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通用9篇）
消除贫困 篇1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 越南一直是个贫穷的国家, 经济增长裹足不前, 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自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开始实行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7.8%, 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越南革新开放一个重要的亮点是注重消除贫困, 关注民生, 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均衡并重。国际调查结果显示, 越南成功走出了一条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共享式”发展道路。越南将消除贫困定义为头号优先的国家发展战略, 采取多种措施减少贫困, 促进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发展。越南人均收入从1990年的不足200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024美元, 翻了两番多。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1993年, 越南的基尼系数为0.34, 经过11年的发展后, 2004年基尼系数仅为0.36。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认为越南是“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 是“人类成功发展的范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9年11月17日宣称, 越南是在影响到世界上10亿人口的“消除饥饿和贫困”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越南主要通过以下四大途径消除贫困。
途径之一:重视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越南共产党认为, 对教育的投资就是对发展的投资, 因而重视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权, 强调教育公平, 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 政府保障资源优先向贫困地区配置。据统计, 2008年越南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6%, 占政府预算支出的20%, 投入在小学和初中上的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50%以上, 远远高于亚洲平均水平。对于贫困家庭, 子女上学都是减免学费的, 乘公车不花钱。在越南, 别的项目财政支出可以有所差别, 但在教育和科技投入方面决不允许有丝毫的削弱。
越南十分关注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工作, 尤其强调对贫困地区人口的全覆盖。穷人可以免费看病, 政府给贫困人群发放免费卫生保健卡。国家公共卫生的改善也优先向穷人倾斜, 目前少数民族人口中拥有医疗保险和免费卫生保健卡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现在越南每个村子有一个医疗干部和卫生所。县里设有综合性医院, 确保对所有人口实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越南所有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得到政府补贴, 老人看病不需要钱。大病家庭也负担一部分, 大部分由医疗保险出。
途径之二: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技能。由于多年战争, 越南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很薄弱, 其理念是经济增长一定要与社会公平相结合, 每一步都要实现紧密的统一。在越南, 增长不是越南发展的最终目标, 仅仅是消除贫困的手段, 消除贫困是最终目标。越南各级党委都非常重视消除贫困问题, 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 每届党代会都会明确下一阶段消除贫困的奋斗目标。各级政府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消除贫困, 二是创造就业机会。为消除贫困, 增加贫困群体收入, 越南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拓宽就业渠道, 如加强就业培训, 拓展海外劳动力市场等。自2009年1月1日起, 越南首次实施失业保险计划, 为求职者提供额外帮助。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 越南在促进就业方面可谓成效显著。越南谚语“要给穷人鱼竿而不是给鱼”, 只有帮助贫困人口掌握技能, 使他们有钱又有技能, 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政府重视对贫困人口技能的培训, 确保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一定的技能, 如建筑技能、维修技能等, 政府积极创造各种就业机会, 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
途径之三:发挥财政金融手段在消除贫困中的杠杆作用。越南之所以能取得减贫的巨大成就, 与其有利于穷人的财政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共享税方面, 越南采取灵活的分配方式, 中央与地方的分配比例根据各地的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收入能力而定, 财力充沛的省份获得的共享税比例相对较小, 而财力贫瘠的省则能够得到较多的共享税。借助于更为合理的财政收入分配体制和“削峰填谷”式的转移支付, 有利于地方实现财力均等化的目标, 也有助于消除贫困工作的开展。小型、微利型政策银行可以有效满足贫困人群的需求, 是有效的扶贫方式。越南通过设立政策性银行向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 这些贷款利率比正常商业银行低, 以便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 脱贫致富。越南设立政策性银行已有15年的历史了, 当地的妇联可以为老百姓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现已有几十万户在使用小额贷款后脱贫致富。
途径之四: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消除贫困。越南在消除贫困上取得的成就与越南利用各方力量消除贫困, 探索“共享式”发展道路有关。越南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 农业用地、林业用地与居住地都可以进行转换、转让、继承与出租, 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越南还注意利用企业、军队、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力量来消除贫困。各级党委呼吁社会关注贫困问题, 除使用国家财政资金外, 还鼓励企业出钱帮助农民, 在生活遇到困难时帮助他们, 以及尽可能为贫困人口提供工作机会。越南企业经常资助贫困人口建房, 政府要求当地公安、军队机构都一起共同帮助穷人。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3～2009年, 越南陆续实施“消灭贫困工程”、“贫穷户生产融资信贷”计划工程、“发展山区和偏远地区特困乡经济与社会工程”和社会慈善扶贫工作等, 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越南在全国范围内共确立了61个贫困县, 在水利、电力、道路、学校等方面设立了一些国家级扶贫项目, 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越南成为世界范围内在消除贫困和农村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最佳成效的国家。
消除贫困 篇2
20消除贫困日主题是“从极端贫困人群中汲取经验和知识，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歧视的世界”。
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目前，全球仍有超过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其中三分之一是儿童，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中贫困儿童比例甚至达到二分之一。在世界35个低收入国家中，非洲占26个，有记录的极端贫困人口较30年前增长1亿人，平均每日收入仅有78美分。
多年来，国际社会为消除贫困作出积极努力，并取得显著进展。世界银行将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生活费低于1.25美元。根据世行的数据，1990年发展中国家有43%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此后极端贫困率逐年下降。目前，全球仍有超过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消除贫困，人类的下一个目标 篇3
1990-2010年间，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由43%降至21%，减少了近10亿人。在全球70亿人口当中，仍有11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每日消费1.25美元）以下。自本周开始，联合国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组织首脑将起草新的发展计划，以取代将于2015年到期的“千年发展目标”，这一会议将持续一年之久。各国政府应将首要目标定为，在2030年之前再减少10亿赤贫人口。
前20年中，贫困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公平度的提升。尽管社会失衡急剧恶化，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消灭了极端贫穷。1981年至2010年，中国将6.8亿人口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赤贫率也从1980年的84%降至今天的10%。在社会失衡严重的国家，收入增长1%仅能减少0.6%的贫困率，而在平衡国家却能达到4.3%。
