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消费者概念的界定（精选12篇）

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以下简称《消法》) 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该法关于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也给理论界带来了无尽的争论, 相关司法实践也因此而产生困惑。因此对消费者的概念迫切需要加以科学界定。

一、消费者概念的争论

在《消法》颁布以前, 对消费者的概念理论界就有很大的争议, 各地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也对消费者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消法》第2条规定, “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上述规定并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消费者”下定义, 而是从规定《消法》的适用范围角度界定了受《消法》保护的消费者的涵义:消费者是指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或使用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人。对于《消法》的这一界定理论界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为消费者。有的学者从消费的客体、消费的主体、消费的方式三个方面提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作为消费客体的最终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 或者仍用于经营流通, 那么购买者就是消费者”。还有人认为只要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就是消费者。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消费者的涵义, 但都未能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第一种观点把从事生产性消费的购买者界定为消费者, 不适当的扩大了消费者的范围, 同时又将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排除在外, 人为缩小了消费者的范围;第二种观点把消费者限定为购买者, 没有看到商品的使用者或者服务的接收人也可以成为消费者;第三种观点也不当地把从事生产性消费的人认定为消费者, 同时也忽视了商品的使用者或者服务的接收人可以成为消费者。另外, 上述几种观点都没有明确回答消费者是否必须是个人这一重要问题。

二、消费者概念的科学界定

要科学界定消费者的概念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界定标准。《消法》对消费者的界定确立了三个标准, 即消费者的主体要件、消费行为目的要件和消费行为客体要件。之所以对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上还存有不少分歧, 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消法》确立的界定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 因此科学界定消费者的概念, 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消法》确立的界定标准。

1、消费者的主体要件。

由于《消法》没有明确消费者是否必须是自然人, 对消费者主体要件的理解产生分歧就不可避免。一种观点认为, 消费者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 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 是指非以生产经营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无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消费者。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理由如下:首先, 《消法》并没有将消费者的范围限定为个人, 这就表明国家立法并不排除单位可以成为消费者;其次, 我国许多地方立法实践已经表明单位可以成为消费者, 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 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再次, 不排除单位可以成为消费者也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单位就像个大家庭, 当其购买商品或服务供其“家庭成员”生活消费时, 他和普通家庭购买商品或服务供家庭成员消费没什么两样。实际上, 单位是作为许许多多消费者个人的代表人或负责人与经营者直接发生消费关系。就如同家长购买商品送给其家庭成员使用, 购买者和使用者都是消费者, 其权益都受《消法》保护一样, 单位作为商品的直接购买者、服务合同的订立者, 其消费者身份也不容否认。《消法》对单位和个人应该一体保护, 不应剥夺单位可以成为消费者的权利。这不但不违背《消法》的立法宗旨, 反而体现《消法》保护弱者、实现社会实质公平的现代法治精神;最后,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单位购买商品或服务作为福利分配给每个内部成员消费的现象还很普遍, 而单位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仍然面临着信息不对称, 与经营者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此时的单位也是弱者, 理应作为消费者受到《消法》的保护。

2、消费行为目的要件。

消费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大类, 前者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生产, 后者的直接目的是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根据《消法》第2条的规定, “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才是消费者, 由此可见, 消费行为目的要件就是“生活消费”。易言之, 只有为了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人才是消费者, 这也是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根本区别。经营者也需要购买各种原材料、生产工具等商品, 但是经营者购买这些商品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产需要, 而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各国也基本公认消费者的消费目的与消费性质在于生活消费而非生产消费。那么如何来界定“生活消费”呢?理论界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主客观统一说, 另一种是客观说。主客观统一说认为, 消费者主观上必须有“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动机或目的, 客观上必须有“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对于购买者是否以生活消费作为其主观目的, 完全可以凭借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加以判断。客观说认为, 人们是否具有生活消费的主观目的正是通过“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 即主观见之于客观, 只要此种商品或者服务没有被购买者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或用于经营性行为, 购买者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生活消费需要。

笔者更赞同客观说。首先, 主客观统一说不具有可操作性。依据所谓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法则是无法科学判断一个人的消费目的的, 因为经验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 是一种很个性化、弹性极大的东西, 不适宜作为统一的判断标准。如依据所谓“经验法则”, 购买一部手机是为了生活需要, 那么购买多少部手机就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呢?5部、10部还是更多?“一个真正的消费者只是因为多买了几件同种商品就被认为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 而被无情地剥夺了双倍返还请求权, 这是法治社会, 更是私法领域所不能容忍的。”200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51条规定:“经营者因提供假冒伪劣商品而承担加倍赔偿责任的, 不得以消费者购买商品数量过多为由免责。”这实际上是从立法层面否定了“经验法则”的运用。

其次, 客观说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客观决定主观, 主观是客观的反映。人的主观目的或动机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 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在纯粹的主观领域去判断一个人的消费动机或者目的是不可能的。所谓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还是主观的东西, 它充其量只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消费行为动机或目的的参考, 决不能作为判断标准, 判断消费目的的依据应该是行为人的客观消费活动。

再次, 客观说具有可操作性强的优点。作为判断消费行为目的的标准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依据客观说, 一个人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只要他不是用于经营性或生产性消费的, 他的消费就属于生活消费, 符合消费行为目的要件。至于某一消费行为是否属于经营性或生产性消费的举证责任应由经营者来承担, 也就是说, 只要经营者不能证明某一消费行为是经营性或生产性消费, 该消费行为就是生活消费。

最后, 客观说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更符合《消法》的立法宗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者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需要国家对其合法权益给与特别保护。客观说有利于消费者范围的适当扩大, 如按照客观说知假买假者也属于消费者, 因为他们购买假货不是为了从事生产或经营, 主要是为了纯洁市场环境, 保护其他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商品之害, 即使其获得了双倍赔偿, 也不是一种营利, 而是对其从事公益活动的一种补偿, 用违法经营者的双倍赔偿来奖励打假的消费者完全是正当合理的, 符合社会正义观念。《消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指出其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客观说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同时也有助于调动广大消费者与不法经营者斗争的积极性, 从而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

(三) 消费行为客体要件

消费行为的客体包括商品和服务, 这一点理论与实务届少有争议。但长期以来, 商品房是不是商品, 购房者是不是消费者, 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笔者以为, 商品房无疑是商品, 购房者当然是消费者, 而且更应该得到《消法》的保护。住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之一, 购房居住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消费,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将购房者排除在消费者之外, 将商品房排除在商品之外。另外, 医疗服务是否属于《消法》中的“服务”也不无争议。笔者认为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与其接受其他服务并无本质区别, 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 患者也是消费者。总之, 消费行为的客体应该包括一切商品和服务,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通过对消费者概念界定标准的分析与理解, 笔者认为, 消费者概念可以界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单位与个人。

三、科学界定消费者概念的现实意义

第一,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要有效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前提是要确定消费者的概念, 明确消费者的范围。否则知假买假者、商品房购买者以及到医疗机构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等就可能被排除在消费者范围之外, 其合法权益也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第二, 有利于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消费者是推动经济有序运行, 抑制经营者不法行为的强大社会力量。科学界定消费者概念, 如将知假买假者纳入消费者范围, 必将有利于激发消费者的维权热情, 调动其维权积极性, 客观上促使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不断规范。

第三, 有利于减少相关争议, 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在司法实践中, 围绕《消法》发生的争议大都是因为消费者概念不清引起的, 这些争议见仁见智, 各执一词, 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更加剧了法律适用的混乱。科学界定消费者概念, 统一消费者的界定标准,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相关争议。

毫无疑问, 关于消费者概念界定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为了避免对消费者概念界定的无休止争论, 国家最好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消费者概念及其界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摘要：在全社会日益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 关于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也产生了很大争议。科学界定消费者概念, 要坚持并正确理解消费者主体要件、消费行为目的要件和消费行为客体要件三个标准。把消费者界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单位与个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消费者,商业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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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篇2

要注意区分以下概念，1.城镇失业人员：

是指城镇常住人口中一定年龄以上, 有劳动能力, 在调查期间无工作, 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在城镇劳动力调查中对城镇16 岁及以上, 具有劳动能力并同时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人员列为失业人员:(1)在调查周内未从事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利润的劳动, 也没有处于就业定义中的暂时未工作状态;(2)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3)当前如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期间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

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 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 岁以上及男50 岁以下, 女45 岁以下), 有劳动能力, 无业而要求就业, 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城镇失业率是指城镇失业人员数同城镇从业人员数加城镇失业人员数之比,。

4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加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之比, 计算公式为:

二、城镇失业人口的基本特征：

1.分布面广。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及其贫困人口并不象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那样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特征, 全国各省、区, 从大城市到中小城镇, 都有失业人口及其贫困人口的存在。

2.区域差异明显。由于我国不同省区存在着城镇化水平和发展时间上的差异, 因而散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也必然带有区域差异的特征。一般说来, 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 这一问题就 相对严重些, 而且受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和流动人口流向的影响, 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了与农村贫困人口相反的特征, 即东部多、西部少。另一方面, 发展较早的省区和城市, 工业结构往往落后, 新兴产业部门较少, 失业人口明显多于发展较晚的省区和城市, 东北三省失业率高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3.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导致了一些企业破产、减员, 使失业和下岗人员增多。据统计, 1996 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4%，还有1/ 3 的暗亏;全国国有企业负债率已 由1990 年的58%上升到近几年的80%以上, 已有1/ 3 的企业资不抵债。在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中, 大批职工无活可干, 在下岗职工中, 有的只能领取部分生活费, 有的连生活费也得不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9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都大大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因而,国有企业成为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4.增加速度快。由于我国自80 年代中期就把消除贫困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八七攻坚计划”也是仅仅针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制定的, 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农村贫困人 口逐年减少。但与此相反的是, 城镇失业和贫困人口却呈明显的增加态势, 1985 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分别为239 万和1.8%, 1997 年已分别增加到620 万和3.2%;城镇贫困人口由1000 万左右增加到了3000 多万。随着城镇经济体制和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多, 城镇失业和贫困人口仍有可能继续呈增长趋势。

5.文化技术素质较低。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文化技术素质低的人口与较高素质的人口相比, 失业和下岗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国家统计局一项抽样调查表明, 在1996 年下岗无业人员中, 初 中文化程度的占57%, 小学占14%, 二者合计占71%;在上海市下岗女工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且无一技之长的占80%以上;按技术水平分, 在失业和下岗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都只具有初级技术水平。6.中高年龄者居多。在失业人口中, 中高年龄人口由于年龄偏大, 再就业困难也大得多, 往往也是企业裁员的主要对象。中老年龄职工生活负担较重,因而, 他们的失业和下岗, 往往导致更严重的贫困问题。三．城镇失业人口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

1.我国城镇失业人数基本呈增长势头。20 01到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681万增加到908万，平均年增长率为3.28%。估算的失业人数从1087万增长到2283万，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54%。2.城镇失业率基本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保持在4%，变化较小。估算的失业率波动稍大，除了2010年为6.18%外，其余都不超过5%。虽然估算的失业人数远远大于登记失业人数，但由于计算失业率采用的就业人数不同，失业率没有大幅度差异。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地区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失业规模差异很大。辽宁2002年登记失业人数高达75.6万，而青海2001年仅为2.4万，前者是后者的30多倍（注：由于西藏城镇登记失业数据缺乏，这里不包括西藏，以下相同）。为了较为全面衡量这一时期的地区差异，我们计算了各地区平均失业人数。最多的依然是辽宁，高达55.44万，其次是湖北、山东、湖南、江苏，人数分别为51.09、45.42、40.83和40.67万。这5个地区总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人数最少的仍然是青海，人数仅为3.5万，其次是宁夏、海南、北京和甘肃，人数分别是4.25、4.75、8.25、9.37万。

2.不同地区失业规模变化呈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增长模式，除个别年份外登记失业人数都是增长的。如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其中河北从20 01年的19.5万增加到2010年的35.1万，云南从2001年的8万增加到2010年的15.7万。第二种是下降模式，除个别年份外登记失业人数都是下降的，如辽宁、吉林，其中辽宁从最高的2002年的75.57万下降到2010年的38.9万。第三种是波动模式。如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广东、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其中北京从5.2万增加到10.6万，之后又下降到7.7万。

