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共12篇）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1

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各地都明确将这一目标任务写入当地“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例如,陕西省明确要求:到2020年,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赶超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能力差异较大,实现“翻一番”目标的难度存在差别[1]。居民收入较低的西部省份基础差,实现“翻一番”目标的难度很大。本文试图以陕西省为例,分析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现状,距离“翻一番”目标的差距,并探讨成因及对策。

一、陕西城乡居民收入的现状特征

(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从名义增长看,不考虑价格因素,陕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10元增加到2015年的26 420元,增长了84.23倍,实现年均增长率12.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15年的8 689元,增长了63.84倍,年均增长11.94%。其中,2000—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16倍,年均增长11.5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4.91倍,年均增长12.58%。[2],居民收入增速趋缓。按201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15年陕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 295元和6 707元,分别只达到2020年目标值的55.72%和56.66%。而全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已达到翻一番目标值的65.79%和74.48%。

三、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偏低

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长期偏低,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3],而陕西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6.51%,而陕西只有41.37%。近二十年来陕西经济增长迅速,但是陕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向不同幅,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2012年陕西人均生产总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名挤进第二梯队,位居第14位。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41%,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8%,位居全国第26位。

(二)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就业机会不足

虽然21世纪以来陕西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的作用还比较有限,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偏离度仍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偏离是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对称的状态[4]。以某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与增加值比重之差作为该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各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绝对值之和可以反映产业总体结构偏离程度。2011年陕西产业结构偏离度,一产为30.26%,二产为-27.02%,三产为-3.24%,总体偏离程度为60.52%;同期,全国产业结构偏离度,一产为24.8%,二产为-17.1%,三产为-7.7%,总体偏离程度为49.6%。可见,陕西产业结构偏离程度较全国严重。与全国相比,陕西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更弱,就业机会不足,第一产业还存在更多的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三)增收渠道不畅,收入来源较单一

虽然从全国范围看,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是城镇居民的两大最主要来源,但是陕西对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数量少,所占比重小。2012年陕西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9%和1.19%,但总收入与全国差距的贡献率达38.28%和10.05%。可见,相对于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经营净收入与财产性收入,陕西与全国的差距更大,这也就意味着陕西增收渠道更为单一。

(四)增收能力较弱,主要来源收入水平低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偏低。2015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国排名倒数第6位。从各收入来源与全国的绝对差距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最大。2014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相差2 556.9元,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一项则相差1 486.4元,58.13%的差距来源于此。作为农村居民第一大收入来源的工资性收入也与全国差距较大,2013年工资性收入比全国低1 138.4元。

四、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一)把就业作为考量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据

将就业岗位的增加作为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投资项目的重要依据,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实现良性互动,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带动就业结构调整的良性发展机制。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时,积极支持小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快发展,降低创业门槛,加强创业指导和创业咨询,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质量。同时,积极发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使劳动者拥有获取更多劳动报酬的能力。

(二)推动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协调增长

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和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企业薪酬调查、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和信息发布制度。促进农村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为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吸纳农民就业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保障农民工权益,形成合理的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

(三)完善补贴补助政策,持续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

建立和形成农业补贴标准的随价格变动而调整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高效农业、农业产业化等支农项目财政投资的合理分配机制,探索以股份形式将财政投资量化给农民。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标准,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待遇增长机制,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建立失业保险金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联动调整机制。

(四)挖掘农业和个体经济增收潜力,稳步提高居民经营性收入

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推广高效、生态循环的新型种养模式,积极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产销对接和农超对接;加快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支持农民利用特色资源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农庄等乡村旅游。适应当前市场需求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发展的新趋势,推动个体经济业态创新,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个体服务业。

(五)促进居民财产向资本转化,不断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推动各种动产和不动产投资发展,为居民将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转化为经营性产权创造条件。开发大众需求的投资少、稳健型、多样化的金融理财产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引导农民采取不同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相应收入。加快农村产权改革,为农民获得房屋出租、出卖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摘要：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各地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实现翻一番目标的困难程度存在较大差别。以陕西省为例,分析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地区的居民收入现状、差距和与“翻一番”目标的距离,探讨居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和对策。

关键词：居民收入,陕西省,翻一番,差距,对策

参考文献

[1]陶文昭.准确理解“一个都不能少”[J].决策探索,2015,(22):12.

[2]张卓元.十八大后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向[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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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禄峰.我国产业结构偏离度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6,(6):122-125.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2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今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并予以妥善解决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论述阐述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意义后，着重从纵向差距，横向差距和基尼系数等方 面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社会公平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成倍增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虽经多次曲折但总体态势是不断扩大的。

1、纵向差距

纵向差距包括绝对收人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都可以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

教据来潭：《中国统计年鉴2007》．..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一2006年间，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的收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l980年的47．..6元上升到2006年的11759．5元，绝对额增长11281．9元，增长了大约24．6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l91．3元上升到2006年的3587．0元，绝对额增长3395．7元，增长了大约l8．75倍，相对于城镇

来说，增长明显缓慢得多。再从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从1980年到2006年这27年问。绝对差距从1980年的286．3元上升到2006年的8172元，增长了大约28．54 倍；相对差距从1980年的2．5O倍上升到205年的3．28 倍，虽然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有所降低，在1985年达到最小值1．86，但进入2O世纪9O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近年来更是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到2006年更是达到了3．28，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的水平。

2、横 向差距

数据来源：根括《中国境计年鉴 2007》数据 整理计算 ．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我国各地区间城乡差距最大的是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比达4．59，城乡差距最小的是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26，两个省(市)份的城乡差距值的比为2．O3。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包括天津、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上海、海南、河北十省市，其城乡收入差距比相对较小，平均为2．63；而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包括新疆、宁夏、西藏、陕西、内蒙古、青海、甘肃、四JIl、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十二个省市，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3。77；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六省，收入比为3．03，介于东西部之间。

3、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1980-2 004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教据库’．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由1980 年的0．1813增加到20 06年的0．321,4扩大了77．96%，农村从1978年的0．2124增加到2006年的0．3561，扩大了67．66%，..而全国的基尼系数则从0．298增加到了0．47，也扩大了57．72%。从数值上看，我国早在1987年就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及农村的收入差距必将进一步的扩大。[1]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探究

1、不统一的户籍制度和不平等的就业政策。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今后的人生中将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出生在城市的人生来就比出生在农村的人条件优越，这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种种特权愈演愈烈。众多的分析都认为，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性障碍，造成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大中城市直接动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或从事较好行业、工种的工作，人为地阻碍了人口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城乡之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两种不同的工资率、两种不同的福利性收入、两种不同的就业政策。这就造成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户口性质不同，许多市民能享受的待遇农民都无法享受，即使长期在城里生活、务工的农民，也难以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种由户口的不平等性所带来的待遇上的不平等，特别是由农村户口所受到的限制性规定，严重

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已经转移到城里的农民工也只能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而存在，这一切都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2]

2、城乡改革不平衡也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拉大了城乡的发展差距。众多研究都指出，我国2O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曾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8O年代中期由农村转向城市，农村改革从1984年起就明显不再有强力推进，并逐渐滞后于城市改革，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城市发展获得了优于农村的政策支持平台，也为主要基于城市利益的权衡来取舍改革的重点和路径提供了便利。随着国家政策对城市改革的倾斜和集中，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农村发展相形见细，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尤其是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限制了农民手中土地的补偿、就业、社会保障的完善，甚至导致城市政府可以按照机会主义的原则，灵活取舍对计划和市场手段的运用，.为资源加快向城市集中增开了～道闸门。使得农民成为了城市改革的廉价成本承担者和利益受损者，造成了不仅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于是部分农民的生存危机。

二、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政策建议

1、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使农业向现代农业、高附加值农业、市场农业和二三产业转化；另一方面要增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传授科学技术和增产门路，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此外，还要加大对农业资金和科技的投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政策措施。