然而，在未来20年，将10亿人从极端贫困中解救出来，要比之前困难许多。印度和非洲是接下来的两个重点地区，其较差的管理制度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快速复制中国的经验。另一个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处于极贫线下的人口越来越少，帮助大量人口脱贫则更为困难。
消除贫困 篇4
关键词：贫困,能力贫困,反贫困
在经过20多年的反贫实践后,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 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即使依据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测算,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也在按相同的速度下降。然而在如此瞩目的成就面前, 我国的反贫实践仍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 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大部分发生在中东部地区, 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西部地区, 则呈现不容乐观的态势, 具体表现为贫困标准低, 脱贫人口基础不牢固, 返贫现象突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减缓;贫困农户收人水平低。这些问题说明, 我国农村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 农村贫困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我发展问题, 农村社会仍然没有完全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消除农村贫困依然是农村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课题。
1 贫困的概念与测量
1.1 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概念, 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 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贫困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经济视角逐渐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倾注对人的关注。
贫困的概念经由布思、朗特里提出后经汤森等人扩展, 对贫困的认识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比较形成的, 从绝对层次变为对相对贫困的考量。汤森认为“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贫困的。”世界银行将贫困概括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社会公认的, 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 使贫困从缺乏资源扩展为缺乏获得资源的机会, 后来又相继加入获得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等因素, 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能力贫困”, 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 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和不足。阿马蒂亚·森秉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 他认为“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从“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这个层面看, 后来的权利贫困论实质也是对能力贫困论的拓展, 二者并无质的区别。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 常常引用多于创新, 可以说是对国外研究的一种概括或援用。如学者林闽钢将贫困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 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 这是对贫困的一种狭义理解。后来又有人将贫困看作是因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 主要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可以看到后一种关于贫困的概念较强调权利之于贫困的意义, 因而更接近目前使用较多的贫困内涵, 但是鉴于我国的贫困状况, 在反贫实践中主要是在绝对意义上使用贫困的概念, 即生活未达到某一基本标准。
对贫困的认识经由“缺乏吃穿”的基本生理需求到人类“自由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自我实现的演变路径, 反映了人们对贫困的评价不再限于工具性层面, 而是更多地从价值层面认识人类的社会基本福利, 用森的话说, “获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是贫困与否的合理解释, 因为“能力剥夺是本质上的剥夺, 而低收入仅仅是工具性的剥夺;收入只是反应可行能力的一个要素, 因而能力剥夺的影响远远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收入对可行能力的影响是偶然性的。”
1.2 贫困的测量
贫困的度量体系应该包括判定贫困的衡量标准和基于衡量标准构造的用于度量社会贫困程度的一系列贫困指数, 其中贫困线是核心内容。传统确定贫困线的标准多样, 其共同特征是用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一定货币或物质的数量来界定, 国际上通用的确定贫困线标准有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人类贫困指标等。“可行能力”贫困的度量指标又是怎样的, 森认为确定“最低可承受的基本能力”有助于消除贫困的策略选择, 但是关于“怎样度量可行能力贫困”他并没有明确, 而是仅在方法论上对衡量能力贫困的方法的可能研究途径做出了一定概括, 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实用方法作为基础性原则的应用形式, 它们分别是直接法、补充法和间接法。他指出, 在力图应用可行能力视角时, 要非常注意采用实用的方法, 以便在实际评价和政策分析中使用可以获得的资料。
2 农村的能力贫困状况
在农村的反贫实践中, 应该对农村的能力贫困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高度关注, 从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行能力的角度来实践反贫战略。有人认为鉴于“能力贫困”的度量体系还没有建立,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的“能力贫困”加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反映的是个体综合能力的欠缺情况;二是它涵盖广泛, 包括基本生产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等诸多方面;三是它受地缘因素以及市场配置资源趋利性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缺乏性”, 缺乏“手段”、“能力”和“机会”。另外, 由于外力介入不足或失误, 没有诱发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村社会仍处于自我演变的惯性状态。农村“能力贫困”就是在农村社区中, 由于社会发育层次低下的影响, 贫困人口在社会性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手段、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的劣势状态, 难以通过与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获得自我发展。我国农村能力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普遍存在的知识贫困
胡鞍钢教授指出知识贫困这种新型贫困愈来愈严重制约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知识贫困包括教育水平低下, 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缺乏或途径的缺乏, 还包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与选择权。
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与引进知识能力的缺乏。这一方面的贫困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年限短, 据统计资料显示, 贫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 其中文盲半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6%;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7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劳动力总量的5.3%。特别要注意的是, 贫困农村的基础教育表现为单一的应试性、城市性和离农性教育, 教育“产品”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低。农村职业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逐步走向滑坡, 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的起点低, 基础薄弱, 长期投人不足, 教学质量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受教育状况直接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 他们中的很多或不懂科技种田, 或外出打工无门, 或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体力劳动, 因而表现出来就是货币收入低。另一方面, 贫困地区知识资源严重不足, 知识发展能力低下, 交流知识的能力也很弱。贫困地区人口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视、电话、互联网等手段获取知识与交流信息, 而这些作为衡量交流知识能力的指标, 西部地区拥有率不及东部地区的50%,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有普及性。总的来说,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为前者的35%, 获取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14%, 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31%, 这些数据具体到贫困农村则情况更糟糕。
