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共12篇）

概念界定 篇1

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水管理理论研究颇受人们重视,但由于未能得到管理理论界的支持,这方面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本文把水管理研究纳入管理学新领域开拓的视野,在对现有水管理概念辨析与评述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水管理概念。

1 水管理概念辨析与评述

管理领域的开拓,就其本义应指一种新职业、新专业的建立。20世纪初,为适应西方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法约尔[1]把企业全部经营活动分解成技术、商业、财务、会计、安全和管理6项活动。管理与其他经营活动相区分,为当时管理的职业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法约尔主张建立有关管理的一般理论,用管理的专业知识指导管理实践而实现管理的专业化。自此以后,管理职业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带有真理性的常识而得到人们的认同。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意味着一种专业学科话语的创造,特别是基本概念的界定。由于在实践与理论上均难以对兴利之水与除害之水、资源之水与非资源之水进行严格区分,所以本文中的水管理为各种涉水事务管理的统称,且把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总称为水经营。为了重新界定水管理概念,首先需要对已有概念进行辨析与评述。

1.1 辨析资料

选择以下3条定义作为辨析资料:

a. 水资源管理的定义是: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就是水资源持续利用管理。[2]

b. 水利管理是运用、保护和经营已开发的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设施的工作:水利管理的目标是:保护水源、水域和水利工程,合理使用,确保安全,消除水害,增加水利效益,验证水利设施的正确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工作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法律措施。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水利管理已逐步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3]

c. 水管理是人类社会及其政府对适应、利用、开发、保护水资源与防治水害活动的动态管理以及对水资源的权属管理,包括政府与水、社会与水、政府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水事关系。[4]

1.2 辨析与评述

a. 以上3条定义均将水管理看成是对水经营活动的管理。但是,一方面,它们没有把水经营与水管理活动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在谈及水经营、水管理时,仅停留在实践内容的罗列,而缺少从这些内容抽象、概括而得出水管理的本质属性。所以无法把它们看成是水管理的科学定义。从水管理领域开发的“职业化+专业化”要求来看,这些定义反映了水管理理论研究还停留在初级、低水平阶段。

b. 以上定义对管理概念没有深究,它们均未能自觉地接受“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之观点。定义忽略对人的思考,致使水管理研究难获得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持。

c. 以上定义没有从水经营是多主体联合行动角度展开深入的属性分析,不能反映水管理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的多元性,也就难以超出现有管理理论而进行水管理理论创新。

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这一观点源自20世纪60～70年代苏联、东欧的社会管理理论。前苏联学者奥马罗夫[5]把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他从承认人是社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第一对象出发,提出了对人的管理就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形式的观点。

在西方,无论是泰罗所主张的“确切地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使他人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的“管理技术”的定义;还是法约尔称“管理职能只是作为社会组织的手段和工具……管理职能只是对人起作用”;抑或德鲁克把“关心他人”和“关心工作”整合到一起,构筑出完整的“对人的管理”思想[6],都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管理的基本形式。因此,首当其冲是把水管理界定为对从事水经营的人的管理。作为对已有水管理定义的辨析标准,也作为对水管理概念的开发原型,使用定义:管理就是在特定的人群中,通过管理主体对他人施加影响,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以高效地实现既定目标或使命的过程。

定义中的“影响”是指,A存在某种意图x,倘若A通过“一定方式”促使B为实现x而行为,便称A在其意图x上对B存在影响,或说B在意图x上接受A的影响。称A为影响主体,B为影响客体。其中A,B可以是个人、群体或组织。管理主体对他人施加影响就是本文“对人的管理”的基本含义。或者说,仅在这种意义下使用“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对人的管理”观点。

2 背景说明

为对水管理概念重新界定,需要一些背景说明,它们作为理论研究前提将直接影响水管理概念的重新界定。

背景1:水管理面临水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和难以破解的4大难题: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严重,即水多、水少、水浑、水污[7]。

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人口压力增强和资源争夺激烈而造成水环境严重恶化、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局面。这个局面反映到人与水的关系上,产生了难以破解的4大水问题。今天,4大水问题中又加进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组成的山洪灾难内容[8]。人们终于认识到,长期以来人类对水资源无节制掠夺和对水环境的放纵式破坏所造成的恶果已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和难以破解的水问题,人类或者对自身命运施加影响,或者无所作为而陷于停顿和倒退。人类为了自身的永续生存,在开展水利与经营水的活动时,急切需要一种能把众多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整合成联合行动,以解决自由放纵行为所产生的水问题,促使水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形成。这就产生了水管理领域开拓与构建水管理理论的要求。

背景2:水管理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并以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作为根本指导原则。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9],该报告在“从一个地球走向一个世界”总的观点指导下,从人口、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生态系统、物种、能源、工业、城市化、机制、活动、和平、安全与发展方面比较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各个方面。该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概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应用于各个领域。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程组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定义为:支撑从现代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而不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与使用。

这个理论已被中国水利界所接受。为适应可持续水管理需要,汪恕诚[7]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破解中国水问题的核心理念。按他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原始社会人依附于自然的“天人合一”原始和谐状态开始,经过近现代工业社会在“人定胜天”观念下人向大自然的无节制索取、掠夺阶段,人在反思自身放任行为所造成恶果基础上,终于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新观念。事实上,人与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已成为水可持续发展、人类生存繁衍永续的根本指导原则了。

背景3:水管理服务于拓展了范围的水经营。

汉语中,“经营”一词,除有经管办理经济事务之意外,尚可引申为对某种事业的筹备、规划、创新、办理之意。本文中,经营将取其引申之意。“水经营”一词是在把水利、水资源视为一种事业基础上提出来的。众所周知,水利一词为汉语所独有,其现代意义可解释成“使水有利于人的事业”。而“水资源”原本被解释成地球的自然资源。“但随水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要,对水资源属性的认识,逐渐从一种单独的自然资源又扩展成为一种业务或行业的代称。”[10]但是,当人们把水资源理解成一种造福于人类、且与“水利”相通的事业后,它们关注的对象已越出了仅被界定为资源的水了。所以,与其把水利、水资源理解为对一种事业的经营,还不如直接使用“水经营”术语更好。注意到水管理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无论为了水持续利用和人类生存繁衍永续之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破解4大水问题的迫切需要,都必须克服简单的水的兴利除害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局限,开阔视野走向以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为内容的水经营之路。

3 水管理概念重新界定

水管理被看作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有意识行为,笔者将从这种行为所蕴涵的目的、任务、手段逻辑结构探究其本质属性,以求水管理概念的重新界定。

a. 考察水管理的目的。作为对从事水经营的人的管理,水管理除了把水经营所希图实现的总体性目的作为自身的目的外,不应该存在其他目的。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这个目的就是实现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说,水管理希望实现的目的是:促使水经营(即水的开发、利用、配置、治理、节约和保护)事业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b. 考察水管理的任务。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脱离尘世的水管理,有的仅是服务于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具体水经营内容的水管理。例如,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管理、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管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建设管理、南京市污水治理、宁夏节水灌溉管理等。它们都存在着实现水经营可持续发展总体性目的下的具体目标,因此,高效地实现水经营具体目标自然成为与此相应水管理的任务。

c. 考察水管理的手段。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管理主要是已建官僚制组织中,严格区分管理主、客体基础上,由管理主体所实施的单边控制(即带有强制性的影响)。这种手段面对水经营多主体联合行动的管理已不够用。事实上,参与水经营联合行动的有多种主体。无论是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还是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抑或城市污水治理,山区退耕还林,缺水地区的节水灌溉等水经营活动,它们所涉及的个人、群体、组织,几乎都可能是或分属于中央、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业主公司,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和审计等业务单位,投融资单位,农村、城市社区和公民群体等。它们本不存在必然的组织联系,虽因水经营项目联系到一起,但未必形成正式的经济-社会组织,也不存在正式组织中管理主客体之间的控制-被控制关系。对于这样一些平等主体来说,它们形成一种有效的联合行动,既需要解决它们之间权、责、利划分与协调的宏观管理机制,同时还需要各主体内部的微观管理机制。这两种管理机制表现为影响时,虽不乏官僚制组织中的单边控制,但更多则是通过平等主体间的合作、协商、讨价还价,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的影响。所以水管理的手段至少需要在原有影响概念中加进相互影响的含义:A存在意图x,B在意图x上接受A的影响,是以A在B所存在的某种意图y上接受B的影响作为交换条件。称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或说A与B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

