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构（精选6篇）
道德重构 篇1
摘要：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的网络生活呈现出日益复杂和深刻的变化, 其中, 网络道德秩序失范是必须要认真反思的课题。所以, 反思大学生网络道德秩序乱象, 重构大学生网络新秩序, 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命题。
关键词：网络道德秩序,失范,重构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 大学生的网络生活呈现出日益复杂和深刻的变化, 其中, 网络道德有序与失范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反思的课题。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跨国性和即时性, 为人们构建和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人人都有成为主体的可能性, 人的自由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 也使人人的越轨行为和言论在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成为现实, 因为人们发表任何越轨言论, 表现出任何的越轨的行为, 甚至是传播着一些反动的、迷信的和色情的信息, 而又较少地受到道德约束和法律的规约与惩罚, 这些情况, 无疑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网络道德作为衡量和评判网络中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行为法则, 以一种迥异于现实世界的实践精神, 成为规范和约束人们网络社会言行的是非善恶标准。对于大学是这一特殊的网络主体而言, 他们的网络道德表现出与常人迥异的状态, 也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他们在虚拟世界中因为网络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引导力的缺失, 前进方向的虚无, 可能会陷于方向迷失、心灵扭曲、价值冲突、责任感弱化、网络犯罪等严重的网络道德秩序失范问题。因此, 从这个层面来讲, 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秩序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大学生网络道德乱象反思
(一) 大学生网络语言失范:主体语言道德的堕落
网络语言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所运用的工具, 它通常以屏幕文字、音频及视频 (如语音、视频聊天) 等形式进行相互间的传递和沟通。网络语言主要有简洁性、新奇性、诙谐性、对象部分信息缺失等特点。由于网际属于时时交流, 需要快速输入, 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在一起的网语, 既简单易用, 又能节省上网时间;网络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推崇个性、追求创新的世界, 在网际交流中, 人们通过对语言的创新使用体现个性、追求新鲜感, 这使得网络语言具有鲜明的新奇性;网言网语轻松幽默的风格, 还迎合了紧张忙碌的现代人放松身心的需要。但不可忽视的是, 网络语言在拥有上述特点的同时, 也存在着语意模糊、不合规范、过度求新、沟通困难甚至粗俗低下等弊端。大学生应用网络语言由于网络语言交流的特殊性及对象部分信息的缺失性, 这就使得大学生网络语言的失去控制和规范即网络语言的失范, 成为网络道德一个十分突出问题。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 其语言表达立刻变得截然不同于现实世界。谩骂、侮辱、攻击性语言、脏话、诽谤、信讹、传讹、粗俗、下流语言等, 不绝于耳, 大学生的形象颠覆在网络语言上, 表现的淋漓尽致。引发大学生网络语言失范的原因在于, 首先, 大学生身心特点是引发网络语言失范的主要根源。大学生阶段是处于成年之前步入社会的关键阶段, 由于他们的认知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不统一, 导致他们的主观自控能力减弱, 非常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在言行上表现出不一致, 加上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就业压力及人际关系压力等, 网络的出现使他们可以不用与他人面对面交流而可以在网络上与陌生人倾诉。网络的匿名性、隐蔽性、平等性、虚拟性等特点, 吸引大学生产生远离现实社会, 寻求压力的摆脱而逃进虚拟的网络社会的倾向。他们渴望接触更多的人, 体验各种新奇的感觉, 而网络就成为他们诉说、交流或者宣泄的最好场所;其次, 网络语言的特点使现实中人在网络成为“无标识”的网络主体, 现实社会中人的主体的社会属性都被网络所淹没, 人成为了没有社会属性的数码存在。当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在网络上消失殆尽而成为一片没有国界、没有师长管束、崇尚自由与个性的区域时候, 人性深处的各种丑陋和阴影得以被诱发, 有肆意张扬。
(二) 大学生网络行为失范:主体行为的滑落
网络的大容量、互动性、隐秘性、易检索的特点深受正处于成长中的大学生的喜爱, 网络为扩大大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习兴趣、促进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帮助。但是, 由于网络世界的隐匿性, 在网络上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言行承担社会责任, 这将使大学生忽视现实社会中的行为规范, 在行为上滑向堕落的可能性:第一, 无法自控地沉迷于色情网站。大学生正处于性的生理成熟之后和性满足的延迟期, 自控能力有限, 又摆脱了父母的监控, 学校教育管理不力, 加之他们有着大量的过剩精力和时间, 极容易因为网络色情内容和信息的诱惑而导致网络色情成瘾[1]。另外, 加上黑网吧的泛滥, 所以网络黄潮对大学生生理、心理健康的危害是不能低估的。而国内外不计其数的大量的色情网站在需求和金钱利益的驱动之下, 往往层出不穷, 屡禁不止, 呈现出泛滥之势, 给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第二, 无法自控地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使部分大学生上网成癖, 终日沉溺于游戏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不能实现的东西, 可在游戏的虚拟世界中都可以实现, 这使很多自控能力差的学生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宣泄, 导致很多大学生沉溺其中, 不能自拔, 丧失学习的兴趣。而网络游戏中所宣扬的凶杀、暴力等内容对大学生的人格“分裂”影响更是不容忽视。许多大学生正是因为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得不中途退学。第三, 无法自控地充当网络高手——黑客。通过病毒侵扰破坏他人网站是电脑黑客经常做的事情, 而当今网络时代多数黑客出自于大学生。黑客这一现象是在大学生看来是无尚光荣和骄傲之事。有些大学生黑客在虚拟世界里, 忘记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 社会的传统习惯和舆论力量对他们已不复存在, 以为谁最具有网络入侵和破坏能力, 谁就最光荣。他们往往在充当黑客这一角色的虚幻的荣耀中, 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而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第四, 无法自控地网上购物。随着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大学生成为网络购物群体中的主体, 他们往往扮演者引领社会消费趋势的角色, 网上购物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 由于网络的快捷性、购物的虚拟性及交易对象认定的模糊性等, 往往使大学生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 导致大学生受骗上当、债台高筑、隐私权被侵、无心上课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 大学生网络人际关系失范: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虚化