2.2 健康生存能力的贫困
健康是个体生存和参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发展的手段, 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投人要素, 更是发展的目标, 提高个体健康生存的能力, 还可以提高目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贫困农村人口健康生存能力非常弱, 一方面是农村人口缺乏健康生存的自然资源, 主要体现为贫困人口, 特别是受地理自然条件限制的地区的人口, 难以获得充分的食物, 当然别提有营养的食物, 难以获得适宜的饮用水和生产用水。这些自然资源的缺乏直接威胁了人们的健康生存。另一方面是缺乏获得健康生存的公共资源。一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有社会供给的最低生活保障, 由于普遍认为农村人口有土地作为保障, 因而长期以来,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偏向城市地区, 而在农村一直没有建立起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是以救急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地区扶助很少一部分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 这必然不能保障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二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 时至今日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医疗保险体系。农村不但没有类似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 相反普遍存在着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各种问题。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居民就医十分不方便, 医疗费用大幅上升又给他们看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 贫困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预防控制能力非常薄弱, 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情况下, 农村贫困人口想要保障基本的健康生存已然成为问题, 严重影响地区及家庭的脱贫进程。
2.3 自我发展的能力低下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主要表现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少这个问题上, 而社会资本存量低下又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表现: (1) 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贫困地区除了血缘关系和社区居民的自然组合外, 没有真正有效的社会组合形式。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甚至放弃本应承担的职能, 社区性的经济联系与组织很少, 超社区的行业性经济组织罕见。由于这类组织的缺乏, 贫困农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很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 社区居民人际关系简单。集体经济解体和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进一步强化了一门一户独善其身的生产、生活格局。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仍以情感为主要纽带,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相互利用和合作甚少, 竞争的成分不高。而且贫困农村人口通婚圈狭小, 人们利用血缘及亲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延伸半径较小, 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3) 较低的人口素质制约了社会资本层次的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观念、行为、意识及精神面貌等人格要素的变迁缓慢, 在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 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难以提高社会交往的层次。而且贫困农村缺乏对外的经济联系, 基本上不存在主动的城乡物资文化交流。
2.4 面临风险时的高度脆弱性
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 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阿玛蒂亚·森说“自然界的不稳定性是我们的危险、我们的脆弱性”。其实, 人类的脆弱性不仅源于自然界的不稳定性, 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个体的因素都造成了人类的脆弱性。脆弱性常与贫困相伴生, 农村贫困的背后实际上就隐藏着个体或家庭脆弱性程度高、无法应对各种冲击的深层原因。
我国目前农村人口脆弱性较高, 既是指我国农村人口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也指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从风险结果中恢复的能力较低。首先农村人口面临较为艰难的自然条件。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农业生态条件在很多地区正在恶化。据民政部统计, 1998~2002年我国因气象灾害而有2.54亿hm2农作物受灾, 以2002年为例, 全国有2.3亿人次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受灾, 因灾死亡2840人, 倒塌房屋175.7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总计1717.4亿元。受灾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谷物减少造成口粮减少, 经济作物受灾直接导致农民现金收入的下降, 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不能达到基本水平, 整体的福利水平严重下降。其次, 疾病成为农村人口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风险。疾病带来的风险不仅仅限制了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他们不仅要面对疾病, 更要面对在贫困面前的无能为力, “因病返贫”现象在贫困人口中十分普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风险之一。据调查分析, 全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农村贫困户的比例已经达到约35%左右, 每年大约有1305万农村人口面临因生病而倾家荡产的危险。
生态危机、公共事件、价格波动等风险也无刻不在挑战农村人口承受风险的能力。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在面对上述风险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应对能力, 从风险造成的困境中较快地恢复过来的能力也非常低, 因而常常重新陷入贫困;而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依然在贫困线附近徘徊, 不能真正摆脱贫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农民的脆弱性仍然较高。
3 针对能力贫困的反贫措施
随着对贫困的深入认识, 开发贫困人口的能力对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但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各级职能部门, 在反贫实践中都过分强调物质投入, 而忽视了对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 采取的扶贫方式未能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 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在实践中则忽视了对贫困人口主动反贫能力的发动、组织和培养。这样必然难以造就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张力, 其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 脱贫效果不稳定, 返贫现象频发, 贫困农村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鉴于此, 农村能力贫困问题便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综合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应该充分把握“能力贫困”实质, 具体有以下措施:
(1) 强化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知识贫困的状况, 首先应特别重视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 实施教育反贫困的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多种教育模式共同革新和调整, 实现“普九”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协调发展,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的协调发展, 以满足西部农村脱贫的基本需求和多样化需求。