2、统一城乡财税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政策和现代税收政策，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统一城乡财政加大农业投入，应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原则，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农村支持的力度，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逐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3]

3、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使得社会保障待遇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很不公平因此，应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4]把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制度范

围，特别是在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要积极探索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排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

4、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各种分配制度

通过政府的强制性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设置，体现社会公正的原则。继续深化改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具体而言，对于农村来说，应该缩减基层组织的冗员，规范农村税费，减轻农民负担；对于企业来说，要探索职工绩效和劳动分红等模式，积极试行企业领导人、科技骨干年薪制和股权分配制度。同时，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过程[5]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来已经成为了国家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个社会问题不可能一时半刻，一两年就可以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国家在方向上把握住了这个问题，再加上社会各界人士献言建策，人民的奋发向上的努力，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水平一定可以实现。

浅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3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 income gap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及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根据现实情况从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加大教育投资方面提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措施。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随着经济体制持续深化改革，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相对落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呈现出两级分化的严重态势。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上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5年的10493.0元，年均增长362.4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5年的3255.0元，年均增长111.48元。

在收入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着周期性的变化。总体上经历了迅速缩小——逐渐扩大——逐渐缩小——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为1978年——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57降为1.80；第二阶段为1985年——1994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80上升到2.86，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第三个阶段为1995年——2001年，最初几年有小幅的下降，随后就开始呈上升趋势，但这一阶段的变化相对都比较小；第四个阶段为2001年——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不断创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新高。然而，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比名义收入差距更大。如果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住房、医疗、物价等）计算在内，则城乡收入的差距可能达到5至6倍。

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

不均衡的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了资本高度密集的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的发展来发展工业的。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国家还采用人为的方式使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移。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严重，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改革开放后，农村推进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对农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分散经营导致农业生产率增长较低。而城市工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外资进入、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迅速增长，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发展，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户籍制度

在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后，城乡就被无形地割裂开来，城乡居民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农民却受到许多的限制，难以和城市居民具有相同的工作机会，只能从事一些低收入的苦力工作，大多数农民都被限制在有限的土地上，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要素不能自由地流动，剩余劳动力无法向城市转移，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负担，农民的收入水平大大地低于城市居民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近年来，我国逐渐建立了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健全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窄，城乡居民享有的保障制度并不均等。农村居民由于其工作性质的原因，享受的社会保障微乎其微。而城市居民就可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和工伤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许多低收入农民由于缺乏医疗保障制度，在遇到疾病时，就处于“大病不治，大病等死”的惨境中。同时，农村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也较为缓慢，对于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

税收政策

我国现有的税收政策不仅没有发挥其收入调节及再分配的功能，而且有逆向扩大收入差距的趋势。我国实行的是分税制的税收制度。农村内部的各种税费大都按人头征收，无论收入的高低都有相应的税费负担，农村居民的税收为累进税，而城市居民征收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有一定的起征点，具有累退性质，农村居民纳税占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这样的税收体制没有体现公平效率的原则反而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投入不够，农村居民素质偏低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的投入都倾向于城市，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大都投资于城市学校建设，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主要由县乡政府承担，这大部分依靠农民集资。农村的办学条件较为落后，学校里大都是一些学历、能力较低的教师甚至是民办教师。许多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强教学能力的教师都流向城市。教育经费和师资结构分配的严重不均，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平均素质普遍较低，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现在虽然国家加大了农村的教育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支农的措施，但农村的教育现状仍然较差，农村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加大农业投入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当从根本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首先，应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经济提供良好的生产条件。其次，加快我国城镇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缓解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解决目前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农民的收入。再次，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政策，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鼓励农业科研工作和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出台相关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和农民收入补贴政策。

改革现有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人员自由流动

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放松对农民进城的一系列限制，为实现在法律基础上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提供一个法律框架，用法律的形式赋予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建立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进一步消除阻碍城乡劳动就业平等竞争的制度性障碍，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城乡居民同工同酬，有平等竞争的机会。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必须把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放在战略高度来加以研究和解决，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建立起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农民的生活。把建立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作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举措来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医疗。还应考虑农村老年人的社會保障问题，对于一些落后地区、贫困地区，政府每年发给65岁以上老年人一定数量的养老金，不仅可以扶贫而且还可以反过来促进计划生育的落实。另外，还可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

完善税收的调节政策

目前，国家对农村的税费改革对于减少农民负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更大幅度地减免农民的费用，或以农民收入的较小比例进行征收，甚至可以尝试减免农民的税费。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城市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构建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所得税的专项检查。适时开征遗产税、增与税等新税种，达到对收入分配合理的调控，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加大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水平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要求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的建设力度，对农村教育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减免一部分农村学生的教育费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使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增强其自身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还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有的城市教育体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农村子女需要交纳高额的费用才能入学，这就导致了许多农民工子女失学，不利于他们将来的发展，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应当从政策上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国家财政进行拨款，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作者简介：任征宇，女，1987年出生，湖北省襄樊市人。现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4

城乡收入比是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衡量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尺度。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5:1-2:1,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自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并在2007年和2009年扩大到了“3.33”[1],从而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陕西居于黄河中游,是中国大西北的门户,地形复杂多样,地域南北长、东西窄,地势南北高、中间低,西部高、东部低,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约占全省总面积的45%,南部为陕南秦巴山地,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6%,中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仅占总面积的19%[2]。陕西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缓慢,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是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而土地资源山地多而川原少的特点又制约着农业的快速发展。因此,陕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产业布局不合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2003年—2009年一直在“4”以上,远高于全国水平,2010年下降到“4”以下,但也高于全国水平0.69个点[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如表2所示)。

(单位:元)

2 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着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文认为,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陕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尽管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较10年前上升了13.44个百分点,但农村人口仍占常住人口的54.3﹪而成为人口总数中的多数,如果能够提高这个人口多数群体的收入,必将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与城镇居民主要依靠政策性收入来源的相对固定性和单一性相比,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更灵活多样,农民生活自主性强,农忙时节后可选择打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等方式增加收入,增加收入潜力可挖。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城乡收入比正在回落,2010年陕西省城乡收入比为3.82:1,已从连续七年的“4”以上下降到“4”以内。数据同时显示,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95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1.1%;农民人均纯收入4105元,名义增长19.4%,增幅同比提高9.8个百分点,高于城镇居民8.3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第一次超过城镇。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收入迅猛增长的潜力和势头开始显现。

(单位:元)

农民纯收入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如表3所示,在2005-2010年的陕西农民纯收入构成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仍举足轻重,占农民收入比重最大,呈稳健增长势态。

家庭经营收入增加一方面得益于农业生产的平稳发展,粮食产量增加,牧业生产形式良好,部分农牧产品价格走高促使农业纯收入增加[4]。

另一方面,在市场环境的熏陶下,农民市场意识增强,开始通过经营其他产业来增加收入。与第二产业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第三产业投资小、收益快、门槛低、易操作,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创业的首选。

(单位:元)

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比重较大且逐渐增加。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农村推动和城市拉动相互作用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规模越来越大,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贡献因素。资料显示,2010年全省农民人均劳务收入为1734元,同比增长21.4%,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45.9%。从其构成来看,本地务工纯收入占人均劳务收入的41.9%,同比增长15.9%;外出务工纯收入占人均劳务收入的51.9%,同比增长28.7%。农村产业化和城市二三产业蓬勃发展,各行业劳动力需求旺盛,农民工供不应求,加之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链条式反映,带动工价上涨,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由于西部省份贫困面大,国家扶贫政策倾斜力度大,农民转移性收入相对较高,2010年陕西农民人均转移性纯收入是全国的86%。近年来,陕西相继实施了苹果套袋补贴、化肥农药及农机具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但这些政策均以补贴生产企业的形式实施,没有直接补贴给农民个人,对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成效甚微。另一方面,尽管陕西实施了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但与发达地区相比养老力度仍显较小,远未覆盖到所有农村。

因此,陕西农民转移性收入对农民收入高低影响有限。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中,财产性收入比重最小,发展缓慢,2010年陕西农民财产性收入仅增长4.8%。

