其利用积累的资金做大做强, 采取“以工促农” 、“以工补农”等形式, 加快建立一批龙头企业, 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 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另外, 在发展农村第二产业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教、卫生、商贸、餐饮、运输、信息等服务业, 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加快西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切实减轻农民支出负担

党和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各级政府必须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同时要执行和落实好“四补贴”政策, 以及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等支农惠农政策,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探索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新机制。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需要“建立以公共财政供给为主体, 村社集体和农民辅助、私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供给体制。注意加大对农业上游产业的扶持和对农民购买农资产品的补贴, 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 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基础框架。在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 与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相结合, 建立起农村“低水平, 广覆盖”的社会保障 体制基础框架,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4.依据特有的自然资源条件, 发展特色农业

由于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市人少地多, 自然条件差异很大, 因而应依据其不同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农业。一是在农牧区加快农村畜牧业的发展。目前, 我国粮食库存较多, 加快发展畜牧业的时机比较成熟,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和疾病防治体系建设, 发展饲料工业和畜产品深加工, 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二是发展农产品深加工。西部农村应以市场为导向, 立足对现有加工能力的改造, 加快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设备的引进和开发, 使我国西部地区农产品加工有一个大的发展。三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在新疆等地以发展商品率较高的农产品为主;在生产条件较恶劣的地方积极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在生态脆弱地区, 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 改善生态环境。四是在风景秀丽、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和红色旅游, 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 在发展西部特色农业的同时, 要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进一步提高西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5.提高西部地区居民的素质

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整个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 对文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已经成为增加农民社会流动和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要改变西部农村的贫困状态, 国家应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对西部农村的教育产业进行扶持。第一, 加大资金投入。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 特别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 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希望工程”等社会力量的作用, 改善农村教育设施, 增强师资力量。第二, 切实减轻农民的教育负担。必须在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开放中学社会办学教育市场, 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高效的农村教育市场, 降低农民接受教育的成本。第三, 力争尽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 大幅度扩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数量, 为农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最后、加强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也是目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满足农业产业化需要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韦苇.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IUD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31省市区“十一五”城乡一体化进程比较[J].领导决策信息, 2009, (33) .

[3]石宗源.建设新农村:西部地区如何破题[N].人民日报, 2006-5-12.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5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篇6

关键词：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财政政策；财政效果

一、相关概念

城乡收入差距指由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城市居民收入与乡镇居民收入在增长率、绝对差、均数等指标的综合差额。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側面体现。城乡一体化指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突破地区封锁、城乡文化的限制，实现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无条件通用，生产结构平衡，生产力合理发展，城乡差别基本没有的动态、长期的过程，是向往人民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化，保障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受等同的生活水平与公民权利，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过程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1.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额始终在扩大。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209.8元到2012年的19648.1元，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为209.8元，2012年扩大到19648.1元。进入20世纪后直到201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8284.7元，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663.2元，甚至不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量的一半。2011-2012年度的增长率突然增加，增长率为32%，比往年较稳定的增长率12%多了20个百分点。从这些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正在以较为稳定的比率不断拉大，并且该变化在最近几年正变得更为剧烈。

2.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据统计，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从1978年开始不断缩小，持续至80年代中期开始扩大。增大的趋势保持了10年后于90年代中期再一次缩小，1998年又一次扩大。2003年达到顶峰后稍微回落后又一次上升在2007年达到了所有年度的最高峰。再之后开始逐渐的缩减，整体呈现出“多升多降，起伏波动”的态势。1995年左右波动幅度较大，1998年后趋于平缓。2007年达到3.33是1978年以来所有年度的最高峰。如果再算上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价值及各种福利补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之比将在8：1左右。

3.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并不明显。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两者的收入增长率比几乎呈同步变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时期正对应着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的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的时期也正对应着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的时期。举例说明，2005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0.8%，城市比农村多了0.2%；可是在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1.3，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为14.9%，明显可以看出二者同步变动的特点。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反之亦然。

三、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关于公共设施投入的财政政策选择

1. 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为减轻农民负担、使乡村孩子拥有与城里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会因生活的艰难而扼杀孩子上学的梦想，应在公共财政框架下重新划分农村义务教育服务的事权。进一步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可以将农村义务教育支出规划为由中央、县省三级财政来共同负担，强化省一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村教育负担由原来的乡镇和农民负担升级到由更高层次的政府来负担。同时调整财政支出政策走向，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性支付力度。另外，可以开辟教育专项资金的新渠道，譬如取消教育税附加，开征教育税，向广大社会各个阶层征收的教育税专款专用到农村义务教育中来。

2. 加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首先要提升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各级财政部门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逐步提高教育财政支出所占比重。其次，优化教育支出的结构，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下使资金向农村倾斜，努力扩大农村教育在财政教育方向支出所占的份额。优化资金使用的方式，依据不同类型与不同的发展阶段实行相对应的财政政策，尽量做到“不白花一分钱，不耽误一件事”。

3. 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比重。政府应反省过去改革过程中过分市场化的做法，重新规范其在提供医疗卫生上的集体责任，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比重。国家拨付的卫生经费需要向偏远、贫困、中西部农村等地区倾斜，使这些地区受到更多的财政支持。

4. 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产品供给。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加大供给。增加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经费预算，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加大对各种传染病、人畜共患病、农村地方病的防治力度；提高对农村医生实行补助的力度。

5.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例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提高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为要害，确定基层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6. 进一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方法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和财政投资补贴的形式来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要明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还要合理划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责。

（二）关于改善就业的财政政策选择

1. 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亲眷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当前，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通过向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过度的方法逐步取代原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来使城乡居民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并且可以享受相同的就业机会。政府应健全其社会保障制度，为进城务工人员（或已落户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提供公共安全、子女义务教育服务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2. 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重点用于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显著改善农村生产。基础设施项目的生活条件。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大江大河治理，投资研究，减灾建设，气象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生态环境，住房建设力度；加快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等产前，产后服务；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农业额外仓储设施，提高农产品商品储备制度。

