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因素（精选9篇）
界定因素 篇1
传统的政策规划与政策分析研究, 很少将注意力放在公共问题的本质及界定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一些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关注公共问题的界定方式与政策分析各个环节的关系。这种通过公共问题界定来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 对理解议程变化、政策变迁、政策评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术界, 为了让政策科学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者, 政策研究的重心从政策制定转移到政策评估, 从政策执行过渡到政策终止, 却始终没有寻找到解开“政策失效”的钥匙。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部分学者逐渐将耳光转移到“前政策分析”阶段, 即公共政策问题自身的本质与界定上。随着学者们对政策问题研究的深入, 问题界定对于整个政策过程的重要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我们失败了, 更多是因为我们解决了错误的问题, 而不是因为我们用错误的方案来解决正确的问题。因而,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要想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现预期的效果, 首先应该对公共问题作出正确的界定;而对于政策分析者, 问题界定则是研究政策变迁、建议议程方案、预测政策效果的一个好视角。
正确的界定公共政策问题, 需要从一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起因:公共需要的产生带来社会公共问题
公共需要, 指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诸如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防治水旱灾害、环境保护、国防建设等等。这种需要不是个别需要的总和, 而是共同利益, 具有不可分割性。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 由于内外环境的而变化, 公众的社会需要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对政府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丰富化。
经济发展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一直强调发展, 发展的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些不均衡的切断, 一个不均衡就是地区差别越来越大, 很多实际问题也表现出来,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沿海地区发展的差别是越来越大。城市和乡村, 农村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当年发展非常快, 但是90年代尤其进入新世纪之后, 农村发展越来越落后。有些障碍可能是政策性的障碍,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发展经济各个方面采取一些对策的时候, 我们发现政府在有些方面是有些偏颇的, 刚开始过分注重效率, 兼顾公平不够, 包括城乡的均衡发展方面政府也没有更多去落实。
二、问题的表达机制的完善
社会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将演变为政策问题。在这两者之间需要一个传导机制:即问题的表达。也就是说只有受到社会问题影响的公众在面临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会产生公共需要而且这种公共需要的对象是面向政府的。在这之后只有公众通过设当的途径将他们的这种诉求传达到政府部门、政府才会有可能将这一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那么创建一个合理、方便的途径供公众来采取行动表达其诉求就会成为题中之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利益表达在政治生活, 尤其是在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等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共政策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公共性, 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对公民而言, 即是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 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对政府而言, 尤其是政府中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们, 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 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咨询来作出。这就要求政府引入“强势民主模式”,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赋予公民更多更好的参与自我管理的机会, 从而促使政府组织从以自身为中心的决策项目安排转向寻求公民支持或授权公民管理的决策安排”。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必须使人民群众拥有充分的知政权、参政权与监督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首要条件。
三、主观方面对问题界定的影响
政策始于问题, 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 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与政策问题构建相关的社会问题有着巨大的复杂性, 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判断受着诸多非统一的个体性因素制约 (如社会地位、伦理道德、经验知识等) 。如何认识社会问题, 如何筛选问题, 谁参与筛选问题, 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问题, 一个问题是否构成政策问题, 会面临着很大的异议。谁能在问题构建上把握主导权, 就能自然的在这之后的系列环节中占据主动权, 就有可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分配格局。反之, 一项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 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政策问题既与客观的社会现象有关, 也与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选择有关。同时, 在对政策问题认识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上, 同样是存在主观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着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有学者针对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指出“我们可能会分享相同的数据, 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看到同一件事。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利益以及偏见等都塑造我们对事实的感知。”
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做出判断是, 才可能产生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人们主观判断的产物, 它不能脱离那些试图界定该问题的利害关系人。政策问题是基于人类社会需要而构建、维持和改变的。政策问题的人为性使得我们必须重视公共政策对利害人的重要影响。
于此看来在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问题的界定处于首要而关键的地位。加强对其重视是必然的要求。同时问题界定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要看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公众社会需要的新变化、发展, 以及为公众提供一个合理的的途径使其能够自由的进行利益表达, 最后还要认识到在界定公共问题是的主观因素。只有把这些要素整合统筹起来才能科学合理的界定政策问题, 为公共政策的制定、社会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四、形成政策问题的机遇——外部综合因素影响
如何能让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 这其中需要有许多中间因素的影响制约。“机遇”就是一个直接而关键的因素。
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在转型期的我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问题,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 而现实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又使得在处理各种公共问题是有了先后的选择。一项公共问题在特定的机遇下就会变为政策问题也就成为公共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的一个直接的途径。
然而机遇的出现充满的不确定因素, 及时、准确的把握机遇就变得尤为重要。
五、综述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要想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实现预期的效果, 首先应该对公共问题作出正确的界定;而对于政策分析者, 问题界定则是研究政策变迁、建议议程方案、预测政策效果的一个好视角。我们面对的社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 由于内外环境的而变化, 公众的社会需要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对政府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丰富化。然后需要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使政策主体认识到公共需要的存在并将它类入到解决的问题之列, 最后在主客观双重影响之下最终形成公共政策问题。
摘要：公共问题的界定在整个公共政策中的关键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却有一定滞后。在公共问题复杂多变、对问题的认识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制定出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的带有很大缺陷, 在公共政策的后续环节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在认识到这一环节的重要性之后, 正确的界定政策问题继而成为关键。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公共问题从而为公共政策的顺利、有效的施行。
关键词：政策问题界定,公共需要,问题表达,主观因素
参考文献
[1]浅论论政策问题构建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2] (美)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英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7.
[3]薛维娜.利益表达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完善机制.
[4]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华夏出版社, 1990.
