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重构（通用7篇）
身份重构 篇1
一、引言
蒂姆•温顿(1960—)是澳洲当代著名作家,至今出版了八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四本小说获得了澳大利亚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其中包括《云街》(1990)。温顿的写作风格特异,小说往往以西澳大利亚为背景,以社会底层人物为主人公,描写“乡下小人物”的生活,描述了社会底层小人物在时代发展和家庭困难之下的精神困境,温顿“记录了澳洲工人阶级的生活”(Taylor,328),也被认为是西澳大利亚文学家的代表。
《云街》是蒂姆•温顿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二战后1943年到1964年间,两个家庭在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斯的生活。作家描绘了两个迥异的家庭在遭遇生活不幸之后搬到佩斯,共同生活在一座破旧的叫做“云街”的大房子中。因为时代发展和家庭原因,两位主人公都遭遇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小说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精神困惑,在成为邻居之后二十年的生活中,逐渐走出危机,艰难地重构身份的过程。
地方和空间(space)近年来成为文学评论研究的热点。空间能够承载各种事件和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承载记忆的空间一直存在,能够很生动地体现在作家的作品之中。在云街中,温顿记忆中的地方和空间,主要体现在两点:西奥首府的佩斯和破旧的云街。佩斯是温顿从小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大部分小说的背景。云街中,伴随着历史事件发展的佩斯城,近乎是温顿真实生活的反映。
云街这栋房子,也是见证主人公身份危机发生的场景。两户家人以及光临兰博家杂货店的顾客,使得云街成了一个小型的社区,温顿记忆中的社区建构在小说中,承载了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个社区中的人物的交互、历史事件以及情感纠葛都对两位主人公产生了影响。本文分析了在云街这样一个微型社区中,主人公身份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身份重构的过程。
二、身份危机产生的原因
《云街》中,温顿构建了两个家庭,皮克尔斯一家(The Pickles)和兰博一家(The Lamb)。皮克尔斯一家是工人家庭,而兰博一家是来自南方的农民。小说的主人公是他们的儿女:罗丝•皮克尔斯(Rose Pickles)和奎克•兰博(Quick Lamb)。
罗丝的精神危机来源于家庭中父母的情感危机。母亲多莉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经济的衰退使得皮克尔斯一家的生活变得窘迫,多莉梦想的安逸的生活变成了泡影。悲惨的童年经历,使得多莉对儿子溺爱,却仇视女儿(Tim Winton,356)。这给罗丝的童年带来了很大阴影。理想中的生活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她借助酒精麻醉自己,丈夫萨姆的软弱无能,以及意外残废,使得多莉更加心灰意冷,开始在酒吧中放纵,变成了一个酒鬼和荡妇,当她丈夫在工作中意外受伤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她却在酒吧和一个美国飞行员鬼混。她在放纵的生活中迷醉自己,更激起了女儿罗丝的厌恶和仇视。
父亲萨姆是“小男人”,一个工业文明受害者的形象。温顿对工业文明一直持反对态度,他的小说的地点,都选在自然风景美丽的沙滩小镇。为此,有评论家认为温顿的小说并非主流。温顿在小说中谴责澳大利亚工业社会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人性的破坏和践踏,同时他试图探索新环境下男人在家庭和社会下的生存状况和寻求摆脱困境的方法。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的萨姆,在工作时意外失去的四个手指,这正控诉了工业文明对人类的摧残。遭受生活和意外打击的萨姆失去了工作,妻子的放荡使得他更是自暴自弃,开始沉迷赌博。
赌徒和荡妇的结合,女儿罗丝的童年注定不会幸福。她很早就辍学,代替懒散的母亲,照顾整个家庭。她幼小的心灵开始出现困惑,不知道为何生活会如此艰辛。她痛恨放荡的母亲,可怜弱小的父亲,但是没有认识到导致这一切的根本问题,直到兰博一家出现,她才明白自己家庭的“独特”,认识自己家庭的堕落。后来接触到外面的劳动者之后,她为懒散堕落的家庭感到羞愧,进一步想要逃离这个家庭。
而奎克的身份危机是因为家庭的不幸遭遇。与皮克尔斯一家相比,兰博一家要正常得多。母亲奥威尔是个典型的“家庭天使”,除了她的长相。她十分勤劳,是家里的顶梁柱。奥威尔的形象原形是温顿的外祖母。在他的小说中,一贯是女性的形象比男性强大。父亲拉斯特是个老实的农民。他们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主人公奎克是大儿子。但是不幸事情的发生,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原本人见人爱、聪慧的二儿子费势(Fish),意外溺水变成了智障。为了治疗费势的病,一家人搬到云街。奎克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不能原谅自己,在卧室的墙上贴满了不幸事件的报纸新闻。
两户家庭女主人的强势,体现了温顿对女性解放和男女之间平等的呼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主人公身份危机的原因之一,并且进一步激化了家庭矛盾,导致了主人公身份重构失败。多莉游离于酒吧中,在性解放中释放自己梦想破碎的压力,使得罗丝更加厌恶自己的母亲。当多莉和美国飞行员在酒吧偷情时,从医院看完父亲归来的罗丝愤怒的敲门声,表明了对母亲放荡行为的不耻和厌恶。兰博一家到来之后,他们的勤劳和多莉的懒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进一步激化了母女矛盾,迷茫的罗丝最终逃离了云街。
而奥威尔对奎克的伤害却并非有意。在小儿子遭遇不幸之后,这个坚强如男人的母亲,行动上已经走出了困境,积极地寻找治疗他的方法。到达云街之后,她立即开了一家杂货店,辛勤的经营,使得云街这栋破房子成为一个热闹的地方。她以一己之力来支持整个家庭,但是她心灵却并没有走出阴影。智障的儿子认识所有人,却唯独不认识她,给了她致命一击。她日益孤僻,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寻求安慰,甚至从家中搬了出来,住在院子里面的小帐篷里,并没有抚慰奎克愧疚的心灵。而且母亲孤僻的行为使得奎克越发自责,最终不堪重负,逃出云街。
最初,两位主人公所尝试的身份重构并没有成功,由此导致他们感到前途迷茫。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自我也不完全是依靠他们自己主宰,他们需要和“他者”一起努力去重构自我和完善自我。
三、自我身份的重构
温顿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传统小说中人物的那种高大形象,他更多描写的是揭示普通人物精神层面的东西,主要折射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神痛苦和情感困惑。两位主人公的身份危机和自我建构时遭遇的精神困惑和痛苦不是现代社会中某个人的孤立现象,他们代表了二战后若干个和他们一样饱受身份危机之苦的澳洲年轻人。
在遭遇到身份危机之后,两个主人公尝试的自我建构并不成功,因此他们逃离了家园,外部环境在他们的重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当罗丝接触到辛勤劳动的工人阶级之后,为自己懒惰的家庭感到羞愧,她终于明白了家庭困境的根源:她父母遭遇困境时的消极应对。同时奎克当警察时的经历也使他明白,逃避并不能解决心中的愧疚。佩斯城中出现的“杀人狂魔”,也使得奎克觉得这个可怜的杀手如同他弟弟一样,在生活中迷茫。
温顿把主人公身份危机的根源归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性带来的压抑和分裂。温顿以宗教的方式来解决身份危机,爱与宽恕成为两位主人公身份重构的关键因素。
罗丝对母亲行为的宽恕和理解,最终使得罗丝走出了迷茫。空荡的云街使得多莉越发想念孩子们。最宠爱的大儿子泰德出走以及最后的不幸去世给了她巨大的打击。她最终意识到心底是爱着这个破碎的家庭和她的孩子们的。最后母女二人开诚布公,多莉向女儿讲述了自己不幸的童年和遭受的苦难。罗丝意识到,看似放荡的母亲,其实也是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可怜人,母女二人冰释前嫌。
奎克的身份重构则是建立在对自己宽恕的基础之上。奎克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弟弟的不幸,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佩斯城中“杀人狂魔”事件使他意识到如同他弟弟一般的可怜人到处都有,这是命运的安排,无法逃避,更不能因此而堕落,必须要勇敢面对。他对弟弟深切的爱导致了深深愧疚,最终,对家庭的思恋使他回归云街。
相似的背景使得罗丝和奎克走得很近,逐渐成为恋人。二人带着他们的爱情结晶——哈里,回到了破旧的大房子云街,这也表明了两位主人公实现了身份重构。
四、结论
移民国家的文学中,身份问题一直是一个作家比较关注的主题。奎克和罗丝代表了二战后澳洲的年轻人,他们所遭遇的身份危机以及身份重构的过程具有代表性。云街反应了作家对于新一代移民后代在遭遇身份危机以及如何解决的思考。与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温顿的关注点一直在普通人物身上。他的主人公有鲜明的“温顿式”特点:地方性、普通人以及宗教的指引。目前,中国对澳洲作家的研究逐渐增加,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有关温顿作品的研究。
摘要：《云街》是澳洲作家蒂姆·温顿的作品,描述了二战后两户家庭在西澳首府佩斯的二十年生活。本文分析了两位主人公罗丝和奎克产生身份危机的原因,以及身份重构的过程。
