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精选8篇）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篇1

3.1 农村“空心化”现象和城乡“新二元结构”

从长期来看, 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往城市转移, 大部分农村年轻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中, 农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日益突出, 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12], 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村中留守老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 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5000万, 而留守儿童的数量在6100万以上, 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加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农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 收入结构较为单一, 相比较而言, 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具有多样性。年轻劳动力迁移出去后, 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变成了留守老人, 但这部分人群会受到体力和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 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半城镇化的发展, 在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新二元结构”[13,14], 即农村转移人口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的组合, 但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 无法享受市民化待遇, 得不到城镇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保障, 非户籍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保问题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善, 农民工依然处在低收入、低权利、无保障阶段[11,15]。而这种公共服务保障可以说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长期“隐形的收入”, 让他们享受到了城市户籍的福利, 而非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则无法享受到。

3.2 经济周期波动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人群在城市就业中处在不利地位, 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农民工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市场意识,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屡发生, 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容易受到我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出现工厂倒闭潮的情况下, 他们的就业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例如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时期, 美、欧等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疲软现象, 进口需求下降, 直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出现倒闭潮, 导致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业, 不得不被迫返乡。在长期, 农村转移人口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或者说是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不利影响。

3.3 人力资本差距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差距, 其中农民工的学历大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少数为高中以上学历, 而城镇劳动力大多数是高中以上学历。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农民工中初中学历者占了近60%。农民工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机会以及工资水平相比城市居民来说偏低, 并且劳动者教育水平的程度往往影响他们正规教育之外的技能积累以及干中学, 长期来看并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动力。在中国,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 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减少贫困、获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城乡或者是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差异明显。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造成了下一代城乡人口教育水平的差距, 农村地区儿童的失学比例远高于城市, 教育的差距将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人口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分析后, 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 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下文将通过实证回归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4 实证检验

4.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 (SRCJ) , 选择的指标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的绝对值之比, 这一比例反映了城乡收入的相对水平,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人口半城镇化 (BC-ZH) , 在理论上, 半城镇人口是本地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之差,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表示 (李爱民, ;张腾飞, 2016) [6,7]。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人力资本 (RLZB) , 文献中通常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和权重设定参照了彭国华 的研究结果[17],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经济增长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对外开放度 (DWKF) 以及市场化程度 (SCH) 。本文中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各省份的GDP总量,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为基期对各年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指标为各省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为各省份外商企业投资占GDP的比例, 反映了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采用各省份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4.2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利用2005~全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一阶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有相关性, 传统的估计方法会使参数有偏并导致非一致性, 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同时, 有些解释变量也存在内生性, 本文将经济增长、人口半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的平方项设为内生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半城镇化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半城镇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为了降低异方差性, 将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本文采用系统GMM的二阶段估计方法, 并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包括过渡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作为参考, 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同时也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系统GMM的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 各变量均取其对数, i为个体下标, t为时间下标。SRCJ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BCZH为人口半城镇化率, D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的对数形式, 包括经济增长 (ln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ln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ln CYSJ) 、对外开放度 (ln DWKF) 、市场化程度 (ln SCH) 和人力资本 (lnRLZB) , φi为个体效应, εi, t为随机干扰项。

4.3 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中,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 说明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本期具有正向影响。在系统GMM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而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验证了上文提到的“U型”假设, 即人口半城镇化在短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 在长期却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样,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但二次项的系数不显着, 从侧面说明本文选择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系统GMM模型是合理的。从Sargan检验上看, 本文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在序列相关性检验中, 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二阶序列P值没有拒绝原假设, 说明两模型中的扰动项都不存在自相关。

表2 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U型”关系, 即在短期内,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许多行业与城镇人口间产生了就业竞争, 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在长期, 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人口人力资本差距等原因, 人口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 提出了三点建议。