再谈壁画界定 篇2
在讨论壁画内涵界定之前，我想首先谈一谈对某事物进行界定这一研究方法背后的思维模式。这是明确研究方法的关键，尽管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切主题，但不可回避。早在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便已经深入讨论了这种研究方法背后的思维模式。数千年以来，西方的学术界一直以一种被卡尔·波普尔称之为“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所笼罩。所谓本质主义，是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唯—本质，这个本质不因时空变化而变化，具有超历史的普遍永恒性。在知识论上，本质主义则体现为以现象或本质为核心的一系列二元对立，热衷于建构“大写的哲学”（罗蒂）、“元述事”或“宏伟叙事”（利奥塔），认为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超历史的、绝对正确的认识，从而成就普遍的知识。持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研究方法是：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唯一本质，而且这应该是—切学者职业身份的内定任务和学术使命。
然而，经过近百年来西方思想家们反思，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知识形成方式被认为具有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存在着本末倒置和削足适履的弊端。所以，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已经逐渐意识并开始摆脱这种古老的知识形成方式。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他们已经基本改变了本质主义的学术思维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思维方法出现了偏差，那么研究的结果显然不容乐观。毋庸讳言，我们现在的学术方法和规范均源于西方，但目前很多研究领域的方法和规范很大程度上却没有与时俱进，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研究方法依然被僵化地奉为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定义”这一研究形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果研究一个对象，自然需要明确这一课题，但并不能因此就一直用静态且僵化的目光来看待研究对象。事实上，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外延式的；或者不妨说，任何对象的内涵都是历时性的。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极富成果的思考路线。他认为概念的意义不在于将概念与其指称的对象连起来。因为概念坐落在环境中，坐落在生活形式中，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所以，当活生生的现实不断发生着变化，对应它的概念自然也随之变动。更确切地说，现实在概念的水平上，才呈现出这样那样的一致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就能感到所谓的一致性其实都存在着可商榷之处。正由于如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使用即意义”的观点。简言之：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所谓概念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跳出了本质主义的窠臼，他指出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切线。也就是说，当我们指称某一现实对象时，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有意义。维特根斯坦的上述观点，便是本文的立论基础。
现在我们将回到本文讨论的核心—壁画界定问题。和其他概念一样，壁画概念的使用也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必须要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才有意义，或者说对其使用只有落实到具体的语境中才产生意义。与此相应，当我们研究这一对象并使用这个概念时，也需要正视它的历时性特征，并且始终保持着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立场。
我们不妨根据上述理论，简单追溯一下壁画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先从字面上分析“壁画”的内涵。根据《说文》，“壁，垣也”，即墙壁，此为本义。“壁”还有“陡削的山崖”之义，如明代刘基《苦斋记》中说，“如山四面峭壁拔起”。那么，壁画作为“壁上的画”，就应该包括墙壁上的画和陡峭崖壁上的画。前者是画在人工建筑中，后者绘于自然山崖上。再看“画”，原本是动词，通“划”字；《广韵》有云，“划，锥刀刻”，可见“画”的原意即涵有空间创造的意思。而且就字形而言，“画”上面是“聿”，如以手执笔，下面则为田界，整个字形仿佛是人划出田界之形。所以，“画”的本义包括两层，一是空间创造，二是划分界线，综合看来就是以一种空间的形式划分界限。但根据《中国美术大辞典》，壁画的内涵是绘制在壁面上且具有平面属性的一种绘画。 在此，平面性似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界定因素。表面看来，壁画这一概念中“画”的涵义较之于本义发生了某种变化。但真是这样吗？下面我们进一步展开分析。
所谓壁画，顾名思义就应该是“表现在墙壁或崖壁上的图像”。那么，刻画在峭壁上的摩崖岩画是否属于壁画？如果是，为何又称之为“岩画”？而我们从大量的美术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美术史家和美术理论家往往都将原始岩画纳入壁画范畴。如此，为何岩画明显的空间凹凸特征遭到无视，反而归于平面性壁画的组成部分？显然，定义和现实之间似乎产生了矛盾。而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说，“画”的本义中有创造空间，也就是表现立体的意思，只不过这种立体（即划分土地）并不凸显空间性或者说空间特征不突出而已，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平面（大地）范畴。这说明，就词源本义分析而言，“壁画”概念也应该包括浅立体（当然，此处的“浅”具有相对性，是和“壁”这一载体进行比较的结果）。故而，不论是摩崖岩刻还是洞窟壁画，说到底都可以称之为“壁画”。更重要的是，当下学界对“壁画”内涵认识的分歧，恰恰说明它的外延正在不断扩展。而且即使学理上存在争论，但当我们说出或看到“壁画”这一称谓时，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意义的理解。换言之，学界对“壁画”这一称谓本身的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并无异议。“壁画”概念的意义之所以被理解并接受，是因为它置于具体的现实情境之中，所以能够使学界在某种层面上达到共同认识。
那么，壁画是不是就不可定义了呢？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所谓“家族相似”简言之，是指一些事物之所以归在一个一般语词之下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与此相似，一个概念之下的各种现象A、B、C、D并不具有唯一一种或一组共同性质，而是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推而言之，一个概念形成和使用的过程，“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有这些现象，只不过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亲缘关系”。（《哲学研究》第65节）特征相似的家族概念具有一种模糊性，特别是家族界限的模糊性，使得我们能够在更加宽泛的层面上理解、运用或交流它们。简言之，相似的家族概念，界限始终是敞开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家族相似”理论，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立场，接纳越来越多的新成员进入“壁画”家族。譬如，有些不属于绘画范畴的工艺制作或者有些以立体形式表现的作品，因为都陈列在墙壁上，所以和壁画有了亲缘关系；再如，某些浮雕往往也被归入壁画范畴，这是因为该作品从根本上从属于墙壁这一平面的载体，故而和壁画也有亲缘关系。再深入地说，倘若对比典型的立体艺术或平面艺术，被称为壁画的浮雕也许会让我们产生两难判断；但如果我们立足于可理解和可交流的层面，那些浮雕式壁画虽然不属于典型的平面，却依然具有平面性，所以称之为“壁画”时也不会妨碍理解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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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使用的“壁画”这一指称早已出现。比如唐代骆宾王《四月八日题七级》一诗中曾言“铭书非晋代，壁画是梁年”。这说明唐代已经使用了“壁画”来称谓相关对象，而且诗中所提及的壁画不是唐代而是南北朝的梁，故而“壁画”这一称谓至少应早于唐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信息量的不断增加，原先中国传统的壁画概念（即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和寺观壁画）已经不能涵盖新的类似于壁画但又不具有典型形式的绘画形式，于是一些原先人们没有见过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绘画形式都有意无意地被学界纳入壁画范畴进行研究和讨论，比如原始洞窟壁画和我们上面说的原始摩崖岩画。最初似乎没有人认为这里存在问题，但当现代壁画兴起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壁画发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形式都被视为“壁画”家族的一分子，于是学界就产生了“纯化队伍”的念头。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不能将壁画的内涵界定，那么创作出的作品似乎就失去了归属。然而，任何艺术类型包括壁画，都始终处于发展的过程之中，壁画的定义与现实创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恰好反映了壁画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景况；或曰，其内涵的产生语境是敞开的，外延的疆域是不断拓展的。总而言之，壁画这一称谓的使用正在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