关键词：《云街》,身份危机,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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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重构 篇2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和事物已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从而给我们提供了接触西方的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西方社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但也并不简单。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要面临着很多来自陌生文化和国度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正是因为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的存在，才促使交往的过程中出现本土化身份颠覆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就需要交际者对跨文化交际有清醒的认识，既要对本民族的语言交际规范准确掌握，同时也要对交际另一方所属民族语言交际的文化习惯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全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够顺利交流，才不会出现文化冲突。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要实现本土化身份的重构，目标是将学生培养成具有跨文化意识的高素质人才，可以以中国国民的身份恰当、流畅的使用英语，并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冲突现象的具体体现
时间观方面。时间观对西方人来说是与金钱观相联系的，他们非常珍惜时间，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对时间都会做出精心的安排。在西方，如果要去拜访某人，必须要事先约定，双方商定后才会进行。而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显得更加随意，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对时间进行严格的计划，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这种时间观念是很难适应的。
隐私方面。中国人讲究集体、团队，提倡要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愿意倾听他人的事，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中国人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工资收入、婚姻状况等个人问题体现出对对方的关心。但是西方人认为被问到个人情况是触犯了个人的隐私，他们不喜欢自己的私事被问。
教育方面。中国人普遍对子女寄以很大的希望，认为子女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所以对孩子的每件事情都要进行干预，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长期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使得子女被教育的没有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只是依靠父母所给予的物质条件，经不起挫折打击。而与我国相反，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教育方式完全不解，他们认为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从小就要培养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同时，西方人也不干涉子女的未来的发展。一般来说，欧美青年18岁后就靠自己独立完成学业，不再需要父母的资助。
英语本土化身份的必要性
英语的中国化可以满足中国的国际交流及对外交往。英语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也是多元文化的载体，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使用。目前，英语已经不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专属语言，而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被全世界所使用。换而言之，中国人学英语不仅是为了和英国人、美国人交流，也要和其他国家的人交流。基于这一情况，无论是使用美国英语还是使用英国英语都是不妥的，不但言谈举止受到怀疑，还会冒犯到别人。从当前情况看，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都已经不是霸权语言了，我们也可以自由的选择合适自己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英语就是一种工具，用来向国际友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向国际推广自己国家文化的工具，对方往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样一种工具，而是我们的观点和所介绍的文化才是重点。作为国际通用语，英语使得理解性要求得到满足，同时也正是因为不同的使用方式，才使双方的各自身份得以保持。人们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利用英语来表达观点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国民身份，本土化的英语就是一个国家的标识。
中国化英语为我们所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国际交往时借助英语不仅能保持我国的价值观及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能够维护我们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并不单纯是一个工具，它是供人们交流使用的。同时，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也是一个载体，它所承载的是一个国家特有的文化特征、政治内涵和价值观。如果一个人对某种语言盲崇，那么在他的潜意识里就会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影响，并最终认同这种价值观。但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追求所谓的纯正英语的过程中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
跨文化视角下重构英语本土化身份的策略
增加中国化英语的表达，培养本土化英语表达意识。高校英语教学中，教师向学生传达知识或进行交流时不应该过多的用美式或者英式英语，教师要尽可能的让学生感受到更多的本土化英语，尤其是中国化英语，这样有助于学生进行有效的国际交流。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多组织学生做听力练习，通过人物的对话让学生熟悉多种口音和多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等，感受他们的环境，了解他们的语音差别及习惯。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多鼓励学生进行口语表达，不用严格的要求学生使用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也无需让学生刻意地去模仿英式或美式地道的表达。由于英语的全球化发展，就必然会形成本土化，学生所使用的英语就会带有本族语特点。教师要让学生尝试使用更多的英语变体，更好的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从而增加文化积累，达到灵活使用中国化英语的目的，也提高了学生本土化英语表达意识。
教学方法。从英语教学方法来看，应该结合我国的特色文化，对中国大学生的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同时要多设计几种方法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例如：对比教学法就是英语教师一个好的选择，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并合理的配置教学内容，从中对比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样的教学方法还能培养出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学生既深刻了解了本国文化，也对他国文化有了了解。教师在授课时可以要求学生在不违反英语语法规则的前提下，用英语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
教学目的。英语教学的目的不仅是要理解对方的话语和文化，最关键的是要用对方所能听懂的语言来了解己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文化。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是以跨文化经历中良好的感受和信仰，以及人们所拥有的行为技巧为基础。跨文化交际不能只局限于对交流对象的理解，还有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与交际对象的文化共享，并实施文化影响。能用英语流畅交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成功的交际者，至少要实现跨文化交流才算是成功。例如：一些长居海外的华裔们都精通英汉两种语言，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就会发显得格格不入，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汉文化缺少一个了解，只是会语言技巧而已。从这一点看，高校英语教学就要摒弃“一路向西”的旧观念，多从本土角度出发，让学生学习到本土化的英语。