5.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 人口红利衰退之际, 半城镇人口是对城镇劳动力的一种补充, 增加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资成本的过快上涨。但半城镇人口往往处在不稳定状态,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如农村地区“空心化”, 农民工及子女的福利问题, 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不足,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16]。我国目前常住居民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距, 在2016年两者分别为57.35%和41.2%, 相差了16.15%。这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应专门设立针对半城镇人口的积分 (购房) 落户政策, 可以就农村转移人口分批、分工作性质、分工资水平等进行落户, 让农村转移人口除了享受身份上的变化, 还应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 这样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5.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政府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能使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有效配置, 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业盲目扩大生产。农产品贱卖事件让农民亏损, 收入变得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需要对信息平台加强监督和管理, 让农民掌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有效信息, 让农产品销售更加顺畅。政府应积极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 引导农民工回流农村, 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 为农村创造更多财富。

5.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至关重要, 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对劳动生产者的普通教育、职业劳动技能培训等, 特别需要加强农村转移人口的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以把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提升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职业培训也相当匮乏, 这都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医疗健康也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 农民的收入更依赖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往往高于城市人口。在长期,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溢出效应。农村中的人力资本的提高, 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改变农村地区劳动生产落户的状态, 还可以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寻找到更多就业机会, 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通过这两点都可以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城镇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户籍城镇人口和半城镇人口, 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能吸收大量的半城镇人口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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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篇2

1978年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引起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一方面促进城镇建设、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在1980年至20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8上升至2.97,并于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33。尽管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农村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该比率出现下降。但中科院报告显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总体上仍在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有减小却存在反弹的风险。

经济理论学界普遍认为,城镇化演进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如刘易斯用发展经济学理论证明城镇化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1]。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较为复杂,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陆铭[2]、许秀川[3]、杨志海[4]、杨国安[5]、姚耀军[6]等认为城镇化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伴随城镇化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问题导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确定的,如吴先华[7],梁文凤[8],周少甫[9]等。上述研究对探讨城镇化演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极具参考价值,但大多数文献均将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单单表现为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还表现为产业结构、金融发展、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的转变,因此该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衡量因素,并不能全面的反映。鉴于此,文章采用多个经济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影响,通过实证分析为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一、指标选择、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

不考虑收入水平层次的影响,采用通用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Y)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值越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城镇化进程导致经济社会发生各个方面的变化,例如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民生保障措施、经济市场的要素流动等都有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包括,以非农人口占总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城镇化率(U);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水平(S1、S2、S3);用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重表示外商投资水平(F);用外贸进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进口依存度(IM),用外贸出口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贸出口依存度(EX);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表示城镇投资水平(I);用政府支农支出与当年财政支出的比表示政府支农水平(A);用当年金融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规模(FS),用金融存款额与金融贷款额表示金融发展效率(FE);用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E)[10]。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由于解释变量众多,且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找出上述解释变量的几个主成分,并将其因子得分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拟合回归方程,通过主成分与解释变量之间的代换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具体影响程度。模型中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5)。

二、实证分析过程

(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将中国1990-2014年整理后的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外贸进口、出口依存度,城镇投资水平,政府支农水平,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教育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除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教育水平以外,其余数据皆以百分数表示。

公因子方差表结果显示除人均GDP增长率与外商投资水平损失较大以外,提取的主成分包含了其余11个解释变量均在75%以上的信息。在默认保留特征根大于1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最终提取了2个主成分,集中了原始13个解释变量83.811%的信息。对提取的两个主成份进行成分旋转,可知第一个主要因子主要由人口城镇化率U,第一产业结构水平S1,第三产业结构水平S3,外商投资水平F,城镇投资水平I,政府支农水平A,金融发展规模FS,金融发展效率FE,城乡教育水平E决定;第二个主成分主要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第二产业结构水平S2,外贸进口依存度IM,外贸出口依存度EX决定。由此,结合主成份分析解释的总方差,可写出用原始解释变量表示的主成分的线性表达式,即:

(二)城乡收入差距与综合变量的最小二乘分析

将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上述得到的2个主成分的综合变量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分析,结果如式(3)所示:

模型校正的判定系数为0.867,表明该模型可拟合86.7%的数据,效果较好,F值为79.201,模型F检验与参数的t检验均通过,整体显著。

将式(1)、式(2)代入式(3),整理如下:

回归方程表明,依据中国1990-2014年经济数据,在城镇化演进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13个因素中,U、S2、S3、IM、EX、I、FS、FE和E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效应;R、S1、F和A的回归系数都为负,表明它们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效应。

