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影响（精选10篇）
代际影响 篇1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中华老字号企业品牌逐步衰退
中华老字号 (China Time-honored Brand) 是指历史悠久, 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饱含中华传统文化底蕴的老品牌。它们通常会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形成良好的信誉品牌。1991年以来, 有1500余家老牌企业被商务部授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字号品牌逐渐淡出人们的眼界, 销量逐年减少, 品牌逐步衰退。
2. 老字号企业陷入困境
陕西省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其历史悠久的中华老字号品牌更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明珠。西凤酒、咸阳张记馄饨、徳懋恭水晶饼、贾三灌汤包子等闻名中外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代表的不仅仅是上乘的质量, 更是中华文化, 尤其是陕西文化的传承者。2007年, 在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评定中, 陕西省共有8家企业榜上有名-西凤酒、咸阳张记馄饨、徳懋恭水晶饼等。但这仅仅是少数, 更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由于管理、创新以及营销等多种原因, 导致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逐步下降, 而渐渐步入低谷。陕西省的老字号招牌和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来讲, 算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老字号企业的自身原因, 许多老字号已然消亡。
3. 陕西省著名老字号品牌-西凤酒
西凤酒品牌隶属于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 以陕西省西凤酒厂生产为核心, 联合其他企业法人和社会法人组建的公司。西凤酒厂是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建的。公司主导产品西凤酒, 是中国凤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西凤酒醇香典雅, 甘润挺爽, 尾净幽长, 独树一帜。
二、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代际传承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是与代际影响相近的概念, 是指消费行为的代际影响表现为在市场信念、价值观和行为上, 子女与自己的父母具有相似性。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 子女会受到父辈消费习惯、消费行为的影响, 会出现偏爱父辈喜爱或惯用的品牌, 从而出现对同一产品品牌忠诚度的传承。
三、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品牌忠诚度的研究起点较早, 而且关于品牌忠诚度的定义一直是焦点问题。Copeland (1923) 首次提出了“品牌持续性”, 被认为是最早的与品牌忠诚度相关的概念。在关于品牌忠诚的诸多解释之后, Jacoby和Chestnut深入总结, 认为品牌忠诚需要满足6个条件。代际影响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 以下简称IGI) 是一代人的价值观、习惯和行为传递给另一代的过程 (Shah&Mittal, 1992) 它可以分为前向IGI (父母、祖父母甚至更年长者对晚辈的影响) 与反向IGI (晚辈对长辈的影响) 。代际影响应该与消费者社会化区别开来, 消费者社会化在个体的幼年时期就开始了, 儿童学习任何与消费技巧、表情、偏好相关的行为都可以看成他们社会化的一部分, 但代际影响发生作用的时间则要晚得多。
四、品牌代际传承与品牌忠诚度的关系 (以西凤酒为例)
1. 研究模型介绍
Hamilton和Lai (1989) 、Tse (1996) 、Eckhardt和Houston (2001) 等表明, 中国消费者把品牌作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工具, 折射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看待社会的方式。根据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 就需要符合中国本土化的特色, 才能有更好评价效力的研究品牌忠诚度与品牌代际传承关系的工具。华东师范大学何佳讯教授 (2006) 根据中国消费者特有的特点和背景, 采用了中国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 (CBRQ) 量表, 基于消费者关系视角的品牌资产来源, 有关应用研究已经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五、小结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结果统计, 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在选择老字号品牌消费时, 代际传承对西凤酒的品牌忠诚度的影响很大。在社会价值表达、信任、相互依赖、真有与应有之情、承诺和自我概念联结等6个维度上。通过本次对于西凤酒代际传承与品牌忠诚度关系的调查, 我们明显发现, 代际传承的信息流中包含了对于老字号品牌忠诚度的传承和延续, 新一代消费者受到了社会关系和家庭文化的影响, 对老字号有了更多的传递之情。但是, 我们仍必须看到, 仍有一定比例 (20%-40%) 的受访者在各维度上并没有表现出代际传承对老字号品牌忠诚度传递的作用, 这反映出老字号品牌传承中的品牌关系的薄弱, 为老字号的复兴, 老字号企业必须也要寻求家庭之外新的营销途径, 值得老字号品牌管理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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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aman, P.Way to Create Loyalty[N].New Straits Times, 1999-08-17 (4) .
代际影响 篇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正成为世界人口发展的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21世纪到来，中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并日益呈现高龄化、空巢化趋势，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243万，占总人口的14.9% ；截止2014年年底，这一数据增加到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一年之内，老年人口净增加999万，约1000万，增长6‰，高于自然人口增长率5.21‰，老龄化加速。专家预计，2025年，我国老年人人口总数将达到3亿；2034年，老年人人口总数将达到4亿，情况不容乐观。我国老年人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家庭由几个年轻人转变为只有一个年轻人甚至是没有年轻人，从而导致大量四二一模式家庭出现。家庭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即本文研究的“代际关系”。比如，家庭中老年人的增多，一个子女要负担两位甚至是四位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十分巨大。在这种巨大压力下，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容易产生矛盾、隔阂，影响“代际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更影响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找出影响老年人幸福的因素，已成为现在十分重要的工作。
2 代际关系下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从武汉市武昌、汉口、汉阳三镇20多个小区采样点采取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影响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對问卷中的连续性变量：年龄、月花销、子女的经济支持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与年龄相关性不大（p>O.01）；老年人幸福感与每月的消费水平具有相关性（p=0.008<0.01），老年人每月可用消费金额越多，老人越幸福；子女每月是否给老人钱及给多少与老年人的幸福感无显著相关性；在连续变量中老年人的月花销与老年人的幸福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问卷中的非连续变量通过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Kruskal.Wallis H检验、中值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和卡方检验分析变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月花销满意度、性别、籍贯、文化程度、居住情况、支持满意度、家庭结构、相处情况、关心满意度、关心期望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时，检验了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一般当解释变量的容忍度（Tolerance）小于O.1或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lO，表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影响回归模型的正确估计。本研究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容忍度在O.662～0.944之间，方差膨胀因子在1.060～1.510之间，因此可认为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为进一步明确各因素对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将研究对象一般资料作为自变量，老年人幸福感作为因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筛取与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影响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六个，重要程度依次为：与子女相处状况、性别、居住状况、家庭结构、月花销、教育程度，6个因素共同解释老年人幸福感总变异的32.4%。
3 提升武汉市城区老年人幸福感对策及建议
弘扬传统孝道，增强子女对老人的关心。采取有效措施在学校、媒体、社区等人们经常接触、生活的空间进行宣传来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传递一种正确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通过多种途径的宣传让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规范。鼓动现在的年轻人抽出空余的时间陪父母逛公园、饭后聊天散步；尊重老人的社交圈，让他们与新老朋友尽享欢乐。保持家庭和睦，增进家庭成员间和谐关系，子女与老人要多沟通和要有应有的尊重，让他们在家庭中尽其所能的发挥作用；尽量与老人住在一起，以便照顾他们，最好不要让年迈的老人独自生活等一系列对老人的孝道。让成年子女自觉形成养老、敬老、爱老的责任意识，履行对老人的反哺义务。子女对老人的关心不仅要重视物质养老，还必须重视精神养老，给予老年人精神慰藉，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
倡导多代同堂居住模式，促进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多代同堂模式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相较在已婚老年人，子女的陪伴更显著地改善了丧偶、离异或未婚老人的幸福感。从影响渠道看，多代同堂模式有助于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从而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激励或者优化住宅设计等方式鼓励和倡导子女与父母就近居住，加强代际之间的纽带，切实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养老质量。多代同堂家庭中的子女应给予老人更多的经济支持，消除老人对生活困窘的担忧，以保证充分的物质保障，从而增强其幸福感。子女与老人合住要注意观察老人身体的不适，带他们及时就诊，从而减少老人因健康恶化而造成的抑郁、低落情绪。多代同堂家庭中，子女要多与老人交流沟通、了解老人的需要和负面情绪，进而及时帮助老人解决心理问题，满足老人的精神慰藉，从而使老年人的幸福感得以提升。
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代际关系因素得以改善，可起到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作用，使得家庭的安定幸福、社会的繁荣稳定。
代际影响 篇3
关键词：代际关系,大学生,就业适应性,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高校开始进行大范围的扩招之后我国的大学生数量在一年年的增长,在这种高校教育教学环境下精英教育已经逐渐走下金字塔顶尖,融入了社会大众的怀抱之中,可以说大众教育的推行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可以享受到高等教育,但是也同样带动了就业压力的增加,而在这种环境下代际关系愈演愈烈,成了大学生就业环节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现今大学生在就业适应性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社会大众给予积极的关注。
一、初探代际关系与大学生就业适应性内涵