3.地区差异趋于缩小。从规模差异最大的地区看，20 01年人数最多的辽宁是最少的海南的23倍，2010年人数最多的山东是人数最少的青海的14倍。

第二部分城镇失业人口现状及问题： 一，城镇失业人口现状

1、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相当突出。就农业而言，我国目前约有从业人员3.2 亿，而我国的耕地面积约19.5 亿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6 亩地。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农业人口不到该国人口总量的5%，而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则高达160 亩—1700 亩之间。假定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从近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10 亩地的标准，将有1.2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中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22.5 亩地的标准(即日本1999 年达到的水平)，将有2.5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从长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50 亩地的标准(即南美洲国家1999 年达到的水平)，将有2.8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城镇而言，我国目前每年大约新增就业岗位800 万人，这还不够满足城镇每年新增约1000 万劳动力的求职需要。我国《十五计划纲要》中规定，2001—2005 年每年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0 万人, 如果再加上尚未实现再就业的失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人员，我国城镇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工作岗位的缺口约在2500 万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供求中的结构矛盾和素质矛盾也相当突出。在我国现有的7000 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缺乏。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调查，全国89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10。目前，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缺60 万人。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 名数控技工，参加了十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 元，仍然难以招到合适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则因素质和技能水平不能满足岗位要求而失业或难以就业。

2、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例如，1999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升为4.2%，失业率则降至4.2%；2003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为3.1%，失业率则升至6.0%。而我国，尽管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均9.44%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 年的1.8%跃升到2003 年的4.3%，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根据有关数据(见表1)，2001-2004 年，在9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加拿大，而加拿大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2.85%)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根据有关数据(见表2)，2001-2004 年，在6 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7%)也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8.65%)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

3、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隐性失业人员已“蒸发”了相当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发”或有待“蒸发”。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隐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农村。我国农民就业很不充分，通常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不过是农村隐性失业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随着入世后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加速进行。在此情况下，不仅国有单位将有上千万的劳动者由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而且城乡集体 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经济中还将有数亿劳动者从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隐性就业，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表面上呈分离状态，但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市场调节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收入。我国目前的隐性就业人员主要是一部分“失业”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因而从数量上无法精确统计。但典型调查和直接观察表明，我国城镇隐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见，我国存在的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程度，低估了失业率；而我国同时存在的隐性就业则模糊了失业与就业的界限，“膨胀”了失业率。

4、“务工难”与“民工荒”现象并存。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 亿人，并且至少还有近1/3 的农村劳动力或多或少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7 年11 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1.2 亿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有技能、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工人，就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服务业。总体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且他们提供的劳动可替代性高，不具备特定的就业竞争优势，所以，农民工进城务工面临一定的“务工难”问题。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也为一些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供给。这些企业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可以说，在许多地区和企业，所谓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基础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导致我国从2003 年起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民工短缺———“民工荒” 现象。可以看出，“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存在。“民工荒”是农民工进城务工难，即使找到工作，也因为过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而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农民工迫于 无奈而选择“失业”的社会怪象。

二． 城镇失业人口的问题

(一)城镇登记失业不断攀升, 城镇真实失业人口数创建国以来之最。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集中表现在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的是1952 年(13.2 %)。然而, 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过去称待业人口)仅有376.6 万人。1981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 % , 1985 年降至1.8 %。1986 ———1995 年,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 %-2.9 %之间徘徊。1996 年,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 % , 19972005 年每年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0万人, 实际上恐怕不止此数。如果再加上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人员, 我国城镇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工作岗位的缺口约在2500 万左右。与此同时, 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素质矛盾也相当明显。在我国现有的7000 万产业初级工60 % , 中级工占35 % , 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缺乏。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调查,全国89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 : 10。目前, 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缺60 万人。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 名数控技工, 参加了十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 元,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则因素质较差而失业或难以就业。例如, 1998-1999 年, 我国约有57 %和54.7 %的城镇下岗职工只有初中以下学历。

(三)“需求瓶颈”、“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并存。我国劳动者就业不仅受到“需求瓶颈”的制约, 而且也受到“体制瓶颈”和“观念瓶颈”的制约。我国农民进城打工, 除遇到找工作这一根本关卡之外, 还遇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子女入学、购房限制等“体制瓶颈约束”。而“观念瓶颈”对于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影响也显而易见。我国城镇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并不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而是不愿意干苦活儿、累活儿、“伺候人”和收入低的活儿。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2002 年约为76 % , 2003年为70 % ,近100 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未能就业。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基本原因则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脱离实际。不少大学生的择业标准和实际需要严重错位, 从而出现了“就业难”和“招聘难”并存的尴尬局面。

(四)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隐性失业人员已“蒸发”了相当一部分, 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发”或有待“蒸发”。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的隐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农村。我国农民就业很不充分, 通常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不过是农村隐性失业者的另一种表达方 式。随着入世后竞争的日益加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加速进行, 在此情况下, 不仅国有单位将有上千万的劳动者由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 而且城乡集体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经济中还将有数亿劳动者从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并积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 我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隐性就业, 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表面上呈分离状态, 但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市场调节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收入。我国目前的隐性就业人员主要是一部分“下岗”、“失业”人 员和提前退休人员。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 因而从数量上无法精确统计。但典型调查和直接观察表明, 我国城镇隐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见,我国存在的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程度, 降低了失业率;而我国同时存在的隐性就业则不仅使隐性就业者多捞了好处, 而且还模糊了失业与就业的界限,“膨胀”了失业率。

(五)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 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 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例如, 美国1993 年经济增长率降为2.2 % , 失业率则升至6.9 %;1999 年而我国, 尽管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均9.44 %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 年的1.8 %跃升到2002 年的4 % ,城镇的真实失业率目前已高达9 %左右, 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根据有关数据(参 见表1), 1998 —2000 年, 在笔者研究的12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法国, 而法国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314 %)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 根据有关数据(参见表2), 1998 —2000 年, 在笔者研究的7 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 而波兰 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3 %)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 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 %)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 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又使我国 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 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三、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

(一)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的基本原则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要置于可持续发展总的框架之下, 应该说, 这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 则。同时, 当代中国城镇存在着的失业有相当多数是在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的问题需要以市场经济的观念寻求治理对策。.应该说, 这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必须遵循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在遵循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适当借鉴国外失业治理的有关经验, 并注意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就业与经济增长、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等几个问题, 才能够找到一条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理城镇失业的思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所具有的各方面特点决定了其治理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 这其中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制度以及就业和再就业制度的创新过程。可以说, 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的首要措施, 因为任何有效的失业治理措施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 而唯有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保证失业人口基本生活的需要, 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失业保险制度几乎从零开始、且又处于初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来说更应如此。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从总体上来说要依赖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为无论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还是就业、再就业制度的建设, 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唯有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 才能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创造更多的财富, 从而保证失业保险制度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参予和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唯有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 才能使社会和个人积累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 从而为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奠定必要的基础。(二)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

目前, 中国的失业保险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相对规范, 并通过各地的积极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年来市场化进程中的失业起到了"减震器” 的作用, 或设置了一层”安全网”。但毋庸讳言, 中国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 改进是必要的, 这突出表现在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以及资金筹措、运用等方面.以上在分析中国失业保险现存问题的同时, 也指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需要重点改进的工作和努力的方向。目前, 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这就要求, 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要以适 应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首先, 确立新的失业保险观念。目前, 中国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基本还是一种国家和企业保险的形式, 其结果造成部分职工对国家和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对社会风险的低承受能力。这种高度依赖国 家和企业的风险观念显然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重要阻碍因素。要改变人们这种风险观念, 确立新的失业保险观念, 一方面要在舆论上强化失业风险是社会风险的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失业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失业保险制度的实际操作上强化个人的参与, 体现失业风险大交纳失业保险费多的原则。其次, 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是失业保险制度运作的载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要求其管理体制应具有统一性和高效性的特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 高效、统一的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可以是多种形式,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的政府直接管理形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自治机构管理形式等。但具体到中国, 采用在政府的监督或间接管理下由自治机构进行直接管理的形式,与中国 的国情更相符。采用自治机构管理的形式, 就是要求由劳动者、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组成有关机构, 进行合作式的管理。实质上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非营利性的、相对独立的单位。

最后, 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颁布的两部失业保险方面的法规是行政性法规, 这也只是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一个雏形。不可否认, 两部法规实施以来, 对于建立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失业保险费收缴难、资金挪用严重、管理费用过高、救济金发放不合理等问题, 要求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加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要在宪法中增补失业保险方面的条款, 以增强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权威性;二是国家权力机关要尽快制定和通过“失业保险法”及其配套法律, 以维护失业保险法律的真正效力;三是要明确和制定有关法律责任和处罚条 款, 以发挥失业保险法律的震慑力。(三)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路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中的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路概括起来, 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就国家来说, 要加强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组织和实施其制度建设, 并逐步将促进失 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列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其实际实施内容,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增加就业岗位, 促进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失业人口就业和再就业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岗位的增加国家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工作和所能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下, 国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可以大有可为: 一是鼓励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投资, 扩大就业岗位。目前, 中国居民在银行的个人储蓄和手持现金数额十分庞大, 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和宣传手段促使这部分资金用于投资, 即鼓励人们办 私厂(个人办厂)和办公厂(集体办厂)。显然, 这对于增加就业岗位和促进失业人口的就业会大有益处。二是发展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就业压力, 为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一定的空间。目前, 我国劳务输出的潜力十分巨大。也可以说, 我国劳务输出在促进失业人口就业和再就业方面会有所作为。其二, 从全局来看, 要加快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划、立法、管理等宏观调控, 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具体来说, 要加强就业介绍和信息咨询工作, 向失业人口提供各种就业信息以及推荐失业人口就业。对于失业人口来说,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尽快就业或再就业。这样, 各种有助于他们寻找工作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两方面工作亟待要做: 1.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信息中心要从制度上保证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按实情登记, 并配备专职的、懂业务的工作人员, 以确保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目前, 中国城镇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2.建立和健全职业介绍机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在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的基础上建立, 也可以由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甚至私人单独建立。当代中国城镇职业介绍机构已初具规模, 在介绍失业人口就业方面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相对于当代数量庞大的失业而言, 职 业介绍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发挥作用上还远远不够。其三, 从总体上来说, 要发展全民族的教育, 尤其是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作为其具体措施之一, 是要开展对失业人口的培训, 让其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能, 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城镇大量存在的下岗的失业有相当多数属于结构性失业。显然, 这与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尤其是职业技术水平的欠缺有一定的关系。因此, 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 对于减少失业尤其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的存在, 意义重大。

其四, 从宏观社会来说, 要实行渐近的失业政策, 控制非公开性失业公开化的步伐, 使非公开性失业的公开化分步进行;从微观企业来说, 要通过发展新产业、新产品、新业务, 强化企业自身消化非公开性失业的能力。渐近的失业政策就是要使非公开性失业的公开 化分步进行: 第一步, 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 通过优化组合, 形成企业内部的失业, 并由企业尽可能地自我消化这些失业;第二步, 把企业消化后剩下的失业逐步导向社会, 由社会的失业容纳机制加以接收, 从而变非公开性失业为公开性失业。

其五, 从政府角度而言, 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实施优惠政策, 帮助和鼓励失业人口实现不同方式的就业;就失业者个人而言, 要转变就业观点, 树立大就业的思想。目前, 就失业者这方面而言, 有相当多数人在就业方面还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误区: 如只看重铁饭碗 , 只青睐国有单位, 唯城镇就业才算就业, 光依赖国家安置, 拒绝从事累一点、苦一点、脏一点、差一点的工作, 等等。显然, 失业者努力排除自己在就业方面的各种误区, 转变就业观念, 树立大就业的思想, 已成为自己尽快摆脱失业状态的重要因素。其六, 就全部失业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发展, 依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各种形式和不同特征的失业人口来说, 要贯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 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解决不同的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和失业人口不同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就全部失业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发展, 唯有发展才能扩大社会就业容量, 实现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 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当然, 这里的发展也涉及到结构性问题, 那就是, 要针对当代中国劳动力丰富和失业较多的实际情况, 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第三产业等;同时对于吸纳劳动力已经卓有成效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等的发展也要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此外, 对于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和解决失业人口就业方面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不同形式的失业人口有着自己不同的特征, 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也应有所不同。对于待业青年, 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 未婚者占据了绝大多数, 且家庭负担不重, 这样, 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中应更多地强调帮助他们排除就业中可能存在的误区, 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并重点发挥市场化配置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对于下岗的失业人口来说, 鉴于他们当中女性较多, 年龄相对较大, 文化程度较低, 绝大多数人又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 生活负担繁重, 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中应主要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帮、扶责任, 即要帮助和扶持他们实现不同形式的就业。