3. 在继续强化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在《教育法》的框架下，投入专项资金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培养养殖、种植、机械自动化、农机修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组织青壮年农民集体学习农业专业知识，为农业发展储备人才。

（三）关于城乡协调发展的税制改革

1. 制定农产品的流通环节的流转税制。首先，对农产品的销售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完善流转税制；其次规定免征额，使收入低的农民无需缴纳增值税；最后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方向，可将部分特殊的农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

2. 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农业所得税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用农业所得税来实现对农业的调节农业经济因为农业所得税具有公平税负、调节收入、操作规范的优点。因此，我国可以参考大多数国家的实践结果，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统一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个人所得税制。

（四）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

1. 合理界定县乡财政的事权和财权。重新划分县乡两级财政的财权。在国家相关法律的框架下再次明晰分税制，设立明确规定对国家财政拨付的款项进行细化，各款项的使用加强监督严防挪用。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杜绝滥用职权等问题，完善相关规定。

2. 建立科学和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力度。根据转移支付的目标，优化转移支付形式。完善省以下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与转移支付配套的各方面法律制度，努力采用“因素法”来分配转移支付资金的额度，争取早日形成有效的监督监管体制。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7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 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 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Sicular T., Yue Ximing, Shi Li&Bjorn Gustafsson, 2005;陈建东, 2006) 。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 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 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 (陆明, 2004;2006) 。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 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 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 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 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 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Louis (2007) 指出1993年~2005年间, 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 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 如Alesina&Rodrik (1994) 、Clarke (1995) 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 如Forbes (2000) 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 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 或者地区虚拟变量, 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 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如Barro (2000) 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 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 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 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 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 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 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 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 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 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 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 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 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 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 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 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 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Growthit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和ξit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 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 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 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 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 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 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 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 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 包括政府对农业 (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 、教育 (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 、医疗 (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 的财政开支, 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 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 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 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 所剩部分 (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 , 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 (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 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 , 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运用2SLS回归法, 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 得到结果如下:

其中, 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 可以看出在方程 (2) 、 (3) 、 (4) 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 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 (1) 中, ruralempit (hat) 和giniit (hat) 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 但dit (hat) 系数不显著。方程 (1) 的拟合优度有0.2583, 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 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 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 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 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 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 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 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 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 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 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 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 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 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 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 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 A.&Rodrik, 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 :465-490

[2]Forbes, K.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 869, 887

[3]曹裕, 陈晓红, 马跃如.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统计研究, 2010 (3) :29-36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8

城乡收入差距大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从本质上来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即是对城乡一体化、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切。[1]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GDP增长优先发展战略支配下,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结构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根据201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 ∶ 1,不仅高于邻国日本与韩国,也高于亚洲其他国家。[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基尼系数的持续上升,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3]从时间来看,世界各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与教育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实证分析中,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4]因此,本文拟先对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分析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

二、文献回顾

教育发展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是西方经济学者长期研究的课题,但在理论上学者关于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舒尔茨、明瑟和贝克尔(T.W Schultz、J. Mincer、G.S. Becker)建立的人力资本收入分配模型认为,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手段,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分布状况优化都会促使收入分配状况的优化。[5,6,7]奈特和萨博特(J. Knight、R.H. Sabot)发现教育的发展对收入分配具有结构效应。教育的发展促使拥有高学历的劳动者群体规模增加,从而产生教育的结构效应。在早期阶段,教育的发展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在后期教育的扩展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因此教育的发展与收入分配呈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8]阿特金森(A. Atkinson)对49 个国家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也证实了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9]格里高利和李(J.D Gregorio、J.W. Lee)对100 个国家的教育与收入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较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公平的教育分布和较高水平的教育资源投入都会使收入差距缩小。[10]国内学者白雪梅利用格里高利和李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对1982—2000 年各省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教育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密切关系,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11]

目前国外对教育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也相对深入,具体表现为理论模型多样化,实证分析视角多样化。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模型相对单一,指标选取相对简单。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上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研究,以分析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在模型设定中选择从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和教育分布不平等两个维度度量教育发展,并纳入相关面板分析中,以改变目前国内实证分析中重视平均受教育水平而忽视教育分布不平等带来的问题。

三、主要指标的选取与测度

(一)城乡收入差距测度

目前学术界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12,13]变异系数、[14]泰尔指数[15,16]和收入基尼系数[17,18]四种测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由于基尼系数对中间阶层收入的变化比较敏感,无法解释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远超国际警戒线,但社会经济仍然正常运转的现象,其可靠性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而泰尔指数对底层收入水平变化比较敏感,变异系数则在收入差距研究中应用比较少,二者皆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因此,本文拟选取城乡居民收入比(ID)指标来衡量,相关指标具体表述为:

其中,ID是表示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Yu和Yr分别表示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经过测算后的2003—2013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收入比如表3-1 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4年《年中国各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测度方法

人均受教育水平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劳动者整体受教育水平的因素,常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度量。人均接受教育年限的公式为;公式中Pi代表接受第i种受教育者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Yi表示接受第i种教育者的教育年限,i表示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种类。根据《中国劳动统计鉴》的分类,本文将接受教育者分为七类,依次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依据中国通俗教育年限的设置,本文将接受上述前六类教育者的教育年限分别设置为3、6、9、12、15、16。根据2003—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各自占研究生的平均比例,乘以各自受教育者的数,测算接受研究生教育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1.5。经过测算后的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如表3-2 所示。

(单位:年/人)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鉴》相关数据整理测算所得。

(三)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的测度

教育平等程度一般用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指标来测度。通常反映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的指标主要有2 个:一是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二是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前者反映是的受教育的相对不平等程度,后者反映的受教育的绝对不平等程度。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的互补性,本文选择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程度的指标,经过测算,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如表3-3 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2004—2013年《中国劳动统计鉴》相关数据整理测算所得。