在研究代际关系影响大学生就业适应性的前提是要了解什么是代际关系,什么是大学生就业的适应性。首先从代际关系来讲,所谓的代际关系又被称之为是“家庭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中老年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这种代际关系的应用范围主要是指父母一辈或者是祖父母一辈在经济或者是工作生活等方面给予子女一辈或者是孙子女一辈一定的帮助和慰藉,通过这种方式来关爱孩子。而往往代际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交换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老年一辈给予年轻一辈的物质、工作、生活帮助要远远大于子女的回报。其次从大学生的就业适应层面上来讲,主要是指大学生在就业的过程中对于岗位的选择或者是期望以及岗位所需的技能等等方面的适应能力与结果。通常来讲大学生就业结果和职业发展都和其适应性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二、探析代际关系影响下大学生就业适应性问题
现今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加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难以就业,在这种就业环境下代际关系就发挥出重要的影响作用,父母通过职位便利或者是强大的人际关系帮助子女顺利就业,从一定角度来讲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但是也形成了大学生在就业适应性上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分析:
(一)代际关系下就业中岗位期望值过高。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大学生在就业适应性环节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对于岗位期望值比较高,这是源于相较于其他高校毕业生来讲通过家庭中长辈的帮助在较短时间内就找到薪酬待遇较好或者是岗位职能较好的工作,因而大学生在上岗之前对即将要从事的工作抱有较高的期望值,而一旦真正深处职业岗位中又发现岗位与自己的期望值严重不符。例如有的大学生在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下毕业之后顺利找到了企事业单位工作,从薪酬上以及福利上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性,但是一旦身处职业岗位中,就发现公司职位较为行政化,和自己想要打拼一番的职业抱负严重不符。而在这种在代际关系下大学生对就业岗位抱有较高期望值的问题在现今社会时有发生。
(二)代际关系下就业中岗位定位较模糊。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大学生除了对岗位抱有较高的期望之外,同时还存在对岗位模糊定位的问题。所谓的模糊定位主要是指大学生对岗位的具体职责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否和自己的职业理想相一致等等存在比较模糊的定位,进而在实际从事职业岗位中就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职位进行磨合和适应,而这种模糊岗位定位也会加大大学生就业适应的时间。
(三)代际关系下就业中岗位与专业相脱离。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大学生的就业适应性问题还包含了就业岗位和自身所学专业相脱离的问题,而这种问题也是代际关系影响下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众多周知现今人们对于就业岗位优劣的判断往往是和薪酬以及福利等等方面相联系,而在这种就业环境中代际关系的影响,大学生就业十有八九和自身所学专业不相符合,进而在后续的工作中适应起来就会非常困难,正如让修理工去写文案,让建筑毕业生去做行政,隔行如隔山进而使得在代际关系影响下大学生就业适应能力比较差。
(四)代际关系下大学生职业承受能力较低。在代际关系影响下大学生还存在职业承受能力比较低的问题,具体来讲代际关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业循环应试,大学生轻松就可以获得就业岗位,但是这种便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学生对于职业的承受能力,一旦在工作中遇到较大压力或者是较难应付的任务就会出现退缩的情况。
三、探析对促进我国大学生就业适应能力提高的建议
(一)改变就业观念。我国大学生通过基础知识理论的培养,形成了极高的素质实践能力。但是在针对就业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固定的既有模式,代际关系成为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素有的观念。为了实现大学生就业的适应能力培养和提高,进行相关的就业观念改革,成为势不可挡的重要政策实施。
成功地塑造能够充分适应社会就业情况的大学生,就是高校发展教育事业的成就体现,也是对高校教学质量进行评估的有效途径。当下的大学生还保留传统的代际关系意识,希望能够稳定的度过大学教育时期,然后通过家庭或者社会关系的协助进入更好的工作环境中去。但是这种观点并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不能够充分的展现综合型人才的工作实力,而且基本上不能做到专业对口的职能实施。一旦大学生在毕业的关头面临毕业问题,如果保留原始的依赖意识,就会出现不能适应社会的表现,很可能造成就业的延期。长时间的等待工作过程也会造成大学生萎靡不振的心理状态。因此,进行就业观念的改革势在必行,能够充分的激发大学生的就业积极性,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综合型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加强就业导向。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向学生们展示专业知识的重要性,通过学生对专业能力的良好掌握,增加学生就业分配时的选择信心。良好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增添学生的就业把握。为学生设置加强就业导向的功能教学,要求教育机构能够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深植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适当的调整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科目,能够充分的实现大学为我国社会培养人才的目标。代际关系的历史遗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成为教育领域对于学生培养造成的主要阻碍问题。将学生的思想进行改革和调整,能够充分的实现学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渴求度增长,可以促进综合型人才的培养。
加强就业导向的努力方向就是面向世界展开发展脚步,了解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并为之建立教学领域的知识体系,显现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在充分的实现教学方式的改革,正确的面对教学的改革制度,能够优化创新的进行教育模式的转变。加强就业导向的工作还要求教育机构能够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专业的辅导,进行对当下社会人才需求的就业分析,还能够为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择不同的就业渠道和模式,打破传统的代际关系沿用。
(三)加大社会支持。面对大学生就业中出现的问题,一般呈现的状态就是学生专注于代际关系的作用力,而社会对此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致使许多岗位都不能实现专职专用。面对这种现象,就要求强力的较大社会的支持,能够充分的实现大学生的就业竞争意识,让社会各职能部门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工作岗位的输出。大学校园培养的应该是综合型的人才,面对就业机会的过程中,应该是通过社会的就业选择增加大学生的能力展示机会,通过自我展示赢得就业的尊重,而不是依靠代际关系进行工作选择。
社会应该建立对大学生就业扶持的部门,帮助大学生选择适合自己能力的工作,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在将大学生的就业单位集中到园区,实现重点地区的广泛培养,实现职能的调度能力培养。社会各部门还要实现对大学生就业保护的,保障大学生权益的执行,充分的完善社会就业环境。
(四)构建就业实践体系。构建就业的实践体系,主要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能力培养,实现对于大学生适应性的锻炼。通过组织有效的实践活动,锻炼并加强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在不断的学习中完善职业技能,为参与工作奠定基础,也增强了大学生的就业信心。构建就业实践体系,让学生了解和适应工作生活,就不会单纯地依靠代际关系。
针对在学的大学生组织社会活动,让大学生在面临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过程中,更多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沟通能力提升。这样的方式就减少了大学生对社会的陌生感,提高了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构建就业实践体系的方式还有许多,能够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也是其中之一,大学生在创业的过程中完善了自我的社会实践能力,还提升了社会交往意识,对于大学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帮助,脱离了代际关系的枷锁。
(五)增强大学生承受能力。大学生依赖代际关系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学生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就业方面的打击。很多学生难以面对就业的挫败感,选择了自我封闭的态度。组织大学生心理辅导等活动,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抗挫能力,还能够增强大学生的自信心,对于未来参与社会就业或者社会活动,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而在这种环境下代际关系对于大学生就业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同样使得大学生就业适应性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对于大学生来讲促进其未来职业发展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提高大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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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更迭，精神不变 篇4
每一代企业家都有他们的特点和商业逻辑。第一代企业家需要更多的是勇气与决心。从体制内下海，是决心的展示;下海进入某个行业靠倒卖获得第一桶金，也是决心的展示。没有决心与毅力，绝无可能几十年如一日让企业发展壮大，追求每个细节的完美。
第一代企业家还具有鲜明的草莽特色。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冯仑曾有生动的记载：牟其中50多岁还可以在饭馆为抢座位，把别人一拳打得缝了5针;在街头看见有人打架，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把想“兵变”的员工捆起来关进地下室;翻云覆雨地玩弄公司政治权术……江湖匪气和企业家的敏锐，奇特地混杂在一起。
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成长于产能、资源与制度多重缺失的年代。为了应对资源不足、缺衣少食的困境，他们不得不陷入野蛮生长的状态，不得不在拿地时找关系，批条时办酒宴。他们也因而被认为带有“原罪”。当时中国市场开放的每一步突破，都是踩着地雷前行。这代具有草莽商业逻辑的企业家，最后大多又被草莽所吞噬，留给我们黑暗而悲剧的背影，能够存留并且做大的少之又少。
健力宝的创建团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2013年4月22日下午，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李经纬去世，时年74岁的他是以罪人之身辞世的。2002年，63岁的李经纬因涉嫌转移国有资产6000万元被检举后，以“涉嫌贪污犯罪”被捕，检方称其“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很难想象，一个见惯大财富的企业家会倒在区区300万元的保费上。就这样，国家失去一家知名企业，地方失去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消费者失去一个选择，这是产权不清、财富得不到保障时必然产生的悲剧。
与之相比，马云等互联网一代的新生企业家是幸运的。在公众眼中，他们不仅身家清白，不靠行贿与喝酒上位，没有“原罪”色彩，而且还是技术精英，是草根人士利用技术突破垄断的象征，是用普惠方式把垄断暴利还之于民的英雄。人们津津乐道这种干净、新锐的商业逻辑。这虽然某种程度上是消费者美妙的想象，却也说明了互联网一代企业家腾挪空间之广阔。
还有一类人与上述企业家截然不同，那就是“资本家”，或者说“投资家”。他们更擅长资本游戏，形象更模糊不清，掌握的资源却往往更加庞大。互联网是工具，互联网企业是企业，企业的灵魂管理者是企业家，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资本家”。“资本家”与企业家的手段、遵循逻辑不同，但他们无上下之分，无高低之别，只有称职不称职、合规不合规之分。
不止一个人说到，王石与姚振华的“宝万之争”不是两个企业间的互相争夺，而是围绕万科这一家企业的股权争夺战。“资本家”想要获得好公司的股权，如果可能，将资产尽量变现。“王石和姚振华身份不同，一个是持有小部分股权的高级管理人员，一个是股东，企业不是谁的，公众公司的企业是所有股东的。”这种言论受到诸多追捧，说明中国尚未离开传统制造业的第一级，另一只脚就已经跨入资本时代，无法退回。
不过，即使“资本家”获得了万科的控股权，也不会改变王石是个优秀企业家的事实。是王石使万科成为万科，无论哪个“资本家”都得承认万科烙着王石基因，这是智慧、精神与市场精明的结晶。
企业家会代际更迭，但企业家精神不会。
曾经遇到一个创业家，年纪很轻，早生华发，在很多人眼里他是把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专家。他的同伴笑着说，这是个极其无趣的人，唯一的乐趣就是工作，每天考虑的都是项目的解决、解决。专注、无趣到一定程度，就上升到了工匠精神，上升到了精神层面，这对企业是大幸事。
