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界定（共6篇）
身份界定 篇1
遗民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 王朝更替之际, 士人因眷恋旧朝而拒仕新朝, 并以各种方式缅怀旧朝, 这些士人被称为遗民。遗民历史悠久, 最早可上溯到商周之际的伯夷与叔齐。“孔子表逸民, 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 (1) , 此后遗民传统一直在士人中延续。至宋元时期, 遗民数量逐渐增多, 遗民特性日渐明显。遗民群体真正成熟则是在明清之际, “遗民是因有宋遗、明遗, 才成其为史、足以构成某种史的规模的。而以‘规模’论, 明清之际又远过于宋元之际” (2) 。明遗民群体规模大、个性鲜明、著述丰富, 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至清末民初, 一批士人延续了遗民的传统,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代遗民———清遗民。
民清之际的政治鼎革,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迭, 而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历代遗民相比, 清遗民的历史境遇更复杂, 他们在具备传统遗民基本属性的同时, 在出处、心态、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等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性, 从而使得清遗民的概念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同时也加大了辨识清遗民身份的难度。准确界定清遗民概念, 是清遗民研究的首要问题。目前,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 “文化遗民”概念的提出是标志性的成果。虽然就“文化遗民”概念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还存有争议, 但这一概念凸显了清遗民的独特遗民属性, 为解释其特殊的遗民心态和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 仅靠“文化遗民”这一概念, 尚不能完全准确辨识清遗民的身份, 在开展清遗民界定研究中, 还有以下方面须格外重视。
一、选择“遗”的时机
身处易代之际是成为遗民的一个必要社会场景, “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 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 (3) 。应将“易代之际”视为遗民产生的历史背景, 而不是判断遗民身份的一个苛刻的时间节点。如张其淦所说:“凡从前门户水火之争, 或有一言一行之未惬人心者, 皆可不必深求, 余惟取其晚节也。” (4) 可见张其淦是以“晚节”作为判断遗民身份的重要标准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 清遗民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清亡之时即确定了自身的遗民立场, 这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度较高的遗民, 林纾和梁济即是其中的典型。1918年10月, 梁济投入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而死, 引发社会关注。梁济在其遗书中申明自己是为殉清而死, 为何梁济不在清亡之时自尽, 而是选择在七年后殉清?这一点, 梁济在遗书中也有所交代, “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 开千古未有之奇, 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 而应世界之潮流。” (5) 可见, 梁济在民国取代清朝之初, 对民国是抱有希望的, 只是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最终令他绝望。“无奈民国以来, 专尚诡谋, 不由正义, 自上上下下全国风行, 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 国将何以为国。” (6) 所以, 梁济最后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 为逝去的清朝殉难。与梁济类似, 林纾在民清鼎革之际, 也表示“仆生平弗仕, 不算为满洲遗民, 将来自食其力, 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 (7) 。然而, 在民国初年政治腐败, 政坛丑闻不断, 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的现实打击之下, 林纾弃“共和之老民”而选择了做“清室之遗民”。
由此可见, 考察遗民身份, 不能只关注易代前后短暂的一段时间, 更应看重其是否将“遗”作为最终的选择。
二、“仕”与“不仕”的争论
不仕新朝, 是遗民的另一个主要属性。归庄认为:“遗民之类有三:如生于汉朝, 遭逢新莽之乱, 遂终生不仕, 若逢萌、向长者, 遗民也;仕于汉朝, 而洁身于居摄之后, 若梅福、郭钦、蒋诩者, 遗臣也, 而既不复仕, 则亦遗臣也;仕于汉朝, 孔奋、郅恽、郭宪、桓荣诸人, 皆显于东京矣, 而亦录之者, 以其不仕莽朝, 则亦是汉之遗民也。” (8) 可见, 在归庄看来, 不管在前朝出仕与否, 不仕新朝是都是辨识遗民身份的基本标准。对此, 学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提出“不仕新朝”不是遗民的本质属性, 而“内心身处是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才是基本属性 (9) 。对于出仕新朝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从事教育工作与做幕僚不在出仕之列。
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 使得清遗民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与历代遗民相比, 他们所背负的使命更为沉重与复杂, 他们不仅要忠于故国前朝, 坚守“道统”, 还要承担守卫传统文化, 为其续命的重责。或是出于自身生计的需要, 或是出于完成文化使命的目的, 清遗民中的很多人都有出仕民国的经历, 如王国维、辜鸿铭等人都曾在民国的大学里任过教, 拿过民国政府发的薪金;再如清史馆为民国所设, 而其所聘者, 历来被视为清遗民;在地方社会生活的乡居遗民, 也有一些有上述类似经历。如曹允源曾出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 并任过吴县修志局主任;刘大鹏在民国时期亦担任过文物保护委员会会长等公职。