四、实证分析

(一)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1.Granger因果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发展之间Grange因果检验模型,假设以城乡居民收入比Inequal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Educatio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以Education Disequilibrium表示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受教育限二者检验方程可表述为:

方程(2)和方程(3)中,i=1,2,…m;t=1,2,…T;vi和 τi表示截距项,假设随即误差项 εi,t和ui,t独立同分布,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σ2的正态分布。aji如果系数不全为0,则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因;如果系数 δji不全为0,则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Granger因;如果aji和 δji都不全为0 则表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者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如果aji和δji都为0则表明人均受教育限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基于相同的方法构建中国教育分布不平等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程,相关方程如方程(4)与方程(5)所示。

2. 数据单位根检验

对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关系进行研究时,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伪回归问题的发生,检验结果如表4-1 所示。

从表4-1 的检验结果来看,只有Education Disequilibrium通过了三种检验,Inequal和Education都没有通过全部单位根检验。其中,Inequal通过了LLC检验,但没通过ADF-Fisher和PP-Fisher检验,Education的三种检验P值都大于0.05,即在95% 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Inequal、Education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为了使序列平稳,分别将Inequal、Education和Education Disequilibrium进行一阶差分,并对一阶差分后的序列 ΔInequal、ΔEducation和 ΔEducation Disequilibrium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2 所示。

注:一阶差分后的序列 ΔInequal、ΔEducation和Education Disequilibrium三种检验的P值均为0,都小于0.05。因此,ΔInequal、ΔEducation和 ΔEducation Disequilibrium均是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

3. 协整检验

综上分析可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对其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后的ADF值为-3.710,协整检验P值为0.0001,小于0.05 的临界值。因此,拒绝三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数据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三个序列同阶单整,且通过了协整检验,因此满足Granger因果检验的要求。本文在对三者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滞后期取值为2,检验结果如表4-3 所示。

从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看出:(1)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的作用关系,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影响人均接受教育年限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均受教育年限整体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教育分布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着单方面的作用机制,教育分布不平等会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与教育分布不平等之间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3)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教育分布不平等存在着单方面作用关系,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是改变教育分布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教育分布不平等不是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的Granger因。总之,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分布不平等都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比的重要因素,而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能够影响人均受教育年限,却不能影响教育分布不平等。

(二)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步系统GMM估计

1. 一步系统差分模型的构建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受教育发展的影响,也受其他的因素影响,因此本文在借鉴习明明和张进铭、[20]李伶俐和谷小菁和王定祥[21]以及余菊[22]等人的研究模型,并考虑当期城乡收入差距受前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内生性问题,构建含有城乡收入差距滞后项的面板模型:

方程(6)中城乡居民收入比Inequal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Education代表平均受教育年限,Education Disequilibrium代表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Z为控制变量,i代表省份,t代表份,ui为截距项,vi,t为扰动项。

由于方程(6)中含有因变量Inequal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如果采用静态面板的混合效应或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参数将是一个有偏的、非一致的估计量,从而导致基于参数估计结果进行的统计推断必然是扭曲的。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将采用阿兰诺和邦德(M.S. Arellano、S. Bond) 提出的动态面板广义矩法(GMM)对方程(6)进行一阶差分以消除固定效应影响,并用一组滞后的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的工具变量,以获得一致性估计。

虽然GMM估计有一步GMM估计和两步GMM估计两种方法,但由于两步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导致两步GMM估计量的近似渐进分布不可靠。[23]因此,在实践应用中通常采用一步GMM估计量。[24]相比于一步差分的GMM估计方法,一步系统差分通过将弱外生性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工具变量的同时,使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阶作为原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从而能够更好的控制某些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获得一致性估计,最终得到更好的估计结果。因此本文选择一步系统GMM估计方法。

2.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到的变量主要有三类,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指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衡量。解释变量为教育发展水平,本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分布不平等程度来衡量。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两个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 指标来衡量,城镇化率(Urbanization Rate)用城镇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指标来衡量。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3—2012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2004—2013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年鉴、《2013 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统计资料汇编》。鉴于西藏自治区统计数据不全,因此本文选取除去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以外的30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作为截面数据,构建一个包含30 个截面和10 个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方程(6)进行验证,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本文运用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了相应的平减,所有变量都取对数后计入模型。

3. 内生性及其处理

从前面分析可以知道,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的作用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着内生性问题。而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非一致性。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实践中的常用操作方法,将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引入模型。

4. 估计结果

为了确保模型的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运用Stata12.0 软件,分别利用固定效应(FE)面板数据回归、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回归和一步系统GMM估计对中国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不同估计方法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4-4 所示。

注:表中的一步系统GMM估计值是在stata12.0中嵌入“xtabond2”程序进行的。AR(1)和AR(2)、Sargan Test给出的都是统计量对应P值;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0.01、0.05和10%0.001的水平上显著。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和固定效应(FE)面板回归的调整R2 值分别为0.706 和0.973,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从其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回归系数的T值和伴随概率来看,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说明前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会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地影响。因此本文如采用固定效应(FE)面板估计和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估计时必将产生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从而使根据参数推断的经济学含义发生扭曲,故需要采用一步系统差分估计。[25]

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判断,除了对估计结果进行萨甘检验(Sargan Test)外,还可以采用邦德(S. Bond)等人[26]提出的简单检验方法,即将滞后因变量的GMM估计值与固定效应(FE)面板和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估计值进行比较,如果滞后因变量的GMM估计值介于固定效应和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估计值之间,则GMM是可靠的。本文中的滞后因变量的一步系统GMM估计值为0.846,介于固定效应(FE)估计值0.689 和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估计值1.002 之间,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及其滞后阶数是合适的。此外一步系统GMM估计的萨甘检验统计量的P值为0.421,大于0.05,也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及其滞后阶数的选取的恰当性。残差自相关检验AR(2)的伴随概率为0.330,大于0.05,从而排除了一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因此方程(6)的一步系统GMM估计是合适的。