教材内容。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从英语教材来看，内容上必须要坚持遵循规范性和适度性原则。传统的英语教材开卷即为英美风情，闭卷还是美英趣闻，从里到外，从头至末都充斥着洋风洋情，并以国内外熟练使用汉英双语者叙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英语文本作为基础，以中国官方媒体英语为规范。长期使用这种教材培养出的学生，学成了洋人，却丢掉了本身。所以，我们在选用教材时必须要用那些充斥着大量文化信息的，绝不仅仅是目的语文化信息，尤为重要的是还要有学习者自身的文化信息的内容。我们通常将中西方文化看做是一个整体，中国文化内容只能在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英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这样做可以解决学生群体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的问题，也有利于让学生能更多的学习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帮助学生在国际环境下运用英语，实现英语本土化身份的重构。总而言之，教材内容应符合以下要求：一是作为母语文化材料，应是以学习者自身文化为内容的材料；二是作为目的语文化材料，应以英语国家的文化作为学习内容；三是作为国际性目的语的文化材料，应以世界上英语非母语国家的文化作为教材主要内容。英语教材不仅要反映英美文化，所有世界先进文化都应该成为其可能的选择，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华文化，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到经典国粹，名人典故等都可以成为英语教学语料。
《喜福会》中华裔女性身份的重构 篇3
《喜福会》向我们展示了四对母女, 揭示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 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小说中的母女们也难以摆脱同样的命运。她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影响和压迫:首先, 她们是欧美世界的中国人;其次, 她们是东方男性世界中的女性;再次, 她们还是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的“窥视”下, 她们的女性身份已经丧失殆尽。《喜福会》中, 女性身份的丧失主要体现在女主人公的沉默上。面对无法抗拒的文统治, 她们已完全处于失语状态。
首先, 在主流文化面前她们处于沉默失语的状态。自从他们移民到美国, 美国华裔妇女与她们的男同胞同样面临着种族歧视。整个中国移民美国的历史中, 华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收到的压迫从未停止过。不仅如此, 华裔还被冠以“黄祸” (张龙海29) 的刻板印象。这是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 为了突出自我, 西方东方学家发明了作为其“他者”的东方。华裔被定义为残忍, 狡猾, 邪恶, 狡猾, 不诚实, 而高加索人则被定义为直率, 善良, 诚实, 道德的化身。其次, 中国传统文化也使得妇女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传统的儒家伦理规定了妇女在中国社会的定位应该是一个顺从孝顺的女儿, 贤惠的妻子, 善良的母亲, 她应该做一个没有才华和抱负的女人。再次, 作为两性中的“第二性”, 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是失语的。根据西蒙·德·波伏瓦, 人类的经验已经成为男性经验的代名词, 重男轻女的传统, 往往决定妇女沉默在被封闭的边缘。华裔女性更是如此, 长期以来, 她们被定义为“家中天使”或“阁楼上的疯女人”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形象。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听天由命只能意味着退让和逃避, 对女人来说, 除了谋求自身解放, 别无它途”。 (波伏娃570) 《喜福会》中, 长期处于沉默的华裔女性们并没有选择默默接受现状, 听任命运的摆布, 而是积极通过各自特有的途径重建自我。
母亲-—从过去的回忆中找回自我
面对自己的尴尬境地和女儿的误解, 母亲觉得有必要在女儿面前呈现出真实的自我。她们一个个开始向自己的女儿讲述过往的经历。林冬·钟尝试教她的女儿韦弗利学会自信和忍受。还是一个年轻姑娘的时候, 林冬·钟就成了一个童养媳, 她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并巧妙利用自己的机智永远地摆脱了婆婆“黄太太”的控制。在创造性地摆脱不幸的包办婚姻的同时, 她信守了自己对母亲的承诺: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在和比自己小的丈夫天余成亲之初, 她感到恐惧和无奈。她甚至绝望到了想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但是, 林冬发现自己能运用周围世界的无形风的力量来改变的命运。她发现潜藏在自己身上的一个强大的, 无形的, 隐藏的力量。对她来说, 在黄家做一个听话的妻子和奴隶的经历, 让她更能适应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压力。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 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 她学会忍耐和随机应变。在《游戏规则》中, 林冬·钟旨在传递给她的女儿韦弗利在美国如何左右逢源。她教女儿风的战术:无形, 强大和流动。她说:“最强烈的风是看不见的” (89) (1) 。
当露丝的婚姻遇到麻烦时, 最终站出来的还是自己的母亲。安梅主动打破了母女之间的沉默。安美的故事集中在她与她自己的母亲在中国的痛苦经历。在《疤痕》中, 安梅描述了婆婆临终前, 她母亲与婆婆团聚的场面。这样的一幕重新点燃了她对母亲的爱, 加深了母亲和女儿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在《喜鹊》中, 安梅讲述了她母亲作为四姨太的悲剧人生。当她意识到痛苦难以承受时, 她选择自杀来进行报复。通过牺牲自己, 安梅的母亲已成功地给女儿上了人生的一课。从那天起, 安梅学会了喊出自己的愤怒。这样, 安梅重新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自我, 重获了归属感: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她曾经勇于喊出她的愤怒和不满, 她曾经是一个自信的女孩。
在《嫦娥奔月》中, 映映意识到女儿和她自己都失去了自我, 她们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这反而激励映映重拾自己几近忘却的记忆。为了帮助她的女儿丽娜, 映映撕开她心中的伤痕。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 映映纯真, 顽皮, 像个男孩般活泼。但在经历一段痛苦的婚姻后, 她逐渐失去她的“老虎精神”。当她得知她前夫的死讯, 映映接受了圣·克莱尔的求婚, 并同他来到美国。她的美国丈夫剥夺了她的“气”。 (286) 从根本上说, 这正是她的自我和本质, 她的个性和特有的属性。
女儿——认同母亲与母亲和中华文化
《喜福会》中, 虽然母女之间存在分歧和误解, 通过母亲的故事, 女儿们逐渐了解了母亲经历的痛苦和不幸。因此母女之间并不总是冲突与摩擦, 女儿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母亲。
韦弗利·钟试图拉近自己和母亲的距离。大多数情况下, 她认为在她和她母亲之间存在着一堵厚和高的、坚不可摧的墙。实际上, 她们之间的墙是脆弱的, 可穿透的。韦弗利开始意识到她把自己的恐惧和担心投射到了母亲身上, 未能透过这些的恐惧来试图理解自己的母亲。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隔膜瞬间被冲破。
由于女儿已经开始认同她们的母亲, 他们最终能够的耐心倾听母亲的故事, 以了解母亲的过去经历和内心世界, 并在沮丧和失望时, 从中寻求力量。在婚姻中, 露丝扮演从属的角色, 她总是听从丈夫特德的决定。然而, 尽管露丝对丈夫百依百顺, 她与泰德的婚姻也未能得到持续。当特德最后提出离婚, 她不能做什么, 只是陷入悲伤和惆怅。安梅看到女儿的处境, 建议她说出自己的心声, 承担起对于自己的责任。听完母亲的故事, 露丝心中原有的母亲形象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她终于鼓起极大的勇气向薄情的丈夫发出酣畅淋漓的怒吼声。“我看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他的眼睛, 迷茫, 然后害怕。他糊里糊涂。我的话居然是那样有力”。 (196) 。
同样, 丽娜也从她母亲的故事中得到了力量和勇气, 她逐渐意识到了她和丈夫之间的不平等。所谓“无义务的爱”无非是一个男性的谎言。在她母亲的鼓励下, 丽娜终于学会喊出被压抑许久的愤怒。
在意识到母亲在中国的痛苦过去和母亲对自己深深的爱, 沉浸在失去母亲痛苦中的精妹下定决心要实现她母亲的夙愿。其实, 精妹是怀着母亲的梦想回到中国的, 此行也最好地诠释了母亲的名字——夙愿。精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中国元素在于与母亲和家庭的血肉联系之上, 一个人不能因家庭和母亲而羞耻, 相反, 这两者正是构成个体身份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这次东西方之旅改变了精妹的文化的身份, 正如精妹所说:“我能感到我额头的皮肤刺痛, 血液沿着新的血管直涌, 骨头因为熟悉的旧伤而疼痛。我想, 我妈妈是正确的。我正在成为中国人。” (304) 。在这里, 精妹意识到她的双重身份:她是华裔美国人。二十几年前, 她曾否认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但在深圳, 中国的门, 她意识自己从未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当父亲告诉她母亲是被迫遗弃了双胞胎姐妹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灵的巨大创伤, 精妹开始了解她的母亲, 理解母亲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期望。在机场, 当她和她的孪生姐妹拥抱在一起低声喊着“妈妈, 妈妈”, 精妹不仅找到了她的姐妹, 同时也发现了自身的文化认同。“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 这就是我的家, 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 中国的基因, 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开始沸腾。 (331) 。这也是小说的高潮, 精妹的中国之行调和了夙愿的两个生命, 两种文化, 两个国家。
