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身份（共11篇）
社会身份 篇1
新闻传媒在报道事实、传播信息的过程中, 总是蕴涵着自己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它们既要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 又要巧妙地对受众施加影响。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整个社会体系和文化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大众媒介可以凭借有效的信息和观念传递推动着社会变迁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 大众传媒积极配合政府政策宣传的需要, 成功地促成了社会总体注意力从“阶级斗争”到“发展生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传媒在巨大社会变迁中的积极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不过, 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传媒的巨大作用时, 更要时刻警醒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如何把握传媒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是当代媒介人应该理性思考的问题。
复杂社会语境中的传媒身份困惑
在传统政治主导型社会中, 媒介作为事业单位直接受到政治权力的操控, 相对来说, 面对的权力关系比较简单, “喉舌论”概括了媒体明确的责任和义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媒体开始被推向市场, “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的提出为媒体预设了相对复杂的社会生存语境。随着商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取代以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念的兴起, 当代中国传媒处于更加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如何准确地找到自己的身份和定位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邵培仁教授对于媒介的现状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社会的自我转型和全球化趋势的浪潮把中国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角色冲突场,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 中国媒体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1) 在政府代言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器的多种“角色丛”中, 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当它认同政治的时候往往会成为政客, 当它过分强调市场的时候它又成为商人。与传统身份的渐行渐远, 与现代身份若即若离已经成为困扰媒介自身发展的最大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否更直接影响着媒介在社会发展中功能的实现。
如何在现代权力场域中, 找寻自己的定位是媒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事实上, 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总是离不开“国家”与“市场”的双重介入。以往我们在观察媒体的时候常常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习惯于批评国家为了某种目的对媒介进行控制和利用, 打压了媒介市场与意见的自由市场, 反过来也批评商业媒介为了竞争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其实, 这些只不过是表象而已, 真正的秘密在于各种权力关系体系操纵着这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媒介的影响, 以及媒介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作用, 均不是直线过程, 而是要通过权力关系体系起作用。例如, 相对自主的媒体在制作新闻以满足受众的需要时, 它可能落入政府设定的议题框架中, 而处于从属的地位;同时受众的需要也可能早已隐含了有利于现有权力架构的意识形态, 而使媒体成为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因此, 要从反思的角度重建传媒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 就得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体系。
以客观公正抵制权力的侵蚀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传播媒介的发展历程就其实质永远是争取媒介权力和反思媒介权力的过程。传媒所面对的权力关系常常是通过控制和反控制来实现的。一般来说, 媒介所面对的社会控制包括三个方面②:1.国家与政府的政治控制。2.利益群体与经济势力的控制, 包括产业所有制的控制、广告的控制等。3.社会控制, 即广大受众对传媒的社会监督和传媒行业组织基于职业道德对媒介的约束。上述三种控制方式对应着三种不同的权力, 即政治权力、经济资本权力、民间话语权力。
在当前的媒介话语权力争夺中, 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资本以及民间话语力量都在进行积极的干预。目前对我国媒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主控力主要来自商业力量和政治因素。改革开放前, 在高度行政化的制度安排中, 传媒基本上是政治权力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部门, 传媒只需要适应喉舌属性与单极化的权力结构。但是随着媒介推向市场, 政治权力的操控不再是唯一的制约因素。经济资本对传媒的影响日渐增强。而当政治因素和商业因素联合起来时,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媒介对掌权者的妥协, 表现为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和商业上的营利目的, 由此也带来了媒体公信力的一次次危机。
因此, 当代媒介要保持相对的独立, 就必须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民间话语权力的交集中找到相应的平衡, 排除某一群体的控制, 尤其是经济势力的控制是必须的。为此, 媒介必须强化自身的自律并接受必要的监督。在国外, 新闻行业工作者自发组成的、没有官方背景的自律部门和行业协会, 民间各式各样的、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 都会对新闻媒介的具体操作提出更为公正客观的批判和建议。在我国, 像这样的能够制衡商业和政治因素的力量尚未形成。所以我们更应该强调媒介自身的自律和独立意识, 在现阶段关键是谨防商业资本的过度渗透和侵蚀。谨防商业的侵蚀其实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 传媒要抵制来自外部的商业资本的控制, 坚守“社会守望者”的职责, 为公众提供准确的信息;另一方面, 传媒还要抵制来自媒介内部商业化生存的诱惑, 避免商业逻辑的无限扩展, 避免以商业化功能涵盖新闻传媒的所有功能, 避免对“眼球经济”的追逐, 通过增强媒介的社会责任感来对抗各种权力形式的操纵。
增强传媒公共服务与精神导向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方向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型过程:第一次转型是从为政治服务为中心转型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心, 那次转型开辟了中国新闻媒介发展的黄金时期, 为我国新闻传媒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第二次转型则是从为经济建设服务进化向为社会系统的和谐健康服务的轨道上来, 这是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转型过程”。③转型后的新闻传媒亟待增强的是公共服务和精神导向意识。公共服务意识是媒体在现阶段需要强化的理念, 它不仅要求媒介为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信息, 还包括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意识在其中。以备受争议的媒体“精英化”定位来说, 虽然国内许多经济类媒体都趋向于所谓的“中产阶级”定位, 但是调查资料表明,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所占适龄人口比例只有7%左右, 人数不过六七千万, 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是金字塔形的结构, 底层群体还占人口的大多数, 离发达国家那种以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相距甚远, 这样的差距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改变。因此, 拥有公共服务理念的传媒一定要考虑其他阶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群体的生活实际以及精神样态。
我国社会的转型对于公共服务还有着更深一层的要求, 就是加强精神导向意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进行着西方社会用了200年时间所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巨变让世界都感到了震惊, 商界成功人士作为中产阶级的兴起, 包括各种富豪排行都是中国走向物质富裕的写照, 然而与此并不和谐的是经济的迅速增长, 并没有带来从容的国民心态。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 贫富鸿沟与隔膜的加深, 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已经成为当代国人必须面对的精神困境。在2008年的一次网络调查中, 人们惊异地发现“焦虑”已经成为中国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病态。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认为, 社会的焦虑隐藏的是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和社会道德的缺失感。“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 功利的甚嚣尘上, 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 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 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 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④
以往人们习惯于把精神启蒙和价值观重建的使命赋予“文学”, 但是媒介繁盛的时代, 发达的传媒系统已经取代了神圣文学的位置, 成为构建人们价值观念系统的重要力量。因此, 我们需要坚定一种信念, 媒体不仅是一种物质基础的力量, 也是社会观念体系的建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 在我国经济类媒体对商界人士的形象建构中,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它在传递“进取”、“竞争意识”、“能力观念”、“财富观念”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反思其“精神导向”和“道德观念”缺失等现实问题所带来的尴尬。值得庆幸的是, 一些主流媒体对此已有所意识,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和《南方周末》的“南方周末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排行榜”在考量财富的同时, 也对富人们发出了道德和责任的吁求和倡议, 进而引导公众对于财富和社会责任关系的思考。以“南方周末中国内地创富榜”的评选标准为例, 《南方周末》涵盖了“个人财富”、“社会责任”、“企业文明”、“公众形象”等4个大项的评价标准, 与大多数经济媒体上充满“财富决定论”意味的富人报道相比, 无疑代表着媒介对精神导向责任的一种体察和进步。
当今的媒体“既改变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知系统, 也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和方式”。⑤从这个意义上说, 作为文化建构者的传媒可以通过提倡一种文化价值观和道德风气, 造成一种文化势力, 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建构有利于社会良性运转的精神内核。 (本文为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电视信息服务类节目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HB08BXW001〉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1赵金、邵培仁:《重建和谐统一的“媒介身份”》, 《青年记者》, 2006 (13) 。
2余丽丽:《社会转型与媒介的社会控制——透视中国传媒调控机制嬗变的动因、轨迹与逻辑》, 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3罗以澄、詹绪武:《新闻传媒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 《当代传播》, 2006 (1) 。
4《社会转型民众普遍焦虑经济增长未带来从容心态》, 《南都周刊》, 2006年10月16日。
5张立文:《儒学的人文精神》, 《光明日报》, 2002年2月22日。
社会身份 篇2
1.教学目标
一、教学目标
1、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社会身份，进而产生和培养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树立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观，体验到负责任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幸福的人生。
2、能力目标：