关于失业的治理政策,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和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事前的预防, 即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失业的发生。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事后的补救, 即通过事后的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 使失业者能维持一个起码的生活水准, 这样既注重了效率, 又维护了社会公平。这里仅谈谈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

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建立在上述对失业成因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 既然失业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产生失业的原因, 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就业的增长, 抑制失业人数的加大。

(一)加强宣传教育, 转变择业观念, 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择业观, 严重影响了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 要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各种宣传方式, 尽快帮助失业人员认识形势, 面对现实, 而不要怨天尤人, 悲观失望, 帮助失业人员提高思想认识, 这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第一, 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 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失业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失业现象, 只是失业率有高有低, 我国正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 要认识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特征就是流动, 要学会在流动中寻找机会。这样, 可以激发劳动者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第三，要认识到劳动力过剩是相对的, 就业机会是永存的。当前的就业问题, 既有总量问题, 也有结构问题, 还有许多新的就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

(二)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 尤其是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我们知道, 加强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技能, 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失业措施中的重要 一项。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 对于减少失业人口特别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人口,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使我国的职业培训更加有效,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体系完备、运作规范高效的新型培训制度。首先, 我们应该树立起终身教育观念, 制定职业培训的长期规划, 并以法律法规形式给予相应的制度保证, 使职工培训经常化、制度化。其次, 根据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 现阶段的重点应放在劳动预备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再就业培训的发展上。国内外实践表明, 再就业培训是一种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能有效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而且, 这要比单纯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和生活补助等措施积极得多。因此, 国家应该从失业救济金中拿出一部分用 于失业人员的就业转岗培训, 使失业救济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第三, 积极开辟培训资金的筹措渠道,增加人力投资, 扩大职业培训范围, 在资金上保证培训的长期化和制度化。

(三)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并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从理论上讲, 在技术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一定的劳动力投入与相应的资本结合, 会推动经济按一定的速度增长;反过来, 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 即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一般说来, 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近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就业增长下降的趋势, 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下降, 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机会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 还必须注重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 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从现阶段看, 模式的选择优于速度的选择, 只有适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循 环。我国的比较优势和严峻的就业形势, 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创造就业的增长模式。我们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 包括发展中小企业, 发展第三产业,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制定促进其发展的有关政策, 并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 积极吸引外资,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狠抓资源利用效率, 用有限的资源吸收更多的劳动。

(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增加就业岗位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它不仅是制约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 也是导致产生大量失业人员 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为失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 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争取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 从所有制结构来讲, 要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 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其次, 从产业结构上讲, 在调整、改造加工产业,推进基础产业的同时,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当然, 我们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 并不是不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事实上, 从长期来看, 新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要比它所排挤的就业人数多得多, 同时, 为了缩小我国同先进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 也迫切需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第三, 从企业结构上讲, 要在深化国有大型企业改革、造就一批具有强大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的同时,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功能: 大企业主要解决一个国家的科技、财政、经济、国防等问题, 要使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 大企业数量要少, 技术要高, 资产规模要大;中小企业则主要承担解决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任务, 通过广泛的就业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人民生活的稳定提高, 中小企业数量要多, 要劳动密 集, 资产规模要小。

(五)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力市场越规范, 越透明, 交流越活跃, 越有利于各种劳动力参与 公开、公平和有序的竞争, 有利于调节劳动供求, 促进劳动就业。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 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清除那些分割市场的因素, 创造一种面向全体城乡人员和劳动力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这样的市场, 既可为失业人员创造平等竞争的求职机会, 又会对下岗职工形成就业竞争的外部压力, 迫使他们转变就业观念, 积极面向市场自谋职业。同时也为用人单位择优聘用人才创造条件, 有利于创造劳动需求。建设劳动力市场, 要加强和完善职业介绍服务网络, 加强职业指导和转业转岗培训, 减少因信息不畅而造成的再就业困难。中等以上城市要加快实现市级劳动力供求信息计算机联网, 并积极推动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统一信息网络的建设,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

[ 1战略层次对策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就业优先”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中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水平，增加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和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从而更多地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求实现资源的替代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 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仅有0.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经相对较小，属于“高经济增长、高资本投入、低就业增长”类型。反过来也说明，高经济增长、高资本投入并不一定就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使经济增长真正成为连续性创造就业的过程，即在保持目前较高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前提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经济学含义就是提高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既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又能够有 效控制和降低目前的高失业率。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结构性矛盾是造成中国经济梗阻和失业的主要原因，据此，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保障经济健康发展，能够帮助我们寻找缓和失业的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然而，依照我国当前的国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存在其现实的必要性。通过发展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既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轻就业负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2007 年，中国经济总体就业弹性为0.16。英国科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了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关系的演变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其主要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为：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小。

2、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非公有经济。由于国有企业已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面对社会增加就业的要求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在确保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非国有经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最具就业吸纳 潜力。从2006 年一季度到2007 年第三季度连续七个季度的数据显示，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一直保持在53%以上，并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将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减轻城镇失业。

3、调整城乡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1985 年以后，日益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迫使农民纷纷外出谋生，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潮”，严重冲击着城市劳动力市场，而要减轻农村的就业压力，就必须抓好“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切实体现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样做，可在伸展农民就业链的同时，依赖农村购买力的提高来扩大城市就业。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把乡镇企业的改组和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尤为重要。前者是带动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龙头，后者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增强整体经济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方式。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可就近转入小城镇，这样既可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风险，又可减轻他们与城市职工就业竞争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制度创新对策

1、统计城镇真实失业率。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这三大指标被称之为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政府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确定适宜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如果上述统计信息失真，将直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 经济发展决策。迄今为止，国家统计局按国际惯例统计，并按月、季度、定期公布，而后一个指标定义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大低于真实失业率。一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在世界上属于较低的失业率水平；另一方面，城镇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日益公开化。为此，建议按照国际通用的统计指标来定义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各级统计局应每月、每季度、每年公布全国及各地区失业人数、真实失业率以及新增就业人数。

2、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也是失业产生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本身不能增加就业，但可以为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和接触的机会，从而缩短劳动者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因此，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和增加各类就业介绍机构，为劳动的供求双方提供迅速、准确而完全的信息，从而有效减少失业。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着双重分割，这是人力资源开发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重分割是城乡之间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一分割通过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于特定的市场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较低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而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干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术职称的人则被归入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割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划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是从事 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务和劳动都创造价值，不能因为劳动形式不一样，就被拒之于某一个市场之外。这种划分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必将更加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而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

3、完善社会失业保险。作为一种改革的代价，失业所引发的后果不应该由失业者独自承担，而应由政府，改革收益者以及富人阶层共同承担。当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建于1986 年，经过近20 年的发展，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现存的问题，如何有效扩大覆盖面，增加集资渠道，明确失业保障金给付标准和期限，以及提高失业保险费比例等工作成为了当务之急。

此外，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的所有制失衡，是形成失业者“再就业公有制偏好”的主要原因，并阻碍了城市再就业率的提高。为此，需要加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实现公有与非公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保障上的统一；规范市场化的商业保险体系，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为减轻失业压力服务。

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 篇3

[关键词] 国家利益 基本假定 判定因素 内涵 外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80-06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始终没有得到统一而清晰 的界定。只有准确、完整地理解国家利益的丰富内涵及其拓展性外延,才能更好地认识国家 利益在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更好地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

界定国家利益的基本假定

不同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不同的,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国家利益观也 是有所区别的。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就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达成权威共识。[1]

想对国家利益作出有效界定,首先应该对一系列争议性问题达成普遍认可的理论假定。斯蒂芬 •克拉斯纳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符合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国家利益应该是社会的整 体利益,而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二,国家利益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应 保持相对稳定。概括地说,国家利益要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分析变量,就必须具备整体性和稳 定性。[2]如果在界定国家利益时不能作出有关的共识性假定,那么关于国家利益 的任何定 义都只能是暂时性的,并始终充满争议。本文认为,在对国家利益进行界定时,需要遵循以 下三个基本假定:

1.利益载体的民族性

学术界之所以会在国家利益的界定问题上产生不同观点,根本原因在于其并未对国家利益的 “载体”——国家——的含义达成共识。“国家”(state)这个词出现于16世纪后期,源 于拉丁语“status”(原意是指统治者的职务或者地位)。中世纪晚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 的兴起,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邦国家相继崛起。经过“三十年战争”后若干年的演 变,“国家中心论”逐渐成为欧洲大陆上最有影响力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然而,在国际政治 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前,国家的概念常常在政治统治的范畴内被运用。一战爆发前, 欧美各国追求的是如何在自由贸易和殖民掠夺中争得本国统治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世界大战 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避免世界战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是任何一个国家凭借单 独力量都难以达到的。恰在此时,国际政治学应运而生。这门学科更加强调应该在国际政治 的层面上使用国家的概念,而不应该仅仅局囿于在国内层面上使用国家的概念。随着世界形 势的发展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一味地关注本国的内部局势无助于实现国家“福利”的最 大化。

目前,关于国家概念的使用范畴,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国家机器的运 作方式(政权),即英文中state的含义;另一种观点则注重国家的整体性(民族性),即 英文中nation的含义。关于国家的民族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具有双重属 性,国家的民族性服从于阶级性。如果以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作为国家利益的载体,由统 治集团来确认利益的内涵,那么国家利益就会成为一个主观性色彩浓厚的概念,并且伴随着 政权的更替,国家利益的内容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学术界之所以会对国家利益概念产 生歧义的认识根源。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的流行观点是,国家利益的唯一载体是国际层面上的 民族国家,而抽象掉了国家之间在政权运作方式上的差别。例如,联合国中的国家概念就使 用了民族国家的含义,而不是政治国家。特别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时,从国家的国际层面(民族国家)来界定国家利益就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进一步说,我们 应该假定,民族国家是国际领域中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不应关注民族国家内部或外 部的一些特定集团。事实上,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 体不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 和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仍是民族国家。跨 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全部。如果仅 以跨国公司的利益作为制订国家贸易政策的主要参照,将不利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有效维护。 [3]

2.国家利益的排他性

民族国家的含义意味着国家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各自独立、彼此排斥的利益。 国家通常高度重视生存(国家安全),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利益。当外部攻击突然出现 的时候,国家利益的界定标准是国家对军事攻击的威慑能力和军事防御能力。但是,不同国 家对于自身安全利益的界定及其维护方式的认知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例如,在反对和打击恐 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斗争中,虽然国际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如何才能 更好地捍卫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需求又存在明显差异。某些西方 国家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大搞“双重标准”,人为地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分割成了不同的部 分。

但是,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国际政治行为体,那么国际社会 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消除国家对自身核心利益的特殊界定。这样一来,国家利益就 预设了一个充满排斥色彩的连接过程,即假定世界分为局内者与局外者:前者(国家)的利 益必须保护,后者(外国,其他国家)的利益可以忽视。[4]尽管对于世界主义和 普世主义 国际政治研究而言,这一假定也许是一个严重阻碍,但是它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而言则是必 需的。如果国家利益的载体充满模糊性,那么国家利益就不可能得到清晰的说明。