综上所述,可得基本定义:所谓水管理,是指对从事某种具体水经营活动的人的管理。水管理以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参与水经营的个人、群体和组织所组成的特定人群中,依靠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高效率地实现水经营的既定目标或使命。水管理作为一种专门管理,其专门规定性如下:

a. 谈及水管理,就意味着一定时空范围内有着具体经营内容和参与主体的水经营项目的确定。

b. 水管理蕴涵以下的“手段、任务、目的”逻辑结构:手段——特定人群中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任务——促使人们规范、协调地工作,实现水经营既定的目标或使命;目的——达成水经营可持续发展。

c. 水经营是一种多主体联合行动,参与经营的各主体(诸如政府行政机构、业主公司、业务单位、社区和公民群体)都以平等地位参与水管理。

水管理中的“影响”离不开官僚制组织内部依靠组织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执行政策所实施的单边控制,然而存在于不同主体间的更多的则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的等方式实现的相互影响。

d. 在水管理中,“有科学根据影响”指影响不是人治式的为所欲为,而应符合社会进步的规律,首要的是遵循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原则。

4 结 语

水管理概念的重新定义向理论界提出了诸多急切需要开展研究的问题,择其要点,列举如下:

a. 水管理作为对多主体联合行动的管理,需要建立由宏观治理与微观管理相匹配的水管理管治结构。

b. 水所具有的资源属性,使水经营组织需要融进市场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水经营组织的内部和谐状态与外部竞争优势相统一的组织态势。

c. 水管理需要新的水文化,需要建立以新的水文化为基础的人文关怀与科学影响相统一的水管理管理模式。

水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立水管理学的迫切需要,上述问题为建立水管理学提供了研究方向。

摘要：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下,为满足指导水管理实践的需要,在对已有水管理概念辨析与评述的基础上,把对人的管理作为管理的基本形式,明确水管理就是一种对从事水经营活动的人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以“目的、任务、手段”为基本结构,对水管理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提出建立水管理理论一些急切需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水管理,水经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M].周安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2]冯尚友.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12.

[3]姜文来,唐曲,雷波.水资源管理学导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5.

[4]柯礼聃.中国水法与水管理[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5]奥马罗夫.A.M.社会管理[M].王思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7.

[6]何似龙,施祖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1:28.

[7]汪恕诚.再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兼论大坝与生态[J].中国水利,2004(8):6-9.

[8]陈雷.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全面推进我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J].中国水利,2007(14):6-10.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10]陈家琦,王浩.水资源学概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5:4-13.

概念界定 篇2

1.1 学校生活适应的界定

适应（adaptation）源自于拉丁文“adaptare”，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概念。心理学中的适应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一般指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协调关系。关于适应的概念，国内有多种解释，许峰（2000）从社会心理角度，提出适应是指个体在完成某种社会生活适应过程形成的心理行为模式的能力。贾晓波（2001）认为适应是指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主体通过自我调节系统做出能动反应，使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更加符合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的要求，使主体与环境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

学校生活适应是一个广义的多维的概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学校适应”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刘万伦（2004）认为学校适应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学生的学业行为、学校参与、情绪和情感、人际等方面的情况。李辉（2006）等人认为学校适应是指，学生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并和学校环境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最后达到平衡状态，以保证完成学业，达到学校的教育目的。李晓（2009）等将大学新生适应界定为，个体在生活、学习环境发生变化时，通过主动顺应，调控和改变环境，最终达到认知和情感上的平衡，产生符合外部环境要求的行为。陈瀛寰（2012）学校适应是学生通过积极的身心调整，和学校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达到学校的教育目的，顺利完成学业。

综合上述观点和已有文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包括学业适应，主要指学生进入大学后，面临内容加深、以自主性学习为主的学习任务，是否能胜任目前的学习；集体适应，主要指学生是否能适应大学的集体生活和各种规章制度；师生关系适应，主要指学生是否能与老师建立良好关系，和谐相处；同学关系适应，主要指学生是否能与同学建立良好关系，融洽相处。1.2 学校生活适应的研究现状

研究大学生学校适应的文献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大学新生学校生活适应方面，而缺少将大学生学习生活适应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加以研究的尝试。党静萍（2006）从性别、生源地、父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主要教育者及期望，以及学生对于未来的设想等方面对大学新生的人格特征进行考察发现，以上因素均与大学新生的学校生活适应相关。李晓（2009）等认为，大学新生适应与心理应激、人格存在显著相关，人格能够显著预测大学新生适应。王建中（2011）认为，大学新生的适应状况呈现出城乡差异，在多数适应维度上，城市生源的适应好于来自农村的学生；而在学习适应维度上，农村学生的调适状况优于城市生源。从以上关于大学新生学校生活适应的研究来看，大学新生的人口社会因素、人格以及家庭教育都是影响其学校生活适应的主要因素。

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是贯穿于其整个大学生活的，上述因素是否长期影响大学生的学校生活适应。本研究寄希望于研究一般性环境下，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的具体情况和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参照有关“青少年”、“中学生”以及“小学生”长时期学校生活适应的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究现有研究对于学生学校生活适应影响因素的研究。

大体而言，来自两个层面的因素影响个体因素（包括人口社会因素、人格因素等）和外部因素（包括社会支持、家庭功能和学校环境以及认同等）。1.2.1人口社会因素

中小学生的学校生活适应在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及是否独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李志（1998）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学校生活适应上有16项内容存在显著性差异。王连峰（2005）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适应能力与性别、应对方式、个性等存在显著性相关。张效芳（2014）等人在研究初中生学校生活适应时发现，女生学校适应总体状况比男生好，独生子女自我接受水平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农村学生在常规、自我接受水平上得分显著高于城镇的学生，而年级不影响师生关系等学校适应的具体方面。1.2.2人格因素

此外，学校适应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方向。由于人格特征包含的侧面较多，各个研究者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从不同的人格理论出发，研究其与学校适应的关系。陈会昌和张红梅（2007）认为中学生的人格建构也影响了学校适应情况，人格建构复杂性高的学生，学业成绩较好，更能适应学校的生活。毛晋平、何炎芬（2008）的研究表明中学生学习适应性与大五人格中的谨慎性、宜人性和外向性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情绪性存在负相关。徐富明等人（2005）的研究表明，人格因素既有可能在学校适应与身心健康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也有可能是引起身心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因此，从前人的研究表面，总体来说，大五人格会显著的影响大学生的学校适应，从具体的维度来看，大五人格中的一些因素会对学校适应的个别因素有特别显著的影响，如外向性对人际适应，谨慎性对学习适应等。1.2.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被认为是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环境因素，很多研究证明，社会支持对学校适应存在积极作用。陈君（2003）对大学新生的社会支持与学校适应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新生学校适应的作用依次是：大学同学、大学教师、家长和过去的朋友。董增云（2007）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校生活适应与社会支持总分以及各维度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耿宁（2008）提出，亲社会行为在儿童顺利适应学校生活、正常发展中起到积极效果。1.2.4家庭环境

家庭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父母的教养方式、父母的文化程度、父母间的关系、家庭关系等。杨青（2000）的研究表明，因受到父母不同程度的关注，独生与否的大学生自主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不同，从而形成不同心理适应水平；父母间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孩子心理适应水平的发展，家庭出身背景对心理适应水平有一定的影响。张效芳（2014）等人指出，家庭情感温暖与初中生的心理资本、学校适应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父母亲拒绝、过度保护与初中生的心理资本、学校适应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心理资本在父母教养行为对初中生学校适应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1.2.5学校环境以及对环境的认知

对学校环境认同并接纳有利于对学校生活的适应。邹泓（1997）研究了同伴接纳、友谊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刘万伦（2004）的研究中表明，中小学生的环境适应性发展与学校喜好性有关。张翼（2014）的研究表明，学生社团组织活动的参与对青少年学校适应有促进作用，而在学校体验到的社会排斥感和社会差异感对其学校适应有阻碍作用。毕有余（2010）的研究表明，在校园文化的作用下，学生都感受和认知到自己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校园文化认同感越强，就越会在校园中产生一种期待合力，激发他们为共同的成长目标而奋发进取，越能促进良好的学校生活适应。因此，研究学校适应和校园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上述研究当中，关于中小学生的研究当中，提出人口社会因素、人格因素、社会支持、家庭环境以及对学校的认同对中小学生学校生活适应产生影响的观点，是否在大学生层面仍然成立，仍有待考究。故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研究群体聚焦于大学生群体，试图解读大学生群体长期状态下学校生活适应的一般特征和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从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及是否独生等方面分析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的总体状况及学校生活适应各构成因子的适应情况及差异水平。同时，在外在因素层面，选取校园文化认同视角，将其与学校生活适应以及人格的关系加以研究，从理论上全面把握学生的学校生活适应、人格、校园文化认同的各维度水平和相互影响关系。