明确一个人有多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增强责任心，做一个负责的人。
3、知识目标：
了解社会身份的含义；懂得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有多种社会身份，并且明确人们的社会身份是会发生变化的；明白什么叫社会责任，理解社会身份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一个人同时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而每一种社会身份都要求他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2.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难点
1、重点：一个人同时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而每一种社会身份都要求他承担 相应的社会责任。
2、难点：道义上的责任。
3.教学用具 4.标签
教学过程
教师提问学生，并进行归纳，自然导入课题：
我们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或者是保安，或者是副所长，或者是老板娘，或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不管是哪种身份，都要求我们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1、直接给学生概括“社会身份”的含义。
2、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活动：“我是谁？”，探索中学生所拥有的社会身份。
3、在分析“社会生活本身是多方面的” 这一原因时利用填写表格的方式引出社会生活包括了家庭生活、校园生活、职业生活、日常生活等许多方面。
4、举两例提问学生并进行归纳：
从学校回到家里，自己从学生变为父母的孩子——得出社会环境的变化身份也随着变化。
全班同学现在是学生，将来结婚以后就成了丈夫或妻子，养儿育女以后就成了父亲或母亲。
——自己所参与的社会活动（从努力学习变为爱护家庭、再变为养育子女）的变化身份也随着变化。
1、教师讲述冯思广的生平并提问，自然引出“责任” 及“负责” 的含义。
2、让学生认真观察表格，并得出结论：不同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往往身上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而每一种社会身份都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3、探究思考：我们中学生需要承担哪些责任？然后引导学生得出中学生所要承担的责任。
4、教师组织学生围绕“未成年人需要见义勇为吗？”为主题进行一场小辩论赛，最后总结：未成年人需要见义勇为，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但是未成年人不仅需要见义勇为的精神，更需要见义勇为的智慧，否则不仅救不了别人，也会害了自己。
1、教师概括总结。
2、教师寄语，点亮希望。
课堂小结
新课程改革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感受、经验、体验、学习、升华的过程，变接受性学习为探究性学习，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因此，我在讲解这节内容时用案例来和学生一起分析，让学生在案例中发挥其主体地位，并有所收获。但要注意学生思维的培养，学会运用政治专业术语。
课后习题
1.下面对责任的认识理解正确的是（C）① 责任就是只对自己喜欢的事情负责
② 责任就是不该做的坚决不做③ 责任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④ 责任就是要求别人做或不做某些事情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2.2.下列做法中，正确的是（A）A.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B.为好朋友两肋插刀C.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D.我的地盘我做主
3.列举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三种不同身份，说出它们相应的社会责任。（1）警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执法人员，要承担起制裁违法犯罪，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2）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承担认真组织教学，对学生进行道德和法制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责任。（3）医生作为卫生工作者，要承担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社会责任。
4.辨析题：我们是学生，所以我们的责任只有一个——努力学习。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1）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2）我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所以努力学习是我们的责任。（3）但是我们在社会的不同场合，身份就随着变化，随之而来的社会责任就要相应承担，比如：在社会，作为公民，我们就要有遵纪守法的责任；在家里，作为子女，长大后就有赡养年老父母的责任等。（4）所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只有一个，这句话错在没有把自己的身份看全面，是片面看问题的表现。
板书 板书设计
8.3 社会身份与社会责任
一、人在社会中的多重身份
1、社会身份的含义
2、公民是人的基本社会身份
3.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多重身份，是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多方面的 4.人的社会身份会随着社会环境及社会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二、不同的社会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责任
1、责任及负责的含义
2、一个人同时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而每一种社会身份都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3、中学生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社会身份 篇3
从越来越强的社会责任呼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会展企业，还没有完全承担起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将成为新一轮会展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
社会责任是企业良好形象的需要，还是企业基本的社会底线?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除此之外，厉以宁教授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三个方面。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出人才、出经验。第二，企业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企业所在地区的污染，改善环境。第三，企业要为社会的和谐做出贡献。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相比，在社会责任的意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规则是逐步形成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范体系，国外的企业也就自然而然的去遵守规则，尤其是一些大公司，非常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此外，国外一些企业借助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营销方式，进行品牌推广、创新，往往能取得良好效果。虽然他们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从某方面讲是不恰当的，但这在客观上对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试问未来30年，中国的会展企业应该把社会责任摆在怎样的位置?是为了企业良好的形象需要，还是应该把它融入企业的自觉行为，成为企业最基本的社会底线?
广州英泰展览公司董事长马如飞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更包括政府机构)要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这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只不过早几年人们在“一切向钱看”的误导下，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其实，会展产业本身就具有某种社会公益性，很多会议展览都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现代会展业是跨国界、跨行业、超越意识形态、综合性的现代服务业，它的实质是为所有行业搭建广阔的服务平台，其社会责任就更加重大。
博鳌亚洲论坛高级总监姚望表示，会展产业经常通过免费赠送摊位，赠送参会名额的方式，支持一些社会机构与团体，包括一些弱势群体的参与。此外，姚望表示，会展业本身具有1:9的拉动效应。若把会展业做好，实际上就带动了旅游、餐饮、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也可以很好的体现会展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企业开始提出社会责任，这是一大进步。这正与国家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副会长储祥银表示，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和谐，这是现实的一种需要，对企业来讲，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大势所趋。
社会责任是企业的“包袱”，还是迎头赶上的发展机遇?
对中国会展企业来讲，承担社会责任的任务显得尤为艰巨。目前会展业还存在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比如骗展、冒牌展、展外展等现象还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视听中，最为明显的事例是广交会期间，周边冒出一大片展会，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的典型例子之一。众所周知，会展业进入的门槛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多展会有头无尾，开了几届就没有了下文，或者“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来年换个名称换个地方“粉墨登场”。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大企业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但由于国内企业起步较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急于发展的趋势。在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经营战略的取舍中，有些企业为了“一夜致富”，而选择“不择手段”。从而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公德，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些企业实力有限，同时心存侥幸心理，通过政策、法规的“擦边球”，意图等公司发展壮大后，再重新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和随之相关的社会责任。
我们在看到企业内部自身问题外，还不能忽视外部因素，比如：社会环境的激励或惩罚不够。在我国，由于现阶段会展业相关的法制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哪些行为对社会造成损害，要承担哪些义务，没，有全面而系统的规范，整个社会环境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规范行为奖惩不够，没有惩罚实际上也就没有激励。此外，在企业没有形成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往往认为他们较之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处于竞争的劣势。因此，在短期经营决策中企业倾向于不履行社会责任。
那么，未来三十年，对中国的会展企业来讲，社会责任是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的“包袱”，还是迎头赶上，打造品牌的机遇?
其实，企业作为经济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但企业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组织，并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还必须从道德的角度对自身的经营思想、营销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控制，使自己的企业行为符合社会的长远利益。
“今天，每当我们在策划和组织举办每场具体的展会时，首先需想到的是你所做的展会，对促进行业发展和进步是否有益；你的展会服务措施是否得力，能否被服务对象所接受。我认为会展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服务质量。提高会展的服务质量，就是承担社会责任最好的体现。”马如飞表示。
未来的三十年，对于中国企业来讲，面临新一轮的竞争。中国会展企业，要在世界的格局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需要迎头赶上打造品牌。而诚信、社会责任将成为企业最基本的身份名片。有远见的企业，选择短期盈利还是选择“放长线钓大鱼”，相信心里自有一杆秤。
社会身份 篇4
一、法国幼儿教师社会身份的演进历程
法国学前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使得法国幼儿教师的身份得到提升,促进了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其幼儿教师社会身份的演进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19世纪30—80年代:设立专门机构,规范幼儿教师培养