尽管人口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符号为正,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结论与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相反。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现象,人口城镇化率只是一方面的表现。而且数据选用的时间年限较短,因此该结果只能反映人口城镇化率在这短时间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此外,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因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会首先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随之缩小。

人均GDP增长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弹性系数为负,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全社会平衡要素分配,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但其影响系数仅为0.104,在全部13个因素中作用力最小。

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结构比重上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三产业的结构上升则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与一般的经济理论或结论是相符的。农业发展直接提高农村人均纯收入,而在工业化道路和技术进步等过程总城镇居民则具有更多优势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从投资和经济开放的角度分析,尽管出于国际分工角度外商投资给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外商投资的影响因子明显小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而且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较强的城镇偏向,使得城镇经济的繁荣速度远远快于农村经济,另外,外贸依存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表明经济开放主要对城镇经济发展起作用,以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财政支农政策明显有利于提高农村收入水平,且其影响力系数较大,表明城乡支农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较为显著。

与社会投资效果相似,金融发展规模与金融发展效率也具有城镇偏向,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这种金融发展的二元性就会从一定程度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城乡教育水平差异也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为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致使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多个城镇化影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因此,在制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时,不能片面考虑某一影响因素,以至于以偏概全、顾此失彼,而应当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发展。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农村教育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教育是根本,加强农村教育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观的战略性任务。第二,以发展理念扶持现代农业。农业是农村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由于城镇化演进过程中,农业基础薄弱、质量效益低、竞争力差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第三,摒弃城镇偏向政策体系。在重点发展城镇的同时兼顾农村发展,将发展重点逐渐转移到农村上来,建立城乡兼顾的包容性政策,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加大对农村的发展建设投资,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收益,渐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四,稳定城镇化建设。不以人口城镇化率单一指标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注重城镇化建设的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实际意义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摘要：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通过对1990-2014年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若干个影响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人口城镇化率、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外贸依存度、金融发展、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均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国家财政支农。我国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因素,加强农村教育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抑制经济发展的城镇偏向,稳定城镇化建设,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主成分分析,影响,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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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城镇化； 空间动态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市场经济卓有成效的发展，我国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美元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5432美元.人均收入的增长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的国际地位.但是，伴随着人均收入高速增长，我国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74，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在我国的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是主要部分.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引发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策略之一.

然而，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不同寻常的高城乡收入差距？一个简略的做法是归因于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系.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大大限制了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与二元结构相伴随的计划经济又扭曲了城乡资源价格信号，这使得城乡二元经济体系成就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高基数.但改革开放以后，二元经济体系逐步瓦解，市场化和城镇化兴起并不断深化，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有过阶段性下降，却依然身居高位，近年来还有扩大趋势＼[1＼].显然地，二元经济体系失去了解释力.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是市场化和城镇化导致了近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虽然已有部分学者致力于解答这个问题，却得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本文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利用更合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和给以一个新的注解.本文的意义在于：探求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一方面推进理论之争，另一方面也为指导现实提供参考.

2文献评述

国内学界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决定城乡收入差别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程度、城乡劳动力负担差异程度与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农村向城市移民受到严格户籍制度等限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有学者提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在继续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中，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现有人口政策，以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推动传统农业升级，提升农村劳动生产率＼[2＼].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向来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往政府投资一直偏向城市，信贷政策偏向支持城市工业发展，一直延续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关注三农为止，学界研究延续了以往研究的两个主线，一是测度城乡差异、研究形成原因；另一个是从新古典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差异入手，解析城乡收入差异.本文赞同中国经济处于双重转轨的分析，认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转型因素；有宏观及经济地理的外部性因素，也有微观及城乡各自要素差异因素.力求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新型数理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与市场化、城镇化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关系，并以此为计量检验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城镇化过程有利于克服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政策建议是必须强化市场化、贯彻十八大加速城镇化改革进程.

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均衡水平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概念，而市场化、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因此，文献评述包括三个部分：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2.1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库兹涅茨假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动轨迹＼[3＼].库兹涅茨倒U假说自一提出，即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核心.