从表4-4 的实证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具有明显的影响,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人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减少0.322%。这表明提高中国教育整体水平,普及更高的教育年限有助于抑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过快扩大,这与阿鲁瓦力(M.S.Ahluwalia)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他认为随着教育的发展,工人因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使整体劳动技能得到提高,从而使劳动力结构出现变化——高技能工人比例增加,低技能工人比例降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高技能工人的供给增加将降低技能好,报酬较高的工人工资,而技能较低的工人供给减少将提高劳动技能较低、报酬较少的劳动工人的工资。[27](2)教育分布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具有正向作用,且作用强度比较明显,即教育分布不平等每增加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提高0.158%,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3)结合表3-1 的样本在观测期内除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外其余26 省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以及表3-2、表3-3 的各省教育年限不断增长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教育不平等程度增加的事实。由此可以得出,尽管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分布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是由于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作用强度远远大于教育分布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教育分布不均的扩大而加剧,相反地,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了。(4)根据赖德胜关于教育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倒U型关系的论述,[28]目前中国的教育发展已经越过倒U型拐点位置,处在拐点的右下方,处于下降阶段。

五、结论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9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已有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制度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以及产业聚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等几个方面。

关于城市化、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James等用美国79个都市区的截面数据, 研究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 结果显示, 收入差距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上升。[1]陆铭和陈钊用1987~200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结果表明城市化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开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非国有化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程开明研究了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不同的城市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而言, 中心城市规模越大, 区域城乡收入差距越小, 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规模变动呈现出U型特征;分散型中心城市的结构有利于缩小区域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越小。[3]

关于制度与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制度、城市偏向政策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Hussain等以家庭数据为研究样本, 研究了中国的城乡收入的构成及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发现收入分配制度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4]陆铭和陈钊的研究表明,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5]武小龙和刘祖云用江苏市级面板数据,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城市偏向理论的视角对城乡差距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 发现城市偏向政策越明显,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6]陈斌开和林毅夫的研究显示, 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 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 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 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7]

从产业聚集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并不多见。康伊认为产业聚集可以作为一种工业组织形式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8]蔡武和陈望远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 对中国省区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聚集等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非农产业聚集规模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9]蔡武等研究了产业聚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认为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轨迹呈现倒U型的阶段性特征;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等因素通过影响本省区城乡差距, 进一步将作用传递和迭加到相邻省区城乡差距之上;城市产业集聚过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目前尚处于极化效应阶段, 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0]

综上所述,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特别是从产业聚集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还存有争议。本文将在充分考虑城市化水平、制度与政策等相关变量影响的条件下, 重点研究产业聚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揭示其中的内在机理。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1. 计量模型设定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 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政策偏向等。为了能够较为精确地测度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有必要引入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我们把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其中, Gap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Agglo为产业聚集水平;Edu、Urban、Trade、Gov是控制变量, 分别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其他字母则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的系数和残差。

2. 变量选取与指标说明

下面, 对变量的理论基础及指标作简要说明。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Gap) 。借鉴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 我们用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其中,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城市居民总收入扣除税费和社会保险支出以后的收入, 农村居民纯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扣除经营家庭生产的费用、生产工具折旧和税费以后的收入。

(2) 产业聚集水平 (Agglo)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产业聚集水平不断提高, 产业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范围。近年来, 随着城市产业聚集水平的逐渐提高, 城市的土地租金、劳动力价格等生产要素逐渐上升, 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11]因此, 部分城市的产业开始向农村扩散, 从而提高了农村的产业聚集水平, 促进了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 伴随产业聚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2012年,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 (1) 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情况下, 要素价格逐渐趋同, 即农村居民的劳动报酬与城市居民逐渐趋同。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产业聚集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衡量产业聚集的方法较多, 区位商能较好地从区域角度研究产业聚集水平及其特性, 因此, 我们采用区位商方法来测度各省制造业聚集水平。地区i在t时刻的产业聚集水平Aggloit= (Mit/Pit) / (Mt/Pt) , 其中Mit表示地区i在t时刻的制造业从业人数, Pit表示地区i在t时刻的总就业人数, Mt和Pt分别表示t时刻全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和全国总就业人数。一般而言, 这一指标的数值越大, 表明制造业在该地区的聚集水平越高。我们预期, 产业聚集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的影响, 即随着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 城乡收入差距随之减小。

(3) 人力资本水平 (Edu) 。一般来说, 一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高, 该地区居民劳动所获得的报酬相对较多, 因此, 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张伟和陶士贵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教育、食品、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差距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12]我们借鉴张伟和陶士贵的做法, 用城乡教育、食品、医疗保健总和之比来衡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我们预期, 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正的影响, 即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4) 城市化水平 (Urban) 。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方面, 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二元经济中, 只要存在着城乡期望收入差距, 劳动力就会流动, [13]而劳动力的流动则会增加城市劳动供给, 降低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同时,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将得到除了农村土地收入以外的额外收入,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 城市化可能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 劳动力、资金等大量生产要素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率, 不断向城市聚集, 使得城市的聚集效应更为明显, 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从而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增加, 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种相反作用的对比, 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借鉴李小玉和郭文的做法, 我们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14]

(5) 对外开放程度 (Trade)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深。对外开放程度越深的地区, 外资相对容易流入, 出口相对较多, 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情况也相对较好, 因此,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由于外资利用、对外贸易等活动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 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 因此, 对外开放程度越深的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越大。借鉴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 我们用商品出口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我们预期, 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的影响, 即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6) 政府政策偏向 (Gov) 。多年来, 在城乡经济关系上, 我国一直实行对城市的偏向政策, 经济建设主要以城市为主,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农村建设。虽然, 近年来国家提出并实施新农村建设, 大力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对城市的政策偏向促进了城市发展, 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们借鉴武小龙和刘祖云[14]的做法, 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政府政策偏向,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对城市发展的政策偏向越严重。我们预期, 政府政策偏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