法国1833年颁布的《基佐法》有设置初等师范学校的法令,由于当时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并未分开,统称为初等教育,所以初等师范院校主要是为初等教育培养师资,开启了国家培养师资的先河。在1879年,法国正式提出初等师范学校为学前教育培养师资。国民教育部长费里声明:每省必须设置初等师范学校,以满足小学和学前教育机构对教师的需求[2]。1887年颁布《戈伯莱法》,明确了母育学校的地位,规定了母育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由师范学校培养,在获得证书后参加工作。法国学前教育教师培养走上专门化的道路。[3]此后,法国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合称为“初等教育教师”,培养的方式,学习的内容、方法,参与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所取得的证书也一样。学前教育教师有了资格证书的认同,身份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
在这一阶段,法国开始由国家承担培养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的责任,国家开始兴办初等师范学校,幼儿教师的培养水平有一定的提升。幼儿教师有了“初等教育教师”资格的称谓和证书的认同,幼儿教师的身份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2.19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20年代:赋予幼儿教师公务员身份,提高幼儿教师社会地位
法国《1889年法》中明确规定:国家负担包括幼儿教师在内的所有公立学校教职工的工资。[4]国家承担了公立幼儿教师的工资,幼儿教师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使得幼儿教师的薪资待遇有了保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开始从事学前教育事业。法国《公务员总章》中明确规定:法国公立学校(包括从事学前教育的母育学校)教师获得公务员身份,由国家统一分配。[5]这部法令进一步确定了公立学校教师的身份,使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稳定了学前教育师资队伍,使更多优秀人才涌进学前教育行业。1921年,法国幼儿教师的身份地位提高到与小学教师一样的水平[5],进一步提升了法国幼儿教师的身份,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
这一阶段,法国一方面着重对幼儿教师经济地位的提升,开始了国家支付公立幼儿教师工资,并且对私立幼儿教师的工资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同时,法国提高对公立幼儿社会地位的认可,提升了公立幼儿教师的政治地位,教师获得公务员身份。
3.20世纪30年代—20世纪末:改进幼儿教师的培养方式,提高幼儿教师水平
1959年法国颁布《DEBRE法》规定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的私立机构可以与国家签订合同,加入国家公共服务系统,而私立机构中的合格教师则成为国家合同雇员。[4]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发展方向指导法》,确立了专业的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大学院,把中学、小学和幼儿教师的选拔与培养一并纳入。[2]这一法令使学前教育的教师培养机构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幼儿教师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教师教育大学院实行“3+2”的培养方式,新教师在3年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基础上,在教师教育大学院接受2年教育专业的学习,通过相应的考试与考核获得相关学科的资格证书。[2]该项法令进一步规范了师范生的培养,使各类教师的学历要求、培训方式达到了一致的水平,使幼儿教师的培训权利进一步提升,得到国家的认同。
在这段时期,法国注重提升幼儿教师的地位,私立合格幼儿教师也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不断提升幼儿教师质量,确立专业的教师教育大学院机构培训幼儿教师师资。实行新的“3+2”教师培养方式,不断改进和完善幼儿教师的培训方式,提高幼儿教师的水平。
4.21世纪初至今:提高幼儿教师学历层次,严格考核幼儿教师
2000年法国《教育法典》中再次重申:国家承担(公立)初等学校和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4]后来,法国教育部《99—070号通报》对私立学前教育教师的工资也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4]这一项政策法规使得私立学前教育教师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他们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障。从2010—2011学年开始,法国实行“硕士化”教育教师培养制度,新教师的学历起点提高到硕士层次。[3]各类教师要步入相关的岗位,都必须取得硕士学历。学前教育教师也必须取得硕士学历,经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后才能从事幼儿教师职业。
在这段时期,法国进一步明确公立幼儿教师和私立幼儿教师的工资,做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同时,法国实施“硕士化”教师教育培养制度,进一步提升幼儿教师的学历与水平。幼儿教师能力不断提升,使自我的认同度不断提高。
二、法国幼儿教师社会身份演进的特征
经过100多年的演进,法国幼儿教师的社会身份得到不断提升。在教师培训方面,从零星、分散的培训转变为统一的专业化培训;在经济地位方面,从不明确的低收入转变为明晰的较高待遇;在政治身份方面,从较低的社会身份转变为确切的国家公务员身份。
1.从零星、不统一的幼儿教师培训到统一、专业化的培训
法国在1833年以前的幼儿教师培训是零星分布的、国家没有统一的课程安排。直到1833年颁布《基佐法》开始设置初等师范学校,国家开始培养幼儿教师队伍。再到1879年,法国正式提出初等师范学校为学前教育培养师资,国家对幼儿教师培养有了统一的规定和课程设置,并且通过培训考核授予“初等教育教师”称号。到1989年法国颁布《教育发展方向知道法》,成立了专业的教师教育机构———教师教育大学院,统一实行“3+2”的培养方式,国家对幼儿教师的培训不断专业化、正规化,对培训课程、培训年限有明确的规定。再到2010—2011学年,法国对幼儿教师开始实施“硕士化”的教师教育培养制度,对幼儿教师的学历与能力有了更专业化的要求。经过100多年的演变,法国幼儿教师的培训从以前的零星分布、不整合统一的培训转变为统一、专业化的培训。
2.从低位的经济收入转变为不断提高的薪资待遇
长期以来,法国幼儿教师的收入不高,法国幼儿教师的待遇与中、小学教师的待遇相距很大,公立学校的幼儿教师与私立学校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差距也非常明显。直到法国《1889年法》规定国家负担幼儿教师在内的公立学校教师工资,公立幼儿教师的工资才得到提升,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到1959年颁布的《DEBRE法》规定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的私立机构中的合格教师成为国家合同雇员,这相对保障了私立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在2000年《教育法典》中重申国家承担幼儿教师工资,同时在法国教育部《99—070号通报》中,对私立幼儿教师的工资有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经过这段时期,法国幼儿教师的经济收入从较低转变为较高,并且从不明晰的薪资规定转变为确切的制度规定。
3.从不明晰的政治身份到合理、确切的公务员身份
法国幼儿教师的政治身份一直不高,身份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很低。直到1887年《戈伯莱法》规定,幼儿教师经过考核合格后,获得证书,授予“初等教育教师”称 号,提升了幼儿教 师的身份。再到1889年,法国《公务员总章》中明确规定公立幼儿园教师获得公务员身份,使法国幼儿教师的政治身份得到提高,得到社会的尊重。再到1959年的《DEBRE法》中规定包括私立幼儿园在内的私立机构中的合格教师成为国家的合同雇员,对私立幼儿教师的身份也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升了私立幼儿教师的地位。经过一系列法案的提出,法国幼儿教师的身份在不断提升,政治身份也从不明晰到不断明确,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
三、法国幼儿教师社会身份的演进对我国幼儿教师社会身份构建的启示
法国的学前教育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对幼儿教师社会身份的演进对我国幼儿教师社会身份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专门的培训机构的建立,不断提升的学历层次要求与考核,保证了幼儿教师的质量;“公务员”教师身份的确立,提升了法国幼儿教师身份的政治地位;完善的教师薪资待遇制度,确保了法国幼儿教师的经济地位。我国学前教育起步晚,发展缓慢,直至最近20年才有较快的发展。相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而言,学前教育发展十分滞后。同时,我国幼儿教师的身份并没有像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一样得到认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我国幼儿教师的社会身份。
1.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
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不高是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低的主要原因。泰弗尔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6]。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低,导致幼儿教师社会地位低下,以致幼儿教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经常发生职业倦怠。因此,应当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水平,转变社会对幼儿教师职业的观念,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应转变我国幼儿教师培训方式。我国一直以来幼儿教师培训都是以中等师范院校、大专师范院校、进修学校为主。参照法国教师教育培训方式,我国培养幼儿教师的机构,应转为高校大学培养为主,各类大专院校、职业院校为辅的培训方式。另一方面,不断落实和改进《幼儿教师专业标准》,提升学前教育教师质量。法国教师“硕士化”的要求,使我们认识到严格考核和资格认证幼儿教师对提升教师质量的重要性。我国应该全方面培训幼儿教师,扎实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提升教师能力,使学前教育教师成为新一代“研发型”与“操作型”教师。转变对幼儿教师的固有观念,提升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
2.确立幼儿教师身份,提高幼儿教师的政治地位
我国社会各界对幼儿教师身份没有正确的看待,人们对幼儿教师的称谓多以“保育员”、“阿姨”、“看护者”等辅助性的身份加以称呼。在她们身上“教育者”的身份难以得到承认,社会各界多以看护孩子、带孩子的角色去看待幼儿教师。教师已经成为一项职业声望比较高的职业,但是在教师职业内部幼儿教师的地位比其他教师的声望都低。一项名为“东昌府区幼儿教师职业地位的调查”显示,在30种职业声誉排序中,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教师分别为第2位、第8位、第13位和第17位[7],可见幼儿教师的身份地位很低。法国《1889年法》明确提出公立学校(包括从事学前教育的母育学校)教师获得公务员身份,对幼儿教师身份有了明确的规定,使得优秀人员涌入学前教育,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我国一直以来对幼儿教师的身份没有明确的界定,他们是老师,但是他们是“不同寻常的教师群体”,他们的工作没有得到人们真正的认同,社会上仍以“保姆”、“看护者”、“阿姨”等角色看待幼儿教师。应当借鉴法国,明确以法律的形式树立一种幼儿教师的身份,从外部为幼儿教师打造一个认同的称呼,改变社会对幼儿教师身份的偏见,提高幼儿教师的职业声望,使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学前教育事业。
3.加大薪资的投入,提升幼儿教育教师的经济地位
经济地位的衡量标准可以是经济收入的多少或财富的多寡,是影响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教师社会地位评价的主要依据。在我国,幼儿教师的薪资收入都非常少。我国正式的、有编制的幼儿教师工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国家规定基本工资+当地教育局绩效补发(按当地教育局财力情况)+幼儿园奖金。一般来说后面两项非常少,扣除“五险一金”,幼儿教师工资在1900元/月左右。没有编制的合同制教师和私立学校的教师工资更低,在1000元/月左右。幼儿教师的薪资待遇一直以来都非常低,在各类教师的待遇中处于末端。虽然一直在不断地提升,可是离《教师法》第25条规定的“教师平均工资不得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的要求甚远。有编制的公立幼儿教师的待遇低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合同制和私立幼儿教师远低于其他行业的待遇,他们的基本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一系列权益都得不到保障。借鉴法国对幼儿教师薪资的发放法令,我国也应该承担公立教师的发放,同时也应对合同制以及私立学校教师的薪资及福利待遇给出明确的规定,切实保证幼儿教师基本的权益,稳定幼儿教师队伍,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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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rown R.Social identity theory:Past achievements,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J].European Journal Social Psychology,2000(30):745-778.