屈指算来，“壁画”的称谓沿用至今已有千余年，它的生命力不言而喻。在如此长久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尚未发现有更好的称谓为受众所熟悉。其实壁画如何界定的讨论已有30年历史，也有人曾提出用“壁饰”来代替“壁画”，并举出种种理由陈述其优越性。然而，“壁饰”的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却远远不如“壁画”，因此除了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回应之外，在更宽泛的范围中，“壁饰”的称谓默默无闻。我们看到，纵使关于定义的纠葛不断，随着几十年中的视觉形式日益丰富，“壁画”这一称谓仍然是各种具有权威性的学术展览、大型画集和论文集中运用最广泛、外延最全面、指称最明晰的概念。比如历届全国美术展览设有“壁画”一项，参展作品除平面绘制以外，还包括镶嵌、陶艺、漆艺、浮雕、编结等诸多形式；再如侯一民等人编纂的大型画册《中國壁画百年》中，收录了绘画、镶嵌、陶瓷、漆艺、浮雕、编结、装置、光电、多媒体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可见，并不是“壁画”这一概念的内涵最精确或者涵盖面最广，而是它在现实情境中自然而然地被受众选为此特定艺术类型的家族总称。从这一点来说，壁画比壁饰或者其他概念更具可理解性和可交流性。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都源于创新者的推动，而创新事物的本质就是对原状的突破。壁画形式源源不断的创新，正反映出变换不息的现实状况、艺术家的超越意识和人类追求多元审美形态的永恒诉求；这是艺术生产的基础，更是“界定”的前提。
应该说，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壁画这一艺术形式需要细化并且必然会化分出更多的概念，而且会不断完善。但不论是理论研究抑或艺术创作，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立场都是其根本。事实上，当我们能够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时，必然就拥有了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立场，必然就理解并支持艺术形式的多元化。鉴于此，我们是否应该跳出概念界定的争论，回到活生生的能够打动我们并让我们为之心仪终生的艺术本身呢？
最后，我想借用德国文豪歌德的一句话结束本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界定天性与个性 篇3
在分析领导人的个性时, 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界定天性与个性。天性, 是一个人出生就具有的秉性, 一个外界难以改变的心理感知特性及行为趋向。个性, 是指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 这个特质表现于外, 就是他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天性是与生俱来的, 个性则是后天形成的。
而我们只有对领导本身进行深入、科学的性格分析才能清晰界定出天性与个性。这个工作, 不仅要与领导人本人进行深入沟通、交谈, 同时要对领导人的家庭、成长环境进行深入了解, 把来自各方面的信息, 汇集在一起进行领导人心理学分析, 方能有正确的结论。
在对某大型汽车销售公司CEO进行形象管理时, 我们最早发现该领导人有非常强硬的个性, 做事雷厉风行, 说话简洁明快, 思考逻辑缜密, 在日常工作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情和柔弱。如果, 我们简单地按照他的个性去进行形象管理设计, 就会让该领导人失去人性化的一面。人为去增加或者设计, 则一定也会弄巧成拙、牵强附会, 甚至丧失领导人的公信力。
我们在咨询了心理学专家后, 开始对该领导人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 进行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长期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残酷的工作竞争压力, 并不会泯灭其天性, 只能是让个人的天性隐藏得很深。
此刻, 最重要的一环是, 必须实事求是地与该领导人沟通, 以征得领导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否则, 即使我们下大力气也可能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事实上, 该领导人在充分理解后, 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不仅自己抽出时间与我们进行交谈, 同时安排我们对其家属进行深度采访, 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童年时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在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后, 我们从该领导人的个性中, 真正分析出了其隐藏深处的天性,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一版的形象管理设计方案。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得知在进行领导人形象管理时, 第一步便是分析领导人的天性与个性, 从多方位、多角度去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并进行清晰的总结和界定。我们必须与领导人本身建立互相信任的沟通渠道, 向其全面透露形象管理的逻辑思路、设计过程与预期目标。在通常情况下, 领导人自身的谈话带有较强的限制性。
在获取了领导人自身的天性与个性后,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在形象管理中恰当地展示和管理。
遵从天性, 管理个性是领导人形象管理的基础。天性, 是不可能改变的, 指望在形象管理中去改变一个人的天性, 只能导致失败。而对个性的科学管理, 则是形象管理的重要组成。
在对某大型国企总经理的形象管理项目中,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该领导人的天性与个性存在较大的冲突, 甚至存在矛盾。
由于家庭和成长历史背景因素, 决定了该总经理多疑且防范心理极强的天性, 甚至在很多中学同学中还留有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印象。但是, 随着其人生道路的进展, 其个性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开朗、善言亦能言, 已经成为现今留给众人的印象。通过与心理学专家的共同分析和研究, 我们认为:该总经理的天性是被其深藏了, 后天形成的个性则是一种职业能力的体现, 并非其真实的天性展示。于是, 我们在对其形象管理的设计中, 增加了“质疑”、“谨慎”等符合其天性的行为心理元素, 让其天性中优势的一面充分展示和发挥。
在领导人形象管理中, 我们不要被领导人天性或者个性中的薄弱环节难住, 而是要找到天性的优势, 并充分展示出来, 并且一定要注意与其现有个性相辅相成, 让天性成为个性的源驱动力, 而决不能视而不见, 或者助其深藏。
精神出轨，如何界定？ 篇4
难以界定的“精神出轨”？
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后，你心里想着，如果被伴侣质问，就这样说：“我们只是开完会以后累了，才一起去喝了一杯”“他就是跟我倾诉了些烦恼，因为他找不到别人听他说嘛！”但你自己也不知道干嘛要跟伴侣解释，自己根本没做什么错事，但为什么总是良心不安呢？
而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出轨”。
精神出轨实在难以界定，因为它不能用某个行动来判断，但是你自己是能够感觉出来的。每每有了新消息，你都想第一个通知他/她；你希望他/她能看出自己的精心打扮；你不愿将和他/她在一起时做的事情告诉自己的另一半。发现精神出轨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应对，以及找到出轨的原因。
“精神出轨”也是出轨！
出轨不单单是指身体出轨，更是指和伴侣之间发生间隙并失去信任。如果伴侣和你明明呆在一个房间里，还要探头看你在做什么，并表现得很不安，你就该想想自己是否有精神出轨行为了。你应该从伴侣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自己随便判定什么行为是出轨，什么不是。
而且，对于有些人来说，精神出轨造成的伤害比单纯的身体出轨更严重。有时候身体出轨只是因为有机可趁，精神出轨却是因为与伴侣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在与伴侣的相处过程中感觉不到温暖与亲密、欣赏与爱意了。
人们往往有“双重标准”
承认自己精神出轨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可能会颠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那么，向自己的另一半坦白就更难了！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在判定自己是否不忠时使用的标准比较宽松，而在判定自己的伴侣是否不忠时使用的标准则较为严格。