(2)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针对贫困人口健康生存能力低下的状况, 向农村地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最低的生活保障, 如清洁用水、直接的食品帮助;最基本的合作医疗保健项目。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消除贫困的内在基础条件, 也是实现可行能力脱贫的基本标志。特别是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防止贫困人口陷入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的恶性循环, 力保反贫成果不被疾病摧毁。增加公共卫生财政支出, 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提升贫困农村人口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
(3) 培育贫困农民自己的社会组织, 提高目标群众的参与度。目前我国反贫困的工作中, 政府始终在以家长的姿态操办一切, 而贫困主体的反贫积极性并未被调动起来。可行能力的反贫困更是一种相信贫困主体能依靠自己劳动脱贫的实践, 因而建立有效的贫困农民组织, 更有利于他们参与反贫困活动, 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农民间相互支持相互监督, 合理有效地使用资源, 维护贫困农民权益的最重要手段。
消除绝对贫困个人心得体会 篇5
经济上，为世界经济增长添加动力。扶贫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中国的扶贫成绩有利于世界经济持续、均衡的发展。
首先，中国告别绝对贫困为世界提供了更大的市场。中国扶贫不仅仅是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输血”，而是更注重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造血”。所谓“造血”，就是要完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发展各种适合当地情况的产业。20__年以来，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中国以脱贫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得益于各项扶贫措施，从至，全国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__年的3416元增加到20__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贫困人口的收入很容易转化为刚需，成为有效的市场需求，这对于持续低迷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增长点。
其次，中国告别绝对贫困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随着中国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的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国家也为劳动力短缺问题所困。而中国的扶贫事业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大军。中国的开发式扶贫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勤劳致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90%以上得到了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支持，三分之二以上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以来，中国通过转移就业，帮助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为了实现充分和高质量就业，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支持贫困地区建设县乡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推行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政策措施。预计到年，基本消除劳动者无技能从业现象。这既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社会地位，也为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中国告别绝对贫困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更趋平衡。长期以来，南北矛盾是困扰世界发展的一大问题。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大大改写了全球的经济版图。整个亚洲正在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告别绝对贫困还开辟出了一条成功的脱贫道路，例如“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再如“四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脱贫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考。
政治上，推动国际多极化深入发展。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中国告别绝对贫困也将在国际政治领域荡起涟漪。
首先，它有助于打破历史终结论的迷思，鼓励世界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曾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发展已臻于至境，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仿佛自由、民主、人权成了它们的专利，也成了它们指责和批评发展中国家的大棒。但中国的脱贫实践证明，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不解决生存权与发展权问题，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标志。中国致力于让贫困人口做到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即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中国的扶贫从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修正和丰富了源自西方的人权理论，有助于国际社会以更多元的思维，更包容的胸怀对待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
其次，它证明了共同富裕的可行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生命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国家谋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通过扶贫工作，中国锻炼和培养了干部。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各省区市都层层签了军令状，坚决履行承诺，体现了强大的执行力。对于无法通过开发性扶贫政策实现脱贫的困难群众，中国通过社会保障实施政策性兜底扶贫。这主要是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多万人。这种兜底政策确保了扶贫政策的全面覆盖。在全球贫富分化持续扩大的时局下，中国的道路格外具有启示意义。
安全上，减少因穷而生的诸多隐患。中国告别绝对贫困还减少了对抗和冲突的风险。
首先，它证明了和平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减少了大国冲突风险。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战略焦虑感加强，提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难免冲突，并援引历史经验，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反观西方摆脱贫困的历史，的确充满了对其他民族的殖民、杀戮、劫掠和奴役。它们通过滴着鲜血的原始资本积累，完成了本国的工业化，并进而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让经济收益惠及国民。但是中国没有发动任何对外侵略战争，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让8亿人脱离绝对贫困。这证明中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和平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让自己的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本身就已经打破了西方国家崛起的规律。未来，中国进一步提升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无需为了土地和资源与谁大动干戈。
消除贫困 篇6
教育有两个层次的功能, 即固有功能和衍生功能。固有功能是指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活动, 为个体的全面素质的提高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而服务。衍生功能则是指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 其产生和发展通过培养、发展 “人”及 “人类”, 间接作用于社会。非教育固有, 故称衍生功能[1]。
根据社会系统论观点, 社会是普遍联系的系统, 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 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2]。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多危及人类共同生存的重大问题, 各国在试图解决这类问题时, 不约而同委教育以重任, 这拓展了教育衍生功能的外延, 例如改善生态环境、增进理解和包容、消除贫困等。
微观角度讲, 教育消除贫困还基于经济学中舒尔茨的 “人力资本理论”, 他认为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活动, 更是一种投资活动。教育投资, 将促进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劳动力的再生产, 进而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社会收益。
二、Unesco消除贫困的具体教育措施