借鉴现有关于中小学生以及大学新生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入戏假设： H1：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在性别、专业、独生与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生源地及年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海外劳工概念之界定 篇3

关键词：海外劳工；移民劳工；概念界定

一、联合国（United Nations，以下简称UN）公约关于“移民工人”之界定

联合国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联合国强调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1990年通过《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的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移民工人公约）。该公约将海外劳工称之为迁徙工人，也可译为移民工人。公约第2条第1款界定了移徙工人的概念：“为本公约的目的，‘移徙工人一词指在其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正在或己经从事有报酬的活动的人。”而无论性别、国籍、年龄、经济地位、财产、婚姻状况、出身或其他身份地位等任何区别。公约还有区分正常地位的移民劳工与不具有正常地位的移民劳工。公约第5条界定了正常地位一般指“如在就业国内依照该国法律和该国为缔约国的国际协定，获准入境、逗留和从事有报酬活动，则视为有证件或身份正常；如不符合本条所规定的条件，则视为没有证件或身份不正常。”。公约对两类工人加以区别对待的目的在于“阻止不具有正常地位的移民劳工现象的发生”。

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LO）相关公约和建议书就“雇佣移民”或“移徙劳工”之界定

1949年《雇佣移民公约》（第97号公约，1949）及相关建议书对其定义。该公约第11条规定：“根据本公约之目的，雇佣移民一词，系指不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为自己谋一项职业为目的而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的人员，并包括通常被看作雇佣移民的任何人。”公约排除适用于边境工人、入境短期从事一种自由职业和艺术职业的人员、海员。该公约实际采用了“雇佣移民”（Migrant for Employment）的概念。而1949年《关于雇佣移民的建议书》（第86号公约，1949）第1条则规定：“雇俩移民是指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求被雇佣，不是基于自己的原因，并包括任何被正常作为移民雇佣的人”。可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雇化移民公约和建议书的概念较为一致。1975年《移徙劳工公约（补充条款）》（即关于受歧视地位移民以及提高移民工人平等待遇和机会的公约，第143号公约，1978年生效）则在第11条中规定：“根据本公约本部分目的，移民工人意指移民或从一个国家迂徙到以求被雇佣，并包括通常被看作移民工人的任何人。”公约排除适用于边境工人、海员、短期入境从事一种自由职业和艺术职业的人员、或者从事特定培训或教育的人等。这里采用的是“移民工人”概念。1955年《关于移徙劳工（欠发达国家）保护建议书》（第100号建议书）第2条规定：“移民工人是指在依靠零星和不稳定工农业发展中心赚取工资并伴随着重要的工人（有时候还带着他们的家庭）移民活动这种经济生存形式向更先进的经济形式转化的国家参与移民活动的人，或从此类国家通过，进入移民目的地国。无论他是否曾经被雇佣，也不考虑他是否接受了雇佣邀请或缔结雇佣合同，只需他移动的目的是为了被雇佣或即将被安排庙佣。当该概念适用时，他指在雇佣期间或雇佣结束时临时或最终返回的工人。”如前所述，无论称谓如何，UN与ILO在移民工人概念上界定的都很接近，含义大体相同。

三、结语

在不同的国际层面上，海外劳工可能被称为移徙劳工、雇佣移民、移民劳工、外国工人和经济移民等，各不相同。但这些概念实际内涵大体相同，所以常常交替使用，应不作严格区分，因为实际指称对象基本一致。望完善的是，将权利保护尽可能覆盖更多的海外劳工，只要海外劳工曾经、将要、正在国外受雇，都列入保护对象范围，也不论该海外劳工处在派遣、择业、工作、失业或回国那一阶段，均统一纳入保护范围，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到保护海外劳工的权益。

参考文献：

[1]范姣艳，殷仁胜著.《中国海外劳工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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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战争的概念界定 篇4

关键词：网络战争,概念,界定

一、“网络战争”的概念

1993年, 美国人伦费尔特与阿尔奎拉在《网络战要来了》中首次提出“网络战争”, 指出其是“为干扰、破坏敌方网络信息系统, 并保证己方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而采取的一系列网络攻防行动”, 是“二十一世纪的闪电战”。

就“网络战争”的具体定义而言, 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 网络战是指“敌对双方针对战争可利用的信息和网络环境, 围绕‘制信息权’的争夺, 通过计算机网络在保证己方信息和网络系统安全的同时, 扰乱、破坏与威胁对方的信息和网络系统”, 相比传统战争具有隐蔽性、即时性、代价低、不对称和参与性强等系列特征。也有学者从计算机技术的角度出发, 认为网络战是“以计算机网络空间为战场, 以计算机为主要武器, 以知识化的程序代码为弹药, 以具有计算机攻防能力的人才组成作战部 (分) 队, 以多去和保持信息网络优势, 进而多去和保持制网权, 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战略战役战术行动服务的军事对抗行动”。

笔者认为, 要定义“网络战争”, 首先要思考几个维度, 包括网络战争的主体、客体、破坏后果、作战手段等, 这对厘清“网络战争”这一概念有重要意义。其一, 网络战争的主体是国家。网络战争应当是以国家为单位或由国家背后支持或操控的针对他国网络系统展开的一系列网络攻防行为。事实上, 国家通常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本国身份进行而幕后网络攻防行动的组织规划, 以避免国际社会舆论的指责。其二, 网络战争的客体即攻击对象非常广泛, 既包括政府或军事官网, 也可能包括民用网络, 而造成国内交通、能源、金融等系统的瘫痪;或者通过窃取敌对国机密信息而间接给该国造成更大损失。因此, 网络战争的攻击对象也跳出了传统战争中交战国攻击对象的界限。其三, 网络战争的客观表现在于能够造成战争的破坏后果。传统战争通过动能武器造成损坏后果, 而网络战争虽然是利用网络武器进行攻击, 仍然能够造成相当于动能武器所达的破坏后果。笔者认为, 能够认作网络战争的网络攻击, 应当是能够对人的精神或身体造成极大痛苦, 以及永久性的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其四, 在网络战争的作战手段上, 一般采用三种方式:一是攻击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二是黑客常用的网络瘫阻;三是潜入敌方网络空间获取军事机密或重要文件, 以及和平演变的网络煽动与政治渗透行为。总而言之, 就是采取一种干预、入侵、破坏敌对方信息系统或其他系统的方式。综上, 笔者认为, 网络战争是一种国家之间为获取军事利益而通过干预、入侵、破坏他国信息系统甚至交通、金融等其他系统而达到与使用传统动能武器相同破坏性后果的新型战争形式。

二、“网络战争”与“网络攻击”

迄今为止, 尽管愈来愈多学者使用到了“网络战争”这一概念, 学界对此仍缺乏相对统一的界定, “网络战争” (Cyber warfare) 、“网络攻击” (Cyber Attack) 等术语被交换使用。然而, “网络攻击”与“网络战争”两者的概念存在区别。就“网络攻击”而言, 2011年出台的《俄美双边网络安全关键术语基础》中将其定义为“以伤害制定目标为目的利用网络武器进行进攻性活动”;2013年出台的《塔林手册》中以更广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意图或可能导致人的伤亡或者物的损毁的网络空间作战行动”。有学者认为, 网络战争应当是能够引起国际法上武装冲突法适用的网络攻击行为。

参考文献

[1]霍梦兰.《美军网络司令部建设现状研究》.科技信息, 2010年12月25日.

[2]钱逢水.《解读信息战、网络战、网络中心战》.中国国防报, 2004年7月22日.

[3]刘晓丹.《网络战的国际法规制问题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年.

[4]陆睿.《网络攻击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5]张天舒.从《塔林手册》看网络战争对国际法的挑战.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2014年2月.