认定清遗民身份, 不能仅以“出仕与否”作为首要标准, 更应深入考察其出仕的目的, 探究其内心的政治和文化立场。上文提到的那些为生计或为保存延续传统文化为目的而出仕民国, 从事文教工作, 并且始终坚守传统政治、文化立场的士人, 应将其视为清遗民群体的一员。他们的遗民身份, 不仅得到自身认同, 而且得到时人乃至后世的认同。
三、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区别与关联
遗民一词无疑富有政治内涵, 可以说清末民初之前的历代遗民出处主要源于政治因素, 这使得政治行为在历代遗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遗民。从帝制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背景下, 清遗民的出处则有了更复杂、更多元化的动因。政治取向依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已经不是唯一的动机。清遗民中的一些人延续了传统政治遗民的属性, 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恢复清朝的统治, 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展开的政治活动成为其遗民生涯的主要内容, 这类清遗民无疑是典型的政治遗民, 如溥伟、升允、铁良等。与政治遗民不同, 清遗民中的许多人选择遗民立场更多是出于对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的眷恋, 他们将清王朝视为旧文化与体制的载体,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与传承是其主要的遗民活动, 可将其成为文化遗民。
现有研究成果中, 罗惠缙以《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为题, 对文化遗民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 他提出“‘文化遗民’是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为一体的遗民。” (10) 可见, 文化学术的坚守与传承是文化遗民的主要诉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遗民只有文化追求而无政治情结, 只是对于文化遗民来说文化取向远大于大于政治取向。清王朝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而民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眷念传统文化, 必然要怀念已逝的清朝王;抗拒民国, 也必然会抵制西方文化, 所以说文化遗民的文化情结中蕴含着政治内涵, 与现实政治是紧密关联的。除了少数极端例子外, 在清遗民群体内部, 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两种类型并非是泾渭分明的, 是比较难以明确区分的。故而, 用政治和文化两种遗民类型将清遗民简单归类, 进行群体研究是不合适的。目前, 学者多将“政治”和“文化”作为两种研究路向, 展开清遗民相关研究, 如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和罗惠缙的《民初“文化遗民”研究》两部著作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成果。
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 使得清遗民个体的政治、文化价值取向和生存方式等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这无疑给确认清遗民身份增加了难度, 仅以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两种类别展开清遗民类型分析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考量清遗民身份时, 以政治和文化为主要衡量标准的同时, 也应兼顾其他因素, 这将是未来清遗民研究的方向之一。
四、结语
遗民首先应该是“士”在易代之际的一种政治选择, 政治内涵是遗民概念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士”的一部分, 遗民在心态及行为上又必然与文化相关联, 故而文化内涵是遗民的基本属性之一。历代遗民虽然是典型的政治遗民, 但他们的文化活动依然在其遗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对后世影响深远。
与历代遗民相同, 政治和文化取向亦是确认清遗民身份的两个基本标准。只是民国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的政治、文化取向变得更晦涩、更复杂, 从而给清遗民身份的界定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在以政治和文化取向为基本标准的同时, 还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场景以及遗民个体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在突出遗民群体共性的同时亦不应忽视遗民个体的特性。简而言之, 身处清末民初之际, 内心怀有深切的遗民心态———对逝去的清王朝或是传统文化与社会秩序怀有深切眷恋, 从而拒绝接受民国的士人, 即为清遗民。仅仅靠这一简要概括, 还难以实现在民初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下准确辨识清遗民身份的目的, 关于上文提到的晚节论、出仕与否及文化遗民的内涵等问题, 学界尚存争议, 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11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卷一:170.
22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30.
33 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卷一:170.
44 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M].台湾:台湾明文书局, 1986:13.
556 粱济.粱巨川先生遗笔[M].民国刻印版.
67 孔庆茂.林纾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8:138.
78 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卷一:170.
89 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8.
910 罗惠缙.民初“文化遗民”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16.