网络的即时性、交互性及隐匿性使得更多的人热衷于通过网络与他人交流和沟通。通过网络, 不但可以与一个人交流, 也可以与多人同时在线交流。网络人际关系的主体身份的虚拟性、地位的平等性、情感的寄托性和虚拟的成就性等, 使得网络人际关系与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对于大学生而言, 他们沉迷于网络有三个目的, 寻求社会的支持、虚拟人格和性幻想。一方面, 网络给大学生提供了一种充分展示自己另一方面的空间:内向寡言的人可以变的幽默风趣;自私乖僻的人可能变的格外温柔体贴;人们更大胆热烈地表达爱情;网络因空间的距离给人一种美感, 更符合人们对于浪漫的向往等;但另一方面, 网络的虚拟性也使大学生可能会沉迷其中, 虚化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 进而迷失自我, 变得冷漠和自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倒置, 可能会使低质量的网络虚拟人际关系自然而然地取代了高质量的现实中的人际关系, 导致在真实生活中, 绵延不断的沮丧、困惑、孤独感时时折磨着他们。当他们最终失去对社会交往的兴趣时, 精神心理活动也随之走入歧途, 以虚拟交往代替现实的人际交往, 破坏了正常的人际交往模式, 打破了人们在心理和感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平衡, 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障碍, 严重的产生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
二、重构大学生网络道德秩序策略
网络社会道德影响的自主性、开放性、多元性特点, 必将对人们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等进行一场或许是有趣的、意味深长的新检验。简单地套用既有社会道德去代替网络社会道德是不可想象的, 但抛弃既有社会道德去构筑网络社会道德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在虚拟空间中引入传统道德的优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运行机制, 适应并满足网络社会对道德教育的新需求, 并形成网络时代新的道德观念体系, 均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 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 形成整合力量
大力普及网络知识, 强化网络应用能力, 多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文化活动, 通过正面引导的方式, 积极倡导大学生遵守网络规范, 发扬网络道德, 营造文明、安全的网络环境。维护网络文明不仅仅是成年人的责任, 学校、家庭、社会应本着“主动出击, 积极应对, 把握导向”的原则, 以日常教育为基础, 努力提高他们的道德自律性, 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疏导, 学会在网络世界趋利避害, 有所为有所不为, 争做倡导和维护网络安全、创建网络文明的先锋, 只有让广大的大学生在充分的网络自由下, 成长为合格的网络公民, 网络文明才真正落到实处。
(二) 倡导网络文明、培养健康的网络生活方式
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是社会每个人责无旁贷的义务。由于网络的隐蔽性, 网上的道德约束比现实社会弱。在网上, 人的言行靠个人内心信念来维系, 它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更多的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共同维持。但是, 网络与现实世界, 青少年与成人之间, 并不存在一种隔离的规范。每个网民都应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 从自觉实践网络道德开始, 只有当网络道德上升到道德习惯和道德信念层次上, 才能更有效地规范个体的网络行为, 才有可能创建一个绿色的网络空间。
(三)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
大学生一方面是出于对网络世界的好奇, 希望通过网络可以实现个人价值, 一方面, 网络也帮助大学生开拓了视野, 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所以, 首先, 要正确引导大学生, 以理性和清醒的头脑来认识网络, 正确对待网络。要让大学生明白, 网络只是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援助工具。在虚拟世界中网络不但能在更广范围内, 帮他们找到思想相同、志趣相投的朋友, 还能大大有助于提高人际交往的质量;网络还能帮不善人际交往的人重塑信心。比如, 许多人由于自身条件等关系, 害怕与人交往的心理阴影, 但在网络上就能比较容易地抛开这些心理阴影, 大胆地与陌生人交往。换句话说, 可以把网上交往当成是一种现实人际交往的演习和锻炼;其次, 引导大学生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合理把握虚拟网络在现实生活中的比例;要学会正确把握上网的度;要学会敢于面对生活, 敢于对网络说“不”, 必须保持与周围人员的正常交往。如果有心理疾病最好不要上网去寻求安慰, 应求助心理医生为上, 特别是“网痴的网民”更是如此;最后, 引导大学生将网络作为一种工具,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便捷来扩充其知识面, 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娱乐和消遣工具, 甚至沉浸在虚拟的空间里不能自拔。而抵消网络的异化作用, 培育健康的人格, 就必须在实施网络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关注对大学生的尊重和关怀, 以培育大学生网络主体的人文精神, 这对于大学生认识到网络之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 构建网络道德的外在约束机制
网络道德教育的特点在于培养大学生的网络自律行为和道德, 使他们在网络上能够严于律己, 保证道德行为在许可和规范的框架之内。因此, 在强调大学生道德主体性和自律性的同时, 也必须根据大学生的自身网络道德现状和现实境遇, 予以必要的制度约束和法律限制。事实已经证明, 构建网络道德的外在约束机制对于实施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 构建大学生网络道德秩序,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仅凭大学生的自身自律要求, 来实现网络道德秩序的构建, 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制定比较完备的大学生网络道德行为准则, 严格考核大学生网络行为, 确定大学生的网络道德素质标准, 以多样化和常态化的方式予以检查和评估, 把大学生遵守网络行为作为考核大学生行为准则重要部分, 建立健全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管机制, 利用网络技术实现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予以时时监控, 对违反网络道德行为标准的大学生予以必要的惩罚和批评教育等等, 这些都是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重构大学生网络道德秩序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 加强网络立法建设, 用法律法规来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予以强制约束, 规定其具体的权利和义务, 规范网络信息和网络道德等, 充分发挥网络立法的强制作用, 这对于防止和预防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 从根本上杜绝不良行为, 从源头上净化网络, 具有重要作用。
(五) 实现网络心育和传统心育有机结合[2]
如果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出现较大问题而不能自拔, 就必须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寻求问题解决。当下的心理咨询可分为传统心理健康教育和网络心理健康教育, 较之网络交互式心育,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有其交流深入、教育连续性以及一对一的个别化教育等方面的一定优势, 特别是在矫治学生明显的心理障碍如强迫症、社交恐怖症、焦虑症、抑郁症、神经衰弱等方面, 优势十分明显。但是,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容易受时空限制, 而且, 也不可能同时满足大群体的心理教育需求。网络心育模式尽管也有个别心理教育功能, 但由于时空和语境原因, 使得目前咨访双方沟通、交流效果从总体上看, 还不如传统心理教育。但是, 它大容量信息、全新的时空特色和高效率的技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同时满足较大群体的多种心理需求和愿望, 特别是对于高校大学生实施发展性咨询和开展心理知识的普及较为有利。正是由于传统心育模式与网络心育模式各有利弊, 目前, 应根据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 努力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 共同发挥各自长处。
参考文献
[1]吴正国.应对网络的诱惑[J].江南大学学报, 2003, (6) .
[2]吕晓峰.网络心育难题与求解[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12) .