概念界定 篇5

腐败是一个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将反腐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国际社会也试图通过反腐败全球合作和地区合作，推动遏制和消除腐败的进程。然而，究竟何谓腐败以及如何界定腐败行为，各国不尽相同，学界也说法不一。

一、国外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

腐败原指有机物由于微生物的滋长而受到破坏，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来，这个概念被引伸到社会领域，用于分析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因不合规范的行为滋生而使社会有机体受到破坏的现象。国外学界和政界以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为背景，从不同角度对腐败进行分析和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从公共职位的角度定义。把腐败视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对公职规范（主要指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背离。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关于腐败的定义方式。对“腐败”一词，美国官方特指“社会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官员及所有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经济违法活动”。日本官方或学术界对于何谓“腐败”并未形成统一概念，一般理解为“政治家、官僚与企业经营者等拥有公权力者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1964年的印度《防治腐败委员会报告》中认为，“腐败包括不正当和自私地运用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拥有的公职和特殊地位所具备的权力和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透明国际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官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多边组织将腐败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

2．从市场取向的角度定义。该学说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将腐败视为，“官员将所掌握的权力进行一种经营活动，尽量扩大权力所带来的收益，由此而导致的寻租活动就是腐败”。

3．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定义。该理论从行为后果的角度将腐败看作是，“担任公职的人员，为了特殊利益（个人的、家庭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而对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损害”。德国内政部对腐败的定义是：“腐败被理解为对于官方职务、经济职权以及某一政治授权的滥用，这种滥用可能是由于他人的诱导也可能是出于自身意愿，但都是为了自己或第三方能获得利益而使公众利益或企业利益蒙受损失或陷于可预料的不利状况。”

4．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定义。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确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属于腐败的范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主张以“多数公民的意见”来判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为腐败行为；二是主张以“公众与公共官员判断的相互作用”作为判断标准，并将滥用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分为“黑色腐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不容并要求处以刑罚），“灰色腐败”（介于“黑色腐败”和“白色腐败”之间，不同的社会集团对之持不同态度）和“白色腐败”（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容忍，不支持对之予以惩罚）。法国“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在2001年度的报告中将腐败定义为，“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滥用公共或社会权力或不公正的决策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欺诈”，其覆盖范围比单纯的“腐败”要广泛得多，英国政府设有“反欺诈局”而不是“反腐败局”。英国财政部将“欺诈”定义为：“利用欺骗手段，旨在获得某种好处、避免某种义务或对另外一方造成损失”。英国财政部每年发布年度“反欺诈报告”。

综上所述，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包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和现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对腐败进行阐述，其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即腐败的主体是掌控公共权力的人，腐败的目的是获取个人的、家庭的或小集团的利益，腐败的手段是假公济私。

二、关于腐败的范围和程度

1．依据外延的大小，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等。狭义的腐败，专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即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领导人以增加权力或财富为目的而滥用受委托的权力，则是高度腐败的表现。这种腐败不一定涉及金钱交换，而可能采取“影响的交易”或通过许诺以获得政治和资金支持。这种腐败涉及政治领导人任职前、任职期内和离任后的各种犯罪和非法行为。一般关注的腐败主要是狭义腐败。

2．依据影响程度的深浅，腐败又可分为一般性腐败、扩散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小规模、小范围的腐败行为，没有扩展开来，对社会的危害面也比较窄，可以受到反腐败机构（包括法律制度、会计和审计制度、预算、竞争性采购和公民监督）比较有效的控制。一般性腐败扩展开来就会形成腐败的圈子，各种不同的圈子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扩展性质的腐败，此时的腐败不再以个案方式存在，而具有连带性。制度性腐败的特点则是，往往与现行制度纠缠在一起，借助制度体系提供的便利条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监控机构和反腐败斗争往往难以短期取得成效，是当今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最艰巨的任务。秘鲁前总统腐败案是近几年拉美地区少见的大案，涉案金额达6亿美元。在他当政的10年中，秘鲁在政治权力中已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机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与再次取得总统职位和非法致富联系在一起的，参与腐败的成员组成了一个腐败网络，几乎涉及司法、政治、军队、海关等所有重要领域。

三、对于腐败行为的界定

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然不同，但总体上各国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均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传统上是指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腐败主体有扩大化趋势，包括其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部门和机构的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的主观目的是谋取私利。指公职人员在主观上有追求和收受私利的故意。

第三，腐败行为的实现手段是利用职权。公职人员利用掌握权力的有利地位，违反职务上的义务要求，把手中的权力运用于私利的目的，使权力脱离了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轨道，陷于没有规范依据的状态。

第四，腐败行为的客观后果具有危害性。腐败行为构成对公共权力关系和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

世界各国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各国对腐败行为的具体界定也不尽相同。从行为内容来看主要有4类，即：贪污贿赂、滥用征税权、卖官鬻爵和敲诈勒索。

美国官方界定的腐败行为主要是各种贿赂。在美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中，贿赂公务员、贿赂证人、公务员受贿、证人受贿、非法收受报酬、从事有损政府的事务、假公济私、收取来自非政府的报酬、营业上受贿、容许或援助脱逃、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上知识投机或赌博、涉外贿赂、内部情报交易等，均被界定为腐败行为。

日本典型的腐败行为有非法收受政治资金、贪污渎职、行贿受贿。日本《刑法》中对“贿赂罪”的规定最为详尽，包括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赠贿罪等，后又新增了“斡旋获利罪”。

英国关于“欺诈”行为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欺骗、贿赂、伪造、敲诈、腐败、盗窃、隐瞒、贪污、挪用、合谋等。其中，盗窃是指以不诚实的方式占有他人财产，包括挪用或滥用资产、基金或现金；贿赂和腐败是指提供、给予、要求或者接受某种利诱或报酬，旨在对某一机构及（或者）其人员或官员的行为造成影响；“合谋”则是指任何人通过煽动、教唆、策划或者帮助等方式试图从事“欺诈”行为。英国财政部认为，盗窃、做假帐、贿赂和腐败是政府部门三种最主要的欺诈行为。

法国将公职人员选举舞弊、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视为腐败。如政党非法集资，贿选，在全国大选或地方选举中舞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徇私舞弊；在公共采购、公共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和验收等环节中接受佣金、回扣等，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交易，为私人谋取好处；贿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工作人员，洗钱等。

德国不仅视行贿、受贿、贪污等严重违法行为是腐败，而且视公私不分等小的行为也为腐败。在德国公众心目中除了触犯刑法的严重腐败行为外，一些小的行为也都属于腐败行为，如公车私用、将“免费里程”作为私用等，而且这些行为有的已经或正在准备列入联邦或州的行政人员管理条例中。

智利将公职人员行使职责过程中的不守法和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列为腐败犯罪。如权力的盗用（包括滥用职权和权力僭越）、互相推诿勒索、伪造公文、文件管理不诚实、违反保密要求、贿赂、妨碍和违抗命令、拒绝提供协助和无故离岗、人员滥用、非法任命、与公共官员要求不相符的交际、专用信息的不当使用、盗用公共财产（包括资金转移、未经受权的分配、拒绝支付或交付）等。

阿根廷将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区分为10种方式，并界定为13种腐败犯罪。如欺诈、贪污公款、滥用权力、欺骗性管理、不相符的谈判、违反公职人员的职责、违法结盟、非法收缴（征税）、伪造公文、不正当致富、包庇、行贿受贿、宣誓证词的数据有误等。

秘鲁将行贿受贿、勒索、盗用公款、非法致富、受权力影响的交易、贪污基金等界定为腐败行为。

2008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

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三、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

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

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八、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九、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

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十一、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国际社会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界定的几点看法

1．腐败现象具有历史性。腐败并非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它有一个产生、泛滥和消亡的过程。腐败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自出现公共权力后，也随之产生了公共权力行使中的不规范行为，当这种不规范行为超出一定界限，即对社会有机体造成破坏时，腐败问题便出现了。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社会财富出现极大涌流、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公共权力与社会完全结合之时，腐败就会逐渐消失。只要存在公共权力与社会相对分离，腐败就会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有较大的差异。

2．腐败高发具有规律性。腐败的扩展蔓延，大多发生在社会制度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当今世界处于转型期或转轨期的国家，也大多有腐败扩展蔓延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政权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期，也往往是制度最不健全，管理最不协调的时期，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拉美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制度结构的调整期，大多数国家的腐败都是制度性腐败。

腐败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优势资源集中、拥有较大资源分配权的行业和部门，也是产生腐败行为、出现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地带。从各国情况来看，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公共权力部门，特别是手握实权的部门，如交通、能源、通讯等战略性部门和公共采购、城建、重大工程、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机构。

论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篇6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目的；知假买假；消费者界定