《喜福会》中, 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 她们都丧失文化上的自我。对于母亲, 他们成长在对妇女偏见盛行的封建中国。到美国时, 又生活在对东方有着深刻偏见的社会。她们的生活被完全地边缘化。尽管女儿们积极努力地融入美国社会, 她们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徒劳。作为一个女儿,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 他们与母亲的沟通受阻。作为妻子, 她们与丈夫的关系是不对等的。然而, 美国华裔妇女并没有听天由命。经过多年的沉默, 母亲认识到, 她们必须重拾过去的记忆, 通过自己的经历赋予女儿力量。通过回忆, 讲故事, 母亲终于重新定位自己。女儿们在经历磨难和痛苦后, 逐渐认同自己的母亲, 接受他们自己的中华文化。正如精妹在小说结尾所说, 她们是“华裔美国人”。
摘要：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涉及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问题, 本文试图结合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论探讨华裔女性身份的重构, 指出小说中母亲和女儿运用不同的方式重构业已丧失的自我, 成为“华裔美国人”。
关键词：《喜福会》,华裔女性,文化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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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重构 篇4
关键词：农民,制度变迁,身份认同
从人民公社制度确立后确定农民身份,直到征地后转变为非农民身份,新身份也带给了上海市郊农民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并相互关联的过程,如果没有身份制度的衰弱,城市身份福利的减少,也不会有大批的农民轻易地获得非农身份。一个共同变化的过程无法隔离分析,所以笔者将这两个层次上的制度变迁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来考察制度变迁对上海市郊农村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笔者将身份认同建构的归于合法性认同、拒斥性认同和计划性认同(1)三种来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这三种认同来源在建构其身份认同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
1 合法性认同
合法性认同是由社会支配性制度所引入,以扩展并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按照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的论述,制度与组织将促使一系列被结构化的、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产生,这些社会行动者同时也再生产出合理化其结构性支配来源的认同。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制度与组织,如教会、工会、政党、公司、民间社团,等等,一方面延续了国家的活力,另外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从而形成了公民(市民)社会及公民(市民)身份认同。(2)在中国,身份制度及与其相关的机构与组织成为农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建构力量。
早先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粮油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农民全部纳入国家行政组织的控制下,在农村形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种层层渗透的科层机构,使国家权力能直接控制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严格的身份制度开始放宽,特别是国家出于对土地的需求,开始大规模在上海城郊进行农民身份转换后使得原先规范农村居民的制度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农转非使得农民摆脱人身控制,解除农业义务,农村居民开始有权享受城镇居民所有拥有的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国家强制性福利保障。这样的变迁对农村村居民认同建构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制度变迁刺激了身份认同的重构。社会保险政策的调整与征地行为的发生都引发了这些农村居民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促进新的社会分类形成而公社解体后新的组织形态为身份认同的重构提供了空间。
2 规划性认同
社会行动者基于手头各种社会资源,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某个群体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时,可以将这样的认同建构方式看作是规划性认同。(3)卡斯特认为,规划性认同产生了阿兰·图海纳所称的主体,不过,这样的主体性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呈现不同的面貌。
20世纪90年代后,以身份转变为契机,Z村居民开始强调自己的非农身份。长期的城乡隔离也使“本地人”无论在文化或者社会关系上与“上海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膜。而这样隔膜在征地后,依然延续着。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险底线被设定为小城镇社会保险,1992年前农民的劳动经历——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都不被计算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的发放依据。
与其他身份群体明显的身份差异及认同建构主体性的回归,使得“本地人”这样的身份标签被一再地强调。这种自我规划身份属性的过程,其实是主体为满足“心理区辩”需求而采取的积极行动。泰费尔提出,个体为了满足尊或自我激励的需要会突出自己某方面的特长,使自己在群(下转第243页)(上接第237页)体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比外群体成员更为出色。(4)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边界更牢固,群体的凝聚力也更强,群体成员的主体意识也日趋成熟。但此时的身份认同始终是由当地居民自己规划,自发重构的。认同重构的过程与结果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原先身份制下认同的特征。当地居民依照身份等级,在社会福利分配观念上明显存在对较低社会等级群体的歧视。而对于自身的权利意识也仅限于由地域及户籍属性构建的新身份,仍然在将自己的位置摆放于身份等级系统中,只是将自我等级提高了一层而已。
3 抗拒性认同
抗拒性认同通常是由那些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污蔑的行动者所拥有。这样的认同往往被历史、地理或生物学特性所明确界定,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抗拒的边界从而形成认同。(5)抗拒性认同,更多地是基于社会比较这一心理过程而形成。费斯廷格就曾经提出,个体自身存在一种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驱动力,如果不能获得比较“客观”的手段来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观点时,就倾向于与他人进行比较来判断自己的能力与观点。泰费尔则将这样的过程作为群体成员获得积极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认为人们倾向于以积极的特征来标定内群体,同时用消极的特征来标定外群体。(6)
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生活中嵌入了新的群体——迁入郊区的上海市民和外地来沪打工和经商人员。随着身份属性的改变及经济生活的改变,农村的居民对两种群体都产生了新的排斥行为。由于经济地位差异的逐渐扩大,依据社会经济地位分野产生的排斥成为了认同建构的主要动力。
4 结论——身份重构中的路径依赖
农转非后新的制度环境下,认同的重构过程与以往农民身份建构过程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Z村居民新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十分普遍,导致其身份认同重构的成果依然保持着身份等级制的特征。
路径依赖(7)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制度变迁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有两种方向,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这是良性的路径依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所以路径依赖特别强调初始选择的重要性,(8)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十分困难。
认同建构的路径依赖特征使得身份认同的重构过程对身份体系没有构成直接的冲击。正如同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农民时代的身份认同建构与身份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了一条社会变迁路径。获得新身份却没能跳出身份制的Z村居民,在身份认同重构过程中仍然只能依赖这条路径,结果导致了不平等的不断复制。惯性使然,Z村的居民缺乏其他的选择,除非再经历一次巨大的制度变迁,外部力量再一次为他们提供新的路径,彻底地从制度的底层出发,抹除身份制的影响。
参考文献
[2][3]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4][6](英)泰弗尔(HenriTajfel)方文、李康乐译,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社会心理研究,2004(2).
[5]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8.
身份重构 篇5