多年来, Unesco一直致力于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 特别关注非洲及女童教育以消除世界贫困, 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 一) EFA: 全民教育行动
2000 年 《达喀尔行动纲领》 制定了全民教育行动的6 个目标, 其中第二个目标旨在改善不利地位、边缘地位儿童的受教育现状[3], 促进全世界教育的发展。这一行动纲领响应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宗旨 “We can end poverty”。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对消除世界贫困表现出巨大的责任感和动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全民教育全球质量监测报告显示, 截止2015 年, 入学儿童相比2000 年增加了3400 万, 失学儿童相比减少近一半[4]。这也是彻底消除贫困长期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 二) 非洲教育放在优先位置
Unesco一直将非洲放在教育援助的优先位置。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全世界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地区之一, 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和边缘人口集中在此, 因而是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地方。解决非洲地区的人类生存和教育问题对全世界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达喀尔区域办事处以及其他15 个办事处的设立, 旨在确保非洲各国政府保持教育的优先发展[5]。此外, 联合国通过多种形式和方式为非洲教育的发展做出帮助和贡献, 例如旨在提高教师质量的IICBA项目、派遣专家帮助改革和重建教育体制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协调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技术教育、高等教育、远程教育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教育的实际项目运行[6]。
( 三) 重视女童及妇女教育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两项全球优先事项之一。联合国也将 “消除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 增强妇女权力”作为千年发展目标之一。由于女性特殊的家庭角色及社会角色, 其在下一代的培育甚至是人类生存发展、全人类素质发展方面, 具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女童教育问题上持续不断的关注主要集中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地区。主要通过改革教育制来推动, 在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教育机构和不同教育形式中都强调性别平等;在国家法律、政策和方针中推行性别平等; 提供数据宣讲性别不平等的不利之处; 在帮助培训教师的过程中, 特别训练教师的性别敏感意识; 开发相应的课程和练习等等。此外, UNESCO发布了相关报告。
三、Unesco消除贫困教育措施的实际效果
( 一) 教育消除贫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个体, 国家及全世界。
“受教育不仅仅是一项人权, 更是一个摆脱贫困、获得终身发展的途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Irina Bokova说[7]。就人类个体来讲, 教育提供的是关于现实社会的基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这是个体特别是社会边缘群体生存、自立于这个世界所不可或缺的。有研究表明, 在低收入国家, 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个人收入将增加10% 。
此外, 儿童入学接受最基本的初等教育也将有利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加快经济增长[8]。1960 年到2000 年间, 一项对50 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 学校教育每增多一年, 国家GDP年均增长0.37%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 MDGs) 和全民教育目标 ( EFA) 的设定都集中于全民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公平[9], 这一方面是保障和兑现人权, 另一方面也旨在促进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非洲地区的脱贫。贫困不仅指生存、物质、经济上的贫穷, 还包括由于人们知识、技能、价值观等的缺失所导致的 “人文贫困”境况[10]。
( 二) 教育预防和控制疾病, 特别是HIV和AIDS
贫困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环境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匮乏, 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 疾病, 特别是HIV和AIDS等传播性、致命性疾病, 是导致陷入贫困泥淖无法翻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前者主要靠经济援助、教育补偿, 逐渐复苏, 后者的解决却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性。
教育为健康带来好处。受过教育的母亲会选择比较安全的条件生产养育子女。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子女的死亡率就减少7% - 9% 。在印尼, 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只有19% , 而受过中等教育的母亲中则有68% 。此外, 尽管教育无法消除HIV和AIDS, 但它可以帮助控制病毒的传播, 根据全民教育全球质量检测报告来看,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16 个国家, 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母亲中, 只有59% 人知道避孕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诚然, 教育不置可否的具有消除贫困,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然而, 从EFA2015 全球质量监测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全球范围内, 教育目标的实现和达成远远低于国际社会的期望, 这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未来教育在发挥促进和发展作用上的巨大潜力。针对不同教育境况和国家情况, 教育结构的调整和协同, 例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艾滋病教育等的具体增添、先后顺序及结构调整, 也值得考虑和付出努力。
参考文献
[1]王道俊, 郭文安主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2]高静文.社会系统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J].哲学研究, 2006 (4) :28.
[3][4][EB/OL]Education For All 2000-2015:achievement and challenges.
[5][6][EB/OL]http://www.un.org/millenniumgoals/education.shtml.
[7][8][9]http://www.unesco.org/new/en/africa/priority-africa/education/#.
消除贫困 篇7
会议开幕仪式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为大会致开幕词,讲述了中国在扶贫事业上的成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同志,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以及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坦桑尼亚劳动就业部、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伦敦南岸大学的国际友人分别对其在扶贫领域的实践经验作出总结和分享。
发言嘉宾纷纷指出,扶贫不止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还需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与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如何稳步推进城镇化,使新兴城市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今后扶贫开发的关注重点之一。
开幕仪式还颁发了两个重要奖项——“中国消除贫困奖”和“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分别奖励在扶贫实践及扶贫技术上有重要贡献的人士或机构。“中国消除贫困奖”获得者中有企业家、媒体人、科学家及村民等从事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共10人。另有三位研究者或机构因其在扶贫科研领域的成就获得“友成扶贫科研成果奖。”
此次会议共计两天时间。第一日主要进行开幕、闭幕式及高层论坛,会议下午开展了题目分别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包容问题”的两个平行论坛,由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来宾分享在扶贫领域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经验,并在交流中互相借鉴学习。
消除贫困 篇8