另一位企业家则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家政公司。我见到他时，他说话声音嘶哑，因为每到一个城市，只要有分公司，他就出面见人、亲自培训。他要培训出一支专业而诚信的家政大军，最后向社会提供全方位的家政管家。我见他的那天早上，他刚讲完两三个小时的课，内容细致到如何切菜、如何倒水、如何与孩子沟通。
企业家以企业为生命，他们人生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企业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秦朔先生曾经在文章里引述了一位创业家的话，企业家精神中第一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这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是因为道德水平崇高，天生就具有自我献身的觉悟，而是被残酷的市场竞争逼迫出来的，不竭尽全力替用户着想、为他们服务，就没有发展和壮大的机会。
按这个动因深挖下去，企业家精神还必然包含比多数人更强烈的对成功、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执着。所以我们在提及企业家时，想到的是卡耐基、王永庆、任正非、“老干妈”……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执着到一根筋的程度。为了这份执着，他们宁愿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和辛苦。
互联网也罢，实业也罢，工具不同，企业家的本质则是相同的，都是对市场的变化进行判断、做出选择，以及考究产品细节。优秀的传统行业企业家，不可能不使用新的工具;而互联网企业家，也要面对产品细节、营利模式的火箭式演进。所以冯仑这样的第一代企业家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只要他是企业家，每天浸在市场中，每天面临抉择，他就知道该怎么办。真正的企业家，一定具有这样的企业家素质。同样的，企业家与“资本家”到了最高层面也是一致的，即极度专注与极度兴奋的结合。
代际影响 篇5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此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量80后、90后农民工涌现,农民工内部的代际差异也越发明显。但是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这一整体,或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而较少考虑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代际比较,因此本文选择从代际视角出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理论假设
目前,可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的因素分为两大类,即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黄琨认为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显著,并提出加快城乡二元制度的变革对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有重大意义[1]。简新华等指出制度障碍和费用来源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最大难题[2]。李芙蓉等的研究发现除户籍制度外,土地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也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3]。冯奎指出,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共同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作用[4]。在制度性约束解除之后,农民工是否就更加愿意在城镇落户呢?随着研究的深入,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关于非制度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农经验)、就业经济因素(月收入情况、承包地、宅基地、工作时间)、社会因素(社会保险、住房情况、子女教育)和心理因素(身份认同、城市满意度)4个层面。其中,王二红等从个人、家庭、社会、制度和区位5个方面选择了13个变量对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在城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年龄、职业、学历、在城市工作年限、宅基地流转态度、婚姻状况6个因素[5]。蔚志新从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4个层面建立分析框架进行剖析,发现行业、住房状况、关注集体活动等来自家庭、社区和社会3个层面的因素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均产生相同的影响[6]。王爱华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农民工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城市居民的歧视等因素是造成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非制度障碍[7]。此外,陈会广等认为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也十分明显[8]。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在实证研究中,将此次调查问卷中的“是否愿意在城市落户”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表达,设置为因变量;将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因素(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务农经验)、就业经济因素(承包地处理方式、宅基地处理方式、月均收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社会因素(参保情况、子女在城市就学情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居住地点、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和心理因素(是否适应城市生活、对自己身份的认可)4个方面。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文章数据来源于2015年4—9月在山东省和辽宁省展开的关于农民工群体状况的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问卷644份,有效问卷率为80.5%,问卷调查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农民工生活聚集地、工厂工地等农民工较为密集地区。
本文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首先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从单因素角度分别对文章的假设进行验证。其次通过交互分析进一步判断出哪些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有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最后,本文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这些因素在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上的相对影响程度进行分析。
(三)样本特征
性别方面,老一代农民工中男性比例为62%,女性比例为38%;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占64.6%,女性占35.4%。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的老一代农民工占74.9%,主要以初中为主,大学专科以上的比例不足5%;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学及以下的比例为12.3%,初中为34.6%,高中及中专为32.7%,大学专科及以上为20.4%。婚姻状况方面,老一代农民工已婚的比例最高,为83.0%;而新生代农民工未婚比例最高,为53.1%。务农经验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老一代农民工有务农经验的人数有233人,占比86%;新生代中没有务农经验的有234人,占比62.7%。整体来看,愿意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工有451人,占比70.0%,不愿意在城市落户的有193人,占比30.0%。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农民工的整体态度是倾向于落户城市。从代际划分角度来看,65.7%的老一代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73.2%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在城市落户,新生代的比例高于老一代,这可能与新生代农民工适应性强,易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从而在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有一定关系。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交叉分析
本文运用SPSS对选取的自变量进行交互分析。从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的结果看,部分变量在交互分析时并没有通过检验,没有呈现出与研究问题显著相关的倾向,故将这些变量剔除。经检验,个人因素中的性别、文化程度,就业经济因素中的承包地处理方式、宅基地处理方式、平均月收入,社会因素中的城市设施建设、是否参加社保等变量与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显著相关。而个人因素中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务农经验,就业经济因素中的宅基地处理方式、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社会因素中的参保情况、子女在打工城市就学情况、城市居住地点、城市设施建设和社会活动的参与情况,心理因素中的对自己身份的认可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显著相关。对通过卡方检验的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二)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1. 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总体卡方值为205.849 (sig=0.000),Nagelkerke R2为0.735,Hosmer and Lemeshow的检验值为16.694(sig=0.033),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注:*p<0.05,**p<0.01,***p<0.001。
在个人因素中,性别的回归系数是1.336,显著性水平为0.007,说明性别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与卡方分析的结果一致。其中,男性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强,是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3.803倍,这可能是由于男性承担家庭负担的压力较大,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较高的收入满足家庭开销,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与男性更想外出增长见识有关。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及中专、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别是小学及以下水平农民工的2.901倍、12.104倍、13.864倍以及15.130倍,这是因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在城市找到更好工作的机会越大,提高生活质量的可能性也相对越高,说明文化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显著。
在就业经济因素中,承包地处置方式、宅基地处置方式和平均月收入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均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承包地的有偿流转或宅基地的现金补偿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说明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报酬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有正向作用,获得的经济补偿越高,其市民化意愿越强。而平均月收入也会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积极影响,月收入在1000～1999元、2000～2999元、3000～3999元、4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别是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5.561倍、5.74倍、10.512倍、15.005倍,说明月收入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