关键词：文化身份,重构,全球化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 中国当代英语专业大学生们大多数将活跃在跨文化交流与语言文化教学的舞台上, 其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日益彰显。作为拥有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的大学生, 他们的身份符号与众不同。然而, 笔者的一项调查显示, 这些在校大学生们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不确定, 既无法对本族文化进行准确的认知, 也很难对英语民族文化进行准确的概述。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处于一种模糊的文化身份状态。
一、文化身份
陶家俊 (2004:37-38) 把身份问题分为四类: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个体而言, 认同问题阐释的是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 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而言, 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著名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 (2000:209-223) 在理解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上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是“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 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 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 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也就是说, 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 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韩震 (2006:18) 在探讨文化身份时认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起始于人的社会生活的流变性, 其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的凸显与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相关。因为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 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给削弱, 人们的家庭血缘被社会的流动性所稀释。”
综上所述, 文化身份是个体和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心理需求与归属。对中国人而言, 汉语文化及其他55个民族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心理需求与归属。
二、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身份的迷失
根据笔者2007年对在校英语专业200名学生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英语专业本科大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化知识 (CLC) 、英语语言文化知识 (ELC) 、跨文化交际理论 (T) 及实践 (P) 的掌握情况很不乐观。四个类别题项选择正确率最低的是理论知识, 达到53.3%, 正确率最高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也只是达到72.4%。其直观效果如下图所示:
综合来看, 无论是中国语言文化知识还是英语语言文化知识, 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知识, 学生们的掌握情况都很不乐观。低正确率较客观地证明了本专业大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模糊性。调查结果显示,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理论与实践知识折射出他们文化身份意识的模糊性———汉语文化身份与英语文化身份的重叠, 重叠的双方没有体现出孰强孰弱。也就是说, 汉语文化氛围并没有起到主导性作用, 英语文化的熏陶也并非立竿见影。对于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而言, 英语是除了汉语之外的最重要的语言。根据中国的教育课程的设置, 中国学生学英语至少有10年的时间, 可以这样说, 英语几乎是我们在读书期间所花时间最长的一门课程。英语语言文化在英语专业学生中的地位看起来十分重要, 有的学生毕业后就以英语为生, 一些学生由此产生了唯有英语语言才是安身立命之道的思想。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 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造成了继高中阶段文理分科之后的另外一次分科, 偏向英语语言文化而逃避本族语言文化的学习。这种功能主义思想一旦占领了学生们的头脑, 其求学意识便会发生明显不利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一届又一届学生不自觉地积累, 到后来就形成了定势, 英语专业的学生们沿着这条胡同一直走下去, 结果是越走越狭窄, 结果变成专业不精, 本民族语言的掌握也逐渐力不从心。这种状态导致了一种现象: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业不精, 同时, 自身汉语语言文化素养不高。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 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竞争力明显处于下风。这种尴尬境地将会妨碍大学生自我身份的辨认及建构, 造成他们文化身份的迷失。
文化身份的迷失还表现在与外界进行跨文化交际时, 英语专业学生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模糊生疏与英语语言文化理解的片面和混乱让其教师及其他专业师生感到难以置信和接受。因为传统观念对大学生们的预期要比他们的实际水平高得多。当这批学生带着这种知识状态进入社会后, 将产生个人文化身份的迷茫与困惑。而且, 缺乏文化传统的归属感将影响个人自信心及人生追求, 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危及个人、国家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故此,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身份的重构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三、英语专业大学生文化身份的重构
全球化背景下, 各国及各民族都经历着外国文化与语言的洗礼。在这种前提下, 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将会肩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的历史责任, 同时又有着自我追求与归属的需要。如果说汉语是他们的根基, 英语就只是他们的枝叶;如果说汉语是他们存在的理据, 英语就只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或工具。基于这样的双重角色,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的重构就排上了议事日程。就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汉语语言应该是他们的核心与主导文化身份, 而英语语言应是他们第二文化身份。
(一) 汉语文化——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核心与主导文化身份
正如朱竞在其主编的《汉语的危机》 (2005) 中所做的阐述, 我们都感觉到了全球化带给我们的冲击与同化, 汉语作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堡垒, 应该被重视、被尊重、被保护。
一百多年来, 我们的文化处于一种放弃民族性、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民族性和现代性, 这是一种价值的悖论, 既是理智的悖论, 又是情感的悖论, 让我们感到了焦虑和痛苦。现代性是我们绝对需要的, 没有现代性诉求, 就不会有历史的进步;民族性也是我们绝对需要的, 没有民族性, 我们就失去了自我认同的基点, 丧失了民族性, 现代性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我们不但是人种上的中国人, 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在这种理念中, 汉语就是我们的家园, 是我们的文化身份证, 甚至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中国学生, 特别是留学生, 每每遇到外籍朋友与之探讨孔孟之道时, 自己才发现华夏文化的概念与内容在脑海里已经虚无缥缈了。
对于英语专业学生而言, 汉语重要吗?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可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课程设置缺陷导致学生认识上轻视汉语的作用。即大多数英语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 除了学习《现代汉语》、《大学语文》等课程外, 一般不会对某一具体的汉语语言领域进行细致系统的学习, 而且, 在考核中, 《大学语文》与《现代汉语》似乎也不是障碍, 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靠初中高中的汉语基础来应付大学的汉语考试。现在除了汉语普通话测试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学生对汉语的热情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突破口。
同样, 汉语的重要性也是很多大学教师所困惑的问题。因为汉语毋庸置疑是我们的母语, 这样根深蒂固的语言能不重要吗?然而, 作为英语专业的大学生的疑问就是:汉语在现代社会究竟有什么功能?