一、各国对消费者概念界定一览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起源于英、美等国，在世界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经过多年来的理论研讨与司法审判实践的补充、丰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日臻成熟，国际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国际化。合理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认识与立法例，以及有关国际性组织的做法有助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从消费者的定义来看，欧盟《消费者法》第2条第5款规定：受到此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自然人，他购买产品的目的不为了商业的或者职业行为。而与此对应，经营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他提供出售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商业的或者职业的行为。

德国在民法典中规定了消费者的范围，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3款规定，消費者是“为一定的目的订立法律行为，而该一定的目的既不能够归属于自己的营利事业活动，又不能够归属于自己独立职业活动的任何自然人。”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别于生产者、批发商、零售商。”英国在1977年的《货物买卖法》第12条规定：作为消费者的交易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与另一方交易时不是专门从事商业，也不能使人认为其是专门从事商业的人。英国1974年颁布的《消费者信用法》，对消费者的定义是“非因自己经营业务而接受同供货商在日常营业中向他或经要求为他提供的商品或劳务的人”。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个人（作为经营或为了经营的需要而成为契约的当事方的情况除外）。澳大利亚法律和判例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消费者是指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时，现金价格不超过5万澳元，或者现金价格超过5万澳元，但所购买的商品和接受的服务是用于个人、家庭、家居生活需要的。泰国1979年公布的《泰国消费者保护法》规定：“所谓消费者，是指买主和从事业者那里接受服务的人，包括为了购进商品和享受服务而接受事业者的提议和说明的人。”1978年5月10日，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把“消费者”一词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从以上国家的规定来看，各国大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从主体、目的、行为形态等几个方面对消费者的含义做出了限定，并赋予其一定的权利，用以保护、支持处于交易中弱势地位者的权益。各国关于消费者的法律认识把消费者限定在以下方面：第一，消费者为自然人，是消费过程中的经营者的相对方；第二，消费者是为个人目的而并非为商业目的而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人；第三，个别国家将消费者所从事的商品交易限定在一定的金额范围内。

二、消费者的界定

消费者是否仅限于自然人？我国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消费者应当局限在自然人的范围，单位、法人一般不能作为消费者，但是，也有学者赞同将单位作为消费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我国有些地方性法规已经将消费者保护法的范围扩大到除自然人以外的单位，同样赋予了单位相应的消费者的权利。

单位是否能够成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确认的消费者？通过对消费者界定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将消费者界定为个人，而不包括单位或组织；普遍认为消费者应当具有一定的消费目的或者消费动机，可以分别从主体因素与目的因素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从主体因素看，作为行为的主体，可以考虑的有自然人和法人。法人为团体之法律人格，在以某种形式参加交易时，不存在缺乏专门知识、交涉能力的问题。而一般自然人在与实力较为强大的制造商和销售商进行交易时，则明显处于弱者地位。因此，以弱者来定位消费者即有其必要性，并由此可以产生自然人和法人的巨大分野。这种标准也是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立法保护消费者的初衷。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今社会中的集体福利所引发的一系列关于单位能不能作为消费主体的讨论。从目的因素看，任何人进行社会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便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行为的性质，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行为目的更是决定了人的身份与地位。当然在消费者的确定问题上也同样离不开行为目的这一要件。如果是为自己的生活消费而购买某种商品或服务则主体即为消费者，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消费；但如果购买商品之目的是为自己事业的扩张或扩大再生产的原材料所用，则性质就不是消费行为，主体就不是消费者。

三、知假买假是否合法

消费者的概念曾经因为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而在学界引发了争论，即消费者是否仅应限定在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的人？“知假买假者”不属于消费者的主要理由是这些打假者有专业知识，具备辨别真假商品的能力，在明知是假货没有受到欺诈而购买商品，并非是出于个人消费的目的，而是借助法律的规定来获得双倍于商品价格的赔偿，由于打假者不符合消费者目的性的标准，所以，不应当属于我国消费者的范围。然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可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不仅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更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所以不论是基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还是处于净化市场的立法目的，应将知假买假者视为消费者。其次，从利益衡量上来看，知假买假案件所涉及的利益包括购买者利益、售假经营者利益及社会利益，当将知假买假者解释为经营者时，不仅知假买假者利益受损，社会利益也要受到损害，即售假行为难以得到有力制止；而将知假买假者解释为消费者时，售假经营者受到有力制裁，社会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应将知假买假者解释为消费者。多年来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的实践要求发挥消费者的作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仅仅依靠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而不赋予消费者相应的打假权利，势必会造成打假活动的低效率、高成本，长此以往，会有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所以要开创打假新思路，塑造消费者积极参与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的动力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从表面上看，知假买假进而双倍索赔，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如果全社会的消费者都像知假买假者一样，依据法律行使自己的权利，会使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最终实现。只要是依法打假就应受到法律保护，其行为结果只要是有利于净化市场，不管其目的和动机是否为牟利，都应受到全社会的肯定和褒扬。如果将政府公权、消费者的私权和社会组织的监督权互相配合，多管齐下，将会有效净化市场、防治假货泛滥和欺诈横行。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2]廖涛.中德两国消费者法律概念比较研究[J].沈阳大学学报，2008（6）：76-78.

对劳务经济概念的界定 篇7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务经济是指服务部门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商品分为两类, “第一, 劳动能力;第二, 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第一部分通称为服务业, 他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劳务”即无形的效用性服务, 它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需求的劳动活动。

马克思《资本论》重点研究物质资料生产领域, 一方面这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 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已经浸吞了英国的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为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就必须全面考察物质生产领域这一载体。虽然在服务领域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 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但敏锐的思想家总是能引领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 对服务领域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 并对此做了开拓工作。

马克思对服务部门经济活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原理, 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领域, 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 非物质生产部门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们需要的多样化, 就业的趋势是, 劳动力将会向服务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 资本关系会扩展到服务领域。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 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以前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 现在只要三分之一参加就行了”。马克思对服务业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指出服务业收入高, 将其原因归结到劳动价值论这一客观存在上, 服务业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因为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 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西方经济学将劳务经济定义为第三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劳动发展的特点是非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多, 人们对之需要也越来越重要。分工的加深,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增加。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界限不在明显, 有些服务即为生产服务也为生活服务, 统称为服务业, 更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 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对服务业的认识, 创立了服务经济理论。首先是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雪尔, 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第一产业 (农业) 占优势的经济, 依次过渡到第二产业 (工业) 占优势的经济和第三产业 (服务部门) 占优势的产业。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第一产业减少, 第二产业稳步增加,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造成这一原因是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第三产业包括的范围有宽中窄派之分, 但基本是除掉第一、二产业外所有的非物质领域和服务业。

与马克思相比, 西方经济学家把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需求创造生产 (费雪) 。把服务业就业人数多归结为收入高。这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劳动性质复杂和教育程度高是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原因相比, 体现了马克思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

中国目前劳务经济的含义与上面不同。

劳务经济实质是农民出卖劳动直接获取工资收入, 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 甚至有的人在劳务经济面前总要加上农村两个字, 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劳务”是指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劳动活动的总称。由此可以把劳务经济定义为, 农村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而直接获取收入。劳务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相作用的结果。

劳务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四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从劳动的性质上看:劳务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劳务经济, 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的各类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的生产服务以及外出从事各次产业的生产性劳务活动;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劳务经济, 主要包括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以及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农民的劳务活动。从劳务经济的地域性看, 可以把劳务经济划分为本地劳务经济和异地劳务经济。本地劳务经济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从事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异地劳务经济 (即人们常说的外出务工) 包括在本乡镇以外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 发展劳务经济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指标, 是农民现代化的标志。目前劳务输出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 最现实, 最直接的经济手段。

摘要：本文考证了劳务经济概念, 探讨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服务和西方经济学中第三产业概念的区别, 最后考证了目前农村劳务经济的特点。

关键词：劳务经济,服务,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 (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79年7月版, 第120页)

现代服务业概念界定 篇8

关键词：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概念

“现代服务业”的概念是我国的提法, 在国外没有“现代服务业”这一提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出现“现代服务业”的提法,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发展现代服务业, 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沿用这一提法。但是,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 在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也没有确认现代服务业的界定范围。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依赖于现代高新科技发展起来的

刘志彪等 (2001) 认为:“现代服务行业是从传统制造业的部分环节分化形成的, 是伴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刘有章、肖腊珍 (2004) 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区别的, 内涵极广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生活服务和生产服务的国民经济新兴领域。”

邱立新、周田君 (2005) 将现代服务业定义为:“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 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密集的服务业。”