针对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理论分析方面，陈宗胜以公有制经济特征为前提，提出了公有制条件下收入分配倒U形假说，并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完善该理论假说＼[4＼].曾国平、王韧（2006）基于城乡转换和经济开放的双重约束，构建了一个四部门的双二元递推理论模型，描述了中国收入差距变动的总体特征和基本趋势，研究发现：巨大的城乡差距决定了中国收入差距变动总体上的倒U趋势＼[5＼].钱敏泽（2007）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结合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推导出二元结构分配差距的理论模型，证明并拓展了库兹涅茨的倒U字形曲线假说＼[6＼].在实证检验方面，一些研究从经验分析上支撑库兹涅茨“倒U假说”，另一些研究则发现我国的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不断扩大趋势.陈宗胜（2002）指出，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中下收入阶段，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无一例外呈现不断拉大趋势，并不具备出现倒U曲线的数据基础，因此现有研究不能支持倒U假说是很正常的事情＼[7＼].

尽管倒U假说是否成立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由经济规律使然的某种内在联系则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研究一个经济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时，必须立足于它所处的发展阶段.

2.2市场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市场化是否是推动中国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相关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大都给出了肯定的结论.理论分析者认为，早期的市场化进程有效地铲除了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资资本的流动壁垒，有利于改善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市场失灵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集中表现为行业垄断、政治寻租和教育产业化带来的人力资本马太效应，成为推动中国现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实证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利用家庭收入抽样数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上述理论观点.

然而，城乡收入差距是整体收入差距中特殊的、与整体有显著不同的部分.市场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怎样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多从城镇化角度出发，探讨由市场化推动的城镇化进程在城乡收入差距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但推动城镇化并不是市场化的全部，剔除城镇化部分，市场化还包括价格信号、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广阔得多的涵义.剔除城镇化的市场化部分，对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在考虑了扰动项的空间自相关后，由OLS估计和SCBB估计得到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一阶滞后项系数的估计值大于0.94，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整确实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上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导致下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相应地，若上一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种缩小趋势也会在下一期延续.

2）将表6与表4的回归结果相对比，可以发现当不考虑空间相关时，收入差距的滞后效应被低估，而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对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被高估.

3）由表6中的SCBB估计结果可得，城镇人口比重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为-0.02，且高度显著.这说明，现阶段的城镇化进程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是负向的，且负向效果明显.因此，加速城镇化进程，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性措施.

4）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01 05，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促进城镇化之外，市场化的其他方面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我国有必要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政策的调节，发挥市场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

5）扰动项的空间自相关系数估计值为0.16，说明我国各地区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互动关系，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相邻地区也会受益.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城镇化、市场化的溢出效应，省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使得它们的收入差距在趋同；二是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效应，一个省份实施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相邻省份就有压力也施行相似的政策，以求得政绩上的赶超.城乡收入差距的这种区域收敛性与区域经济收敛相似，这就要求每个省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必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唯有如此，区域发展才能协调.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城镇化对近年来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何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在当前发展阶段，城镇化、市场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明显；市场化内涵广阔，市场化的发展和深化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邻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性，表明邻近省份的收入差距有趋同之势.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口号，政府高层提出城镇化不是农民简单进城务工，应该是“农民变市民”，其中的社会学含义十分明显.制度设计要求各级政府的注意力要从“土地财政”、GDP绩效激励机制中抽离出来，将战略重心转向为城镇化提供教育配套及民生投资.

我国需要解决诸如户籍制度、为城镇土地进入市场流转而做出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要注重实践新古典增长理论，既是政府要为缩小城乡之间要素差异做出制度性安排，提供包括户籍制度及城乡就业人员在教育、医疗、工作及福利机会均等条件.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进一步深化发展，巨大内需将为经济协同增长释放潜力，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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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 篇4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差距 篇5

温家宝在河北张家口为千余名农村教师作报告 来源：新华社 编辑：徐驰 时间：2011-09-09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8日电（记者赵承 曹国厂）“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8月28日上午，在新学期和第27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张家口张北县第三中学为广大农村教师作了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报告，别开生面。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穷人，而穷人中最多的又是农民。农民最需要学校、最需要教育。我们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这就是我之所以选在张北和你们谈心的原因。”温家宝的一席话，道出了这堂“农民教育学”课的主旨。