道德重构 篇2
一、道德信仰的含义及其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一) 道德信仰的含义。
在综合中外伦理学名家对道德信仰概念的定义后, 笔者认为, 道德信仰是指道德主体对道德本体与价值、道德的理想与目的、道德的原则与规范等的无疑与虔诚敬仰, 是对履行道德义务有强烈的责任感, 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在道德实践基础上实现的有机统一, 是对道德的真切体验和超越现实的更高价值的追求二者的统一。简单地说, 道德信仰是对应该如何生活的信仰, 是对如何做人的信仰。从精英阶层到草根阶层, 理智上无不认为道德是善的, 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但是现实生活却打破了这种理智, 道德失衡、信仰迷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任建东博士认为“当代中国的道德与道德信仰客体的完善固然有关, 但更为根本的却是在于道德主体受制于客观因素的限制, 无力从心理与意志层面实现对道德客体的坚定的信仰, 于是两者叠加构成了道德信仰的危机。”
(二) 道德信仰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
共同的道德信仰必然使人们产生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 使群体成员产生强大的凝聚力, 从而构建一定的社会风尚和秩序。在当今我国社会转型时期, 如何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转化成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的行动, 关键不在于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等外在的制裁力量, 而在于精神的内在力量——道德信仰。
二、道德信仰迷失的表现
(一) 我国转型中多元道德观念的冲突使道德主体感到困惑。
任何道德都是一定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和要求。我国社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而以经济关系为现实基础的道德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由传统的一元形态向多元化道德观念的形态转变。多元的道德观念彼此之间相互冲突, 它们提供给道德主体多元的价值标准, 而这些价值标准中“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 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 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郝育兰, 2000) 。反观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往往直接来自《论语》、《礼记》等古典著作, 其高度的抽象性在当前现实生活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 成为高高在上的东西。再加之新的主导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标准还没有完全确立, 这就容易引发道德主体的矛盾困惑, 甚至产生消极的状况。
(二) 道德人格产生异化。
首先, 从理论上讲, 一定的主体选择了一定的道德体系, 必然会以此体系的原则、规范来约束自己, 使自己处于相应的道德境界中, 这是道德信仰必然的要求, 这里的道德人格是统一的。然而现实发展却不尽然, 信仰与行为的冲突、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在不同的时代反复出现, 使道德主体统一的道德人格产生异化。每种道德体系总是沿着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渐成熟完善, 再到成熟完善的轨迹发展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 道德体系也总是依据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为其基础作出相应的调整, 如不断吸收新的道德观念, 剔除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内容。新旧道德观念的交替, 多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令道德主体无所适从, 而道德主体本身的矛盾性更令主体对整个道德体系的怀疑加剧。而我国长期以来的道德制裁的宽松性更加剧了道德人格的异化。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法律之上且高于政治法律之上的理想情感状态, 道德本身的非强制性, 在我国长久以来弱化法治, 并在强化道德制裁的推波助澜下, 使道德信仰不坚定的人陷入道德人格异化状态。其次, 从现实生活中看, 道德人格异化不仅存在于某个个体, 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阶层。这些道德信仰缺失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的整合度与稳定性。怎样加强道德信仰、重建道德信仰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道德建设中迫在眉睫的难题。
三、在道德建设中产生信仰问题的原因
(一) 历史原因。
在我国古代, 道德教育是和儒家教化相结合的。那是因为在宗教方面, 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道教和佛教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 人们已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生存希望来信仰。儒学一方面吸取和借鉴道教、佛教文化的长处, 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 同时对道佛两教产生重大影响, 使传统道德实际成为宗教信仰。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仁、义、礼、智、信, 它以侍亲的孝和侍君的忠作为道德准则, 主张修身为本, 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儒家较高的道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树立了良好的道德榜样, 但因其制定评判的标准过高, 很难作为全民道德的一般标准。这就产生了“正义之士不见得能够成功, 德高之士也许是怀才不遇, 正直之士难以生活幸福”。这和人们遵从道德规律的初衷是相反的。于是, 儒家道德越来越不可及, 越来越丧失其民众基础性。
(二)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 政治信仰对道德信仰的巨大影响。
政治信仰与道德的关系是复杂的, 任何一种政治信仰都有其相适应的道德信仰, 但两者是不同的。政治信仰一般是对一种政治学说、政治理论以及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的追求, 并且立足于现实的经济关系, 并以改变社会为终极目标, 而道德信仰则是立足于现实的客观实在, 是对人“应该”的现实追求, 以改变人为最终目的。政治信仰不可能取代道德信仰。但在阶级社会中, 政治是社会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它能给予与它相适应的道德信仰外在的保障, 于是西方的道德信仰长期以来依附于宗教信仰。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 道德信仰受到了政治信仰的巨大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样, 政党国家就承担着社会伦理的正当性的证据负担, 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 (刘小枫, 1979)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极左思潮泛滥, 政治信仰维系于领导者个人的意志, 丧失了自身独有的标准, 这样, 一旦领导者出现错误, 就会转化成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错误, 而道德也就必然处于混乱当中。“文革”中人们的政治狂热依稀历历在目, 随着他们的政治信仰发生偏差, 受政治信仰极大影响的道德信仰也就随之动摇起来。政治信仰冲击影响着道德信仰, 使道德信仰沦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人们丧失了善恶的评判标准, 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信仰对道德信仰的强烈冲击会使道德远离其建构的基础——真实的社会存在, 使其丧失了自身的本性, 判断的标准。这样以唯一的软约束力——道德来维系的社会因为人们逐渐对道德的摒弃, 进而丧失了认同感的依托, 而最终陷于瘫痪。
(三) 经济原因。
1.道德信仰缺少物质力量的支撑, 就会产生危机。
精神的追求、道德的信仰决不是无条件的, 它只能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中才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王曦, 2000) 。正如人们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而使自己离开地面一样, 人们不可能超越现实生产状况去构筑子虚乌有的道德王国, 道德有其现实性原则。在经历了极左思潮带给全国人民的苦难后,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引进来, 走出去”的战略, 此时, 我们才发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并非过着我们想象中的“水深火热”的生活, 反而我们期盼已久的发达的物质文明生活在那里早已成为现实。一时间, 一些偏颇的言论四起, 悲哀于此的同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 道德信仰缺失了物质的支撑。于是长久以来支撑我们的信仰迅速被动摇, 转而迷信和崇拜西方文明, 这样, 道德的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2.转型期, 义利观矛盾冲突导致信仰迷失。
我国传统道德强调重“义”, 轻“利”, 但在我国社会转型中, 一些人短时间内发家致富, “先富带动后富”, “后富们”看到了巨大的经济驱动力, 抛开了久久被压抑的舍利取义的观念, 投机倒把, 损公肥私。而“市场”在自己的活动中总是追求最大利润和最大效率,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也就是追求最多的金钱。市场的驱动、周围人的效仿, 不断诱发着人们产生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贪得无厌的欲望, 在经济生活中, 道德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乃至牺牲生命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舍利取义, 为什么还要讲道德?