3 增加农民收入以缩小陕西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如上所述,缩小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点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以下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研究缩小陕西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

3.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受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等自然环境影响,陕西第一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10%左右。约占全省总面积45%的陕北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土地贫瘠,农民祖祖辈辈广种薄收;位于秦岭山脉以南的陕南山地潮湿多雨,农业生产极易受洪涝灾害等影响;而土地肥沃的关中平原仅占陕西总面积的19%。由此来看,客观环境对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十分不利,而目前又无法改变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的事实。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按照“稳粮、优果、兴牧”的产业政策,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主导产业区域:陕北以羊、薯、杂粮、果为主;陕南以瘦肉型猪、中药材、茶桑蚕、食用菌为主;关中北部成为全国最大果业基地,东部成为棉花基地,渭河两岸成为蔬菜和畜牧业基地。特色农业的形成无疑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但覆盖面较小、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必须进一步发展完善。

3.2 加快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村工业化

没有农村工业化,就无法解决农民“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没有农村工业化,就无法解决农民“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以农畜产品加工为龙头的农村工业化,不仅延续了农业产业链、影响农产品市场供需和价格,还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在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同时,提高了农民本地务工收入水平。纵观农村富裕地区的发展,常常有繁荣的农村工业相伴而生[5]。因此,在加快特色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鼓励发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双管齐下才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建议各县(市)根据当地实际,选准主导产业,通过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引进、培育、做强做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形成品牌和市场,提高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

3.3 增强经济实力,提高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陕西是西部省份,属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各种开发区的建成,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与发达地区、甚至其他西部省份相比还存在差距。因此,必须把握好发展机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为政府支农惠农提供资金来源,从而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另一方面,繁荣的工业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4 政府支持和引导,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

据国务院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至2009年底,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6.6%[6]。陕西“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率达到46.5%,52万农村居民进城,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一是要加强实用技能的培训[7];二是要做好转移信息的提供与服务,防止坑人骗人事件的发生;三是要建立民工工资兑现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同时建立民工人身、医疗等方面的保险制度;四是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管理,解除外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这些工作更多得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陕西省地情网.陕西省情概况[EB/OL].http://www.sxsdq.cn/sqgk/yszzcy/.

[3]中国统计信息网.陕西省统计公报索引[EB/OL].http://www.tjcn.org/plus/view.php?aid=3572,2010.

[4]柴华奇,刘永辉.陕西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陕西省行政学院学报,2006(,5).

[5]吴梅兰,陈晓力,刘勤志.陕西农民增收问题初探[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6,(2).

[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浅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篇5

一、中国收入差距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收入渠道的多元化均促进了收入格局的多样化，带来了经济利益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收入分层的加剧。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行业、所有制、地区、城乡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

（一）行业收入差距

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不大，高工资行业多为采矿、地质勘探、建筑等高危险且条件艰苦的行业；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产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传统的工资格局产生了很大变化，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1978年至2010年32年间各行业中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比，改革开放之后行业间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发展过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先从1978年的1.81降至1988年的1.57倍，但1988年后行业差距迅速扩大从1.57倍增至1994年的2.38倍；随后两年收入差距比下降，1996年比例降至2.08，接下来又迅速增长，特别是2003年达到4.63倍，并逐渐扩大2005的4.88，2010年收入比又略有下降，降为4.65倍。

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垄断经济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如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加实物分配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垄断性经营行业（如金融、邮电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业务量突飞猛进，获得了高额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分配给职工，职工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一些依靠财政补助的基础性行业（农林牧渔业和地质水利业）和一些充分竞争性行业（如社会服务业、餐饮业和建筑业）由于补助减少，利润下降，从业人员收入减少。

第二个原因是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开始向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竞争较充分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增长较快。其他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派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二）所有制收入差距

1.所有制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在公有制经济内部，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高于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收入。1978年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44元，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为506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138元，相对差距为1.27:1。而到了2010年，非私营企业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7147元，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0759元，绝对差距已经扩大到16388元，相对差距也扩大到了1.78:1。从1978年到2010年，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56.68倍，年均增长率为13.44%；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0.02倍，年均增长了12.22%。可见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于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2.所有制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领域，集体企业则大多数集中在轻工业、商业、服务业领域。建国初期，我国致力于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制定工资政策时，重工业的工资定得比轻工业工资高，这是造成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比集体企业平均工资高的原因之一。另外国有企业的技术装备率普遍高于集体企业。这样国有企业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带来的收益回报率相对也比较高，也是造成我国国有企业平均工资高于集体企业平均工资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私营单位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使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小，但是涉及到民生等行业的单位仍是非私营单位，而且其垄断的行业利润等原因致使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公司仍高于私营单位。

（三）地区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区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

造成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差异

东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工业设施完备，科技水平较发达。中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条件也比较好。东北地区土壤肥沃，适宜农作物的生长。而西部地区虽有丰富的资源，但地处边区交通信息闭塞。这种地域的差异性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国家政策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鼓励人员向西部流动，西部城镇人口的收入要高于东部地区。80年代，政策开始向东部倾斜，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开始持续大幅度快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第三，经济一体化影响

东部地区出口产业比重较高，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更有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浪潮也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受经济一体化影响较小。东北地区由于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重工业基地，并未受到经济一体化多少影响。

（四）城乡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上升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是城镇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即相对收入差距。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年到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983年1.82倍，为历史最低点。而在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拉大，1994年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升为2.86:1。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1，此后几年持续创出新高，2002年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直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3.28:1。正如有关部门曾经提到的，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到6:1。

2.生活水平差距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的是生活水平的差距。2006年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0359元，而农民消费水平只有2848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民消费水平的3.64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消费水平之比为2.19:1成为了历史最低点，1995年扩大到3.76:1，之后有所下降，到1997年降到阶段性最低点3.38:1，接着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所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3.64的历史最高水平。说明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并没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存在的收入差距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行业、地区、所有制、城乡均有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出现。而尤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下面将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考虑：

一是农村方面，农村收入起点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加幅度不大，其发展程度不能与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进程相协调，造成现在农民收入持续在低位徘徊的尴尬处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这个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可见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建设的社会化进程，必须对农村收入过低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此提出四条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国家财政中支农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比重，重点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及农村教育的投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的后劲，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二，稳定农产品的价格，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节机制，提高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第三，解除劳动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化保障，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提高农民非农业收入。

第四，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是城镇方面，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因此现阶段城市应尽力去帮助农村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农民收入增加，创造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具体建议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贡献，城市也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6

收入分配说到底和收入分配政策有关。所谓“温故而知新”，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演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上一直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理论。但是事实上，当时中国还是个平均主义有着广阔的市场的社会，个人收入均等化程度很高，并没有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也开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这个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具体的演进是：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了要打破平均主义；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1987年到2001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具体的演进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具体的演进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扩大中等收入的比重；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使得收入分配标准更加具体，也使得分配原则的表述更加科学。

二、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整体差距扩大，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这里选择三个指标。基尼系数——不断上升，柯拉多，基尼是意大利著名统计学家。他提出的按人口的百分比占全社会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全社会收人差距的测算方法即基尼系数。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2009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则指出。中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接近0.50。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可将世界各地基尼系数平均值进行比较：东欧：0.289；撒哈拉以南非洲：0.47；南亚：0.381；东亚和太平洋：0.381；中东和北非：0.380；拉美和加勒比：0.493；工业化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0.29。从中可以看到中国通过基尼系数反映出问题的严重。

(二)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生活注定要造成较大的影响。同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这种影响要可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认识。从积极影响方面看，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也非一无是处，至少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均主义是个冲击，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我国当前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就使私营企业主和其他占有较多生产要素的人，除劳动收入外，还获得了大量的或部分的非劳动收入。这部分非劳动收入同劳动收入一样，是合法的，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这样做，所根据的正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最终目的也仍然是为了缩小收入及贫富的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当然，它的存在，更多的是对社会生活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