李江龙 (2007) 则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显著依赖现代科技手段和组织方式, 向社会、企业、政府和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产品的公司与组织的总称”。

谭仲池 (2007) 认为: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 是指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消费阶段以后出现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 包括那些不生产商品和货物的产业, 主要有信息、物流、金融、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行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 更突出了高科技含量与技术密集型的特点。

以上概念基本上都强调了“现代服务业”是依赖现代高新科技发展起来的, 但是也并不是没有区别的, 笔者比较同意谭仲池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二、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为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

朱春明 (2004) 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是指与现代技术密集、产业分工深化和经社会发展相伴的信息服务、研发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现代物流、市场营销服务等, 但主要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商业服务业。”

来有为、苏爱珍 (2004) 认为:“现代服务业又称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

郑吉昌等 (2004) 认为:“现代服务业指为生产、商务活动和政府管理而非直接为最终消费提供的服务, 主要包括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咨询业、信息服务、科技开发、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

晁钢令 (2004) 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为了满足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商务活动 (公务活动) 的功能强化与职能外化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 要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商务活动 (公务活动) 降低成本、扩展功能、提升效率而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部门。”

以上概念, 前两个是着重强调现代服务业是为生产者服务的, 后面的两个阐述的比较全面, 强调了现代服务业是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服务的。以上含义的界定仅仅是指出了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 并没有指出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特点。所以笔者并不同意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三、强调“现代服务业”分为新崛起的和对传统服务业改造后的两类

常修泽 (2005) 认为:“现代服务业不同于原有状态的传统服务业”。笔者对其内涵界定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的或新崛起的服务业;二是指“传统服务业”当中经过用新技术、新流程、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式改造提升后的那部分服务业。

夏杰长、霍景东 (2006) 则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

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也是现今比较典型的一种, 为许多人所接受, 其论述还是比较贴切现实的。

四、强调“现代服务业”分为现代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消费性服务

黄繁华 (2002) 在《经济全球化与现代服务业》一书中对现代服务业的内涵界定为两部分:现代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消费性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是指应用现代科技和满足生产中间需求的各项服务;现代消费性服务是指主要满足个人提高生活质量和能力扩展所需要的服务。这位学者的定义, 虽然在国内很少有学者支持, 但是他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也不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究竟该如何区分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其实很难区分, 比如说房地产行业, 笔者认为既有生产性服务又有消费性服务。

以上对现代服务业的界定, 学者们对现代服务业的理解越来越接近其本质。为了能很好地理解现代服务业的本质,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从现有理论归纳的角度分析, 现代服务业一般具有五大基本特征:1、高技术性, 即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高;2、知识性, 即现代服务业为消费者提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服务, 使知识在服务过程中实现增值;3、高增加值性和集群性, 即现代服务业不仅可以使服务过程产生知识的增值, 而且可以产生服务的规模效应和各种服务相互融合的聚集效应, 引起服务的大幅度增值;4、从业人员高素质性, 即现代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基础和技术、管理的能力, 从而构成了现代服务业的核心能力和“白领”、“灰领”阶层的聚集区;5、新兴性, 即在时间上是现代兴起的或从过去演变而来的。

对于现代服务业的五大特点的描述, 是针对现代服务业整体而言的, 但具体到某一实际的服务行业, 它可能同时具有五大特点, 也可能只具有一两个特点。例如, 旅游业的整体行业具有知识性和高增加值性, 但缺乏高技术性、高素质性和新兴性, 只有诸如航天中心游和未来的太空游之类的科技旅游, 才同时具有五大特性。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现代服务业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主要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手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

参考文献

[1]刘志彪, 周勤, 欧阳良钻.南京市发展现代服务产业的研究.南京社会科学, 2001 (增刊) .

[2]刘有章, 肖腊珍.湖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4.3.

[3]邱立新, 周田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2005.3.

[4]李江龙.现代服务业与城市能级提升[J].理论探索, 2007.2.

[5]谭仲池, 向力力.现代服务业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6]朱春明.关于我国服务业发展中的几个战略问题的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 2004.13.

[7]来有为, 苏爱珍.中国现代服务业差距何在[J].科技决策, 2004.7.

[8]郑吉昌, 夏晴.论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互动发展[J].社会科学家, 2004.11.

[9]晃钢令.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2004.

[10]常泽修.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创新[J].理论与现代化, 2005.4.

[11]夏长杰, 霍景东.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4.

小议营业外收支概念的界定 篇9

1. 利得和损失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和直接计入当期利润两种情况。

(1)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2)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3) 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4) 固定资产等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变动; (5)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而形成的费用; (6) 利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时。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一般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核算。

(2)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包括: (1) 盘亏损失; (2) 非常损失; (3) 公益性捐赠支出; (4) 盘盈利得; (5) 政府补助; (6) 捐赠利得; (7) 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利得或损失; (8)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利得或损失; (9) 债务重组的利得或损失等。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一般通过“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科目来核算。

由此可见,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是特指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2. 企业发生的与其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各项利得或损失并不都是记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企业发生的与其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有些利得或损失, 比如, 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或发生的投资损失等, 应计入当期利润, 但不属于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而是通过“投资收益”科目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规定:“新准则规定的营业利润比原制度规定的范围有所扩大, 主要是将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纳入营业利润, 这是因为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质上是属于营业范畴, 体现企业经营能力的组成部分”;而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则不属于营业利润的范畴, 这就意味着企业会计准则将企业的非日常活动区分为 (非日常活动的) 营业活动和 (非日常活动的) 非营业活动。

目前, 多数教材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定义为“企业发生的与其营业活动无直接关系的非日常活动的各项利得 (损失) ”。该定义包括如下两层含义: (1)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不是源于企业的日常活动, 而属于非日常活动的利得 (损失) ; (2)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也不是源于非日常活动的营业活动。第二层含义就将营业外收入 (利得) 、营业外支出 (损失) 与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属于营业范畴的利得、损失区分开来了。

课堂有效提问的研究(概念界定) 篇10

一、课堂有效提问的概念

课堂有效提问, 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统率全文、有深度的提问, 让学生能够积极思维, 通过对多种知识问题的整合和建构, 提高能力, 获得进步, 实现个体的发展。

二、课堂有效提问现状

课堂教学提问中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实际效果。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问题未经设计, 不假思索, 简单问答。教师每讲一两句便问“是不是”“对不对”, 形同口头禅, 发问不少, 收效甚微。提问只顾数量, 不求质量。课堂中过多的一问一答, 常常使学生缺少思维的空间和思考时间, 表面上很热闹, 但是实际上学生没有进入思维过程。

(2) 答案被教师完全控制。表面给了学生回答问题的机会, 但是仍然会很不放心地打断学生的回答, 或者草率地加入个人的评价, 左右学生个人想法的表达。

(3) 教师提出问题后, 并不让学生来回答, 而是自问自答。

(4) 候答时间过短。教师在极短的时间就叫停, 尤其等待学习水平低的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较短, 学生的思维无法进入真正的思考状态。

(5) 先点人名, 后提问题。往往会造成学生惊慌的局面。

(6) 不自觉地在问题前面加上“简单”二字, 造成学生反感心理, 不愿意作答。

(7) 一个问题还未作出明确结论, 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8) 学生回答问题后, 教师不作评价。

(9) 忽视学生提问和来自学生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 严重制约着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使其低效甚至无效。解决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应从两个角度加以考虑。一是学习效果。包括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其求知欲和探求欲;促进了学生的思考, 提高了思维水平;通过问题的解决, 知识得以丰富, 技能得以提高;在问题解答过程中, 体验知识形成过程, 初步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有一定开放度, 利于展开讨论和交流, 诱发进一步探究的欲望。二是教学效果。包括能及时了解学情, 相机调整教学内容、环节、进程与教学方法;有效掌握预设目标的完成情况, 确定下一步的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参与度, 体现出教学的公平公正;大多数学生有新变化。这些是以学习过程调控、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学生发展变化为主要参照的, 体现了提问对促进教学改进和学生发展的价值取向, 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促进师生交流, 教学相长。

三、课堂有效提问策略

(一) 教师提问

1.开讲时提问

新课伊始, 教师富有启发性的提问,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引导学生动脑思考, 打开学生的思路。开讲时的提问有激发兴趣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有诱发问题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诱发问题, 激起学生的求知欲;鼓励学生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求异思维, 激发学生探索创新。开讲时的提问设置要注意:创设情境;面向全体;由易到难;衔接紧密;鼓励为主。