数据来源:本文共选取了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各变量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国研网区域经济数据库、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等。

我们对各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作简要的描述统计, 统计结果见表1。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 计量方法

面板数据 (PanelData) 的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 (FixedEffect) 模型、随机效应 (RandomEffect) 模型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等多种形式, 各种形式都有其特定的假设前提。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能够得出较为可靠的估计结果。[15]为了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 我们参照国内外学者的通常做法, 分别采用固定效应 (FE) 、随机效应 (RE)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进行估计。分析软件选用Stata12.0。

2. 回归结果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见表2, 其中第1列、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固定效应模型 (FE) 、随机效应模型 (RE) 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的估计结果。

注: (1) 系数下方的值是t值; (2)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根据Hausman检验, chi-值为正数, (2) 因此, 我们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随机效应。[16]也就是说, 根据Hausman检验, 随机效应的结果优于固定效应。通过比较表2中第2列和第3列, 可以发现随机效应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两种方法得出的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完全一致。由于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因此我们认为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

通过观察第3列,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 在控制了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因素等条件下, 产业聚集的系数为-0.0942,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产业聚集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产业聚集水平提高1%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减少0.0942%左右。产业聚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 农村的产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的产业聚集水平。产业聚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的聚集, 大量劳动力相对自由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在城市就业使得农村劳动力在保持农村土地收入基本不减少的情况下, 增加了额外的收入, 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3) 这种结果符合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

第二, 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0.3632,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正的影响, 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越大, 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越大。这说明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 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负,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这与陆铭和陈钊的研究结果一致。如前所述,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其综合效应取决于两种相反作用的对比。回归结果反映出我国的现实状况是: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力较大, 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力较小。因此,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 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对外开放程度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因为外资利用、对外贸易等活动主要集中于城镇地区, 对城镇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贡献较大, 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 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五, 政府政策偏向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系数为正, 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政府政策偏向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原因在于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及财政支出等多方面对城市采取偏向政策, 极大促进了城市发展, 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 由政策偏向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具有一定的“累积效应”, 或者称为“路径依赖”, 即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收益将进一步吸引各种要素聚集, 从而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极”, 而这一“增长极”会由于要素的进一步聚集, 其地位被不断固化, 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格局, 拉大城乡发展差距。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借鉴一些学者的做法, 如范剑勇、刘修若等, [17,18]采用制造业就业密度 (人/平方公里) 衡量产业聚集水平, 进行稳健性检验。t时刻地区i的制造业聚集指数Aggloit=Mit/Sit, 其中, Mit为地区i在t时刻的制造业就业人口 (人) , Sit为地区i在t时刻的面积 (平方公里) 。显然, 制造业就业密度的数值越大, 表明制造业在该地区的聚集水平越高。分析数据和选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与前文保持一致, 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见表3。

注: (1) 系数下方的值是t值; (2) ***、**、*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

首先比较表3的第1列和第2列的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 chi-值为正数, (4) 因此, 我们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随机效应。通过观察随机效应结果可以发现, 产业聚集的系数为负值, 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为正值, 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两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与表2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的估计结果一致, 但其余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前所述,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我们继续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见表3的第3列。由于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 因此, 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稳健的。通过观察表3第3列可以发现, 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依然为负数, 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预期, 即产业聚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 其余解释变量的符号与表2中第3列完全相同, 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用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等条件下, 产业聚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产业聚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即城乡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偏向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于上述结论,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适度提高城市产业聚集水平, 有条件的地区引导产业向农村扩散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产业聚集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 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应根据城市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 培育本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 提高产业聚集水平;另一方面, 当城市的产业聚集水平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 产业聚集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外部不经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此时, 应当积极引导城市的部分产业向农村地区扩散, 充分利用农村地区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有利于产业发展的因素, 逐步提高农村的产业聚集水平, 促进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 改革户籍制度, 促进劳动力流动

当前, 应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劳动力相对自由地流动, 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部门, 在城市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 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 提高城市化水平

如前所述,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因此, 应加大力度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不是空中楼阁, 在一定程度上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加快城镇化建设, 势必会拉动农村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将使得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当地就业成为现实。因此, 城镇化建设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丰裕的优势, 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水平, 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 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本投入水平

新时期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探讨 篇10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从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 中国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 而广大农村被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 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 造成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见表1) 。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7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确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克服了传统的农村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的制度弊端,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劳动积极性, 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 农民收入的增速要快于城市居民。从数据中也可以看出, 到1982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一度缩小到1.95倍。随后几年, 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曾一度缩小的差距又逐步扩大, 到1994年又达到2.84倍。1994~1997年之间, 城乡收入比略有缩小, 但缩小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城乡收入比从1998年的2.51倍扩大到2008年的3.31倍, 其实际收入差距也达到历史最高的11021.2元。可以说, 这种差距已经给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亮起了红灯。缩小城乡差距, 不仅仅能够体现社会公平, 更能够为中国持续繁荣不断添加新的动力。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

在一个城乡彼此开放的社会结构中, 由于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 因而城乡人均收益率能够自动调适到合理均衡的发展水平, 起码不会出现长期而日趋拉大的差异状况。但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显著的转型社会, 原本就存在着不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 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制度变迁中本应趋于缩小, 但改革开放30年来却反而呈现为逐步拉大的发展态势, 其主要原因如下:

2.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首先提出。他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 提出了“两个部门结构发展模型”的概念, 揭示了在发展中国家并存着由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 这两种体系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资源、医疗卫生、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等制度安排的不统一, 使城乡工农之间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具体特征表现在:城市经济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为主, 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 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等。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发展的阻碍, 也是拉大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2.2 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之前, 为了实现工业化, 大量生产要素都倾向重工业, 依靠农业进行工业资本的积累原始。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 主要途径就是实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粮油统购统销。这种价格“剪刀差”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 很大一部分农业创造的价值都转移集中到了城市。改革开放后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 优先发展城市现代化, 国家的发展政策和资源都以城市为中心, 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也向城市倾斜。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先城市后农村的政策拉大了城乡之间本来就有的差距, 不仅如此, 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农村的精英人才, 使农村的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又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