社会身份 篇5
㈠参保人持第二代身份证和原参保身份证申请更改身份证号码而姓名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㈡参保人持第二代身份证和户口簿且户口簿上有记载原身份证号码，现申请更改身份证号码而姓名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㈢参保人持非第二代身份证申请更改身份证号码而姓名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㈣参保人持第二代身份证但不能提供原参保身份证或户口簿申请更改身份证号码而姓名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㈤借用、盗用他人身份证办理参保，现申请更改身份证号码的，不予办理，按《<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执行，其缴费本金按原缴费比例分别退还企业和本人。
㈥更改一位非年龄号码的，员工可凭身份证直接到窗口办理。
㈦更改两位非年龄号码的，员工应提交注明出错原因或更改过程的单位证明。
㈧更改一位年龄号码或三位以上(含三位)非年龄号码的，员工除应提交注明出错原因或更改过程的单位证明，还应提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身份证号码出错原因或更改过程的证明(此证明必须由派出所封存好，并在封存口上加盖公安机关的公章，员工本人不得拆开)。
㈨更改三位以上(含三位)非年龄号码的，员工如能提供与电脑资料记录一致的原参保身份证和新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且两证所示的员工出生年月日相符，则只须提供用人单位注明出错原因或更改过程的证明，即可办理。
二、身份证姓名变更须知
㈠参保人持第二代身份证和原参保身份证申请更改姓名而身份证号码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㈡参保人持第二代身份证和户口簿，且户口簿上有记载曾用名，现申请更改姓名而身份证号码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㈢参保人持身份证原件，申请更正姓名中同音字、冷僻字而身份证号码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参保人变更姓名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㈣参保人持非第二代身份证申请更改姓名而身份证号码不变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㈤参保人同时更改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须填写《深圳市社会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申报表》，并提供第二代身份证、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参保人变更的书面陈述、社会保障卡。以上资料交复印件(验原件)。
㈥借用、盗用他人身份证办理参保，现申请更改姓名的，不予办理，按《<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实施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执行，其缴费本金按原缴费比例分别退还企业和本人。
㈦如员工曾经改名，办理业务时必须提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更名证明(此证明必须由派出所封存好，并在封存口上加盖公安机关的公章，员工本人不得拆开)及户口本(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㈧如员工身份证姓名与电脑资料中的姓名出现个别字有特殊情况的偏差，而身份证号码与电脑资料一致的，则只须提交用人单位注明出错原因的证明，更正后方可办理。
三、关于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
户籍地公安部门的变更证明包括：
㈠公安部标准格式的变更证明;
㈡用公安部门信笺或带公安部门名称的纸张开出的盖户籍专用公章的的变更证明;
㈢公安部门电脑打印的盖有户籍专用公章并加签意见的户籍证明;
㈣村委会用村委会信笺开出的并由户籍地派出所加签意见及盖有户籍专用公章的户籍资料证明。
四、办理机构
社会身份 篇6
2014年初，移民业界和投资申请者关注已久的香港政府《施政报告》正式发布，香港投资定居仍维持之前的要求和条件，1000万港币的投资门槛并未抬高。从2003年底出台的这项政策，如今已经走过了10年时间。香港投资定居的基本要求中有一条是，在获得香港临时身份证后7年，便可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但申请者不能在7年内将投资以任何方式抵押给银行或其他机构，从而抽取资金离开香港，否则很可能被终止移民资格。
如今正是最早一批通过该政策移民的人士陆续“兑现”永久居民身份的时候。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移居香港的优势以及如何做投资，却很少有人留心移居香港的居住时间问题。因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香港投资移民是“没有移民监”的。
作为最早一批通过该政策投资移民去香港的陈先生，他跟我说：“多亏了澳德华顾问的专业建议，他们才在2013年年初顺利收到香港政府入境事务处的批准函。”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也顺利办理了居民身份。
仔细研究过香港投资定居政策的人都会发现条例中有“通常居港”一说，这一说法概念模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通常都会建议客户在最后的第六年或第七年，多花一些时间在香港居住，居住可以通过住房、小孩读书、开公司等形式体现出来，以向香港政府表达自己在港居留的意愿。否则很有可能到最后关头被拒之门外，非常可惜。
社会身份 篇7
关键词：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立契人,身份
契约文书是研究民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不少论著考察了契约文书的要件, 指出其包括立契人、出卖理由、标的来源、契约标的、契约交易种类、对价、买受人、交付、权利瑕疵保证、中人、契末署押、契尾等12项内容[1]42。立契人在民间契约文书中属于必要要件。但是, 并不是任何自然人都能成为契约文书中的立契人, 法律、习惯等都对成为立契人的条件有所限制, 只有能对自己的行为、财产有自主权, 且能提出自己的意见, 通过文书表达出来的人才能成为契约文书的立契人。
一、“户丁”与个人独立立契的自由
户丁, 泛指丁口。《六部成语·户部》“户丁”条原注:“通族中之丁口也。”户丁是对一户或一族中之所有壮丁统称户丁, 如各卫所之军户, 全户之户丁中, 仅一名为正丁, 余为闲丁[2]154。从明一条鞭法到清“摊丁入地”的过程中, 国家对“户”的重视减退了, 等级化的户役逐渐变为等级化的丁役制度。这就使“户”, 完全失去了财政上的直接意义。可以说, “清代的‘户’, 是官方赖以实现赋税征收的一个环节, 是人民通过在其中定粮纳赋、获得官方承认的合法社会地位与合法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阶梯, 只是业主向国家纳税, 从而取得合法营业的执照、户头。”[3]194
但是, 即便“户”的实际赋税意义已经消亡, “户丁”作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和人们从事合法经营的身份, 仍然残留在社会生活中, “‘户’逐渐演变为宗族组织的代名词。”[4]248反映在契约文书的立契人中, 就是出现了诸如“某某户丁某某”的契约书写形式, 意思是“某户下的成丁某某”。如清道光四年十二月江西贵溪县《陈荣春杜卖田契》, 陈永盛户丁荣春, “因无钱使用, 将父手遗下分关内旱田二号计苗粮一亩三分正”, 以“契价足制常钱四十九千文正”, 卖给“张茂传户丁张道隆”。贵溪县清光绪六年八月《张珍发户丁张正典杜卖山契》也记录说:“立杜卖山契人七十都二图九甲张珍发户丁正典, 今因无钱用度, 自情愿自手续至山一张, ……凭中说合出卖与都图甲张芳盛户丁正树边为业”的表述方式。此外, 有的时候, 作为会社或者宗族资产的出让, 更是明确写出“户丁”的姓名, 如贵溪县清光绪三十年二月《璩简挍、丙吉等杜卖田契》的立契人就是“璩叠兴户丁任庆会首士简挍、丙吉、炳文、吉埌、添柱、添益等”, 经他们共同商议, 将“上手遗下旱田一大号, 计官粮一亩正”, 以“足色纹银四两正”的价格出卖。由此可见, 在户丁制度下, “户丁”要参与交易, 其作为契约的立契人参与时, 都是被冠以“某某户丁某某”的形式, 即使其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达到一定的水平, 能够买入、获得他人的产业, 同样还是以“某某户丁某某”的身份参与交易。不管是卖出还是买入, “户丁”的身份———即作为“户”之一部分, 其经济独立性受到“户”的制约, 只能通过立“户”的地主或宗族, 与“国家”发生关系, 其契约才被认可, 从而得到国家对其权益的保护。
但是,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土地流动的加速, “户”对个人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小, 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 “某某户丁某某”的契约书写形式变得很少见, 更多的是直书其名的书写方式, 个人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烈。在现存的明清契约文书中, 绝大部分文书声明:“其田系是自置物业, 与亲房伯叔人等各无相干”, 或谓“其田系承父遗授物业, 与亲房伯叔人等各无干涉”, 立契人已经具有强烈的“私有”观念, 认识到这些“自置物业”, 或“分定之业”, 或“遗授物业”, 是自己的私有财产, 自己具有完整的财产支配权, 与亲房人等“各无相干”。即使交易过程需要瑕疵担保, 立契人也会强调:“倘有亲房内外人等异说, 俱系卖人承当”, 或说“倘有来历不明及内外人声说等情, 俱系卖人一并承当”。这里所反映的无疑是立契人自我意识的增强, 他们参与交易、签订契约文书, 获得了独立参与立契的自由。
二、女性成为立契人的独立主体
在古代契约中, 成年男子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 对财产和人身具有自主权。但是、女性的地位却相当低下, 妇女甚至可以成为交易的对象, 如“嫁卖生妻”是在刑案中经常见到的一个名词, 指婚姻存续期间, 丈夫嫁卖妻子的行为。在民间, 尤其是在下层百姓中, 一旦发生变故, 或遭遇不测, 卖儿卖女现象不绝于史载, 那么妻子也就自然成为可以买卖的对象。如民国二十七年江西地区的《袁早生出妻结债清单》就指出:“因染足疾, 出妻结债”, 后开列丈夫袁早生欠个人的钱款数目, 如“黄桂友、闵边、牛边共八十元另四角, 折得洋边三十三元正;……士球娘子, 存洋边十三元正。”袁早生因病欠下债务, 只能将其妻卖与别人, 其遭遇真实地凸显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辛苦, 也折射出妇女地位的低下。
此外, 女性其对男子的人身依附性极强, 虽然有民间契约实践中出现一些女性立契的现象, 但是女性作为立契人的独立主体, 总体而言还较为少见。在民事契约实践中, 只有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形下, 女性才可以作为独立出契人——只是对寡妇等特殊情况, 女子才能行使立契权。如民国五年江西南昌《余庆堂袁罗氏袁范氏杜卖房屋及地基二联契》中, 袁罗氏、袁范氏杜卖房屋地基的理由, 是“遵照先夫变产还债之遗嘱”, 才将“平屋六重、又地一块”出卖。试想, 要是没有其“先夫变产还债之遗嘱”, 袁罗氏、袁范氏两人还能自由处理其财产吗?因此, 寡妇的这种身份是代替丈夫行使财产支配权, 这种立契人的身份, 也是基于家庭尊长或依附男子 (丈夫) 之身份才能享有, 其作为立契人的权利是不完整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 晚清民国以来, 越来越多的妇女通过斗争, 取得了人身自由, 也获得了独立参与签订契约文书的权利。民国三十一年江西清江县《黄细妹脱离家庭关系字》则反映出黄细妹在丈夫去世之后, 敢于跳出封建家庭的勇气, “立脱离家庭关系字人黄细妹、杨维志等, 情因黄细妹自幼嫁与杨荣富为妻, 丈夫早年亡故, 终生无靠, 上无父母, 下鲜兄弟, 兼之衣食无着, 祗获邀请在场人与堂侄杨维志一致妥议, 甘愿补出烧化费法币六十元正, 永远脱离家庭关系。……嗣后杨姓之家庭财产黄姓不得往来过问, 黄细妹自由婚配, 杨姓亦不得干涉, 倘有一方提出异议, 甘受法律制裁, 空口无凭, 立此脱离家庭关系字二纸各执一纸为据。”这些民国时期的女性, 在法律的保护下, 通过契约文书的方式, 并且在契约文书中作为自由的主体参与立契, 充分反映出社会变迁背景下妇女斗争意识的觉醒和对独立、自由的争取。
三、宗族对众存产业管理的弱化
在传统社会, 多半都有家族、宗祠之类的宗族组织和为数客观的众存产业。所谓宗族众存产业, “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 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 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 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5]众存产业是世代相传的族产, 是家族宗法制度的产物, 也是宗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因此, 很多家族对此严格控制, 不许出卖。反映在契约文书中, 就是不断强调“其田土并非公堂、膳学、醮祭、长孙之田”, 以表达交易的合法性。如清光绪二年江西赣州《黄逢焜杜卖田塘土三联契》就写明“其田塘土并非公堂、膳学、醮祭、长孙之田, 一卖千休, 永斩葛藤”;民国三十八年二月江西赣州《王钟慧绝卖房屋及基地土坪契》中, 王钟慧“需钱另置别业, 率孙商议”, 将己手所置房屋及基地等项出卖与钟永瑞, 也特意在契约中说明, “此业亦非公堂、醮祭、膳学、养老之产, 委系己手全权所有。”