3.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流动性增强, 带来了道德信仰迷失。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 传统的社会是熟人社会, 在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时, 就会出现道德信仰目标丧失、道德行为失范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人与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关系之间是熟悉和稳定的, 这对人们的道德行为构成了潜在的约束。而在转型时期, 为了增强劳动力的合理分配, 国家鼓励人员合理地、有序地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些在本乡本土恪守道德原则的人处在陌生的人群中, 往往会在无人监督的状态下出现逃避责任的可能性, 做出种种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
4.转型时期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导致道德信仰的迷失。
一是在我国转型时期, 由于体制的不健全, 导致机会和代价相分离。国有企业改制致使大量工人下岗, 他们在承受社会转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相分离代价的同时, 却又看到了腐败官员们利用职权谋私利。代价与机会的主体不一致, 尤为重要的是付出代价的是多数人, 而获取机会的则是极少的一部分人。极少数社会不公正现象使公众们感到受欺骗、被愚弄, 进而对道德失去信心。道德具有一种正反馈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也会同时作出相应的道德行为调整。比如对公共事物的冷漠, 道德情感的淡化, 甚至作出不道德的行为, 使一部分人不讲道德所引起的反馈作用, 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推向低谷 (周文彰, 1991) 。二是法治的不健全引起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甚至是善恶因果链的断裂。有善不赏, 有恶不惩, 最易引起民愤, 动摇人们的道德信仰。赏罚问题实为权利与义务的问题, 权利与义务不相统一, 就会形成好人得不了好报, 坏人受不了惩罚, 却依然要人作出自我牺牲, 无条件地讲道德。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自然会因为道德成为自己获取幸福的最大障碍, 而摒弃道德。道德失去了内在的魅力和号召力, 就会变成一片废纸被人们丢弃, 到那时, 人们对道德的信仰自然就会瓦解。
(四) 理论原因。
道德信仰自身的理论缺失也是导致道德信仰迷失的原因。从道德主体的思维模式来看, 主体思维一经形成僵化模式, 立刻就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灵活性、可塑性和勃勃的生机, 以一种强有力的惯性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 甚至完全陷入死胡同, 还在高傲地自命不凡。这样可以理解为道德信仰一经形成, 不是在社会发展变化中不断完善充实自己, 而是以自己的观念模式去衡量要求社会生活, 使自己陷入孤立静止的境地, 而同时它又极力排斥与自己的信仰不统一的行为方式。这样的盲目性逐渐使这一固有的道德信仰僵化起来, 拒绝权衡和变通, 漠视新事物的发展和新的道德环境, 固守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 盲目地崇拜自身, 往往会离其预设的道德目标渐行渐远, 甚至丧失其自身。
(五) 文化教育原因。
1.道德信仰迷失不是脱离时代而发生的,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不同的文明形态更替过程中会出现“灵魂的分裂”现象 (汤因比, 1986) 。也就是指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面对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 人们会出现信仰的迷失。而“生活世界本身的转型则是主体道德信仰演化的客观外在机缘”[9]则说明了这种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道德信仰迷失是必可避免的。有了这种观念, 我们就会对当前我国正经历的道德信仰迷失不会抱有不可挽救的想法, 而是立足于充满希望, 有必能解决它的信念。
2.我国传统道德的负面影响。我国的传统道德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 又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我国历史上, 社会的秩序规范是靠权力等级以及人道伦常的血缘关系来确立和维护的, 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宗法意识、宗族观念、长官意志等非理性价值意识同现代的平等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观念等等是格格不入的, 而我国传统道德重社会、国家, 强调集体, 轻个人, 在转型期间和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要求是互相冲突的, 极易引起人们道德信仰的迷失。
3.我国长期以来的道德教育缺失。我国的道德教育侧重强制性地加强学生的知识记忆, 强调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道德知识体系, 忽略受教育者的道德践行, 这样的知行不统一, 学生只了解“关于道德的观点”, 而不了解“道德的观念”, 只是“被动地认同道德价值体系”, 却缺少信服这种道德价值体系的依据与理由, 只是知道“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却对“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毫不了解。
4.道德的评价标准过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 我们倡导“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舍己为人”等道德观念, 在道德建设中上述道德作为最高理想道德有指导全国人民树立良好道德的作用, 但把它作为一般标准甚至生活标准就会不恰当, 因为缺乏实实在在的生活根基, 我国还没有达到拥有发达的经济、物质资源, 自然对应的就会出现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利己行为。合理的利己甚至利己利他在当今转型期的我国越来越多, 渐渐被国民认可、奉行时, 拿先前过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并斥责这种利己的行为为自私的恶行, 就会渐渐产生道德信仰危机。
由于历史的沉淀, 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因素及道德信仰自身的缺失使得道德信仰缺失在当代中国成为道德建设突出的问题。不可否认, 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道德失范的现象, 而人们的道德意志越来越薄弱, 道德精神越来越麻木, 这些的确令人担忧。如果沿着这样的轨迹走下去, 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道德就会渐渐丧失其内在凝聚力, 缺少了软约束力的社会就会丧失一直以来遵循的价值系统, 那么道德的人在不道德的社会中行为就会渐渐失去收敛, 从而最终变成不道德的人, 整个社会就会走向发散和解体, 最终面临崩溃。这些是我们所不容乐观的, 而打破这种趋势的有效办法就是进行道德信仰的重建。
四、重建道德信仰的有效途径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 道德信仰重建的基本目标是引导人们建立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 与中华民族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党的十六大报告, 2002) 的信服与尊重, 大力发展德育教育, 从而科学地培养道德信仰主体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识, 以开放的形态, “最终通过社会成员的理性自律达到社会秩序的框设、利益结构的稳定和社会运作的有序化 (杨永强, 1998) 。”
(一) 大力发展经济, 它是道德发展完善的根本客观物质保证。
历史证明, 当经济大力发展、社会稳定时, 人们的道德状况就会上升;相反, 当经济发展遭到挫折, 甚至倒退时, 社会就会逐渐产生混乱, 而人们的道德状况就会下降。只有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基本前提, 其它社会活动才会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道德取决于作为基础的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 道德信仰的根基就不稳定;只有当前经济发展,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相应的道德信仰才有可能形成;只有民众看到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以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提高着, 感受到以此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才会从内心深处提升社会主义道德信仰, 才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 大力加强体制、法律建设, 促进道德信仰重建。
1.加强完善社会公正监督的体制与公众舆论机制。
前面谈到了机会代价相分离从而产生社会的不公正。我国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公有制为基础, 理论上人民拥有资产, 但全民所有的抽象概念到实际中却沦为人民不能支配公共财产。随着市场化的逐步转轨, 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亟待完善, 一部分公共财产的看守者——官员们利用手中职权化公为私, 激化了社会不公正现象。在我们进行道德讨伐的同时, 必须全方位地铺开社会公正监督机制, 通过法律监督、环境监督、自觉地自我监督来扭转当前的道德失范状况,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同时, 主体道德信仰的产生通过依靠自身外, 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公众舆论。因此, 加强公众舆论机制, 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道德失范现象研究、探讨、定性, 以非强制性而又环绕的方式感染每一个道德主体提升道德意识, 坚定道德信仰。