首先，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社会逐渐分化出高、中、低三个消费群体。少数聚集了相当多的财富的高收人群体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由于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作用下，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少，很大一部分财富作为存款沉淀下来。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当面对高收入阶层时，他们收入低得多，有贫困感，消费上无力与高收入阶层攀比，当面对低收入阶层时，大量下岗工人和失业者的存在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危机感，收入预期不高。

浅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篇7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出的趋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农村,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786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140元,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9, 646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15, 78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额的绝对值为11, 020元, 差额扩大了1, 374元, 城乡居民收入之比3.315∶1。此外, 2007年、2008年全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幅, 也体现出一增一减的剪刀差。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7.2%,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2.2%, 加快1.8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4.5%, 实际增长8.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5.4%,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9.5%, 加快2.1个百分点, 2008年比上年增长15%。2009年上半年,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 667元。其中, 人均可支配收入8, 856元, 同比增长9.8%,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11.2%。相比之下, 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落后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 733元, 增长8.1%,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8.1%, 相比城镇落后了3.1个百分点。对比2007年、2008年的数据,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有多大。 (图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 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 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 (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 , 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 为1.86∶1, 1994年达到顶峰, 为2.86∶1, 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 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 2002年达到3.11∶1, 2003年扩大到3.23∶1, 而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比继续扩大为3.315∶1。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上升到15, 781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上升到4, 761元, 很明显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增幅, 并且差距逐年拉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总体趋势是在不断地扩大。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存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 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是不太可能的。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 实际上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是与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政府政策等因素分不开的。

(一) 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是引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中,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首先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1955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倒U假设”: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我国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低阶段, 处在倒U曲线的前阶段, 收入差距不可避免的扩大。

(二)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也是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为了实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分配领域实行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这种分配制度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 允许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这样,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和竞争环境以及个人天赋的差异, 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个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

(三)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五十年代后, 我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城镇主要从事二三产业, 农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几十年来逐渐固化为“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两个经济单元, 两种发展水平”的格局。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象征的二元户籍制, 是维护城乡利益格局的一项基本制度, 它使城乡居民在身份待遇上存在一系列严重差别, 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四)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几个方面, 旨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但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 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能够享受, 而私有企业、乡镇企业的员工却很少享受。这不利于缩小现存的居民收入差距, 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

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应该承认, 近年来, 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已做了很多努力, 如农业税的取消、各种农副产品补贴的发放以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 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仍然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体来说, 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一) 采取举措提高低收入户的收入。

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是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各级党和政府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低收入户的收入, 缩小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

(二) 继续抓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就业是民生资本,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强化促进就业的职能, 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着力点放在进一步贯彻落实积极促进就业和鼓励企业吸纳更多再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上, 确保就业和再就业目标的实现。改变传统就业观念, 鼓励自主创业, 以创业带就业, 从而使更多人民群众通过创业提高收入水平。

(三) 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和谐之基, 是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必须增强广大群众社会保障意识,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户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为创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 关注民生。

着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 更加关注弱势群体, 体现民意, 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增加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投入;制定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机制, 使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

四、小结

目前,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情况下, 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农民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主力军和最大的受益群体。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这毫无疑问会损害广大农民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 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 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就违背了和谐社会的目的。近几年来, 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以提高农民收入, 如减免农业税, 直接发放农业补贴和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但是, 到目前为止,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转变。所以, 继续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并探索解决途径, 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 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本文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加以分析, 并提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收入差距,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姚先国, 高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约束[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2.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8

(一) 内蒙古居民收入水平的演进

1.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 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01元增加到2009年的15849.2元, 扣除物价上涨指数, 按可比价计算的增长幅度为888.3%, 年均递增7.6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1元增加到2009年的4938元, 按可比价计算的增长幅度为671.3%, 年均递增6.81%。2005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排序为13位,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排序为17位;至2009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的排序为第9位, 位序前移4位,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排序为第15位, 位序前移2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 带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内蒙古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在平均数下掩盖了一些收入差距, 而且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农牧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为170元, 是农牧民纯收入比重的1.3倍;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为508元, 是农牧民纯收入比重的0.79倍, 差距缩小了;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为3091元, 是农牧民纯收入比重的1.52倍, 差距又反复扩大;至2009年, 已扩大到10911.2元, 是农牧民纯收入的比重2.21倍。

农牧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2000年, 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为9178.54元, 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收入的4.64倍;至2009年, 收入差距扩大为38015.56元, 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收入的6.81倍。2000-2009年, 农牧民高收入户 (最高三个等级) 比重由26.13%扩大到31.99%, 低收入户 (最低三个等级) 的比重由18.12%扩大为20.44%。由此可知, 2000-2009年, 高、低收入者的比重增加了, 中等 (中间四个等级) 收入者比重反而减少了, 贫富分化有加剧趋势。对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五组不等距分析, 接近平均收入水平的占20%左右, 20%高收入者平均收入比20%较高收入者高出13846.37元, 其它四个等级的收入者平均收入差距在4000-5000元之间, 说明我区高收入者与中低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已经较大, 贫富分化差距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从自治区各盟市城乡居民收入情况看, 2000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的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阿拉善盟, 最低的乌兰察布市与最高的呼和浩特市差距为1380.32元, 相差0.33倍;至2009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3位的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呼市、包头、鄂尔多斯三市, 最低者 (兴安盟) 与最高者 (包头市) 相差12838元, 差距扩大到1.25倍;2000年,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高的是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 最低的赤峰市与最高的包头市相比差距为864.58元, 相差0.51倍;至2009年,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最低者 (兴安盟) 与最高者 (乌海市) 的差距为4825元, 差距扩大到1.42倍。“呼包鄂”三市中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呼和浩特市还比全区最低者兴安盟高4401元, 高出1.29倍。这主要是由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引起的。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乌海市, 主要原因是乌海市的农牧民人口少, 人均值高。

(二) 内蒙古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

1. 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1990-2009年, 工薪收入占的比重由75.24%降为71.01%, 降低4.23个百分点, 相应地, 个体经营者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分别提高9.57、1.35、7.03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 城镇居民收入向多元化发展, 但工薪收入目前仍然是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统计年鉴中的农牧民收入按来源分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及财产性收入三部分。2000-2009年, 农牧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由82.96%降为66.38%, 相应地, 工资性收入由14.11%提高至18.24%, 财产及转移性收入由2.93%提高至15.39%。由此可知, 虽然经营性收入是农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随着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其他来源的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大。

3. 城镇和农村收入结构变动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的收入均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薪收入, 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表现出相反的变化态势: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比重逐渐降低, 在农牧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却逐渐提高;经营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提高, 在农牧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却逐渐降低。财产及转移性收入在城镇居民和农牧民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表现出相同的变化态势, 均为逐渐提高。

虽然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不断改善, 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中, 工薪收入仍是主要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等收入所占比重较低;农牧民收入结构中, 经营性收入是主要收入, 财产性收入、转移性等收入所占比重也较低。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提高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项目的比重, 缩小与主要收入项目之间的差距。

(三) 内蒙古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及西部省 (区市) 比较

1. 内蒙古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虽然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的排序位次前移了, 但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全国水平低1325.46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较全国水平低215.37元。

2. 内蒙古居民收入水平与西部其他省区的比较

进入新世纪后, 尤其是“十一五”期间, 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速较快。至2009年, 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西部区均居第1位;其中, 城镇居民收入比西部第2位 (重庆市) 、平均水平、最低水平 (甘肃省) 分别高100.52、1635.72、3919.41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比西部第2位 (重庆市) 、平均水平、最低水平 (甘肃) 分别高459.45、1149.44、1957.7元。