3.国家利益的稳定性

在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的运作中,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应当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应 当能够经得住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考验。而且,民族国家本身也意味着一定形式的国家利益必 然是永恒的,不会随着政府的更替而改变。例如,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永远是任何国家 根本的、首要的国家利益。在民族国家看来,特定的国家资产,无论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 (如海上航道、港口入口),还是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如资源),总会受到外部国家的窥视 和觊觎。因此,国家在为“局内者”保卫这些资产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是永恒的。又如,考虑 到国家安全容易受到传统侵略路线的威胁,国家需要将这种因素融入其战略规划以及防卫力 量结构之中。因此,国家的安全利益并不会随着政府的更替而有所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国内不同党派在政治上的协调与合作。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或者政治家 希望自己成为国家利益的某种威胁,或者与其发生矛盾。国家利益应该完全超越党派政治的 范畴。

国家利益的判定因素

影响国家利益判定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其中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因素,也有人文的、社会的 因素。受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影响国家利益判定的诸多因素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先天既定的因素(常量),即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因素;另一类是难以确 定的因素(变量),即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因素。正如摩根索指出的那样:“国 家利益的概念包含两重因素。一个是逻辑上所要求的,即在逻辑意义上是必不可少的,另一 个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5]因此,我们可以将国家利益视为这些复杂因 素(自变量)的复合函数(因变量),以此建立一个可具操作性的判定模式。

1.常量因素

常量因素包括国家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国家实力等。这些因素是人们能够加以确认和体 察的,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在地理环境中,地缘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多数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界定与某些基 本上不易改变的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气候条件、资源状况等)密切相关。作 为一种有形而广泛的物质存在,地理因素会对国家利益的构成产生直接的甚至是重要的影响 。例如,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广袤国土和丰富资源,那么其利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常常是非常 明显的,其追求利益的手段和选择范围也将是灵活的。在诸多地理因素中,地理位置对国家 利益的影响最为突出。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往往能够影响该国国家利益的范围及其行为能力 。由于地理位置的战略意义不同,某些国家会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容易遭受外国的入侵;一个 国家是否拥有进入重要水道的通道,其边境的地形构造是否能够保护其免遭敌对邻国之害, 这些地理位置方面的考虑都会对决策者的最终选择产生作用。[6]因此,国家间的 疆界关系是所有国家在界定自身利益时都需要加以特别关注的内容。

在人口因素中,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会对国家利益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人 口结构的成分及其变迁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国际人口迁徙范围的不断扩 大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一国原有的人口构成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国人口结构的变 迁往往能够直接作用于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影响国民对于国家利益的判断。例如,在当今 美国,移民数量的增加引发了其原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和民众对于 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判断。当前,美国的移民数量已达3400万(其中,非法移民超过 1200万) ,超过美国总人口的11%。移民问题已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一大难题。美国学者塞缪尔•亨 廷顿把美国利益的混乱局面归咎于外国移民,并且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民族的、 双重国籍的和跨国的身份/特性开始抬头,严重损害了(美利坚民族的)国际身份/国家特性 的重要性”[7]。

实力是判定国家利益的基本尺度。国家实力(中国学者称之为“综合国力”)是一种界定和 捍卫本国利益、实现国家目标和影响别国的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行为能力的重要尺度 ,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于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摩根索将其划分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状况、人口等八种因素;克莱因在《 世界权力的评估》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对国家实力进行综合衡量的公式:Pp=(C+E+M)×( S+W)(其中,Pp代表国家实力,C代表人口和领土,E代表经济实力,M代表军事实力,S代 表战略意图,W代表实施战略的意志;C+E+M代表国家的物质力量,S+W代表国家的精神因素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提出了硬权力(Hard pow er)和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一般而言,国家实力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具有多方面的 影响:国家实力的综合性要求国家利益的概念应具有整体性特征,国家实力的强弱影响国家 利益的空间范围,国家实力的内部构成(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比例)影响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往往能够左右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 。例如,在一定时期内,小国对于大国的利益需求多是单向的(或依附性的)和被动的,均 势国家之间的利益需求多是互动的和选择性的。

2.变量因素

变量因素包括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两类,前者指生产方式和国家政权的运作方式,后者指国 家所处的国际社会。

关于内生变量。一方面,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最为直接。广义的生产方式既包 括生产力的增长等“硬指标”,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等“软指标”。 选择合适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对于国家实力的增长至关重要,而且还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判断 标准。例如,坚持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其对自身利益空间的判断就要比保守经济型 国家广泛一些。另一方面,国家政权运作方式的变化对国家利益也有一定影响。例如,自20 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国家政治管理职能的逐渐下降,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 明显上升。冷战结束后,自由贸易的飞速发展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 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各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8]而从 一个国家 内部观察,国家利益的判定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即社会生产方式和国 家政体形态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不仅如此,历史地看,国家利益 的界定和认证,并非一蹴而就的短暂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自我更新的动态过程, 其内在原因恰恰在于上述内生变量的存在。[9]因此,人们不应该强求对国家利益 作出具有 绝对权威和普世意义的定义。事实上,国家利益的任何一种定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最多只是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利益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内的一种静态观察而已。

关于外生变量。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政治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最主要的一个变化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 种形势下,全球化的命题已经使国家对于自身利益的认知变得日益复杂起来。与此同时,国 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化,出现了“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的趋势。世界市场的拓展、国际分工的加强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使得国家在议事日程 和规则的制定方面不得不考虑普遍利益,从而使得国家利益具有了更大的广泛性。正如约瑟 夫•奈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的重新定义实际上是由国际通用的规范和价值决定的。这 些规范和价值构成国际生活并赋予其意义。简言之,国际体系的制度化和普遍化给国家带来 了新的利益层面。”[10]在一个国家间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 定义和 范围大大超出了传统的认知框架,国际环境能够改变国家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从而引起国家 利益内涵的变化。应当指出,国际社会的力量表面上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而有所增强,但是 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主权国家之间不存在法理上的隶属关系,而不同国家 对国际社会的理解也并不一致。由此可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种发展趋势并存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影响国家利益界定的方式也日趋复杂。

总之,在坚持常量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如何将影响国家利益的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联系起来 ,是每一个国家在界定自身利益时都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影响国家 利益界定的因素的综合研究,以期透过多维的视角对国家利益作出尽可能科学的界定。

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

国家利益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和丰富外延的综合概念。准确、完整地理解国家利益的定义, 要坚持辩证思维。内涵是国家利益概念的根本,有着自身独特的共识性和稳定性;外延是其 内涵的一种自然延伸(包含不同的构成因素),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变化性。

1.国家利益的内涵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国际政治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1]:其一,把国家利 益简单地 等同于那些政府对其后果负责的政策,即国家利益是政府的最高决策者所指定的内容。其二 ,与现实主义学派相联系,根据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国家动机的有关基本假定来认识国家利益 ,即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成为国家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其三,国家利益的认 证规则是由政治过程的原则提供的,即政治过程具有独立的规范伦理,并具有民主程序。换 句话说,国家利益最确切的含义在于它是国家偏好的真实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实主义关于“权力界定利益”的研究路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它 对国家利益内涵的界定明显存在将复杂辩论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这其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这种方法经常陷入同义反复(tautology)的泥潭,因为国家利益经常根据权力来界 定,同时权力也根据利益来界定。如果说国家必须追求权力是因为它追求权力,那么这种说 法毫无意义。第二,现实主义方法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存在重大分歧。因为如果国家利 益的确是由追求权力所决定的,那么领导者就不必遵循现实主义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了。如果 领导者必须这样去做,那么无政府状态所谓的制约因素就不能够成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了 。

也有学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时应该坚持两个原则[12]:其一,用“各种 客观对象 的总和”作为“利益”的上位概念。首先,“利益”具有客观性,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 意志之外的东西。或者说,“利益”并不是人们的一种主观需求,而是被人们主观需求认定 的客观对象。国家利益与国家需求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但是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其次,“ 利益”包罗万象,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 政治的和军事的;既有现实的,也有长远的或者潜在的。总之,国家需求所认定的一切东西 ,都包括在国家利益的范畴之内。由此可见,国家利益是一个覆盖范围极为宽泛的抽象概念 ,它的上位概念也必然用一个涵盖范围更为宽泛的抽象概念才能说明。其二,遵循“精简” 的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它的外延范围很广,包括的内容很多,因 而它的内涵应当“小”而准确,它的定义应当尽可能地简明扼要(我国辞书普遍将“利益” 解释为“好处”,尽管不太规范,但是简明易懂,一言中的)。因此,我们在把握国家利益 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解释其概念时,使用的限定词越少越好。

综上所述,国家利益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国家相对于其他民族国家而言所规定的客 观因素的综合。这一定义包含四层含义:第一,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国家,而不是政府、 阶级、集团;第二,国家是在国际政治意义上使用的民族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以及非国家 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第三,国家“轻视”绝对利益,注重相对利益,即保 持自己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地位或权力差距;第四,国家利益是有物质内容的,是某种特 定客观实在的综合。

2.国家利益的外延

正如本杰明•弗兰克尔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国家利益的构成的争论,如同民族国家一样古老 。[13]人们认识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及其表现形式的角度是多样的,不同的认识与 判断标准 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国家利益构成层面。根据国家利益的时效性,可将其分为永恒利益和可塑 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强度,可将其分为生存利益、重大利益、主要利益、次要利益等等 。

目前,国际政治学界较多根据层次分析法将国家利益的外延分为三个层面:安全利益、经济 利益、文化利益。第一,安全利益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核心利益,它包括 生存安全、领土完整、主权不被侵犯和战略安全(国际环境)。第二,经济利益是经常性利 益,是一国利益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内维护自主发展经济的主权和对外维护经济交往稳定、 发展的权利。第三,文化利益是国家在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追求和需要,是最具弹性的 利益层面,主要包括维护本国意识形态、保持本国文化传统、维系本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等 内容。

3.国家利益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利益具有质的规定性和相对稳定性,变化的只是其构成要素或者实现形 式。摩根索在《政治学的困境》一书中写到:“变化过时了的是利益与已逝历史现象之间的 历史的、有条件的联系,没有也不可能过时的是利益与对外政策之间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 ……关于利益的思想实际上是政治学的精髓,就此而言,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14] 摩根索所强调指出的,正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只会改变国家利益的表现或者实现形式,而不会 改变国家永久地追求其核心利益这一事实。正是由于国家利益在内在规定性方面保持着一定 的连续性,人们才有可能以此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出理性说明,否则国家利益就失去了作为 一个国际政治核心概念的意义了。

各种国家利益的排列次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调整。当一 个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国家安全就成为重中之重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安全有所保障时, 经济利益的维护就会被提上日程;对一些大国而言,其国际地位受到尊重尤为重要,文化上 的认同会服务于该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当一国国家利益的外延层面发 生变动时,该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也将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 关系的加强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凸现,“国家中心主义利益观”开始受到“人类共同利益 观”挑战的事实,为国家利益层次的经常性变动提供了时代背景。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定义的一条逻辑主线,是遵循“变”与“不变”的内在平衡原 则。国家利益在内涵方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生存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内核”), 其外延层面则依国内、国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内涵使国家利益成为国际关系分析的一个 核心概念,外延则说明了国家利益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适应性的分析工具。

注释:

[1]关于对国家利益难以做出准确界定的原因.参见:朱炳元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国 家利益.人民出版社,2004:132-133

[2]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131

[3]高伟凯.自由贸易理论的国家利益观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02):6

[4]Burchill S.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 ry.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5:27

[5]Hastedt G P.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N 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1:66-69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和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0

[7][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 华出版社,2005:1

[8]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2):161-162

[9]高伟凯,毕素华.冷战后的国家利益理论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06) :93

[10]Nye J S, Jr.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1999 ,78(4):2

[11]Griffiths M, O'callaghan 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2:204

[12]洪兵.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11-12

[13]Exuberance S. Pursu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1990s// Frankel B, 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National Interest Reader.Washingto 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xi