要想有效地理解政策, 最大化地激发金融政策的扶持优势, 就需要对金融政策进行充分地了解, 理解政策发展的需要, 如何根据扶持性的政策来带动本区域农村的经济发展, 如何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地了解政策、认识政策, 发挥政策的资金优势、区域优势;最大化的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 这就需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 政府带动性政策的引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快速上升, 经济规模迅速的扩大, 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的提高, 但是基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广大农村的普遍存在, 我国的贫困人口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除了在保持金融生产力提高以外, 政府对于金融政策的扶持引领性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不是政府主导性的金融市场秩序的制定, 而是需要政府自身以身作则, 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使得扶持性的金融政策深入人心, 能够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在这个由政府为主导来构建的正规农村金融系统里, 政府作为实际化的政策出台者和政策执行者;要在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扶持, 对百姓的闲置资金进行充分的引领, 以政府信誉作为担保, 吸收农村的闲置资金, 打造强大的资金流, 带动规模资金的实际投资,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为百姓争取最大地利益化, 切实扩大人民的资金收入途径。
(二) 规划性区域政策的出台
在我国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中, 农村的企业金融扶持创新都是政府部门所侧重的方面。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金融扶持创新作为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首要任务, 在促进农村水平提高的频度和向度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块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银行、企业、个人、村级行政机构方面起到了资金链接作用, 在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繁荣, 增强区域性农村金融信用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在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某些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扶持创新的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在自身的管理水平、管理方式、管理措施还有着很多的弊端;所以在面对基础性金融秩序缺失的同时, 要制定符合于本区域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金融政策, 引领金融服务体系的进步。
(三) 经营界定性政策的互补
针对经济发展背景的不同, 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 有关于金融的含义和实现方略会有很大的差别的。以我国的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为研究背景, 当代的企业要想在此项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谋求发展, 并且取得一定的地位, 就必须搞清楚狭义范围内金融资本运营的含义和广义范围内金融资本运营的概念, 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两者的区别和联系。综合起来看, 根据国家和社会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 金融资本的运转效率和方式是不同的, 通过对可以支配的生产资源和要素进行不同形态的组织管理, 进行多方位的优化配置, 来实现在金融市场的资本增值和产品资本的最大利益化, 保证可控性金融风险的范围内进行资本运作, 政府作为金融风险的受控主体就要出台多方面的金融政策进行金融体系缺失原则下的体系加强, 切实保证多种资金配置原则下的金融政策的优势互补, 界定金融风险和资金投入风险的界限, 保证农村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状分析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 立足于实践调查;从实际现状出发, 来分析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实际状态, 切实研究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实际服务范围和政府机构的政策执行力度,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资金安全, 发展农村的经济规模, 增加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 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 减少财政压力。
(一) 农村政策性金融规模小、业务范围缩水
在现阶段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 农村市场经济体由于人口规模的限制, 金融服务业务的规模较小, 业务范围有限, 由于农村的经济规模有限, 人们的经济收入不高, 金融业务开展的幅度受到严重的限制, 人民对于金融投资无法进行准确的价值预判, 不敢进行实际化的资金投入, 导致农村的金融机构无法大量的吸收闲置的资金, 业务开展的频率提不上去, 资金规模有限, 无法有效的促进农村的经济增长。
(二) 立法滞后, 政策性金融无独立的法律依据
由于我国的金融业起步较晚, 发展时间有限, 在相关领域的法律体系建设还不够健全, 人们的法律意识还处于尚未化的地步, 对于金融性的违规操作, 界定的意义还不是特别的严格, 对于扶持性的金融政策没有单独的法律依据, 对于非法集资, 非法资金兼并没有相关的条款立法来限制, 导致农村的金融市场混乱, 上当受骗的百姓比比皆是, 百姓不敢进行金融投资;同时政府等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切实可靠的金融执法力度, 对于金融机构没有进行全面的资质审核和实际情况调查, 无法有效的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的安全。
(三) 农村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金融业务责任区分不明朗
在金融资本运营理论研究过程中, 有许多学者将它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深刻分析不同场景状态下资本运营产生的原因和所发挥的不同的作用, 但是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的过程中, 为了满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需要根据新农村这类新兴集体经济的特点, 进行针对性的改革试验, 必须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路来进行落实。但是现阶段的农村金融市场秩序混乱;农村金融机构对于金融业务和政策性金融扶持业务的开展无法进行准确有效的定位, 导致业务主体的责任区分的不清晰, 职责性业务的混乱, 资金落实不到实处, 业务开展得不到有效支持, 导致资金规模难以扩大, 秩序性业务混乱。
(四) 政策金融的资金优势不明显贫困人口得不到实惠
实际上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的繁荣造成了物价的高速上涨, 现实的资金压力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闲置资金的储蓄效率,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银行的居民闲置资金吸纳率的降低。面对举步维艰的现实困境, 银行要想继续发展下去, 既需要努力开拓经济水平持续上涨的农村金融市场, 也要在开拓的道路上不断的进行体制变革, 树立可持续, 能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的扶持目标, 推出宽松的金融优惠政策, 要在农村站得住脚, 保持稳定的发展速度, 但是庞大的银行对流资金在银行家的操纵下都进行了庞大的业务投机, 对于农村的资金扶持和资金支持数量有限, 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规模的扩大, 贫困地区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面对出台的优惠政策无力执行, 难以进行经济建设, 面对贫困无力消除。
(五) 人口均化的金融政策无法满足贫困资金互补的需要
在我国, 农村人口众多, 地区广大人口密集程度较小, 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人均经济纯收入与城市相比较低, 农民的手中可用资金数量较少, 但是在我国一系列强化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过后, 我国的新农村经济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各省市新农村的数量明显增多, 这类新农村根据自身特色发展相关联的经济产业, 全方位的挖掘本村的经济发展潜力, 以不同的合作组织形式进行产品经营, 使得本村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当这些农村集体式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后, 就会对金融市场产生依赖, 与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产生合作进行资本运营, 用个人手中大量的闲置资金进行再投资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在当前资金利用的过程中, 政策性金融业务覆盖的是区域, 主要目的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对于贫困农村地区没有进行实际的资金支持, 无法有效的覆盖贫困地区, 没有满足贫困扶持的需要, 导致两级分化严重。
三、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思路
鉴于目前农村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对于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 旨在促进农村扶持性金融业务的开展, 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有效的提高农村的人均收入。