2.3 对农村各项投入不足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尽管我国近几年相关补贴非常多, 但相比城市投入来说, 财政投资对农业投入还是不够, 财政支农比重一直在10%左右。社会保障差距也是重要的因素,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直接与户口挂钩, 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就可以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 农村社保项目少而且财政投入低。中国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比例本来就较低,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为39%, 日本为37%, 澳大利亚为35%, 而中国只有10%左右, 且这10%的投入也基本给了城镇居民。

2.4 城乡教育差距

城乡教育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 包括城乡初等教育投资、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城乡教育普及率等方面都有差距。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特别是教育质量的差异, 将影响到人力资本质量, 进而深刻影响未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劳动生产率, 最终都会反映在收入差距上面。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着相互决定的问题, 这使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代际间传递, 存在着“马太效应”, 如果任由其发展, 城乡的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将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3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对策

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差距的缩小不可能一蹴而就, 毕竟这种差距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 有制度、政策、技术、人力资本方面等等, 并且这些因素的不平衡会因为这种差距的存在而不断自我加强, 甚至造成更大的两极分化。尽管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些社会问题, 也采取了一些相关政策, 但由于力度方面或者政策执行方面的原因没有取得太显著的效果。因此要抑制差距的进一步恶化, 必须采取下述更加强有力的措施:

3.1 加快农业产业升级

国家要继续加大对农业支持力度,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通过相关政策及信息的扶持, 鼓励农产品的深加工以提高其附加值。逐步延伸和完善农业产业体系, 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对于农业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产过程,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此外, 农业科研、教学、技术推广体系, 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 农业信息服务等都属于农业产业体系。这些体系与农业生产密切相联, 共同作用。中国农业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产业体系内部还不健全, 体系之间联系不密切, 整个农业产业体系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可以肯定, 如果这一体系能够得到完善, 将有力地支撑着农业生产,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3.2 农业规模化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 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该制度已经很难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就是要解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相衔接的问题, 一个生产分配关系的更改和确立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 政府要逐步引导农民进行合作化生产, 在土地产权方面进行创新, 通过土地产权的流转, 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能提高效率。在稳定农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 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

3.3 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 (Gary S.Becker) 曾指出:在不断变化的新经济环境中, 只有那些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国家和地区, 才能持续增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与只受过低等教育的人, 薪酬差距日渐扩大, 可以说, 知识的确有价。人力资源尤其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因为具有持续性的知识创新能力和信息提供能力, 并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显著特征, 使人口现代化、人力资源现代化和人力资本现代化具有了最为重要的发展意义。教育是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投资可以直接增加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 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和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要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 除了要继续完善义务教育外,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对农村劳动者进行生产技能培训, 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3.4 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标志, 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更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城市社保经历多年的发展已基本成熟, 而农村保障体系才刚刚起步。农村社会保障中基本要求是实现“老有所依、病有所医、生有所靠”。要建立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的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三项制度最为重要。逐步建立生育、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 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资金有三个来源:国家各级财政按比例提取、村集体和企业收入中按比例提取以及个人缴纳。构成比例应当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及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应当采用国家财政支持为主、社会集资为辅的办法筹集社保资金, 在经济发达地区则可以考虑以企业和个人为主的办法筹集社保资金。

3.5 加速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更是优化城乡结构的重要举措。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农民迁移到城市中, 住房、消费、医疗等方面都比农村有很大的提高, 生活水平必然得到改善。但我国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并且存在问题也较多。特别是城市化的扩张对农村土地的占用, 造成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 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 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 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本该受益的农民逐渐被“边缘化”, 成为弱势群体。城市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载体,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但前提必须保证城市化的主体——“农民”的利益, 保护好农民固有的优势。相信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必定带给农民越来越多的利益。

4 结语

世界各国经验表明,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城乡发展差距是正常的, 但如果差距过大, 势必会影响到经济正常发展, 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当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形势非常严峻。正如本文所述, 加快农业产业升级, 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素质和完善农村社保体系等措施, 都可以较好的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并且也都是现实可行的措施。中国建设和谐社会,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城乡和谐发展。农村的发展壮大受益的不仅仅是农民, 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大大增加内需, 而内需扩大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强大的动力。建设现代化农村,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尽管任重而道远但利在未来,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M]《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八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朱小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分析及政策选择[J].技术与市场, 2008, 7:41-42.

[3]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5-40.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极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中央政府执政重点逐步转向建设“和谐社会”,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疑是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所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自1978年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持续扩大”的增长路线①: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仅为209.8元,到1980年增长到261.46元;1980—198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42.56元;但是自1985年以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的波动上升,直至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1709.12元。蔡昉、杨涛(2000),Yang、Zhou(1999)、世界银行(1983)等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很难以惯用的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倒U”假说解释,而是呈现出不断波动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城乡人均占有金融资产、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统筹一体化、外贸融资、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有众多不利影响。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农村自身努力,同时更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与政策引导,政府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制定正确的政策首先必须了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工业与农业部门的不同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产品需求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并指出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面向市场进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所以劳动力工资收入也较高;而农业部门由于各种约束少有产品流向市场,传统部门也很难从现代部门中获益,所以农民的收入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陆铭、陈钊(2004)、马从辉(2002)、刘文勇(2004)等也认为中国政府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政策确实人为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部门采取资本倾向技术限制了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经济资源向城市重化工业集中,保障工业增长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不利于农民的“剪刀差”, 严格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劳动力相互流动(蔡昉、2001)等,这都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陈宗胜(2000)通过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不同的发展状况,将二元经济结构视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没有摆脱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城乡收入差距就很难缩小。