(四) 消费水平变化映射出的内蒙古居民收入演变过程

近年来, 随着我区经济的发展,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购买力增强, 消费支出不断增加, 消费领域扩大, 消费质量进一步提高, 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1985-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提高了18倍, 农牧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11倍。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1985-1995年处在补偿型消费需求猛增时期,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提高了,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48.3和46.1之间, 农牧民恩格尔在63.0和59.2之间;1995-2007年, 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生存资料的主体消费地位逐渐向发展和享受资料转变,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牧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了15.9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2008年因受金融危机和我国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区城乡居民家庭对未来收入预期下降, 恩格尔系数有所上升, 分别回升了2.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2009年, 全区经济企稳回升, 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随着我区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主要耐用品趋于饱和, 向多层面、高档次方向发展, 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汽车消费出现了新亮点, 移动通讯、电脑等几大热点商品增势强劲, 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脑和汽车2009年比2008年分别增长了15.98和18.28个百分点。农牧民耐用消费品的结构档次低且不合理, 部分常用耐用品消费趋于饱和呈下降之势, 如2009年农牧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机102.33台, 其中彩电97.48台, 基本趋于饱和;其他耐用消费品拥有量逐年递增但普及率低, 如农牧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影碟机、照相机只有36.99台、54.85台、22.67台、2.52台, 增长空间较大。

二、内蒙古居民收入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是居民收入增长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 内蒙古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 1978至2009年, 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分别增长7.67%和6.81%, 而同期全区GDP年均递增12.29%,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 这种现象表现的更为突出, 2002-2009年GDP年均增长19.2%, 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2%, 两者差距为7.2个百分点, 比“九五”时期扩大5.7个百分点;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4%, 与GDP增速的差距为9.8个百分点, 比“九五”时期扩大了7.1个百分点。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客观上导致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形势, 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内蒙古经济的发展方式属于投资拉动型, 科技含量较高的投资累积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 促使内蒙古整个经济生产中, 资本或资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对大于活劳动或劳动力;宏观角度考虑, 在市场经济各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大小获得收益的原则下, 强势资本代替了劳动, 减少了劳动力的总需求, 致使分配结构失衡, 劳动力的收入份额相对较低, 扩展到微观经济领域, 表现为就业岗位少, 就业供求矛盾突出, 就业人员的工资和待遇低, 而且工资谈判能力弱, 形成“强资本高回报, 弱劳动低收入”的分配格局。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 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偏大, 而企业和个人所占的份额较小,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小, 扩展到微观经济领域, 直接影响了个人的工薪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水平。三是经济转型过程中, 体制改革还不彻底, 市场经济还不发达, 原有的个人收入决定机制被打破, 新的收入机制和制度尚未健全,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收入保障制度不完善或无法全部落实, 致使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四是经济效益不高影响了收入水平。我区有46.6%的人口分布在乡村, 农牧区的现代农牧业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 大多数地区仍然是传统的个体经营发展方式, 经济效益较低, 致使农牧民的收入增幅小;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整体规模增速较快, 但仍属于初级发展阶段, 附加值和效益也较低, 工人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大幅度提高, 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此外, 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 差距更大, 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有滞后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欠合理、收入分配机制和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

(二) 农牧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均有一定的提高, 但不同群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幅度有一定的差距。1991年至2001年, 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为7.31%,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为5.24%, 相差2.07个百分点;2002-2009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11.56%,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8.79%, 增速差距拉大, 相差2.77个百分点。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较农村发达, 城市就业人口数量大, 农村牧区居民主要从事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的经济效益相对于二产和三产要低, 带动就业能力也较弱;二是农村牧区的社保、医疗等社会事业较落后,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较差, 增加了生活成本, 减少了农牧民的间接收入。

(三) 居民收入总体分布格局不合理

从2009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看, 平均数以下的多于60%, 平均数以上的少于40%, 整体分布呈底部大、中上部相对小的非正态分布格局。2009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656.36元, 收入在4000-5000元之间的占11.52%, 5000元以上的占38.26%, 8000元以上的占16.3%, 而4000元以下的占50.22%。可知, 分布格局也属于底部大、中上部相对小的非正态分布格局, 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分布格局尚未形成。

三、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财政政策建议

(一) 落实和完善现行的增收政策

各级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二次分配职能, 普遍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收入水平。通过落实各项惠民补贴直接增加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完善工资和社保等制度体系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财政在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同时, 要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 特别是要提高城乡低收入居民、农村“五保户”、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补助标准。争取国家养老保险试点, 与保险和金融公司深度合作, 引入市场机制, 多渠道筹措养老资金, 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积极探索完善农村牧区养老保险制度,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同时, 要逐步健全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失业保险等保障项目, 统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

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各级财政要加大支农支出增长速度, 保证支农支出增长速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速度, 统筹使用支农资金, 一方面落实种粮补贴、农牧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退耕还林等多项惠农惠牧补贴, 增加农牧民的转移性收入;另一方面合理分配和整合使用现代农业发展专项、中低产田改造、农牧业产业化专项、扶贫开发等资金, 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提高农牧民的经营性收入。此外, 要制定允许农牧民通过土地、草牧场、林权流转等途径增加的财产性收入。

适度提高企业职工工资。财政要联合劳动就业、工会、监察等部门督促企业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办法, 确保职工工资的适度增长;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尤其要加快建立建筑等行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逐渐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加强对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 建立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支付诚信制度, 保护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利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逐步消除行业垄断, 既要防止垄断行业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不相对称的高收入, 又要防止非营利性行业因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低收入。要调节因体制等原因造成的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薪酬管理, 合理控制企业经营者和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逐渐提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待遇。在严格兑现国家增资政策的同时, 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状况, 逐步增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地方性津、补贴, 加快推进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步伐, 建立工资激励机制, 提高工作人员收入水平。

(二) 大力支持就业和创业工程

财政会同发改委、税务局、金融、经信委等相关部门, 严格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 制定更加优惠的财税政策扶持农畜产品加工、轻纺、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进一步健全服务体系, 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认真落实自治区《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 提高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起征点, 并随经济发展情况继续提高。加快费改税步伐, 逐步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财政部门要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专项资金的投入, 金融部门要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业务, 并设定阶段性的最低比重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从建立融资平台、担保信用体系等方面入手, 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 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促进内蒙古中小企业加快发展, 升级发展, 解决地方就业困难的难题。鼓励下岗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城市和农村新增的无业和待业人员自谋职业和创业, 为私营、个体经济创造低门槛、宽领域、非歧视、高质量的发展环境。鼓励开发公益性岗位和社区就业岗位,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逐步实现无“零就业”家庭。支持并规范发展就业中介组织, 为就业再就业提供高效的、规范化的服务。

(三) 大力支持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

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可以降低城乡居民的生活成本, 间接提高收入水平。各级财政部门要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 尤其是要突出支持事关重大民生的社会事业项目。社会保障是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 虽然各级财政逐渐加大对社保项目的投入, 但与社会保障的实际需求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 财政要积极探索建立社保投入随经济增长协同增加的长效机制。合理优化支出结构, 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社保预算、资金来源和基金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逐步解决扩大覆盖面、提高标准、健全保障项目等问题。加快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城镇居民和农牧民养老保险、城镇和农村牧区低保等制度。财政要会同发改委、规划建设、金融等部门联合采取过硬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有效抑制房价上涨, 将房价坚决控制在与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相协调和老百姓承受范围之内, 同时要加快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教育投入力度, 在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创新投入和融资机制, 缓解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困难, 帮助学前教育走出困境, 扶持职业教育、民族教育, 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此外,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高中阶段免费教育。

(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篇9

本文选取1978年至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比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从图1可以明显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存在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上升到现在的3.33,从恩格尔系数来看,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高近4%。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标准,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2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因剖析

2.1 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本质因素。建国初期,我国即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长期从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中调拨资源为发展重工业提供支柱,我国农民的剪刀差隐性负担较重,造成了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分对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城镇居民。随后出台的严格户籍制度无疑给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打上了标签,农村户口则意味着与良好的教育水平、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脱钩,这人为的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