尽管土地契约中几乎都声明所卖土地“并非留祭之物”或“非祖尝之物”, 但实质上家族众存产业买卖已公开化。宗族通过多种途径典卖田地, 不得典卖族内成员田房的规定, 也被突破, 族田进入市场之势不可遏止。民国九年五月, 丰城《杨致和堂卖早田二联契》则体现了族长主导下族人共同参与的众存产业处理情况, 其契约写道:“今因公费急需, 无从出办, 只得合族人等商议, 情愿将本祠所遗旱田两号, 共计三工出卖, 以济眉急。”此处写明是“合族人等商议”, 在后面的署名部分, 特意写明“知委族/房长模四、缀八、蕃生、奇二。族命喜荣代笔、景芳誊稿”。由此可见, 在家族共有产业的出卖上, 族长、房长也不能阻挡。更有出卖祖先坟地的契约, 如民国九年, 朱宽十等就将“祖手遗下坐落地名西头山山地二棺, 每棺拜台三尺, ”以龙洋十元的价格出卖 (《朱宽十、朱伯二、朱信五杜卖阴基地契》) ;民国十五年, 江西新建县的颜荣公子孙也“缘因张家栽粮用费不敷无处借办”, 将祭田出当与颜儒品 (《颜荣公子孙等当屯田及取赎契》) 。到晚清、民国时期, 宗族众存产业流入市场的趋势大为加速, 一方面活跃了土地交易市场, 加速了土地产权流转速度;另一方面使原本成规模的宗族众存产业不断分崩离析, 为土地的分散化经营提供了条件。这些情况的发生, 与宗法关系萎缩, 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有利于削弱宗法关系在土地买卖中的束缚作用, 使土地买卖能在更大范围进行, 让更多的人在限制更少的情况下获得更多自由的买卖支配权。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身份社会, 身份对人们意味着某种权利, 同时也受到诸多限制。在契约文书中, 立契人主体资格、立契人权利的行使都受到身份的制约, 立契人只能依附于群体 (宗族) , 个人并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 在近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由于经济、文化、思想的巨大冲击下, 社会自主机制和相对独立的“自我”正在形成, 主体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等自主性品格不断强化, 个体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后天的努力挣脱家庭和群体的既定网络, 而为自己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利与自由, 因而契约文书中的立契人也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 展现了时代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的深刻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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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身份 篇8
关键词：社会角色,专业身份,现实批判,建筑现象
一、库哈斯的职业历程
1.国家属性对库哈斯的潜在影响:生存的实用智慧
荷兰素有“欧洲大门”之称, 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它西、北两面濒北海、东临德国、南接比利时。荷兰Nederland原意为“低地”, 长期与水进行着斗争 (荷兰现在的防洪标准是一万年一遇的洪水) , 它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空间矢量上。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但其国土约50%低于海平面, 约百分之二十的荷兰国土是人工填海造出来的。
生存就是荷兰的第一要务。意识形态的讨论、文化的建设、宗教的矛盾冲突等问题都必须退居第二位。在库哈斯的职业生涯中, 他具有这种国家特性。
2.库哈斯的经历:职业的多元跨界与结交重要人物
荷兰的艺术与建筑发展脉络:伦勃朗时期的古典主义绘画——蒙德里安时期的冷抽象——凡·高——阿姆斯特丹学派——风格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荷兰建筑师的发展有:贝尔拉格——里特维德——范·艾克——海尔曼·海尔茨伯格——雷姆斯·库哈斯 (1944年-) 。
库哈斯的职业发展过程产生相互的影响:记者——剧本撰稿人——建筑师——当代文化与城市的研究者——大学教授。
第一阶段:1960-1968年, 库哈斯从记者、剧作家到建筑学学生的角色转换。记者职业对库哈斯带来的敏锐观察能力、分析能力, 并接触到当时的重要社会人物 (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 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Constant Nieuwenhuys, 以及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
第二阶段:1968-1972年, 库哈斯进入伦敦建筑协会学校 (AASchool) 读书, 受到阿基格拉姆、建筑视窗和超极工作室的深刻影响。
从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 AASchool正处在它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 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由于校方和老师鼓励学生从不同的甚至与建筑无关的方面研究和思考建筑现象, 以至于学校里面常常见不到什么人在画一个正常的建筑设计所要表现的平、立、剖面图。
在学校的期间, 库哈斯还受建筑视窗和超极工作室的强烈影响。他们对政治与建筑实践之间的关系十分关注, 建筑被当作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工具。 (如图1)
第三阶段:1972-1975年, 在美国的学习与早期的OMA。在美国期间, 库哈斯结交以下重要人物:昂格尔斯——柯林·罗——菲利普·约翰逊——彼得·埃森曼。
1972年库哈斯离开AA之后, 得到了一笔奖学金, 旋即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这里有他所仰慕的德国建筑师昂格尔斯 (Oswald Mathias Ungers) 。昂格尔斯用所谓“类型学”作为城市和建筑设计的基本手段, 主张从城市的角度阐释和组织建筑空间, 不承认存在所谓“最优”方案。他认为一个建筑项目永远会有很多种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因此建筑师的工作应该是一种可以永远进行下去的试验。他的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对库哈斯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975年, 库哈斯与其他学者在伦敦注册了大都市建筑事务所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 简称OMA。OMA就像库哈斯手下的军团:流动性、剧变性、全球化、疲于奔命。
3.库哈斯的公司:OMA与AMO
库哈斯的OMA团队具备这个时代少有的敏锐政治触角, 在具体项目的实践中, 融入许多对全球化、国际政治、市场、消费行为、媒体文化的观察和批判。而于90年代成立的库哈斯智囊团AMO被称为哈佛军团, 其任务是进行于建筑之外的独立研究, 提供策略性的创新思维。同时通过咨询、技巧、才干、创新的技术发明、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又反向影响了OMA的创作。
二、库哈斯的设计哲学
1.关注当代文化、经济对城市与建筑的影响
库哈斯可以说是一位建筑学界的哲学家, 他先用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对时代大环境以宏观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的角度提出看法, 他对人类共同情境的宽广思考意图都用非常独特的手法融进了建筑设计。库哈斯和他的团队总是这样思想先于行动, 其理论建立在生活各个领域和广义哲学的基础之上, 把社会现实和当代艺术完全作为跨学科的课题来对待的建筑师。 (如图2)
2.建筑创作理论
总结库哈斯的建筑创作方法, 概括有以下方面。
(1) 对建筑概念的反思——遵循着从新的抽象概念到形式创作的方式。
(2) 新奇的荷兰式的形式。这一点给予他的惊人的创造力有关, 又与他受过的造型训练、感受的文化传统有关。
(3) 建筑手法上, 库哈斯早期受荷兰风格派的影响, 对穿插的墙面很感兴趣。而后又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用体块的组合, 并积极利用建筑的必然元素 (常为楼梯) , 创造出有时髦的感染力的空间。
(4) 反文脉——沉浸在现代化的海洋中, 其理论是前进、再前进, 对新事物始终保持着不熄的热情、不衰的兴趣。
三、理论研究与著作
《癫狂的纽约——一部曼哈顿的回溯性的宣言》 (1978年) , 此书为库哈斯运用社会学研究建筑问题的开端;从1978年出版的《疯狂的纽约》一书起, 库哈斯便开始了他对现代大都会的研究, 这部集论文、方案、作品于一体而编织的美学文本, 对当代大都市密集性文化现实进行超现实主义的批评。
《小中大超大 (S, M, L, XL) 》 (1995年) , 此书为库哈斯及同事运用现象学的知识思考建筑概念的纪录, 也是一本他在遍及世界的城市所目击的事件——小事件、中等事件、大事件、特大事件——的案例记录。没有提供因果关系, 没有按照地域或者年代顺序来讲述事件。
其分析、研究和设计均建立在对当代城市的多学科、多视角的考察上, 他正视传统城市逐渐被抛弃的现实, 并试图寻找更有操作性和挑战性的应对策略。
《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 》 (2002年) 库哈斯在成为哈佛建筑和都市研究院的教授后, 着力研究建筑和都市发展状况的成果。他以“城市项目”为单位, 包括对中国珠江三角洲五座城市的研究;它描述一种新的城市状态, 一种新的城市存在形式, 我们称之为“加剧差异的城市”。
四、跟国际品牌进行的合作
库哈斯与普拉达进行多项合作。普拉达纽约旗舰店更像一座美术馆, “改变了零售方式的新途径”, 把一个博物馆的空间、一个商店的空间、包括一个旅游者的空间完全共享了。在普拉达艺术帝国, 科技、建筑、电影、摄影、艺术、哲学就像近亲, 时尚产品也更像一幅幅视觉与装置艺术品。
库哈斯率领哈佛的研究生团队和AMO (策展团队大都会建筑设计事务所团队) 专门研究了三年“Shopping”:“对购物最好的比喻就是一头正在死去的动物:一头与死亡挣扎的大象才能做到自我完整和不被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会使人们产生饥饿感, 建筑正用来填饱这种饥饿感, 购物也可用来填饱这种饥饿, 它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公共活动方式。”
五、与世界不同建筑大师的投标竞争
1.CCTV建筑
首先在CCTV工作的有两种人, 一是纯粹工作的, 二是从事艺术的, 这两种人相对独立又不能割裂, 所以用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将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其次, CCTV没有像其他的建筑那样采用能增加容积率的高层塔楼来占有空间, 它是在创造空间。这个方案, 并不是占用了空间, 而是创造了空间。方案关心的不仅是建筑, 还有建筑的周边。
CCTV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有着与众不同的活力, 具有比较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大建筑和摩天高楼现在被定义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解读摩天高楼的时候, 并不是追求有多高, 而是看它有多少内涵和活力。
2.泰特美术馆设计竞赛
安藤忠雄, 赫尔佐格等国际建筑大师都参加这次竞赛, 透过他们各自的竞赛方案可以看出库哈斯与其他建筑大师的不同设计观点。
安藤忠雄的竞赛方案:a.保留原有砖瓦结构建筑外形, 同时在新建部分中使用玻璃材料, 期待通过砖瓦和玻璃这对相对比的材料的冲突所形成的力量, 孕育出一种创造性的能量。b.在泰特美术馆前设计一个连接水面的接替形亲水广场。c.在泰特美术馆设计一个玻璃盒展览空间, 目的是通过它使泰特美术馆与圣保罗教堂产生抽象的呼应。
库哈斯的竞赛方案:强调都市化的设备, 热情地邀请近代参与博物馆最多的观众, 共同来探索艺术创作的最新状态, 而不向传统博物馆的功能妥协。库哈斯提供的不是一个超然冷漠的空间, 只是用来收纳不同的东西而已。这座建筑将包含无限的条件和情况, 用来呈现, 研究, 重新架构背景, 或甚至于激发前来的艺术家们, 没有形式上的限制。
从竞赛方案对比中, 大家能看到库哈斯不向传统博物馆的功能妥协, 在设计竞赛中强调新功能的博物馆概念。而其它的大师注重传统文脉的新表现。
3.法国国家图书馆设计竞赛
多米尼克·佩罗的设计方案最终获胜并被实施建设, 库哈斯的设计方案比较激进而落选。佩罗在设计法国国家图书馆中采用“制造虚空间”, 巧妙融合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的特点和形象。18世纪的特点:图书馆是一个休道院的空间, 一个寂静的要素, 一个与城市隔绝的空间。19世纪的空间特点:图书馆是一个信息发源地, 应该是一个公共建筑, 应该是一个具有交流性质的交流场所, 这也是19世纪空间的特点。在设计中, 佩罗不是建造“建筑”, 而是建造“虚场所”。
库哈斯的设计方案则是激进的时代代表。他认为“电子革命时代。所有固体的东西似乎都被融化。“他以机械来取代建筑, 建立起一种特别的关联性, 这就是潜在于电梯的一种能力。在他设计中, 整个建筑的结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是那座[起降大厅] (the great hall of ascension) 安藤忠雄曾这样评说库哈斯的法国图书馆设计方案:“他做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竞赛方案, 虽然只是让卵形和拧过的棒形等各种自由形状的物体立体地浮于玻璃圆管中, 但看到它的时候却会有一种未来的印象。这并不是现代技术这条延长线上的未来, 而是展出建筑表现本身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从这个图书馆的双重结构中,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他的理论和现实的双重结构。” (如图3)
从多米尼克·佩罗和库哈斯的设计方案对比中, 我们可以看出前者重视历史的研究和表现, 而后者则保持面向未来的激进建筑表现。
六、结论
库哈斯不仅给中国带来新的建筑, 更给中国的建筑界引出深刻的思考: (1) 库哈斯不仅开设自己的建筑事务所OMA, 还投入对当代世界城市的研究机构AMO。这让库哈斯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 能把握信息社会的城市发展趋势。提出“普通城市、反文脉、反结构”等观点。OMA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发展, 这对生长在中国且没有这种研究意识的建筑师来说是一种深刻启发;中国的建筑师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研究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路, 不能作为只会做建筑而没有理论研究, 缺少敏锐思想的建筑师。 (2) 建筑师要学会跨专业的知识并站在交叉专业的角度, 进行思考当代城市的建筑。信息社会和多学科的交叉时代已经到达, 我们只有在综合领域思考设计建筑设计, 建筑才具有时代特性, 不能片面追求所谓的中国简单样式建筑表面风格。 (3) 库哈斯丰富解构主义潮流, 并起到领头作用。他影响中国个别建筑师的解构主义设计潮流, 用他的思维和方法进行中国的解构主义设计。例如库哈斯影响马岩松和马清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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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原伦, 史建.溢出的都市.广西师范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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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邬烈炎.解构主义设计.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