[14]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4

保险消费者概念之法律界定 篇4

1.保险消费者概念之法律界定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上来讲, 现行《保险法》中仅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做出了定义, 全文没有出现“保险消费者”或者近似的概念, 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没有“保险消费者”这个概念, 不过我国保监会事实上是认可这一概念的, 从保监会的网站笔者查找到几个关于“保险消费者”的规范性文件, 但从文件内容来看, 虽然存在“保险消费者”这一称谓, 但无论对这个概念的具体定义, 还是它的内涵, 以及保险消费者的权利义务, 均没有统一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该概念的提出争议较大, 下面笔者将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界定阐述自己观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 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消法对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出我们界定“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关键之一在于购买保险是否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1.1 保险消费者的保险消费行为是否属于“生活消费”?依据《消法》第2条前段的规定, 消费者只有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其权益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因此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范围就是指因消费者主要为生活消费的需要,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正因为如此, 许多学者认为保险领域的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以及接受保险公司的服务并不是为了生活需要, 因此也不属于“生活消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将“生活消费”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伴随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使得“消费者”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张, 而“生活消费”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张。对于“生活消费”在经济学理论中就是所谓的“个人消费”, 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各种物质资料、精神产品, 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从经济学对生活消费的定义可以发现保险领域的消费并不包括在其中, 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人们对金融产品服务以及保险产品服务的不断需求和依赖, 消费保险产品和接受保险服务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人们不可缺少的一个消费领域, 有学者认为自然人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 以支付保费的形式购买了保险产品与保险人的服务, 所消费的保险产品与保险人的服务同样具有使用价值, 给投保人带来的是对风险的保障, 基于此, 投保人还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与满足感, 因此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 具有生活消费的条件, 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1]笔者十分赞同此种观点。伴随金融市场发展, 传统立法对于生活消费的理解已经无法适应现实中人们对金融保险产品的需求, 人们购买保险产品也是为了满足生活需求, 所以笔者认为将“生活消费”的外延扩大到金融保险领域是符合市场经济以及立法发展趋势的。

1.2 保险交易是否构成出售购买“商品或者服务”?从《消法》第2条前段内容来看, 投保人购买保险接受保险服务以及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一系列的保险交易行为是否属于这里的“商品或者服务”是界定保险消费者这一概念的另一关键。“商品”或者“服务”的条款并没有被定义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显然如果将“商品”仅仅定义为有形的物品, 那么“保险”不在此列。但是笔者认为仅仅将其定义为有形的物品是狭义的, 随着科技和市场的不断发展, 我国保险业发展将和八十年代之后保险业逐渐发展起来的美国一样, 人们逐渐将保险产品属于商品的理念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这是市场不断发展必然的趋势。

“服务”这里是指“消费服务”, 关于“消费服务”是指人类劳动提供的、用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需要的有用活动。而“保险”是否归入消费性服务成为争论的焦点。一旦被保险者付款购买了保险, 且合同开始履行后, 在合同期间内被保险者获得了一种确实的保障, 这一保障的持续时间正是付款所购买的保障时间, 所以付款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购买一种约定的保障时间。从上面对保险业提供的服务分析可以得出“保险”属于“消费服务”。有学者明确提出保险金融属于这里“服务”的范畴, 他认为现代社会中, 服务业日趋发达, 服务消费已成为生活消费的重要内容, 交通运输、旅游、电信、金融、医疗等均属服务的范畴。[2]另外, 依据对法律的目的解释来看, 立法者之所以专门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其根本原因在于, 维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3]因此我们在解释“服务”时也要充分考虑消费者保护的历史渊源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精神。从历史渊源来讲, 通说认为消费者保护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爆发的“消费者权利运动”。即对社会弱者的倾斜性保护, 对自然人被保险者而言这一点也是恰如其分的;而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精神, 是为了充分保护交易弱势方个人人身财产权益, 从而保证市场健康发展, 维持社会生活和谐稳定, 对于保险业而言, 笔者认为同样这一精神也同样适用。一般而言, 对于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服务宜做广泛的解释, 凡是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而接受经营者提供之服务, 均应作为消费者保护法上服务之范围。因此, “保险”属于“服务”范畴。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我们界定保险消费者概念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考虑, 考虑清楚上面两个问题, 那么保险消费者概念将逐渐清晰起来, 进而在我国金融保险领域进一步确立该概念。

2.保险消费者主体的界定

2.1 自然人投保人与机构投保人。

有学者认为应在我国金融交易领域引入消费者保护理念, 并区分自然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将自然人投资者归入金融消费者行列。[4]笔者以为结合我国保险法可以得出投保人包括自然人投保人与机构投保人。根据当前的学理研究与立法实践, 把金融消费者局限在自然人已经成为共识。在2010年美国《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 消费者被定义为:任何人或其代理人、受托人以及代表。该定义将消费者确定在自然人领域, 符合消费者涵义的一般理解和立法例。而保险消费者属于金融消费者的下位概念, 因此保险消费者主体也只能是自然人而不能是机构。

2.2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

我们给予投保人保险消费者地位是合乎法理的, 自然人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 以支付保费的形式购买了保险产品与保险人的服务, 所消费的保险产品与保险人的服务同样具有使用价值, 给投保人带来的是对风险的保障, 基于此, 投保人还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与满足感, 因此投保人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 具有生活消费的条件, 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5]本文的焦点在于被保险人与受益人能否作为保险消费者主体, 虽然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 当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被保险者与受益人赋予消费者地位将极大提高对被保险者与受益人的保护, 同时给与被保险人与受益人消费者地位与诉权对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投保人因购买保险产品的行为与普通消费者一样, 具备生活消费的要件, 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而因保险合同的成立而获得利益的被保险人与受益人, 作为接受保险人服务的主体和投保人一样也属于消费者。

3.保险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的关系

虽说保险消费者也属于消费者领域控制范围, 但其权利与义务的侧重点与普通消费者有较大区别:第一, 普通消费者侧重于对人身安全保护, 保险消费者主要侧重于财产权利保护;第二, 普通消费者要求公平交易权, 而保险消费者不能从形式上完全平等对待, 因为保险机构与保险消费者并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保险消费者无论是从专业知识还是信息的对称性来说都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为了达到实质上的公平就应该对其给予倾斜性保护。第三, 保险消费者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要求比普通消费者要求更加严格, 主要体现在保险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方面。例如, 中国保监会于2009年下发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新型的产品包括投资联结保险、万能保险、分红保险以及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产品方面规定缔约前、缔约时以及缔约后的信息披露义务。新型产品在缔约前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风险提示、产品基本特征、账户情况说明、利益演示、犹豫期及退保六个方面;缔约时要求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缔约之后要求保险公司每年至少向投保人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6]

4.研究保险消费者的现实意义

4.1 明确界定保险消费者概念有利于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

从消费者概念历史渊源以及当初消费者概念提出的立法精神, 可以得出正因为消费者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因此才给与倾斜性保护。而保险领域中的保险消费者也适用这一精神, 保险消费者相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属于弱势群体, 因此要给与倾斜性保护。若仍然使用保险合同当事人这个概念则说明保险机构与保险消费者处于平等地位的合同相对方, 为了实现形式上的公平不能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当我们明确界定了保险消费者这个概念, 为了实现实质的公平与正义, 因而应该对保险消费者给予倾斜性保护。

4.2 提出保险消费者有利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构建。

美国反思次贷危机, 2010年7月21日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 该法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构建起全方位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而我国至今为止没有一步法律明确规定“金融消费者”与“保险消费者”概念, 我们在保险法领域先提出并明晰保险消费者概念, 对于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以及完善保险监管有十分重要法律意义。

4.3 研究保险消费者有助于我国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我国法院在审理关于保险纠纷案件时即使属于保险机构侵害保险消费者的权益时, 一般都适用《保险法》而抛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原因如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一般消费者, 而对于保险领域若仍适用则不利于对其进行保护, 保险机构由于其专业性、信息来源的多渠道性, 导致保险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我们研究保险消费者不仅有理论意义, 对我国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有重大意义。

5.结语

国内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今年来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以及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等领域, 而较少将研究触角涉及到保险领域, 更没有提及到“保险消费者”这个概念, 然而我们从消费者身份及地位的嬗变, 可以体察到金融交易给国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在此情势中, 将保险消费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确认下来, 对于其利益的保护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第53页, 法律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2]金福海.《消费者法论》第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2月第1版。

[3]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 2002年第2期。

[4]彭真明, 殷鑫.“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法商研究》, 2011年第5期。

[5]郭丹.《金融服务法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视角》第53页, 法律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需澄清的问题 篇5

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需澄清的问题

生态补偿是环境保护及政策研究的热点,但目前对生态补偿概念的界定不准确,影响实践的深入.文章认为,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而不是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要以是否包含对因环境问题而利益受损者补偿为标准;环境税费可能成为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但其制度本身却并不属于生态补偿;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是个较为抽象的概念,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政策的实践操作设计.

作 者：刘世强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330063;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63刊 名：经济与社会发展英文刊名：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年，卷(期)：7(11)分类号：X171.1关键词：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建设 环境税费

内部控制的概念界定及其要素 篇6

摘 要：内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稳定与发展，因此内控研究有很强的必要性；内部控制不是千篇一律与一成不变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是不相同的，这一特殊性又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准确的企业定位与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关键词：内部控制；控制环境；风险评估

1 内部控制的概念

内部控制是企业发展和组织效率提高的产物，内部控制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企业组织形态进化、社会环境的发展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参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指导，将内部控制理解为：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是企业的各个成员不分级别都应该实施和参与并努力实现本单位的内部控制目标的过程。

1.1 明确对内部控制的“责任”。内部控制的制定与实施不仅仅是领导层的义务，更是每一个员工的职责。明确“全民参与”的观点，能够使得企业员工主动的维护内控制度，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执行。

1.2 明确内部控制应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之中。企业的经营过程是指通过规划、执行与监督等基本的管理过程对企业进行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部分，内部控制绝对不是凌驾于企业正常业务之上的，它作为管理的一部分，是为了监督企业生产经营能够按照预期目标有计划的进行，不能取代管理。

1.3 明确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机制”。正如其他的经营管理活动，内部控制也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内控制度制定完成后，完美的实施不是机械的执行，而是随着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的变化越来越趋于完善，沿着发现问题-信息反馈-解决问题-效果评估-逐步修正循环往复的进行。

1.4 重视“软管理”。按照理论界的定义，软管理是指精神层面、无形的事物，比如管理风格、企业文化等内容。内部控制特别需要“软管理”的措施，不仅仅重视规章制度等方面，找到符合自身情况的管理风格，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都十分重要。

1.5 以风险为导向原则。企业管理核心板块之一便是风险防控，因为风险是现代社会每个企业都会面临与遇到的问题，它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的稳定性，来划分不同的竞争能力的企业。对此，相关权威报告中明确，几乎任何组织单位不论盈利与否，都无法摆脱风险对其各层级的冲击（不论该组织层级合理与否），因此领导者要分层次关注风险状况，并在合理可行的前提下准备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2 内部控制的要素

2.1 控制环境。是指所有控制方法与方式得以运行和存在的环境，它是一切内控构成要素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包括社会经济形势、国家政治法律、当下会计准则及相关利益方在内的外部环境；以及包括企业董事会、所有员工、内审机构及关联组织在内的内部环境。控制环境对于塑造企业文化、提供纪律约束机制和影响员工控制意识有重要的作用，是其它一切要素的核心。

2.2 风险评估。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及时识别、系统科学的分析生产经营活动中影响企业内控目标实现的相关风险，合理判断和确定风险并积极采取应对策略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两大块，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四个步骤。存在于企业的风险来自于企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企业要分类管理风险及应对风险应采用的措施，因为风险是有可控和不可控之分的；企业还要在可控、可承受风险中进行分级，相应的进行分级评估以便于企业针对不同级次所采取的不同处理方法和应对方案。

2.3 控制活动。是为了合理地保证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指导员工实施管理指令，管理和化解风险而采取的政策和程序，包括高层检查、直接管理、信息加工、实物控制、确定指标、职责分离等。企业各部门与各级员工均会有不同的控制活动，例如核准、授权、查证、评估等，主要的控制措施有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财产保护控制、绩效考评控制等。不同性质、规模的企业，其控制活动也会有所不同。控制活动是有不同分级的，而这些经营层级是根据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内控状况进行划分的；控制活动是靠内部员工来实现的，因此要合理安排人员，保证实施者的权责分离，尽可能避免利益冲突。

2.4 信息和沟通。是指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和传递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有效性信息，并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间进行及时而有效沟通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它主要包括：信息质量、沟通制度、信息系统、反舞弊机制等方面。信息与沟通存在于内部控制的各个阶段与方面，管理者与实施者都需要其监督整个体系运转，进而及时的设计并运行调整，从而为内控提供保障。企业要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甄别分类；要求企业建立起信息沟通制度，将所有内外部信息按照管理职责与权限对相关单位进行传达。

2.5 监督。指的是企业自行对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状况的真实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检查，并科学认真的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一旦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存在相应的缺陷，及时做出相关处理并加以改进和完善的企业内控管理过程。包括：不间断的监察与无偏私的评估，二者相互独立却又相互支撑。要实现不间断的监察就需要将其落实到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制度与习惯；无偏私的评估的实现则取决于制度设立的有效性，使内部控制情况能够自下而上的反应问题。

以上五要素通过相互独立的运作实施与相互配合的共同运作打造了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而对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其中，环境是基础性的因素，任何其他行为都是始于环境且基于环境；风险控制是任何行为的出发点，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进而开始控制行为；控制活动是核心，只有將各种活动落实到实处才能真正的达到想要的目标及效果；信息与沟通是有效的保障机制，时刻制约一切行为朝着计划的方向前进；监督的存在保证了内控是一个循环的环形机制。

参考文献：

[1]朱庆锋，徐中平，王力.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和BP神经网络法的企业控制活动评价及比较分析[J].管理评论，2013（08）：55-63.