2.2 城乡享受公共品不均

(1)城乡教育就业不公。实践表明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成极大的正相关关系,政府通过教育投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农村教育质量远比不过城镇教育水平而产生的人力资本差异决定了其收入的差距。受教育的不公又导致了就业机会的不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指导和待业培训几乎没有。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中国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割裂,近70%的农村劳动力无法享受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福利,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和他们的个人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3 税收体制不合理

我国税收体制缺乏调控力度,特别是在调控居民个人收入时有失公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现行存在的税收体系仍然不健全,加之政府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及监管机制不健全,高收入人群普遍集中于城镇,无形之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又被拉大了。

2.4 金融支持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工业和城市,资金几乎都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相关数据显示,农村与乡镇企业贷款合计30652亿元,仅仅占到了贷款总额的4.5%。金融中介扭曲贷款的城市化导向拉大了城乡收入。

3 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剖析了造成这种差距的深层原因后,笔者认为以下若干政策建议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金融。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农村金融创新,加强农村信贷支持力度,形成多元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2)完善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现行的税法制度,增大所得税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调节力度,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纳税监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新局面,将现阶段城镇已经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商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普惠到农村,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率,真正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平等的社会保障。

(3)重视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国家在农村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全面实现,鼓励大学生到农村义务支教,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放宽银行的助学贷款政策,保证农村居民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

(4)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全面推进城市化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效应,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摘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现阶段仍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十二五规划期初,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视角分析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现实状况,然后剖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原因,最后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若干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黄伯勇.城乡统筹发展实现路径探讨[J].农村经济,2007,(6).

[2]何盛明,王辉,潘国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民增收[D].财政研究,2003,(2).

[3]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篇10

1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1.1 湖南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 比上年增长9.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湖南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 排名第11位。

201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湖南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

1.2 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湖南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22元, 比上年增长10.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570元, 比上年增长9.1%,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9%。其中:工资性收入14662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9.0%, 经营净收入3567元, 增长9.6%, 转移净收入5713元, 增长8.7%, 财产净收入2629元, 增长10.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60元, 增长11.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9%。其中:工资性收入4088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11.3%, 经营净收入3639元, 增长11.8%, 转移净收入2168元, 增长10.0%, 财产净收入166元, 增长26.7%。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由上年的2.80∶1缩小为2.64∶1。

2014年湖南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从高低收入群体来看, 高收入组 (按五等份收入分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899元, 低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32元, 高低收入比由上年的9.38∶1缩小到9.02∶1。城乡居民收入额逐年拉近,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连续五年下降, 由2009年的3.07∶1缩小为2014年的2.64∶1。

本文图表数据来源: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2014年, 长株潭地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040元, 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16366元, 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和张家界市) 为10867元。可见, 长株潭地区居民收入是湘南地区的1.59倍、湘西地区的2.4倍, 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2 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分析

2.1 自然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发展起点不平等

自然资源、交通状况、地理位置和个人能力等因素的不同, 导致湖南省各地区之间存在发展差距, 从而引起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1) 自然资源差距。

湖南省的湘西北武陵山区、湘西雪峰山区、湘南南岭山区和湘东大围、罗霄山区均属我省的贫困山区, 这些地区土地贫瘠, 资源稀缺, 人均占有耕地数量少,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人均收入低, 区域经济发展迟缓。

(2) 区位差距。

大量事实已经证明, 外商投资的数量与居民收入水平有直接的关系。相同的区位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就湖南省各市州层次而言, 经济规模、市场容量、累积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融资能力、工业化水平、全球化水平和良好的地理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科技发展能力、信息化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对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就区位优势而言, 全省投资环境可分为四个等级:长沙为第一等, 株洲、湘潭、郴州和岳阳为第二等, 常德、衡阳和娄底为第三等, 益阳、永州、怀化、自治州、张家界和邵阳为第四等。

(3) 个人能力差距。

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决定其收入的高低, 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尽管湖南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丰富, 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并不高。湖南省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在农村人口中, 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占46.61%, 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占38.78%。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低层次的工种, 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劳动力, 这主要源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2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展机会不平等

(1) 经济总量的差距。

2014年, 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27048.46亿元, 其中长株潭地区为11555.87亿元, 占比42.72%。湘南地区 (包括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为5568.07亿元, 占比20.59%;大湘西地区 (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和娄底市) 为4520.56亿元, 占比16.71%。2014年, 湖南省人均GDP为40429.49元, 长沙市人均GDP最高, 为108355.86元, 永州市人均GDP为24404.69元, 邵阳市人均GDP最低, 为17521.39元。可见, 经济总量越大, 给当地带来的就业岗位也越多, 当地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就越多。湖南省各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2) 产业水平的差距。

产业水平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 农业天然属于弱势产业, 加上湖南省农业发展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导致湖南省农村居民的收入虽有所增长但不够稳定。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 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第二, 农业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导致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农民增产不增收;第三,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抗灾能力不强, 也会导致农民收入减少。

2.3 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根本成因

(1)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治的格局, 使农村居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诸如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国民待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进城务工遭遇就业歧视, 造成农民工收入偏低, 无法做到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

(2)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

城市偏向的财政制度是将收入由农村居民转移到城市居民, 这种制度将资源主要配置到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中, 工业的发展导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 而农村资金的流出削弱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3) 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元性。

国家对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垄断,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过国家征收, 由国家在土地一级市场上统一出让。但是, 地方政府以相对较低的补偿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后, 以市场价格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出让, 出让的价格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 这导致大量由土地产生的财富从农村流入城市, 农民无法享受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此外, 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是指乡、村、村民小组的哪一级却不甚明确, 一旦土地出让, 失地农民的权益难以确保。

3 构建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3.1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并举, 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实施“湖南省进城务工农民入户计划”。

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参与工业化进程, 分享工业化成果, 这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提高城乡居民总体收入的战略性举措。早在2003年, 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劳务经济的决定》取消了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 并提出, 大、中城市应放宽政策, 取消进城人口计划指标管理, 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市民待遇。《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 (2014-2020年) 》也提出全省所有城镇原则上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到2020年, 新增城镇户籍人口580万左右, 逐步减少湖南省农业人口比重。

(2)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 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 使个人收入得以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 世界银行通过测算得出, 农民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 其收入至少提高15%。职业技术教育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根本途径。因此, 湖南省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发挥职业技术教育在湘南、湘西等落后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免费培训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本省户籍在岗农民工,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就业技能, 消除劳动力转移的素质障碍。

(3) 加大财政支农惠农力度,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农业产业具有弱质性产业的特点, 既要承受自然风险, 又要承受市场风险,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农业产业实施了补贴政策。有数据显示, 美国农民收入的40%来自农业补贴, 而我国不到4%。因此, 湖南省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强化政府支农职能, 切实落实生态公益林补偿、种粮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农机直补等政策, 建立财政涉农补贴“一本通”制度, 扩大补贴范围, 提高补贴标准,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2 以促进公平共享为导向, 建立健全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体制

(1) 强化二次分配调节功能, 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体制。

首先, 完善预算和税收管理, 构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为导向的财政投入和保障机制,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次, 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不足和效率低下为重点, 探索建立符合湖南农村特点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第三, 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制建设, 确保湖南城乡居民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权利平等。

(2)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分类管理办法, 剥离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功能, 实现公民身份的平等。2014年, 湖南省根据国务院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精神, 积极稳妥地提出全面放开中心镇、小城镇落户限制, 有序放开大中城市落户限制,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 还应取消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系列歧视性规定。

(3) 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 改革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 扩大县级政府的管理权限, 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由城市向基层农村延伸;其次, 完善财政支农保障体制, 确保各级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同时, 调整政府投资、土地出让收益和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使用结构, 大幅度提高用于“三农”的比例;最后, 还要强化基层政府涉农职能建设。

3.3 以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重点,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1)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首先, 清除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障碍, 加快建设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努力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其次,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登记和失业统计制度;第三, 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 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湖南省自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2011年同步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4年,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 统一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与家庭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相配套, 更好地保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至此, 湖南省已经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此外, 湖南还应积极探索城乡老年津贴制度和落实省内养老保险关系无障碍转移政策。