政府财政投入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并且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呼应的。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城乡社会保障分布不均衡、农村税收负担沉重、农村科教支出偏低、农村公共支出绩效低下等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财税原因(沈坤荣、张璟,2007)。Becker(1975)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论述了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指出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Tin bergen(1975)从供给和需求理论解释收入分配,认为劳动的过度供给导致了低工资收入,而解决的方法是要使教育发展超过技术发展,有意识地造成非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而教育需要政府财力的大量投入(邹国平,2004)。此外,李实(2003)指出农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及对农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歧视是造成城乡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程开明、李金昌(2007),陆铭、陈钊(2004)从城市化偏向角度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前者采用1978—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计量证明城市化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财政支出等非价格政策城市化倾向日益突出加速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蔡昉(2003)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路径,发现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起了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有效排除农村人口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刘成奎、王朝才(2008)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实证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适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支农资金支出方向,增加农村地区的办公人员经费等。

现有文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理论研究已经十分成熟,但专门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原因研究(特别是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已有实证研究采选的数据比较单一、缺乏说服力。本文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政策目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重点讨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与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现状描述、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理论解释,最后得出简单的政策建议。

二、现状描述、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农业公共支出现状描述

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及农林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救济费用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其中主要以支援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主,农业救济费与科技费用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从规模上看, 国家各项农业支出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从1978年的51.14亿元上涨到2006年的504.28亿元。

与农业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不同,财政支农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是不断下降的;同时,农业的支出税收比(农业总财政支出/农业总税收)却不断缩小。其中,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1%下降到2006年的1.5%,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6年的7.8%。农业的支出税收比由1978年的5.3下降到1996年的1.9,随后年份稍有增加,到2006年达到2.9,但还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将近一倍。政府从农业收取的税收增多而相应支出却减少,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其承担税收相应的公共服务。

总体来说,农业支出呈现出以下趋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不断扩大,农业支出占GDP和财政支出相对比不断下降,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是农业支出重点,农业救济费和科研费用却相对较低,政府从农业部门收取更多的税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却没有相应增加。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Barro(1990)构建古典AK数理模型,提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产出水平的研究框架。模型以政府预算分类为前提,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政府公共支出作用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具体生产函数形式是:

Y_t=AL^1-a_tK^a_tG^β_j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L为有效劳动力,代表某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K为社会固定资产总额,代表某地区投入再生产的物质资本;G为某地区各项财政支出水平,A表示技术。假设技术系数为常数,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InY_t=c+(1-a)InL_t+aInk_t+∑β_jInG

本文研究的是如何调整财政结构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收入与经济增长是高度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若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对GDP可以近似替代,则等式可以用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政府支出预算在年初编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允许滞后期的存在,滞后期的选择以检验标准最优为准②;为了避免数据不平稳带来的伪回归现象,对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确定是否需要加入时间T剔除趋势项的影响;固定效用模型或随机效用模型的选择由Hausman检验得出。

本文将依次构建三个等式进行实证检验,其中Yt 依次代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及人均城乡收入之差;Lt 代表就业人数;Kt代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Git为各项财政支出。本文将财政收入分为转移性支出、投资性购买支出和消耗性购买支出以考察政府职能的侧重点。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及政策性补贴支出,主要体现福利保障体系的真正受益者并以此判断政策的调整;投资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流动资金、企业挖潜改造等,用以检验投资性购买支出更多地刺激了农村还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消耗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及科教文卫事业费用等,用以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更多惠及哪个群体。本文采选的是省级面板数据③,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为避免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数据波动及考虑到2007年财政支出分类口径大幅度的调整,本文截取的年份为1995—2006年,所有数据均以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平减,数据直接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量操作由Eviews5.1完成。

三、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GDP与城乡人均收入分别做PCSE极大似然估计回归,发现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与GDP的相关程度分别达到了95.25%和98.61%,可认为人均收入指标近似替代GDP指标是可行的。根据设计方案依次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收入之差三变量进行OLS回归,最终结果(见图表)所示:④

以不减小R²为准则,经过多次检验选择了滞后1期为标准;通过Hausman检验,三个方程都显示使用个体随机效用模型,最终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城市化流向的社会投资和人才资源集聚的确加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都显著地提高了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系数的T值在1%或5%左右都通过了检验),但是它们对城市和农村的促进作用是不相同的。对城市人均收入(系数分别为0.0757、0.5816)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农村(系数为0.0635、0.4844)。Lipton(1977)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投资、税收、金融等城市化偏向的资源配置,使经济在城乡之间不平衡地增长导致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执行严格的城市化偏向政策,率先开放东部沿海城镇区域,私人投资及社会投资大量配置给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政府政策扭曲了资本向城市集中的速度,在过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却造成了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发达区域容易形成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农村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向城市集聚造成农村地区严重的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严格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把农民排除在城市经济发展受益圈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可避免。