首先, 汉语给我们带来自豪感。它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离开了这个大前提, 就无法称自己为中国人。世界无法否认, 历史无法忘记, 古代汉语为我们提供了多么宽广的文化视域,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一切都与汉语紧密相连。方块汉字的繁衍与变迁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厚重的历史感与广博的人文精神。执着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往往对汉语有着很深的感情, 因为语言的文化身份就体现在口音、用词、表达方式等方面, 这使说话人能“获得个人力量和骄傲”, 因为他会从中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延续性和社会重要性”。 (Claire Kramsch, 2001:66) 正因为如此, 我们炎黄子孙才能在这份祖祖辈辈留下的遗产中获得力量, 吸取精神。
其次, 汉语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文化底蕴的力量是无法估算的。汉语的字里行间所折射出来的并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内容, 其中更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当我们在人生的转折点与重要关头, 汉语总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古代士大夫失意之际的吟咏, 有志之士的仰天长啸, 都给后代的我们无穷的震撼。以诗铭志, 言为心声, 这些都是语言带给使用者的安全感与依赖感, 抒发自己的胸臆, 气势或磅礴, 或温婉, 构筑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再者, 汉语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语言形态。汉语无论从数量上, 还是从使用频率上, 都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它是汉藏语系的主要成员。从甲骨文到现在的白话文, 汉语经历了无数种形态的改变与繁衍, 其所表达的文学形态也是复杂多样的。其形态与含义丰富多彩, 激发了人的思维与想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且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汉语学习热潮。中国古代的的学派与思想对于热爱汉语的外国人而言, 已并不陌生。
最后, 汉语带给我们勃勃生机。汉语从古到今都扮演着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者。从古代的诗歌、词、传奇、小说、散文的种类及形式可以看出, 汉语的发展空间与辐射面非常广博。如今, 汉语也正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在世界传播开来, 无数海外华人华侨为了汉语的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对《红楼梦》小说的研究、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等, 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汉语的影响。汉语, 作为华夏子孙的文化载体, 它是内敛含蓄的。在全球化进程加快和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景下, 汉语将带着自身独特的精神与哲学光辉, 主导中华民族的精神走向, 为华夏文化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 在英汉互译的舞台上, 汉语充当了重要的沟通工具, 为13亿中国人带来了英语国家的文化盛宴, 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因此, 汉语, 对内对外, 都是连接文化的纽带, 它蓬勃的生机在日后会更加彰显。
(二) 英语语言——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第二文化身份
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文化身份比普通非语言专业的学生或者其他人员的文化身份要复杂一些。无论他们将来从事教育或是进入涉外企业工作, 甚至是进一些看起来与英语没有太大关系的部门, 他们的文化身份都将受到关注, 小到一句简单的问候, 大到同声传译, 英语无法走出我们的视线。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 英语越来越凸显出它在世界舞台的作用。
1. 英语语言——谋生手段
作为谋生手段, 英语语言对于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是一门重要的外语, 值得努力去学习。无论毕业后是去当英语教师、英语导游、外企职员抑或是自主创业, 英语都会直接间接成为众多谋生手段中的一种。但是, 如上所述, 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决定了毕业后求职的曲折道路, 正所谓“高不成, 低不就”的尴尬局面就会呈现在他们面前。据此, 英语专业大学生在学习英语时, 应该注重语言学习的效率与功用, 针对自身在中学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对症下药。该练听力的, 就去听VOA或BBC;该补语法的, 就去做语法练习, 熟悉语法所涉及的范畴;写作比较差的, 就该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书籍, 增强写作能力;朗诵有问题的, 就该对着名人演讲稿, 辅助以磁带或碟片, 进行反复的口语强化。只要如此坚持, 学习英语的“四大技能”必将得到提高。
既然英语是谋生的一种工具, 那么对英语专业学生而言, 不仅要学好它, 更要用好它。俗话说, 熟能生巧。语言被运用的次数越多, 那么, 使用者的语感与能力将大大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与英语教师和外籍人士进行交流, 并利用实习与见习的各种机会尝试利用所学英语知识进行沟通与交际。总之, 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增强使用英语语言工具的能力。
2. 英语语言——交流工具
中国语境下所使用的英语有“交流工具”的作用。当代英语在中国语境下的使用通过媒体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 但是英语的文化身份问题却没有因此而消失, 全球化带来的“地方全球化 (glocalization) ”为文化交流中使用他者语言提供了共存环境。在中国语境下使用英语, 要树立起一种“文化交际意识” (intercultural consciousness) 来使用英语作为交流工具。英语语言的知识越多, 就越能用它来为我服务, 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国力展示, 因为语言能力也是一种文化能力。在中国语境中, 我们更要注意英语的文化适应性和自身变异性,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困惑, 而是在充满对自我语言文化的信心中积极地发挥英语的交流功能, 使英语的文化身份更好地适应我们文化交流的需要。因此, 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 追求沟通与交流的首选语言就是英语。
结语
对于中国英语专业大学生而言, 汉语语言与英语语言的社会功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汉语语言的深厚底蕴是我们中国大学生文化底蕴的根基, 而英语语言只是英语专业大学生众多谋生手段的一种, 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身份定位———汉语的主导地位辅助以英语第二文化身份将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安全感与使命感, 这种定位将丰富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底蕴, 提高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Claire Kramsch.Language and Culture[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66.