身份界定 篇2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移民开发局关于给予印发 大中型水利水电移民身份界定实施细则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规范、准确和公开、公平、公正地做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人口身份界定工作，是做好我县移民安置工作的基础，是实施好我县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原始依据。根据《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人口界定办法（试行）>的通知》（云移局〔2008〕27-1-
号）和《普洱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身份界定实施办法（试行）》（普洱市人民政府公告第7号）文件，结合我县移民工作实际，我局草拟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身份界定实施细则》，并已报送县人民政府法制局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进行了审查。现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身份界定实施细则》报请县人民政府审核印发。
特此请示，请审示。
附件：1.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身
份界定实施细则
2.关于印发<云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 地移民人口界定办法（试行）>的通知
3.普洱市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身份界定实
施办法（试行）
二○一○年六月十日
主题词：文秘工作水库移民制度请示
身份界定 篇3
1实习与顶岗实习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实习的解释,实习是指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和检验,以锻炼工作能力。 可见,实习原本的含义是实践性学习,是学生理论学习的延伸。传统意义上一般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外实习也可以分为校外课程实习和校外综合实习。而一般认为课程实习是学校或者任课教师针对本门课程的某教学内容或教学环节,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校内或校外参加短时间见习,一般为1 ~2天,其属于该门课程的教学安排。无论从实习形式还是实习内容来看,参加实习的人员仍属学生身份,在学校统一教学计划、统一组织安排,并指派教师带队开展实习内容,学生的角色是学习者,受学校的直接管理。在此期间学校负组织管理义务,保障学生人身安全,因管理过失导致实习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学校为责任主体。而企业通常安排实习学生在一些非重要岗位实习, 安排一些辅助性工作,学生不为企业做贡献,还时常需要企业派员指导学习,占用企业资源,一般学校还需要给企业支付一定实习费用,因此企业往往不是责任主体。
中等职业教育实施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即 “2 + 1”培养模式,就是在三年学制中, 学生前两年在校内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第三年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所谓 “顶岗实习”就是学生到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参加与一般职工一样的工作,它是学校充分利用企业专业人才、技能、设备及经营环境等资源,采用由师傅 ( 企业技术人员) 带徒弟 ( 学生) 顶岗工作的方式,全面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缩短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适应期,实现 “毕业即就业,就业即上岗,上岗即顶岗”的零距离培养目标。在该模式下,学生在企业具体工作岗位上工作,实习期限较长。学生经过初步适应岗位后,往往成为企业职工,享受与其他劳动者同岗位待遇报酬,顶岗实习学生不仅仅是实习者,更多的成为企业的贡献者,属于准劳动者。但是顶岗实习学生并没有脱离学校的管理,例如学校派专门教师指导实习,定期与学生保持联系; 组织专职教师,赴各实习点检查实习情况,了解学生基本问题,与企业沟通等,顶岗实习学生同属学生身份。两重身份竞合,界定不清晰,一旦发生问题,就会出现企业、学校互相推诿的现象。因此,界定该阶段学生的法律身份十分重要。
2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权利能力是指能够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 行为能力是指能够以自己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 从而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称不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第18条第1款规定: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事责任能力界定为行为人是否能控制和辨别自己的行为能力为标准,单纯从年龄因素考虑,顶岗实习阶段中职生一般为17 ~ 18周岁,其对所有犯罪行为负责,属于不能替代的适格责任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十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和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还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为无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因此界定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标准为 “出生”,此非研究重点。界定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为 “年龄”和 “智力因素”。据调查,顶岗实习阶段的中职生一般年龄普遍集中在17 ~ 18周岁,假设仅仅考虑年龄因素,该部分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而顶岗实习期间,该学生主体有自己的劳动收入,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将其界定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主体更加适格,由此引发的普通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其具备当事人主体资格,由其独立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 结婚年龄, 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顶岗实习阶段的中职生为婚姻法律关系的不适格主体。