在社会因素中,是否参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卡方检验时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其影响并不显著。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由表2可以看出,模型总体卡方值为115.627 (sig=0.000),Nagelkerke R2为0.489,Hosmer and Lemeshow的检验值为16.186(sig=0.040),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较好。
注:*p<0.05,**p<0.01,***p<0.001。
个人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分析结果一致,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初中、高中及中专、大学专科以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农民工的2.901倍、3.353倍、20.157倍以及24.385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而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务农经验变量在卡方检验时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在多因素综合作用的情况下,其影响并不显著。
在就业经济因素中,宅基地的处置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以保留备用为参照,其他3种有偿处置方式都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其中通过现金补偿方式处理宅基地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参照组的10.444倍,其次为有偿转让和置换住房,分别是参照组的3.790倍、3.054倍,说明若农民工能从宅基地的处置方式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将会增强其在城市落户的意愿。因此,政府若能完善土地补偿机制,使得农民工从土地处置中获得合理的经济补偿,其市民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
在社会因素中,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子女是否在务工城市上学、务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居住地点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参加社保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未参加社保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1.769倍。参保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均具有一定的保障,因此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子女的教育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均较高,因此子女在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强,回归分析的结果也验证了研究假设。务工城市基础设施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认为务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很好、比较好、一般、不是很好的农民工选择在城市落户的意愿分别是参照组的7.919倍、6.741倍、3.187倍、1.011倍,说明务工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越好,其市民化意愿越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选择中更加看重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不同的居住地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选择,稳定的居住场所是满足农民工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基础,居住情况较好的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意愿较强,而住在工地现场等环境比较恶劣的处所,会带来一些安全、健康隐患,其市民化的意愿将减弱。
在心理因素中,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对自身市民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是不认同自身市民身份农民工的2.060倍,说明认可自己是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逐渐向城市人转变,故而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处理方式、宅基地的处理方式和月均收入对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宅基地的处置方式、社保参与情况、子女是否在务工城市就学、务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居住地点和身份认同均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此外,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均较高,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但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就业经济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必须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退出补偿机制,一方面要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应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充分尊重其对土地的处理权,让农民工获得外出务工和土地承包的双重收益[9];第二,构建公平、平等的就业体系,实现农民工和市民同工同酬,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和权利,获得同等的待遇和福利;第三,对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不履行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依法予以惩处,严厉打击用工单位的各种违法行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保覆盖面,建立健全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同时政府应加强对提供宿舍的用工单位予以补贴;第五,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吸纳力与人口承载力,为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创造良好环境。
摘要：为探究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上的差异,本文在调查问卷基础上,采用交叉表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均较高,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于老一代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两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就业经济因素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代际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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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影响 篇6
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业已成为养老保险研究者和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人口学、经济学 (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 角度来审视, 专家学者中多数认为应该推迟退休年龄, 但根据网络调查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力量还是远远超过了支持延迟的力量。退休年龄问题如此敏感, 牵一发而动全身, 政府维持现状也属无奈之举。
在工业化中期的中国, 在巨大的经济、文化、政治变革中,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在经历着极大的压力和蜕变。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与“破坏”改变着社会、经济结构, 并影响着收入分配。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 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 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变化的时期, 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 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收入分配所呈现出的金字塔型格局正好与库兹涅茨的假说相吻合。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不高, 对城市工薪层家庭而言, 已婚男性一人难以承担全部家庭开支, 女性也必须参与市场性生产活动才能维持正常生活开销, 产子后安心育儿和照顾家庭的全职太太数量极小。而中国的家务劳务市场发育还相当不成熟, 家务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无法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要, 因此城市双职工家庭的育儿与家务劳动大部分由家庭中健康的老人来承担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当退休年龄推迟之后, 老人就无法再承担其双职工子女的家庭生产活动, 这势必会影响到年轻夫妻间的家庭劳动分工。
二、现阶段中国城市家庭主要的劳动分工格局
在从父居的中国社会中, 家务劳动一直以来就与女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下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繁重的家务劳动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 这就是“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东方家庭分工模式。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 虽然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已开始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 但家庭的这种传统分工模式并未颠覆。2009年, 新浪网曾有一项“中国男女家务活儿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在15995个参与调查的网民中, 家务活儿分工情况为:“女性做得多”的占54.59%;“男女差不多”的占24.53%;“男性做得多”的占13.84%。数据表明, 男女平等分担家务的仅占不到四分之一, 而女性承担主要家务劳动的比例却高达一半以上。之前的2001年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就已显示, 有85%以上的家庭日常家务劳动主要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达4.01小时, 比男性多2.7小时。在中国农村, 女性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时间总和超过男性的现象普遍存在, 比城市还要严重。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近年来有明显的下降。除了现代化的家用电器普及及家务服务市场的参与因素之外, 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劳动时间只是名义上的减少, 实际上是家庭中的老人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务劳动。沈奕斐研究了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 通过大量调查样本发现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 一切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 饭菜以儿子儿媳口味和喜好为标准, 隐藏自己的喜好, 压抑自己的需要, 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 带孩子做家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 (其中老年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体) , 这是一种代际支持和代际互惠。老人甘愿承担子女的家务劳动一方面处于情感因素, 儿孙绕膝, 尽享天伦;另一方面, 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下, 家庭仍然是主要的养老模式。老人前期对儿孙的付出也能换回日后儿孙对老人的赡养。事实上, 在工业化浪潮席卷下, 双职工子女很难保证能对父母尽到完全的赡养义务 (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 所以子代受惠多于父辈受惠, 代际之间的互惠程度不同。
三、退休年龄延迟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务分工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无交易成本框架)