2.加大法治建设、建立道德赏罚机制。
善者赏, 恶者罚, 如果这点做不到, 甚至产生错位, 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公正。赏善罚恶意味着在社会中肯定某一道德行为或道德人格价值, 并以此为榜样, 激励更多的此类行为与人格的出现, 以及对不道德行为的责任追究, 使不道德的人受到谴责和惩罚, 这样就能营造出一种扬善抑恶的道德环境, 激发全民提升道德素质。在权利与义务领域中, 对行善的人创造一些特殊的自身发展机会, 设立相应的基金和奖励制度, 甚至作为考评招工的优先选择, 而对做恶的人, 对不正当竞争、不守信用、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处。道德赏罚机制的建立与加强能有效地消除社会不公正现象, 造就道德的清明。此外, 对于掌握处罚的组织机构要严格执行“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方针, 不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放任自流。国家相关立法机构也与时俱进, 不断修订法案, 制定符合道德赏罚机制的法律, 从机制上加强道德信仰的步骤、过程。
3.大力发展德育教育, 以开放的发展的状态进行道德信仰重建。
道德信仰的重建根源于人们内心“善”的追求、回归, 主要依靠自我内在的不断教育、长期修养, 而仅依靠国家制定的法律或颁布的行政命令则无法达成完全的认同感。于是自身的道德提升绝大程度上依赖于德育教育。首先, 德育教育应该循序渐进, 有层次地建构道德信仰体系。不光灌输道德的固有知识, 单纯地进行理论教化, 而是侧重于实践, 从幼儿时期就系统地分步骤地让他了解人类为何需要道德, 缺失道德会怎样, 通过反例教育让道德主体感同身受地明白道德信仰的重要性、必要性。其次, 德育教育的内容要与时代接轨, 保持开放的发展的状态。因为道德信仰是随时代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又对道德信仰提出了新的挑战。一个系统如果形成就会拒绝调整和变革, 从而极易走向保守、封闭和僵化。德育教育应打破这种僵化, 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吸收各种合理因素, 补充新的内容, 增添新的形式, 这样建立起来的道德信仰才会充满活力, 才会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信服、所内化。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德信仰问题已提升到道德建设的核心位置, 我们希望依靠经济物质力量的完善来重建道德信仰, 同时也寄希望于通过观念上的完善达到体制上、机制上、教育上的完善。认识到道德信仰迷失的根源并找出重建的对策, 这样才能走出困境, 社会才能合理、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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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教师权威重构 篇3
权威是一种极具公众影响力的威望,是一种正当的权力,《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威被定义成“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从哲学的角度被解释为“在实践中形成的最有威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由此可见,权威是一种内在的支配力量,力量来源于威望。从权威的主客体关系可以延伸出权威也可以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正如恩格斯认为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不可否认教育是需要权威的,在学校道德教育中,教师是学校权威的集中体现。一般认为,教师权威包括知识权威、道德权威以及制度权威。首先,在道德教育活动中,教师是知识的“上位者”,是社会赋予教师的一种权威和期望,其权威来自于处于知识“下位者”的学生对教师的崇拜和尊重。其次,教师的道德权威是“教师在学生面前具有的道德方面的力量和威望,它受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影响,受法律保护,而教师自身的知识经验、能力和德性是教师真正拥有道德权威的关键”[1]。制度权威则是教师通过制度、规章、法律等保障使学生认同或服从。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与教师本人有密切关联,而制度权威则有其外在性。从学校层面来考察道德教育,传统和社会赋予的教师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是学校秩序的重要维护力量。
二、对青少年道德教育中传统教师权威的反思
1.权威主义道德教育观
权威主义在道德教育中的体现就是对教育者在主客体关系上的霸权地位以及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不加批判的服从。长期以来,在道德教育的实践中,教师成为道德的权威代言人,并在道德知识、规范、标准上拥有霸权,因此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教育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背离。在教育过程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知识的单项传递而非双向传递,即在权威主义的道德教育下,只能是学生向教师学习,缺乏知识的“反向学习”,学生对于教师所教授的道德理论和价值观念没有选择和进行反思批判的自由,在这种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逐渐滑向权威主义教育的困境。
2.教师个人权威与教师权威的混淆
教师权威是一个针对教师群体的概念,如果把教师群体中的个体教师看成是道德规则的来源、解释者,个体教师就是道德权威的代表。教师对道德的判断标准成为学生的判断标准,教师的“人”性和个人价值观被忽略,成为道德的“完人”、“圣人”和学生应该学习的标榜,忽略教师自身的道德知识水平、施教力量、主观意志、个体需要以及教师个人的人格等因素,无形中陷入道德教育的他律状态。在现实中演变为教师认为“善”的就是“善”的,教师的道德准则成为学生的准则,教师对学生个人的评判就成为代表道德权威的道德评判,学生的道德实践往往以教师的良好评判为目标,泯灭了学生对道德的选择、判断和个人动机,虽然在此过程中强调了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模范和“师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3.教师权威与形式权威的混淆
形式权威是国家、社会赋予教师对学生实行管控的一种权力,在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实践中,这种权力表现为一种强制力,教师对学生教授的道德知识、规范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学生对教师的说教要全盘接受和信服,无形中违背了学生道德的养成规律,道德的批判、情感的共鸣、道德的感召力在这种形式威压下被忽略,学生的道德判断力、践行道德的动力被压制。从师生关系上看,道德教育中,师生关系演变成为命令与服从、机械说教与被动接受的关系,使道德教育变成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学生的道德逆反行为被看作学生对其教师威严的挑战和不尊重,由此容易产生道德教育中的种种人际关系冲突,教师失去了对学生的感召力和道德榜样,在高压下,导致学生对教师形式权威的畏惧,而非自身的信仰所驱动。
三、当今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教师权威的消解
1.道德教育的知识化
当前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出现了知识化倾向,青少年学生在学校普遍接受的是被客体化了的道德知识。在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感情、体验、逻辑、态度、评判被抽离,被概念化的道德规则、规范、概念所取代,在知识的传输过程中,没有活生生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教师成为道德规则、规范的唯一来源和最终解释者,基于教师权威的存在,学生开始权衡利益去学习道德知识,反过来又维护了这个知识系统的存在。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出现了学生的知行不一,即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出现巨大反差。当学生遭遇诸如腐败、贿赂、考试作弊、商业欺诈等“反道德”现象时,道德教育就会处于失语状态,其中的子系统包括教师所传授的道德规则的权威性以及教师本身的权威性也就处于失语的状态。
2.道德教育遭遇“知识爆炸”
在封建社会,教师和天、地、君、亲相并列,在道德知识体系中处于上位,受到社会的尊重。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道德教育无论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途径、教育环境都发生了变迁,教育体系变得更加开放,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学科分化日益加速,内容海量剧增,道德教育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知识储备显然遭到了严峻挑战,在对教师“上位者”、“百科大全书”的传统观念下,教师权威遭到消解客观地发生了。
3.多元道德价值观的冲撞
德育是促进个体道德自主建构的价值引导活动[2],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多元价值观与传统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碰撞,传统道德教育中单一的价值观逐渐被打破。青少年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基于多元道德标准、道德准则、道德理念,最终形成多元的道德行为,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功利化、自我为中心等特点。当代青少年一方面面临着道德选择的日渐丰富,另一方面他们的主体性不断增强,通过教师所传授的被社会奉为道德价值正宗的价值观对每一个不同的青少年个体的规劝效用不尽相同,面临着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道德直观层面如何找到交集的技术性问题,在此背景下,教师权威遭到消解就无足为奇了。