美国赫芬顿邮报曾开展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1000名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60%的人认为，如果伴侣与别人有深入的情感交流即是不忠，18%的人认为这只是正常交往。另一项包含了1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本人与伴侣之外的人有深入的情感交流时，50%的人认为这是出轨行为，29%的人认为这是正常交往。其中，女性的双重标准更为明显。
源头就在伴侣关系
如果能自发地察觉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精神出轨的发生，但是人们往往不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大部分人根本没考虑过“精神出轨”这一问题。可能只是在跟伴侣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后，就转向其他对象从而寻求安慰，比如：对两人的关系感到厌倦，对自己的外貌、年纪、魅力等感到担心，不知道自己对异性是否还有吸引力等。换句话说，人们是因为与伴侣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却不自知，才导致了精神出轨。
这样的人需要调整自己对婚姻或固定伴侣关系的看法。有些人的想法很不现实，他们不仅希望伴侣能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还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收获幸福。但是两个人在相处过程中，确实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这是正常情况。不能把开始一段新恋情时的兴奋和美妙，与长期关系中的日常活动做比较。
对于精神出轨的人，治疗师的建议是结束外遇，并与伴侣一起进行咨询。精神出轨确实是婚姻或恋爱关系中的大危机，因此越快接受治疗师的疏导越好。治疗师可以帮你理清你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改善，还是应该结束。只有坦承面对这些问题，你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尽量不用含有DEET成分的驱蚊防晒霜。DEET中文名即是避蚊胺，是一种无味、无色或淡褐色液体，被广泛用于各种各样的驱蚊产品。它能够有效驱蚊，但因其含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一般的驱蚊产品都会标明含DEET的百分比，在推荐剂量范围内使用是相对安全的。但由于宝宝会吃手，很容易误食，加拿大卫生部则禁止市面销售含DEET浓度高于30%的防蚊产品，并建议2岁到12岁的儿童使用时浓度应低于10%以下，6个月内的婴儿不宜使用此类产品。所以，在使用含有DEET的驱蚊产品时，一定不能直接喷或涂抹在儿童的皮肤上。
一般不防水的防晒霜直接用清水洗干净即可，对于防水的防晒霜，最好从户外回到室内后就第一时间用专业的婴儿洁面乳或沐浴液，配合清水彻底清洗干净，并做好保湿工作。
儿童的角膜和晶状体等比成人更清澈，所以紫外线更易射到视网膜，损伤儿童角膜上皮，对视网膜黄斑区造成灼伤。所以，选择一款儿童太阳眼镜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必须是专业的儿童墨镜，而非玩具墨镜。购买儿童太阳镜时，要选择户外运动品牌或正规眼镜店，如迪卡侬、Baby/Kids Banz、Ki ET LA、Real Kids Shades、Julbo Looping、Mini Squids等。美国小儿眼科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购买的儿童太阳镜须能阻挡99%～100%紫外线，并有国家标准协会（ANSI）的认可标志。不要选过于深色的镜片；太阳镜最好足够大并且适合宝宝脸型，能遮住眼晴和面部尽可能多的地方免受紫外线的辐射；材质安全无毒且耐摔。儿童使用太阳镜时要有家长的指导，佩戴连续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且一旦处于室内或者阴暗环境应立刻摘掉太阳镜。对于不喜欢戴太阳镜的孩子，家长们也不要勉强，可以选择戴帽子等其他方式进行防晒。
儿童玩具太阳镜基本不具备阻隔紫外线的功能，儿童佩戴这种太阳镜在阳光下不采用其他方式遮阳，会对儿童眼睛伤害很大。还有些眼镜为了追求炫酷造型，装饰的镜框或颜色遮盖了大部分的视觉区域，给视力健康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购买太阳镜，装饰物越少越好。千万不要为了省事便宜，就随便在网上买儿童太阳镜，使用这种劣质产品，还不如不戴。
虚拟财产的界定 篇5
在美国, 有学者认为虚拟财产是能够持久稳固地存储在远端资源系统的计算机代码。美国学者Joshua做了经典定义:“虚拟财产是竞争性的、持续的和交互性的模仿真实世界特征的计算机代码。其与真实世界财产一样, 具有排他性、持续性和互联性”。①韩国法律明确规定了虚拟财产的独立价值, 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独立于运营商而具有财产价值。
瑞士2003年修订刑法典则在分则第二章“针对财产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中明确设立了非法获取数据罪②。
二、我国学者对虚拟财产的定义
目前, 我国有学者认为, 虚拟财产是数字化的、非物化的财产形式, 包括信息流及数字媒体等, 外延十分广泛③;也有学者认为, 虚拟财产是以一定的数据、信息、符号存储在网络中的虚拟物;刑法学家赵秉志认为, 虚拟财产是指网民、游戏玩家在网络空间中所拥有支配的必须利用服务器的虚拟存储空间才能存在的财物, 具体包括游戏账号、游戏货币、游戏装备、QQ号码等。④
三、笔者对虚拟财产的看法
要准确定义虚拟财产的概念, 首先应该明确两个基本的问题:虚拟财产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其价值如何评估?这是解决虚拟财产法律问题的基本前提。
(一) 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
财产的价值性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可以货币化)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QQ号码、邮箱, 以及游戏账号、游戏货币等都具有某种使用的价值 (否则没有存在之必要) ;但这些网络虚拟物是否具有社会交换价值不可一概而论, 具体分为两类:一种可以用货币购买或者可以转化为货币 (比如QQ靓号、QQ币、网游中的装备) , 这种网络虚拟物明显具有交换价值, 因此应该归属于财产的范畴。另一种网络虚拟物仅仅针对特定人具有合理、正当的使用价值, 对于特定人之外的人不具有正当、合理的使用价值 (比如个人邮箱) ;这种虚拟物由于不包括所有人的抽象劳动而不具有可交换性, 因此不能归入财产的范畴。
财产的可支配性是指能够被权利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如果财产不具备物理上的管理可能性, 那就谈不上权利的受侵犯”⑤, 虚拟财产在法律上具有支配和管理的可能性:用户可以对其进行排他性的支配和管理, 如对服务器上的电子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其增加、修改、删除, 也可以通过对自己的账号设置密码来防止他人对自己的资料进行修改、增删。因此, 网络虚拟物满足“可支配性”的财产属性。
综上, 所谓网络中的“虚拟物”尽管具有可支配性, 但并不是都具有价值性, 因此不必然都属于财产的范畴。只有同时具备“管理可能性”和“价值性”的网络虚拟物, 才能归于财产的范畴。
(二) 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
要解决虚拟财产的相关法律问题, 如何评估其价值量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虚拟财产主要是网络开发商、用户通过金钱和劳动的付出取得的, 需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和劳动, 这些金钱的支付和劳动的付出, 使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性而能用现实中的货币衡量。目前衡量虚拟财产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 开发商销售虚拟财产时的定价、用户之间线下交易的市场价格、根据用户投入成本计算价值等方式。
虽然计算虚拟财产价值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各有利弊。我国有学者指出, 虚拟财产的价值确定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因为虚拟财产与现实财产之间的联系是不断变化的, 需要综合各项因素对虚拟财产的价值进行个案分析后确定。
(三) 虚拟财产的“严格定义”
由以上论述可知, “严格意义”的虚拟财产必须是财产。要准确界定虚拟财产的概念, 必须把握虚拟财产本质——价值性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和可支配性。由此角度, 虚拟财产不仅仅是某些学者定义的“只能以数字化方式而存在的财产”⑥, 也不仅仅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电子信号, 通过3D等形式表现为不同的画面形象”⑦。因为这种表述抹杀了其作为财产在法律上的“价值性”, 模糊了网络虚拟物“是否归属于虚拟财产”的界定标准, 也使得虚拟财产丧失了应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
综上, 笔者认为, 严格意义上的虚拟财产是用户在网络空间拥有和支配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能够用现有的度量标准度量其价值的虚拟物, 这种虚拟物依托于服务器的虚拟空间而存在;从网络技术角度讲, 这种虚拟物在物理上通过电子信息以一定的数据、信息、符号存储在网络中, 并通过特定的网络软件表现为账号、游戏装备、虚拟货币等。
参考文献
[1]于志刚.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M].1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1.