温家宝少有地谈起了自己的教育家事：“我的爷爷和父母都是老师。父亲母亲不在家时，我就模仿他们，也当一个小老师，像他们一样指指画画，写写算算，以为乐趣。”他对教育的感情，溢于言表。深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温家宝娓娓道来，当谈到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这一问题时，温家宝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逐步缩小城乡教师收入待遇差距；不让一名儿童因贫困而失学„„

台下的农村教师中不少人因长期风吹日晒而面带风霜，一些人遍播桃李而两鬓斑白。望着这些纯朴的农村教师，温家宝说：“我国有

900多万农村教师，他们长期以来工作在艰苦清贫的环境中，恪尽职守，不计名利，默默耕耘，为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里，我向长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的广大老师表示慰问和感谢！”

说到这里，温家宝站起身来庄重地向台下的教师们三鞠躬。随后，温家宝提出了一项项惠及农村教师的措施：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试点，将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职称从副高级和中级提高到正高级；依法保障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加快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发专门面向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适用房„„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结报告 篇6

差距的总结报告

近日，我们班组建了一个调查城乡收入差距的小组。目的是为了调查清楚中国现在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为此，我们展开了走访调查，和随机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经过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之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不同行业的职工收入差距较大。

2010年我市在岗职工工资人均48440元，而全市机关单位年平均工资为2.6万元，事业单位为2.7万元，企业为1.6～1.7万元，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均工资相差1万元以上。从各个企业看，2005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企业达8.7万元以上，最少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仅有5000～6000元，有80%以上的企业平均工资在1.5万元以下，最高的是最低的14～15倍；一些垄断或特殊行业人均工资也在4～5万元，是最低企业职工工资的8～10倍。

2、不同职业的收入相差悬殊。

就职业而言，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管理者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职工收入，尤其是企业在体制改革，走向市场后，打破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的分配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倾斜，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阶层的收入是普通劳动者收入的20～50倍，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另外，部分改制企业过分追求自身利益，不为企业职工缴纳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有的即使缴纳也数额很低，仅仅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造成了部分职工在岗期间收入低，到退休之时养老金无保障的局面，使收入差距的时期进一步延长。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窄，乡村企业、私营企业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无从谈起，从长远来说加剧了企业职工、农民工和企业经营管理阶层的收入分配矛盾。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逐步扩大。

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账面上为3.53∶1,我市为2∶1，但实际情况与帐面上的比例有很大的出入。近几年，国家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和特产税，为农民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然低于城市居民。2008～2010年，我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3%，低于城镇居民1.8个百分点。去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到40%，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不足3200多元，平均每月260元左右。这260元中，还有25%以上用于第二年扩大再生产的开支，如买种子、农药、化肥、柴油等，农民每月真正能用作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为195元左右，城市居民的货币收入平均每月670多元，城乡差距为3.44∶1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还有一部分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如各种各样的隐性福利、住房、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若将城市居民的一些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6∶1，我市也在5∶1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并且这种扩大趋势仍处在“U”字型的上升期。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向社会原始收入倾斜。2008～2010年，我市GDP年均增长19.9%，高于城、乡居民收入8.8和10.6个百分点。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和居民收入均大幅度增长，但就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而言，财政收入提高的幅度大大高于居民收入提高的幅度。近三年来，我市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以37.9%的速度增长，2010年增幅达到了42.3%，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幅为11.1%和9.3%，最高年份也只有14.2%，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形成巨大的反差。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财政收入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一般居民收入的增长。

所以，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不过扩大的幅度在持续减少。所以，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显著。要继续控制城乡收入差距。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08703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篇7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 云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 893.12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19 265元/人, 城镇化率达到36.8%。虽然云南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超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云南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虽然我国在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机制, 但是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 仍然存在城乡分割、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他曾经形象地比喻:城镇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部门的收入差距是“陡峭的海岸”而不是“平缓的沙滩”。数据显示, 2011年云南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93倍, 加上公共服务的差距, 城乡的“实际差别”更大。云南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之间, 到底存在怎样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影响呢?本文将利用VAR模型, 对三者的相互关系做系统分析。