(3) 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提高统筹层次, 不断提高医疗待遇, 适当降低自付比例。进一步巩固提高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率, 建立稳定的筹资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和补偿封顶线, 逐步建立大病统筹的医疗制度, 缩小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差距。

3.4 调整政策, 找准位置, 努力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1) 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改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

区域发展的适度非均衡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的现象。对于湖南这个中部省份而言, 我们不仅需要“长株潭一体化”和“3+5经济圈”, 也需要“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大湘南”。要想缩小各地区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省委、省政府就应牢固树立协调发展,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 在政策、资金等对中西部及湘南地区的优势工业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改善其经济发展的环境。

(2) 找准各地区的区位优势, 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对于在地理区位、发展基础等方面缺乏优势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实行相对优势战略是它们理想的选择。以湘南地区的衡阳市、永州市和郴州市为例, 相对于长株潭而言, 既没有政治上和政策上的优势, 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 但我们更靠近珠三角, 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可以作为珠三角的大后方和后花园, 提供劳动力、资源、旅游和其他配套的服务;还可以成为连接长株潭与珠三角的桥梁,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排头兵。湘南地区工业的发展, 不能是珠三角工业发展的重复, 而是他们的延伸;不能是长株潭等地区经济发展的复制, 而是他们的发展。因此, 湘南地区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大力发展适合湘南地区特色的工业、能源、旅游等产业是关键。

参考文献

[1]曾国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莫震.广东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新格局研究[M].深圳: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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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邹君, 陈淑珍.湖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地区对比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07, (4) .

[5]温桂荣.基于缩小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湖南商学院学报, 2011, (1) .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11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4.4；G353.11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8.56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8-138-03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来衡量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改革开放初，197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4元，而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33.6元，绝对差209.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通过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加强激励机制，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1985年缩小到1.86:1。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几度陷入停滞，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为3.33:1，而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也达到3.23:1，绝对差为13190元。这还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住房津贴、教育补贴、交通补贴等。如考虑上述因素，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倍左右，说明我国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李实认为，如果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名义收入的差距，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我国稍高一点，但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二、各文献对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有些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存在，并且呈扩大之势是由于城乡产业特性即与农业、农民自身的特点分不开的。曾国安（2007）认为，在不考虑政府干预因素的情况下，分析了包括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自然因素。陈玉光（2011）认为，农业生产目前仍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为主，不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且也难以实现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弱质性，风险高，比较效益低。在经过几次农产品提价之后，国家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使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很小，农民想仅仅通过种田而发家致富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些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政府采取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了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王建成（2010）认为，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政府实现了一系列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剪刀差”的形式向工业提供原料，即从农业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原始积累。林毅夫、陈斌开（2010）在静态框架和动态框架中探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城市化、城乡工资差距的静态和长期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会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落后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从而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纪晴（2011）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政策偏向工业和城市，资金几乎都用于城市建设和发展，银行对农村和农民的贷款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金融中介扭曲贷款的城市化导向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崔静（2011）认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经济增长会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只是短期效应；从长期看，若收入差距拉大的势头得不到抑制，就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张东生（2009）的研究表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日益恶化。尹志超和甘犁(2009)使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进一步对中国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进行了研究。陈钊等(2009)则从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角度说明了行业进入障碍是造成行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周云波（2009）则认为，城市化引起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饶斌则以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城市化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郭军华（2010）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而非简单地促进或者抑制。李秉坤、赵研博（2010）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造成了农民增收困难，收入水平提高较慢，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郭国锋、刘孟晖（2007）认为，我国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特征，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陈宗胜通过建立二元经济模型，在理论上证明了，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决定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对比、就业负担系数之比、两部门分配系数比和农村工业化水平。夏兴园、肖文海（2007）认为，我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乡市场分割，形成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市场化程度低，功能不全，信息闭塞，农民参与市场的费用高等都维持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张英洪（2011）认为，现在我国城乡存在双重“二元结构”，有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静态的二元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农民与市民两种不同的户籍身份，建立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乡分治”。动态的二元结构是基于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民工，但不只是农民工）两种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两种权利不平等的制度体系，实行“城市分治”，使外来人口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静态二元结构与动态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双重二元结构。林毅夫等（2006）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对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减少城乡差距有很大意义。邓曲恒（2007）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的永久移民，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蔡昉（2007）认为，在改革开放后至今不断放开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向农村农业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和跨省流动的过程。陈永梅、肖志勇（2010）认为，二元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全国的人口划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待遇政策；把户口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户口性质并对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这种二元户籍制度主要是作为利益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然后才是统计人口，提供人口信息，证明身份。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遭受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农民不折不扣地沦落为二等公民。李堃（2010）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无疑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但在目前的经济水平下，户籍制度附着着一系列社保福利政策，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而并非原因。孙文凯（2011）认为，当前我国户籍制度并不再像1984年以前那样完全限制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只是不同户籍对应不同水平的社会福利，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张玮（2011）認为，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待遇，是现行户籍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新生力量一旦大规模进入城市区域（比如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极易导致城市公共产品享用的短期拥挤现象，从而使原城市居民的特殊待遇不复存在。因此，他们倾向于反对户籍制度改革，以维持既得利益。樊纲（2011）认为，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农民工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农村户口决定。陈钊、陆铭（2011）认为，由于存在户籍和土地制度对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制约，当前中国的城市规模总体来说不够大，不仅规模未达到最优水平，而且大城市数量也偏少。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探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必须重视再分配政策，税收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目前税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显著，相反税收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陈卫东（2006）、赵桂芝（2006）和王亚芬等（2007）采用基尼系数等简单指标，发现2001年及以前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之后才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彭海艳（2008）、王少国和李伟（2009）采用收入来源基尼系数分解法，指出个人所得税制度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调节作用，但作用有限。张世伟和万相昱（2008）采用微观模拟模型，发现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实施没有起到明显降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王志刚（2008）采用基于波动性的累进度指数，利用宏观数据计算税制的累进性。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累进性较弱。胡汉军和刘穷志（2009）利用最新中国家庭数据，运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全面检验，指出个人所得税政策工具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陈锦文（2010）认为，税收对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防止贫富分化过分悬殊。但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情况并不乐观，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漏洞很大。富人大量逃税，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额损失，还使得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失效，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导致了“逆向调节”的后果，贫富差距由此进一步拉大。李实(2011)认为，如果从收入分配公平性角度来考虑，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应该是一种最大程度的收入不公。李智（2011）认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孙文基、李建强（2011）通过分析基尼系数、泰尔熵指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王一江（2010）认为，国民在医疗等方面的差距是决定中国收入差距的四个因素之一。何立新、佐藤宏（2008）利用城镇居民住户的调查数据发现，总体上看中国城镇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但这种缩小的作用相较以前在下降。华娇（2006）与胡宝娣、刘伟、刘新（2010）也认为，两者之间呈正向关系。刘长慧、李宇哲（2011）认为，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活动中，企业的投资初期主要是投入，会增加内需，经济表现良好；而投资后期主要是积累和产出导致需求下降，利润上升，使贫富差距加大，压制需求收入分配缺乏足够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劳动法规的实施也缺乏力度，导致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李勋来（2009）认为，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内在的原因是由于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造成的。城乡人力资本的非对称性分布，导致城乡发展动力的不同。陈斌开（2010）认为，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钟爱军（2011）认为，形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教育差距过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属于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之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收入。杨志刚（2011）认为，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是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我国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在城乡之间表现出十分明显的非平衡性和非均等化。张汉林、袁佳（2011）认为，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康旭（2011）认为，市场化的推进或膨胀起来的非市场化因素是造成居民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1）国有资产、资源向个人流失、而且主要被少数人侵吞。（2）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分配缺乏有效监督，出现许多工资外收入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扰乱了分配秩序。（3）由于体制的原因，在编员工和编外员工，干相同的活，得到的报酬却大不相同。（4）非法收入面广、量大。其手段多样化，从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哄台价格，到官商结合搞权钱交易。其范围，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直到国有企业、国家公务员，都有人靠非法手段谋取高额收入。（5）税收手段未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问题