[2]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 2004, (3) :37-38.
[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选自罗刚, 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09-223.
[4]韩震.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文化研究, 2006, (2) :18.
身份重构 篇6
一、史诗《玛纳斯》传承的“非遗”语境
传统文化与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语境传统也便无从呈现。这就要求我们在解释传统,尤其是民间口头传统的时候,应该把语境放在重要的位置进行考察。史诗《玛纳斯》是深植于柯尔克孜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的口传文学,只有把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空间中才能显示其民族诗学特质。“非遗”保护是21世纪以来一个重要社会话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各方面关注。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审议批准了《玛纳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史诗《玛纳斯》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特质为其发展历史书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后,史诗《玛纳斯》“非遗”的保护工作受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注。无疑,这能够有效地调动起公共机构、学术、企业、媒体等各种力量,逐渐扩大《玛纳斯》文化传播与接受的范围,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史诗《玛纳斯》亦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开始了从传统的民间文化向社会公共文化的转变历程。
二、史诗歌手村落变迁
“传承”是人际间所展开的行为活动,是一种文化延续的实践过程。自然物理、生物环境以及文化的共同性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条件,具体考察史诗《玛纳斯》的传承者———史诗歌手时,村落成为最可辨别的基本空间单位。(本章内容,以被誉为玛纳斯之乡的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为研究个案。)
天才歌手居素甫·玛玛依老人的故乡———阿合奇县哈拉布拉克乡被誉为玛纳斯之乡,位于县境最西部,乡政府驻地哈拉布拉克村,距县城86公里,西部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全乡总面积2811.60平方千米,辖3个村委会,柯尔克孜族占99.85%。乡境山势高峻,河谷狭窄,海拔高。境内多风,气候高寒。经济以牧业为主,农业占有一定比重[1]51。在哈拉布拉克乡,《玛纳斯》口头传统始终寄寓着柯尔克孜族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被世代传承的史诗故事汇聚成柯尔克孜人生存的血脉。《玛纳斯》史诗歌手依旧在广袤的草原、大山深处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和娓娓道来的故事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史诗歌手以及听众都对曾经的史诗演唱时代及热烈场面表现出无限的留恋。在这里,加大力度保护《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亦越发响亮与清晰。政府、乡民、学者等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自觉行动、参与其中。即使如此,哈拉布拉克乡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及文化活动随着现代化浪潮发生着变化。随着居素甫·玛玛依等优秀歌手的相继离去,许多伴随柯尔克孜祖先走过的史诗口头叙事也悄无声息地消散而去。我们必须正视《玛纳斯》口头传统正面临着日趋式微的境况。这些因素对恪守口头传统的史诗歌手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演唱时空的转移与听众的改变。
1.演唱时空。20世纪50年代以前,史诗歌手活跃在哈拉布拉克的每一个角落,编织成哈拉布拉克人有意蕴的文化空间,调节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构成了哈拉布拉克和谐生活的基础。“逢喜庆佳节、婚丧仪典,柯尔克孜牧民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白天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群众性娱乐活动,晚上则聚集一堂听玛纳斯奇演唱史诗。歌手洪亮的歌声、优美的曲调、丰富的表情与手势,对于听众来说具有观赏、悦目悦耳之功能”[2]51。这些发生在特殊时空的表演活动,在史诗歌手听众那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然而,在今天的哈拉布拉克,很难见到牧民们围坐在毡房里欣赏《玛纳斯》演唱热闹场面。这种曾经被大家广为接受的表演形式逐渐被现代化的娱乐形式取代。即使在信息较为闭塞的牧区,能够看到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传统的表演时空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改变。
然而,在《玛纳斯》非遗保护的背景下,哈拉布拉克乡的这种传统文化在有别于传统的时空场域下,突破地区和民族的局限,成为更多人所共享的文化。《玛纳斯》演唱时空的变迁,史诗《玛纳斯》依然保存在原有语境中,但迫于旅游业发展、媒体的介入等现实的压力,也会在传承过程中被转换成为舞台化或文化展演的形式。探讨如何在这样的语境中保持和呈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诗《玛纳斯》的“真实性”,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2.史诗听众。史诗歌手与听众是《玛纳斯》口头传承的两端,它们彼此积极互动为《玛纳斯》口头传统生长和发展提供土壤。《玛纳斯》口头传统的兴衰,听众显得尤为重要。史诗歌手与听众构成和谐的表演体系。“紧张劳动一年的柯尔克孜牧民,在听史诗演唱时,思想得以放松,他们听歌手演唱《玛纳斯》,受到教育、鼓舞,情操受到陶冶。而参加这一活动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艺术享受”[3]66。
笔者在对史诗歌手的访谈中发现,如果谈到有关“演唱《玛纳斯》不如从前兴盛了”的话题,问及原因,“听众少了”几乎是每个歌手首先提及的。哈拉布拉克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工作、求学,即使在家的人也赶时髦,不愿听老人唱《玛纳斯》。老一代史诗歌手逐渐离去。尤其是电视普及人们唱听《玛纳斯》的就更少了。总之,我们在调查中遗憾地感受到即使在如火如荼的“非遗”保护运动下,哈拉布拉克乡史诗歌手口头叙事的传承渠道依然很大程度已经被削弱甚至瓦解。代之的是多样化的传媒形式。交通的改善便利了柯尔克孜人民的生活,也使沉积许久的史诗口头传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哈拉布拉克人的文化娱乐活动变得时尚了,乡民流动的速度加速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村落是史诗歌手场所中例行实践的特定场域。歌手们以地域为基础,在与乡民的互动人际交往中形成认同观,村落的文化变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落中史诗歌手自我身份的建构。
三、史诗歌手身份重构
“在柯尔克孜族的社会生活中,从古至今,玛纳斯奇都扮演着歌手和萨满的双重职能……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在传统社会话语场中占据显赫位置”[3]61。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史诗歌手的这种身份已逐渐被淡化。
如今的《玛纳斯》史诗歌手中的很多被政府命名为玛纳斯非物质遗产传承人后,获得了政府的荣誉,赢得了社会的声誉。在光环的背后却隐藏了身份认同的模糊与重构。某个社会身份的认同依靠社会记忆与社会时空共同作用,社会记忆表现为个人或群体的生活实践以及处世经验。《玛纳斯》史诗歌手的演唱经验、家庭环境、所受教育以及生活经历都是一种社会记忆,皆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当然,社会时空以及情境的变迁决定了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逐渐修正的建构过程。
现代化的进程打破了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从而导致社会关系以及人物身份的交叉与转变。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被瓦解,“玛纳斯奇”、“传承人”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其概念的内涵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曾经的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着玛纳斯民间文化,现在的“非遗传承人”则是被政府确定了官方身份的一个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也就意味着其杰出成就或才能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1.边缘身份的非遗传承人。国家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定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于是,在史诗歌手身上附加了之前没有的社会化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也影响着乡民对他们的再认识,他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很多年轻的传承人从牧区来到城市或者乡镇远离熟悉的演唱空间与听众。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陌生的面孔以及与家乡截然不同的新鲜。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致使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而边缘起来。他们获取城市的主流身份,有意无意地在建构新的身份,可以看到他由一个史诗歌手转变为职业人员的身份认同的转变,然而,我们在交流中也感受到转变之后,他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及边缘性的焦虑。
2.史诗传统的坚定守护者。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类史诗歌手,过去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被重视,只是因为他们和平凡人一样生存在柯尔克孜民间普通的角落。他们演唱玛纳斯史诗,为人们提供和创造着最优秀的文化。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被迫放弃他们史诗歌手的身份,只能在黑暗的角落里低吟浅唱。