[2]林旭霞.虚拟财产权研究[M].1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4.
[3]张俊浩, 刘心稳, 姚新华.民法学原理[M].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9.
水管理概念界定 篇6
1 水管理概念辨析与评述
管理领域的开拓,就其本义应指一种新职业、新专业的建立。20世纪初,为适应西方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法约尔[1]把企业全部经营活动分解成技术、商业、财务、会计、安全和管理6项活动。管理与其他经营活动相区分,为当时管理的职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法约尔主张建立有关管理的一般理论,用管理的专业知识指导管理实践而实现管理的专业化。自此以后,管理职业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带有真理性的常识而得到人们的认同。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意味着一种专业学科话语的创造,特别是基本概念的界定。由于在实践与理论上均难以对兴利之水与除害之水、资源之水与非资源之水进行严格区分,所以本文中的水管理为各种涉水事务管理的统称,且把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总称为水经营。为了重新界定水管理概念,首先需要对已有概念进行辨析与评述。
1.1 辨析资料
选择以下3条定义作为辨析资料:
a. 水资源管理的定义是: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就是水资源持续利用管理。[2]
b. 水利管理是运用、保护和经营已开发的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工作:水利管理的目标是:保护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合理使用,确保安全,消除水害,增加水利效益,验证水利设施的正确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工作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法律措施。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管理已逐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3]
c. 水管理是人类社会及其政府对适应、利用、开发、保护水资源与防治水害活动的动态管理以及对水资源的权属管理,包括政府与水、社会与水、政府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水事关系。[4]
1.2 辨析与评述
a. 以上3条定义均将水管理看成是对水经营活动的管理。但是,一方面,它们没有把水经营与水管理活动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在谈及水经营、水管理时,仅停留在实践内容的罗列,而缺少从这些内容抽象、概括而得出水管理的本质属性。所以无法把它们看成是水管理的科学定义。从水管理领域开发的“职业化+专业化”要求来看,这些定义反映了水管理理论研究还停留在初级、低水平阶段。
b. 以上定义对管理概念没有深究,它们均未能自觉地接受“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之观点。定义忽略对人的思考,致使水管理研究难获得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持。
c. 以上定义没有从水经营是多主体联合行动角度展开深入的属性分析,不能反映水管理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也就难以超出现有管理理论而进行水管理理论创新。
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这一观点源自20世纪60～70年代苏联、东欧的社会管理理论。前苏联学者奥马罗夫[5]把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他从承认人是社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第一对象出发,提出了对人的管理就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形式的观点。
在西方,无论是泰罗所主张的“确切地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使他人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的“管理技术”的定义;还是法约尔称“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抑或德鲁克把“关心他人”和“关心工作”整合到一起,构筑出完整的“对人的管理”思想[6],都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管理的基本形式。因此,首当其冲是把水管理界定为对从事水经营的人的管理。作为对已有水管理定义的辨析标准,也作为对水管理概念的开发原型,使用定义:管理就是在特定的人群中,通过管理主体对他人施加影响,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以高效地实现既定目标或使命的过程。
定义中的“影响”是指,A存在某种意图x,倘若A通过“一定方式”促使B为实现x而行为,便称A在其意图x上对B存在影响,或说B在意图x上接受A的影响。称A为影响主体,B为影响客体。其中A,B可以是个人、群体或组织。管理主体对他人施加影响就是本文“对人的管理”的基本含义。或者说,仅在这种意义下使用“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观点。
2 背景说明
为对水管理概念重新界定,需要一些背景说明,它们作为理论研究前提将直接影响水管理概念的重新界定。
背景1:水管理面临水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和难以破解的4大难题: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严重,即水多、水少、水浑、水污[7]。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人口压力增强和资源争夺激烈而造成水环境严重恶化、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这个局面反映到人与水的关系上,产生了难以破解的4大水问题。今天,4大水问题中又加进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组成的山洪灾难内容[8]。人们终于认识到,长期以来人类对水资源无节制掠夺和对水环境的放纵式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和难以破解的水问题,人类或者对自身命运施加影响,或者无所作为而陷于停顿和倒退。人类为了自身的永续生存,在开展水利与经营水的活动时,急切需要一种能把众多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整合成联合行动,以解决自由放纵行为所产生的水问题,促使水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形成。这就产生了水管理领域开拓与构建水管理理论的要求。
背景2:水管理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并以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作为根本指导原则。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9],该报告在“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总的观点指导下,从人口、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物种、能源、工业、城市化、机制、活动、和平、安全与发展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概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应用于各个领域。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程组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定义为:支撑从现代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而不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与使用。
这个理论已被中国水利界所接受。为适应可持续水管理需要,汪恕诚[7]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破解中国水问题的核心理念。按他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始社会人依附于自然的“天人合一”原始和谐状态开始,经过近现代工业社会在“人定胜天”观念下人向大自然的无节制索取、掠夺阶段,人在反思自身放任行为所造成恶果基础上,终于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观念。事实上,人与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已成为水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繁衍永续的根本指导原则了。
背景3:水管理服务于拓展了范围的水经营。