社会身份 篇9
文学翻译是通过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 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的过程。虽然译者处于翻译的中间位置, 但是过去对于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认识和研究, 译者的身份往往被边缘化 (查明建, 田雨, 2003) 。
近些年来, 译者身份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以及译者身份的建构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翻译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广泛关注, 关于译者的身份建构研究也日益繁荣。“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身份建构”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身份的构建依赖于语境、文化、民族、性别、权力、意识形态、地位等因素。这些因素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文化中的翻译
“社会身份”指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 而这一身份对于该成员来说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它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 存在于一定的话语语境当中。统一背景下的译者群体表现出了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翻译准则, 特别是文化意识形态, 因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对翻译在选择倾向、形态结构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会产生具有时代性的影响。
三、译者的身份演变
译者的身份从幕后到幕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演变。从翻译的起源来看, 西方圣经的翻译与中国佛经的翻译, 都以直译为主, 译本显得过于呆板, 一字一词的对译, 尤其是西方传统翻译理论主要强调翻译在语言层面的转换, 译者通常被认为是处理语言的“技术工人”或者“译匠”, 甚至更加负面的形象, 诸如“译者即背叛者”以及所谓“美丽的不忠实, 忠实的不美丽”等等。此外, 由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的“权威”性, 译者“自然”处于十分明显的附属地位, 其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随处可见。随着文化3交流的日益增多, 译者渐渐被赋予了一些自主, 可以进行意译。译者的身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由“媒婆、奴隶、传声筒、戴着脚镣的舞者, 上升到了阐释者、操控者、解放者甚至主体的地位” (朱玲玉, 2007, 102) 。越来越多的文献出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痕迹” (董娜, 2010) 、“译者功能”、“译者身份”等关于译者地位的名称。翻译不再是机械的信息传递, 而是成为一种文学创作, 在原著的基础上, 不断融入译者的元素。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将原著的内容忠实的呈现, 还要表现原著的思想、风格、手法等等。因此, 译者的身份不再是简单的传达者, 而是成为操纵者和被操纵者 (王姝婧, 2004, 57) 。
四、译者的身份构建
身份不是先在的和固定不变的, 而是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 是话语建构的结果, 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 而且是社会的产物和社会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动态形式, 它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话语, 作为语言的具体应用形式之一, 自然也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 因此身份研究的重点应该在于话语的身份建构过程。因此, 通过对其话语的分析, 就可以发现在某一语境中其身份的建构过程。语言在译者的身份构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创作还是翻译, 都必须以语言为载体, 语言对于传达作者和译者的意图, 非常重要。作为翻译产品, 只有通过最终的翻译文本才能了解译者的身份构建。
从目的论来看, 有些译者甚至会对原著进行改编, 以期达到某种目的或是效果。这个创作过程, 是在进行“编译”, 即为了特定的目的, 对一个文本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变动, 产生另一个文本。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过程。姜秋霞 (2009) 认为,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 译者身兼数职, 一方面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进行解构, 赋予文本新的意义, 丰富了翻译文学的内涵;另一方面将其所受到的互文影响吸纳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扩展了创作文学的维度。中国很多著名的翻译家, 比如林语堂, 扬绛等, 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 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 对原文本进行了改编, 最终产生的文本融翻译与创作于一体。
译者的成长经历对于他们的翻译起到了影响。译者的自主性不断得到发展, 首先下体现在作品的选择上, 译者作品选择是根据自身喜好, 或是社会需求来进行, 而不是来者不拒。译者往往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进行译介, 这本身表明了译者的一种态度, 他想通过翻译文本来介绍给大家它所喜好的东西。译本的选择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和译者偏好的影响, 因而能很好地认识译者。20世纪初的译著作品的来源国可以显示出, 学习欧美, 因此英、美、德、法等的译著居多。在某一特定时期, 译者会集体选择相似的译本.在五四运动前后,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个人角度来讲, 许渊冲则选择古代诗词进行翻译。随着社会交流的增多, 凡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作品一定会有译著出现, 而这时的译者, 多已不是知名的学者或是作家, 本土作家的外语水平太低, 并且文化底蕴和语言功底是不能与这些大家相媲美地。
尽管译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但因为译者有着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所以译者也在创作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目的。译者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的译者例如鲁迅, 郭沫若, 林语堂等都是由着一定社会地位, 甚至是政治权利的, 他们的表达会更为自由。译者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和原著文化背景的影响, 借助表达了自己对原著的理解, 在一阶段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 原作者的创作是植根于原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原文本生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深深受其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译入语文本能否在译入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是看译者能否让译入语文本产生某种社会文化功能, 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四、结论
虽然翻译要求译者忠实地再现原著, 然而译者对作品本身的理解以及受自身的创作特点的影响, 译作往往是一种文学再创作, 是译者的一种身份象征。同时译介过程是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完成的, 译者有意无意地将意识形态、民族、语言、性别等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到了译作中。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的中心地位, 对于整个翻译活动的成败起着核心作用, 因此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对译者身份的重新建构对促进整个翻译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作用。对隐藏在翻译活动之后的潜层信息进行挖掘, 不仅有利于对译者身份构建的研究, 同时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原著, 在两种语言文化中构建一种交流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 董娜.《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 姜秋霞.《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3) 朱玲玉.“文学”翻译活动过程中的“译者身份”.[J]语文学刊, 2007年第12期。
(4) 王姝婧.从幕后到幕前-译者身份的历史比较与共时分析.[J]外国语言文学2004年第1期 (总第79期) 。
(5) 佟晓梅, 霍跃红。对张爱玲译者身份边缘化的生态翻译学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0年第6期 (总第255期) 。
(6) 田怡俊, 包通法。辜鸿铭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思想初探.[J]上海翻译, 2010年第1期。
社会身份 篇10
一、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概念及其特征
教师人力资本是通过特定的投资体现在教师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存量总和。教师是我国高层次人才, 承担着生产与复制知识、推动科学进步与技术创新的重要职能, 其人力资本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本产权反映的是行为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由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与支配权组成。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对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稀缺性的规范, 是对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行为边界的界定和评价。它一方面确定了国家、学校和其他人与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 另一方面确定和明晰人力资本收益的归属关系。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相对于物力资本产权有其独特性, 主要表现在:
1.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私有性
不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力资本都有其所有者, 它们可以是个人、单位组织和国家。但是与物质资本不同, 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只能是个人, 这就是说人力资本是具有私有性。
第一, 教师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不可分离。从资本的自然属性来看,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活的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内涵性要素, 只能存在于人身上, 不能与其载体分离。也就是说, 教师人力资本载体天然地占有其人力资本。
第二,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可让渡程度较小。教师人力资本可以通过订立契约等方式转移部分产权, 如使用权、支配权等, 但是却不能转让所有权, 因为转让所有权意味着教师人身自由的丧失, 这在自由社会里是不允许的。