2.授课时提问

有效的提问应根据教学需要, 在教材的关键之处, 教材的重难点之处, 貌似无疑实则蕴疑之处。有效的提问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开放性问题能使教学更为新鲜而有趣。有效的提问要注意难度适当, 符合学生认知的“最近发展区”。学生的年龄不同, 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不同, 各类问题对他们的作用也不同。有效的提问要保证高认知水平的适当比例。合理安排低认知水平和高认知水平问题的次序。一般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层层递进。有效的提问要能让不同的学生分层次思考和回答不同的问题。有效的提问表述应清晰明白。问题的语法结构复杂或抽象、笼统或过于概括, 对学生的理解就带来困难。问题要措辞精炼、具体明了。有效的提问要把握提问的频率。不能“满堂问”, 也不能不提问。

3.结课时提问

结课是指课堂教学在结尾阶段的教学。它虽占课堂教学的比例不大, 却是不容忽视的。成功的结课, 要能达到“课虽结而趣无穷”的效果。我们要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 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这时的提问可以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了解有无不懂的地方;可以是引导学生总结学习心得、学法;可以是设置悬念, 拓展延伸;可以是引导学生大胆求异和创新, 培养思维的独创性和批判性。

(二) 学生提问

教师在课堂“对话”中, 是“平等中的首席”, 是学生探索的激发者和引领者, 要把学生看成能动的探究者。教师要教, 提真问题, 提高水平问题。这些高水平问题包括:分析问题、比较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学生的真问题是课堂教学的核心, 是学生重要的学习资源, 是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动力和目标。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保持产生新问题的热情, 让学生拥有充分的提问权。课前、课中、课后都是学生提问的合理时段。课前预习是教学的开始。课前提问能培养学生勤于思考, 发现问题的能力, 可以避免老师反复繁琐提问, 也给学生创造了“发现问题”的机会。就拿阅读教学来说, 教师可教给学生提问方法。从字词的音、形、义方面提问, 学生在自学过程中, 肯定会遇上些艰涩难懂的字词, 可以由此提问;从句子的表达形式方面提问, 教师指导学生在自学课文时, 找出文中精彩的语句, 或感受最深的地方, 然后鼓励从中去提问;从文章的内容方面提问, 由文章内容提的问题往往触及到课文的重、难点, 甚至是文章中心, 更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同时, 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线索展开教学;从课后思考题提问, 课后思考题往往是文章的重、难点所在, 由思考题提出问题, 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挖掘教材内容,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葛敏芸.课堂有效提问研究[J].从“有效提问”到“引问教学”.上海教育科研, 2011年10月

内部控制的概念界定及其要素 篇11

摘 要：内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稳定与发展，因此内控研究有很强的必要性；内部控制不是千篇一律与一成不变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是不相同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准确的企业定位与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关键词：内部控制；控制环境；风险评估

1 内部控制的概念

内部控制是企业发展和组织效率提高的产物，内部控制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企业组织形态进化、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指导，将内部控制理解为：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是企业的各个成员不分级别都应该实施和参与并努力实现本单位的内部控制目标的过程。

1.1 明确对内部控制的“责任”。内部控制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仅是领导层的义务，更是每一个员工的职责。明确“全民参与”的观点，能够使得企业员工主动的维护内控制度，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执行。

1.2 明确内部控制应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之中。企业的经营过程是指通过规划、执行与监督等基本的管理过程对企业进行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内部控制绝对不是凌驾于企业正常业务之上的，它作为管理的一部分，是为了监督企业生产经营能够按照预期目标有计划的进行，不能取代管理。

1.3 明确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机制”。正如其他的经营管理活动，内部控制也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内控制度制定完成后，完美的实施不是机械的执行，而是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变化越来越趋于完善，沿着发现问题-信息反馈-解决问题-效果评估-逐步修正循环往复的进行。

1.4 重视“软管理”。按照理论界的定义，软管理是指精神层面、无形的事物，比如管理风格、企业文化等内容。内部控制特别需要“软管理”的措施，不仅仅重视规章制度等方面，找到符合自身情况的管理风格，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都十分重要。

1.5 以风险为导向原则。企业管理核心板块之一便是风险防控，因为风险是现代社会每个企业都会面临与遇到的问题，它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性，来划分不同的竞争能力的企业。对此，相关权威报告中明确，几乎任何组织单位不论盈利与否，都无法摆脱风险对其各层级的冲击（不论该组织层级合理与否），因此领导者要分层次关注风险状况，并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准备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2 内部控制的要素

2.1 控制环境。是指所有控制方法与方式得以运行和存在的环境，它是一切内控构成要素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包括社会经济形势、国家政治法律、当下会计准则及相关利益方在内的外部环境；以及包括企业董事会、所有员工、内审机构及关联组织在内的内部环境。控制环境对于塑造企业文化、提供纪律约束机制和影响员工控制意识有重要的作用，是其它一切要素的核心。

2.2 风险评估。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及时识别、系统科学的分析生产经营活动中影响企业内控目标实现的相关风险，合理判断和确定风险并积极采取应对策略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两大块，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四个步骤。存在于企业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企业要分类管理风险及应对风险应采用的措施，因为风险是有可控和不可控之分的；企业还要在可控、可承受风险中进行分级，相应的进行分级评估以便于企业针对不同级次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和应对方案。

2.3 控制活动。是为了合理地保证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指导员工实施管理指令，管理和化解风险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高层检查、直接管理、信息加工、实物控制、确定指标、职责分离等。企业各部门与各级员工均会有不同的控制活动，例如核准、授权、查证、评估等，主要的控制措施有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财产保护控制、绩效考评控制等。不同性质、规模的企业，其控制活动也会有所不同。控制活动是有不同分级的，而这些经营层级是根据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内控状况进行划分的；控制活动是靠内部员工来实现的，因此要合理安排人员，保证实施者的权责分离，尽可能避免利益冲突。

2.4 信息和沟通。是指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和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有效性信息，并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及时而有效沟通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它主要包括：信息质量、沟通制度、信息系统、反舞弊机制等方面。信息与沟通存在于内部控制的各个阶段与方面，管理者与实施者都需要其监督整个体系运转，进而及时的设计并运行调整，从而为内控提供保障。企业要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甄别分类；要求企业建立起信息沟通制度，将所有内外部信息按照管理职责与权限对相关单位进行传达。

2.5 监督。指的是企业自行对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状况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检查，并科学认真的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一旦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相应的缺陷，及时做出相关处理并加以改进和完善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包括：不间断的监察与无偏私的评估，二者相互独立却又相互支撑。要实现不间断的监察就需要将其落实到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制度与习惯；无偏私的评估的实现则取决于制度设立的有效性，使内部控制情况能够自下而上的反应问题。

以上五要素通过相互独立的运作实施与相互配合的共同运作打造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而对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其中，环境是基础性的因素，任何其他行为都是始于环境且基于环境；风险控制是任何行为的出发点，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进而开始控制行为；控制活动是核心，只有將各种活动落实到实处才能真正的达到想要的目标及效果；信息与沟通是有效的保障机制，时刻制约一切行为朝着计划的方向前进；监督的存在保证了内控是一个循环的环形机制。

参考文献：

[1]朱庆锋，徐中平，王力.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BP神经网络法的企业控制活动评价及比较分析[J].管理评论，2013（08）：55-63.

[2]于雪梅.企业内控中的统筹兼顾分析[J].经济管理者，2013（11）：157-162.

[3]王玉.内部审计与内控评价具体工作的结合实践[J].财经界（学术版），2013（08）：62-63.