当国家开始关注《玛纳斯》,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途径时,这些史诗歌手获得了一种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与自由。他们经过曾经的辉煌与曾经的冷落后,又重新被国家、社会所认可,传承人的心理对其身份认同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在调查中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类史诗歌手已经从原来的自发演唱”转变成了现在的“自觉演唱”,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里,贯穿的“民族自觉意识和复兴民族文化传统”的使命感以及主人翁的态度。
玛纳斯口头传统保留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之内。它传承的主体是对其饱含深情的史诗歌手们。保护《玛纳斯》史诗文化遗产,要不断激活史诗歌手们的文化创造力以及表现力,建立与之配套的文化保存系统。在“非遗”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强化玛纳斯口头传统的“本真性”更加重要。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史诗《玛纳斯》激活柯尔克孜口头传统的文化基因,使之在不断创新而得以源远流长。
摘要：史诗《玛纳斯》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以口头形式在柯尔克孜族聚居区传唱。那里活跃着史诗歌手的身影。非遗保护的时代呼声,究竟会为作为史诗传承核心力量的史诗歌手们带来怎样的契机与挑战,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从其村落变迁与身份重构两个角度探究非物质遗产保护语境对史诗《玛纳斯》歌手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史诗歌手,语境,村落变迁,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1]阿合奇县志编纂委员会.阿合奇县志[M].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2]郎樱.《玛纳斯》论析[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身份重构 篇7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何为“工伤赔偿”?此概念为并列词项, 且强调“工伤”的概念。工伤, 通常意义上又称为职业伤害、工业伤害、工作伤害, 是指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时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伤害和职业病伤害。
(一) 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和“用工荒”
与第一代农民工技能欠缺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原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在用工单位提升有限, 对公司条件不满意。换言之, 农民工“短工化”, 折射出了他们的多重诉求, 比如情感归属、社会认同、相关待遇、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问题。
与“短工化”并生的另一个现状是近年来的农民工用工荒。其中的原因十分相似, 农民工除了“吃口饭”外, 以前几乎不被考虑的职业健康、技能培训、文化生活等软性因素也成为就业的重要条件。
(二) 身份意识觉醒
解决“温饱”问题后, 农民工期盼解决不同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待遇、权利、情感认同等方面的差别。在此情景下, 工伤赔偿因其涉及农民工自身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基本权益,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保障和认同, 同时又有现行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 故而不失为一个探讨的好切入点。
(三) 其它方面的意义
“农民工”作为一个自受关注以来能保持常新的社会热点, 自然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密不可分, 当中折射出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正在进行的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人权保障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但问题如何解决?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固然重要, 自下而上的点滴推进同样关键。
二、那么农民工工伤赔偿的争议何在?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对“工伤赔偿”做了一般意义上的概念解析,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农民工工伤赔偿的关键何在?该问题可以直接转化成农民工工伤赔偿的争议何在?参照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之规定, 工伤赔偿标准又称工伤保险待遇标准, 是指工伤职工、工亡职工亲属依法应当享受的赔偿项目和标准。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即该标准涉及参加工伤保险的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两种情形。乍看之下, 农民工的工伤赔偿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但现实是否如此?
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理论上应该如此———而大部分雇主为了逃避责任, 不与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似乎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系列的制度原因、社会原因等让人望而生畏的障碍, 事实如此吗?作为法律人, 作为直接以法律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法律人,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三、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重构
当前劳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在此背景下想要认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传统做法已然无能为力。结合这两种困境, 对“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进行法律概念的重新塑造不失为一个可得尝试的切入点。依据通行概念, “劳动者”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人
事实上, “劳动者”的概念中隐含了一个天然的对立: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的从属身份与抽象平等的法律人格之间存在根本矛盾, 故而以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人格”来构建“劳动者”的法律概念在本质上无视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的特征, 同时也与劳动法律秩序根本冲突。
四、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认定
分析至此, 对“劳动者”的身份重构已经完成, 即基于对身份事实的认定, 而非抽象概念的逻辑概括。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接下来笔者以此为工具, 尝试对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和劳务关系进行区分, 以期界限明细。
应当指出, 三种法律关系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现存法律体系中存在, 自然有其合理之处, 不可一概而论何者优劣。严格来说, 劳务关系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术语, 其外延广泛散乱分布于民法, 尤其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 相应的损害赔偿救济则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
一是考察用工关系的隶属性。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对等关系, 是管理和被管理、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是指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产生的一种劳动者提供劳动, 用人单位付报酬的稳定关系;而劳务关系是按照《合同法》产生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
二是两者关系的稳定性不同。劳动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关系较为稳定、长久, 而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即时清洁或者延时清结的关系。
三是主体关系不同。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间不仅存在着财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还存在着人身关系, 即成为用人单位的内部职工。
五、余论
应当看到, 上述对两种用工关系的解读完全是立足于身份事实的认定, 无所谓抽象的逻辑概括。事实上, 在笔者接触到的众多农民工工伤赔偿中, 对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认定也多基于此, 只是其一直作为实践操作, 而从未上升至理论层面, 更与《劳动合同法》的“劳动合同”标准相去甚远。
摘要：长久以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而工作和生活着, 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笔者从法律专业的角度, 并结合实际接触到的相关案例, 从农民工的劳动者身份切入, 对农民工的工伤赔偿问题进行细致且深入的探究。
关键词：农民工,工伤赔偿,法治社会,劳动者,身份重构
参考文献
[1]章志远.工伤认定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J].清华法学, 2011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