1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的预处理

为分析云南城镇化、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用的指标有:经过调整计算的城镇化率 (PU)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PGDP) 、云南城乡居民收入比 (IR) , 本文采用的数据分别为1978-2011年云南各指标年度数据, 所有原始数据都取自历年《云南统计年鉴》。为了计算方便, 本文对城镇化率 (PU) 和云南城乡居民收入比 (IR) 乘以100处理。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零售价格指数对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PGDP) 进行了平减处理, 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为消除所选指标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 本文对所选指标序列取自然对数处理, 通过对数变换后的变量相应依次为lnPU、lnPGDP、lnIR。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原始数据见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云南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2 云南城镇化、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问题, 本文在进行动态回归模型拟合前, 先对各序列利用ADF检验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注: (c, t, d) 分别代表所检验的方程中的截距项, 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的选择自动按SIC 最小准则法确定;D (X) 表示变量X的一阶差分。

以上检验结果 (表2) 可以看出:lnPU、lnPGDP、lnIR三个变量的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ADF检验临界值的绝对值, 表明这三个变量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接下来进一步检验可见, lnPU、lnPGDP及lnIR的一阶差分在9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稳的。从检验结果可知, 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而其差分是平稳的, 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的可能性, 即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2 Johansen协整检验

因为lnPU、lnPGDP及lnIR皆为单整序列, 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接下来本文使用的是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此多变量系统进行协整检验。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注:*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协整检验的特征根迹检验以及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 可以得出结论:对应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 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拒绝原假设的, 证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应原假设为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是不能拒绝的。因此, 在5%的显著水平下3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2.3 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在本文选择的变量:lnPU、lnPGDP及lnIR的基础上, 我们构建了一个3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 为了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 本文利用模型滞后期确定准则进行筛选比较, 结果见表5:

注:*表示根据相应的准则确定的滞后阶数。

滞后阶数越大, 自由度就越小。一般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如果AIC和SC并不是同时取值最小, 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根据表4-10的结果显示, 其中的4个评价指标都认为应该选择的滞后期数为2, 所以, 建立VAR (2) 。模型方程如下:

undefined

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分别是0.955 016、0.997 700、0.982 892, 调整后的模型拟合优度分别是0.944 220、0.997 148、0.978 786。模型结构比较稳定, 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对VAR模型中涉及到的3个变量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所示:

从表6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 第一,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是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格兰杰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 (LNIR) 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的格兰杰原因, 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第二,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是城镇化发展 (LNPU) 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镇化发展 (LNPU) 不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的格兰杰原因, 两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第三, 城镇化发展 (LNPU) 不是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是城镇化发展 (LNPU) 的格兰杰原因, 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

2.5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

根据文章分析的需要, 下面分别给云南城镇化 (LNPU) 、经济增长 (LNPGDP) 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后, 得到关于城镇化 (LNPU) 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结果见图1, 其中实线系用来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虚线则用来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 云南城镇化 (LNPU) 的发展变动对自身的响应是同向变动的, 第一期立即有较强的响应, 第二期以后下降, 在第5期达到最低点后慢慢收敛。当在本期给经济增长 (LNPGDP) 一个正向冲击后, 给城镇化 (LNPU) 带来的冲击作用在当期作用比较小, 第2期开始为微弱的负效应, 以后各期显示为微弱的正效应。当于本期给城乡收入差距 (LNIR) 一个标一个正向冲击后, 给城镇化 (LNPU) 带来的冲击作用为负, 以后负向响应越来越大, 到第4期达到最低点。随后慢慢上升, 到第7期以后收敛呈现微弱的负影响。