本研究中, 家务劳动等同于家庭生产, 如洗衣、做饭、带孩子、整理内务这些劳动可以自己“生产”, 也可以向市场“购买” (雇人做) 。图1中, 折线GFH表示夫妻的收入可行集。假设家庭所消费的商品可以选择自己生产和购买两种方式, 夫妻需要共同决策如何在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之间分配时间获取消费品。横坐标表示将个人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家庭自己生产的产出, 纵坐标表示将个人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市场性劳动的产出。由于现实中女性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歧视等因素造成女性的工资收入往往低于男性, 而在家务劳动方面又具有分工优势, 所以我们假定DB曲线表示妻子的收入可行集, AE表示丈夫的收入可行集。很显然, 妻子在家务劳动方面的产出水平高于丈夫, 而丈夫在市场性劳动方面的产出水平高于妻子。OC表示假如家庭把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自己生产的产出, OG表示家庭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然后用劳动收入可购买到的产品数量。
在H点, 表明夫妻把全部时间用于家庭自己生产。事实上, 家庭不可能生产出所有自己需要的产品 (家庭生产与市场生产具有不完全替代性) , 他们还需要现金购买商品。他们必须拿出时间进行市场性劳动, 很显然谁在市场性劳动方面优势更强谁应该进行市场性劳动。于是在代表市场性劳动方面有优势的丈夫应将可支配时间逐步用于市场性劳动, 形成收入可行集HF。同理, GF表示在家务劳动方面有优势的妻子将可支配时间逐步用于家务劳动的收入可行集, GFH构成了整个家庭的收入可行集。GFH折线外是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和有限的可支配时间内所无法达到的收入水平, 折线以内的区域代表家庭成员有闲暇。
家庭的劳动分工应由效用曲线与收入可行集的切点来决定。根据加里·贝克尔的家庭效用理论, 家庭既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也是一种生产单位。他认为, 作为小型生产单位的家庭, 家庭效用函数是由其产品消费种类、产品消费数量和产品消费耗时所生产的“基本物品”共同决定的。家庭效用函数是凸向原点、边际替代率递减的曲线, 如图2~4中所示。家庭效用函数与收入可行集的切点表示在收入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水平, 切点处是最优解。图2中的切点P说明妻子的可支配时间全部用于家庭生产 (家务劳动) , 而丈夫部分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其他可支配时间也用于家庭生产;图3中切点P表示丈夫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妻子也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剩余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图4中的夫妻分工泾渭分明, 丈夫从事市场性劳动, 妻子则发挥比较优势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
在家庭老人的介入下, 由于家庭老人承担了近乎全部的家庭生产活动, 双职工子女可在图1中的G点进行劳动分工, 此点意味着家庭收入最大化, 而家庭生产也是最大化 (虽然非子女承担) , 此时夫妻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家庭福利水平最优。
无弹性的退休制度下, 如果延迟退休年龄, 意味着老人将无法承担双职工子女的家务劳动, 双职工子女家庭必须重新进行分工, 他们的福利最优点将偏离G点, 向右下方滑动, 无论滑动到何处, P点较之G点都是次优的, 因为收入和家庭产品总水平降低了。在父权制的文化背景下, P点极有可能位于图3的水平, 即丈夫将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妻子也拿出一部分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剩余可支配时间用于家庭生产, 少数会出现图4的情形。跨国比较也能清晰地印证这种分工。例如, 日本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 美国的丈夫们承担的家务劳动占29%, 而日本的丈夫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只占13%。有项研究对22个工业化国家家务劳动分工进行了比较, 发现虽然国家之间的男女家务劳动分工存在巨大的差异, 日本的丈夫承担的家务劳动最少, 美国和挪威的丈夫承担的劳动最多, 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妻子们仍然要承担比丈夫多得多的家务, 女人仍然是家庭生产活动 (家务劳动) 的主力军。
没有老人的倾力相助, 在没有弹性工作时间的情况下, 双职工子女家庭特别是职业女性会面临极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频繁更换保姆, 婴幼儿也无法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教育。消费的棘轮效应会使福利水平产生更大水平的降低, 降低普通工薪家庭的幸福感, 加剧家庭矛盾, 增加不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视家庭健康老人为社会稳定的一支强心剂。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 职业女性越来越多, 实际是忽视了代际互惠下的老人, 尤其是老年女性的默默付出。女性所获得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是以另外一部分在家庭和社会上弱势的老年女性的劳动付出为代价的, 家务劳动的代际转移造就了经济上较之前趋好的年轻女性, 但这并未改变劳动分工性别化的传统与现状。
以上的分析框架是在夫妻间劳动交换没有成本的假设下进行的。由科斯定理我们知道, 如果权利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 那么, 帕累托条件 (或经济效率) 将能够实现。事实上, 很少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 即便家庭条件允许, 全职太太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社会文化剧烈变革中的现代家庭维系的纽带太少, 婚姻有一定的风险。家务劳动的价值尚未被纳入到法律范畴内, 一旦婚姻解体, 女性的家务劳动就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妻子的家务劳动与丈夫的市场性劳动的交换比例取决于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 而这个力量对比是不均衡的。家庭内部, 往往经济地位高低决定了话语权轻重, 丈夫显然处于强势方。当婚姻的变数增加时, 双方不信任感增强, 交易成本增加。这种情况下, 家庭效用曲线和收入可行集都会发生改变, 从而使得均衡点发生变化, 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也会改变。因此, 夫妻间的劳动交易成本也应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四、退休年龄延迟对城市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务分工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有交易成本框架)
家庭中夫妻间的劳动产品交易成本产生于婚姻存续的不确定性以及夫妻间的不信任。交易成本存在情况下, 妻子的效用曲线会发生较明显的改变, 见下图:
假如没有交易成本, 妻子的效用曲线为U1, 考虑交易成本后, 妻子的效用曲线变为U2, 见图5:U1比U2陡峭, 原因是妻子在家庭商品和家庭商品间的替代弹性发生变更。如果要减少ΔX单位的市场商品消费, 在不减少当前效用水平 (U1) 的前提下需要增加ΔY1单位的家庭商品。当交易成本被引入, 妻子的偏好改变, 倾向与参与市场性劳动, 即要减少ΔX单位的市场商品消费, 在不减少当前效用水平 (U2) 的前提下需要增加ΔY2单位的家庭商品, 也就是说, 交易成本的增加使得妻子更加“热爱”市场性劳动。由于丈夫在家庭分工中一直居于“主外”地位, 他们的可支配时间多数用于市场性劳动, 即使引入交易成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 所以可以假定丈夫的效用曲线不发生改变。家庭整体的效用函数取决于夫妻二人各自效用函数。图6可以看出, 引入交易成本后的家庭整体效用曲线由U1变为U2, 曲线更平坦。
家庭收入可行集取决于夫妻二人的劳动生产率, 假定交易成本对夫妻二人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 (需要实证分析) , 则家庭收入可行集不发生变更, 此时家庭的劳动分工决策为:
在未推迟退休年龄情况下, 由于家庭老人承担了双职工子女的全部家庭生产活动 (家务劳动) , 则家庭选择在G点进行劳动分工, 即夫妻二人把全部可支配时间用于市场性劳动 (此时家庭商品和市场商品产出最大) 。当老人退出家庭产品生产时, 夫妻二人重新进行劳动分工。图7中, 没有交易费用情况下的均衡点在P1, 夫妻二人选择Y1单位的家庭商品和X1单位的市场商品 (图7展示的是一种极端情况, 妻子做全职太太, 假定丈夫的市场劳动生产率高于妻子) 。当引入交易费用, 均衡点变更为P2, 此时夫妻二人选择Y2单位的家庭商品和X2单位的市场商品。很明显, 家庭选择了更多的市场商品, 减少了家庭商品的生产。丈夫仍然将全部可支配时间投入市场性劳动, 妻子则从可支配时间中抽出一部分也用于市场性劳动。Y1Y2表示减少的家庭产品。这部分家庭商品缺口可以由市场商品弥补。当家庭商品与市场商品无法完全替代时, 则家庭福利水平降低。
五、结论
基于代际互惠视角探讨退休年龄延迟对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 相关的文献极少, 本研究只是借助经济分析方法对双职工子女家庭劳动分工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很多结论尚需科学的调查计量来验证。虽然还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欠缺, 但这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政府在考虑延迟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时应该考虑代际影响, 从而避免发生较大的社会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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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道德冲突的原因解析 篇7
一、角色的不同导致了代际道德冲突
文化———源远流长、繁衍不息，以其无穷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规定和塑造着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色。文化对角色的塑造和影响，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做父亲的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下，已经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从其他扮演父亲角色的人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了作为父亲应具有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中国传统中的“三纲五常”和“孝”都讲究尊重父母，这不仅天然赋予了父母“权威”，而且这种“家长”地位往往意味着他们具有高子女一等的资格和尊严，这也导致了本应是“主体—客体—主体”的亲子关系成了主客体关系。家长认为子女尤其是婴幼儿期的子女是“纯”客体，他们的行为是由各种主体，尤其是父母主体塑造的。[1]于是，古代就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子女发生问题，父母往往承受沉重的舆论压力和道德指责，为了子女教育，家长们宁愿付出任何牺牲。在这种权威和期望下，家长们就会对孩子产生各种期望，而他人的期待必然会在其情感倾向、态度和表情等方面通过各种生活事件表达出来。[2]于是家长可能会为了达到期望采取一定的压制措施。学生从内心对长辈，尤其对家长是叛逆的，其本质要摆脱权威和成人世界对他们心理世界的控制，这是孩子长大、成熟的必经之路。[4]这种管制与反管制、控制与自由的冲突便导致了代际道德冲突。他人角色期望过高也是产生角色冲突的原因之一。虽然代际间的冲突多数是家长们对孩子的期望过高而导致的，但孩子对父母的过高期望同样也会导致亲子冲突。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孩子们不可能体验父母的责任，而且在与同学、朋友交往、攀比中，有些孩子会期望父母满足自己的高消费愿望，有些孩子期望父母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生活背景，还有些孩子希望忙碌的父母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与自己玩耍、交流等，当过高的期望实现不了，当他们对父母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时，亲子间的冲突也会发生。
二、价值观的冲突导致了代际冲突
代沟的产生和存在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加速在代际关系上的必然反映。[4]由于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各代在生存时空和生存环境上的差异，由此造成了各代持有一些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对道德价值有着一些不同的判断和选择。这样的几代人同处时，代沟的出现便不可避免了。在社会转型期，亲子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一般表现为：青年人容易代表着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而老年一代容易代表着传统的价值观。传统是过去的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理论，它主要是为旧时代服务的。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出现基于现实生活、代表现时代的现代价值观。成年人会凭着自己过往的经验而维护传统道德和既有道德，而青少年则对新道德更易接受和认同，于是，成年人和青少年常常在伦理观念上发生冲突，对同一个道德现象往往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得出迥异的结论。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难免会出现因价值观不同而导致的代际冲突。