[2]于雪梅.企业内控中的统筹兼顾分析[J].经济管理者，2013（11）：157-162.

[3]王玉.内部审计与内控评价具体工作的结合实践[J].财经界（学术版），2013（08）：62-63.

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篇7

一、国外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企业制度发育最早的地区, 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介绍企业家理论, 并赋予企业家不同的地位与功能。因此, 企业家的定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体现得最为完整和全面。

1732年, 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德·康替龙在《商业概览》一书中, 将企业家引入经济学著作, 认为企业家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 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和承担价格风险。这不仅是第一次在经济学文献中揭示了企业家的“风险承担着”形象, 同时也指出了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承担风险。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企业家就是资本家, 企业家是全部资本的源泉。鉴于当时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 他未能鉴别企业家职能与资本所有者职能, 直至约翰·穆勒才真正使用entrepreneur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 但仍然沿袭了“斯密—李嘉图传统”, 即企业家依然是“多面手的资本家”。

19世纪初期,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扎伊尔 (Jean-Baptiste Say) 认为企业家不等同于资本家, 他把企业家定义为“结合一切生产手段并为产品价值寻求价值的代理人”, 认为企业家能优化资源配置, 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并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各种要素的报酬, 企业家自己的报酬是企业的剩余, 即企业家扮演的是“市场协调者”的角色。

20世纪初, 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又进一步指出企业家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指挥者和风险承担者。他强调企业家必须实际经营企业并拥有企业财产权, 明确地将企业家角色与功能定位于中间人、领导者与协调者以及承担风险的人, 并且根据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日渐分离的现实, 认为企业组织或经营管理是第四生产要素, 将企业家纳入企业的剩余或利润分配体系。

20世纪中期,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 (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提出著名的企业家“创新理论”, 突出强调企业家“创新”的本质, 认为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 也不同于管理者, 而是创新者, 企业家最基本的功能是创新, 把创新活动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称为企业家, 从而使“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最重要要素。他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 企业家就是引进“新的组合”, 实现“创新”。他还认为,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企业家不需要拥有资本, 因此企业家不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 也不承担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 (Harvey Leeibenstein) 运用“X效率理论”分析研究企业家问题, 认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并非都能通过市场进行调节, 生产要素在组织中的配置只能达到X低效率, 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企业家的作用便是弥补这种不完善的市场功能, 去充分调动尚未市场化的生产要素, 使它能高效率化。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企业家具有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能发现潜在的获利机会, 重新配置资源, 对经济条件的变化做出超常规反映, 是经济从非均衡恢复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奈特 (Frank Hyneman Knight) 把不确定性和企业家职能联系起来, 把企业家定义为“自信者和冒险家”, 认为企业家是最终的决策者, 享受决策正确带来的纯利润, 并承担决策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企业家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 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大胆决策并承担风险, 而把可靠性提供给企业职工。

20世纪后期, 美国经济学家卡森 (Mark Casson) 突出著名的“企业家判断说”, 他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企业家判断, 企业家就是专为稀缺资源协调做出判断的人。企业家的作用是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凭借自己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处理人力资本对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出非重复性、非程序化的判断性决策。在企业家功能上, 除肯定熊彼特的“创新功能”外, 还提出套利功能和创造市场的功能。

20世纪后期以来, 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主要应用交易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来定义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在罗讷德·科斯 (Ronald H.Coase) 的《企业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从产权决定角度研究企业和企业家, 他认为企业家是将各生产要素结合在企业中的牵线人, 是企业生产的指挥者, 是企业的权威, 并赋予企业家“经纪人”角色。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现代公司是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目的和效益的组织创新的结果, 企业家是组织创新的组织者。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德姆赛茨指出, 企业家是通过企业内部契约产生的企业这个团队生产运行的最佳指挥者。

二、国内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在我国, 人们习惯上把企业家当成一个职务概念, 将经营者如厂长经理当成企业家。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企业家是从职能上来定义的, 而不是从职务上来定义。企业家有很丰富的内涵,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特征, 创新特征是企业家概念的核心和要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国内关于企业家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重视和不断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学界在企业家理论方面取得许多研究成果, 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企业家的定义。

张春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和承担经营决策责任对企业家的重要性。他把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归结于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 并指出这种特征的实质是我国“企业家缺位”。

张维迎以现代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相结合的方法, 解释了资本及资本家在选择企业家时的信息优势, 强调企业家除了应具备经营人力资本, 还必须拥有资产所有权。他认为, 在私人企业制度下, 所有者自己承担经营风险, 自主从事经营管理, 经营收入归自己所有, 所以这类经营者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 承担经营风险和取得经营收入的人主要是股东, 而从事经营管理的职责则主要落在职业经理人身上。所以, 无论是只承担风险、取得收入而不从事经营的所有者———股东, 还是只从事经营管理而不承担风险和取得经营收入的经理人, 分开来看, 他们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 他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时才发挥企业家的职能。张维迎还认为, 能够成为企业家的人, 除了具有一定能力外, 还应有一定的个人财产且具有低风险的规避态度;并将资本实力作为判断谁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信号, 进而通过选择具有一定资本的人当企业家, 能够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他认为企业家是责权利的统一体, 承担经营风险是一种责任, 从事经营管理是权力, 取得经营收入是一种利益, 偏废任何一项都不是完整意义的企业家。

黄群慧从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来对企业家进行了定义, 他把企业家理解为高层管理人员或经理人员。他认为, 从严格的企业理论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或高层管理人员属于企业家;另外, 当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时, 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 可以把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理解为企业家。

丁栋虹把企业家视为“企业的经营代表人”, 认为企业家就是在动态经济中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他强调企业家是异质型人力资本, 而不一定是物质资本所有者, 认为企业家不是静态的存在, 而是动态的行动。异质型人力资本是企业家获得企业家利润的资本, 创造和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经济结果是企业家的职能。

厉以宁认为企业家应具备4个条件:有眼光、有胆识、有组织人力资本、有社会责任感。作为国家领导人又是管理学科教授的朱镕基总理认为, 中国企业家的判断标准有4点:有一定的政治素养;精通国内外各种现代科学管理方法;理解科技发展动态各市场变化, 产出最大效益;做出正确决策。

周立群、陈晓东从我国企业家形成的发展过程的角度对企业家定义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伴随企业经理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通过市场机制选拔国有企业的经理人, 并认为职业经理人除组织生产外, 还要发现市场机遇, 组织生产要素, 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 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负担全方位的职责。

洪银新将企业家定义为有经营人力资本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职业经理是以经营者为职业的人, 是岗位的概念;企业家是一种人力资本、精神的概念, 属于生产要素。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是敢于冒风险、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经营者成为企业家的标准是从事创新活动。

程承坪和魏明侠从企业家的功能、素质、“责权利”统一、经济史、身份等不同视角对企业家定义的代表性观点进行考察, 结合现实归纳, 将企业家定义为以经营企业为职业, 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负有直接责任, 是权与责对等的客观要求;企业家的目标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企业家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追求;企业家属于管理者, 但并非所有管理者都是企业家, 只有符合企业家定义的管理者才被称为企业家。

张完定和李垣两位学者则认为, 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者。企业家首先应当是一位经营者, 因而经营者所应具有的特性, 如经营能力、承担风险等, 企业家也应具有。王国成认为, 企业家是一个不断被历史赋予新意的概念,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指从事创新活动的职业化的经理阶层,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集体, 其基本特征是“创新”。张正堂也持相似的看法, 认为企业家是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拥有最大经营决策权力的代理人, 通常就是公司的总经理 (首席执行官) 。程国平则认为, 企业家是指那些优秀的经营者, 并把职位、经营能力和贡献作为衡量企业家三个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关于企业家这一概念的定义,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或从职能、或从性质、或从作用而非从企业家的本质出发对其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或是只描述阶段性特质, 或是只描述企业家的某一侧面, 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或整体性。但是, 通过对这些学者的经验进行分析总结, 我们发现要成为企业家必须具备一些能力, 如创新、决策、发现机会等。

三、本文关于企业家的概念界定

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家还是国内的学者, 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或者不同的着重点对企业家进行定义, 因而大多只是反映了企业家本质的某一侧面, 而没能全面揭示企业家应该是怎样的。但纵观已有的中外学者关于企业家的定义, 可以看出, 给企业家下定义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一是定义的内涵符合企业家的本质特征;二是定义能具有时代性, 也就是能体现当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条件下对企业家的要求;三是满足研究需要, 企业家内涵的本质特征就是企业家的职能和应拥有的素质, 时代性要求和研究需要表现为企业家实体定位的外延。

本文认为只有具备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 以经营企业为职业, 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到企业的经营中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人才能称为企业家。因此, 这里定义的企业家既不同于资本家, 也不是纯粹的经营者。根据这一定义, 企业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 企业家是异质性人力资源所有者。所谓异质性人力资源就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源。企业家一定是异质资源的所有者, 也就是说向企业注入异质性人力资本, 使得企业具有实现获利机会的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人, 才能称之为企业家。

第二, 企业家是以经营企业为职业, 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管理者。企业家首先是以经营企业为职业的人, 只有在企业中他的才能才会得到真正的发挥。但是经营企业的人并不一定是企业家, 只有当他同时拥有企业家精神时, 才是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创新精神, 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才可以使企业永续经营。企业家都有不断追求卓越、争取最佳的执着。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企业家和企业的生命和灵魂。企业家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冒险精神, 但是企业家必须知道如何把风险当成动力并有能力充分利用风险机制, 为企业带来发展的先机。

第三, 企业家也有自己的个人利益 (包括货币利益和非货币利益, 如荣誉、优越感等) , 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与企业利益相融。只有使他们从事企业经营活动并享受相应权利, 他们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充分发挥。但是, 企业家不是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追求个人利益, 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以企业利益增加为前提的。

第四, 企业家需要承担经营风险。企业家要最大限度实现其职能, 取得尽可能大的经营成就, 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未预期到的风险。

以上四层含义互为条件, 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 共同构成了对企业家的一般性规定。其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是核心, 经营企业是前提, 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相融是基础, 对风险的承担是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Smith, Adam.The Wealth of Nation (1st Edition in1776) , (4th Edition) , Methane&Co.Ltd., London, 1963.

[2]Marshall, Alfred.Principles of Economics (first Edition in1890) , (9th Edition) Edition by C.W.Guillebaud, Macmillan Co.,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 1961.

[3]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系[M].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4]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5]黄群慧:企业家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6]丁栋虹: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7]程承坪:论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J].中国软科学, 2001 (7) .

[8]魏刚、杨乃鸽:高级管理层激励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 2000 (3) .