汉语中,“经营”一词,除有经管办理经济事务之意外,尚可引申为对某种事业的筹备、规划、创新、办理之意。本文中,经营将取其引申之意。“水经营”一词是在把水利、水资源视为一种事业基础上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水利一词为汉语所独有,其现代意义可解释成“使水有利于人的事业”。而“水资源”原本被解释成地球的自然资源。“但随水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要,对水资源属性的认识,逐渐从一种单独的自然资源又扩展成为一种业务或行业的代称。”[10]但是,当人们把水资源理解成一种造福于人类、且与“水利”相通的事业后,它们关注的对象已越出了仅被界定为资源的水了。所以,与其把水利、水资源理解为对一种事业的经营,还不如直接使用“水经营”术语更好。注意到水管理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无论为了水持续利用和人类生存繁衍永续之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破解4大水问题的迫切需要,都必须克服简单的水的兴利除害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局限,开阔视野走向以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为内容的水经营之路。
3 水管理概念重新界定
水管理被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有意识行为,笔者将从这种行为所蕴涵的目的、任务、手段逻辑结构探究其本质属性,以求水管理概念的重新界定。
a. 考察水管理的目的。作为对从事水经营的人的管理,水管理除了把水经营所希图实现的总体性目的作为自身的目的外,不应该存在其他目的。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这个目的就是实现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说,水管理希望实现的目的是:促使水经营(即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事业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b. 考察水管理的任务。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脱离尘世的水管理,有的仅是服务于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具体水经营内容的水管理。例如,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管理、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管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管理、南京市污水治理、宁夏节水灌溉管理等。它们都存在着实现水经营可持续发展总体性目的下的具体目标,因此,高效地实现水经营具体目标自然成为与此相应水管理的任务。
c. 考察水管理的手段。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管理主要是已建官僚制组织中,严格区分管理主、客体基础上,由管理主体所实施的单边控制(即带有强制性的影响)。这种手段面对水经营多主体联合行动的管理已不够用。事实上,参与水经营联合行动的有多种主体。无论是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还是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抑或城市污水治理,山区退耕还林,缺水地区的节水灌溉等水经营活动,它们所涉及的个人、群体、组织,几乎都可能是或分属于中央、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业主公司,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和审计等业务单位,投融资单位,农村、城市社区和公民群体等。它们本不存在必然的组织联系,虽因水经营项目联系到一起,但未必形成正式的经济-社会组织,也不存在正式组织中管理主客体之间的控制-被控制关系。对于这样一些平等主体来说,它们形成一种有效的联合行动,既需要解决它们之间权、责、利划分与协调的宏观管理机制,同时还需要各主体内部的微观管理机制。这两种管理机制表现为影响时,虽不乏官僚制组织中的单边控制,但更多则是通过平等主体间的合作、协商、讨价还价,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的影响。所以水管理的手段至少需要在原有影响概念中加进相互影响的含义:A存在意图x,B在意图x上接受A的影响,是以A在B所存在的某种意图y上接受B的影响作为交换条件。称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或说A与B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
综上所述,可得基本定义:所谓水管理,是指对从事某种具体水经营活动的人的管理。水管理以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参与水经营的个人、群体和组织所组成的特定人群中,依靠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高效率地实现水经营的既定目标或使命。水管理作为一种专门管理,其专门规定性如下:
a. 谈及水管理,就意味着一定时空范围内有着具体经营内容和参与主体的水经营项目的确定。
b. 水管理蕴涵以下的“手段、任务、目的”逻辑结构:手段——特定人群中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任务——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实现水经营既定的目标或使命;目的——达成水经营可持续发展。
c. 水经营是一种多主体联合行动,参与经营的各主体(诸如政府行政机构、业主公司、业务单位、社区和公民群体)都以平等地位参与水管理。
水管理中的“影响”离不开官僚制组织内部依靠组织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执行政策所实施的单边控制,然而存在于不同主体间的更多的则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的等方式实现的相互影响。
d. 在水管理中,“有科学根据影响”指影响不是人治式的为所欲为,而应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首要的是遵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原则。
4 结 语
水管理概念的重新定义向理论界提出了诸多急切需要开展研究的问题,择其要点,列举如下:
a. 水管理作为对多主体联合行动的管理,需要建立由宏观治理与微观管理相匹配的水管理管治结构。
b. 水所具有的资源属性,使水经营组织需要融进市场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水经营组织的内部和谐状态与外部竞争优势相统一的组织态势。
c. 水管理需要新的水文化,需要建立以新的水文化为基础的人文关怀与科学影响相统一的水管理管理模式。
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立水管理学的迫切需要,上述问题为建立水管理学提供了研究方向。
摘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下,为满足指导水管理实践的需要,在对已有水管理概念辨析与评述的基础上,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管理的基本形式,明确水管理就是一种对从事水经营活动的人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以“目的、任务、手段”为基本结构,对水管理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提出建立水管理理论一些急切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水管理,水经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周安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2]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12.
[3]姜文来,唐曲,雷波.水资源管理学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5.
[4]柯礼聃.中国水法与水管理[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5]奥马罗夫.A.M.社会管理[M].王思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7.
[6]何似龙,施祖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1:28.
[7]汪恕诚.再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J].中国水利,2004(8):6-9.
[8]陈雷.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全面推进我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J].中国水利,2007(14):6-10.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酒后驾车”必须依法界定 篇7
前不久, 我开着农用车给别人送货。路上, 我被几名交警拦下, 交警给我做了酒精含量测试, 酒检显示我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6.40毫克。交警跟我说现在正在开展严打酒后驾车专项行动, 对于酒后驾车的一律实施行政拘留, 遂决定对我实施行政拘留。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喝多少酒, 而且神志也很清醒, 这样的处罚过重, 于是便跟他们理论, 但他们说, 只要喝了酒就属于酒后驾车, 一律实施拘留。请问他的说法正确吗?