三、代际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代际道德冲突
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争斗，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5]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惟一的、起普遍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5]
17世纪荷兰唯物论者斯宾诺莎认为，人为了保存自身而尔虞我诈，彼此处于敌对状态。他把人的自私需要看做社会冲突的原因。他认为不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都只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驱使我们去爱去恨某些东西。[7]人们永远服从自己的利益，人们的意见纷纭，在于他们的利益各异。当两代人由于利益差别而产生矛盾，并且矛盾差别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代际间的道德冲突就会发生。而且，青少年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希望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他们需要自由、需要独立，长辈们需要权威、需要继续控制孩子们。于是代际双方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代际道德冲突就可能会发生。
四、青少年的思维发展导致了代际道德冲突
青少年思维发展对代际影响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对曾经盲目遵从的父母权威开始提出质疑，[8]改变了对父母的看法，开始批评父母的言行，甚至“看不起”父母，从而导致原有的亲子关系格局被打破，进入一个需要从父母居支配地位的单向权威向亲子双方居于相对平等地位的双向权威转变的时期，[9]形成代际隔阂。随着青少年生理、心理的逐渐成熟，青少年“自我意识”迅速膨胀，“成人感”显著增强，[10]青少年自我意识中独特的新成分是产生了他已经不是孩子而是成人的观念，他渴望成为成人，并且要求周围的人承认他是成人，迫切地要求享有独立的权利，将父母曾给予的生活上的关照及情感上的爱抚视为获得独立的障碍，两代人的代际差异日益明显。而且，虽然青少年的独立意识和逻辑思维都得到了发展，但还未达到成熟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激进与抵触。青少年对于周围的各种刺激，包括别人对他们的态度等表现得过于敏感，反应过于强烈。[11](2)青少年心理活动呈现矛盾与多变。[12]他们一方面想摆脱父母的控制，一方面又因为自己不成熟而摆脱不了，从生理到心理都是既依赖又独立。而许多父母往往不理解青少年心理，不善于或不愿意使青少年获得和自己平等的新地位。代际关系中的独立性和平等的问题，成为他们在交往中和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最复杂和最尖锐的问题。[13]父母一方面因为惯性想继续控制，一方面又感到力不从心控制不了，这种矛盾是不可逾越的，当这种矛盾严重起来，就产生了代际道德冲突。
五、文化反哺加剧了代际道德冲突
网络时代，传统纵向传递式的代际关系受到了猛烈冲击，网络使文化传递方式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文化反哺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长辈们正面临着新挑战。[14]在40岁到45岁以上的人群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并不占多数。但是我们的孩子幸运得多。去年，江苏省大学生毛录取率81%。[15]这样，上辈人对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器物、新规则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因此，文化传承的重任也渐渐落到了青少年身上。与此同时，大众传媒日益发达，影视、期刊、互联网、广告等以其足够的开放性与无限制性、介入性与非统一性、形象性与感染性，时时处处向青少年的头脑输入大量新颖的信息，从而增强了青少年摆脱父母的控制进而影响父母的能力，那种单向的“父为子纲”的传统文化传承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化反哺”现象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亲代开始失去天赋教化者的地位，扮演起被子代教化的角色，子代施教于亲代、影响亲代的“文化反哺”现象正成为亲子关系的新模式。[16]“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上代人常常会遇到来自下代人的各种反叛和挑战。[17]这种挑战加上青少年自身的不足加剧了代际道德冲突。
六、不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加剧了代际道德冲突
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亲子关系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认同及自主要求的程度是不同的。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对父母权威认同程度最高，对行为自主期望最低(这种最高与最低并不是说它们处于极端水平，完全服从父母权威或一点儿也不期望自主，实际上，权威型下的青少年对父母权威的认同与对行为自主的期望均为中等水平)。忽视型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对父母权威认同程度最低，而专制与放任型下青少年居于中间，但忽视型、专制与溺爱型下的青少年对行为自主的期望水平无显著差异。不同家庭教养方式下，父母对孩子的控制也是不同的。根据Baumrind (1967)的观点，权威型的父母能对儿童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给予儿童适度的控制，能最理想地促进儿童适应性行为和能力的发展。相比之下，专制型的父母经常使用专断的权利、禁止和惩罚等高控策略，强调儿童对父母的绝对服从。父母禁止的策略与使用专断的权利策略可能与儿童的焦虑、恐惧和挫折感有关，所以，专制型父母的孩子可能以自我为中心，会出现不良行为与适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亲子冲突发生的频率较高。有研究者对父母的控制策略进行了研究，根据控制力度高低把控制策略分成了强控制型和弱控制型。强控制型策略包括直接命令、批评、否定控制等;控制型策略包括间接命令、说理、协商等(KuczynskiL)。研究发现，强控制型如批评和斥责与对抗和生气呈正相关(James LC)。民主型教养方式下，孩子容易与周围环境形成和谐关系。[18]所以，不恰当的家庭教养方式会加剧代际道德冲突。
哈代小说中的代际伦理 篇8
一
在家庭关系中, 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罗素指出:“家庭的基础建立在这一事实之上, 即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有一种特殊的爱, 这种爱与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不同, 也与他们对别人家的孩子的爱不同。”天下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作为, 都关心儿女的成长。《林地居民》中麦尔布礼很爱自己的女儿, 每当与人们谈起女儿格蕾丝, 他就流露出骄傲的神态和深沉的情感;当女儿没有来信时, 他非常担心, 常常一个人半夜跑出来盯着女儿过去的脚印发呆;当女儿回家以后, 他陪女儿散步, 与女儿谈心, 体现了一个父亲的慈祥和爱。麦尔布礼对女儿的爱, 也体现在他对女儿不幸婚姻的关心之中。菲茨比尔斯与格蕾丝结婚后不久, 结识了查曼德夫人, 背叛了格蕾丝而与查曼德夫人纠缠在一起。作为父亲, 麦尔布礼非常生气, 他改变了过去那种对菲茨比尔斯推心置腹、坦白诚恳的态度, 决定“要不惜一切与他女婿那种粗鄙下流、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作斗争”。菲茨比尔斯因酒醉而在他面前大肆侮辱格蕾丝时, 他狠狠地揍了菲茨比尔斯一顿, 发泄心中怒火。后来, 菲茨比尔斯与查曼德夫人私奔, “麦尔布礼陷入耻辱的深渊, 他甚至比格蕾丝还要感觉丢脸”。他放下平时的绅士架子, 去找一个虽然潦倒却又自命不凡的律师比奥库克, 在得知女儿有可能从痛苦的婚约中解脱出来时, 又马不停蹄地找维恩特波恩商量, 希望维恩特波恩捐弃前嫌, 帮助他和女儿。尽管格蕾丝因为担心菲茨比尔斯来纠缠而精神极度恐惧, 但父亲无私的关心让她感受到父亲的慈祥和家的温暖, 逐渐从惊恐状态中解脱出来。
“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 作为义务的准则, 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因而道德主体要成为有道德的人, 就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 不履行这些道德义务, 就称不上有道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 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 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 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成长正是父母应尽的义务, 但在《德伯家的苔丝》中, 苔丝的父母没有尽到这种义务。苔丝的父亲约翰·德北“本是当地人所说的那种松松懈懈的懒骨头;他有时干起活儿来, 倒也有些力气, 不过需要干的时候和高兴出力的时候, 能否两下凑巧相合, 却是非常靠不住的。他又不像那些长年出力的人, 有按时经常劳动的习惯, 所以即便二者凑巧相合, 他也不见得能坚持下去”。苔丝的母亲昭安·德北过去是挤奶工, 后来做洗衣工, 她虽然朴实, 但头脑简单。他们都是糊涂之人, 生下苔丝及众多儿女, 却从来没有考虑他们的未来。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 才要苔丝去认“本家”, 并因此而毁了苔丝的一生。《无名的裘德》中, 小时光老人从澳洲来到裘德那里后, 裘德对淑说:“咱们得教导他、培养他, 让他长大了上大学。”淑也说:“天上所有的星星能够提供给咱们琢磨的东西, 都没有他那颗如饥如渴的小小心灵供给得多。”因此, 她想“好好地待这孩子, 想要好好地做他的母亲”。孩子的到来, 不仅没有损伤裘德与淑的感情, 反而“使他们的生活里生出一种使人道德提高、毫不掺杂自私的亲子之爱”。从上述小说叙事中, 哈代强调父母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 关心儿女的成长。
二
在维多利亚社会转型期, 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而导致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普遍存在。《林地居民》中, 麦尔布礼对格蕾丝的教育和爱充满了功利色彩, 也导致彼此的矛盾冲突。他送女儿出去学习, 是希望女儿将来过一种上等人的生活;他为了能攀上贵族, 要求女儿去拜访查曼德夫人;后来, 他更是解除了女儿与青梅竹马的维恩特波恩的婚约, 让格蕾丝与贵族出身的菲茨比尔斯交往, 认为女儿一旦嫁给了菲茨比尔斯, 那就会“过上一种高贵的、值得细细体味的生活”。事实上, 格蕾丝在与菲茨比尔斯交往的过程中, 感到“与其说他是和她平等的人, 是她的保护者和亲爱的朋友, 倒不如说他是她的统治者”。特别是发现菲茨比尔斯与当地一个女子苏柯·丹逊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 更是不愿意与菲茨比尔斯交往, 但麦尔布礼不答应。正是由于他的功利, 才一手导演了女儿的不幸。哈代在这里否定了麦尔布礼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尊重女儿的选择的行为。
家庭代际之间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取向, 彼此之间难免有隔膜甚至矛盾。《还乡》中姚伯太太与儿子克林感情很深, 由于克林放弃巴黎的美好前程而回到家乡兴办教育, 令姚伯太太难以接受。姚伯太太希望克林有所作为, 觉得在巴黎更有发展前途, 但儿子认定要回荒原兴办教育, 无奈之下, 姚伯太太只能同意。但她并不理解儿子的真实想法, 克林是想献身教育, 改变人们落后的观念, 并不想把兴办教育作为晋升的阶梯, 但姚伯太太觉得“做教员也许做得好, 也许在那方面成了名”。克林与游苔莎的交往, 姚伯太太也很反对。在她看来, 游苔莎太懒, 也不本分, 被人们视为女巫, 绝不是好女孩子。但在克林的眼中, 游苔莎受过很好的教育, 对他办学校很有帮助。围绕着游苔莎, 母子之间出现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姚伯太太听说克林准备和游苔莎结婚的事情后, 母子更是大吵一场。姚伯太太认定游苔莎不过是贪图克林带她去巴黎, 不可能做一个好太太。而克林坚持认为游苔莎是一个好女孩子, 并负气离开了母亲。可见, 他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也说明他们母子之间是有隔膜的。
代际冲突也可能由于彼此的隔膜与误解。《卡斯特桥市长》中, 亨察德对女儿十分疼爱, 但在伊丽莎白·简这方面来说, 她心目中的父亲牛森已经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而眼前这个位高权重、财大气粗的市长只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 因此对他也就自然没有父亲的情感。在母亲苏珊与亨察德复婚后, 她在恬静、安适、富裕的生活中, 然而, 她与父亲的交流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他们之间还没有心灵的沟通。如果女儿打扮得稍微艳丽, 也会遭到父亲眼光的指责;特别是当女儿参加法夫瑞举办的晚会、与法夫瑞欢快地跳舞后, 父亲没有给她所希望得到的赞许, 以至于“伊丽莎白·简从亨察德的态度揣摩, 她接受邀请跳舞, 是出了什么差错”。其实, 父亲不理她不是不爱她, 而是因为与法夫瑞有矛盾, 不希望女儿与他交往, 但女儿并不清楚父亲的用意。这件事, 非常典型地说明他们父女之间的隔膜。
哈代在小说中强调, 在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关系中, 家庭成员之间毕竟血浓于水, 血缘亲情的凝聚力依然强大, 无论是父辈还是子女, 只要多一些宽容、多一丝温情, 代际冲突就能解决。克林与游苔莎结婚后, 姚伯太太让克锐给克林送去50基尼表示祝贺, 说明他们母子之间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后来更是亲自去看望克林和游苔莎, 想借机缓和彼此的关系, 这体现了一个母亲的胸怀。克林也希望与母亲和好, 他对游苔莎说:“要是我母亲再能跟你、跟我都和好了, 那我就十分快乐了。”当姚伯太太被毒蛇咬伤躺在地上呼吸极度微弱时, 克林早已忘记了彼此的裂痕, “在他心里, 现在的时光, 和他还没跟母亲生分以前的爱的时光, 弥合为一了”。姚伯太太虽然不治身亡, 但她那母性的慈爱, 让克林终身不忘。《卡斯特桥市长》中随着亨察德的破产, 父女关系出现了变化。伊丽莎白在别人都不相信她父亲的时候仍然相信父亲, “她想得到允许, 能原谅他以前对她态度粗暴, 并想在他处境困难时帮助他”。也正是在她的温情的滋润下, 破产后极度失落、消沉的父亲很快就振作起来了。