因此发生于顶岗实习阶段的 “结婚现象”或 “事实婚姻现象”,按2001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 第5条规定,均属于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规定: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 ( 劳社部发 〔1999〕8号) 指出: “ 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 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因此目前法律对劳动者资格界定主要以 “年龄”为标准,即男性劳动者资格为已满16周岁至60周岁以下; 女性劳动者资格为已满16周岁至55周或50周岁以下。顶岗实习阶段的中职生年龄上是适格的劳动者主体,在就业过程中应该享受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获得休息休假等权利。
3中职学生顶岗实习阶段劳动法律身份定位
笔者侧重定位顶岗实习期间中职学生的劳动法律身份问题。
对于劳动者概念的讨论,我国法学界并不多。主流观点有: 1劳动法中的劳动者是与劳动力使用者相对应的一方主体,是按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在用人单位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自然人; 2认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是指现代产业社会中受雇于他人,以工资报酬收入为基本生活来源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者; 3认为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界定标准不明确,理论研究不足,建议采用日本法上所采取的 “使用从属性”作为认定劳动者身份的标准; 4认为法律上的劳动者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已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 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参与劳动关系,但不一定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此即为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职工; 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已经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此即为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由此可见,学界对劳动者界定范围有差异,但考虑的从属性和取得报酬等特性。
立法上对用工关系定位三类: 一是 《劳动法》确认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直接的劳动关系,此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等; 二是 《民法通则》确认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相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即雇佣关系; 三是 《合同法》保护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通过劳务合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即劳务关系。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1劳动关系要求一方为自然人,一方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人格和经济从属用人单位,劳动者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障和相应福利; 2雇佣关系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双方之间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雇用人必须为受雇人提供合理的劳动条件和安全保障,同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受雇人则须听从雇用人的安排,按其意志提供劳务。雇员不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雇主不需要支付加班费,无最低工资标准限制等。雇主对雇员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只要雇员在进行受雇工作中因工伤事故而遭受损害,雇主就应赔偿,而不存在免责事由。3劳务关系强调双方地位平等,一方提供单纯的体力劳动,没有技术含量的成分,所获报酬也仅是劳动力的价值,与用工方无其他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损害的发生上均无过错的,适用公平原则,即由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对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作适当补偿。由此可见,三种关系的不同,导致责任承担方式不同。对于顶岗实习阶段中职学生在企业就职应定位为哪种关系,目前立法没有明确,笔者认为首先要定位顶岗实习阶段学生的劳动法律身份。
( 1) 学生身份。顶岗实习学生虽然从年龄上属于适格劳动者主体,但是因为其人事档案关系仍然在学校,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仍属教育管理关系,期间仍受到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服从学校的管理。 《侵权责任法》 第39、40条规定了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因此,学校加强对顶岗实习阶段学生的管理,时刻关注其工作动态显得十分重要。
( 2) 劳动者身份。因为该阶段学生年龄较小,对工作和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强,稳定性不高,不到学校指定企业实习或者从实习单位跳槽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为了更好就业,学生往往对新单位隐瞒其身份,对学校隐瞒换岗情况。新用人单位也往往只查实学生的就业年龄,就与学生按普通劳动者对待,签署相应劳动合同或建立事实劳动关系,按照劳动法规定为学生购买社会保险,提高相应社会福利等。此种情况,应认定学生适格劳动者身份,其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适用劳动法处理。