4.道德教育的边缘化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对世界的占有和征服欲让当前的教育异化为将教育者塑造成为工具并不断物化,提升人的品质的德育逐渐被驱逐。学校教育者把绝大多数的资源投入到教会青少年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实现青少年自身内在品质、完善其素养的德育遭到排挤,这甚至成为一种理想:“‘去道德’成为当代教育的‘潮流’”[3]。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提出:“民主更多地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道德自律”[4]。在科学技术知识成为教育核心的当代,德行教育式微的趋势使得道德教育中教师的权威遭到旁落。
四、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新型教师权威的构建
1.实现道德教育中教师的角色转变
在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中,教师必须要从传统的教师角色中跳出来,不能将道德权威看作是握在手中用来让学生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权力,教师在道德教育中的本真应是令学生信服的、向往的精神牵引力。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应该注重对学生精神上的引导、心灵上的触动,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符合自己身份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从知识传授体系中的单向渠道转变为双向渠道,教师不应该仅仅是道德知识的传授者,也应该成为青少年学习的组织者、管理者、合作者,或者是间接传授者和教学情境的设计者,在这个教育渠道中,学生可以质疑、可以批判、可以提出异议,教师应该在鲜活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帮学生答疑解惑,在此过程中学生习得传统道德教育中所缺乏的选择、判断能力。教师要让学生学会区别教师个人意志和道德准则,让学生明白教师不是道德准则的制定者,而是教育威权实现的工具。在教育技术上,少些说教,在道德教育中少用“你必须”、“你应该”等指令模式,少些控制、命令,给予学生思考、质疑、评判的空间,通过教师自身的道德权威、行为、师德,激起其心灵的触动,最终激发学生合理正确的道德行为。
2.实现青少年道德分层教育的角色切换
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对教育对象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其显著特征就是教育层次性,包括道德底线教育、道德原则教育和道德理想教育。教师权威应随不同的教育阶段和层次施以弹性调整。在道德教育的底线教育阶段,要用道德禁令或道德指令去约束青少年学生的行为,应该充分发挥教师制度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作用,在知识传输过程中让学生聆听教师的教诲;在道德教育的中间层次即道德原则教育,用道德指令或用道德倡议去指导学生的道德行为,应该把教师的道德权威摆在重要位置;在道德教育的理想教育阶段即用道德倡议去激励青少年的高尚道德行为阶段,教师的师德、人格魅力对学生的道德理想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3.把握道德教育中教育客体的品德心理结构
品德的心理结构是指个体在外界影响下产生道德行为的中介过程所涉及的心理成分以及相互关联和制约的模式或动力机制[5]。道德教育最终要将道德原则、道德知识内化为青少年的信念、价值观、人生观,内化程度和青少年自身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在内化过程中,学生的知、情、意、性的相互关联性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是心理结构的建构,教师应把研究学生心理规律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份。因而,教师要从理论、方法、技术等方面,深入去研究和掌握青少年学生的心理结构和运行模式,结合青少年的品德发展规律开展教育,实行“人性化”的教育。多关注学生的需求,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少些强制,多些引导,结合学生的生活空间、社会角色、现实需要,合理预测学生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在教育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兴趣,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学生角度合理发挥教师权威的作用,因势利导,激起学生内心的共鸣,激发学生的善行,避免出现教师的主管权威泛滥,导致教育活动中的独断和专制。
4.通过提高教师道德修养获得角色尊重
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重要基石,也是学校德育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的德育中,教师应为青少年学生树立优秀的精神和人格榜样,首先,应以机制和制度的创建引导师德建设,强化德育教师的他律,建立德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培训和学习机制,创建全方位的师德评价机制,发挥学校、社会、家长、学生的多位监督作用,将激励作为引导师德的动力机制,创立法律、行政、道德约束机制,实现思想和物质双保障机制。其次,要建立师德的自律机制,社会、公众应多予以德育教师广泛的认同和尊重,共同促使教师将社会美德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学习教育、奖励表彰、监督约束促使师德内化,让教师从满足公众需求到自觉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通过自我教育不断强化职业道德、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在学习中提升自身的师德修养;确立爱岗敬业、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的师德规范,把教师职业视野从义务拓宽到良心和公正,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从对权威的惧怕到对权威的尊重的转变中获得对教师角色的尊重。
青少年道德教育是对教育客体实施价值规范的引导活动,教师权威在其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应从教师自身、学校、社会各方面来重塑教师权威的价值,提高教师在青少年德育中的技能和技巧,强化学生对道德教育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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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重构 篇4
一、影响制约中职德育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 受当前社会对中职学校的期望影响, 存在重文轻德的倾向。技能培养是“硬件”, 德育“软件”可有可无, 结果“软肋”真的软了, “硬件”也没有真正地“硬”起来。
(二)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 中职德育教育教育形式单一。导致学生对所谓的德育活动很难提起兴趣, 甚至反感。不能起到思想道德教育所应有的唤醒、激活与弘扬个体道德潜能的作用, 其结果只能是低效或者无效的。
(三) 受生源不足等办学条件限制, 学校主观放松德育教育。
以上是影响制约中职德育教育的宏观环境因素, 从微观看, 中职德育教育的群体对象自有其特定的社会心态, 而他们的各种思想和素质状况, 又总是和他们身处的家庭、社会环境及其教育有着紧密的关连。对这些“个性问题”的把握, 有助于我们确定德育的目标。
首先是中职学生心理素质上的落差。职技类学校的学生, 不少是出于无奈才就读于职技类学校, 一般都奋斗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不足、上进心较弱, 而且自身潜力开发、自我实现的意识相当朦胧。
其次是中职学生家庭教育的缺失。相对而言, 职技校学生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父母在文化程度、生活态度和教养方式上的主客观缺陷, 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亲情关怀, 得不到必要的、正确的家庭教育, 道德观念和行为处于无人指引、放任自流的失控状态, 个性和能力的开发尚处于自在状态。
再次是中职学生社会关怀的不够。在当前社会舆论中, 中职学生就是学习不好、思想品德存在问题的“差等生”, 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良社会偏见对中职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道德品质形成具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据调查, 中职生这类失范行为发生的主因是学生正确道德价值观的缺失, 而造成这种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学校和家庭对中职生道德教育过分功利化的德育教育现状, 最终促使学生丧失自觉的道德价值意识。
二、道德教育的对策:多管齐下, 重新建构中职生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策略一:与时俱进, 建立广义的人才观
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 每一种才能都是社会的需要, 都有社会价值。职业学校学生, 虽在知识成绩上相对处于劣势, 但不等于不具智慧的能力, 许多学生往往具有课业以外的才华或特异能力, 具有潜在的能力价值, 同样是一块块有雕塑价值的好材料。因此, 树立“有教无类, 众皆人才”的观念, 全身心地发现、挖掘、启动、提升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 从而恢复学生的自尊、自强、积极进取的热情, 这无疑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教育工作者的基本功。