我们知道, “道德首先是现实道德生活的反映, 道德规范首先是现实道德关系的概括”。哈代在小说叙事中强调了家庭代际伦理的重要性, 指出作为父母, 应该关心儿女的思想和情感, 关心儿女的成长;如果父母不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只会害了自己的儿女。家庭代际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冲突, 但只要正确处理家庭问题, 共同培养代际伦理, 就能化解矛盾走向和谐。
参考文献
[1].罗素著, 杨玉成等编译:《罗素论幸福人生》,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2].哈代著, 邹海仑译:《林地居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4].哈代著, 张若谷译:《德伯家的苔丝》,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
[5].哈代著, 张若谷译:《无名的裘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哈代著, 张若谷译:《还乡》,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代际传承的贫富无奈 篇9
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子代更可能是富人，穷人的子代更可能是穷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公有制格局被打破，一部分人在占据资源优势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在教育、财产继承、社会制度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另外的那部分人群却逐渐走向贫穷。而这样的差距又从父辈传承至子代，家庭因素影响子代未来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穷苦一方年轻人无奈且很难改变的事实。子代的经济状况难以摆脱“被复制”的可能性，贫富差距代际传承的固化倾向更加明显。
富人子代：父母為我做好人生的铺垫
富人父母有很多资源可供子代锻炼和成长，各种优质的资源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优势。
李忠（化名）父亲是某市有名的地产商人，在当地名气很广。上个世纪90年代，他的父亲凭借身边的资源和朋友投资了房地产公司，因远见卓识而颇具生意头脑，房地产公司越做越好，李忠家越来越富有，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大。
父母在李忠身上的金钱付出只多不少。从很小就带李忠参加各种社交场合，结识社会名流；送其周游世界，增长见识等等。李忠大学时就尝试创业，但经验不足，失败了，赔了很多钱。但父亲告诉他失败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只要认真做，不管赔多少，都会支持他。如今在父亲的支持下李忠创立了广告公司，年收入逾百万，当然以后他也会继承家业。
李忠觉得成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不是他选择的，但是既然父母能给他很多东西，他会欣然接受。毋庸置疑的是，他能有此成就与家庭条件、背景的铺垫是分不开的。创业成功的他将会把父亲的事业做得更大更好，为家族创造更多的财富。其未来一片明朗，或将拥有超越父亲的财富。
穷人子代：难以打破命运的枷锁
如果说富人子代的未来是高架桥上快速行驶的高铁，发动机一启动，就赢在了起跑线上，穷人子代的未来则是林荫小道上低速运转的脚踏车，不努力踩踏就会停滞不前，也许穷人子代的命运轨迹在父母那一代就决定了。他们的极少人生阅历和极度匮乏的社会资源制约着他们走上富裕。
王莉（化名）的老家在广西山区的农村，一家四口住在三间土坯房里，过着贫穷却又快乐的生活。王莉上学时家里的生活重担，主要是靠40多岁的母亲扛着。母亲小学毕业，学历低，年纪又大，出不了远门，所以王莉的母亲在县城找了一份环卫工的工作，空闲时间还去工地上打零工。靠着每个月勤勤恳恳地辛劳工作，除去生活费，每个月能挣1500元左右。王莉有一个脑瘫的弟弟，腿患残疾的爸爸在家里照顾弟弟，都不可能出去打工。
王莉15岁以后就到广东打工了。由于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她拿着很低的工资，也没有任何保障。辛苦工作4年后，王莉手里有了几万元积蓄。看着城市里的人开服装店挺赚钱的，她也心动了，拿出所有积蓄开了一家服装店。由于王莉不善经营，加上货品不受时下男女的青睐，王莉的服装店亏损严重，开店四个月以后就关店了。如今王莉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工厂文员，月薪2500元，包吃住。王莉说：“我总想改变自己的贫苦命运，离开小村庄，留在城市里，可是没有资金支持，没有人脉，要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真的很难。”
打通穷人子代向上流动的通道，促进贫富阶层之间的流动
在经济连续保持着近30年世界第一的发展速度的背景下，我国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却在大幅减少，而阶层的代际固化也将随之显现，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打通穷人子代向上流动的通道，促进贫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国家要建立起让所有公民共享基本权益的国民待遇体系，包括普及义务教育，公平配置教育资源，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构建强有力的税收调节机制和财政的再分配（特别是传承支付）制度，有效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很有必要的；第三，出台一系列政策和一套有效的制度，以增强底层、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帮助和鼓励其创业，促进阶层之间的流动。
代际影响 篇10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因素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 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 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为了缓解贫困, 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 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 479万, 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 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 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 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 改善其成长环境,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 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 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 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 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1]。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提高反贫困绩效, 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 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 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 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 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 生态环境差, 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2], 在此生存条件下, 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魇。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 户籍制度。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 国家颁布相关法规, 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 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 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 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3]。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 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 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 固化的二元结构, 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 相反, 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 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 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 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 子承父业, 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 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 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 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 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单位:亿元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 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主权利, 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成分间难以转换, 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 所实行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 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 农地制度。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 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 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制度, 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 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 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 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 劳动热情高昂, 土地产出率提高, 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 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 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 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 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 而陷入贫困的泥潭, 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 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 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 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 (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 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 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 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 只剩五保户供养, 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 救济水平偏低, 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但从现实情况看, 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参保人员较少, 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 400万, 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 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 参保人少, 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37.7%,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 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 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 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2]。