(一) 推进农村政策性金融立法进程
在农村金融业务开展的过程中, 为了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 必须有效的提高的金融法律的执行力度, 有效的促进金融市场平稳快速的发展, 政府作为金融市场的实际监管者必须加强金融市场的引导布局, 加快农村扶持性资金的到位, 出台严格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市场的平稳有效运行,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立法的执行, 严格治理违法操作事件, 保证市场秩序的稳定。
(二) 重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
城市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银行的固有资金可协调性越来越低, 面临无钱可用的窘境, 如何最大程度上的吸收城市居民的闲置资金成为了困扰各大银行的现实问题;但是在我国的金融政策不断调整的前提下, 城市的人均消费所所占的城市人均收入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 众多的新兴中产阶级在消费的习惯上有着较大的差别, 不在趋向于理性消费, 更多的是趋于攀比消费和精神享受消费, 且此项消费所占用的经济收入比重还比较大, 在季度性的资金储蓄方面无钱可存, 造成实际支出资金远远的超过实际可收入的资金, 严重的影响了未来预期的消费水平, 金融机构的目标转向了农村, 但是社会的未来预期消费水平已经严重的下降, 金融机构的信誉普遍降低, 为了更有效的促进资金吸收率的提高, 必须加强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 政府以自身的信誉作为担保, 大力扶持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开拓, 加快金融体系建设步伐。
(三) 政策金融业务的特殊群体的倾向性加强
围绕着“金融”这个商业名词的产生, 在不同的资金运转下, 被赋予了多重的解释和作用。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 满足于多元化的经济需要, 从经济体式走向的角度来看, “金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要体现, 是不同利益元素支配下的多控性经济综合体, 能够满足于不同物质利益驱使下的商业个体进行经济活动的交融性平台, 具有多变性, 趋势性的特点, 所以政府在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展的同时, 要针对农村的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向性的扶持, 切实保障特殊群体的经济利益。
(四) 特色化金融扶贫产品的推出
从新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一定规模的交易费用的产生决定了银行的规模、服务的种类和类别, 所以在金融扶持和改革的双向终端的优化过程中, 要革除阻碍金融产品流动速度的因素, 提升银行的水平, 争取利润最大化。但是鉴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金融政策的限制, 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化的金融市场中, 就要结合地域的经济特点来制定自身的发展计划, 对于贫困人口就要推出特色化高收益符合于农村实际情况的产品出来, 最大化的扩展农民的收入途径。
(五) 扶持性质的金融资金的下放
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状态下, 政府鉴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就要设立专门的扶持性质资金来促进贫困人口来购买金融产品, 在满足于百姓自身收益的同时, 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 确保专项资金最大化的利用,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赞助等形式来吸引社会及民间资本的介入, 扩大自由的资金规模, 最大程度上的消除农村人口贫困。
四、结语
面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民纯收入的快速提高,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大, 政府要认清现实, 加大自身的金融政策的出台力度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扶持力度、监管力度, 在保障更多农民稳步增收的同时, 逐渐的消除贫困, 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活跃。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发展, 政府对于农村扶持性金融政策的出台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 满足于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 政策性金融的倾向性也在不断地加快调整。不同地农村有着不同地经济发展基础, 具体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异, 为了最大程度上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 地域性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也需要根据农村具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地方政府不仅要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实际调查, 还需要对金融扶持政策进行实际化的引领;充分带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政策、理解政策、深入地执行政策;做好地域农村的实际状况调查, 理清自身的发展思路, 树立可持续发展地金融战略, 有效的依托资金优势、政策优势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最大化地消除农村贫困人口。
关键词：农村政策性金融扶持,农村基础经济规模,贫困人口规模,现状调查
参考文献
[1]李喜梅, 彭云.农村金融支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途经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2 (01) .
[2]张蕴萍.我国农村信贷担保机制创新研究述评[J].东岳论丛.2011 (08) .
消除贫困 篇9
1 功能性扫盲:农村成人扫盲教育的新挑战
“功能性扫盲” (functional lliteracy) 概念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1964年开展实验性世界扫盲计划 (EWLP) 时提出来的, 并在1965年德黑兰召开的“世界教育部长扫盲大会”上形成共识。当时UNESCO的定义是, “能从事为自己及自己所属的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读写算能力的一切活动”, “它既包括传统的扫盲内容, 更是指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实用知识、技能的教育。1975年《波斯波利斯宣言》指出, 功能性扫盲是“人的和谐发展及一切社会变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UNESCO的协助下, 一些国家开展了功能性扫盲的试验实践并取得一些成效。我国还没有明确提出专门的功能性扫盲教育方面的计划, 但各地开展的扫盲后继续教育、实用技术培训等可以说都属于功能性扫盲教育的范畴, 我国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功能性扫盲进展不一, 内容也各有侧重。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对人们知识能力的要求提高了, 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读、写、算要求, 而是体现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综合知识能力的要求, 但不少农民尤其是脱盲农民不掌握参与现代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扫盲未来将重点开展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的功能性扫盲。
农村功能性扫盲是在传统扫盲教育基础上为提高农民生产和生活能力开展的基本知识技能的非正规性教育与培训活动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 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目的。农村功能性扫盲教育中的知识、技能也许是非常基础的、基本的, 但对我国大多数农民特别是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民来说, 是很缺少的和需要的, 对他们进行的功能性扫盲就是扫除他们思想、认识和技能的盲区, 与传统扫盲本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扫盲的内容更加宽广, 水平要求和层次更高。
2 功能性扫盲在消除农村贫困中的作用
我国农村地区经济教育相对落后, 文盲较多, 功能性文盲更多, 消除文盲和贫困仍然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艰巨任务。贫困是一个综合性的现象, 从根本上说是“能力贫困” (阿马蒂亚·森, 2002) 。要彻底消除农村贫困, 防止返贫和产生新贫困, 必须实施功能性扫盲, 农村功能性扫盲教育具有功能的丰满性。
2.1 功能性扫盲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全世界文盲现象都是与贫困现象紧密相关的, 贫困滋生文盲, 文盲加剧贫困, 互为因果, 扫盲是消除经济贫困的重要途径。首先, 有利于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 “迅速起飞的经济基础关键在于教会农民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 在于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 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功能性扫盲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手段,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其次, 有利于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功能性扫盲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进而使农民积极学习农业技术, 感知、吸收和利用农业新技术、新方法, 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三, 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 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增大, 对农民工素质的要求提高。对农民开展功能性扫盲教育培训, 有利于提高农民综合素质, 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