根据以上评述，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既有农业自身的特性，也有历史因素；所以现在存在的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到底差距有多大，是否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还有很大的分歧；国际上通行的以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在我国是否适用还有待探讨，因为我国国情不同，我国城乡经济相对分割。另外，我国目前统计居民收入是以户籍为准，在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计算的统计方法是否合理，是否夸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也是笔者下一步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云 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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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城乡居民收入 篇12

从1997—2012年,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信息消费水平都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 如图1所示。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收入, 但城镇居民收入和信息消费的增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且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约为城镇居民的1/3,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约为城镇居民的1/4。

不同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也有较大的区别。2012年全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4 489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1 098.3元, 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高达4.09。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为3.65, 中部地区为3.51, 西部地区最高, 为4.38。全国31个省中, 广东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高, 为5.8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7 130.8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却只有1 226.7元;江苏省的城乡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最低, 为2.31, 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5 767.3元, 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为2 495.3元。

1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陆铭等[1]研究发现城市化能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勇[2]认为城乡产业特性和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郭剑雄[3]认为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姚耀军[4]发现金融发展高规模和低效率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茶洪旺等[5]认为二元制度安排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贺建清[6]发现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而工业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 信息消费在消费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而目前关于信息消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主要集中于信息消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张鹏[7]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农村。郑兵云[8]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 发现不同区域的城镇居民边际信息消费差异很明显。朱焱[9]认为导致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首要原因是收入的巨大差距。马哲明等[10,11]分别建立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均为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陈玉和[12]分析发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显著, 而信息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国内研究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二者之间关系的文献大多停留在理论阶段, 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实证研究文献大多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开讨论, 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信息消费水平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然而信息消费实际上具有增值的特性[13]。在信息消费的过程中, 消费者要将已有的信息投入其中作为消费的基础, 把已有的信息与消费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产品进行有机的结合于相互撞击, 即进行知识处理与知识再生。在信息社会,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说信息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消费角度来看, 信息消费大体上由个人的收入决定;而从投资角度看, 信息消费又能为消费者带来收入。那么, 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特性的信息消费是减少还是增加了收入呢?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是拉大了还是减小了收入差距呢?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

2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2.1 变量选取

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故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因变量, 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以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为自变量。在国内的统计年鉴中, 没有统计信息消费的专门数据。但在统计年鉴的居民消费结构部分, 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支出中除了小部分不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外, 基本上都属于信息消费。交通通信支出指用于交通和通信工具及相关的各种服务费、维修费等支出。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指用于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因而居民的信息消费水平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这两项数据之和来表示。仿照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方法, 以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信息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距。

样本区间选择1997—2012年, 将全国分为东、中、西3个区域分别研究分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 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根据不同的地区, 设定不同的计量模型, 分别分析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Y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X表示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 将二者之间的模型设定为Yi=α+βXi+μ。考虑到不同区域各省份的城乡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 因此选用变截距模型。而且由于模型是对东、中、西3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 故宜选取固定效应模型。

3 实证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3.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3.1.1 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由于序列非平稳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2个变量的稳定性, 检验结果, 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原序列均含有单位根, 是非平稳的, 而两变量的一阶差分变量均平稳, 因而东部和中部的变量Y和X均为一阶单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西部地区的变量Y序列是非平稳的, 其一阶差分也是平稳的, 为一阶单整过程。然而变量X原序列即为平稳的, 与变量Y并非同阶单整, 不满足协整条件, 不能进行协整检验。

3.1.2 协整检验

本文选用Kao检验方法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分别进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 如表2所示。

Kao检验结果表明,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存在协整关系, 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3.2 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变量Y和X进行分析, 得到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只有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显著影响。虽然中部地区的两个变量之间形成了稳定关系, 但是自变量X系数的t检验量为-0.1911, 相应的概率为0.8488, 远远高于0.05, 说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 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1882%,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由于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因而不同省份得到的截距是不同的, 如表4所示。

3.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3.1 东部地区

在东部地区, 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关系。当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增加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加0.1882%。虽然影响额度较小, 但是东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支出差距已经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 且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正相关。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社会,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 目前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热点可以看成经济增长的出发点, 它的形成可以引发新的市场需求, 从而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支柱产业[14]。信息消费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 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经济水平较高, 信息产业已经发展地比较成熟, 特别是城市的信息产业。与城镇相比, 农村的信息产业仍然较为落后,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是不对等的。而信息消费又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因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水平的这种不对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3.2 中部地区

协整检验表明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 但是得到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部地区, 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与东部相比, 中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并不发达, 未能形成显著的影响。信息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消费, 它对消费者的素质要求极高。信息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信息素质。信息素质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Ralph C等[15]认为具备信息素质的人首先要能认识对信息的需求, 能够定位和评价信息的质量, 能够存储和取回信息, 能够高效的运用信息, 还要能够运用信息去创造信息和沟通信息。信息消费是一种知识型和智力型消费, 这就决定了信息消费需要靠消费者的智力支配。信息素质和技能越高, 人们在接受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时, 接受能力就越强, 获取信息的能力则越强, 信息消费的能力也越强。而当前中部地区居民的信息素质相对落后, 阻碍了信息消费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居民的信息消费能力有限, 导致中部地区的信息消费整体水平不高。

3.3.3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并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表明城乡居民信息消费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关系。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较为落后。西部地区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很低, 对收入也没有形成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居民缺乏信息消费的途径和能力造成的。西部地区的信息产业仍然处于发展之中, 获取信息的途径也不完备。而获取信息的途径必须以信息基础设施为载体。信息基础设施较差, 市场主体搜集信息、搜寻服务的成本相对较高, 市场主体的交易范围也受交易成本的约束而被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产业的发展, 从而使得信息消费水平较低。西部地区的人民,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民, 没有机会进行信息消费或者无力进行信息消费, 从而导致对信息、知识的占有量明显低于发达地区或者城市地区的人。知识和信息占有量多的人有更多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反之则没有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 从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4 政策建议

4.1 促进东部地区技术创新

技术在信息产业中占有核心位置, Steve W[16]指出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对信息资源的管理, 对信息消费者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建议如下:第一, 鼓励信息产品创新。开展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综合试点, 建设重点企业研究院, 培育信息技术产业基地, 重点支持物联网、云计算、下一代通信网络等信息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充分利用产业基础和技术优势, 大力推进产品创新发展, 增强电子基础产业创新能力, 提升支撑服务水平。第二, 鼓励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政府投资项目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创新产品和服务。当企业采购信息消费创新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超过一定金额时, 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支持信息消费类企业与电信、广电、金融等单位开展定制、集中采购等合作。第三, 拓宽融资渠道。大力推动创新型、成长型互联网企业在创业板等上市。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互联网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互联网企业加大债券融资力度。引进创业风险投资, 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4.2 提高中部地区信息消费

第一, 加强信息素质教育。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信息技术, 以促进居民对信息技术的掌握, 从根本上改善信息消费水平。加大信息消费宣传教育, 提高我国居民信息消费意识, 从而带动信息消费量的增加。以多种方式对个人进行网络和计算机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提高消费者的素质, 提高信息消费力和信息消费水平, 培育正确的信息消费观念, 促进信息消费。第二, 培育新的信息消费热点。加大信息消费内容资源开发和业务创新, 推动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不断创新信息服务手段、服务形式和内容, 可以扩大信息产业和内容消费, 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实施“宽带中国”工程, 组织实施电信网、互联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试点和推广, 推进下一代商用互联网规模和前沿性布局。第三, 营造信息消费环境。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 大力促进终端产品信息化, 普及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大信息消费宣传力度, 推广新型信息消费模式, 加强信息消费统计分析和市场监测工作, 营造积极健康的信息消费环境。

4.3 完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