( 3) 企业加重责任。虽然顶岗实习阶段学生与学校存在教育管理关系,但是学生长时间接受企业的直接管理,在人格和经济上从属于企业,从事岗位已不仅仅是实习,而视同本企业其他员工,有些企业还为学生购买社会保险等。因此应该将学生认定为事实劳动者身份,或者至少雇佣关系,而不是简单劳务关系。一旦认定为前两种关系,学生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伤害,可以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认定为工伤,给予顶岗实习阶段中职生工伤赔偿。如果将学生与企业关系认定为劳务关系,则学生维权存在困境: 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间因提高劳务发生的关系,适用合同法。
身份界定 篇4
2008年起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简称“现行税法”)已经经历了五年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和普遍认同。但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如何界定并确认“特殊应纳税主体”的纳税人身份就存在法律条文实施障碍和实践操作上的难题。
现行税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现行税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所得,包括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接受捐赠所得和其他所得。”
二、纳税人身份确定存在的法律条文实施障碍分析
企业所得税是对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所以,纳税人必须是能够取得收入的主体,即现行税法规定的“企业”。现行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都统称“企业”。这里的“企业”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除上述所列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还有不少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也能够依法取得各种收入,它们当然也应该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应依照现行税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实践中,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主要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商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其他类型取得收入的组织。但现行税法对于其他类型取得收入的组织没有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实践中遇到的某些“特殊应纳税主体”应该属于“其他类型取得收入的组织”。
下面,本文结合实际工作中遇见的两种“特殊应纳税主体”情况进行分析。
(一)村委会对外出租房屋、土地取得收入;对外收取承包费取得收入;组织村民对外劳务收取劳务费等,是否计征企业所得税
上述收入不属于现行税法和《实施条例》规定的三类“不征税收入”,而属于应税收入。是否按照新税法的相关规定对其所得计征企业所得税?对于征地单位支付给农民土地补偿费等款项,实际操作中大多是通过村委会与土地承包者结算,由于款项数量大且补偿期限较长,村委会往往只支付部分款项给土地承包者个人,对其结余的部分所得是否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列入其他所得计征企业所得税?实践中存在着操作上的难题。
1. 从税制原理上讲,村委会取得上述类似收入是新税法规定的应征税收入,村委会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否则就会造成大量税收流失。
2. 村委会若被认定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存在法律条文实施障碍。借鉴国际经验,现行税法明确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法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依法成立。在我国,成立法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法律法规或行政审批而成立,如行政机关单位法人一般都是由法律法规或行政审批而成立的;二是经过核准登记而成立,如工商企业、公司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后成为企业法人。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法人必须拥有独立的财产,作为其独立参加民事活动的物质基础。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办公(活动)场所。4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不难看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的法人主要有四种: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机关法人一般是指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批准建立的各级政党机关和国家机关,应包括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乡、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第二条和第五条的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但认真研究《民法通则》和《村委会组织法》后,本文却发现,村委会作为社会组织并没有法人资格,也就是说村委会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是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社会组织,不能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参与民事活动,即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地方社会团体但不具备法人资格。村委会应是社会团体的机关之一,而不属于社会团体法人的机关种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具备法人代表地位的村民委员会又不同程度地能够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代表,多方面地履行维护组织自身利益的诸多职责。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明确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村委会就不能够归属到现行税法“法人所得税制”意义上所指的法人范畴,因此将村委会认定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在法律上存在着实施障碍。村委会是否能够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办理纳税人税务登记手续,实际操作上征纳双方普遍存在着异议和分歧。