第三, 教师人力资本的使用和投资是同步的。教师人力资本在工作中, 教师人力资本的使用就是教师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能力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教师自身的智能性、主动性和学习能力, 会不断地积累人力资本, 学校等教育机构还会为教师提供在职培训等, 使人力资本得到投资和积累。
2.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契约性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首先, 在现代社会, 每个人包括教师都有平等谈判的权利。平等谈判是为个体人力资本所有者提供表达个人权力和利益要求的交易机会。其次, 平等谈判基础上对双方权力、责任、利益界定的一致同意导致契约的产生。再次, 契约包括了交易双方履行契约的激励和违背契约的处罚。承认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契约性, 是建立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前提。所以,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交易的契约性是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基础, 也是完善学校等教育机构管理的手段, 还是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从“单位人”到“契约人”———教师身份的变迁
1. 计划经济体制下教师的“单位人”身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单位组织”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从某种程度上讲, 中国的社会就是一个单位社会, 所有的人都被归属于一个“单位”之中。单位不仅提供诸多物质资源、利益和基本的社会保障, 而且也给人以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属于国家的, 国家自然而然地享有对教师的支配权和使用权, 这种支配权和使用权具体下放到各个单位组织也就是教师所在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而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是一种典型的单位组织, 而且是更加具有“国家”符号象征的“事业单位”。学校一方面享有国家授予的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力和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利用这种权力对教师进行去留任免的管理, 并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分配使教师获得权利、身份和地位。教师也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并依赖于学校, 因而也就具有“单位人”的身份。
“单位人”教师身份一方面使教师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境况之下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另一方面, 国家通过对教师的控制宣传国家的主流思想。此外, “单位人”身份还与其学术身份密切相关。教师身份不仅要受制于官僚体系的行政身份, 而且也要受制于学术身份, 人们常用职称来说明教师的学术水平, 比如中小学教师职称可分为:特级教师、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职称越高的人享有的声望就越高, 也更具有专业权威。[2]
2. 市场经济体制下教师的“契约人”身份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产权当事人双方为满足各自的需要可以达成权利义务约定。双方交易的实质是资本产权的交易。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权利是自主性的, 所以人力资本产权的这种私有性决定了人力资本配置机制是市场机制。
教师掌握自身人力资本产权, 在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确定劳动关系的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是平等的产权主体, 进行对等的产权交易。在交易中, 双方当事人充分体现各自的意愿, 自由约定, 不受干预和胁迫, 劳动关系的调整被推向了市场的自主调节。
人力资本产权的契约性决定了教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通过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订立契约进行人力资本的交易。教师由此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契约人”。首先, 教师人力资本交易受市场机制或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和检验, 其价格除了决定于教师人力资本的价值之外, 还受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市场供求的影响。其次, 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价格水平的变化, 引导着人们是否选择教师职业, 并且促使教师提高自身人力资本价值, 增强教师流动性。最后, 教师的养老、医疗等保障和福利内容实现社会统筹运作, 减轻了学校单位的负担, 同时也更科学合理地保障了教师的合法权益。
为了保障教师“契约人”的身份, 我国目前的《教师法》提出, 我国将逐步实施教师聘任制。实行教师聘任制, 就是学校与教师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 明确学校内部各教育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教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等, 形成双向选择、各具相应权责的契约法律关系。
三、教师身份变迁中的危机
在转型期, 我国社会结构急剧调整。从制度上说, 凭借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种种制度与话语, 教师身份的建构一再被复杂化和多样化。从文化上看, 信息传播增多和文化参照频繁, 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形成了亨廷顿笔下的“文化上撕裂的国家”。[3]“文化的撕裂”使得当代教师必然面临着生活经验的重组, 也使得教师意识的形成日趋地多元化和复杂化。另外, 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教师的培养、管理和评价也面临着变革。这些因素使得教师、教学乃至整个教育事业暗生危机, 影响其正常发展。
1. 教师情感的不适应性
市场经济使得经济、文化、符号和社会资本都带有可售性的特征。[4]过去作为“单位人”身份的教师, 延续了过去“官、士”的社会地位, 成为社会中有“身份”的群体。可是, 变革后的社会作为一种对传统教师精英身份制度建构的潜在消解力量, 它使教师以往所谓“神圣的身份”危机重重。教师在“契约人”的身份下, 感觉到和其他职业群体没有区别, 教师传统的知识及其文化的权威形象、地位开始全面式微, 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的“官、士、师”的身份一体格局被打破, 由“出仕”而“重教”到“尊师”的传统被瓦解。[5]没有了身份上的认可, 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教师的工作热情, 使教师们往往是无所适从的。身份的分散性和模糊性, 个人的无意义感, 这些都已经成为教师这个群体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了。[6]
2. 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的相互抵触
认同发生在自我、个体以及社会 (群体) 之间。自我认同或者社会认同的根本问题就是身份的澄清和确认问题, 其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契约人”身份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 追求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理性人所遵循的价值观念, 同样也是教师通过对身份的重新认识之后的行为。但是, 社会认为教师应该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 应该大公无私、舍己利人、毫无私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务等等。这样的抵触造成了社会对教师行为的不理解和不认可, 使得教师本来无所适从的心理遭受更大的打击。
3. 教师流动的不合理性
拥有人力资本产权的教师摆脱了国家和单位的束缚, 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 可是教师流动尤其是我国中小学教师流动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教师不合理流动现象阻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第一, 教师流动的失衡性。从学校间来看, 优质教师主要是从普通学校流向重点学校, 从低一级学校流向较高一级学校;从区域间来看, 教师资源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第二, 教师流动的无序性。流动带有明显的个人随意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很多教师没有得到学校的许可私自流动, 造成了学校管理的混乱。第三, 教师流动中存在“逆淘汰”现象。由于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无法衡量教师人力资本价值, 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越是拥有较小人力资本价值的教师越容易被招聘。根据对某高校的调查发现, 在大批引进教师中, 出现“三多三少”的现象。即不属于学校重点发展但容易引进的学科补充人员多、需要重点发展但难引进的学科补充人员少;引进教师中硕士多、博士少;普通院校毕业多、985和211院校毕业少。以2008年以来新进人员为例, 博士仅16.2%, 硕士占83.8%, 其中985、211院校仅占36.5%, 普通院校占63.5%。人才引进没有使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得到根本转变, 结构性不合理反而有所加剧。[7]这就是所谓教师应聘与职称评定中的“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第四, 羊群效应。研究表明, 教师流动会对其他在校教师形成示范效应, 有时甚至起着一种负面的“带动作用”, 影响其他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4. 教学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契约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告诉我们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可以利用私人信息事前进行“逆向选择”, 或在执行过程中“隐藏信息”;也可能在事后不可观察性行动中存在“道德风险”。作为代理人的教师在应聘和流动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逆向选择”现象, 而在教学过程中,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学生和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监督乏力, 导致教师产生机会主义倾向的可能性加大。另外,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一旦被投机者利用, 便会出现“败德”行为, 某些具有投机动机的教师可能会采取损人利己的行为。
四、危机应对策略的构建
1. 规范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我国学校产权制度不够完善, 导致了教师人力资本产权界定的不明晰, 从而影响了教师拥有其产权剩余索取权的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无法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国家应该通过《教育法》、《劳动法》等相关规定, 明确教师人力资本产权, 肯定教师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 确定教师与国家、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契约性质, 给予教师作为人力资本市场交易主体的相应权利。同时, 国家应对《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已有法律进行完善, 使有关条款做出向保护教师人力资本产权方面的适当的倾斜, 充分肯定教师在科研收入和专利收入方面的收益权。
2. 创建和完善教师人力资本市场
教师人力资本市场, 是指传递教师人力资本供给和需求信息, 使教师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学校或者其他机构进行谈判, 形成劳动契约, 实现教师人力资本合理配置, 并最终实现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专门场所。人力资本市场拥有市场的基本优点, 人力资本市场不仅可以有效调节教师的供给, 促进教师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 还可以提供一个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交易环境, 确保各方利益得到维护。所以, 教师人力资本市场会促进双方优质地发展, 进而提高我国教育发展水平。