[9]李垣、张完定:管理者激励组合的理论探讨[J].管理工程学报, 2006 (3) .

对劳务经济概念的界定 篇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务经济是指服务部门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商品分为两类, “第一, 劳动能力;第二, 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第一部分通称为服务业, 他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劳务”即无形的效用性服务, 它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需求的劳动活动。

马克思《资本论》重点研究物质资料生产领域, 一方面这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 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已经浸吞了英国的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为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就必须全面考察物质生产领域这一载体。虽然在服务领域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 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但敏锐的思想家总是能引领人类的未来,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 对服务领域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 并对此做了开拓工作。

马克思对服务部门经济活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原理, 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领域, 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 非物质生产部门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们需要的多样化, 就业的趋势是, 劳动力将会向服务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 资本关系会扩展到服务领域。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 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以前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 现在只要三分之一参加就行了”。马克思对服务业的特点进行了论述, 指出服务业收入高, 将其原因归结到劳动价值论这一客观存在上, 服务业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因为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 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西方经济学将劳务经济定义为第三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劳动发展的特点是非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多, 人们对之需要也越来越重要。分工的加深, 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增加。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界限不在明显, 有些服务即为生产服务也为生活服务, 统称为服务业, 更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 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对服务业的认识, 创立了服务经济理论。首先是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雪尔, 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第一产业 (农业) 占优势的经济, 依次过渡到第二产业 (工业) 占优势的经济和第三产业 (服务部门) 占优势的产业。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第一产业减少, 第二产业稳步增加, 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造成这一原因是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第三产业包括的范围有宽中窄派之分, 但基本是除掉第一、二产业外所有的非物质领域和服务业。

与马克思相比, 西方经济学家把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需求创造生产 (费雪) 。把服务业就业人数多归结为收入高。这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劳动性质复杂和教育程度高是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原因相比, 体现了马克思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

中国目前劳务经济的含义与上面不同。

劳务经济实质是农民出卖劳动直接获取工资收入, 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 甚至有的人在劳务经济面前总要加上农村两个字, 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劳务”是指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劳动活动的总称。由此可以把劳务经济定义为, 农村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而直接获取收入。劳务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相作用的结果。

劳务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四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从劳动的性质上看:劳务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劳务经济, 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的各类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的生产服务以及外出从事各次产业的生产性劳务活动;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劳务经济, 主要包括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以及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农民的劳务活动。从劳务经济的地域性看, 可以把劳务经济划分为本地劳务经济和异地劳务经济。本地劳务经济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从事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异地劳务经济 (即人们常说的外出务工) 包括在本乡镇以外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 发展劳务经济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指标, 是农民现代化的标志。目前劳务输出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 最现实, 最直接的经济手段。

摘要：本文考证了劳务经济概念, 探讨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服务和西方经济学中第三产业概念的区别, 最后考证了目前农村劳务经济的特点。

关键词：劳务经济,服务,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 (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1979年7月版, 第120页)

小议营业外收支概念的界定 篇9

1. 利得和损失有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和直接计入当期利润两种情况。

(1)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2)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 (3) 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 (4) 固定资产等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变动; (5)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而形成的费用; (6) 利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时。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一般通过“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核算。

(2)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包括: (1) 盘亏损失; (2) 非常损失; (3) 公益性捐赠支出; (4) 盘盈利得; (5) 政府补助; (6) 捐赠利得; (7) 处置非流动资产的利得或损失; (8)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利得或损失; (9) 债务重组的利得或损失等。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一般通过“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科目来核算。

由此可见, 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是特指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2. 企业发生的与其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各项利得或损失并不都是记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企业发生的与其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有些利得或损失, 比如, 企业获得的投资收益或发生的投资损失等, 应计入当期利润, 但不属于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而是通过“投资收益”科目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规定:“新准则规定的营业利润比原制度规定的范围有所扩大, 主要是将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纳入营业利润, 这是因为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本质上是属于营业范畴, 体现企业经营能力的组成部分”;而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则不属于营业利润的范畴, 这就意味着企业会计准则将企业的非日常活动区分为 (非日常活动的) 营业活动和 (非日常活动的) 非营业活动。

目前, 多数教材将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定义为“企业发生的与其营业活动无直接关系的非日常活动的各项利得 (损失) ”。该定义包括如下两层含义: (1)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不是源于企业的日常活动, 而属于非日常活动的利得 (损失) ; (2)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也不是源于非日常活动的营业活动。第二层含义就将营业外收入 (利得) 、营业外支出 (损失) 与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属于营业范畴的利得、损失区分开来了。

课堂有效提问的研究(概念界定) 篇10

一、课堂有效提问的概念

课堂有效提问, 主要是指通过教师在课堂中统率全文、有深度的提问, 让学生能够积极思维, 通过对多种知识问题的整合和建构, 提高能力, 获得进步, 实现个体的发展。

二、课堂有效提问现状

课堂教学提问中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教学的实际效果。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问题未经设计, 不假思索, 简单问答。教师每讲一两句便问“是不是”“对不对”, 形同口头禅, 发问不少, 收效甚微。提问只顾数量, 不求质量。课堂中过多的一问一答, 常常使学生缺少思维的空间和思考时间, 表面上很热闹, 但是实际上学生没有进入思维过程。

(2) 答案被教师完全控制。表面给了学生回答问题的机会, 但是仍然会很不放心地打断学生的回答, 或者草率地加入个人的评价, 左右学生个人想法的表达。

(3) 教师提出问题后, 并不让学生来回答, 而是自问自答。

(4) 候答时间过短。教师在极短的时间就叫停, 尤其等待学习水平低的学生回答问题的时间较短, 学生的思维无法进入真正的思考状态。

(5) 先点人名, 后提问题。往往会造成学生惊慌的局面。

(6) 不自觉地在问题前面加上“简单”二字, 造成学生反感心理, 不愿意作答。

(7) 一个问题还未作出明确结论, 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8) 学生回答问题后, 教师不作评价。

(9) 忽视学生提问和来自学生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 严重制约着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使其低效甚至无效。解决课堂提问的有效性, 应从两个角度加以考虑。一是学习效果。包括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激发其求知欲和探求欲;促进了学生的思考, 提高了思维水平;通过问题的解决, 知识得以丰富, 技能得以提高;在问题解答过程中, 体验知识形成过程, 初步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有一定开放度, 利于展开讨论和交流, 诱发进一步探究的欲望。二是教学效果。包括能及时了解学情, 相机调整教学内容、环节、进程与教学方法;有效掌握预设目标的完成情况, 确定下一步的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参与度, 体现出教学的公平公正;大多数学生有新变化。这些是以学习过程调控、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学生发展变化为主要参照的, 体现了提问对促进教学改进和学生发展的价值取向, 通过课堂提问的方式促进师生交流, 教学相长。

三、课堂有效提问策略

(一) 教师提问

1.开讲时提问

新课伊始, 教师富有启发性的提问,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引导学生动脑思考, 打开学生的思路。开讲时的提问有激发兴趣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引起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有诱发问题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诱发问题, 激起学生的求知欲;鼓励学生式, 提问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求异思维, 激发学生探索创新。开讲时的提问设置要注意:创设情境;面向全体;由易到难;衔接紧密;鼓励为主。

2.授课时提问

有效的提问应根据教学需要, 在教材的关键之处, 教材的重难点之处, 貌似无疑实则蕴疑之处。有效的提问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开放性问题能使教学更为新鲜而有趣。有效的提问要注意难度适当, 符合学生认知的“最近发展区”。学生的年龄不同, 所处的认知发展阶段不同, 各类问题对他们的作用也不同。有效的提问要保证高认知水平的适当比例。合理安排低认知水平和高认知水平问题的次序。一般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层层递进。有效的提问要能让不同的学生分层次思考和回答不同的问题。有效的提问表述应清晰明白。问题的语法结构复杂或抽象、笼统或过于概括, 对学生的理解就带来困难。问题要措辞精炼、具体明了。有效的提问要把握提问的频率。不能“满堂问”, 也不能不提问。

3.结课时提问

结课是指课堂教学在结尾阶段的教学。它虽占课堂教学的比例不大, 却是不容忽视的。成功的结课, 要能达到“课虽结而趣无穷”的效果。我们要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 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这时的提问可以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 了解有无不懂的地方;可以是引导学生总结学习心得、学法;可以是设置悬念, 拓展延伸;可以是引导学生大胆求异和创新, 培养思维的独创性和批判性。

(二) 学生提问

教师在课堂“对话”中, 是“平等中的首席”, 是学生探索的激发者和引领者, 要把学生看成能动的探究者。教师要教, 提真问题, 提高水平问题。这些高水平问题包括:分析问题、比较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学生的真问题是课堂教学的核心, 是学生重要的学习资源, 是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动力和目标。课堂上教师要让学生保持产生新问题的热情, 让学生拥有充分的提问权。课前、课中、课后都是学生提问的合理时段。课前预习是教学的开始。课前提问能培养学生勤于思考, 发现问题的能力, 可以避免老师反复繁琐提问, 也给学生创造了“发现问题”的机会。就拿阅读教学来说, 教师可教给学生提问方法。从字词的音、形、义方面提问, 学生在自学过程中, 肯定会遇上些艰涩难懂的字词, 可以由此提问;从句子的表达形式方面提问, 教师指导学生在自学课文时, 找出文中精彩的语句, 或感受最深的地方, 然后鼓励从中去提问;从文章的内容方面提问, 由文章内容提的问题往往触及到课文的重、难点, 甚至是文章中心, 更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同时, 也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线索展开教学;从课后思考题提问, 课后思考题往往是文章的重、难点所在, 由思考题提出问题, 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挖掘教材内容, 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葛敏芸.课堂有效提问研究[J].从“有效提问”到“引问教学”.上海教育科研, 2011年10月

消费者概念的界定 篇11

[关键词]期房；按揭；抵押权

期房按揭是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的一种融资购楼方式。其突出特点就是购房人以在建甚至未建的预购商品房作为担保物取得银行贷款，俗称“楼花按揭”。该购楼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广泛推行，不仅繁荣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促进了传统抵押权理论的发展。

一、期房按揭的概念界定

期房，俗称“楼花”, 最早起源于我国香港地区,在我国被称为“预售商品房”。1954年，香港立信置业公司率先推出房屋“分层售卖,分期付款”的商品房预售方式。由于房屋尚在施工中便被“拆零砸碎”、分期分批地预售给广大购房者,如落英片片坠落, 故预售的商品房被称为“楼花”，而商品房预售被则被称为“卖楼花”。可见，期房是指区别于现房，正在建设或将要建设的尚未竣工的商品房。不难看出，期房不同于现房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明确、现实、特定地存在着，到成为现房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笔者将其称作是“成长中的房屋”。鉴于此，对于有学者认为期房买卖就法律性质属于不动产买卖，笔者在持赞成态度的同时认为，①期房买卖应当是一种远期不动产买卖。与现房买卖相比它具有特殊性，即标的物的非现实性、合同履行的非即期性、较强的国家干预性。

“按揭”是个外来词,最早用于香港地区,是香港人对英美法上一种物的担保方式“motgage”的翻译, 许多学者认为“按揭” 是英语mortgage的粤语音译。也有人认为，“按揭”应是英文mortgage的半意译半音译的粤语词汇。因为，该词的后半截gage与粤语“揭”发音相近，“揭”是音译；而“按”在粤语中有“押”、“抵押”的意思，是意译。笔者认为此观点更为可信。Lindley法官在Santley v.Wilde案中为Mortgage所下的定义，被认为是英美法中对Mortgage最为经典的定义。Lindley法官认为：“Mortgage是指以土地或动产(chattel)为了担保给定的债务的履行或其他义务的解除而进行的转移或让渡。按揭(mortgage)本意是指财产中的某种利益为担保一定款项的支付或者某种其他债务的履行而进行的让与(conveyance)或其他处分。所以，就其法律构成而言，原本意义上的按揭(mortgage)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第一，特定财产的权利转移；第二，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确定的取得所有权；第三，债务人享有通过履行债务而赎回担保物的权利，同时债权人负有交还财产的义务。