2.2 功能性扫盲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农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 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他们的基本素养密切相关, 受教育水平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列宁有个著名论断, “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18世纪由托马斯·杰弗逊提出并在20世纪被约翰·杜威再次强调, “观念—民主要依靠有知识的公民。”功能性扫盲使农民学习领会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增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参政议政意识和行为能力, 发挥公民的积极作用, 为农民自身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著名成人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Paulo?Freire) 认为, 农村成人扫盲教育有重要的政治民主意义, 是“自由的实施”。农村功能性扫盲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 增强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 提高农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的水平, 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2.3 功能性扫盲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文化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 农民群众思想文化多元、多变、多样的特点日益凸显。一些农村地区封建迷信抬头, 不良文化有所抬头蔓延, 歪理邪说大有市场, 都与农民思想文化科技素质不高密切相关。功能性扫盲是宣传科学、抵制各种社会歪风邪气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新形势下在农村实施功能性扫盲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思想引领、精神激励、智力支撑的重要作用, 引导农民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养成文明习惯, 引导农民走向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 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2.4 功能性扫盲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再加上闲暇时间日益增多, 人们希望不断丰富和改善个人的生活, 尤其是丰富精神世界。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学校教育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农村功能性扫盲在传统扫盲的基础上, 继续开展如法律知识培训、婚育知识培训、文明健康的生活知识教育培训等, 有利于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功能性扫盲注重在特殊的环境中获得知识和实用技能, 使农民在掌握日常生活知识基础上提高生活技能,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适应社会的发展, 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活乐趣,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盲。
3 实施农村功能性扫盲消除农村贫困的建议
3.1 树立农村功能性扫盲新理念
时代的发展要求重新认识扫盲观念、扫盲形势以及扫盲的重大意义, 我国的文字扫盲正在转向文化扫盲和功能性扫盲。许多研究表明, 人口受教育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经济收入健康状况以及贫困发生率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是成人识字率很低的地区, 对贫困人口开展扫盲教育, 培养创业意识自助能力和谋生技能是彻底消除贫困的根本保证。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应加大农村功能扫盲教育的宣传,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舆论工具, 在全社会造就有利于农村功能扫盲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 让全社会了解和认识功能扫盲教育的重要性。
3.2 强化政府在功能性扫盲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功能性扫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到社会的诸多领域和多个方面, 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政府是主体, 承担主要责任。开展功能性扫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 才能保证它的持续性和广泛性。首先, 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 把扫盲经费和扶贫经费有机结合起来, 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其次, 政府还需要在原有基础性扫盲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功能性扫盲制度, 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 自上而下地促进功能性扫盲事业不断向纵深发展。再次, 政府要发挥统筹协调职能, 整合各种资源, 加大投入, 特别是对那些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给予重点倾斜, 加大扶持力度。
3.3 拓展功能性扫盲内容
随着农业科技迅猛发展, 对农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读、写、算能力的扫盲教育, 已不能适应现在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不能适应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要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扫盲教育必须把传授文化知识与传授实用技术结合起来, 为消除农村贫困服务, 为农民的现实生产和生活服务, 采取因人因地制宜和多样化的教育方式组织脱盲人员学文化、学技术。功能性扫盲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等脱贫致富和促进现代化为主要内容。功能性扫盲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 从思想和观念方面改变贫困人口的精神面貌, 帮助人们掌握适应社会所必须的文化和技能, 提高综合素质, 从而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去创造美好生活, 从传统的基础性扫盲向功能性扫盲转型是消除贫困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趋势。2011年5月, 教育部印发的《扫盲教育课程设置及教学材料编写指导纲要》, 要求扫盲教育的课程设置应以文盲学员需求为导向, 以解决文盲学员迫切的实际问题为中心。
3.4 与生产生活以及消除农村贫困相结合
当针对低文化贫困人群设计的扫盲课程与获取农业、手工业或其它经济活动的实用技术相结合时, 吸引力和参与度会更高, 也更容易取得成效。我国一些贫困地区已推行的功能性扫盲, 除了完成一般的读、写、算层次的提高教育外, 还实施包括公民教育、生产知识与技能的教育、生活常识教育、卫生健康教育、人口教育、环境保护教育等内容。根据不同的人群开展功能性扫盲, 选择不同的教育培训内容, 满足不同的需求, 提高扫盲的实效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教育项目协调处处长Mark Rich-mond先生说:“扫盲是建立在终身持续学习的基础上的, 为了让年轻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取得收入并享受身心健康, 必须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著名教育学家埃德蒙?金说, “有效地学会一些有关计划生育、保健、营养以及如何获得丰产方面的知识比识字更有直接意义。”功能性扫盲提高人们掌握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改善生活质量, 这既是扫盲的重要目标, 也是巩固扫盲成效的重要手段。
摘要：功能性扫盲是传统扫盲的延伸和发展, 是农村成人扫盲教育的新挑战, 功能性扫盲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及消除农村贫困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农村扫盲要树立功能性扫盲新理念, 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 拓展功能性扫盲内容, 把功能性扫盲与消除农村贫困相结合。
关键词：农村,成人教育,功能性扫盲,消除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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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兰.把中国的扫盲经验传给世界[EB/OL].光明网, 2007-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