3. 给予教师特殊的身份象征, 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在身份变迁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让教师获得与其身份相符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提高其社会地位。在中国的传统中, 圣贤、官僚、公仆与专家等是教师身份和形象的集中表达。这是社会对教师认可的方式之一,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因此,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 应该重新构建起尊师重教的传统, 不断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以及给予教师期望的实质性待遇。另外,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是从心理上支撑教师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社会一方面要肯定教师特殊的专业化身份, 另一方面要在给予社会荣誉等方面加大对教师的倾斜力度, 提高教师的职业声望。据一项基于《人民教育》杂志的内容对教师的研究, 分析表明, 教师的专业化形象日益受到重视, 同时获得一定的荣誉成为一个优秀教师的必要条件, 我国公立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声望排名从1999年的30位上升至2002年的22位。[8]
4. 兼顾社会公平, 保证教师的基本权益
由于我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区域发展极不平衡, 教师培养以及教师发展状态也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状态。所以, 这种先天的不利因素使部分教师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导致他们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和其人力资本的价值无法体现。因此这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 克服契约社会的缺陷, 保证教师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的实现。国家要在社会整体契约化的框架下, 将教师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肯定和保护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通过社会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 使其真正可以享有由于其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福利和特权, 以期在实现社会契约平等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还是实现国家和谐发展的需要。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9]教师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所以, 教师身份变迁过程中凸显的危机会深刻地影响到教育的发展。我们既要从国家、社会、学校和教师多个方面考虑和分析问题, 还要从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多个角度研究出应对和解决危机之道, 使教师人力资本产权得到保护, 也使教师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积累走上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从而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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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卢旭, 社会变迁中的教师形象——基于《人民教育》杂志的内容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 2006.
社会身份 篇11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深入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趋势下, 信息社会的愿景已经伴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浪潮逐步成为现实。信息网络的信息总量、传播效率、交换关系、传播主客体等要素都在持续发生变化, 移动互联浪潮下, 这些变化尤为显著和影响深远, “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能够通过移动设备实现接入和互动, 越来越多的对于流动空间的接入则成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决定性特征”。
信息社会场景中的新媒体发展引人瞩目, 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使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从传播客体逐渐转化为新媒体传播时代数字化、社交化、移动化的传播主体。这种趋势一方面对于大众传播网络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格局产生了消解和重构, 另一方面也在新型的传播网络中建构出了以社交关系和移动终端为中心的众多传播单元, 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是其中的代表。
信息在新型传播网络中的流通愈发自由和便捷, 伴随而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更加突出。互联网发展初期以自由、分享、协作、免费为标签的定位, 在移动互联时代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和传播个体传播力及主体性的增长, 也发生了更为深入的变革。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版权博弈主要集中于组织主体之间;而2010年以来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平台的兴起让信息社会的版权治理进入了组织主体和个体主体交织的复杂局面, 身份界定模糊的各类“自媒体”是问题聚集的主体之一。因此, 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版权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也需要结合传播主体尤其是受众个体的身份变革和主体性界定。本文尝试针对“网民”这一身份符号进行信息社会视角的梳理和分析, 从传播主体变迁的角度为新媒体版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新媒体传播个体的身份变革
麦克卢汉曾指出, 媒介是人的延伸;《连线》杂志在预言新媒体的未来时也认为, 新媒体是所有人到所有人的传播。在人作为传统大众媒体受众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主要表征是广播性和单向性,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形态的范围、影响力和效率都因传播介质的特点而受到限制。
在人作为新媒体使用者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点凸显,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即时性、持续性、传播力都发生了时间和空间级别的变革。人在传播流程中的主体性逐步增强, 并对在信息网络中曾发挥关键节点作用的大众媒体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与人们工作生活的深入结合, 一个新的主体概念“网民”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门词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定义, 网民指“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在信息社会的宏观语境下, “网民”在概念描述上的主流观点为netizen:“网民 (netizen) 一词由网络 (network) 和公民 (citizen) 合成。从字面意思看, ‘网民’既然是‘网络中的公民’, 当然也应该具有相应的行为标准”, 这是信息社会的个人主体其物理属性与身份属性结合的重要表征。
三、新媒体传播个体的主体性界定
信息社会对“网民”主体的意义赋予, 依托信息社会自身的组成要素。弗兰克·韦伯斯特从科技、经济、职业、空间和文化的视角对信息社会进行了界定, 他同时强调信息社会的特征不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 而是信息的特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理论知识/信息是人类如何表现自我的基础”。这种视角突出了信息社会发展中人的主体性趋势和核心价值。
结合韦伯斯特对信息社会的场景建构, 本文从信息技术语境、新媒体语境和虚拟社会语境对于“网民”的概念赋予进行信息社会视角的梳理。
(一) Internet User, 信息技术语境的互联网接入者
作为信息社会的基础构成和主导力量, 信息技术语境对“网民”概念进行了最为直接的意义赋予。该语境中的“网民”符号很多时候是与信息技术密切联系的, 从对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的使用, 到如今差异化的移动智能终端以及丰富多样的移动客户端软件。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易用性的改善, 这一语境中的“网民”被简化为互联网接入者, 即以PC、智能手机、平板移动终端等为平台, 通过浏览器、客户端软件和APP等方式连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这一概念, 伴随互联网普及、带宽速度提升和接入方式的大众化、多样化而逐渐成为一种基础陈述。
(二) Media Prosumer:新媒体语境的信息消费者与生产者
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 信息社会的技术网络虽然愈发复杂和强大, 但却出现了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复杂的技术网络被演绎为更为形象易懂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形态, 而以用户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则借助社交媒体、基于位置的服务和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新技术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和传播模式, 并通过虚拟网络和现实网络同时覆盖和影响更多群体。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民”作为新媒体的使用者, 其身份特点与传统媒体受众的最大区别在于“网民”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与新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络的互动性、跨区域性、多媒体特性密切相关, 也催生出了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媒体形态“自媒体”——这是信息社会视角新媒体语境中版权治理的重要对象。
丹·吉尔默在2004年的著作We the Media中正式提出了“自媒体”的概念, 系统阐述了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如何在博客时代的“草根新闻”等个体媒介化形态中得到印证。2010年他又推出Mediactive一书, 展望了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 传统大众媒体的受众如何利用新兴技术和关系网络, 建立可信任的、相关性高、依托个体媒介的信息传播体系, 因而从被动的受众演变为主动的媒介使用者, 或者说, 成为全新媒介网络的拥有者、协作者和传播者。然而, 以目前国内最为流行的微信平台为例, 版权问题在自媒体传播主体中愈发突出。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以及全媒体、自媒体形态的出现, “网民”作为身份符号区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正逐渐淡化。更多新媒体传播个体的身份与主体性界定符号不断涌现, 尤其在版权治理领域, “网民”的主体性地位正逐步让位于“自媒体”等传播主体。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内尤其是传统媒体对网络舆情进行主体指代时, 依然习惯于使用“网民”作为群体传播的主体性符号。
(三) Virtual Identity:虚拟社会语境的非现实存在者
信息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和信息化, “由于数字化, 数据传播和计算机技术在所有传播基础设备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让信息社会的场景建构形成了虚拟化的存在和社群, 网络游戏的流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普曼在20世纪初期针对大众传播发展提出的“拟态环境”在信息社会再次得到印证。
“网民”之于虚拟社会的语境, 意味着一种非现实存在者, 这种概念赋予本应是一种自然结果——网络民众自然存在于非现实的虚拟社会, 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 传统社会关系进行了超出虚拟范畴的建构和重构, 对于这一语境的自然认知, 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新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传播个体在信息社会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下其身份和主体性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普及, 版权治理的聚焦对象需要从组织主体更多地关注传播个体, 尤其是快速发展中的“自媒体”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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