尝试界定“舆论环境”新概念 篇12

(一) 研究现状

相对于“舆论”研究的丰厚成果, 专门针对“舆论环境”的研究, 学界却鲜有涉及。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 以“舆论”为题名/关键词, 对1989至2010年的全部文献进行跨库搜索, 搜出文献17877条, 而以“舆论环境”为题名/关键词, 仅搜出结果737条。在笔者阅读到的近百篇 (约占搜索文献总数的14%) 论文中, 涉及“舆论环境”一词的, 绝大多数未作概念表述, 即便有, 也往往在表述中将“舆论环境”不知不觉地转换成“舆论”、“舆情”等概念 (这几个概念的区别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现有理论成果中, 孟小平提出的“舆论环境”定义基本代表了学界的共识——“指在大致相对集中的时空内, 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类别的众多具体舆论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有机整体。”[1]在陈力丹、刘建明等国内舆论学权威专家的论著中都采纳了这一定义。

(二) 理论基础

从研究现状可知, 目前学界对“舆论环境”的专门研究尚未展开。本文的核心内容, 就是以舆论的含义、要素及其与舆情、新闻舆论的关系为理论基础, 尝试从理论层面对“舆论环境”进行较为恰当的概念表达, 剖析其常规意义下的理论内涵。

(1) 舆论的含义、要素与基本特征。在我国, “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梁书·武帝纪》, (1) 字面意思和“公众意见”大体相仿, 于是后来学界便采用了史书上的这个词, 指的是“公众意见”。关于“舆论”的概念界定, 国内学界表述各异。一类侧重于舆论的意见形态。例如, 甘惜分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将舆论界定为: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2]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3]喻国明认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 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4]一类表述侧重于舆论的社会作用。如孟小平把舆论界定为: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5]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对舆论下的定义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 其中混杂着非理性成分。[6]这是目前学界一致公认并广泛采用的定义。本文对舆论的概念界定也采用这一观点。

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 把舆论分成主体、客体、自身、数量、强烈程度、持续性、功能表现、质量等八个要素。其中前七个, 构成了舆论的必要要素。[6]笔者认为, 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都是反映公众意见一致程度的指标, 据此将这七个要素进一步简化整合为五个。也就是说, 能够被称为“舆论”的自在意见, 应该具备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公众、问题、意见、意见趋同、现实影响。而从“意见形态”角度来说, 舆论基本特征有三个——多数人、趋同、公开表达。

多数人, 指的是一定区域内的大多数人。舆论的实质是“众人之论”, 主体是“公众”, 针对的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反映的是“群体”的、“集合性”的意见。趋同, 强调的是意见、看法或见解的一致。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划分和我们的一厢情愿, 因为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收集判定哪些意见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哪些是相反或者对立的, 以及能否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实践中我们获得的意见可能是众多意见的一部分, 并且不一定是多数人的意见。公开表达, 是说作为“舆论”的意见, 必须是面对社会公开表达出来的, 而不是深藏内心的想法。舆论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最表层, 舆论因其敏感性、外露性而被称为社会的“晴雨表”。

(2) 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关系。前文说到, 很多相关学术论文往往将“舆论环境”偷换为“舆论”、“舆情”、“新闻舆论”等概念。这几个名词相互混用显然存在着概念认识上的模糊。下面笔者将根据学界已有的成果, 对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舆情, 即民意情况, 涉及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的公开意见 (外露的部分) 或情绪反应 (既可能外露又可能不外露的部分) 。它是社会脉动和公众情绪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和体现。[7]舆论, 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 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新闻舆论, 是以新闻媒体为载体的舆论表达。学界通常认为新闻舆论在狭义上单指媒体表达的意见, 意见表达主体是新闻媒体, 代表的是媒体的立场;广义上是通过或经由媒体表达的社会意见, 其意见表达主体是社会公众中那些意见领袖或具有参与和表达意识的活跃的人群。[8]新闻舆论有引导公众舆论的作用。在我国, 新闻媒体被明确地赋予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神圣使命。

从三者各自的理论表述可知, 舆情从本质上说是“民意的集合”, 既包括公开意见, 还包括可能没有公开表达的观点和情绪。作为“自在的民意”, 舆情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普遍性的一定的社会心理。舆情和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 两者都反映了公众自发产生的群体性心声和意愿。不同之处在于, 舆情的外延比舆论宽泛, 它是舆论更基础的存在状态。舆情并不一定在人们的意见得到公开表达时才存在, 某种舆论总是与一定的舆情相对应, 但不是所有的舆情都能构成相应的舆论。只有公开表达并在相对多数人之中形成趋同的意见, 才构成舆论。新闻舆论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一种舆论形态。大众传媒在深入了解舆情 (了解公众“心声”) 、广泛关注舆论 (倾听社会“呼声”) 的基础上报道新闻事实, 助推舆论表达, 在报道达到一定的频度、力度和受众认可度以后就形成了相应的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施影响于社会公众舆情/舆论, 构成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舆论的整个流程。新闻舆论与舆情/舆论的区别在于:舆情/舆论的主体是公众, 由社会现实问题而引发;而新闻舆论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由大众传媒充当, 其本质是对公众舆论的一种选择性的有意反映。但从根本上说, 新闻舆论并非是与舆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舆论形式, 而是社会公众舆论的一种特殊的、经过社会控制机制平衡化处理的表达形式。在本文中, 把“新闻舆论”理解为一种经过舆论引导系统 (不仅限于大众传媒) 的作用而形成的舆论。

从以上阐释可知, 从舆情到舆论再到新闻舆论, 是一个范围逐渐缩小的动态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简述为舆情 (民意集合) ——舆论 (公开表达并趋同的民意) ——新闻舆论 (经由大众传媒等舆论引导系统表达的舆论) 。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舆情、舆论、新闻的关系, 应当就是三者之间的正常、合理的关系。

二、“舆论环境”概念的理论假设

(一) 现有理论的局限

前文说到, 学界对“舆论环境”达成共识的定义是——它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具体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然而, 笔者认为, 把“舆论环境”仅仅看成“具体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存在着很大的局限。首先, 忽略了具体舆论与社会环境/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 (舆论环境的横向维度) 。其次, 抹煞了具体舆论构成舆论环境时的动态关系 (舆论环境形成的纵向层次) 。第三, 无法反映出各种具体舆论动态发展过程中某些舆论形成“支配性氛围”, 并对舆论客体产生现实影响的机制。简言之, 现有理论表述无法体现舆论环境的系统性、动态性以及现实影响的特质。

(二) 尝试界定“舆论环境”新概念

笔者已经辨析过舆情、舆论、新闻舆论的概念:舆情是“自在的民意”, 舆论大致都是相应的舆情的公开表露, 可以理解为公开表达并有一定群体性影响的民意;而大众传媒在深入了解舆情及舆论的基础上报道新闻事实, 在报道达到一定的频度、力度和受众认可度以后就形成了相应的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施影响于社会公众舆论, 形成有支配性力量的, 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舆论格局, 构成新闻舆论引导社会公众舆论的整个流程。

笔者认为, 舆情、舆论、新闻舆论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出“舆论环境”形成的系统性、动态性和现实影响力。舆论环境不仅仅是具体舆论的简单总和, 而是由具体舆论强弱关系、具体舆论与社会环境互动构成的格局, 体现为舆情上升为舆论 (什么样的舆情能得到公开表达, 变成舆论) , 新闻舆论引导舆论 (什么样的舆论能被大众传媒放大并受到更广泛的公众认可, 形成具有支配力量的舆论氛围) 的整个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尝试对“舆论环境”做出新的理论界定:舆论环境是由不同范围、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具体舆论在自身发展变化和与社会系统互动过程中动态构成的意见气候。它不仅仅是具体舆论的简单总和, 而是在民意表达系统、舆情监测系统、舆论控制和引导系统等多重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氛围和格局, 体现在舆情上升为舆论, 新闻舆论引导舆论的动态过程中, 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理解, “舆论环境”这一概念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舆论环境是就具体舆论的总和而言, 代表了一种无形的社会观念, 主要作用体现在对舆论形成的影响上。一方面, 人们的观念体系整体上说是社会化的产物, 必然受到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在表达个性化的观点、态度时, 通常要避免与既定的社会观念发生明显的冲突。广义的舆论环境体现的是社会观念、文化传统对具体舆论的制约和影响, 强调了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系统性。狭义上的舆论环境是就某一特定的舆论客体而言的, 代表了围绕这一客体形成的种种舆论的权重格局, 以及各种舆论碰撞、交融、分裂、趋同、形成舆论氛围的动态过程。这种情况下, 舆论环境的作用体现在对舆论客体发展、变化的现实影响力上。狭义的舆论环境则是强调围绕某一特定客体形成的舆论格局, 立足点在于舆论环境形成的动态过程, 体现的是围绕某一具体舆论客体形成的各种舆论之间动态变化的权重关系。现实的舆论环境是历史的环境舆论的继承和延伸, 同时不断影响着各种原有舆论的消失和新舆论的产生, 同时也调适不同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间的相互关系。[6]

参考文献

[1]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61.

[2]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38.

[3]刘建明.舆论传播[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41.

[4]喻国明, 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277.

[5]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36.

[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1-24, 46.

[7]丁柏铨.略论舆情——兼及它与舆论、新闻的关系[J].新闻记者, 2007 (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