读者:杨江
杨江读者:
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般认为只要喝了酒驾驶就应认定为酒后驾车,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交通事故中的酒后驾车包括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两种。何谓“饮酒”和“醉酒”?2004年5月3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标准》中有明确规定:即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 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属于饮酒驾车;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属于醉酒驾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暂扣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只有在“醉酒”驾车的情况下, 交警部门才有权利对交通违法者实施行政拘留。从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你每百毫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有16.40毫克, 尚没有达到“饮酒”驾车标准, 更不属于“醉酒”驾车。因此交警无权对你进行处罚, 更不能对你实施行政拘留。
重新界定品牌的价值 篇8
在经济萧条的深灰背景之下，每一次选择与被选择都蕴含着比以往更深层次、更多层面的意义。对，不一定生还;错，则一定失足。面对如此境况，惊弓之鸟者、抱团观望者、病急乱投医者，比比皆是，所有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那把解决之匙，但是不是每把钥匙都能“包开百门”?
在过往很多年的商业社会中，“利益驱动价值”曾被一度奉为金科玉律，但如今，华尔街百年不遇的风雨飘摇，昔日通过攫取巨大利益从而不断获得扩张资本的金融巨头们或破产、或重组、或求援，“利益”二字反成为品牌价值的最大阻手，而“诚信”、“责任”又重新回到话题的核心。
在惨淡的“烂生意”面前，“烂名声”的与日俱增已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需要对企业价值的评判标准进行重新界定，这项工作十分之紧迫，因为它就紧贴着那条“何者Go Dead，何者To Live”的命理线。
前不久，爱德曼国际公关发布了一份消费者调查报告，基于“更深入地认识和解读今天公众的社会愿望对其消费态度和购买偏好的影响”的研究意图，并将这项研究命名为“Good Purpose(良好意图)”。作为这个长期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从2008年8月至10月，通过在10个国家进行的6048次访谈，我们发现了在当下危机环境中，“决定选择”的那些基本规律：在谈到优质品牌的时候，消费者更希望这些品牌是由拥有良好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所创建的，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例如，88%的印度消费者愿意多花一点钱来购买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的产品”;68%的日本消费者认为，环境是最重要的责任议题。在中国，90%的人坚持认为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购买有社会责任的产品或品牌也是非常重要;85%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个人也正在参与各类社会责任活动。
通过调查发现，每个国家对企业责任认识与重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正是地方文化和环境的差异性对消费行为造成的影响。试想，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危机意识使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大量囤积能源，所以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更加关注节能和环保。而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仁”和“义”两个字构成了中华文明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些年，在和谐社会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倡导下，国人在重拾中华民族古老价值观中的精粹，这一过程从“仿若初见”到“点头颔首”再到“化为己用”，使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仁、爱、义又再度归来，并履现于日常的行为之中。
值得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在寻找这种原动力的征途之中，并且将“做好事”的范畴由最初的环境保护拓展到更多领域。百事的“母亲水窖”，宝马的“中国文化之旅”，《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红粉笔计划”，伊利的“健康中国”等等。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这种原动力所驱动的，恰是令企业更有生命力、更具竞争力的一种“主动”。
环境成本界定研究综述 篇9
一、微观环境成本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借鉴经济学观点把环境成本定义成企业与环境相关的成本, 是目前会计学界普遍采用的定义。具体来说, 微观环境成本观念又包括两种:企业自身在环境方面耗费的微观财务成本或费用;企业活动导致的货币性及非货币性社会环境损耗的微观经济成本。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荷兰国家统计局 (CBS) 从1979年开始就已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成本开展了统计工作。在统计中, 环境成本被定义为:企业为了防止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所采取行为的成本。按该定义, 环境成本的范围比较窄, 没有涉及劳动者的安全或其它安全因素带来净财务效益的环境活动以及以保护周围社区住宅安全为目的的行为都是排除在外的, 只有当企业的环境管理仍处于被动的和遵守环境法规阶段时才适用。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 (CICA) 于1993年对环境成本作了两大基本分类, 即包括预防、去除和净化污染与资源保护的环境对策成本与包括受害赔偿金、罚金的环境损失成本 (间濑美鹤子, 1994) 。其在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上最有影响的研究报告当属1997年发表的《环境角度的完全成本会计》, 共涉及下述12个项目的内容:公害预防;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在建工程的环保设施;环保型产品的生产;绿色采购及物流;节省能源;节约资源;废弃物处理;环保营销;环境管理;环境形象构建;环境保护启蒙运动。此观点具有下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 不是一种完全成本概念, 而是一种独立的“差额成本”概念, 需要将生产成本与环境成本两种核算分开进行。第二, 采用了会计学理论对成本的收益配比原理。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会议 (1998) 讨论并通过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认为: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 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这种成本可以纳入目前企业的会计系统并分配到产品成本中, 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此观点在环境会计领域中比较权威, 为大多数组织和学者所认同。
在国际上对环境成本的研究与应用, 美国得力于其环境保护署 (以下简称EPA) 的有力推动而处于领先水平。美国环境管理委员会把环境成本界定为:在成本会计和资本预算中人们通常考虑有关使用原料、设施和物料的传统成本 (Convent-ional cost) ;通常隐藏在制造费用中、不易为管理者所发现的潜在的可再分为前期、合法性、资源和后期的隐藏成本 (Potentially hidden cost) ;某一成本在未来的某一时点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与或有负债对应的或有成本 (Contingent cost) ;将影响管理者、顾客、员工、社区和执法者的主观判断的形象与关系成本 (Image and relationship cost) , 也称为无形成本。同时, 还将一部分因环境符合造成对第三者或社会损失的社会成本也包括在内。其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点:从投资决策的视角体现了内容的大容量、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特点;对环境成本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类;从或有环境负债的视角建立了未来支付的或有成本分类;要求企业披露“形象关联成本”。但也有下述值得商榷之处:第一, 将企业传统的成本纳入到环境成本核算范围, 全部以环境保护为标准概括所有的成本费用, 未必一定合适。第二, 成本计量方面, 有些内容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甚至会发生计量困难。
日本环境省颁布的《环境会计系统应用的指导准则 (2000年版) 》中, 将环境保全成本定义为:“环境保全成本是企业为环境保全而付出的投资和费用。其中, 环境保全是指对企业造成的环境不利影响采取降低环境负荷的一种环境保护活动, 其包括地球环境的保护、环境公害的预防、自然资源消耗的节约及回收再利用活动等。”
Jasch (2003) 也认为环境成本是所有与环境损害和保护相关的成本, 分为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 但他同时指出, 环境管理会计中的环境成本不包括外部成本, 而应包括:传统的废弃物和排放物处理成本, 包括与之相关的人力、维护物料, 以及保险和环境负债条款;预防和环境管理成本, 包括人力成本、良好的外部家政服务、一体化技术中环境因素所占份额、经营型设备中环境因素所占成分;废弃物料的购买价值;非产品性产出的制造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黄种杰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为防止其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而采取相应措施的成本以及为达到环境目标所付出的治理成本。根据这一观点, 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预防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
李连华 (2000) 则从流动的角度来分析成本, 认为成本是企业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 在国内外学者和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认为:成本是一个流出的概念, 代表着某一主体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发生的资产流出或价值牺牲。将这一含义移植到环境管理领域就可以界定出环境成本的内涵, 即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因环境污染而负担的损失和为了治理环境而发生的各种支出。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组 (2001) 经过研究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措施的成本, 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支出成本、环境破坏成本和环境机会成本。