2.6 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用来研究VAR模型的动态特征。它的思想是, 把模型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 (共k个) 的波动变化按照其成因可以分解为和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k个部分, 因此得出各新息对模型的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大小, 以及其对各期预测方差的贡献度。下面利用本文已经建立的VAR进行方差分解分析, 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从方差分解表可以看出, 城镇化 (LNPU ) 的预测方差前期主要还是受其自身影响, 第1期预测就达到了100.00%, 其后自身的影响快速下滑, 影响程度不断降低。经济增长 (LNPGDP ) 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在当期对城镇化 (LNPU) 预测方差的贡献度均为零, 但此后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 (LNIR) 在早期对城镇化预测方差的贡献增长较快,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 (LNIR)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分析, 对城镇化 (LNPU ) 的影响都比较大。经济增长 (LNPGDP) 对城镇化 (LNPU) 预测方差的贡献度第3期以后增长较快, 到第10期时, 这种方差解释贡献度为13.03%, 这反映了经济增长 (LNPGDP) 对城镇化 (LNPU ) 的影响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偏小。

城镇化 (LNPU) 对经济增长 (LNPGDP) 的冲击的预测方差贡献第1期就达6.18%, 以后各期增长较快, 第10期的时候, 已达到38.40%, 说明, 长期来看, 城镇化 (LNPU) 对经济增长 (LNPGDP ) 的影响非常显著。城乡收入差距 (LNIR) 对经济增长 (LNPGDP ) 的冲击的预测方差贡献第一期为0.00%, 第2期迅速增长为10.38 %, 到第7期时达21.45 %, 以后各期略有下降。

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短期中主要是受其自身冲击的影响, 城镇化 (LNPU ) 和经济增长 (LNPGDP) 的冲击对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影响慢慢上升, 到10期的时候, 分别为13.35%和10.56%%。这说明了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分析城镇化 (LNPU ) 和经济增长 (LNPGDP) 对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影响都较低。

3 结语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 城镇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由初级走向高级的一个历史过程,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 城镇化的发展, 也进一步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利用1978-2011年云南城镇化发展 (LNPU)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时间序列数据, 创建了一个反映三者之间动态均衡关系的VAR模型, 接着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技术研究了云南城镇化发展 (LNPU)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依据本文建立的VAR模型的分析, 能得出以下结论:

经过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出:云南城镇化发展 (LNPU)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但是经过协整检验, 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有一个协整关系, 即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在10%的显著水平下, 第一,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是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格兰杰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 (LNIR) 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的格兰杰原因, 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表明云南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符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假说: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随着初期经济发展而扩大, 达到最高点后, 又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改善。也就是云南的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是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为代价的。随着城乡的统筹发展, 云南的经济增长依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 但差距相对稳定, 甚至有所下降。第二,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是城镇化发展 (LNPU) 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镇化发展 (LNPU) 不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LNPGDP) 的格兰杰原因, 两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现阶段城镇化内在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反向效应还未充分显现, 可能与云南现有的城镇结构体系不合理, 产业发展不够完善等问题密切相关。第三, 城镇化发展 (LNPU) 不是城乡收入差距 (LNIR) 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乡收入差距 (LNIR) 是城镇化发展 (LNPU) 的格兰杰原因, 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关系。说明现阶段“二元经济结构”等城镇偏向政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增大, 使农民产生进城的欲望, 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

摘要：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云南的城乡差距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利用VAR模型, 对云南的经济增长、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相互影响做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在10%的显著水平下,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互为格兰杰原因, 云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

关键词：云南,城镇化,经济增长,收入差距,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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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 篇8

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89）最先考察了静态假设下的贸易和收入分配关系，结论是：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贸易保护水平、要素禀赋的分配以及资源的充裕程度；与此同时，Calor和Lin（1989）也通过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果。

而后来的Bourguignon和Morrisson（1990）则在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经验分析中发现，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有相当大的影响；到了1999年，Spilimbergo又进一步发现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该国相对于其余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禀赋。

在国内，尹翔硕（2002）曾从贸易与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两个角度，对利用比较优势与推动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蔡思复（2004）则用数据分析了入世对我国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还针对性地指出了入世以后，我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

然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贸易方面。入世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只有国际贸易领域上的发展那么简单。所以，仅从贸易角度分析入世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情况的影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入世带给中国的，是一种全新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

二、入世对提高整体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

（一）名义收入增加

入世有利于我国多方面开拓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使我国商品出口的机会增加，使我国当前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比如，纺织品、服务、家电产品、造船、运输设备、小成套设备等，获得难得的发展与出口机遇，从而增加了社会总需求，强化了国民收入增长效应，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