策略二:关注学生个体生命的完满发展, 实施人性化教育, 促使学生形成积极而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人性化是个很大的课题, 我无能深究, 但是, 我觉得“爱”却是它的一个核心元素, 因为情感是心理的动力因素, 无论对个人和集体有着强烈的驱动力和凝聚力。中职学生, 往往认为自己“非社会宠儿”, 难成大器, 而自我菲薄, 自暴自弃, 因此, 需要用爱心浇灌他们的心灵。要把“爱生”作为教育操作的先导, 实行情感渗透, 用爱心打开学生的心扉, 了解他们的心身, 以高尚, 炽热的情感真心实意去关心、感化、激励、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 启迪自尊, 恢复自信, 进而引导他们从理智上升华情感, 信念, 确立人生追求。
实现人性化教育, 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要紧的一条是师生之间, 必须坚持相互尊重, 双向交流, 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 引导他们的个性发展与社会需要结合, 和谐发展。
策略三:丰富校园文化, 贴近生活, 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动性
创造丰富、活跃的校园文化, 是中职德育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实现德育目的的重要途径, 它对中职学校来说尤为重要。
学校要尽力发掘整合学校文化资源, 设计全方位的学校文化, 开展百态纷呈, 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生活。丰富活跃的学校文化, 能给学生的知识智慧才能创造丰厚的滋生土壤, 提供学生展示才能、风貌的空间和平台, 使学生在参与各种活动中, 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 又让他们充分张扬个性, 释放亮点, 燃烧激情, 从中认识自己潜在的能力价值, 感受成功与荣誉, 从而唤起他们的进取精神, 激发人生追求和使命感。
策略四:坚持严谨制度与恒续培养, 深化道德教育
中职学生处在青少年期, 生理、心理尚未成熟, 辨析能力差, 可塑性大, 良好的品质行为容易反复, 不易养成, 因此, 需要严要求, 促养成。
首先, 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标准, 要建立一整套严格而科学的规章制度, 具体可行的措施办法, 构成完整有序的秩序。
其次, 要坚持反复抓, 抓反复, 重培养, 促养成。在宣传教育上不能怕重复, 怕老调重弹, 但是, 形式方法要有创新, 要生动活泼。
促养成, 重要的是落实践行, 督促检查, 切忌言而不行, 行而不果。通过反复的培养训练, 经常的督促检查, 定时的评比表彰, 全员的互动铸塑, 驱动学生自我约束, 自我完善的自觉性, 实现良好行为习性的定势和巩固, 形成严格有序的品行秩序。
总之, 中职生的道德价值观的重建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 但只要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时刻秉持“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纯粹道德理念, 多管齐下, 相信我们重新建构中职生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教育目标一定会最终达成的。
参考文献
[1]张健:《教育面临的挑战》,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年。
道德重构 篇5
关键词：伦理道德,伦理缺失,社会转型,道德重构
一、伦理缺失带来的社会危机
电影《无人区》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道德缺失的荒漠, 没有人类社会正常的规则与约束, 只有强硬的暴力与赤裸裸的利益。在这个异化的世界里, 律师为了逃避罪责, 在撞人后给对方浇上汽油想要毁尸灭迹;黑店老板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逼迫儿媳妇卖淫来“捆绑销售”汽油;老板的傻儿子不通世事, 只有本能, 砸人头与砸车灯一样不带感情, 莽撞而残忍;最邪恶的鹰贩子根本“不是人”, 可以为了价值100万的鹰隼撞死警察, 也可以为了老板娘讹诈的50块钱而动杀心, 缺乏正常人的情感, 是无人区最凶残的野兽。无人区的故事更像是动物的故事, 只有本能没有人类社会的种种约束。
《老无所依》中的美国西部暴力横行无忌, 代表正义的警察却束手束脚, 故事背景同样是一个伦理道德缺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人们只遵从强硬的力量, 大多不再相信旧时代的传统与美德, 法律也显得软弱无力。连环杀手无所顾忌, 甚至不在乎金钱, 杀人只凭自己制定的规则;牛仔人到中年, 想给妻子优裕的生活, 为此铤而走险, 想藏下毒贩的两百万, 他不相信法律, 信奉自己的强力;老警察仍然想要抓住凶犯, 维护父辈们在旧时代的公义, 但在横行的暴力面前犹豫不前。这个残酷的世界里, 杀手、牛仔、老警探象征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 他们信奉强力, 终将老无所依。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无人区》把当今社会伦理道德受到冲击的状态加以夸大, 形成一个可怕的道德荒漠, 伦理缺失带来的社会危机发人深省。由于拍摄条件的不同, 《老无所依》并没有把残酷的故事限定在一个小小的“无人区”, 叙事比《无人区》少了些荒诞不真, 给人的感觉更现实更冷酷,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无人区”, 也许还有少数好人如老警探, 但好人已经不愿意挺身而出, 希望近乎绝灭。如果说《老无所依》的世界是道德沦丧的西方世界, 《无人区》里的荒漠则是正被侵蚀的中国社会。
二、伦理缺失的现状与影响
1. 伦理道德意识的淡化
在《老无所依》的异化的世界中, 恶人横行, 法律不能惩治, 道德审判最终也缺席, 使得恶人逍遥法外。《无人区》中的人们, 道德意识淡化, 行为准则更像动物而非人类。电影中的道德荒漠是现实社会道德意识淡化的一种投射, 这种危机感是现今社会普遍能感受到的。现实社会中, 人们遵守法律, 单纯道德范畴的准则已经缺乏约束力, 伦理道德不再是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而人类社会的复杂多面是法律无法完全覆盖的, 伦理道德的缺失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
2. 伦理道德观的冲突
在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期, 义利选择模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 在个人与集体之间, 存在着多种选择与冲突。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的同时转轨, 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复杂多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新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冲击了原有的受身份限制的刚性的社会结构, 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化。伴随着经济体制与分配方式的转变, 一些人得到利益, 一些人失去利益, 产生了新的阶层, 新的利益集团, 原来的利益集团也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造成了义利模式选择的改变, 加上西方伦理道德的影响, 形成了多元化的义利选择模式。这种多元并存的现状引起了伦理道德观的冲突, 使社会道德层面上出现一种无序的状态, 人们在面临伦理道德的选择时显得无所适从。
3. 伦理道德缺失引发的社会危机
伦理道德缺失引发的问题绝不仅限于某一方面, 而是出现在社会的多个方面。
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中, 物质决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依此而论,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必将对传统意识形态形成有力冲击。举例示之, 我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各大国有企业为了适应国际竞争趋势以及世界市场形势的客观变化, 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具有攻坚意义的体制改革, 力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增强自身竞争力, 摆脱亏损困境, 并以带头人的姿态引领中国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在此过程中, 丰硕的改革成果令人振奋, 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 但其中出现的问题更值得关注、引人深思。西方的市场经济经过数百年锤炼已经日益成熟, 其公司制的管理形态及理论在我国进行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并发挥巨大作用, 而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对中国传统的精神理念形成了挑战之势。凡此种种, 都揭示出, 在中国社会物质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其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存在着步调上的差异。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伦理道德重构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 传统伦理开始它的现代转向, 与此相伴的是受到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迎合改变, 完成转型期伦理道德的重构, 应寻找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伦理思想的历史契合点。
1. 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