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 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 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有关部门调查, 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 市场制度。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 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 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 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 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 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 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 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 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 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 难以实现脱贫, 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 教育制度。
在开放型社会, 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 (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 , 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 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 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 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 教育是关键, 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 致使受教育权弱化, 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 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 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 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 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 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 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 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 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 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 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 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 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 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 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 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 奋力改变生存状态, 致使劳动效率低下, 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 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 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 使得贫困在一些地方根深地固, 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 比上年增长11.2%, 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 比上年增长1.1%,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 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 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 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 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 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 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 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 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 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 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 父母受教育程度。
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 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 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 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 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 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 观念陈旧落后, 思想保守, 对市场经济不适应, 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 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 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 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 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 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 由此可见,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2]。
3. 家庭规模。
一般而言, 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 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 或家庭总人口越多, 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 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 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 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 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 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 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 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 (2.3%) ;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 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 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2]。
4. 家庭社会网络资源。
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 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 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 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 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 个人受教育程度。
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 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 文化素质提高, 个人就业能力增强, 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 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 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 其中, 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2]。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 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 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 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 个人劳动技能素质。
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 个人生产技能越高, 收入也就越多, 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 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 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 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 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 为21.3%,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 分别为13.8%和14.8%[2], 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 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 心理素质。
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 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 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 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 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 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 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 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 消极对待生活, 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 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 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 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 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 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 2008, (1) :119-122.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007)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9-27.
[3]肖冬平.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 2005, (1) :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