其次，入世使我国市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比如，银行、保险、电信等产业进一步开放，可以吸引大量外资，有利于在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既可增加社会总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增长与就业机会的增多；也会派生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尽快实现全面富裕的小康社会。

（二）实际收入增加

入世带动国外质优价廉产品进口的增加，既会引致我国进口竞争部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与改善有效供给，满足与适应不断变化的新的市场需求；又会引起国内进口竞争产品价格水平下降。

其次，进口的增加与外资的大量涌入又可增加社会总供给，降低垄断价格，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还可抑制我国垄断行业职工收入高速增长的势头，缩小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职工收入差距，促进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公平。在居民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使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与购买力提高，增加消费，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三）全国居民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进一步减小

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金额在居民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其原意是数值越小说明生活越富裕，数值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中国入世以后，居民收入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降低了，这意味着居民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减小了，由此可表明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

资料显示，入世以后，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2002年为377％，到了2003年就下降到了371％；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可以成为从整体上看人民生活的水准已进入小康的标志之一。

三、入世使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加入WTO后，中国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的工作将有更大发展，这必将加快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内经济增长。但由于加入WTO所带来的增长不可能所有地区、行业和居民之间均匀分布，这就决定了不同地区、行业以及不同人群的收益是不平衡的，居民收入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

相对于农业、农村而言，入世是城镇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由于城镇基础好、科技文化先进、劳动者素质高，使城镇发展快于农村，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也高于农村，所以入世会促进城镇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

而农业由于受土地资源的限制，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许多农产品价格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缺乏竞争优势。在城镇居民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入世使农产品相对价格呈逐步下跌之势，在使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的同时，会使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与购买力进一步明显提高。

与此同时，进入WTO框架后，农产品算术平均关税税率到2004年降为17％，对美平均关税为145％。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入我国必将加剧农产品卖难矛盾，使国内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由于WTO对农业的冲击，在2005年，虽有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但估计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仍将下降21%，而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将会增加46％。城乡收入不均会进一步加剧。

这就意味着，入世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呈进一步加速扩大的趋势，从而让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个本就不轻松的话题变得更加沉重。

（一）收入绝对值差距进一步扩大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1985年为186∶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8∶1，2001年为29∶1，2002年为311∶1，到了2003年，就涨到了323∶1，国内比较表明，1978至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2003年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二）恩格尔系数差额

一直以来，我们都用恩格尔系数差来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从而大致了解其收入水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恩格尔系数相差102％，说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较大，反映出收入水平也相差较大；1985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相差值减至45％，反映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进而折射出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1986—1996年之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因受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发生波动，但没有超过1978年相差102％的数据。1999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相差107％，超过了1978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值差，说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还是拉大了。

（三）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基尼系数为一，表示绝对的不平均。在这一区间，该数值越小，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趋于平均；反之，则表明社会收入的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按国际惯例，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上通常认定的04的警戒线，已经进入分配不公平区间。而且随着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向国际化方向深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加速扩大的趋势。贫富悬殊，势必会引起农村低收入者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会增加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对我们的财政形成新的压力。

四、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探讨

（一）鼓励合理合法的高收入

对于部分诚实劳动、努力拼搏得来的收入，要给予有力、规范的支持、调节，而不是简单的限制。城市里精英荟萃，竞争激烈，这使得部分人可以脱颖而出，先富起来。所以，合法合理的税后高收入不应该设上限，以此鼓励竞争，实现公平。

（二）完善公平市场机制，缩小不合理差距

有一种差距源于市场秩序混乱、法制机制不成熟。城市里复杂、多元的环境，让不守规则的一个群体找到了空子，并由此让自己的收入在短时间内迅猛攀升。为此必须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法制环境。

（三）扩大就业信息交流

有一种低收入源于信息不安全、信息不对称。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市场劳动力供求情况，认不清自身的价值，没有办法将自身优势转化为财富收入，而往往越是低收入人群，这种就业信息就越少，因此导致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所以，必须通过各种信息交流打破这种瓶颈。

（四）加快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