(二)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利用富裕的公共资源如会议室、招待所、澡堂和娱乐场所出租取得的收入是否计征企业所得税
1. 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存在经营隐秘化乱象,大则设投资公司,小则出租会议室等。据《半月谈》2013年12月31日报道:“政府一些主要职能部门纷纷成立各类投资公司,名目繁多,且都是垄断性经营,获得高额利润。”例如,环保部门下设环保科研机构,垄断企业的环评工作;工商局下设咨询服务中心;公路局下设规划设计公司;建设局下设工程质量评估检测中心;教育系统内成立资料印刷公司等等。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进行法人税务登记。
2.我国现行税法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作为机关法人应该归属“法人所得税制”意义上所指的法人范畴。《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的“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并不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利用富裕的公共资源如会议室、招待所、澡堂和娱乐场所出租取得的经营收入。从税制原理上讲,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职能部门作为机关法人团体,应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办理纳税人税务登记,并就其取得的应征税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以体现税法公平和刚性原则。
3. 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机关各级领导的惯性思维和“官本位”意识作祟,认为对机关内部管理部门取得的经营收入征税是一种“公对公”的行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潜在的和无形的来自主客观多方面的阻力难以言表,也就是说,将利用富裕公共资源经营取得的收入纳入课税范围,实际上难以操作,使得大量税收隐形流失。
三、解决纳税人身份确定问题的建议
统计发现,覆盖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和村委会等基础社团组织作为“特殊应纳税主体”取得的新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收入数量巨大、金额惊人。由于对其所得征税存在上述法律障碍和实践难度,监管上的缺失造成税收流失是显而易见的,腐败寻租现象也找到了生存的土壤,由此引发各类违规违纪违法案件不断地发生。可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非常重要。因此,要认真开展上述“特殊应纳税主体”应税收入情况的调查研究,实施监管和财税政策调控,根据实际情况分类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制定系列配套改革措施,逐步加以完善。
1. 建议全国人大、国务院应尽快制定具体政策,明确如村委会这类“特殊应纳税主体”的法人地位,消除这类特殊应纳税主体作为“其他类型的取得收入的组织”在纳税上存在的法律实施障碍。对于“村委会”这类特殊应纳税主体,在具体计算应纳税时,明确规定允许扣除以下项目:允许扣除与取得该项收入有关而发生的各项税费,以及村委会成员履行其工作职责应该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支付的相应补贴费用等。然后再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其他各项所得收入,不允许再作扣除。
身份界定 篇5
一、范妮是以“灰姑娘的”身份出场的。
由于出身贫微, 需要寄人篱下, 所以小范妮初到曼斯菲尔德庄园就表现的非常胆怯拘束。小范妮在与往昔的被兄弟妹妹们看重的日子比较之下, 这时感受到的只是孤独以及对周遭的恐惧。如“贝特伦夫人的沉默使她胆怯, 托马斯爵士的阴沉面孔使她害怕, 诺利斯太太的告诫使她慌乱, 表姐们议论她的个子使她感到羞辱, 说她见人不够大方使她脸红。李小姐怪她什么都不知道, 女仆们讥笑她穿的衣服寒酸。”小范妮的哭泣被善良忠厚的埃德蒙无意碰见, 这个“男性引路人”的形象出现, 就蕴涵指向了他会引导女主人公走向完善和幸福。范妮流露出的是一种柔弱女性的心理, 即独自面对世界的恐惧和对他人的深深依赖。
生活条件的限制是对一个人学识、修养、气质、风度等外在表现最大、最高、最根本的限制。由于这种“出身贫微”身份的界定, 范妮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 处于曼斯菲尔德的边缘地位, 她是自觉、慎言慎行和胆怯犹豫的状态。托马斯爵士在接范妮到曼斯菲尔德之前他担心范妮会爱上自己的儿子, 还害怕混淆了范妮和自己女儿之间的界限。这时托马斯爵士对范妮的感情建立在阶级优越感基础上, 强调的是阶级秩序的不可动摇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范妮愈加地边缘化。小说前半部分, 众生喧哗之中几乎听不到范妮的声音, 却时刻可以感受到她那双眼睛, 躲避大家的视线, 只是静静的观察。
小说第四章, 范妮已经十八岁了。亨利出场, 他有钱, 风度翩翩, 眉清目秀, 立马惹得玛丽亚和朱丽叶争风吃醋起来。“索色顿庄园之行”贝特伦姐妹明争暗斗。玛丽和埃德蒙互生爱意。“演戏风波”中, 范妮又一次充当看客。玛丽亚和亨利调情, 朱丽叶的气急败坏, 演戏分配角色时每个人的内心都尽收范妮眼底。看破一切之后, 范妮也只能用欲言又止地暗示埃德蒙。一些评论家对范妮的这种做法却不以为然, 认为范妮如果更大胆地说出一切而不是仅仅提示, 玛丽亚和朱丽叶的结局可能不会那么糟糕。认为这点上范妮不如玛丽率性。吉尔伯特、古芭在合作的一部女性主义批评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对范妮的评价是“低眉顺眼的奴才型妇女”, 作家K·埃米斯也说范妮“道德上可憎”。但是我个人却不那么认为。一个处于边缘性的十八岁的小姑娘整天在战战兢兢中度过, 每天都要承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折磨, 在对生活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情况下, 说话是没有底气的, 做事也是胆怯、犹豫的, 这就注定了她不可能像玛丽一样畅所欲言。就算她直裸裸的说出来, 其分量是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伟大的传统》中曾有对简·奥斯丁的小说创作情节问题有过评论。