惠尚文 (2003)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使用、损耗、保护、恢复所支付的成本费用, 其内容可归纳为耗减成本、损失成本、恢复成本、再生成本、保护成本、替代成本。
樊培银、李文倩 (2004) 认为环境成本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成本支出, 包括为了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各种环境标准而发生的成本支出, 和企业为了赢取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环保措施的成本支出。
程隆云 (2005)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在一定期间, 为履行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责任, 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
由于微观财务成本/费用符合会计上对成本及费用的定义, 可以纳入目前的会计系统, 并分配到产品中去或作为期间费用抵减企业当期的利润, 因而是会计学者所普遍采纳的定义。事实上, 目前多数环境成本的定义都是基于这一角度。但是与企业会计实践缺乏联系。
二、宏观环境成本
宏观环境成本观念则是从整个社会 (包括区域、国家) 的角度来定义环境成本。在该观念下, 环境成本属于经济成本, 是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损失, 包括自然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降低、用于环境保护和治理而耗费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的人力、物力。尽管环境的恶化也可能对企业带来一定的危害, 但宏观环境成本不能精确地归到某个企业的身上, 即这里的核算主体是社会, 而不是具体的微观组织。但是, 宏观环境成本与微观环境成本密切相关, 社会中各个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相结合构成了该社会的宏观环境成本。从数量上, 宏观环境成本应当接近但不会等于该社会所有组织的微观环境成本的总和。
国外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联合国在“改进政府在推动环境管理会计中的作用”有关会议的报告文件《环境管理会计——政策与联系》中, 将环境成本广义地定义为“与破坏环境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全部成本, 包括外部成本和内部成本”。
联合国统计署 (UNSD) 1993年发布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提出环境成本概念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因为自然资源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造成的自然资源价值的减少;二是环保方面的实际支出, 即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而发生的各种费用和为了改善环境、恢复自然资源数量或质量而发生的各种费用支出。此观点是站在社会角度定义环境成本, 重点关注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补偿。
Vaughn (1995) 立足于经济和环境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经济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使用的环境货物与环境服务的价值;环境意义上的环境成本是指同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产实际或潜在恶化有关的成本。
Fichter (1997) 将环境成本定义为与材料和能源使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成本总和以及这些成本导致的环境影响。
Glunch (1999) 认为环境成本是由于防止或更正环境影响 (Prevention or corr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而产生的成本。
Spomar Jr., John (2003) 认为环境成本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影响公司 (利润表) 净利润 (Bottom line) 的成本, 即私人成本;二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成本, 即社会成本。
国内持此类角度的代表观点有:
国内研究从宏观角度定义环境成本的主要有:
罗国民 (1997) 认为环境成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耗费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以及因为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发生的清理污染, 恢复生态环境的各种支出。该定义从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目标出发, 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污染作为环境成本的基本点是一种保护环境型定义。
郭道扬 (1997) 侧重于从“生态环境成本”的角度研究环境成本, 将其界定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发生的治理污染的投入;因发生重大的环境污染事应该承担的责任和治理污染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罚款;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允许, 自作主张投资项目所造成的罚款;因为治理环境没有取得效果而浪费的投资损失。
王立彦 (1998) 认为由于立足点不同往往很难对环境成本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 然而在会计领域讨论成本项目, 又不得不给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因此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概念加以阐释, 从不同的空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分为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根据不同的时间范围将环境成本划分为过去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当期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以及将来环境成本的当期支出。
黄蕙萍、王毅成 (2000)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商品在生产、使用、运输、回收过程中为解决和补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流失所需要的费用之和。总体上, 环境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正常的资源开发获取应支付的成本;二是同资源开采、获取、使用及产品使用回收相关的环境净化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三是由于当代人使用了这一部分资源而不能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损失。
徐泓等 (2001) 认为, 环境成本是指自然资源耗减费用、生态资源降级费用、维持自身资源基本存量费用和生态资源费用的总和。
肖序 (2001) 认为, 企业环境成本就是企业因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为降低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而在一定时期内, 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所发生的旨在取得环保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各种耗费。该定义以生命周期的思想来界定企业环境成本, 并指出了企业产生环境成本的原因在于降低环境负荷, 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指明了环境成本理论研究的科学使命, 并归纳了环境成本的理论结构布局。认为环境成本论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成本理论、会计学的社会责任成本理论、环境管理学成本理论、环境统计学成本理论。葛晓梅、王京芳、孙万佛 (2006) 支持此类观点。
乔世震 (2002) 认为, 环境成本是企业与环境责任活动相关的责任成本, 并指出环境成本支出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也可以用非货币计量方式。
从国内外关于宏观环境成本的界定来看, 虽然扩大了环境成本的内涵, 但是在宏观环境成本定义下的会计核算主体是社会、国家, 而不是企业等微观组织, 对企业环境成本的研究只有宏观指导作用, 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结论
本文综合上述国内外组织和学者的观点, 对环境成本的界定有如下特点:
其一, 从研究内容上看, 在现阶段, 能够全面精确的定义环境成本比较困难, 国内外对于环境成本定义的研究尚处于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成本加以阐释的阶段, 环境成本的概念不统一。
其二, 从研究过程上看, 国外对环境成本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 已经取得了一些先进理论的成果。而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 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国外资料开始的, 这为建立我国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
其三, 从研究成果上看, 尚缺乏实际指导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相关的法规也并不健全, 所以对现实中的企业并未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对于环境成本在达不到形成统一认识的阶段, 从某个视角如能够对其加以阐释, 进而研究其确认、计量和报告是明智的选择。笔者认为, 应借鉴上述各种观点并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来界定环境成本的概念。一般来讲, 企业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即环境影响) , 降低环境影响称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进行各项经营活动应考虑的一项重要的影响因子。因此笔者比较认同从企业对环境高度负责的角度对环境成本定义为:环境成本是企业对社会的环保责任与会计学有机结合而形成的, 是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 因进行经济活动而发生的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执行环境目标所应达到的要求而发生的成本, 包括内部环境成本和外部环境成本, 是一个微观———宏观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