“期房按揭”顾名思义就是以期房作为担保物设定按揭,俗称“楼花按揭”，《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将之称为预售商品房抵押，是购房人在支付首期房款后，由贷款银行代其支付其余的购房款，将所购商品房抵押给贷款银行作为偿还贷款担保的行为。在英美法传统上按揭主要是一种不动产担保，在当代，按揭更是被广泛应用于房地产买卖和融资活动中。以客观存在的现房设定按揭自然没有问题，但期房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的房产，能否设定按揭呢？在英美法中，产业的所有权分为法定式产权和公义式产权，房地产只有取得法定产权后才能认为是真正拥有了所有权。按照英美成文法或者普通法的原则和理论，客观不存在的标的物，如期房（楼花），作为合同标的物并取得所有权是缺乏条件的。但以衡平法的原则认定，这种产权是有效的，因此，期房买卖是受法律保护的，银行也可以为期房买卖提供贷款并以期房作为按揭标的物。所以，在英美法国家以期房设定按揭并不鲜见。

根据期房按揭的实务操作，结合有关按揭的学理解释，我们可以给期房按揭下如此定义：期房按揭是指在建房屋在预售时，购房人以所购房屋作为担保物，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贷款以支付购房款的一种融资购楼方式。具体而言，是由购房人与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购合同》后，以转让合同项下的权益给贷款人为条件,从贷款人处取得贷款支付除首付外的房款,购房人（借款人）在还本付息后将合同项下的权益重新转回自己名下的一种法律行为。在按揭期间,只要按揭人依约还本付息并支付相关费用,期房成为现房后应由按揭人占有使用。

二、期房按揭的法律性质分析

按揭分为现房按揭和期房按揭。对于现房按揭，通说认为其属于抵押并无争议。但关于期房按揭，由于其标的物尚不存在或者正在“生长”之中，具有不同于一般担保物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目前的立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这一制度，它在担保体系中如何归属，学界争议颇大，可谓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不动产抵押说、权利质押说、让与担保说等。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存在的期房按揭既不属于不动产抵押，也不属于权利质押和让与担保。分析如下：

期房按揭不同于不动产抵押。首先，依担保的一般原理，抵押标的物须是特定的抵押人的现有财产，而期房不是现存财产，在期房按揭设定时还没有取得所购期房的所有权，购房人向银行提供的还款担保标的是一种期待利益，即将来某一时间的房屋的权利，是一种所有权的“期待权”。其次，如果依抵押说来规范期房按揭关系，将会导致实务的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如按揭合同中一般有这样的条款“按揭期间，按揭人未经银行同意擅自处分楼花的行为无效”，以此来约束按揭人的行为、保护银行的利益。但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设定抵押后，抵押人仍有权处分担保标的物，处分行为本身有效。只要抵押人重新提供相应担保即可。可见，认为期房按揭是不动产抵押是不妥当的。

期房按揭与权利质押有相似之处，期房按揭是以期待权设定担保的，而期待权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往往很容易被误解是一种债权质。但实际上，所谓权利质押是指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让与的财产权利作为质权标的担保方式，期房按揭是不同于权利质押的。理由为：首先权利标的范围不同。质押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动产质和权利质，不包括不动产质，而按揭则可以不动产为标的设立。其次两者权利实现方式不同。质押的出质人不按规定清偿，那么可由质权人与出质人协议将其折价清偿，如协议不成，质权人可直接依法拍卖质物（参见《担保法》第71条）。按揭的按揭人若不履行义务，即到期未还清本息时，通常的做法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以房屋原价的70%左右的回购价格将按揭标的回购，并将回购款清偿按揭人未偿付的本息，若有第三人愿以高出原房价70%受让，则应由第三人购买。

期房按揭也不同于让与担保。如前所述，让与担保最典型的特征是权利（通常是所有权）的转移，但实际上，我国目前的期房按揭由购房人交付给银行的房屋预购合同及付款收据只是一种权利证书。“证书是记载一定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文书,其作用仅仅是证明这种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曾经发生。证书本身与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并无直接的密切关系,权利完全可以离开证书而存在。”房屋预购合同仅证明房屋买卖的法律行为曾经发生,付款凭证仅证明购房人预付款的事实,它们本身并不代表权利，这种权利证书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依我国担保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的转移必须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在房产证书上做变更登记并公示后方能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受让人才能取得所有权。而银行要求将权利证书交给银行保管，并不是要求将担保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自己，在借款人偿还债务后将所有权返还给按揭人，银行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一屋多卖现象的发生，防止按揭人违反约定处分设立按揭的房屋，从而保障担保债权的实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期房按揭”。期房按揭在我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前期是质押，竣工交付后为抵押。这既不是英美法中的按揭也不是香港法中的按揭，它是一种新型的担保物权，在本质上是抵押等既有的担保方式与其他合同关系组合而成的一种契约联立，没必要将其归入某一种担保物权。也许，将按揭界定为新型担保物权的种类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的利用方式不断更新，必然会促成新的物权类型产生。如果在法律上对新的物权类型不予承认，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在我国，期房销售已经成为和现房销售并存的房屋销售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实践中，期房销售一般采用先估定一个价格，购房者须先支付价款的20%左右（称为首期），待以后再分期偿付余额。这样，一方面使预购方避免一次性支出巨额购房款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为房产商筹措了工程建设款，用以解决其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对于活跃房地产市场，促进居民住宅消费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符启林.房地产法[M].法律出版社，1997:152.

[2]钱明星,姜晓春.房屋预售制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中外法学,1996,(5):22.

[3]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101－102.

[4]蔡耀忠.中国房地产法研究第一卷[M].法律出版社，2002:305－307.

[5]郭明瑞,杨立新.担保法新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63.

[作者简介]王媛（1980—），女，四川成都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徐成（1965—），男，四川成都人，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中学化学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选取 篇12

一、化学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其教学价值

核心概念译自英文big idea或core concept, 虽然英文用词不同, 但学者们用这些英文所阐述的含义是相同的, 即核心概念是能对众多事物和现象作出解释的大概念[3]。对化学学科教学而言, 核心概念是指居于化学学科中心, 具有超越课堂之外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的关键性概念、原理或方法[4]。

核心概念的特性是具有解释力, 可以统摄许多小概念和事实, 并与其他核心概念关联。这种特性使得核心概念具有以下教学价值[5,6]:

(1) 将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作为教学目标, 有助于学生理解与其生活相关的事件和现象;

(2) 核心概念可以为新知识的获取提供组织结构, 使学生在学习期间及毕业之后都能够运用这些核心概念, 迅速地获取新知识;

(3) 教师要选取典型性事实来帮助学生理解核心概念, 让学生学习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方法, 从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4) 学生能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科学探究, 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 学生的学业水平会因思维能力的提升而有所进步。

二、中学化学核心概念的选取及表述

由于西方科学课程多为综合的, 因此需要从科学核心概念的角度来分析中学化学的核心概念。温·哈伦提出科学核心概念应该具有以下标准[7]:

(1) 能够用于解释众多的物体、事件和现象, 而且它们是学生在学校学习及毕业以后的生活中会遇到的;

(2) 提供一个基础, 能够帮助学生理解遇到的问题并作出决策, 而且这些决策会关系到学生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幸福以及环境和能源的使用;

(3) 当人们提出有关自身和自然环境的问题时, 他们为能够寻求到答案而感到愉快和满意;

(4) 具有文化上的意义。

温·哈伦根据此标准提出了科学教育的14个核心概念, 如表1所示。

表1中的10个科学核心概念中, 与化学教育直接相关的有2个, 即“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很小的微粒构成的。当事物发生变化或被改变时, 会发生能量的转化, 但是在宇宙中能量的总量总是不变的”。关于科学的4个核心概念则均是化学教育的任务。

美国发布的最新Kˉ12科学教育框架也给出了确定核心概念的4个标准[8]:

(1) 对多个学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或是某一学科的关键性原理;

(2) 能为理解和研究更为复杂的概念和解决问题提供重要的工具;

(3) 与学生的兴趣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 或需要利用科学或技术知识来理解利害关系;

(4) 在各个年级都可以进行不同水平的教与学, 概念的深度和复杂度随年级的增长而增加。

可见, 美国新科学教育框架更加明确核心概念是关键性的原理或方法, 强调学生需要通过各个年级的不同内容的学习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对核心概念的理解。

美国新科学教育框架提出了8项科学与工程的实践和7个跨领域概念 (见表2) 。这些跨领域概念和科学与工程的实践是包括化学在内的科学教学所要关注的重要核心概念和方法, 它们可以使化学学习与其他科学的学习成为一体。学生可以从中体会概念的科学性与迁移性。

美国新科学教育框架提出的学科核心概念中, 与化学教学直接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是“物质及其相互作用”、“运动与稳定性”和“能量”。这三个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如“物质及其相互作用”可以分解为“物质的结构与性质”、“化学变化”和“核变化”三个概念 (见表3) 。

由于学生需要通过各个年级不同内容的学习来不断深化和丰富对核心概念的理解, 因此, 教师需要以适合于学习者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的方式来表达对核心概念及分解概念的基本理解。例如, 不同学段对“化学变化”概念的基本理解就存在很大的不同 (见表4) 。

高剑南教授指出中学阶段的化学核心知识与学科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9]:

(1) 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分层次的, 化学主要是在原子、分子层次上研究物质;

(2) 物质皆由元素组成, 元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目前发现的110种元素有秩序地排列在元素周期表中;

(3) 化学反应是化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化学反应的实质是旧键的断裂与新键的形成, 通过化学反应不仅能认识物质, 还能合成新物质;

(4) 提高物质反应速率是实现化学反应的一个关键因素, 催化剂通过改变反应途径来提高反应速率;

(5) 结构决定性质, 性质体现结构;

(6) 任何物质都具有两面性, 关键在于人们对物质的用量和使用场合的控制;

(7) 客观看待化学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8) 化学原理反应客观规律。

以上八个方面既有化学核心概念, 如“结构决定性质”, 也有关于化学学科的认识, 如“化学主要是在原子、分子层次上研究物质”。

闫云龙提出中学化学的核心概念为原子、分子、离子、电子、质子、中子、原子结构、核素、同素异形体、原子核外电子排布、核外电子的量子化运动、化学键、离子键、金属键等, 并从元素观与微粒观等角度给出了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解[10]。这些基本理解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中学化学的核心内容, 但在分类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例如, 基本理解“微粒构成物质时是按一定的空间取向排列的, 微粒在空间的排列结构是微粒之间相互作用平衡的结果”与基本理解“物质的化学结构不仅包括原子、离子在空间的排列次序, 还包括元素的原子 (或离子) 之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强烈的相互作用, 即化学键。这两者对物质的性质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后者对物质性质的影响是主要的”, 两个“基本理解”都在阐述物质的结构与性质, 但前者归为“微粒观”的基本理解, 后者归为“物质的结构与性质”层面的基本理解。

三、小结

化学核心概念不管是用术语表示, 如“物质及其相互作用”, 还是用一句或一段话来表述, 如“物质的宏观状态与特性是由所构成的原子和分子的种类、排列以及运动决定的”, 一定是通过科学研究所发现的, 是反映事物的本质特性与关系的概念、原理或方法。

“物质都是由很小的微粒构成的”、“在物质发生化学变化的过程中, 质量与能量守恒”及“物质的宏观状态与特性是由所构成的原子和分子的种类、排列以及运动决定的”等是比较上位的化学核心概念, 包含了高层次的抽象, 因此需要以适合于学习者不同认知发展阶段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要依据我国化学课程设置特点与学生认知发展水平来设计不同学段的学生应该掌握的对核心概念的基本理解。此外, 我们也要关注跨领域概念和重要的科学方法, 在科学的整体视域里开展化学教学。

参考文献

[1][8]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A Framework for Kˉ12 Science Education: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Z].Washington, 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 (2011年版) [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7]温·哈伦.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1.[4]

[5]艾里克森.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

[6]周玉芝.以核心概念为统领设计化学教学[J].化学教育, 2012 (6) :27-29.

[9]高剑南.试论化学学科核心知识与化学学科意识[J].化学教学, 2004 (6) :1-2.