他认为奥斯丁的小说是被非常“精心刻意地”垒出来的。具有道德意味的“审美”价值以及对生活所抱有的独特道德关怀, 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
小说从第二十二章开始, 范妮的身价才慢慢地在提高。由于威廉在曼斯菲尔德的小住, 使得范妮不再那么胆怯的流露自己的感情, 这同时使得亨利产生了对这种柔情的猎艳。亨利对范妮大献殷勤, 针对范妮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 如帮助威廉晋升为少尉, 态度举止稳重等等。亨利慢慢被范妮的美德所征服, 由情场的追逐游戏变成真心的婚姻追求, 但范妮终不为所动。其实, 也不能说范妮完全无动于衷, 亨利跑到朴茨茅斯去看她, 脱离了曼斯菲尔德的范妮在自己的家里反而孤苦伶仃, 而亨利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体贴、敏感和细腻。范妮觉得亨利不再那么惹人厌恶。可是, 亨利却与玛丽亚私奔了。最后的结局是, 亨利与玛丽亚分手, 朱丽叶与耶茨结婚, 埃德蒙断绝与玛丽的来往, 蓦然回首发现范妮才是最值得爱的人。
那个时代的淑女标准除了衣着等包装外, 还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上层贵族女子为蓝本的举止、风度和教养, 二是虔诚的信仰和严谨的德行。范妮的这种淑女美德无可指摘, 既打消了亨利娶她的念头, 又博得了托马斯爵士的赏识, 用美德为自己说话, 纠正了托马斯爵士注重钱财和地位的婚姻观, 实现了自己的“灰姑娘”身份的转换。
三、伍尔夫认为奥斯丁所有戏剧里的伟大女人不仅仅由男人眼里写出来, 而且是因为她们和男人的关系而写来的。
女性的身份地位的确立也与男人的关系密切相关。苏珊是范妮的大妹妹, 性格开朗。在朴茨茅斯, 尽管苏珊凭着自己的理解要改变家庭的放纵和粗俗的行为, 但其身份的界定决定了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由于范妮这个道德引路人的指导, 苏珊跟姐姐范妮一起到曼斯菲尔德, 成为贝特伦夫人难以割舍的人。读者不难发现苏珊同样跟范妮一样出身贫微, 但为什么她到曼斯菲尔德的境遇与范妮是那样的不同。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托马斯爵士偏见的修正以及诺利斯太太的搬走, 使得苏珊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需要”相一致, 身份得到恰当的界定。这样作者把范妮的道德延续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苏珊的身上。读者不难想象再过几年, 长大的苏珊更是一位大家心目中理想的淑女形象。
摘要：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以英国乡村士绅人家的生活为题材, 讲述了女主人公范妮的“灰姑娘”身份的转变。本文通过对范妮身份的界定的不同, 来分析她的心境变异情况, 进一步说明范妮的道德准则以及话语表达是受其身份界定的不同决定的。
关键词：范妮,身份界定,形象分析,心态变化
参考文献
[1][英]简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M], 秭佩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1月。
[2][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 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心知三联书店。2009年2月。
身份界定 篇6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并深入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趋势下, 信息社会的愿景已经伴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浪潮逐步成为现实。信息网络的信息总量、传播效率、交换关系、传播主客体等要素都在持续发生变化, 移动互联浪潮下, 这些变化尤为显著和影响深远, “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能够通过移动设备实现接入和互动, 越来越多的对于流动空间的接入则成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决定性特征”。
信息社会场景中的新媒体发展引人瞩目, 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使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从传播客体逐渐转化为新媒体传播时代数字化、社交化、移动化的传播主体。这种趋势一方面对于大众传播网络以传统媒体为中心的格局产生了消解和重构, 另一方面也在新型的传播网络中建构出了以社交关系和移动终端为中心的众多传播单元, 近年来兴起的“自媒体”是其中的代表。
信息在新型传播网络中的流通愈发自由和便捷, 伴随而来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更加突出。互联网发展初期以自由、分享、协作、免费为标签的定位, 在移动互联时代借助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和传播个体传播力及主体性的增长, 也发生了更为深入的变革。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版权博弈主要集中于组织主体之间;而2010年以来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平台的兴起让信息社会的版权治理进入了组织主体和个体主体交织的复杂局面, 身份界定模糊的各类“自媒体”是问题聚集的主体之一。因此, 对于新媒体传播中版权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也需要结合传播主体尤其是受众个体的身份变革和主体性界定。本文尝试针对“网民”这一身份符号进行信息社会视角的梳理和分析, 从传播主体变迁的角度为新媒体版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二、新媒体传播个体的身份变革
麦克卢汉曾指出, 媒介是人的延伸;《连线》杂志在预言新媒体的未来时也认为, 新媒体是所有人到所有人的传播。在人作为传统大众媒体受众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主要表征是广播性和单向性,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形态的范围、影响力和效率都因传播介质的特点而受到限制。