中国的传统伦理, 专制是最鲜明的特色。一切关系处理皆以此为原则、为纲目、为依据, 因而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长幼之间上下有序、尊卑有别, 同样的家庭成员却没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显示了传统道德的专制与残酷。但是, 应当看到传统伦理观下的社会并不是人间地狱。纵观中国历史, 尽管不断发生改朝换代、社会变革, 但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却一直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甚至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是新型中国伦理道德观的来源。
2. 对西方伦理优秀因素的借鉴
现代伦理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 从全球化的高度来看, 文化的发展日益紧密, 世界化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 一靠自身由少到多, 由浅入深的积累, 二靠外来的不断的补充、刺激和冲击,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西方伦理文化不断输入, 一方面促使了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换;另一方面, 西方伦理文化中的优秀因素, 同样也为我国现代伦理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补充。对于现代西方伦理关系中一些合理内容, 如平等、民主和法制观念, 与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是一致的, 从西方工业化社会中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寻求借鉴, 使中国的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与“全球”家庭伦理建设接轨, 使西方伦理的精华部分成为中国转型期伦理道德的养料。
3. 新型伦理的建构
建构现代伦理, 首先应具备现代性态度。现代性态度是在西方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 “它的基本特征至少有三点:一是对于理性及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认;二是对于自由价值的倡导;三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这为伦理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原则与价值参照, 即现代伦理应当是一种以人为本、以自由为核心、以幸福为目标的新型伦理。当然, 仅仅把现代伦理确定为以人为本是不够的, 还应该同时指出这个能够成为伦理生活之本的人, 是自由的人, 是有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 自由是现代伦理生活的核心和基本原则。
在伦理学的视角下, “无人区”与“老无所依”的世界是人类社会道德意识淡化的反映, 伦理缺失引发的社会危机已经不容忽视。中国社会转型期伦理道德体制亟待重构, 在寻找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伦理思想的历史契合点的同时, 借鉴西方伦理优秀因素, 实现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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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重构 篇6
托马斯·卡莱尔 (1795-1881) 是19 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毕生致力于文学写作, ”英雄崇拜”是他永恒的主题。他的代表作《英雄与英雄崇拜》、《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等, 在当时的英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文明崛起,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盛行, 权力和财富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些由工业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令卡莱尔深感忧虑。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已经不再懂得崇拜的意义, 或者说崇拜已经被机械地解释成了对痛苦的恐惧和对快感的渴望。我们现在真正的神祇是机械主义。”
卡莱尔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 他在批评社会罪恶与人性异化的同时, 试图找出拯救的办法。在他看来, 这个物质至上、道德堕落的时代, 需要超越庸众的英雄来引领人们找回丢失的灵魂、重塑正确的价值观。他坚信, 治理国家的永恒希望存在于英雄崇拜之中, “我们必须更好地崇拜英雄。...... 意思是把民族的灵魂从衰竭中唤醒, 把幸福的生活--- 上苍保佑的生活, 而不是财神爷给的生活--- 重新还给我们.”[2](13)对社会现实的焦虑和批判促成了卡莱尔英雄观的产生, 其目的是将“英雄崇拜”作为他实现社会道德重构的具体方式。另外, 卡莱尔英雄观也是对西方英雄崇拜传统的继承和系统化。西方英雄崇拜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代, 讴歌英雄就是神话和史诗的主题。比如, 《荷马史诗》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圣经》中也有丰富的英雄故事, 鲜活的英雄人物为后世所铭记和敬仰。所以, 卡莱尔确信“对英雄的崇拜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或民族的历史的灵魂。”[3](5)
而卡莱尔英雄观产生的思想来源则主要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哲学, 其代表人物之一费希特的“神圣理念”成为卡莱尔认识论的核心内容。费希特指出, 整个物质世界的万物, 特别是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人类生命, 都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或感觉表象, 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存在, 也就是存在于全部自然表象深处的隐蔽的本质, 即“神圣理念”。受费希特的影响, 卡莱尔同样把自然看作神圣理念的表征, 他认为, “一切现象, ...... 无非是神圣理念的外观, 是神圣理念具体化为看得见的东西而已。这种神圣的奥秘是无时不有, 无所不在的。可是在大多数的时间和场合却被完全忽略了。 费希特认为只有通过学识渊博的人的解释, 人们才能意识到“理念”的存在, 这便是卡莱尔英雄观的源头。
卡莱尔的英雄人物的本质就是从庸众中脱颖而出、率先认识到、并传达出“神圣理念”的人。他指出, 英雄是一种生活在万物的内在领域, 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而这些东西尽管一直存在, 大多数生活在世俗和平凡环境中的人却是看不到的。英雄存在于其中, 他靠可能的行动或言论到处表明他的态度, 到处表明他自身。[3] (255) “英雄像北极星一样, 他能透过层层云雾和尘埃为人们指引方向。英雄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 他可以洞察作为本源的精神的存在, 向无法自己倾听上天诫令的芸芸众生昭示永恒的正义原则。”[4](113)总之, 卡莱尔心目中的英雄就是少数被挑选的、能够参悟并解释神圣奥秘, 并引领众人走向光明的人, 当社会陷入混乱而无法自拔时, 只有英雄的降临才能拯救世界。
卡莱尔的英雄存在于各种历史文化语境中, 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 他列举并描述了六类英雄:神明、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和帝王。神帝和宗教先知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于是卡莱尔对文人英雄倍加推崇。他所界定的“文人”主要是以写作为业的作家。“文人英雄”是他构建的一种理想的文人范型, 他们属于印刷术存在的现代, 是知识和精神上的双重权威, 会肩负起前四种英雄的使命, 用印刷的书籍说出所受的神启。他认为“既然精神总是决定物质的, 那么这种文人英雄就应该被视为我们最重要的现代人物。他将成为世界的灵魂, 他教导的东西, 整个世界将会去做和创造出来。”[3](254)他认为, 文人英雄具有洞察力, 凭着一双智慧的眼目, 真正的文人英雄成为 “世界之光”, 他像神圣的火柱一样在黑夜里点燃了一座明亮的灯塔。[3](257)他把拯救这个“无神的世界”、“除了机械生活之外一无所有”的时代的希望寄托在对文人英雄的崇拜之上。
所以, 卡莱尔更看重文人英雄的本质。他认为文人英雄首先是一个有创见的真实的人, 因为“诚恳是一切带有英雄品质者的首要特点。”[2] (182) 他们真实地传播其领悟的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 不虚饰或扭曲, “他唯独和他自己的灵魂、事物的现实站在一起。”[3](88)文人英雄的另一特征便是“智慧”和“理性”。他们是有真知灼见的先知, 能够彻悟宇宙和人生奥秘, 能参透事物的本质, 从而能对社会现实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批评。同时, 文人英雄还具备“勇敢”的特征, “勇敢是一个永久性义务”[3](51)。他们坚持真理, 敢吐真言, 坚守道德和良知不动摇。总之, 卡莱尔的文人英雄是知识精英, 是时代的圣人和先知, 他们有真诚的灵魂、深粹的智慧、敢于针砭时弊、坚守真理和良知的勇敢, 在他们身上承载着卡莱尔重塑社会道德的希望。
尽管卡莱尔的英雄观因被一些人解读为拥护独裁、反对民主而受诟病, 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卡莱尔之所以倡导英雄崇拜, 就是出于对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焦虑而寻求时代的英雄人物, 让他们启迪人的灵魂, 恢复社会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观, 建立良性运转的社会机制。卡莱尔本人也可以说就是他所描绘的文人英雄, 他具有文人英雄的真诚、理性和勇气, 批判社会痼疾, 探求出路, 努力践行着重构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理想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高晓玲.托马斯·卡莱尔的知识话语研究[J].外国文学评论.2014 (4) .
[2]托马斯·卡莱尔.文明的忧思[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