2、 城市地区是转移性支付的最大受益者,社会保障体系明显向城市倾斜。转移性支付主要是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支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转移性支出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转移支付对提高城市人均收入的作用(0.2365)明显高于农村地区(0.1525)。我国自建国以来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为城镇职工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居民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地区则主要推行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保障体系。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所耗费社会保障费用不足总额的11%,而仅20%的城市人口则消耗了近89%的社会保障费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农村地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 基本建设和企业补助性支出向城市工业倾斜,国家支援农业支出发挥作用不大。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及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是投资性购买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实证检验来看,投资性购买支出对城市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收入弹性,但对农村人均收入提高作用十分不显著,这直接导致了城乡人均收入的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分布不均等是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难题,我国的基本建设资金几乎全部向城镇投放,基本建设投资所建成的交通、通讯、水电力、公共设施等公共品基本被城镇居民享用。基础设施具有巨大的投资经济效益,可以促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农村地区对公共品的享受程度很低,直至如今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受到限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支援农业建设各项财政支出却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第一、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力度是不断减小的,农业财政支出占GDP及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农业资金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农业经济效益的低下、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都需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农业资金。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实行“抽农补工”的收入分配政策,把农村财富向城市工业转移,必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第二,我国虽然一直强调支持农业,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农业歧视现象。农业资金发放不到位、使用效率低、配置不科学等,都使得农业支援资金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作用,对农村地区经济贡献率低,无法发挥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4、 消耗性购买支出内部各项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各有不同。消耗性支出对提高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差距作用都是显著的,并且影响程度大致相同(影响系数分别为0.0275和0.0235)。消耗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已有研究大多都表明科教文卫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是显著的,无论是国家给予农村的教育支持、科技支持还是卫生改善,都有利于长期科学地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财政在科教文卫上的资金投入还是较为偏向城镇,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要高于城镇地区,政府在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方面的财政投入显著地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刘成奎,2008;刘文忻、陆云航,2006)。就行政管理费用而言,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是行政管理支出费用的两大部分。人员经费几乎全部是城镇行政人员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是比较低的。办公经费也主要是为城镇居民提供较为完善的发展经济环境,城镇居民是行政管理费形成公共服务的主要享受者。相反,农村地区由于地域限制、人员冗余、机构重叠繁杂、办事效率相对低下等原因,使得农村居民从行政管理支出受益程度远远小于城镇居民。

总的来说,我国的人力、物质资本及财政支出都呈现出较强的城市偏向;转移性支出、资本性购买支出、消耗性购买支出的一部分都显著地提高城市居民收入,而其对提高农村人均收入作用远不及城市或者效用根本不显著;科教文卫支出对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有正向作用,但因发挥的拉动作用不够大,因此消耗性购买支出总体上还是表现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

四、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总体消费能力的增长,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基于以上实证检验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

1、制定有利于农村资金导向的政策,给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重点扶持有利于农村地区资本积累的项目。

2、打破城乡户籍限制,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流动,促进农业人口顺畅转移,建立各种有利于防止农村人才流失的就业政策。

3、提高农村地区社会保障费用所占比例,改变农村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保障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医疗及养老保障体系。

4、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力度,引导农民科学发展生产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保证农村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

5、继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科技方面的财政支持,真正以科学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6、精简农村地区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优化人员结构。

注释:

①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分别由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分别以1978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平减,所有数据经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整理所得.

②这里以调整后R²最大为准则.

③由于数据的不完全性,本文没包括西藏省,将四川省和重庆市数据进行合并.

④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星号表示显著程度。★★★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5%的水平下显著,★在1%的水平下显著。面板数据ADF检验显示,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社会投资总额、就业劳动力都显示为I(0)平稳,财政各项支出显示为I(1)一阶差分平稳,则说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同运动的趋势,不需要加入时间趋势项.

参考文献:

[1]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103-125.

[2]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M].Bohn’s Economic Library,1891.

[3]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of development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4]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5]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2003(2).

[6]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7]赵红军,孙楚仁.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化[J].财经研究,2008(3).

[8]刘文忻,陆云航.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

[9]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J].经济研究,1997(9).

[10]刘文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原因与政策调整[J].农业经济问题,2004(3).

[1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2]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8(2).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篇12

1 城乡二元社保制度

我国城乡社保制度的二元化主要表现在3个阶段:1改革开放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保制度先是面向城镇企业职工建立的,建立起了完善的城镇职工社保体系,即使在文革阶段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保制度也只是转化为了企业保险,并没有彻底的被破坏。但是这个阶段的农村地区却只有自然灾害救助、五保制度、合作医疗等相关的制度,没有建立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2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阶段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重建,城市中建立起了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的能容涵盖各个方面,比如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内容。但是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瓦解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医疗保险制度,此外,农村的养老保险的建设也停滞了下来。这个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只有五保供养制度还在发挥着作用。3新时代。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更加的完善,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不断建立健全。这个阶段的农村的社保制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建立起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但是相比着城市的社保制度而言,农村的社保制度保障的水平偏低,使在同一制度中的农村不能享受到和城镇同等的保障水平。而且现在的农村社保制度在养老保险等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

2 农村社保制度中的不足

2.1 自愿参保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保制度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采用的是农民自愿参保的措施,导致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只有有支付能力的农民才能参加保险,无力缴费的农民不能享受保险待遇。这就使得农村的新型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不能发挥其最本质的作用。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的最本质的意义是给无力生活和无力看病的农民提供保障,现在因为农民没有支付能力不能完成制度中的缴费要去而不能享受到保险,已经使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丧失了最本质的意义。

2.2 保障水平低

在我国农村中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五保供养为农民提供的保障水平低,不能满足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中为农民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是每人每月55元,平均下来每人一天还不足两元,完全不能满足人们最低的日常需求。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对农民住院费用的补偿实际平均只有25.7%,这对于需要高额住院费用的农民来说仍然没有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

2.3 农村社保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我国农村的社保制度中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中设置了个人账户,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设置了起付线,这种举措很容易自农村社保中产生不公平的现象。这种不公平表现在两个方面。在高收入人群中的表现是,他们的个人账户有更多的积累,在享受养老保险时能够享受更高的待遇,在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中能够轻易跨过起付线进入共付部分。在低收入人群中的表现是,他们的个人账户中的积累比较少,享受养老保险的时候只能享受较低的待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很难跨过起付线进入共付部分。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和高收入人群同时缴纳社保费用,在享受社保待遇的时候却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待遇。这就导致在农村这个小范围之内的贫富差距也因为社保制度的影响不断的在扩大。

3 结语

我国社保制度的二元化发展导致我国农村中的社保水平与社会整体的社保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也导致农村的社保制度中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足之处,最终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1]张翼.社会保障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初步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0,24(6):20-23.

[2]刘渝琳,陈玲.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J].人口学刊,2012(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