在人作为新媒体使用者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点凸显, 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即时性、持续性、传播力都发生了时间和空间级别的变革。人在传播流程中的主体性逐步增强, 并对在信息网络中曾发挥关键节点作用的大众媒体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与人们工作生活的深入结合, 一个新的主体概念“网民”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门词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定义, 网民指“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在信息社会的宏观语境下, “网民”在概念描述上的主流观点为netizen:“网民 (netizen) 一词由网络 (network) 和公民 (citizen) 合成。从字面意思看, ‘网民’既然是‘网络中的公民’, 当然也应该具有相应的行为标准”, 这是信息社会的个人主体其物理属性与身份属性结合的重要表征。
三、新媒体传播个体的主体性界定
信息社会对“网民”主体的意义赋予, 依托信息社会自身的组成要素。弗兰克·韦伯斯特从科技、经济、职业、空间和文化的视角对信息社会进行了界定, 他同时强调信息社会的特征不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 而是信息的特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理论知识/信息是人类如何表现自我的基础”。这种视角突出了信息社会发展中人的主体性趋势和核心价值。
结合韦伯斯特对信息社会的场景建构, 本文从信息技术语境、新媒体语境和虚拟社会语境对于“网民”的概念赋予进行信息社会视角的梳理。
(一) Internet User, 信息技术语境的互联网接入者
作为信息社会的基础构成和主导力量, 信息技术语境对“网民”概念进行了最为直接的意义赋予。该语境中的“网民”符号很多时候是与信息技术密切联系的, 从对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的使用, 到如今差异化的移动智能终端以及丰富多样的移动客户端软件。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易用性的改善, 这一语境中的“网民”被简化为互联网接入者, 即以PC、智能手机、平板移动终端等为平台, 通过浏览器、客户端软件和APP等方式连接至互联网的使用者。这一概念, 伴随互联网普及、带宽速度提升和接入方式的大众化、多样化而逐渐成为一种基础陈述。
(二) Media Prosumer:新媒体语境的信息消费者与生产者
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 信息社会的技术网络虽然愈发复杂和强大, 但却出现了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复杂的技术网络被演绎为更为形象易懂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形态, 而以用户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则借助社交媒体、基于位置的服务和移动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新技术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和传播模式, 并通过虚拟网络和现实网络同时覆盖和影响更多群体。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民”作为新媒体的使用者, 其身份特点与传统媒体受众的最大区别在于“网民”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这与新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络的互动性、跨区域性、多媒体特性密切相关, 也催生出了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媒体形态“自媒体”——这是信息社会视角新媒体语境中版权治理的重要对象。
丹·吉尔默在2004年的著作We the Media中正式提出了“自媒体”的概念, 系统阐述了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如何在博客时代的“草根新闻”等个体媒介化形态中得到印证。2010年他又推出Mediactive一书, 展望了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 传统大众媒体的受众如何利用新兴技术和关系网络, 建立可信任的、相关性高、依托个体媒介的信息传播体系, 因而从被动的受众演变为主动的媒介使用者, 或者说, 成为全新媒介网络的拥有者、协作者和传播者。然而, 以目前国内最为流行的微信平台为例, 版权问题在自媒体传播主体中愈发突出。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以及全媒体、自媒体形态的出现, “网民”作为身份符号区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正逐渐淡化。更多新媒体传播个体的身份与主体性界定符号不断涌现, 尤其在版权治理领域, “网民”的主体性地位正逐步让位于“自媒体”等传播主体。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内尤其是传统媒体对网络舆情进行主体指代时, 依然习惯于使用“网民”作为群体传播的主体性符号。
(三) Virtual Identity:虚拟社会语境的非现实存在者
信息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和信息化, “由于数字化, 数据传播和计算机技术在所有传播基础设备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这种支配地位让信息社会的场景建构形成了虚拟化的存在和社群, 网络游戏的流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李普曼在20世纪初期针对大众传播发展提出的“拟态环境”在信息社会再次得到印证。
“网民”之于虚拟社会的语境, 意味着一种非现实存在者, 这种概念赋予本应是一种自然结果——网络民众自然存在于非现实的虚拟社会, 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 传统社会关系进行了超出虚拟范畴的建构和重构, 对于这一语境的自然认知, 也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新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传播个体在信息社会尤其是新媒体语境下其身份和主体性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普及, 版权治理的聚焦对象需要从组织主体更多地关注传播个体, 尤其是快速发展中的“自媒体”形态。
参考文献
[1][美]曼纽尔·卡斯特尔, 等.移动通信与社会变迁:全球视角下的传播变革[M].傅玉辉, 何睿, 薛辉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2]邓建国.强大的弱连接——中国Web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3][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 (第3版) [M].曹晋, 梁静, 李哲, 曹茂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